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亦芬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一、「島國關賤字」：走出「語言」關連「國家建構」的歷史迷思
三一八學運不僅帶起年輕世代對台灣主體性新的認同，也讓我們批判、嘲諷黑箱政治的語言更豐富了。「暴民」、「魯蛇」、「溫拿」、「Z>B」、「馬卡茸」、「來來來」…..等kuso意味十足的新式「島國關賤字」，[1] 在去年此時，大量成為眾人日常言談裡諷喻無良政治愛用的字眼。
圖1 2014/03/30 凱道大遊行。花亦芬攝。
這些反諷、反串意味十足的語彙，不僅表露出學運世代對當時執政者傲慢浮誇的不以為然；同時也清楚標誌出，為數可觀的社會大眾希望台灣政治能就事論事，走向公平正義。
當然，愛用這些語彙的台灣「暴民」不會期待，禁止大學老師跟學生談「普世價值、新聞自由、公民社會、公民權利、中國共產黨的歷史錯誤、權貴資產階級、司法獨立」[2] 的強國，會認為這些政治嘲諷意味十足的「島國關賤字」，是他們可以認同的「正確」中文。
然而，這個問題卻也凸顯出，表面上使用同一語言文字的人，不必然會有相同的政治思想與政治抉擇。
「語言」與「國家建構」之間的關係，是該走出十八、九世紀國族主義（nationalism）留下的迷思。尤其該警惕在心的是，這些迷思曾經讓人類經歷一次世界大戰的慘痛傷亡後不久，竟然更瘋狂地投入第二次世界大戰。
二次大戰期間，納粹以「語言」和「種族」分別「我者」與「他者」的做法，在二戰結束後，並沒有煙消雲散。反之，冷戰時，美國種族隔離政策逼得非裔公民走上街頭，鼓吹民權運動。而在台灣，強力打壓本地鄉土母語的「國語教育」，更是從五零年代一直延燒到七零年代。
今年世界上有許多國家都在紀念二次大戰終戰七十年。對台灣而言，二戰的陰影真的過去了嗎？還是我們連二二八到底該如何詮釋，仍然說不清？
在世界歷史大脈絡下，所幸我們可以透過紀念三一八學運，把台灣走過的路好好梳理。從「島國關賤字」的角度，重新省思，「三一八學運週年」跟「二次大戰終戰七十年」之間，在台灣，是存在了千絲萬縷的關係。
接下來就從「語言」牽涉到的許多問題，重新來看「國族主義」製造了多少迷思。以致於有二次世界大戰；以至於七十年後，我們選擇用「島國關賤字」來走自己的路。
二、San Marino: 一個有啟發意義的實例
在進入正式主題之前，讓我們先到一個有趣的地方旅行。
圖2 San Marino是義大利境內的主權獨立國家。
義大利威尼斯以南，沿著亞德里亞海岸線往下走270公里處，有一個美麗的古城Rimini。從Rimini火車站出來，馬路對面有一個很特別的「國際線巴士站」。
圖3 Rimini火車站對面，前往San Marino的國際線巴士站（“Autolinea internationale per S. Marino”）
圖片來源：http://www.grenzen.150m.com/RSM_IT01.JPG
從這裡搭車，往西朝Titano山方向走12公里，就抵達義大利與它的國中之國—聖馬利諾共和國（Republic of San Marino） —的邊界。
影片1 介紹San Marino的短片。Little Europe: San Marino：https://www.youtube.com/watch?v=eSqoEhWd9cM
是的。義大利半島上除了有一個特殊國家叫「梵蒂岡」外，還有另一個人口只有3萬出頭，國土面積只有61平方公里的小國San Marino。它不只是聯合國會員，也喜歡自稱是現存世界上歷史最悠久的獨立「共和國」[3] 以及「世界上最寧謐的共和國」（The Most Serene Republic of San Marino）。[4]
跟歐洲其他小國如列支敦士登（Liechtenstein）與摩納哥（Monaco）等貴族世襲小國不同，San Marino自十三世紀有明確歷史記載以來，一直維持共和政體。現行國會內閣制有六十位國會議員，其中兩名是作為政府首長的「執政長」（captains regent），任期半年。
San Marino的官方語言也是義大利語。然而，八百年來，這個迷你小國何以始終堅持自己獨立自主的存在？有一則關於他們的故事，可以讓我們了解，他們究竟在追求什麼？
二次大戰期間，San Marino人口從一萬五千多人銳減到一萬兩千多人。即便當時執政的政府也是法西斯，但在反對勢力堅持下，San Marino保持中立，而且還收容庇護了超過十萬名被當時義大利法西斯政府迫害的難民（包含猶太人）。[5]
圖4 San Marino的國徽採自十四世紀以來他們共和政府的官方紋章（coat of arms）。三個堡壘象徵中古時代他們捍衛政治自主權的重要防禦工事。其下的文字 “Libertas”（自由）標明他們的立國精神
資料來源：https://kamatiam.org/wp-content/uploads/2015/03/2000px-Coat_of_arms_of_San_Marino.svg_.png
這是一個懂得守護「自由」（Libertas）價值的古老小國。正因為他們深知，小國需要透過守護普世價值，才會贏得尊敬，得以永續生存。
在歐洲中古時代，像San Marino這樣獨立自主的小國，比比皆是，並非過去歷史書常講的「封建制度」可以一言以蔽之。但為何後來他們消失了？
三、可以用「封建制度」詮釋歐洲中古史的特色嗎？
要談這個問題之前，先解釋一下，現代歷史研究怎麼談「封建制度」（Feudalism）與歐洲史的關係。
受到法國啟蒙主義、馬克思史學思想、以及法國年鑑學派健將Marc Bloch影響，過去史學界喜歡從「封建制度」的角度詮釋歐洲中古政治、社會與經濟制度的特色。1994年，牛津大學教授Susan Reynolds 根據美國歷史學者Elizabeth Brown曾經提出的論點，[6] 出版了一本至今影響深遠的專書《采邑與附庸：重新詮釋中古史料》（Fiefs and Vassals: The Medieval Evidence Reinterpreted），質疑這個詮釋模式的有效性。
