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文凱（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一、從世界史與東亞史的視角來看東亞的跨地域人群移動
從世界史與東亞史的角度來說，十六世紀中葉以來西方帝國主義與東亞本身的歷史變動，所驅動的兩波全球化，以及二次大戰結束後東亞冷戰體系的成立，都對於東亞各國的歷史產生了重大的衝擊。而東亞各地、甚至超越東亞往歐美的跨地域人群移動，也因著這些變動而有歷史性的開展。
十六到十八世紀的這一波全球化對於東亞的影響，首先是南洋群島受到西方第一波殖民主義的衝擊，淪為葡萄牙、荷蘭、西班牙等歐洲重商主義國家的殖民地。至於儒家文化的中、日、韓三國並未淪為西方帝國的殖民地，而是以其本有農業商品化的經濟體系，在中國朝貢貿易與環中國的東亞海商文化的基礎上，共同參與了近代早期東亞的政經文化交流。
第一波的東亞全球化，西方帝國雖然沒有能夠擊敗中日韓等政體，但其帶來的大量白銀、火炮與天主教等文明，仍對東亞的政經文化體系造成了一定的衝擊。中國因此經歷了明清帝國的交替轉型；日本則經歷了戰國時代到德川幕府體制的變革，並採取禁教鎖國政策，有限度容許與外國的交流；韓國李朝則因日本豐臣秀吉的征韓與明清政權交替，而受到一定的政經文化影響；至於琉球這個在十四世紀才立國，並逐步統一的第一島鏈上的島國，則於十七世紀初遭到德川幕府下屬薩摩藩的征服，從此以中國與日本的雙重藩屬國的身分，採朝貢貿易方式，參與中日之間的經濟活動。
而臺灣，如同大家所熟知的，第一波的全球化下，十七世紀初開始，臺灣從南島語族的原居地，經歷荷蘭、西班牙、明鄭的殖民統治，開始有華南的漢人移民入墾，並在一八六三年清朝擊敗明鄭軍隊後，成為清朝版圖的一部分。值得注意的是，在這一波全球化驅力下，此時的華南閩粵僑鄉漢人不僅往臺灣移民，且在十六世紀晚期到十七世紀初期間，也有大量漢人移入東南亞與日本等地，構成東亞華僑社會的第一波重要基礎。
從十九世紀工業革命以來，西方歐美與俄羅斯帝國開始對於東亞發動第二波全球化攻勢，不僅改變之前在東南亞的重商主義的殖民統治，同時也挾著船堅炮利，強迫原本勢均力敵的清、日、韓等國開港。而為了應對這一波的衝擊，儒家文化圈的中日韓都在十九世紀後半期，被迫推動模仿西方近代化的改革，如晚清在一八六○年代推動洋務自強運動，日本則推動明治維新，而朝鮮李朝相對保守拒絕改革，但之後也被迫依附日、清、俄三國，推動近代化改革。
這一波全球化的過程與結果，如同大家所熟知的，伴隨清帝國勢力衰落、日本帝國的崛起與擴張，日本不僅取代清朝成為東亞的主導勢力，並且與西方帝國爭取在東亞政經文化的支配力。在經歷一八七四年的臺灣出兵、一八九四年的甲午戰爭、一九○四年的日俄戰爭，日本陸續將琉球、臺灣與遼東半島等地區收入帝國版圖，成長為如同西方帝國一樣的東亞帝國強權。其後，日本繼續在東亞推動北進與南進的擴張政策，並在一九三○年代之後，陸續發動九一八事件（一九三一）、中日戰爭（一九三七）與太平洋戰爭（一九四一），但最後遭美國為首的同盟國擊敗，於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宣布無條件投降，帝國因而崩解，日本領土從戰前涵納東亞殖民地與占領區的龐大帝國，縮小為日本四島的日本國。
在十九世紀後期的這波全球化下，不僅有閩粵僑鄉的華工華商往東南亞與日本的第二波移民，還有往美洲等超越東亞的移民活動，這一波移民構成當代世界各地華僑社會的主要基礎。另外，隨著俄羅斯與日本在滿洲的鐵路建設，以及晚清在東北的建省與開發，有大量華北漢人「闖關東」移住滿洲。而以日本人的移動來說，伴隨日本在臺灣、朝鮮與滿洲、樺太（庫頁島）、南洋群島與東南亞的勢力擴張，有大量日本人陸續前往這些地區移住。值得注意的是，同時也有朝鮮人與臺灣人等殖民地人民依附日本帝國的擴張勢力，前往勢力圈內的滿洲等地發展。但伴隨二戰結束、帝國崩解，不僅造成東亞各地政權秩序的重大變動，更導致日本帝國在東亞各地的六百餘萬軍民的復員與遣返（引揚），同時還有被迫參與帝國擴張與戰爭協力的朝鮮、臺灣軍人（軍屬）及移民的復員、遣返作業。
二戰結束後，伴隨美蘇兩強與東亞冷戰結構的逐步確立，以及一九二○年代以來東亞各地，在共產黨與民族主義發展下的左右派與民族主義政治，不僅深刻左右了戰後中、臺、日、韓等地的獨立與民族國家體制的發展，從而影響這幾個地區的日本人、朝鮮與臺灣人的遣返與移動作業。這些結構因素也深刻影響了在英國、法國與荷蘭等國控制下，原東南亞殖民地的獨立與民族國家建立，並對於東南亞各國內部的華僑政策與族群政治產生影響；而東南亞的華僑政策又與國共內戰、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國民黨政府遷臺共同作用，也影響了戰後東南亞各國的華僑移動、僑居生活與政治認同的轉變。
