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脩三與台北帝國大學精神病學講座

巫毓荃（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助研究員）

圖1  中脩三。

圖片來源：臺灣大學典藏數位化計畫。

台北帝大精神病學講座是於1939年成立，並同時於帝大附屬醫院設置20床的精神病房。但早在1934年，原九州帝大精神科講師中脩三（1900-1988）即已內定出任將來台北帝大精神病學教授，並配合第一所公立精神病院—府立養神院—的開院，提早來台接任台北醫學專門學校（1936年改制為帝大醫學部附屬醫學專門部）教授與養神院醫長。據中脩三自述，其獲選或許是因他曾向台北帝大醫學部首任部長三田定則報告自己的精神醫學願景而獲青睞。另一方面，九大醫學部當時被賦予支援台灣、韓國與滿州等殖民地的任務，或許也是中脩三獲選原因之一。

圖2  台灣總督府派令。

圖片來源：「中脩三（任臺北帝國大學教授;敘高等官五等;本俸九級俸下賜;醫學部勤務ヲ命ス;精神病學講座擔任ヲ命ス;講座職務俸 九百九十圓下賜 )」 （1939-01-01），〈昭和十四年一月至三月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高等官進退原議〉，《臺灣總督府檔案.進 退原議公文類纂》，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010096048。

中脩三為德島富商之子，1926年自九州帝大醫學部畢業後進入同校精神科接受訓練，1930年升任講師，並於1931年取得博士學位。當時的九大與台北帝大精神科之間有著極密切的關係，不但成員有許多雙向流動，也有頻繁的學術與私人交流，如互相參與學會年會及支援調查研究等。不僅如此，中脩三基本上是以九大精神科為範本來建設台北帝大精神科，因此在理解台北帝大精神科的發展上，九大精神科是個非常重要的參照點。

九大精神科是於1906年成立。在中脩三加入的前一年，其首任教授榊保三郎（1870-1929）離職，由慶應大學教授下田光造（1885-1978）接任。榊保三郎為東京帝大首任精神病學教授榊椒之弟，曾因投入奧地利內分泌學家Eugen Steinach藉由結紮輸精管與移植性腺之回春法的研究而飽受爭議，但他也因此在九大精神科設置了完善的生化實驗設備。至於在1925到1945年間擔任教授的下田光造，則是將九大精神科建設為西日本精神醫學重鎮的重要人物。在下田的領導下，九大精神科設有神經病理學、生化學、藥理學與放射線學四個研究室。下田本人為著名神經病理學家，中脩三來台之前則主掌神經化學研究。1920與30年代，正是瘧疾發熱療法等新身體療法興起之時。在帝大精神科間的競爭氛圍中，當時的九大精神科積極引入各種新療法，並發表許多相關研究成果。此外，下田對於森田正馬的神經症療法有著極高評價，將其引入九大精神科施行。日後承繼森田正馬成為日本森田療法領袖的高良武久（1899-1996）即是出自下田門下。直至今日，九大精神科仍與慈惠會醫科大學並列為日本森田療法重鎮。從基礎研究、新身體療法到心理治療，1945年前的九大精神科有著多面向的發展。台北帝大精神科在中脩三領導下的成長，大致循著類似軌跡。

中脩三於1934年來台後，即開始以養神院（1939年後再加上台北帝大精神科）為基地，發展台灣的精神醫學社群，並於1936年成立台灣神經精神學會。直至戰爭結束以前，曾於台灣工作、已接受或正接受訓練的精神科醫師，除了在中脩三以前來台的中村讓（東京帝大精神科，1916年來台）與竹內八和太（長崎醫專精神科，1919年來台）之外，1934年以後新增醫師包括在日本本土接受訓練的米山達雄（九大）、米山千代子（九大，米山達雄之妻）、奧村二吉（九大）、渡邊元（九大）、新福尚武（九大）、黑沢良介（京都帝大）、村岡正雄（九大），以及在台灣接受訓練的分島俊、結城幸一、小林正道、安理護、加藤敏夫、八木俊一、日高敏美、井上素介、永野美津起、勝田英夫等日籍醫師，以及宋尚德與何開洽兩位台籍醫師。人數看似不少，但人員流動頻繁，特別是戰爭晚期，許多日籍醫師被軍隊徵召，僅剩少數醫師留守。至於台籍精神科醫師中，雖然有如宋尚德為帝大醫學部第一屆畢業，曾發表許多基礎及臨床研究成果，並取得博士學位，但是他們並未在戰後精神醫學的發展建制中扮演重要角色，以致民國時期的台灣精神醫學彷彿是重新開始。