圖5 Susan Reynolds, Fiefs and Vassals: The Medieval Evidence Reinterprete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簡單來說，過去詮釋中古「封建制度」所依據的兩個主要概念 —「采邑與封賞的其他特權」（fief，拉丁文”feudum”）以及「附庸」（vassal）—並不能有系統地解釋歐洲中古各地不同社會階層與經濟權利之間實際的法律運作關係。例如，國王與為他上戰場打仗的騎士兩者之間的關係、跟修道院長與向他承租教會土地耕作的農戶兩者之間的關係，並不相同；而且也無法一致性地從「附庸」與「采邑」的關係來解釋。
過去大家常聽說，封建社會在君王之下分成三種社群：祈禱的神職人員、打仗的戰士、與勞動的農民/工人。然而，這種說法，並非真的反映出當時歐洲各地社會的實況。例如，十世紀時，義大利北部Verona的主教Ratherius（c. 890-974）就認為，當地社會可區分為19種不同的社群，包括醫生、商人、律師、老師、學生、乞丐…..等。十一世紀末，法國神學家 Honorius of Autun（c. 1080- c. 1154）也認為，當時的社會人群可區分為：神職人員、騎士、商人、手工業者、吟遊詩人、小孩、朝聖者、受酷刑折磨的人…..等等。[7]
換句話說，中古歐洲社會生活實際的樣貌，比起嚴格階層化的「封建制度」複雜許多，但也多元自主許多。如同Susan Reynolds所言：「…封建制度這個概念所提供的，不是幫助我們去了解，我們在各種史料裡可能遇見的形形色色中古時代的人；而是告訴我們，中古時代的人就是一個樣，我們不必費心好好去看他們。」[8]
問題出在哪裡呢？
四、「封建制度」這個史學概念如何被建構出來？
「封建制度」這個概念衍伸自十六世紀起法律史學者的研究，至十七、八世紀成為實施絕對君權（Absolutism）國家（尤其是英、法兩國）學者積極討論的課題。
然而十七、八世紀學者是從他們自己時代所經驗到的絕對君權宮廷政治出發，類推回去看歐洲中古，藉以探討與絕對君權相關的「政治品德」何以成立的歷史根源。也就是說，封建制度強調統治者透過土地與其他特權的分封，要求各階層屬民在彼此對待上，應互有「忠誠」，並以此形塑維繫社會與經濟制度的根底。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十七、八世紀學者對不少史料所提到的歷史名詞做的解釋，並非放在中古社會文化脈絡下，細膩地釐清這些詞彙在當時映照出來的社會實況；而是從十七、八世紀的政治現象反向類推。
五、從「靜態」且「一脈相承」的觀點看歷史，是在幫誰的忙？
Reynolds剛出版這本書時，因為觀點新穎顛覆，引起主流學界不少爭議。但二十年後，西方新近出版的學術專書與比較嚴謹編纂的各級學校教科書，確實紛紛放棄從靜態的「封建制度」來詮釋中古歐洲政治、社會與經濟。[9]
如果深入來問：過去的詮釋，問題出在哪裡？
「封建制度」至少假設了三個前提：(1)「王權」是穩固的；(2) 沒有違抗王權、獨立自主的地方政體 (polity)與個人；(3)社會階級是不流動/或很少流動的。
然而，這是可能的嗎？
筆者在〈錯譯的十字軍東征（crusades），被標籤化的歷史〉[10] 一文曾提到，自九世紀中葉查理曼帝國崩解後至西元1000年左右，歐洲經常受到斯堪地納維亞人、馬札爾人與穆斯林侵擾，日子過得並不平靜。
圖6 9-10世紀入侵歐洲的各種力量。
圖片來源：http://faculty.cua.edu/pennington/Religion402/Topic%20Three/Lecture%20Three/invasion9th.jpg
直到十世紀中葉，當斯堪地那維亞人與落腳在匈牙利的馬札爾人接受基督教化，西歐才開始有休養生息的機會。此後，經濟逐漸復甦，城市化現象也慢慢出現。義大利因為比較靠近富裕繁榮的地中海東部，因此商業化、城市化的腳步走得又比西歐其他地區快。
商業化帶來個人經濟力量的崛起，城市化帶來社會階級流動，再加上之前外力侵擾西歐時，對原本政治社會結構帶來的鬆動與破壞，其實很難想像，十世紀中葉以後的西歐，如何可能處處都有「封建制度」所預設的，不動如山的社會階級制度、以及穩固的王權？
六、西元950年以後，歐洲政治發展走向多元化
十世紀中葉以後，羅馬教宗想藉西歐社會文化與經濟貿易復甦之際，趁機強勢崛起。以基督教世界信仰領袖之尊，做西歐共主。於是結合克魯尼修道院改革（Cluniac Reform），在西歐內部大力推動以獨尊教宗為號召的信仰運動。
表面上，西歐文化似乎因此逐漸走向全面羅馬公教化。然而，實際上，政治卻反而走向多元化，並對現代歐洲政治生態產生深遠影響。
950年代末，英格蘭在西薩克遜人（West Saxons）建立的王國帶領下，有了初步的統一局面。987年，西法蘭克王國被卡佩（(Capet）家族掌控。他們以巴黎為中心的「法蘭西之島」（Ile de France）為基地，逐步打造法國統一工程。這兩個王國，從十世紀下半葉起，奠定了英、法兩國邁向近現代「民族國家」（nation state）的基礎，並在十九世紀發展成帝國主義大國。
圖7 十世紀馬札爾人在歐洲四處爭戰。
圖片來源：https://kamatiam.org/wp-content/uploads/2015/03/Kalandozasok.jpg
原先的東法蘭克王國，在Otto 一世手裡，卻開始產生質變。936年，以公爵身份作為撒克遜地區統治者的他，被選為德意志地區共主—「德意志王」。955年，他帶領德意志各部族擊敗來自匈牙利的馬札爾人（Battle of Lechfeld），聲勢大增。因此在962年接受羅馬教宗加冕為「皇帝」（Kaiser），日後稱為「神聖羅馬帝國皇帝」。