筆者此處解說介紹的《離開朝鮮的返鄉船》這本書，主要處理的就是在第二波全球化下，移住朝鮮的七十餘萬日本引揚者的故事。不過，包括本書描繪的朝鮮引揚者在內，日本投降之後在海外各地的遣返作業，不僅涉及戰後日本本國的政策（如戰後初期百廢待舉糧食不足、原本要求海外軍民暫時不要歸國），以及所在國如中國、朝鮮等地的政治變動（如國共內戰、國民政府敗退到臺灣、朝鮮的南北分裂與各自建國），而且也與主導戰後東亞秩序的美蘇兩國的東亞政策息息相關。換言之，在討論日本人的引揚過程時，我們也必須面對世界史與東亞史的第三波重大變動，也就是二戰後東亞各國政體的變動，以及冷戰體系結成後的影響。
圖1 《離開朝鮮的返鄉船：一九四五年日本殖民者在朝鮮的終戰經驗》，臺北市：凌宇有限公司，2022。
圖片來源：博客來書店網站。
二、參照加藤聖文的新作介紹日本帝國引揚史的概況與歷史意義
《離開朝鮮的返鄉船》一書的韓國作者李淵植長期從事日本人的朝鮮引揚研究，其作品包括本書在內都有日譯本，是日本與韓國學界知名的朝鮮引揚史研究學者。有關這本書的精彩內容，筆者在此不多談，以下僅從本書的分析方法論與日本引揚史的介紹，提供讀者閱讀本書時有用的一些背景知識。這本書的寫作雖然是奠基在作者一系列的學術研究基礎上，內容也包含學術引註，但主要是面向一般讀者，因此並未按照一般學術研究的體例，先進行朝鮮引揚研究的文獻回顧、研究方法論與史料運用及詮釋等方面的說明。這本書主要透過各種不為人知的故事，講述日本戰敗後各種不同身分背景與性別的日本人之遣返過程，包括他們有著怎樣的想法、是如何行動的，還有他們回到日本後的生活、經歷的歧視與歷史記憶，可以說是透過一個個小歷史的敘事書寫，來整體呈現戰後日本人從朝鮮引揚的大歷史。
而本書中引揚故事的來源，如同本書結語所說的，主要來自於日本朝鮮引揚史研究開創者森田芳夫所收集、彙整的朝鮮引揚史料，即書中所謂的「森田資料」。森田一九一○年出生於廣島，在朝鮮群山長大，畢業於京城帝國大學法文學部專攻歷史學。從戰後開始一直負責朝鮮引揚的工作，並參與相關朝鮮引揚組織的救援保護工作，同時也致力於日本人朝鮮引揚資料的收集、整理與研究。本書作者最重要的研究貢獻，就在於不是僅整理日本引揚者的表述，而是以接受過日本殖民的韓國歷史觀點，來反省與重述日本人的朝鮮引揚故事。
李淵植注意到在森田芳夫大量收集的朝鮮引揚故事中，日本引揚者的敘述集中於日本敗戰後、引揚過程的「受害」紀錄，但對於發生這些慘狀的原因，也就是殖民統治與戰爭本身缺乏充分的歷史反省。再者，日本引揚者遣返歸國後的敘述，也集中在被自己同胞批評為侵略尖兵、或非本土純正日本人而受到歧視的經歷，以及因戰敗在外財產被當作日本戰敗賠償，要求政府補償的苦澀描述，但卻對殖民地人民受害與戰爭補償問題相對漠視。因此這本書在描繪日本引揚者的戰爭受害經歷的同時，試圖重新把這些敘事中隱而不談的殖民者加害者的另一副面孔也透顯出來，也就是把日本在朝鮮的殖民統治歷史放進日本引揚者的敘說脈絡中。
以學術觀點來說，身為韓國人的日本殖民地史研究者的李淵植，主要是從後殖民史觀與左翼學術視角，對於戰後日本社會的引揚記憶與歷史研究，批判僅強調戰爭受害經歷與反戰思維，但卻相對缺乏對於戰前日本殖民統治歷史的後殖民反省，因此影響了戰後的日韓關係。因此本書的結語即主張，有必要透過更完整的後殖民歷史反省來「跨越加害與被害的記憶」，才能夠真正達成日韓和解與關係重建。
晚近日本學界、重要的引揚史研究者加藤聖文也是從類似的後殖民觀點，來研究日本的引揚史，且相對於李淵植以個人小歷史敘事為主題的朝鮮引揚研究，加藤聖文在其得獎新書《海外引揚の研究：忘却された「大日本帝国」》中，則從大歷史，也就是較為宏觀的結構性面向，來說明與比較戰後日本人從滿洲、臺灣、中國本土、朝鮮、樺太（庫頁島）不同的引揚歷程。此外，加藤聖文也分析這些不同地方的引揚歷程，在戰後冷戰結構與國際關係變動下，是如何影響了戰後日本之於中、韓、臺等不同社會的歷史印象，以及日本與這些亞洲社會的戰後關係。以下，筆者簡介這本書的主要研究發現，除了協助讀者更完整理解戰後日本人的引揚歷史外，或許也有助於讀者在閱讀李淵植一書時，可以有更深入的認識。[1]
加藤聖文一書主要討論兩個課題，首先討論敗戰後日本人的引揚過程，說明日本國內政治與國際政治因素，如何具體影響了不同地區的引揚經歷；其次討論引揚後的日本人與日本社會之間的關係，以及圍繞著引揚的歷史認識與戰爭犧牲者觀是如何形成的。他希望透過這兩個課題，分析戰後日本的脫殖民地化過程的特徵，以及與戰後西方殖民帝國脫殖民地化的不同之處，並藉此說明戰後日本(不完整)的脫殖民地化歷程與其後殖民反省，如何影響其與亞洲不同國家建立起相異的社會關係。
加藤聖文指出明治以降到敗戰時，在亞洲殘留的海外日本軍民合計約六六○餘萬人，其中軍人軍屬約三百餘萬、一般日本人約三五○餘萬人。依據正式的引揚統計，戰後一般日本引揚者人數為3,188,085人，各地人數則為：滿洲1,003,609人、大連215,037人、中國本土與香港500,785人、臺灣322,156人、南朝鮮416,110人、北朝鮮297,194人、南樺太與千島群島277,490人、南洋群島27,506人、東南亞85,445人，蘇聯／澳大利亞／琉球／小笠原等地合計318,085人（因為不同的統計方式，不同學者對於日本軍民遣返人數的估計可能有所不同，另一九四五年日本人總人口約七千二百萬人）。
