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銘崇（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
一、頂尖、卓越掛嘴邊
多年以前在中興大學合聘時，每次上課進入校園都會看到巨大的標語「興大九十新氣象，邁進國際成頂尖」兩條巨大直幅紅布條，這真是一個空泛的、無意義也難以達成的口號。在行政大樓掛這樣的標語，看起來更像中學，絕非一個頂尖大學的行為（其實對於這個以農起家的中興大學，個人以為以下這組目標：公眾接軌public engagement、多元性diversity、與永續性sustainability。特別是永續性，非常適合學校的既有性質，也是可以進一步強化的極佳的目標）。差不多在同一時間，正好上台灣大學的網站找資料，看到台大有七位教授，獲得很高的研究獎項（好像是科技部的傑出研究獎），台大校方把這則新聞放在首頁，在這則新聞上，這七位應該是神通廣大的研究者，拿著獎狀排排站照相，看起來像七個小矮人；使得所有「頂尖」、「傑出」與「卓越」的氣勢，一掃而空。真是佩服這群負責台灣大學門面的人，化神奇為腐朽的驚人能力。這還是在台灣自稱是「dragon head（李嗣涔前校長在對外賓時的發言）」的大學。所以，有一個學期的第一堂課，忍不住收集了一些真正全世界而言的頂尖大學的資料（主要是美國），包括學校的網頁，校園的不同面貌，還有校長等資訊，讓學生略窺頂尖大學的面貌。
最近正值國立台灣大學校長遴選期間，由於前任校長楊泮池因為捲入論文作假的風暴下台，很意外地，在候選人名單中出現了三位人文社會科學的學者，以及一位女性，此乃前所未見。難道這是一個轉機？不過，馬上看到有些朋友的議論：「人文學者擔任校長行嗎？會不會有太理想化的問題？」此類議論，在工程與醫學掛帥的台灣乃屬常見。使我忍不住再翻出以前的帳本，進一步地整理，下表包括美國一些頂尖大學，主要是八所常春藤盟校（Ivy League），加上麻省理工學院（MIT）、史丹佛大學、芝加哥大學、和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都是台灣人耳熟能詳的名校。包含學校與創立年代、從西元2000年左右迄今的兩任或三任校長，學術領域與性別。
二、校長的專長與性別
這是一面很好的鏡子，可以讓我們看到美國頂尖大學的狀況並與台灣現況對比。這十二所大學現任校長中有六位屬於人文與社會科學（包括法學），有四位是科學（包括心理學），有兩位工程（均為電機）。如果放大範圍包括最近兩任或三任校長，總共二十六位，有十三位是人文與社會科學，有十位是科學（包括醫學與心理學），有三位工程（均為電機）。可見在這些正牌的頂尖大學中有一半是人文社會科學學者擔任校長，並不會有過度理想化，或是有某些領域的人無法勝任的問題。 事實上，在西元2000年以前，人文與社會科學學者擔任校長的比例更高，但是美國的科學研究，卻是從這些人文與社會科學學者掌控之下的大學成長出來的。可見人文學者主掌校政，不會影響科學研究，反而因為沒有先入為主之見，使各方平衡地發展。
上述二十六位校長當中，Don Michael Randel 是一位音樂學教授，專長是中世紀與文藝復興時代西班牙與法國的音樂，應該沒有比這個更「人文」的專長了，但他在擔任芝加哥大學的校長時，讓校務基金大幅成長，穩定芝加哥大學的財務狀況，且成功地提升了芝加哥大學在人文、藝術、物理與生物科學方面的教學與研究高度。2006年離開芝加哥大學，就任美國著名的學術研究基金Mellon Foundation 的執行長，也是倚重他經營基金與平衡學術發展的能力（其重點支持領域：高等教育、博物館與藝術品保存、表演藝術、環保）。美國的大學，以歷史最悠久的哈佛大學為例，從開校迄今381年，歷28位校長，平均每任校長任期長達約14年。在任時間相當長，每一任校長都有足夠時間成就自己堅持的學術事業。這些學者不論專業為何，都本持教育者的智慧，讓學校蒸蒸日上。