圖8 位於易北河岸馬格德堡（Magdeburg）主教座堂內，Otto一世的陵墓，與中國帝王陵寢相當不同。所以也不要從中國「皇帝」的角度來想像連首都都沒有的「神聖羅馬帝國皇帝」。
圖片來源：http://de.wikipedia.org/wiki/Otto_I._(HRR)#mediaviewer/File:Grave_of_Otto_I,_Holy_Roman_Emperor.jpg
#mediaviewer/File:Grave_of_Otto_I,_Holy_Roman_Emperor.jpg){kind=link}
然而，跟英法不同的是，以德意志王權為基礎的神聖羅馬帝國皇帝追求的，跟羅馬教宗一樣，不是以世俗價值為導向的 “nation state”；而是以基督教世界保護者自居，夢想在自己既有統治領土外，還要更進一步做整個基督教世界法理上的共主。
從這一點來看，可以說，中文書常說的歐洲中古「政教之爭」，其實是兩個同時追求「政教合一」的勢力在爭鋒：一個是教宗領導的「教宗國」（Papal States）；一個是德意志王領導的「神聖羅馬帝國」。
圖9 紅線內，是1250年左右，神聖羅馬帝國號稱法理上統轄的範圍。
圖片來源：https://kamatiam.org/wp-content/uploads/2015/03/1024px-Heiliges_Römisches_Reich_um_1250.png
對基督教普世帝國的追求，讓神聖羅馬帝國皇帝充其量只是在「法理」上作為中歐區域性政治聯盟的共主；而非世俗意義下，中央集權式的皇帝。換句話說，構成今天德國、荷比盧、奧地利、捷克、瑞士、部分法國中部往東南延伸的地區、以及義大利中北部，都在這個以諸多自治政體為基礎所架構起的「神聖羅馬帝國」範圍內。也就是北從德國漢堡、南至義大利比薩（Pisa），西從法國里昂（Lyon）、東至捷克布拉格，中古時代這個廣大的區域，長達三、四百年以上都處於這種小國小邦林立的狀態。
「神聖羅馬帝國皇帝」只有在自己家族繼承的領土範圍內，有實質統治權；但實力並沒有大到可以直接伸手去管其他地區的政事。這樣鬆散的共主體制，基本上可說是中歐原住民部落會議的升級擴大版；也讓奧匈帝國崛起之前的神聖羅馬帝國，成為一個沒有「首都」、沒有「王宮」的特殊帝國。皇帝必須靠著四處巡訪，鞏固大家對他的認同（順便收取貢金）。因此，頂多只能在幾個比較常經過、而且對皇帝態度友善的小鎮，建立樸素的「行宮」（德文：Kaiserpfalz）。這樣的情況，自十二世紀起，讓繁榮的義大利中北部城市紛紛想擺脫皇帝，獲得真正的主權獨立。這也就是史學研究上所稱的「建立地方政治自治體運動」（communal movement，詳下節）。
如果我們連結950年以後，不受英、法兩個統治王室管轄的地區一起看，中古歐洲的政治版圖其實像一塊百納布，其上布滿了大大小小、以各種不同形貌存在的政體（polities）。
圖10 1300 左右的歐洲政治地圖。
圖片來源：https://kamatiam.org/wp-content/uploads/2015/03/europe_map_1300.jpg
七、什麼是 “commune”（地方政治自治體）？
早期的 “ commune” 有各種不同型態。有些是剛萌芽的小型城鎮、有些是村落、城堡、或某個教區（parish）。雖然運作的情況各地有異，但是，“ commune”的組成基本上有兩個共同點：第一，拒絕貴族世襲，採取眾議共管制。執政首長的產生透過選舉，且任期有限制。第二，政治自治體的成員要發結盟誓願。
十二世紀，當西歐城市化的程度越來越高，早期小型的“ commune”逐漸轉變為以城市為基礎的 “city commune”。這個現象在都市化普遍的義大利中北部尤為明顯。
在現代史學研究上，這些政治上獨立自主運作的 “city commune” 常被稱為「城邦」（city-state）。亦即「城」就是「邦」；「城」就是獨立的政體（polity）。因此，住在城市的居民，既是「市民」，也是國家的「公民」。這就是何以十九世紀著名的瑞士史家布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在寫《義大利文藝復興時代的文化》時，第一章的標題就是：〈視國家如同藝術品〉（“Der Staat als Kunstwerk” 。確實的意涵為：國家是人有意識打造出來的創造物，而非如「國族主義」所稱，是天經地義原本就該如此存在）。
但是用當時的語言來看，這些“city commune”對外真正的自稱是「共和國」（republic）。
圖11 推薦兩本新出版關於歐洲中古獨立自治城邦歷史文化的專書：
Daniel Philip Waley and Trevor Dean, The Italian City-Republics, 4th edition (Routledge, 2009).（左）
Tom Scott, The City-State in Europe, 1000-1600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右）
影片2 “Siena: Chronicles of a Medieval Commune”一部介紹義大利中古政治自治體歷史發展的影片，由紐約大都會博物館製作：https://www.youtube.com/watch?v=SF_Unq8f–0
八、羅密歐與茱麗葉的殉情地：見證 “commune” 歷史發展的重要場域
莎士比亞的《羅密歐與茱麗葉》是家喻戶曉的故事。根據這齣劇，從小在義大利北部古城 Verona 長大的羅密歐與茱麗葉，原本預定秘密結婚、但後來卻成他們殉情地的聖讚諾大教堂（San Zeno Maggiore），真的很有來頭。
十二世紀初，聖讚諾大教堂就是留下Verona邁向「市政自治體」歷史見證的重要場域。
影片3 San Zeno大教堂介紹影片：https://www.youtube.com/watch?v=fjmXOiRsI7I