有關敗戰後日本引揚政策的變動過程（第一章），加藤聖文指出戰後日本政府以遭受戰爭摧殘的日本內地容納能力有限，最初判斷海外日本軍民早期遣返不可能，希望他們在海外暫留並設法自活，而聯合國方面在波茨坦宣言中，對於日本的處理方式也沒有觸及民間人的保護與遣返，所以一開始並沒有具體的日本人引揚規劃。此外，戰後擁有最多日本人的滿洲地區，因為是戰爭結束前蘇聯軍隊進攻的地域，加上蘇聯軍隊在滿洲的殘暴占領政策，日本人在滿洲生活狀態極度惡化。儘管如此，作為敗戰國的日本並無餘力自行推動日本人引揚作業，而當時擁有主導東亞局勢能力的美國，則對正在內戰中中國問題的介入態度消極。但是，之後因蔣中正國民政府為了中國統一急著進駐滿洲，而在中國的美軍也為了中國安定化，希望積極介入中國問題。這些國際因素使美國改變消極態度，轉為將日本軍民早日遣返歸國的政策，因此敗戰後一年多的時間，日本在亞洲各地（除了遭蘇聯軍隊強制遷往西伯利亞滯留者外）的大部分軍民就遣返完成。
加藤聖文接著分別說明各地日本人引揚的不同經歷，首先在滿洲地區（第二章），如前述，戰爭末期滿洲淪為蘇聯進攻的地域，在殘暴的蘇聯占領政策下經歷最多的苦難。有五十幾萬日本軍人作為戰俘，被遣送到西伯利亞從事強制勞動改造，這些人中除約一成死亡外，其餘存活者在一九四七年到一九五六年間日蘇恢復外交關係後，才陸續引揚回到日本。此外，一般滿洲的日本男女移民則在軍紀敗壞的蘇聯軍隊下艱難求存，並有不少人遭到屠殺與強姦等苦難。日本引揚者在遣返日本前的犧牲與苦難，除了主要與蘇聯有關外，也與戰後爭奪接收主權的國民政府與中共，以及雙方在滿洲的內戰互鬥有關。直到一九四六年初，蘇聯從滿洲撤軍、美國介入滿洲的日本引揚作業後，除了少部分擁有專業能力的日本人被國民政府留用，以協助維繫在滿洲的產業、行政與教育運作，大部分在滿洲的日本人方才結束苦難，遣返回日本。
其次，針對日本在臺灣與中國本土的引揚作業（第三章），加藤聖文指出，敗戰後的臺灣總督府與在臺灣的第十方面軍的組織體制仍完好保留，並在一九四五年的八月中到十月，國民政府正式來臺灣接收的兩個月間，繼續實質統治與維護臺灣秩序，因此在臺日本人的生活基本安穩。而在滿洲以外，中國本土的日本支那派遣軍的組織體系也完好，加上國民政府以戰後的復興建設及與共產黨的內鬥為優先課題，不希望因為日本軍民的遣返導致國內混亂，乃發表「以德報怨」的演說，擱置戰爭責任與賠償等問題。因此，國民政府與美國協調，積極遣返日本軍民，並為了戰後的復興建設，在臺灣與中國本土推動了日本技術者的留用。因此不同於滿洲的引揚者，在臺灣與中國本土的日本引揚作業（包括被留用較晚遣返的日本人），是在平穩的狀態下很快就完成。
其三，在同樣受到蘇聯軍隊進攻的大連（關東州租借地）、樺太與北朝鮮等地（第四章），在這三個地區蘇聯軍隊擁有不同的主導權，首先大連作為日本帝國原租借地，戰後蘇聯依據雅爾達協定擁有管理權，其與由中國擁有主權的滿洲其他地域不同，蘇聯軍隊成為駐留統治的主體；而樺太地區在戰後被編入為蘇聯領土；另外，北朝鮮因為還不存有主權獨立的國家，被置於蘇聯軍的占領之下，屬於政治責任主體曖昧的地域。因為這三種不同狀態，這三個地區的日本人引揚過程也有所差異，在大連蘇聯軍隊雖然握有實質行政權，但中國共產黨對殘留日本人也有影響力；而在南樺太，蘇聯作為唯一的統治主體，其遣返作業仍受到美蘇關係的左右；至於北朝鮮因為政治主體曖昧與蘇聯內部組織問題，加上美蘇之間圍繞著朝鮮半島未來想法互異等多重因素的影響下，在北朝鮮的日本人淪為難民化，其暫留生活與遣返經歷甚至比滿洲地區更為悲慘。
其四，在南朝鮮的引揚部分（第五章），南朝鮮戰後由美國軍隊接收並成立軍政廳管理，相對於北朝鮮混亂與悲慘的引揚經歷，南朝鮮在美國軍隊的主導，以及各地自發結成的日本人引揚團體、國內引揚者援護組織的協助下，相對平穩地完成了引揚歸國的作業。在討論完南朝鮮的引揚後，加藤聖文也一併討論了，國內外各地所組成的引揚團體與援護組織，在一九五○與六○年代如何繼續轉型，並重組為要求在外財產補償與滯留者歸還促進運動的相關組織。另外，他也提到從韓國與臺灣引揚者所組成的團體，除了在國內向日本政府要求生活保護與戰爭補償外，因為擁有深厚的韓國與日本在地的人脈關係，也在一九五○年代日本與韓國、臺灣的國交樹立，以及日本企業在兩個殖民地區的再進出，而深入參與了戰後前期日韓與日臺政經文化關係的重建。
加藤聖文也以滿洲引揚者的歷史編纂為例（第六章），討論戰後日本的引揚者如何總結自己的引揚體驗，並形塑自己的歷史認識；並分析因為背景環境不同，殖民生活與引揚體驗原本極為多樣化的日本引揚者，如何在戰後慢慢建立統一的殖民經歷與引揚的歷史記憶。另外，他也以日本引揚團體在全國各地所建立的引揚紀念碑為例，進一步討論這些歷史記憶的表述中，那些被述說？那些闕漏不談？還有引揚者作為受害者的意識是如何形構與變遷？以及引揚體驗在日本社會如何被理解？
而在終章中，如同其書名「海外引揚的研究：被忘卻的『大日本帝國』」所示，加藤聖文一方面強調敗戰後的引揚及其後的戰爭補償、殖民地補償、戰爭犯罪究責等問題，受到戰後冷戰結構的展開與東亞國際政治的變動下，導致日本人自身的引揚者補償問題，被當作日本國內問題來處理，且對於殖民地的補償與戰爭賠償問題，也被以曖昧的方式處置，因此對大日本帝國歷史的清算與反省，即日本的脫殖民地化問題，並沒有被很完整的展開。而這一過程導致日本社會對於殖民統治的歷史反省不足，並影響了至今殖民歷史反省問題，仍成為日本與中國、韓國之間的衝突因素。另一方面，他也強調二戰以來，日本帝國瓦解與日本引揚，及東亞各國政體重構的經驗，其實是二戰後歐、亞、非共有的世界史變動的一部分，因此可以透過與其他歐美帝國的脫殖民地化、人群引揚移動等議題進一步比較研究。