前面的這個名單，也讓我們覺得美國的高等教育圈，性別平等不僅僅是口號。常春藤盟校目前的校長，四男四女，以上十二個學校，七男五女。二十六位近任校長，十七男九女。可以看出女性擔任名校校長的比例在增加當中。這比起我在美國唸書時期（1982-1996），在美國著名大學中僅有芝加哥大學的Hanna Holborn Gray為女性（1978-1993）擔任主要大學校長職位的唯一一人，情況已經大有改善。Hanna Holborn Gray是研究文藝復興時代思想的歷史學家，從1980年代起交叉擔任著名大學的校董會董事，以及重要學術獎助基金會的董事會董事，對於美國的高等教育有很重大的影響（我個人對於她印象深刻是因為她以MIT校董會主席的身份主持麻省理工學院校長的遴選，並且在交接典禮演講），從來沒有人會擔心她的學術專長或性別會影響她領導大學的能力。
回首看台灣，主要大學的校長大多是由理工、醫學的男性擔任，大學教育由「學以致用」的工具思維所主導，還沒有進入大學就急於讓學生在沒有足夠資訊與理解的狀態下選擇專業，並且迅速接受狹窄的專業訓練。讓整個社會進入以「用」為唯一目標的思維，大學也不例外。
相對地，美國最好的學生在大學部階段以「博雅教育 liberal art education」為核心，等到研究生的階段，才進入專業學院（professional school，如法學院、商學院、設計學院、新聞學院等）或進入「藝術與科學研究院（graduate school of art and science，每個學校的名稱有異，但大體相同）」，走上正式的研究道路。不論你未來走哪條路，人文與社會科學都是一個人的生命基礎，大學教育陪伴每個人的應該是一輩子，而不是只有在職場奮鬥的二、三十年。
二、人文思維下的大學門面
大學的「頂尖」與否？不僅是哪個指標的點數有多少，而是一種全面、整體性的表現。最表面地就是各校的門面，現代大學門面，主要是在網頁上。我們以台大的首頁對比史丹佛大學的首頁即可看出。史丹佛大學的首頁是一張校園的照片，顯得簡單大方，校園也很美。相對地，台大校園是台灣很少數具有特色的校園，不過，台大校方顯然比較擔心的哪個資訊被漏掉，以及各院的平衡性，以至於首頁資訊過多，顯得很細碎。其視覺效果似由網頁設計者與廠商決定，缺乏美感。也許是捨不得花錢，請高明的專業者。其實，網頁給人的觀感，是由校方主政者的心態所決定，主政者對於學校的自我意象在不在意？是否有美感要求？是否尊重設計者的專業？門面的特點就自然地浮現。
圖1 史丹佛大學的首頁，首頁的校園風景是隨時間而變換的
圖片來源：https://www.stanford.edu， 查詢時間2017.11.20
我想要強調的是要求高品質的思維會感染到每一個面向，從重大層面到細節。舉例而言，耶魯大學希望學校的各種網頁、印刷品、名片，具有一致性，又要求好看，所以做了一套耶魯字型Yale font，以備校內各種使用，此種近乎吹毛求疵的特性，是真正頂尖者的自我要求，好還要更好，而且各方面都要齊頭並進。
圖2 國立台灣大學首頁，台大首頁走馬燈不斷變換，底下資訊過多
圖片來源：http://www.ntu.edu.tw，查詢時間2017.12.21
一開始講到那種讓得獎者拿著獎狀排排照的狀況，現在還是屢見不鮮，只要上〈台大校訊〉上看，三不五時會有一則獎狀合照。思索其背後的意涵，我認為校方看待這些獎好像是在「集點」，重點要是收集到了。至於這些人為何得到某個獎項，好像不重要。其實，從人文、社會科學到科學領域，研究者之所以得獎，必有其奧妙之處。如果能夠藉著得獎的機會，用一般人能夠理解的語言，把它報導出來，一方面大學可與社會大眾溝通，另一方面則可以讓不同學科彼此理解。
圖3 Harvard Gazette報導今年有四位學生獲得Rhodes scholars 將前往牛津大學研究所
圖片來源：https://news.harvard.edu/gazette/story/2017/11/4-harvard-undergrads-are-rhodes-scholars/