在San Zeno大教堂正門上方，有一個圓弧形浮雕牆，上面刻畫的圖像是關於1136 年，代表Verona中產階級的平民、與代表舊勢力的貴族與神職人員一起達成協議，共組地方自治政府的景象。浮雕牆中間站著的，是Verona主保聖徒聖讚諾（St. Zeno of Verona, c. 300- 371or 380），他以祝聖的手勢為這個新成立的市政自治體祝福。
圖12 Verona主保聖徒San Zeno 為該城成為獨立自主的市政自治體祝聖。
圖片來源：http://www.medioevo.org/artemedievale/Pages/Veneto/SanZenoaVerona.html
在圓弧牆的左邊，是徒步的步兵，右邊是騎馬的貴族。兩個社群都肩負保衛Verona安危的責任。徒步的步兵代表非貴族的平民階層，從歷史上來看，主要是社會新興的中產階級（包括商人、律師、具有專業技能的匠師…..等等）；而右邊騎馬的，則是地主權貴與高階神職人員。
圖13 San Zeno大教堂以圖像表達的方式，紀錄Verona 市政自治體成立的經過。
圖片來源：http://www.medioevo.org/artemedievale/Pages/Veneto/SanZenoaVerona.html
九、中古自治城邦公民如何看待政治？
另一個義大利中古城市Siena，在十二世紀時，也建立了自治政府。
紐約大都會博物館官網，有一個製作相當精美好用的世界歷史年表（Heilbrunn Timeline of Art History）。雖然是以藝術史為出發點，但對瞭解世界史非常有幫助。
在這個世界史年表對中古到文藝復興時代義大利的介紹中，有一張是關於西元1000-1400年間，義大利半島的政治狀況：
圖14 1000-1400年間，義大利半島的政治狀況。
資料來源：http://www.metmuseum.org/toah/ht/?period=07®ion=eust
這張年表將中古義大利半島區分為三個部分：（一）「北部與中部」從十一世紀末至十六世紀都是獨立自治的城邦（city-states, autonomous）。大約在1273至1450年間，即便神聖羅馬帝國聲稱法理上對這個地區具有統治權（nominal rule），但也只能嘴巴說說，無法真正管到。
（二）「南部」有些地方直接被拜占庭帝國統治；有些則是法理上被拜占庭統轄，但實質上卻是獨立自主的城邦（如Amalfi、Gaeta、Naples）。此外，還有一些是北部隆巴底人建立的君侯國(principalities)，這些地方的統治權更迭頻繁。
（三）西西里島的統治權也是在不同外來者之間一再易手。例如諾曼人、神聖羅馬帝國、來自法國的安茹王室（House of Anjou）、與來自西班牙的亞拉岡王室（House of Aragon）。
十、中古歐洲人建立國家的前提並不包括「語言」
根據以上敘述，有一個現象值得注意：對中古歐洲人而言，「語言」在國家建構過程中，並沒有被視作必要前提。這與十八、九世紀從血緣、語言、文化、宗教等要素來對「國族主義」（nationalism）下定義，大為不同。
過去大家認為，中古懂拉丁文的人，僅限於神職人員。從新的研究來看，自中古早期開始，非神職人員懂拉丁文的，大有人在。尤其自十世紀起，西歐逐漸走向城市化，開始需要大量法律文書與具備各種專業知識的人才，一般市井家庭支持小孩受教育的比例日益增多。[11] 由此來看，可以了解，中古歐洲人的實際生活環境，經常是「雙語」（拉丁文與自己的鄉土母語）、或「多語」並存。我們可以想像，當時威尼斯商人與遠洋商船上的船員，除了跟義大利半島的人打交道外，還要與拜占庭、阿拉伯、近東各地講許多不同語言的人做生意。他們需要懂多少語言？而長年定居在西西里島的神聖羅馬帝國皇帝腓特烈二世（Frederick II, 1194-1250），能說六種語言（拉丁文，西西里文，德文，法文，希臘文，阿拉伯文），這對當時的歐洲君王而言，並非奇特的事。
在英格蘭，「征服者威廉」（William the Conqueror）於1066年取得英格蘭統治權。雖然他來自法國諾曼地（Normandy），但因絲毫沒有「反攻大陸」的打算，所以就像當時其他統治者那樣，沒有制定官方語言。在他的宮廷，很多官方文書是拉丁文與英文並行；但因宮廷出入的統治權貴多是諾曼人，說的語言主要是諾曼地當地母語（跟巴黎人說的法文差異頗大），後來被稱作 “Anglo-Norman-French”。
十一、公民之聲：中古Siena市政廳的壁畫
十二世紀義大利中北部各地紛紛走向獨立的浪潮，在歷史學研究被稱為「建立地方自治體運動」（communal movement）。這股浪潮出現的原因，主要在於商業與都市蓬勃發展的義大利中北部各城，不想再捲入神聖羅馬帝國皇帝與教宗之間的鬥爭。他們合作組成軍事同盟，將皇帝擊退，確保大家可以安心地將自己的鄉土建立為獨立自主的城邦。San Marino、Verona、Siena與義大利中北部許多城鎮就是在這股浪潮裡，成為政治自治體。
這些城邦的公民又是如何看待自己與執政者間的關係呢？
十四世紀初期，Siena市政廳裏的巨幅壁畫，留下了很好的歷史見證。
我們剛才講到，十二世紀初，Siena成為獨立的Republic of Siena。1297年，他們興建了雄偉的市政廳（Palazzo Pubblico）。直到現在，這個市政廳還繼續在使用。
圖15 Siena 市政廳（Palazzo pubblico）。
在這個市政廳裡，有一間「九人廳」（Sala dei nove），是中古時代市政委員會核心的九位代表開會的場所。建造市政廳時，特別聘請Siena最著名的畫家Ambrogio Lorenzetti（c. 1285- c. 1348）為這個開會大廳繪製巨幅壁畫—《好政府與壞政府託喻畫》（Allegory of Good and Bad Government, 1338-1340）。
圖16 Ambrogio Lorenzetti, 《好政府與壞政府託喻畫》（Allegory of Good and Bad Government）, 1338-1340.