三、臺、韓日本人引揚記憶的比較：親日臺灣與反日韓國？
談到日本引揚的問題，閱讀本書的臺灣讀者應該很多會聯想到《海角七號》與《灣生回家》等電影或紀錄片。而在閱讀本書之後，將會發現從臺灣與韓國引揚的日本人，其引揚敘事與殖民經驗的描繪，有不少共通處，譬如出生或者在殖民地成長的「灣生」與「朝生」（滿洲出生的所謂「滿生」亦然）都有將殖民地當作「故鄉」，並經歷了遣返歸國後生活不適應，或者因語言文化與純正內地日本人有異，而遭受歧視的異鄉人感受。但對於敗戰後到引揚期間的殖民地生活的感受，臺灣與韓國的引揚者則似乎有所不同。如同前述加藤聖文一書的分析，戰後臺灣社會秩序相對穩定，臺灣人對於戰敗日本人也相對親善，並無朝鮮社會那樣發生很多反日與報復日本人的事件。另外，臺灣的引揚過程雖然同樣必須放下一切財產、僅能攜帶少數行李與金錢返國，但不僅比美軍控制的南朝鮮遣返更為平順，更是遠比蘇聯控制下的北朝鮮安穩。而最後這一段的殖民地遣返經驗，某個程度上影響了戰後日本引揚者對於不同殖民地的歷史記憶。
但另一方面，臺灣讀者恐怕也會發現臺灣與韓國社會，顯然是以頗為對立的態度，來看待日本的殖民統治與其有關殖民地引揚的歷史記憶。簡單來說，臺灣社會一般比較不批判這些日本人的臺灣經驗與記憶中，淡化了有關殖民統治的負面描繪，同時以一種較同情理解的方式，來看待日本人對於臺灣的鄉愁，甚至對於日本人願意將臺灣當作故鄉有一種親切與滿足感。與此相對，韓國人則大多如同本書作者一樣，批判日本引揚者以受害為主軸的歷史敘事中，忽略了對於自身作為殖民加害者的歷史反省；同時也不滿於日本人將殖民地當作故鄉的敘事，認為其潛藏著將殖民地強占正當化的反歷史心態。換言之，晚近臺灣與韓國面對日本人引揚記憶的一般反應，大致上反映了很多人感受到的「臺灣親日」與「韓國反日」的不同態度。
有關日本人的臺灣引揚、留用與灣生等議題，或者與此議題相關的終戰後海外臺灣人返鄉、臺籍日本兵等討論，本文在此不詳談，有興趣的讀者請參看筆者文後所列的一些參考文獻。本文想要直接討論臺、韓有關日本殖民的歷史記憶比較問題，應該聲明筆者的研究領域，雖然包括從東亞比較史的視角來考察日治時期的臺灣史，但並非這一比較議題的研究專家，因此對這個重要的東亞比較史問題，無法提出很完整的回答，不過基於自己針對臺灣與韓國在日本統治前後歷史變遷的研究，以及戰後臺灣與韓國在地緣政治與政治演變的了解，可以提出幾個比較觀點供參考。
首先，從政治理念與民族主義意識的發展來說，朝鮮從一八七○年代開始，在遭受日本帝國侵略壓迫前，已經是一個獨立的傳統王朝國家，而在一九一○年被日本帝國正式併吞、成為殖民地之前，則一定程度已經受到西方民族國家理念的影響。因此，從王朝國家改制為君主專制的大韓帝國，在遭受滅國、被殖民以後，引發非常強烈的民族主義對抗情緒。同時從十九世紀末開始，韓國人針對日本的侵略與殖民統治，陸續發動了幾波激烈的抵抗運動，包括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初期的義兵運動、一九一九年的三一獨立運動、一九二○年代的朝鮮獨立軍、一九四○年代的左翼朝鮮義勇軍等，因為這些戰前的武力對抗，所遭受的嚴厲鎮壓與人命犧牲，進一步強化了戰後朝鮮人的反日意識。而從戰後兩韓的分裂與獨立建國來說，雖然在冷戰結構下的兩韓，分別以美國為首的自由體制與蘇聯為首的共產體制為政權基礎，但同時也以從日本獨立後的反日民族主義，作為自身建國與國民團結的基礎，兩國也潛在地將兩韓民族分裂的悲劇歸諸於日本的殖民統治，因此也進一步強化了南北韓的反日民族主義意識。
與此相對，臺灣在甲午戰爭後，從漢人為主體的清帝國邊疆變成日本帝國的殖民地，雖然在一八九五年到一八九八年間，有所謂台灣民主國的成立與激烈的武裝抵抗運動，但臺灣本來並不是獨立國家，上層統治菁英也不是臺灣人，這些武裝抵抗運動雖然帶有前近代民族主義意識的成分，但比較屬於清代傳統漢人抗官民變的傳統延續。而日治中期的臺灣，開始產生以近代意義的右翼、左翼的文化民族主義為基礎的抗日民族主義，但如同若林正丈與陳翠蓮等學者所說，這時期的抗日民族主義，同時帶有臺灣本位與祖國認同，還有左翼與右翼政治想像在內，可以說是中國民族主義與臺灣民族主義共存的抗日民族主義。而這種文化抗日民族主義的反日民族意識，遠不如一九二○年代之後朝鮮獨立運動那般激烈；同時，日治中期以來的臺灣總督府還透過同化主義與皇民化運動，試圖消解臺灣人對於殖民統治的批判與惡感。
無論如何，在懷著抗日民族主義的民族想像下，日本帝國的同化主義與皇民化政策，並不能完全消解臺灣漢人的祖國認同，戰後臺灣人因此歡欣地接受了強權的安排，回歸國民政府中華民國的統治，甚至熱切地學習國語，希望成為祖國的一部分。不過，戰後接收過程與二二八事件，以及外省菁英為統治主體可以說是再殖民的統治體制下，臺灣本省人的祖國認同逐漸消解，而有所謂臺灣民族主義的逐步確立與強化。從戰後再殖民的觀點來看，經歷過殖民統治的本省人，相對減輕了對戰前殖民母國日本的惡感，且在與戰後前期國民政府威權統治的比較下，甚至在心理上認可日本統治時期各方面相對進步的近代化面向。
