中國的未來：美國式的東亞新霸權還是舊日本帝國主義的復活

林文凱（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這百餘年來，東亞歷史經歷了很大的轉變，但位在東亞太平洋第一島鏈上關鍵位置的臺灣，悲情的角色似乎並未改變多少，依然處在不同帝國與大國的夾縫中，掙扎求存。[1] 只不過時移勢轉，對臺灣有威脅的不再是1840年代以來擬在東亞獲取經濟與軍事基地的歐美帝國，也非1870年代發動侵台戰役、1895年甲午戰後殖民臺灣的新興日本帝國，而是宣稱承繼清帝國與其後中華民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而弔詭的是，從國際外交角度來說，歐美與日本的角色不僅不再扮演威脅臺灣主權的角色，相反的，基於國際霸權爭奪與東亞民主陣營聯盟考量，還在某種程度上扮演協助抵抗中國侵犯臺灣主權的盟友角色。

圖1  太平洋第一島鏈與第二島鏈圖，臺灣位於第一島鏈關鍵位置
資料來源：維基百科條目「第一島鏈」http://zh.wikipedia.org/wiki/%E7%AC%AC%E4%B8%80%E5%B3%B6%E9%8F%88#/media/File:Geographic_Boundaries_of_the_First_and_Second_Island_Chains.png

一、1870年代-1945年日本帝國的崛起與瓦解

近三十年來改革開放後崛起的中國，和1870年代明治時代以來的日本帝國，兩者的發展歷程有些可比較之處。日本之所以推動明治維新，是因為十九世紀中葉英美帝國的軍事壓迫，處在十九世紀後期第二波殖民主義（第一波是十六世紀開始）的國際環境下之日本，不僅積極學習歐美帝國推動工業化；而且也在「不殖民就被殖民」的心理壓力（但也是後來的侵略藉口）下，積極模仿歐美帝國在東亞各地推動殖民事業。臺灣、韓國就這樣最先成為日本的殖民地，中國東北(滿洲)以及其他地區和東南亞，則也在日本與歐美帝國的爭霸路上，陸續遭到日本的侵略與殖民。

值得注意的是，戰前日本的帝國主義是與其經濟發展戰略密切結合的。積極利用歐美的資本並學習其技術與經濟政策的日本，在明治維新後與歐亞各地的經貿關係主要分成三個環節，首先依賴英美等國的機器與耐久財推動工業化，同時大量出口生絲到美國、並進口美國棉花；其次，日本帝國所生產的工業產品（尤其棉紡織品）因為較合亞洲人的消費習慣，陸續銷售到英國等西方帝國的殖民地經濟圈內（主要是東南亞），並從該地區進口重工業原料；最後則是在日本自身的殖民地與勢力圈內發展殖民地經濟，大量輸出輕工業與重工業商品，並進口糧食與輕工業原料。

歷史並非預先決定的，日本也非必然走上二次世界大戰之路。1920年代大正民主時代的日本，政治體制上剛從藩閥內閣轉變成較民主化的政黨內閣。當時日本政府內的外交與經濟部門有一批主張與西方親善的菁英，但1929年美國引發的經濟大恐慌，導致各國的關稅保護主義，世界貿易大幅下降，各國也相繼退出金本位。世界各國經濟關聯因此減弱，帝國主義式的經濟競爭則開始加強。

日本凱因斯主義者財政大臣高橋是清因此採行財政擴張政策來挽救經濟，雖然成功促成經濟復甦，但這一財政政策也連帶支持了日本帝國軍費的擴張，有助於日本軍部勢力的擴張。伴隨經濟大恐慌，與歐洲社會類似，這一時期的日本軍部菁英與社會輿論日益懷疑自由資本主義，認為法西斯主義與計畫經濟方能救國的想法甚囂塵上，日本軍部因此陸續發動政變，逐漸強化與西方對抗的外交國策。就這樣日本軍部陸續發動對中國東北的侵略（1931），退出國際聯盟（1933）與世界裁軍會議（1936），最終引發中日戰爭與太平洋戰爭。二次大戰期間，日本帝國為了正當化自己在東亞的一系列侵略活動，並凝聚占領地區（東南亞等西方殖民地）一起對抗英美帝國主義，曾經高喊大東亞共榮圈計畫，主張在東亞發動戰爭是為了保護各國免於西方帝國的殖民。但最終敗戰，導致了日本帝國自身的瓦解。

圖2  大日本帝國地圖

資料來源：維基百科條目「大日本帝國」http://zh.wikipedia.org/wiki/%E5%A4%A7%E6%97%A5%E6%9C%AC%E5%B8%9D%E5%9B%BD#/media/File:Japanese_Empire2.png