圖片來源：http://www.wga.hu/frames-e.html?/html/l/lorenzet/ambrogio/governme/
透過這一系列壁畫，歐洲中古城邦公民詳實地發表他們對公民政治的看法。與大家熟知的西方政治哲學家專業論述不同，他們是自覺地以「公民」身份，留下這些寶貴的思想史料。[12]
在壁畫裡，我們可以看到，城邦公民在賦予執政者決策公共事務的權利時，不忘透過在他們開會場所抬頭即見的視覺圖像，對他們耳提面命。清楚告訴他們，公民是會對他們的決策進行清楚的價值評判。這些壁畫的內容，完全迥異於過去歷史詮釋喜歡說的，中古封建社會是被上下階層關係嚴明的政治文化所籠罩；也迥異於教科書常說的，歐洲中古社會文化是被教會深深地控制。
影片4 Khan Academy製作的《好政府與壞政府託喻畫》導讀影片：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jk3wNadYA7k
十二、佛羅倫斯
讓我們再看紐約大都會博物館網站另一張歷史年表。這是關於1400年左右佛羅倫斯與義大利中部的歷史：
圖17 1400年左右佛羅倫斯與義大利中部歷史年表。
圖片來源：http://www.metmuseum.org/toah/ht/?period=08®ion=eustc
從這張特別以佛羅倫斯為焦點的年表，可以看到，佛羅倫斯也像San Marino與Siena一樣，自12世紀起，就成為具有自主權的共和國。然而，何以這個文藝復興之都卻自1569起，成為梅迪西家族以貴族身份世襲統治的「大公國」（Grand Duchy）？
共和國為什麼失敗？
佛羅倫斯在1250-1260年間建立共和國的印跡，還清楚保留在Bargello （原意：城寨。與德文 “Burg” 源自相同的古哥德文字源）這棟歷史建築上。這棟離文豪但丁（Dante）家不遠的建築，原來是共和國的防衛廳長公署，現改為佛羅倫斯雕刻美術館。
圖17 Bargello: 佛羅倫斯共和國最早的防衛廳長公署。現在是雕刻美術館。
圖片來源：http://www.panoramio.com/photo/42325847
佛羅倫斯政府的組成是以「行會」（guilds）為基礎。他們在十二世紀陸續成立了 7個「大行會」，1293年又確立了14個「小行會」。
這21個行會的成員總數約8,000人，佔當時佛羅倫斯成年男性人口 28% ~ 30%。這個現象說明了什麼？
首先，我們要了解，成為行會成員的先決條件，是具有行會檢定合格「專業匠師」（master）身份。也就是說，已經通過學徒（apprentice）、助理匠師（journeyman）階段，並以獨立創作的作品（masterpiece）通過行會資格檢定，可以自行開設「工作坊」（workshop），招收學徒來營業的「專業匠師」。既然可以獨立開設工作坊，那勢必得識字，以便有時簽署各種法律文件。
根據以上敘述可以再一次看到，過去認為中古識字人口只存在於神職人員與統治精英階級，這種看法需要被修正。
在具有政治主權的城邦裡，為數不少的商販、手工業者、甚至於有專業技能的匠師，都接受了一定程度的識字教育。而這些有專門知識技能的公民，也根據大小行會參政的比例分配，輪流進入共和國政府，參與大大小小公共事務的決策。
當然，我們也要了解，當時「佛羅倫斯共和國」並非全體居民都具有公民權。專業知識技能與一定程度的財產，是基本門檻。
十三、佛羅倫斯公民政治對藝術文化的贊助
佛羅倫斯以行會為基礎所建構起來的共和國政府，是利用行會之間喜歡互比高下的心理，打造起這座文藝復興之城。
自中古以來，佛羅倫斯政府便將市中心最重要的公共建築，分派給七大行會分別照管。也就是說，只要該棟歷史建築需要維修、或是訂製新的藝術品，費用都由負責的行會來支付。對各行會而言，聘請到有才華、有創意的藝術家為他們負責照管的歷史建築創作，密切攸關自己行會的社會聲譽與觀瞻。
這樣的做法，不僅開啟「企業贊助藝術文化」的歷史先河；也讓十五世紀上半葉的佛羅倫斯發想出不少創新做法，讓全民對藝術文化產生高度興趣，進而提升大家的美感涵養。
舉例來說，1401年佛羅倫斯政府以向全義大利廣發英雄帖的方式，透過公開評選，選拔為洗禮教堂（Baptistery）製作銅門的藝術家。
原先自義大利各地來了七位藝術家參賽，進入最後決選階段時，剩下兩名：吉柏提（Lorenzo Ghiberti）與布魯內雷斯基（Brunelleschi）。兩位都是佛羅倫斯當地的年輕藝術新秀。決選結果，由23歲的吉柏提勝出。落敗的布魯內雷斯基則轉往建築方向發展，不久後設計出佛羅倫斯主教座堂著名的穹窿頂。
圖18 布魯內雷斯基（Brunelleschi）雖然沒有贏得為佛羅倫斯洗禮教堂創作銅門的機會，但他卻以建築上的創新，成功解決佛羅倫斯主教座堂穹窿頂的設計問題，讓自己的藝術也跨入永恆。
圖片來源：http://media.web.britannica.com/eb-media/71/8671-050-3817822E.jpg
這場著名的決賽，並沒有留下評審意見；卻保留了吉柏提與布魯內雷斯基以舊約聖經故事《雅伯拉罕獻祭其子以撒》為題，為決賽所做的作品。特別保留決選作品，在西方藝術史上，是很不尋常的事。當初何以這麼做的原因雖不詳，卻可以清楚看到，佛羅倫斯文藝復興初期，公民社會有意識地破除「恩庇」關係，希望透過公開透明競爭，樹立公民文化的氣象。
影片5 Khan Academy對1401年洗禮教堂的銅門創作競賽，Ghiberti與Brunelleschi進入最後決賽作品的導讀：https://www.youtube.com/watch?v=uvgBSJPiQ8Y
吉柏提獲選後，在「布商及大進出口商行會」長期慷慨贊助下，花了21年時間，為洗禮教堂製作了一對銅門。在這段時間，他個人不僅得到等同於銀行經理的收入；而且創作需要的所有費用，包括冬天火爐燒柴的錢，都是由「布商及大進出口商行會」支付。
圖19 吉柏提為佛羅倫斯洗禮教堂製作的銅門其中的兩扇。這對銅門的浮雕主要以新約故事為主題（左：將商販逐出聖殿；右：少年耶穌在聖殿問答）。
圖片來源：https://kamatiam.org/wp-content/uploads/2015/03/ghiberti.jpg