另一方面，從殖民統治的經濟發展與人口移動來說，雖然一九八○年代以前，關於日本統治時期的朝鮮經濟史研究，會強調帝國主義統治下朝鮮人所遭受的嚴重經濟剝削與困頓。不過一九九○年代以來，首爾大學經濟學者安秉直等學者認為，儘管日治時期殖民政府的經濟政策，充滿民族差別的殖民地性，但日本殖民時期的朝鮮經濟的確有其近代化發展，並部分奠定了戰後韓國經濟發展的基礎。但筆者注意到，儘管從經濟史的角度來說，殖民時期的朝鮮整體上有近代化的發展，然而若從戰爭時期的經濟發展與相關聯的人口移動來看，我們可以發現在一九二九年的世界性經濟大恐慌下，朝鮮的農村經濟的確受到重擊，因此有很多人被迫往外移動，以謀生求活，包括來自農村淪落性產業的婦女，以及戰爭時期大量朝鮮人被迫前往日本軍需產業如礦山與勞動。這些日治時期因為經濟困頓，而產生的大量人口移動與悲慘的生活經驗，可以說是戰爭時期產生韓國慰安婦與徵用工問題的經濟背景，構成了戰後至今韓國社會控訴日本帝國主義剝削的問題根源，同時也是韓國人批判日本殖民統治的歷史記憶之經驗基礎。
與此相對，雖然戰後到一九八○年代國民政府的中國民族主義史觀，或者遭到國民政府迫害與反對國民黨威權統治的凃照彥、劉進慶與戴國煇等留日的左翼經濟史學者都從帝國主義論的角度，主張日本殖民時期臺灣人的經濟困頓與被剝削。但無論是戰後一九五○年代本省籍經濟史學者張漢裕（矢內原忠雄的學生）、或者是一九九○年代柯志明的米糖相剋討論，與其後堀內義隆、北波道子、高淑媛、蔡龍保、洪紹洋與筆者等新一代學者，都修正之前的帝國主義論及經濟剝削史觀，強調了日治時期總督府的經濟政策，雖然從日本帝國自身利益著眼，並充滿著民族差別的殖民地性，但日治時期臺灣的經濟的確經歷了近代化的發展，且這些經濟成長果實也普遍惠及於臺灣各階層的人，並奠定了戰後臺灣經濟發展的基礎。
同時，從經濟發展與人口移動的面向來說，一九二九年的經濟大恐慌，雖然也對臺灣經濟產生一定衝擊，但因為蓬萊米產業所造就的米糖經濟發展，臺灣的農村從日治中期以來生活水平是日益提高，並未陷入日本與韓國農村一樣的經濟恐慌。與此相關聯的是，雖然臺灣的工業發展遠不及日本，也不及一九三○年代初期比起臺灣更早發展大規模工業化的朝鮮，但臺灣農業經濟的發展相對支撐了農村的安定。在一九三○年代與戰爭時期，臺灣的農村都未曾如日本與朝鮮的農村一樣，有大量農民因為經濟困頓被迫移民到滿洲，或有農村婦女被迫淪落風塵，或者成為日本帝國的徵用奴工；而在戰爭最為激烈的一九四二年到戰爭結束，雖然經歷美國的飛機轟炸，但因為糧食充足也沒有淪為戰區，生活甚至比日本內地還更為安定。
的確，日治中後期臺灣人也有前往海外的，但主要都是為了高等教育就學，其餘海外移動的主要都是中上階層為了經商，或者更好的經濟發展而前往日本、中國各地尤其滿洲等地。在戰爭時期，除了因為民族主義因素前往中國參與對日抗戰的知識菁英外，也有因為日本帝國的戰爭動員而成為軍屬、軍人與少年工等經歷過戰爭的恐怖。但這些人的海外經歷遠不能與朝鮮移民的辛苦經歷相比，甚至很多人是受益於日本帝國，因著日本國籍的身分經歷而成為在占領區的帝國協力者。而這樣的殖民地經驗，面對戰後初期國民政府再殖民時期的威權統治經驗，毋寧讓有殖民地經驗的臺灣本省人，對於國民政府與經歷八年對日抗戰的外省人的抗日民族主義，無法產生共鳴，甚至因此潛藏或者轉化為親日的態度。
最後，從戰後經濟發展、地緣政治及國內政治結構的當代史角度來說，戰後日本、韓國（南韓）與臺灣的經濟發展，可以說都是在韓戰以後的東亞冷戰體系下展開，並都受益於韓戰以後的美國的東亞政策與經濟援助。而韓國與臺灣，不僅受益於美國的政策，也都受益於日本配合美國展開的經濟援助與經濟合作政策。日本則利用這些政策，換取韓國的朴正熙政權與國民黨蔣介石政權，對於殖民統治與戰爭賠償問題上的輕放，並得以重建其與韓國及臺灣的經濟關係。儘管如此，戰後以來韓國社會所面對的兩韓關係與國內左右派政治結構，顯然與臺灣社會所面對的兩岸關係及國內政治結構有所不同，這些當代的國際地緣政治與國內政治結構等因素，部分影響了韓國與臺灣以不同的方式來建構其戰前日本殖民統治的歷史記憶，並發展出與日本不同的政治外交關係。
以韓國來說，雖然韓國左右派都從民族主義的角度，堅持要求日本反省並妥善解決戰前的殖民統治、慰安婦及徵用工等歷史遺留問題，但兩派對於經濟發展的態度，以及對於朴正熙威權統治的歷史評價有所不同。右派政權肯定朴正熙威權統治以經濟發展優先，因此輕放日本的殖民與戰爭賠償問題，同時也不希望因為歷史問題影響日韓經濟關係，所以希望擱置或以妥協方式解決慰安婦與徵用工等歷史問題；而左派政權以親算過去親日派政權為其政治訴求，不願肯定朴正熙時期的威權統治對於經濟發展的貢獻，同時也不同意朴正熙時期的日韓條約協定已經解決日韓的歷史問題，且無法接受在其眼中以民族尊嚴換取對日外交與改善經濟的做法。