相對地，Harvard Gazette的一則報導， 展現哈佛大學對於類似事情的處理模式。此則新聞內容是有關四位大學部18級的學生榮獲Rhodes Scholars，得到前往英國牛津大學深造的機會。這獎項始於1902年，是大學部最高的榮譽之一，全美國只有32位。Harvard Gazette動用了三名攝影記者與一位文字記者報導此事。雖然這四位年輕人都處於研究生涯的啟程階段，所以內容不外感謝導師、同學之情，與家庭的幫助，還有未來的志願等等。但是，他們四位照片是由專業攝影師花了不少時間，讓每一位得獎者展現自己的特色，就可了解學校對於此事的重視。台大校訊與Harvard Gazette同樣是由校方主導的學校刊物，兩者的內容與編排的水平，大家可以上網去比較一下，即可理解本人一直在強調的要求最好在頂尖大學而言是具有感染力的。
三、頂尖者的心態與內涵
網頁的美醜或報導照片的美醜或觀感好壞，當然只是表面的東西，也有主觀成分，但是如果我們挖掘得更深入，就逐漸地看出「真正頂尖者」與「想成為頂尖者」在心態與內涵上的差別。以下是史丹佛大學的「研究」標題下的首頁，也是一張照片佔據大半版面，一位潛入水中的研究人員與一位潛水小機器人一起在做水下實驗。這張照片內容看來就是在進行很尖端的科學實驗，但是能夠在做這項實驗時就有潛水的攝影師同步進行攝影就說明學校的深謀遠慮。而它上面的標語：「從諾貝爾獎得主到大學部學生，所有史丹佛社群的成員都致力於創造新知識。」比較起開口閉口自稱頂尖與卓越，這是有修辭技巧地炫耀學校諾貝爾獎之多，但也同時展現另一種心態：諾貝爾獎雖然崇高，但是同樣重要的是這個學校的大學部的學生，也致力於創造新知識。顯示史丹佛大學不是把得諾貝爾獎當作是一種運氣，而是從大學部開始，就積極地培育這種能力，包括他們的心態。
圖4 史丹佛大學網頁的「研究」主題的首頁：注意上面的標語：
「從諾貝爾獎到大學部學生，所有史丹佛社群的成員都致力於創造新知識。」
圖片來源：https://www.stanford.edu/research/，查詢時間2017.12.20
頂尖大學的內涵，從人文學者的角度看，不需要有太多的自我吹噓，只需直指大學的本質。有一年去芝加哥大學開會的時候，收到了一個環保袋，上面印了芝大的「座右銘motto」：let knowledge grow from more to more; and so be human life enriched，是校徽上的拉丁文 Crescat scientia; vita excolatur 的今譯，這句話有一個簡潔的中文翻譯：「益智厚生」，直指拉丁文原意，很平易近人，卻又崇高。放在在芝加哥大學的網頁「關於芝大」的「基本資料basic facts」的第一行，不算是標語或口號，而是芝大人一生努力的目標。
圖5 芝加哥大學的「座右銘motto」： 「益智厚生。」
反觀台灣大學被國民政府接收以後走的是中國式大學的思維，基本上係接收了京師大學堂到北京大學這種一個國家的高等教育機構的招牌，所以有「敦品勵學，愛國愛人」的校訓。「敦品勵學，愛國愛人」展現的是一種國族主義的思想，不論一個人想的是中華民國或台灣國，都限縮了台灣大學對於人類整體應有的責任與可能的貢獻。在此種思維之下，所有「國際化」的行動，都只是表面功夫，自然限制了台大的發展。而「校訓」這個概念，代表一種父權的心態，用在一群心智已經成熟且具有高度智慧的年輕人身上，是把大學生當作小學生。如果沒有用心地去思考這些問題，破除某些心態，台灣大學要真正的頂尖與卓越，很難。
四、以大學部教育為核心
大學部的教育，不論是台灣或美國，正規的教學都區分為三塊，通識教育、主修與capstone。美國最好的大學是把大學部的教育視為大學的第一要務，有好的大學部，研究所與專業學院自然就會水到渠成。因此各校都花很大的力氣在設計、改革與提升大學部的教育，企圖在「致用」與「智慧」之間找尋平衡點。