為了這個大型創作計劃，吉柏提聘請多位助手幫忙。因此，他的工作坊也成為佛羅倫斯雕刻新秀培養所，為尚未成立藝術學院的佛羅倫斯，培養了Donatello等優異的後起之秀。
圖20 出身於吉柏提工作坊的Donatello， 創作風格變化多元，與吉柏提的創作性格大不相同。圖為Donatello於1415-1417年受「刀劍武器業行會」委託製作的《屠龍的聖喬治雕像》。
圖片來源：https://kamatiam.org/wp-content/uploads/2015/03/Donatello_George.jpg
十四、共和國為什麼會失敗？
然而，自1434年起，梅迪西（Medici）家族卻逐步腐蝕佛羅倫斯自十二世紀起打造的共和體制。
過去講文藝復興文化藝術，不免都要講到梅迪西家族帶給佛羅倫斯的榮光。彷彿佛羅倫斯是因為有了這個統治精英家族，才開創出歐洲史上著名的「盛世」。然而，如果我們去看1430年中葉之前佛羅倫斯的歷史，就會知道，讓梅迪西家族在政壇獨攬大權，以至於公民政治淪為名存實亡，其實是讓佛羅倫斯走上世襲政治不歸路的開始。
「盛世」，有時是為少數得利者擦脂抹粉的語彙。
自中古以來，帶給佛羅倫斯最大威脅的，是長期覬覦他們領土的米蘭。1402年，佛羅倫斯成功地給予米蘭重重反擊，確保了政治上的獨立自主。在這個背景下，佛羅倫斯真正開始大步邁向歐洲經濟、文化重鎮。當時，梅迪西家族在佛羅倫斯政壇並沒有顯著影響力。
直到1420年代末期，老柯西莫。梅迪西（Cosimo de’ Medici the Elder,1389-1464）開始利用龐大家產，用極為便捷的「服務」，趁佛羅倫斯不時要應付各種戰事，有時會有支付巨額戰款的急需，老柯西莫。梅迪西便藉口協助政府紓解財政困境，逐步取得許多政商特權，終而成為宰制佛羅倫斯政治的幕後大黑手。
梅迪西家族何以那麼有錢，可以一再地用自己家族開設的銀行，大方地為佛羅倫斯共和國的財政短缺紓困？而且還以此擊敗國內其他豪富對手，輕而易舉地摧毀佛羅倫斯共和政治原本存在的微妙勢力均衡關係？
很重要的關鍵在於，梅迪西家族努力經營自己與教宗/教廷的關係，以此來獨佔管理教廷銀行資產（papal banking）的權利。
十五、「盛世」？還是「裙帶資本主義」？
1307年，教宗被法國國王挾持到法國南部亞維農（Avignon）。經過不少人長期奔走協調，終於在1378年重返已經百廢待舉的羅馬城。
圖21 自1307 年起，教宗被挾持到法國亞維農。十四世紀的羅馬，公共建設日益荒蕪。圖中身穿黑衣的老婦，象徵為教宗被挾持而哀悼的羅馬城。
圖片來源：https://kamatiam.org/wp-content/uploads/2015/03/BNMsItal81Fol18RomeWidowed.jpg
教宗雖然返回羅馬，亞維農教廷原來的權貴勢力圈並不想就此解散。他們另立教宗，稱作「敵正朔教宗」（“anti-pope”。不應譯為「偽教宗」）；後來在比薩又有另一股教會勢力也自行另立一位「敵正朔教宗」。換言之，自1378年起長達四十年的時間，西歐經常是二至三位教宗並立，史稱「西歐教會大分裂」（Western Schism）。
圖22 1378-1418年間，西歐教會大分裂，同時有2-3位教宗。
圖片來源：https://kamatiam.org/wp-content/uploads/2015/03/111ab003e40b4e576f736692d6e28c63.png
同時面對各擁山頭、各立門戶的二至三位教宗，梅迪西家族向來的態度就是廣結善緣、多方押寶。不管是「正朔」或「敵正朔」，一律建立良好關係，作每位教宗背後的金主。如此處心積慮，為的是想獨佔管理教廷銀行資產的特權。
根據統計，1397至1420年間，梅迪西銀行與其他家族事業營收，有超過一半的利潤來自他們設在羅馬的分行。也就是從管理教廷銀行資產賺來的。[13]
1435至1450 年間，梅迪西家族更拿三分之二的利潤所得，在歐洲各重要城市開設銀行分行。例如在北義大利的Ancona，在法國南部的亞維農，在瑞士的日內瓦與巴塞爾 （Basel），在尼德蘭的布魯日（Bruges），以及倫敦與巴黎。透過在歐洲各地貸款給當地政府，梅迪西家族不僅建立廣泛的跨國政商人脈；更深入操縱歐洲許多地方的政治與經濟。
圖23 推薦康乃爾大學歷史系教授John M. Najemy寫的《佛羅倫斯史》 (Oxford: Blackwell, 2006)。
對台灣讀者來說，可能會有一點深，卻還是值得耐心細讀的好書。
自1430年代中葉起，老柯西莫。梅迪西透過檯面下對各行會代表的賄賂與暗盤交易，讓佛羅倫斯公民政治很快淪為名存實亡。美國康乃爾大學歷史系教授John Najemy 以「致命的擁抱」（Fateful Embrace）來形容1430年代佛羅倫斯與梅迪西家族的緊密連結。[14] 老柯西莫。梅迪西一方面藉口戰事吃緊，政府需要接受梅迪西銀行緊急金援，因此要求政府開放許多特權給他們；另一方面又不斷以「恩庇」的手段，籠絡佛羅倫斯人，以至於政治只剩檯面下的利益交換，開會討論只是表面做做樣子。
這樣的「盛世」，究竟是誰的「盛世」？
可以想像是什麼樣歌功頌德、揣摩上意的歷史情境，把梅迪西統治者形塑成大家比較熟悉的，那個充滿自由開明思想、喜歡慷慨贊助學者與藝術家的「大家長」形象？
現代的我們，如果是以這些史料來看梅迪西家族之於佛羅倫斯的意義，是否正落入梅迪西歷代統治者想要獨尊己家所設下的認知圈套，讓自己家族不斷地以 “enlightened patrons”的形象流傳後世？[15] 在此同時，卻又無情地抹去自十二世紀以來，佛羅倫斯公民社會辛勤為自己鄉土打造厚實經濟文化基礎所付出的努力？
圖24 Giorgio Vasari, 《被神格化的柯西莫大公》（Apotheosis of Cosimo I）, 1563-1565. 繪於佛羅倫斯最早的市政廳（Palazzo Vecchio）大廳（Sala Grande）天花板。畫像四邊有銘文，由上端逆時鐘方向讀來的文意為：「統管佛羅倫斯議會與人民的至高君侯建立了這個國家，擴張了這個帝國，也平定了整個托斯坎納（Etruria=Tuscany）地區。」
資料來源：https://www.google.com/culturalinstitute/asset-viewer/apotheosis-of-cosimo-i/XwFuoYF7s8xVng