另外，相對來說，韓國的右派政權對於北韓的國家安全威脅較為關注，對於美日韓在國防安保上的合作也較為重視，且也較能接受美國暗中期待與推動的，以改善日韓關係及加強彼此間的合作，來應對北韓威脅的想法。與此相對，韓國的左派政權傾向於淡化北韓的威脅，並採取對北韓親善的政策，希望推動兩韓統一來追求民族的強大發展；再者，左派政權對於美國在韓國威權統治時期，默許或協助朴正熙政權鎮壓國內的左派民主人士耿耿於懷，這種潛在的反美態度也使得其不願接受美國改善日韓關係的勸誘。而韓國左右派對於北韓、日本與美國的政治與經濟態度，也一定程度影響了左右派的中國政策，相對來說，右派政權較為重視美國同盟因而較為遠中，而左派政權則較為希望在美中之間保持中立，並較為重視對中關係。
而以臺灣來說，臺灣內部的政治對立主要不是左右派，而是以兩岸關係的政策對立與未來願景來區分。主張臺灣獨立或者不願與中國統一的民進黨，本來基本支持群眾中就以對日本親善的本省籍為主。而面對當代的地緣政治與國安問題，民進黨的支持者雖然不得不接受一九九○年代以來，兩岸之間密切的經貿關係。但面對近年來中國日益激烈的統一攻勢與戰爭威脅，除了希望積極強化與美國的政治、經濟、與軍事合作關係外，也希望與處於日美安保合作關係的日本，透過強化政經軍事等各種合作關係，以促進臺灣的經濟發展，並共同抵抗中國的威脅。
與此相對，臺灣的中國國民黨以維護中華民國的一個中國政策為其主張，無法接受臺灣獨立，而其基本教義派的支持者中本來就以外省籍居多，不少人堅持國民黨延續八年抗戰與一九七○年代保釣運動，所發展而來的抗日民族主義。另一方面，國民黨希望維持與中國的親善關係，認為可以藉以享受兩岸經貿發展的好處，並樂觀期待可藉以維持兩岸關係的現狀，因此不希望積極推動臺灣與美國及日本的安保結盟，以免過度刺激中國政府，反而導致中國的激進對臺政策或武力攻臺。
透過以上這些韓國與臺灣的殖民前後歷史，與當代地緣政治因素的比較與其複合作用，我想讀者們應該大致可以理解為何面對日本引揚問題或者當代的日本社會，韓國人顯得較為仇日，而臺灣則較為親日。
結語：從日本帝國的崩解眺望與期待中華帝國的未來
本文結語部分，想就談到臺灣親日態度，或應如何反省日本殖民統治的議題時，臺灣學術界常提到的左翼後殖民史觀作一點檢討，並進一步從歷史教訓的角度，分析如何從對日本帝國史的後殖民檢討，來考察當代崛起中的中華帝國的未來。
熟悉臺灣民族主義歷史的學者可能聽說過一九八三到八四年間，臺灣文化界繼一九七七年「鄉土文學論戰」及一九八○年代初期「文學界南北派爭議」之後，曾經發生「台灣意識論戰」（又稱臺灣結與中國結論戰），主題在於臺灣人應抱持怎樣的國族認同，而這其中包括兩個臺灣史研究者針對臺灣近代化的歷史論爭。一方面，有臺灣本土派民間史家楊碧川檢討臺灣日治時期的殖民地歷史，延續戰後初期張漢裕的經濟史觀點，主張日本殖民官僚後藤新平在臺灣主政期間（1898-1906）援用明治維新經驗，在臺灣所推動的近代化改革，奠定了臺灣近代化的基礎（學術界稱為「奠基者論」）；另一方面，主張中國統一的左翼臺灣史家戴國煇，則無視於楊碧川在提到殖民經濟的近代化進步時，也嚴厲批判後藤新平殖民政策的民族差別，而是逕自認定這種說法是「被殖民心態」的作祟，並從民族主義的角度主張日本統治時期殖民地的近代化經濟發展，是建立在晚清劉銘傳等人自強運動的基礎上（學術界稱之為「臺木論」），並從馬克思主義的帝國主義論的角度，批評這種資產階級的近代化，主張其導致廣大被剝削的農工無產階級的貧困化。
值得注意的是，晚近臺灣中生代的左翼文化評論家如鄭鴻生等人在討論臺灣為什麼親日反中、或者近年來的香港為何反中不反英時，仍然停留在類似的舊的左翼與中國民族主義史觀。他們主張相對於韓國反日所展現的脫殖民地化歷史觀，臺灣與香港都是傳統文明的古老國度中國的邊緣地區，之所以親日反中反對統一，或者在統一之後產生「占中」衝突，都是因為「在被割讓給一個現代化的強權之後，與其文化母體走上不同的現代化之路；而在帶著強烈現代性因素的當代身分認同的分歧下，它不僅在戰後的回歸過程中與其文化母體產生了不適應症，之後又因為長期的冷戰格局與左右意識形態的影響，更是無能解決被殖民所產生的種種後遺症」。
另一方面，左翼學者鄭鴻生也強調臺灣與香港的近代化，是右派殖民式的近代化，而中國大陸則是「經過辛亥、五四、北伐、抗戰，以自己的步伐與方式，試圖找出民族復興的一條現代化方案，雖然頭破血流、千瘡百孔，但確是自主的。……並由中共的路線取得主導」。並認為臺灣與香港人都因為未曾經歷足夠的脫殖民地反省，而以承襲自殖民母國的殖民式近代化的「帝國之眼：西方帝國的文明世界觀，來看待自己社會的傳承」、下層勞動者、各種『落後』現象，以及母國整體。……或者以西方社會個人主義為基礎的『自由民主』，來看待自身社會的政治安排」。[2]