在個人求學的過程中，發現一個台灣大學教授與哈佛大學教授的微妙差異，台灣大學有較多的教授喜歡上研究所的課，而且升到教授以後，經常不願意上通識課程。但是在哈佛大學，教授更重視大學部的課。而且，通識課程通常是由全校最好的教授負責。這或許與哈佛大學校方面對通識課程（過去稱為核心課程）的態度有關，通識課程分門別類，依據學生的主修而有不同比例。最關鍵的是通識課程，是由各領域組成的專家討論，推薦上課的教授，再由校長邀請該教授開課。對於被邀請的教授而言，這不僅是一種榮譽，更是義務。除非有不得已的理由是不會推辭的。而且通識課程的內容，授課教授往往挖空心思，把一個領域最新的看法，融會貫通於十幾個演講之中，且經常成為經典著作。
圖6 耶魯大學Jonathan Edwards College的用餐大廳，大學教育中生活教育是很重要的一環
採自A Collegiate Way of Learning封底
英美式的大學教育中還有很重要的一塊是「生活教育」，台灣在過去黨國體制下，宿舍是由「軍訓教官」負責的，其目的在監視管控學生，這當然是一種病態。英美式的辦法是住宿學院（residential college），除了學生居住的空間以外，住宿學院中還有各種設施，包括閱覽室、討論室、琴房、休閒空間等，更重要的還有主掌住宿學院的教授（各校名稱不同，有dean, house master, head, warden等，通常有兩位以上）與其家庭居住於其中的生活空間，與其辦公室。當然還有很重要的是共同用餐的「用餐大廳（dinning hall）」。
主管住宿學院的教授都是由學問淵博且熱心教育的教授擔任，她（他）們的學問、視野、心胸接地影響到學生。而且，每一個住宿學院都還有若干不同系所的教授擔當fellow，提供學生各種諮詢與討論。教授會邀請校友、社會名流與學生共餐，強化學生的社會連結。由於教授與學生同樣在用餐大廳共餐，所以經常可以見到主政的教授要求餐廳提供完全有機的食物。所以，食安的問題，止於住宿學院。校園的食安問題，顯然是任何校長都必須面對的重大問題。如果能夠在台灣大學校園的範圍內解決食安問題，甚至將全校飲食，提升為有機飲食，台灣整體的食安問題，以及飲食的品質，或許可以有解決與提升的可能。
台灣究竟需不需要採用英美的住宿學院系統？或是可以從這裡面學習，進行宿舍系統的哪些調整？這些當然都是可以討論的問題。新加坡國立大學花了很大的力氣與耶魯大學合作進行住宿學院的實驗，成敗與否，都值得我們參考。講到這裡，有些比較「實際」的人，應該會質問，要做住宿學院，錢從哪裡來？我的觀察，台灣的企業界中，並不是沒有人願意把錢花在投資教育上，但是，捐錢如果只是蓋房子，並沒有太大的說服力；如果有很清楚的理念、計畫與欲達成的目標，我認為台灣社會，已經提升到一個高度，好的概念，合理的募資，會得到很多支持。住宿學院的院長，如果能夠從身教影響到許多大學部的學生，那麼大學向上提升的可能性更高，這不值得我們投資？
五、人文領域的設施與大學教育
台灣的大學中像樣的博物館或美術館不多，台灣大學的人類學系博物館，其收藏歷史自日治時代開始至今，是台灣原住民文化與台灣考古學相當重要的收藏，前一陣子得到校方的支持，有了校史館的部分空間，雖侷促一隅，至少免於流離失所 。但是在人事上，並無專任職工，一直是以約聘的形式，任用極少的人數（好像是三個人），據說代理校長要把其中一位「收回」。過去台大高層對於校內博物館的想像大概是妝點門面，偶爾可以讓台大刊上媒體版面，出點風頭。
頂尖的大學並不是這樣看待大學博物館與美術館。這些人文領域的設施是大學教育不可或缺的一環，它們負有引領學生進入藝術與文化世界的窗口。其典藏品，不僅是寶藏，還是「教具」。我年輕時在哈佛大學很多寶貴的時光都是徘徊在東方文物典藏的Sackler Museum展場中，及身處該博物館中的Rübel Library中閱覽美術圖書中度過。印象最深刻的是我擔任一個核心課程助教時，從庫房領取二里頭文化的黑色玉璋到討論課上給學生看，拿著薄如蟬翼的玉璋讓光線透過，有一種超越現實的感受。我所帶過的學生有Rhodes Scholar，有政治家的第二代，有美式足球員，也有全家兄長全是銀行家、律師，卻一心想成為職業棒球員，但在家人的要求下，卻來到哈佛的學生。他們的主修各不相同，志向、興趣也不一樣，但都享受這樣奢華的人文教育饗宴。在我看來卻一點都不浪費，大學人文教育的經驗是他們一生的寶藏。
