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麗娟(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副研究員

 

 

在人類還不知道自己也算是一種動物之前,人與動物早已存在密不可分的關係。動物不只是人類日常食物來源、負重運輸和騎乘工具,其毛皮被用來製衣載字,骨、角、血也常被拿來製成工具或入藥。除了實用之外,動物也出現在原始部族的圖騰,是許多民族膜拜的聖物、儀式的象徵,連遠在天外、和獸類原本八竿子打不著的星宿,都被巴比倫人以動物命名(牡羊、金牛、巨蟹、獅子…),更不用說中國文化中的十二生肖,完全以獸紀年。古今中外,文學與藝術作品中的動物身影更是不勝枚舉。在實用、象徵與文藝靈感之外,動物還是許多人情感上依賴的對象。幼兒初生,大人會送絨毛動物給他們在搖籃裡作伴(這可能是源自原始時代藉馴養動物來取暖的習性);當代則有許多人是把家內寵物當作親生小孩來看待,所以台灣出現了貼切的「毛小孩」一詞。時至今日,人工智慧躍升,發明者在設想居家娛樂時,將全身上下無毛的智慧機設計成小狗模樣,只求博得主人歡心。SONY電子寵物狗Aibo在1999年新推出時,雖然要價數萬台幣,但據說第一批三千隻在二十分鐘內就銷售一空。有些人養電子狗是因為不想再經歷寵物生病死亡的痛苦,但因為許多人對電子寵物的情感是那麼地真實,所以在2016年SONY因成本考量而終止相關維修服務後,許多因故障而不能再運作的Aibo仍被深愛他們的主人送到佛寺進行喪禮和超渡儀式。基於萬物皆有靈的想法,奈良著名的興福寺就固定接受這樣的委託(圖一)。

 

圖1  興福寺的住持拿著一隻「死亡」的Aibo接受拍照。

圖片來源:Getty Images

 

動物不只在承平時代與人類相伴,在戰爭時期也發揮一定的作用。古代良駒是戰士必備的工具就不用說了,動員虎豹象牛助戰也是史冊有載。二十世紀初發生的世界大戰被認為是人類史上第一次如此大規模的互相殘殺,國族主義和國際結盟使得多數的歐洲國家都捲入戰爭。這也是第一次使用坦克車的戰爭,但在一些坦克無法進入的地形,馱畜還是幫忙運送了不少物資。戰爭期間雖也大量應用無線電報,但為了避免戰略被敵人監聽攔截,能夠忠實傳遞訊息的信鴿隊還是派上用場,許多飛鴿在槍林彈雨中有效地完成情報輸送的任務(圖二)。另外有許多狗兒被用來當哨兵,協助辨識狙擊手或隱匿的敵軍。因此,戰後有大約十二萬的參戰動物被表揚,尤以信鴿、犬類和馬匹居多。其中受勳最多的是一隻名叫Stubby的狗,牠被身為美國士兵的主人Robert Coroy偷偷從美國帶到歐陸戰場,前後共參與了十七場戰役,不僅協助傳遞訊息、預告瓦斯毒氣危險、搜尋傷兵,還活逮一名德國間諜,戰後因此被晉升為中士,而牠的主人還只是下士(圖三)!也由於名氣響亮,1926年Stubby過世時,紐約時報刊出長篇訃文,其遺體則被製成標本,後來在1956年由主人捐給位於華盛頓特區的史密森學會(Smithsonian Institution),與一隻也是戰功彪炳的信鴿Cher Ami一起在美國歷史博物館(National Museum of American History)展出,成為導覽員為學童團體說明大戰歷史時的最佳切入點。在2018年大戰結束百年紀念的時機,這隻靈犬的故事更被拍成動畫片上映。除了這些動物實際參戰的故事,在大戰期間出現的海報,經常可看到參戰各國以擬人化的動物形象出現,英國獅、德意志帝國之鷹、高盧雄雞等等,都與個別國家長期以特定動物作為象徵或用於國徽的歷史有關(圖四)。

 

圖2(左)  一次大戰期間使用的鴿舍車。圖片來源:Wikimedia Commons

圖3(中)  Stubby相片。圖片來源:Wikipedia

圖4(右)  一次大戰期間法國海報使用高盧雄雞作為象徵。圖片來源:作者自攝

 

一、動物學與獸醫學的興起

 