影片6 有關本圖另可參考一部短片導覽：https://www.youtube.com/watch?v=87N2xFx4gus
米開朗基羅自小受到梅迪西家族栽培提拔。長大成年後，他對這個摧毀佛羅倫斯共和體制的獨裁家族卻相當不以為然。1534年，他放下為梅迪西家族禮拜堂—聖羅倫佐教堂 （San Lorenzo）—正門創作大型雕刻門面的工作，長辭內心既愛又怨的佛羅倫斯家鄉，至死都不再回頭。
佛羅倫斯，這個自豪於讓藝術家充分展露才性的文藝復興之都，在公民社會失去政治自主權後，即便是由所謂深富藝術文化涵養的君侯世代接續統治，最終仍成為他們最引以為傲的藝術天才不願久留之地。
圖25 米開朗基羅原來為San Lorenzo教堂正門設計的模型。
圖26 米開朗基羅永遠沒有完成的San Lorenzo教堂正門。
圖片來源：https://kamatiam.org/wp-content/uploads/2015/03/Basilica_di_san_lorenzo_33.jpg
十六、從國族主義對「語言」的認定，到二次戰後被國家化的「語言政策」
自1430 年代起，佛羅倫斯公民政治逐漸被梅迪西家族的恩庇侍從（patron-client）政治消泯，以致於最後淪為梅迪西一家專制世襲統治。共和體制覆亡，與語言問題無關，卻與公民意識被蹂躪在地有關。
1870年義大利建國時，選擇佛羅倫斯語作為標準義大利語，因為那曾是文豪但丁（Dante）、人文學者佩脫拉克（Francesco Petrarca）與馬基維利（Machiavelli）寫作所用的語言。
但對十九世紀末的威尼斯人、米蘭人、拿坡里人而言，佛羅倫斯語聽起來像是外語，即便他們可以閱讀，但還是喜歡用自己鄉土母語來講話。
英國著名歷史學者Peter Burke也指出，認定單一語言為「屬於我們國家的語言」，並由此來界定國家領土應涵蓋的範圍，是 1789年法國大革命以後，才在政治檯面正式被倡導起來的想法。將語言視為建構國家的必要因素，是拿破崙革命後，高倡國族主義的國家（如法國）將語言「國家化」，視語言為推動「國家崇拜」（cult of nation）的重要工具。[16]
然而，十八、九世紀歐洲國族主義思想正興盛時，因傳播媒體不夠發達，思想層面的高倡還是多於實際執行面的貫徹。
今天我們熟悉的標準義大利語，就像以巴黎腔為標準的法語一樣，是在二次戰後，1950 年代的冷戰時期，各國政府才透過國民教育與收音機及電視媒體傳播，用公權力強行推廣的結果。也是在這個時間點，國民黨政府開始在台灣用比西方國家嚴苛許多倍的威權手段，大力推行「國語」，禁止學生在學校講自己的鄉土母語。
確實來看，「國家」與「語言」的關係，並沒有國族主義所言那麼絕對。
不管我們從法國大革命前，人類漫長多元的歷史經驗來看；或是思考何以現代的比利時與盧森堡各有三種官方語言，瑞士有四種官方語言？凡此種種，都可以了解，不到250年前才興起的國族主義語言觀，說穿了，只是為了滿足當時高度追求中央集權的政治所需，才被建構出來。這種觀點，不只與人類長期的歷史經驗不符；也與現代國家承認社會上各種語群的母語皆應得到重視，在以此建構正向寬容的公民社會價值歷程中，所獲得的寶貴經驗不符。
既然如此，不同政體、不同社會，即便可以用同一種語言溝通，並不能就因此認為，生活在這些不同社會裡的人，對政治的看法，會是一樣；更不應以此宣稱，他們對政治的選擇必須相同。
畢竟國家可以永續生存的關鍵，在於公民對維護普世價值的共識與持守；而不在於被國家化、意識形態化的「語言政策」與國族主義思想。
十七、從二次大戰終戰七十週年重新看三一八學運的意義
今年適逢二次大戰終戰七十週年紀念。從語言的角度，可以就兩方面來看三一八學運對台灣的意義：
首先，能用同一種語言溝通的不同社會，並不代表各自對文化及政治的看法是相同的。因此，不應用「文化圈」的框框將他們套在一起；更不應繼續沿用十八、九世紀國族主義的錯誤思考，來定義二十一世紀的國家建構。說義大利文的San Marino以獨立小國之姿，在二戰期間拯救十萬名被義大利法西斯政府迫害的政治難民的故事，可以帶給我們許多啟示。
國家的存在，是為了讓國民可以免於恐懼地生活。
對台灣社會而言，反抗無良政府而產生的這些「島國關賤字」，並沒有強國所要的「中國特色」；但卻標誌著台灣公民意識覺醒、與捍衛台灣主體認同所走過的重要歷程。這些詞語在台灣社會被高度接受、使用，正顯示出，台灣透過三一八學運，是以加快步伐的速度，掙脫掉威權統治者過去長年以來，用道德化的政治禮教，讓人民不自覺地為自己套上自我馴化、自我制約、自我檢查的枷鎖。
「島國關賤字」不是強國文化脈絡下的產物。同樣地，我們也不要因為語言上或生物基因上的一些證據，就將台灣視為南島語系的「文化原鄉」；視其他國家南島原住民到台灣的參訪交流，是來「尋根」的。[17]
再則，二次大戰之後，這個世界很快進入「冷戰」對抗的嚴峻局面。表面上頂著民主旗幟的「自由世界」，實則常是威權政治當道。正因為這種「假民主」表象暗藏太多不公不義，才爆發五零年代美國人權與民主運動，以及六零年代從歐洲擴散到全球各地的「六八學運」。[18]
圖27 歐洲的六八學運始於西德。圖為 1967 年11月9 日漢堡大學校長交接典禮上，學生手舉布條抗議。標語上寫著：「禮袍內，盡是千年霉味。」（“Unter den Talaren Muff von 1000 Jahren”）以此嘲諷社會精英階層只是千年腐朽傳統的繼承者。這句話也成為西德六八學運最被傳誦的「關賤句」。
圖片來源：https://kamatiam.org/wp-content/uploads/2015/03/unter-den-talaren.jpg
然而，當六八學運在全球許多地方風起雲湧時，台灣卻反而被禁錮綑綁地更深。在政治上，國民黨政府以柏楊的「大力水手事件」，[19] 威嚇人民絲毫不可侮辱元首；在教育上，又以高壓的語言政策，企圖將台灣教育文化徹底中國化。
三一八學運是我們遲來的公民運動。所幸，它還是來了。而且隨著政府無法操控的網路革命而來。
在公民意識高度抬頭的浪潮裡，台灣社會許多論述，同時甩落掉不少菁英主義觀點。這是向來只看重既得利益者的中國，從來就沒有經驗過的社會體質轉型。而這也是我們的年輕世代可以鼓舞香港年輕人勇敢發起「雨傘革命」的關鍵原因。
今年，世界有不少國家在紀念二戰終戰七十週年紀念。我們，要以什麼來紀念呢？