圖3  履歷 。

圖片來源：「中脩三（任臺北帝國大學教授;敘高等官五等;本俸九級俸下賜;醫學部勤務ヲ命ス;精神病學講座擔任ヲ命ス;講座職務俸 九百九十圓下賜）」　（1939-01-01），〈昭和十四年一月至三月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高等官進退原議〉，《臺灣總督府檔案.進 退原議公文類纂》，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010096048。

日治時期的養神院與帝大附屬醫院精神科病房，並非只是隔離拘禁精神病患的設施，而是秉持治療主義的現代醫療機構。如今日教學醫院一般，它們也同時擔負醫學教育與醫學研究的任務。養神院是日治時期唯一一所公立精神病院。其成立幾經延宕。早在1910年代官方即曾考慮興建，但一直到1930年左右，特別是中村讓的養浩堂醫院燒毀之後，才在民間團體積極請願下通過預算。

在養神院與帝大精神科住院病患中，主要診斷為麻痺性痴呆、早發性痴呆、躁鬱症與癲癇，另外也有一些診斷為神經衰弱、歇斯底里、強迫神經症或心氣症（hypochondriac）的神經症患者。治療上，養神院與帝大精神科引入各種最新的身體療法，包括瘧疾發熱療法、胰島素休克療法、cardiazol痙攣療法、電痙攣療法、持續睡眠療法、鐳放射線療法。到了戰爭晚期，奎寧與胰島素等藥物供應困難，某些療法無法進行，總督府農學研究所一位技師，還曾為了治療其妹精神病，自行製造胰島素提供使用。除了身體療法之外，養神院也進行工作、娛樂、運動等一般性心理治療；對於神經症患者，中脩三等醫師則提供以森田療法為基礎改良的門診或住院心理治療。

此外，中脩三還撰寫《精神病看護法》一書，作為護理及護佐等第一線工作人員教育訓練的教科書。以治療而非收容為導向，養神院與帝大精神科的住院病患有著高度流動性，只有一小部分病患為長期留置。雖然相當於今日精神衛生法的「精神病者監置法」與「精神病院法」於1936年於台灣公佈施行，大多數住院病患仍為自費病患；能夠負擔醫療費用的家人對於治療也有期待，而非只以監禁收容為目的。如前所述，多數醫師為日籍，護理等其他工作人員中則有一定比例為台籍人員。病房安排與診療上並未特別區分民族，台日籍病患約各佔一半，仍以日籍稍多，特別在帝大精神科更是如此。考慮到總人口數差異，顯然在台日本人為養神院與帝大精神科醫療服務的主要使用者。這或許與在台日人缺乏家族照護資源，以及對於精神醫療接受度較高有關。即使如此，仍有一些台籍病患曾於養神院與帝大精神科接受現代精神醫療。

研究上，由於台北帝大經費直接來自總督府，比起隸屬文部省的日本本土大學，享有更充足的教育研究費與講座費，它還經常接受總督府及其他單位委託進行調查研究，因此產出了涵蓋廣泛主題的豐碩研究成果。大體上，帝大精神科的學術研究可分為四大類。第一大類為基礎研究，特別是中脩三與副教授奧村二吉所專長的神經化學研究。中脩三在有限空間內設置了化學與動物實驗設備，指導科內成員進行關於glycogen、chloride、nitrate、lactic acid、cerebrin、glutamic acid及其他腦蛋白質的研究。從九州帝大到台北帝大，再到戰後的九州大學與大阪大學，神經化學是中脩三最主要的專業領域，他也是日本神經化學學會成立的重要推手。神經化學自然成為台北帝大精神科一個重要研究方向。宋尚德對此投入甚多，曾發表多篇論文。此外，養神院與帝大精神科也對死亡病患執行例行性解剖，進行神經病理學研究。