針對鄭鴻生這類延續一九七○年代以來戴國煇、劉進慶、陳映真等左統學者延續而來的臺灣史觀，筆者想要從世界史與東亞史的交互關聯與相互比較，提出簡單的檢討。首先，從世界經濟史的發展與強調社會正義的左翼史觀來說，東亞除了日本學界已經脫馬克思主義之外，特別是中國、韓國與臺灣的部分左翼學者，往往都停留在一九三○年代到一九七○年代的列寧與毛澤東式的馬克思主義左翼史觀，仍然幻想所謂的廢除資本主義的左翼近代化的可能性，不願正視世界與東亞的歷史。他們沒有意識到經過戰後三、四十年的世界經濟史的發展，一九八○年代蘇聯、中國、北韓、古巴等共產主義政權的崩解與失敗，都證明了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近代化發展方案，是造就龐大經濟災難的失敗方案。與此相對，在冷戰架構下，東亞的臺灣與韓國透過威權政體及開發獨裁（即發展型國家）的右派經濟發展政策，的確達成了工業資本主義的近代化。而且在失敗的共產主義政權中，一九八○年代透過改革開放政策、唯一完成經濟發展目標的中國，其近代化方案跟所謂的左翼自主的近代化完全無關，而是學習臺灣、韓國的發展型國家政策下，透過引入外資與技術、建立自由市場體制，以達成經濟近代化。
另一方面，當代最能兼顧資本主義經濟發展與社會公平分配的社會體制，則是北歐各國的社會民主主義體制，這種體制認為唯一能夠達成馬克思本人理想中的享受資本主義工業化的成果，但又能較公平分配經濟收益的體制，是在經濟資本主義體制下，透過議會民主與財稅體制，以建立經濟財富重分配的社會福利制度。而東亞的日本在戰後的工業重新發展，與美國強加的民主體制上，基本上發展出與北歐類似的社會民主主義體制，而臺灣與韓國則在一九八○年代末期在第三波民主化的浪潮下，幸運地完成威權體制到民主化的轉型，並在民主化過程中逐步往北歐的社會民主主義體制轉型。
而目前中國的知識分子所期待於中國共產黨的，則是如何繼續臺灣與韓國的發展路徑，進一步完成政治的民主化與社會福利體制的建構，也就是兼顧經濟發展與社會公平的北歐社會民主主義發展。當然當代的社會民主主義不是沒有面臨危機，如同史迪格里茲（Joseph E. Stiglitz）、克魯曼（Paul Robin Krugman）、皮克提（Thomas Piketty）等中間偏左派的自由主義經濟學家所言，晚近新自由主義的發展，對於先進國家社會民主主義體制的維繫構成危機，而在此脈絡下全球化的經濟發展，也造成貧富差距擴大等經濟問題，必須認真面對解決，但絕非回到歷史實驗已經證明無效，且可怕的戰前共產主義方案。
接著，檢討左統學者的中國民族主義史觀，我們注意到由於世界史的反省與認識，臺灣的左統學者往往有一種階級對立與血緣民族的本質觀，沒有注意到北歐社會民主體制下階級平等與對立相對解消；同時，也忽略了民族主義若要符合重視多元族群平等的當代民主價值觀，必須跳脫素樸與本質性的血緣民族主義，而轉型成為公民民族主義。換言之，民族與國家都是人為建構的社會體，而這些社會體為了社會團結也有必要建構某種的民族國家意識，來團結群體中的個人，但這些社會體的運作必須符合多元民主的人權要求，也就是社會體自身必須先尊重多元成員的公民身分，才能夠期待個體成員認可這個集體，並進一步發展對該民族與國家的國族認同，而這種認同並不需要取消成員自身的各種多元身分認同。
從以上的兩個反省來說，我們想要提醒臺灣討論後殖民的學者，首先，請記得更新自己的左翼史觀，列寧與毛澤東、金日成的馬克思主義史觀與社會主義實踐方案，帶給蘇聯、中國與北韓的是世紀災難而非福祉，儘管他們的初心也許都是救世救國，或者是對抗西方或日本帝國主義的正義目標。因此從反對國家暴力與主張言論自由的角度，我們雖然必須一再的批判戰前日本帝國對於共產主義思想的鎮壓，但請也記得共產主義者對於經濟史的解釋與其改革方案等，所有近代的試驗已經證明失敗。也請正視蘇聯、中共與台共的共產黨內部政治鬥爭的慘烈與暴力性，必須予以歷史的批判，同時或許應該慶幸臺灣的共產主義革命運動沒有成功，否則恐怕會經歷類似蘇聯、中國、北韓一樣悲慘的戰後歷史。
其次，請記得日本帝國的殖民史必須持續認真的批判，並且提醒從戰爭災難中走過來的日本不要再重蹈軍國主義的歷史覆轍。但也請記得當經濟史學者指出日治時期臺灣的經濟近代化，或者文化史學者提到戰後的親日現象時，請不要隨意的扣上殖民地肯定論或者缺乏後殖民意識的大帽，實情是沒有哪個臺灣的經濟史學者否定日治時期經濟政策，是帶有民族差別的殖民性，但那並不代表就必須接受帝國主義經濟剝削論。而且日治時期的臺灣經濟與農業發展，受到對岸福建省政府的積極肯定，從一九一○年代到一九三七年中日戰爭之前，不斷有其官員組成代表團來臺灣參觀與學習，希望經建學臺灣以推動福建省政的近代化。
最後，請不要再用本質性的中國民族主義批判臺灣與香港的民主運動者，並貶低這些民主運動要求是一種殖民式近代化的資產階級民主，或者其在面對母國殖民霸權史所衍生出來的民族認同，是因為對於日本或英國帝國主義的後殖民反省不足。請用北歐社會民主主義的多元公民民族主義的新左翼觀點，來認識這些後帝國時期所產生的尊重多元民族的民主運動。更重要的是，請重新認識其所傾慕的中華祖國的戰後悲慘歷史，認識其對於境內新疆與西藏的少數民族的殖民壓制，與對於境內漢人公民的民主訴求的壓制，還有對於東亞與世界和平的帝國主義威脅。