就以這條剛走上的新路，就以我們的「島國關賤字」，來跟過去七十年的自我馴化、自我檢查之路做出分水嶺吧！
在這條路上，我們要學習，「小國小民」之所以能成為「好國好民」，不在於只記住高強度的運動激情，更不在於繫念「運動傷害」難以療癒。而在於，在自己可以持續奮鬥的地方，不懈地努力。在撕裂有傷的縫隙裡，還是要敞開心胸，讓光不斷透進來。
萬事萬物皆有縫隙，那是光透進來的地方。
在愛裡，沒有計算。透進來的，是我們的島嶼天光。
影片7 陳慧齡導演在三一八學運期間拍攝的一部紀錄好片，每次重看，都讓人回味：https://www.youtube.com/watch?v=ESPCa2SKlnU
註腳
[1] 陳宗延等人，《島國關賤字：屬於我們這個世代、這個時代的台灣社會力分析》（台北市：左岸出版社，2014年）。
[2] http://www.bbc.co.uk/zhongwen/trad/china/2013/05/130528_china_thought_control_youth.
[3] 見San Marino 政府官網說明：http://www.sanmarino.sm/on-line/en/home/san-marino/history.html. 另可參照美國CIA官網對San Marino歷史背景（Background）簡介：https://www.cia.gov/library/publications/the-world-factbook/geos/sm.html.
[5] http://ww2db.com/country/san_marino; http://www.jewishvirtuallibrary.org/jsource/vjw/san_marino.html.
[6] Elizabeth A. R. Brown, “The Tyranny of a Construct: Feudalism and Historians of Medieval Europe,”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79,4 (1974): 1063-1088.
[7] Daniel Power (ed), The Short Oxford History of Europe: The Central Middle Age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p. 30.
[8] Susan Reynolds, Fiefs and Vassals: The Medieval Evidence Reinterprete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p. 11.
[9] Richard Abels, “The Historiography of a Construct: ‘Feudalism’ and the Medieval Historian,” History Compass 7/3 (2009): 1008-1031. 有關「封建制度」在西方學術傳統如何被論述、現代研究如何省思這個詮釋方式缺失的簡要介紹，參見大英百科全書最新版的說明（請查詞條 “Feudalism”）。
[10] http://kam-a-tiam.typepad.com/blog/2015/01/錯譯的十字軍東征被標籤化的歷史.html.
[11] Daniel Power (ed), The Short Oxford History of Europe: The Central Middle Ages, Ch. 5 “Intellectual and Cultural Creativity”.
[12] 關於這一系列壁畫，有一個不錯的專門網站可以參考：http://lorenzettifrescos.tumblr.com.
[13] John M. Najemy, A History of Florence, 1200-1575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pp. 264-265.
[14] 同上，Ch. 9 “Fateful Embrace: The Emergence of the Medici”.
[15] 同上， p. 1.
[16] Peter Burke, Languages and Communities in Early Modern Europ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pp. 160-172.
[17] 一則值得警惕的新聞：http://www.taipeitimes.com/News/feat/print/2013/12/23/2003579613；黃郁倫，〈「臺灣製造（Made in Taiwan）」：史前館與紐西蘭毛利人的臺灣尋根〉，《史前館電子報》267期（2014/01/15，http://beta.nmp.gov.tw/enews/no267/page_03.html）
[18] 德國哥德學院有一個英文網站 “1968 Worldwide” 對六零年代世界各地的學生運動有簡要的介紹：http://mucz-lbv-002.goethe.de/ges/pok/w68/en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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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亦芬 / 二次大戰終戰七十週年紀念，看三一八學運的歷史意義 ─ 「被誤解的歷史重新看」系列（二）
引自歷史學柑仔店(https://kamatiam.org/二次大戰終戰七十週年紀念/)
留言
好文章！我也不主張國族主義，而主張共和！
Sieg G翁！Sieg G翁！Sieg G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