美國這些名校的博物館當然十分昂貴，以耶魯大學為例，要維持藝術博物館、不列顛藝術中心、皮巴第博物館等人文設施真是所費不貲，從館舍的興建，典藏品的購買與維護、到館長、策展人與各種工作人員的薪資都是靠校友的捐贈。長期的傳統使得這些博物館成為耶魯大學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所以，即使是由科學家擔任校長，也會努力地去維持這些創造頂尖大學氛圍的人文設施。因為他們深切地了解，他們所培養的人，不是「企業想要的人」而是「領導企業的人」。這種人的宏觀與氣度，是各類優質的核心課程及校園的空間與氣質培養出來的。也就是說培養領袖人才不是靠「領袖學程」可以成功，是依賴學校空間氛圍，同儕關係，師生生活與共學，校友與在校生的連結，與優越的教學內容培養出來的，缺一不可。
圖7 耶魯大學藝術博物館的南立面，最左邊是路易士・康的加建的博物館（路易士・康是現代建築大師），中間是舊館，旁邊是舊的藝術史系館它的對面是路易士・康設計的英國藝術中心。耶魯大學另外還有皮巴第博物館（人類學、考古學、古生物學等）。
圖片來源： http://www.aaqeastend.com/contents/portfolio/museum-architecture-portfolio/yale-university-art-gallery/
六、蘋果、谷歌或華碩、宏碁的選擇
以上觀點，也許有些不同領域的人會有不同的意見，會覺得是否太過理想化？或對於目前台大的狀況有太嚴苛的批評。我認為台大在台灣有其特殊的位置，台大能有多好，台灣就能有多好。過去大學教育以實用為依歸，產生出實用至上的學生，當中有人變成校長，把大學翻轉成為實用主義至上的技術學院，至此每況愈下。實用主義並無對錯，但是把實用主義變成這個社會的全部，特別是大學教育的全部，就是一場災難。要改變目前的狀況，必須痛下針貶，其關鍵是大學部的教育。此時此刻必須有全面改變的決心與行動。所以，我認為此時此刻由人文學者擔任校長，是台大體質改變的關鍵。
我戲稱這是蘋果、谷歌或華碩、宏碁的選擇。我的目的並非批評華碩或宏碁，或其他台灣品牌的公司。相反地，我認為他們能在小國寡民的台灣，建立這樣的品牌，是很重要的成就。我的目的是把美國最好的大學與台灣最好的大學的「氣質」相比，正好反映出美國最好的科技公司與台灣最好的科技公司的兩種不同的「氣質」。這並不是偶然，因為我們的公司的領袖人才是從台灣最好的大學出身的。台灣的品牌，在技術上或功能上不錯，反映了台灣的大學的「致用」取向，但整體而言，產品仍未臻於頂尖。關鍵在哪裡？值得大家思索。
參考資料/延伸閱讀
Ryan, Mark B., A Collegiate Way of Learning: Residential Colleges and a Yale Education(New Haven: Jonathan Edward College, Yale University,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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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銘崇／人文學者適合擔任台灣大學校長嗎？—— 一個人文學的觀點
引自歷史學柑仔店（https://kamatiam.org/人文學者適合擔任台灣大學校長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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