一九二○年代以來，蘇維埃革命後的蘇聯所成立的共產國際，在東亞日本、中國、韓國與臺灣等地傳播建立了共產主義政黨，並促成了左派社會主義思潮的興起。但一九七○年代文化大革命真相被揭露，與世界各地社會主義政權失敗為世人所知後，日本戰後興盛的左派思潮嘎然而止，傳統勞農與講座派的經濟史研究，完全讓位給新古典經濟學與制度經濟學觀點的自由主義經濟史學，日本的社會主義政黨也在一九七○年代之後放棄社會主義經濟的想法，轉型成為歐洲社會民主主義的左派政黨。透過日本帝國成立與崩解過程的歷史考察，我們期待臺灣的左翼與中國民族主義學者進行深刻的後殖民反省，為了東亞的和平，為了避免帝國主義的再次肆虐東亞，一起以批判日本帝國主義的標準來監督崛起中的中華帝國，盡快進行民主化的政治轉型，並善待本國內部的少數民族與人民，切勿發動戰爭，重蹈其所一再批判的日本帝國主義之覆轍，以免引發本國與東亞各國及世界的浩劫。
後記：本文原係作者為李淵植著、熊晨馨譯，《離開朝鮮的返鄉船：一九四五年日本殖民者在朝鮮的終戰經驗》（台北市：凌宇有限公司等，2022）一書撰寫的解說文，經徵得出版社同意後，刊登於此網站。
註腳
[1] 加藤聖文（1966-）從1990年代日本引揚史的檔案公開與相關研究在國內外逐漸興盛以來，開始關心並進行這個主題的研究，並從2001年開始協助日本相關機關整理出版了日本引揚最重要的一手史料，包括海外負責協助日本引揚團體的檔案史料，以及日本國內各地海外引揚援護機關與民間團體的檔案史料，加藤聖文編《海外引揚關係史料集成 國外篇 補遺篇》全21卷（東京：ゆまに書房，2002）；加藤聖文編《海外引揚關係史料 國內篇》（東京：ゆまに書房，2001）。他在這些檔案閱讀整理上，並廣泛參照相關研究與其他史料的基礎上，在2021年出版《海外引揚の研究：忘却された「大日本帝国」》（東京都：岩波書店，2020），該書獲得2021年第43回角川源義賞（歷史研究類）。
[2] 鄭鴻生，〈關於東亞被殖民經驗的一些思考：台港韓三地被殖民歷史的比較〉，《思想》28期（2015-05）：1-18。
參考書目
以上導讀所涉及的日本引揚史、灣生的歷史與記憶、華人海外移民、臺灣的移民史，以及本文未論及的臺籍日本兵與戰爭記憶等相關議題的相關文獻，請參見以下書目。
加藤聖文，《海外引揚の研究：忘却された「大日本帝国」》（東京都：岩波書店，2021）。
增田弘編著，《大日本帝国の崩壊と引揚・復員》（東京：慶應義塾大学出版会，2012）。
蘭信三編，《帝国崩壊とひとの再移動：引揚げ、送還、そして残留》（東京都：勉誠出版，2011）。
佐藤量、菅野智博、湯川真樹江編，《戦後日本の満洲記憶》（東京：東方書店，2020）。
孔復禮（Philip Kuhn），李明歡譯，《華人在他鄉：中華近現代海外移民史》（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2019）。
許雪姬編，《臺灣史論叢移民篇：來去台灣》（臺北市：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9）。
許雪姬，羽田朝子等譯，《離散と回帰：「満洲国」の台湾人の記録》（東京都：東方書店，2021）。
鳳氣至純平，《日治時期在臺日人的臺灣歷史像》（臺北：南天出版社，2020）
李若文，〈《灣生回家》：書本、紀錄片與造假事件〉，《中正歷史學刊》20（2017-12）：235-247。
洪郁如，〈灣生記憶如何閲讀：我們準備好了嗎？〉，鈴木怜子，邱慎譯，《南風如歌：一位日本阿嬤的臺灣鄉愁》（臺北：蔚藍文化出版，2014），頁9-22。
塩見俊二，日本文教基金會編譯，《秘錄・終戰前後的台灣》（臺北：文英堂出版社，2001）。
楊子震，〈帝國解體の中の人的移動：戰後初期臺灣における日本人の引揚及び留用を中心に〉，《東アジア地域研究》第13號2006（07）。
陳柏琮，《軍艦旗下：台灣海軍特別志願兵制度1943-45》（臺北：國史館，2013）。
藍適齊，〈戰後海外臺灣人的集中與遣返〉，《中國抗日戰爭史新編 第六編：戰後中國》（臺北：國史館，2015），頁425-465。
蘇碩斌編，《終戰那一天：台灣戰爭世代的故事》（臺北：衛城出版，2017）。
阿部賢介，《關鍵的七十一天：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前後的台灣社會與臺灣人之動向》（臺北：國史館，2013）。
林文凱，〈認識與想像臺灣的社會經濟史：1920-30年代臺灣社會史論爭意義之重探〉，《臺灣史研究》21（2）（2014-06）：69-110。
林文凱，〈晚近日治時期臺灣工業史研究的進展：從帝國主義論到殖民近代化論的轉變〉，《臺灣文獻》68（4）（2017-12）：117-146。
林文凱，〈貌合神離之兩岸關係：戰爭前夕福建與臺灣的經建與農業調查之交流 （1934-1937）〉，《臺灣史研究》25（4）（2018-12）：119-162。
本文採用 創用CC 姓名標示–非商業使用–禁止改作 3.0 台灣版條款 授權。
歡迎轉載與引用，但不得為商業目的之使用，亦不得修改本文。轉載、引用本文請標示網址與作者，如：
林文凱/從世界史與東亞史交互關聯與比較視角，來看二戰結束後日本帝國的崩解與東亞各地人民的遣返
引自歷史學柑仔店(https://kamatiam.org/二戰結束後日本帝國的崩解與東亞各地人民的遣返/)
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