帝大精神科的第二類研究則是臨床治療研究，曾就瘧疾發熱療法、胰島素休克療法，電痙攣療法、持續睡眠療法，林格氏液與葡萄糖液注射等療法的治療效果與副作用發表統計報告。例如，依1941年宋尚德於台灣醫學會總會的報告，養神院與帝大附屬醫院共曾進行42例胰島素休克療法與77例電痙攣療法；另外，依分島俊於1943年的報告，養神院自1935年起共曾進行400多例的瘧疾發熱療法。心理治療部分，中脩三曾發表他以森田療法治療門診神經症病患的成果。此外，帝大精神科也嘗試改良電痙攣療法儀器，並試行某些實驗性療法，如腺臟器製劑療法（胎盤製劑與甲狀腺素製劑）與鐳放射線療法。

以上兩類研究，當時也是包括九大在內許多日本大學精神科的研究主流。至於台北帝大精神科另外兩大類研究，則是其獨自的特色。它們與帝國主義及殖民主義緊密相關，帝大的研究也得到殖民政府經費、人力與行政上的支持，或為直接受命進行。其一為熱帶精神醫學研究。熱帶醫學——研究熱帶與亞熱帶區域好發的疾病特別是傳染病，以及酷熱氣候對於體質與生理功能可能的不利影響——一直是日治時期台灣醫學重要的研究領域。在1874年牡丹社事件中以及殖民早期，皆有相當數目日本人因為疾病傷亡。如何了解與因應熱帶氣候風土帶來的健康威脅，乃是殖民能否成功的重要關鍵，也是決定殖民政策的重要因素。特別是隨著日本帝國主義擴張，台灣作為南進基地，熱帶醫學在殖民政府支持下成為極興盛的研究領域。在這樣的背景中，中脩三將「亞熱帶與熱帶地區精神神經症特殊性的研究」，特別是了解「酷熱氣候與精神病及腦部疾病的關係」，列為帝大精神科發展的第一願景。帝大精神科的熱帶精神醫學研究主題，包括熱帶神經衰弱、氣候對於精神神經功能與效能的影響、熱帶氣候下的精神衛生、氣候與精神病發生率、病程及預後的關係等。研究方法上，除了臨床觀察與統計之外，也曾對於移住台灣的日本人進行大規模問卷調查，並在九大支援下，派遣團隊赴台灣南部、海南島與菲律賓進行調查研究。大體上，中脩三等人主要以內分泌及自主神經系統適應氣候的生理性調適，以及熱帶氣候不利健康之傳言所造成的恐懼，解釋熱帶移住者所自覺的精神神經症狀，而不認為熱氣氣候會對腦神經或體質造成實質傷害。如此結論也合乎殖民政府對於帝國南進政策的立場。