二、1980年代以來中國的改革開放

與此相對，作為戰前日本帝國主要侵略與受害對象的中國，國共內戰後由中國共產黨取得政權，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共產中國在1950年代韓戰後與歐美日本等民主自由陣營處於冷戰狀態。其後近三十年間，毛澤東主政下的中國在蘇聯共產政權的扶植下推動社會主義工業化，這些政策初期有其成效，其後中蘇逐漸分道揚鑣。1950年代後期，中共進一步的經濟與文化政策如大躍進與文化大革命，卻造成經濟與社會的大災難。1978年鄧小平掌權後，配合1970年代初期美國陣營聯中制蘇的外交戰略，開始重新接近西方與東亞自由陣營，並推動以資本主義化為主要內涵的改革開放政策。

改革開放的中國，在引入外資與技術推動工業化的層面上，與戰前日本帝國基本一樣。但具體說來，中國的經濟發展戰略，既非直接學習戰前的日本帝國，也非戰後的日本，而是主要學習戰後成功工業化的韓國與臺灣等亞洲新興工業地區。1950-80年代以來，東亞韓國、臺灣、新加坡與香港等地於美國與日本引導創設的東亞資本主義環境下，在威權國家主導的經濟發展政策引導下（開發獨裁），成功發展為新興工業經濟地域（NIEs），這種發展模式即是所謂的三角貿易成長模式。這裡所謂的三角即以美國作為經濟核心、日本作為經濟次核心、而東亞四小龍作為邊陲經濟體所構成的技術與經貿三角關係。[2] 在這種關係下，一方面，美國作為核心國家，透過跨國公司向日本與東亞四小龍輸出技術與投資；另一方面，日本在資金與技術部分依賴美國的同時，也把產品銷售至美國，並透過輸出技術、資金與機械零件等中間資材給東亞四小龍；最後，東亞四小龍則利用廉價勞力進行產品最終加工，並把商品銷售到美國與日本等地。[3]

1980年代以來的中國（與同時期的東南亞各國一樣），主要是作為邊陲經濟體加入了原有的經貿三角關係下，形成多重複雜的三角經貿關係。中國因此成為所謂的世界工廠，隨著外資工業與本地民族工業的快速成長，近年來經歷了與亞洲四小龍類似的經濟成長。而這時候的亞洲四小龍，相對於中國則變成接近次核心的角色。近年來有不少臺灣高科技企業利用中國投資的機會，進行產業的升級與集團的壯大，甚至在某些方面與日本產業有著競爭關係，並逐漸發展成為世界知名企業。但另一方面，1990年代以來面對中國（與東南亞）經濟的磁吸效應，許多臺灣傳統產業在中國低工資與低環境成本等因素的吸引力下，陸續將工廠外移到中國沿海一帶，使得臺灣面臨產業空洞化的危機。儘管有不少產業持續透過技術升級方式，繼續留在臺灣，使得臺灣不至於陷入中等發達國家的陷阱，然就臺灣一般勞動者而言，企業的大量外移甚或壯大，的確並未提供給他們實際的經濟利益。

三、1990年代晚期以來的中國霸權擴張

根據世界銀行2010年的估算，中國的GDP總量首度超越日本，成為僅次於美國的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儘管2013年中國的人均GDP仍僅有6747美元，排名世界81）。同時，中國也從大量接受外資，到成為資本輸出國，大企業開始鉅資收購境外企業，或挾著國內市場霸權的餘威，努力挑戰國外企業，追求成為世界的頂尖企業。這些年來，外資企業在中國的發展，面臨不同的困境，無論以出口或國內市場為主的產業，除了面臨中國勞動力成本上升利潤不在的威脅外，更須面對中國以國家之力（如反壟斷法）打擊外資企業，以扶植民族工業政策的不平等競爭。而即使是在歐美日的外國企業，則須面對中國商業間諜（普遍認為受國家支持）藉由技術竊取展開的不正當競爭。

在成為經濟霸權的同時，中國龐大財政所支應的大量軍費，正在使其成為區域性的軍事霸權。儘管軍事武器的發展仍然不及美蘇等傳統兩強，但軍事實力的進展頗為可觀，這不僅表現在首艘航空母艦遼寧號的建造下水，以及與美蘇等強權間展開的太空科技競賽之上；同時還表現在中國對外軍售實力的增長，目前已成為僅次於美、俄、德、法之後的第五大軍售國。而中國作為軍事霸權最大的體現，除了1995年到1996年間對臺試射飛彈引發的台灣海峽導彈危機外，當然就是那一千餘顆始終瞄準臺灣的飛彈威脅。

不過，對於其他亞洲周邊國家來說，中國作為軍事霸權日益明顯的徵兆，主要是近年來與日本和南海各國之間日趨激烈的領土危機。2000年以前，中國領導人秉持鄧小平韜光養晦的和平對外政策，不僅避免干涉外國事務，同時也迴避與鄰近國家間的領土紛爭，強調國家的優先要務就是經濟現代化的發展，而沒有和平就沒有發展。然而，近年來中國與東亞各國的領土紛爭顯示，中國的外交政策已經有了基本的改變。尤其在兩年前新任領導人習近平上台提出「中國夢」以來，明確宣示中國要有自己特色的大國外交，要有鮮明的「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主張「決不能放棄我們的正當權益，決不能犧牲國家核心利益」，「要堅決維護領土主權和海洋權益，維護國家統一，妥善處理好領土島嶼爭端問題。」

圖3  一帶一路經濟帶地圖

資料來源：維基百科條目「一帶一路」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8%80%E5%B8%B6%E4%B8%80%E8%B7%AF#/media/File:OBAOR.jpg

四、將走向戰後美國式的東亞霸權主義[5] 還是戰前日本的軍事帝國主義？

與此相對，中國雖然透過類似發展戰略成為工業化社會，但近年來透過低廉勞力與大量投資拉動出口的經濟成長戰略已經不可行（經濟成長率已經降到8%以下），目前正試圖透過推動內需消費市場等新的經濟戰略克服中等發達國家陷阱，並期望就此轉型為成熟的已開發經濟體。同時，與韓國和臺灣不同，工業化初步成功後的中國社會內部雖然也有進一步推動政治體制民主變革的訴求，並用以解決過去經濟發展戰略引發的貪汙腐敗、環境汙染與貧富差距等諸多政治社會問題，然而在中國共產黨的嚴密控制下，政治民主化的訴求不僅遭到嚴厲壓制，而且因為缺乏組織性的反對力量與自由的公共領域或市民社會，基本上看不到政治民主化的契機。

相反的，當今中國在推動經濟改革轉軌的同時，也在進行一場牛津大學歷史學者兼專欄作家提姆西·加頓·艾什（Timothy Garton Ash）所說的「地球上最大的政治試驗」。他認為習近平的政治改革目標是「試圖通過由上而下的變革，在一個經過整肅而重獲活力的列寧式政黨的領導和控制下，帶領中國這個複雜的經濟和社會走過（目前的）艱難時局」。如同我們這兩年來所見，習近平的改革不僅改變了數千名貪腐共黨官員的命運，也使得大量主張民主自由改革的中國自由派人士因此繫獄或被迫噤聲，黨國控制體系日益全面與嚴密。

有意思的是，艾什自承作為一個自由民主主義的信奉者，他並不樂見這一試驗的最終成功，因為如果這一體制能成功維持經濟成長與政治穩定，將會成為自由世界民主體制的可怕對手，尤其是對開發中國家將構成強大的吸引力。但同時，他也為難地說他希望這場試驗能夠成功，那不僅是為了中國人民好，而且也是為了亞洲的和平。因為他認為如果這場革命失敗了，中國的黨國體制陷入危機時必然會大打民族主義牌，也就是透過在東亞發動戰爭來轉移國內管治危機，藉以維繫共黨統治的正當性。[7]

筆者以為艾什的說法有著相當的洞見，特別是從中國的威權體制來看，現行體制運作下的中國，不太有機會成為美國式的溫和霸權主義，而是不小心的話就會滑入舊日本帝國主義的反派角色裡。過去十多年，中國在非洲的經濟援助，被政治評論家認為是類似於過去歐洲國家殖民行徑的新殖民主義：即以經濟援助為名掠奪自然資源並銷售中國工業商品。而過去十多年來，中國在其境內對於新疆與圖博（西藏）等少數民族區域的高壓統治，則是明顯的國內殖民。更不用說，中國還大量鎮壓與禁錮境內的民主異議分子。這些統治作為讓我們想到的不是民主體制的美國，而比較像是1930年代初期的日本帝國主義：那個過去加害中國與東亞地區的帝國主義國家。

最後，回到臺灣來說，臺灣的過去與清帝國和日本帝國在東亞霸權的遞嬗有著密切關連，而臺灣的未來除了掌握在這一代臺灣人的手中，也與曾經的祖國並持續宣稱是祖國的中國的未來有所關聯，因此中國的未來值得我們審慎的觀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