圖4  〈熱帶神經衰弱と其の對策〉，《台灣の醫界》，1: 4 (1942/07), p. 155。

圖片來源：擷取自臺灣大學典藏數位化計畫。

帝大精神科的第四類研究為民族精神醫學研究，這是就各種精神疾病於台灣各民族（日本人、漢人與原住民）間之盛行率、表現與預後的比較研究。此類研究構想乃是以Emile Kraepelin的比較精神醫學為基礎。在以Kraepelin精神醫學體系為典範的日本精神醫學，曾進行此類研究的機構除台北帝大之外，還有如東京帝大與北海道帝大的愛奴人研究，以及京城帝大的民族精神醫學研究。台北帝大的民族精神醫學研究主題包括神經性梅毒、躁鬱症、心氣症、心因性神經症、自殺的比較研究，以及原住民的精神醫學研究等。在總督府的經費與行政支援下，中脩三、奧村二吉與黑沢良介都曾率領由科內成員、九大支援醫師與醫學生組成的團隊，遠赴北、中、南各地原住民部落進行調查研究。值得注意的是，Kraepelin比較精神醫學的宗旨，乃是希望藉由比較精神疾病在不同民族、社會與文化的表現，釐清作為一種自然實體之精神疾病的性質；以及藉由異民族與異文化的對照，探討酒癮等他認為是由精神變質造成、而在當代德國都會日漸嚴重的病態社會文化現象。但是台北帝大的比較精神醫學研究，則主要是從殖民政府統治需求的立場，嘗試從精神疾病理解異民族，特別是其特殊社會文化。其所持的文化觀點，乃是基於殖民主義與種族主義下的文明進化論，而不同於戰後文化精神醫學的多元主義與相對主義，這使得其關於異民族特別是原住民的論述，帶有不少種族偏見。此外，中脩三還主張殖民政府的同化政策，必須以對異民族的精神醫學研究特別是心理治療為基礎。他將「異民族間精神病、神經症與醫學心理學的比較研究，特別是對於異民族施行心理治療的效果研究」列為帝大精神科的第二個研究願景，認為只有「心理治療可以真正實現心與心的溝通」，因此必須「從民族融合的角度開始進行心理治療」。他於1944年在台北帝大精神科創設的「日本心理治療醫學會」，則是日本當時唯一由帝國大學設立的心理治療學會。

在中脩三領導下的台北帝大精神科與養神院，是可與當時日本多數機構並駕齊驅的學術機構與現代精神病院。臨床醫療上，帝大精神科與養神院引入當時最先進的身體療法，嘗試實驗創新，並提供工作復健、娛樂活動與心理治療。學術研究上，它們不僅投入神經化學、神經病理學、比較精神醫學、臨床試驗等主流研究領域，也發展出熱帶精神醫學與民族精神醫學等特色研究。在戰爭結束前，中脩三已被內定將在下田光造1945年退休後接掌九大精神科，由此也可看出當時台北帝大精神科的學術地位。要理解台北帝大精神科的發展，必須考量多面向的因素，包括中脩三個人的學術興趣與野心、受德國精神醫學影響的日本精神醫學學術傳統、各帝大精神科間合作競爭的學術政治、台灣的殖民脈絡、日本帝國主義與國際政治等。中脩三想要發揮台灣地理優勢，在台北帝大精神科成立亞洲神經精神醫學會的希望，就是在這些不同脈絡交織下，匯聚體現這些因素的發想。然而，即使有相當的學術成就與地位，日治時期的帝大精神科與台灣社會並沒有太多交會，也未能在精神醫療的革新與普及上有更多貢獻。除了上述熱帶精神醫學與民族精神醫學，中脩三還為帝大精神科規劃了另外三個研究方向，分別為：「有關殖民地精神病、變質者與低能者的國策對策研究；」「有關殖民地變質性疾患的民族衛生對策研究；」「原始精神與迷信習慣造成之精神神經症的研究。」顯然地，對於追求個人於國內及國際學術領域發展的精神科醫師而言，以及在帝國主義下的殖民政治脈絡中，這些關乎實際精神醫療與精神衛生工作的研究並不具優先性而沒有實現的機會，帝大精神科也未能留下影響深遠的遺產。

＊本文同時收錄於即將出版的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精神部七十五週年紀念文集。

參考著作

中脩三先生門下生編輯，1991，《恩師中脩三先生を偲ぶ》（大阪：中脩三先生門下生）。

巫毓荃，2005，〈「病態」的民族: 日治晚期台灣的民族性精神疾病史〉，清華大學碩士論文。

林吉崇，1996，〈日據時代精神病學史〉，《五十載浮沈－台大醫院精神部五十年紀要》（台北：台大精神科）。

林憲，1996，〈舊台北帝大醫學部精神醫學教室事略〉，《五十載浮沈－台大醫院精神部五十年紀要》（台北：台大精神科）。

范燕秋，2007，〈帝國政治與醫學－日本戰時總動員下的臺北帝國大學醫學部〉，《師大臺灣史學報》，1，頁89-136。

風祭元，2006，〈太平洋戦争終結以前の台湾の精神医学．医療〉，《精神医学史研究》，10(1)，頁57-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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