儘管從史前時代至今,人畜之間就有如此密切的關係,人類對動物進行有系統且持續性地研究卻是晚近幾世紀的事。現今提到生物分類,一般會提到林奈(Carl Linnaeus, 1707-1778)的二名法,這是在十八世紀多個分類方案中脫穎而出的一個方案,並在十九世紀上半葉逐漸為國際科學社群所採納。但林奈本人的研究主要是在植物學領域,若要論當時對動物學建立的貢獻,則必須要提到法國自然史學家布豐(Georges-Louis Leclerc, comte de Buffon, 1707-1788)。多才多藝的布豐在1739年被任命為皇家藥用植物園兼國王珍藏室總管,在他多部著作中最常被提及的是他一手規劃出版的大部頭《自然史》(Histoire naturelle)套書。從亞里斯多德、老普林尼時代流傳下來的相關知識,以及地理大發現後許多旅行探險者對各地生物所做的描述,他嘗試為當時累積的自然史知識做集大成的工作。此書在他生前出版三十六冊,他過世後又由後輩陸續整理出版了九冊。雖然此書涵蓋礦物、植物、動物這自然史的三大領域,但以動物學佔了最多的篇幅。儘管有人批評他的寫作風格浮誇,且忽略許多原本就較缺乏研究的動物,但是布豐此書對於動物在當時世界上的地理分布有較系統的研究,為生物地理學(biogeography)建立雛形。另外他花了許多時間研究比較解剖學(comparative anatomy),對於親緣相近動物之間特定器官的構造變異,尤其是遺跡構造(vestigial structures)的觀察,使他相信地球上的生物在其物種發展史上曾經發生改變,而不是像當時普遍被接受的說法,認為創世紀後世界生物就不曾改變。布豐的這部作品與同時代的百科全書齊名,影響深遠,許多人是因為讀了這套書而開始對自然史產生莫大興趣,例如後來也投入比較解剖學的居維業(Georges Cuvier, 1769-1832)就屬此類。以創作《人間喜劇》(La Comédie humaine)聞名的法國十九世紀小說家巴爾札克(Honoré de Balzac, 1799-1850)也曾說明自己深受布豐作品啟發,因此興起創作一部反映人類社會百態的小說之念頭。布豐這套書還有一個特點就是包含兩千多幅精美插畫,這成為許多工藝作品的靈感來源,例如法國皇家瓷器製造廠賽維爾(Manufacture de Sèvre)就曾以其中的鳥類為藍本,製作一系列御用瓷器,系列名稱就叫「布豐」(圖五)。

 

圖5  賽維爾瓷器布豐系列之一。

圖片來源:巴黎裝飾藝術博物館

 

布豐的研究直接影響到受他提拔而進入法國自然史博物館任職的拉馬克(Jean-Baptiste de Lamarck, 1744-1829)。拉馬克算是在達爾文之前提出演化論點最完整的一位動物學家,因此被認為是演化論(transformism)的奠基者之一。他曾提出後天性狀遺傳理論,以及用進廢退論。他最常用的例子是長頸鹿的脖子,認為這是為了能吃到樹上的葉子而逐漸變得更長。雖然他所提出的演化改變機制在二十世紀初遺傳學更確立後,被認為缺乏足夠合理的證據而放棄,但他的論點多少為後來達爾文的理論鋪了路,達爾文本身也曾多次引用拉馬克的論點。

十九世紀是個生物研究大躍進的時代,這一方面是因為航海技術的發達,使得人類到達更多之前未得深入探險之地,對世界不同生物有更多接觸和瞭解,另一方面也是因為動物標本保存技術的進步,使得以往只能靠文字描述或紙上圖畫傳遞的訊息,能夠藉由實際動物遺體或完整皮毛的長期保存,增加鑑定比對的樣本數,自然史博物館於此扮演了重要的收集保存和促進研究的角色。在標本保存技術還不穩定的年代,大部分的動物標本容易腐壞或遭受蟲害,往往不到十年時間就只好淘汰。幸運的研究機構可能會得到新的同種標本來彌補缺損,但許多不易取得的標本一旦腐爛,研究可能就此停擺。以鳥類學為例,1793年標本還容易遭受蟲害的年代,剛從皇家珍藏室轉型成功的巴黎國立自然史博物館所擁有的鳥類標本僅存463種,到了1809年,由於有助於防蟲和防腐的砷皂配方被持續使用已有十年左右,該館鳥類標本量已累積到3411種。可比對的標本量持續增加也因此促進鳥類研究蓬勃發展。

十八世紀對於動物的系統研究也促成獸醫學的建制化。雖然人類自古就對醫治牲口累積不少經驗知識,但歐洲最早建立獸醫專業訓練學校則要等到1762年,地點在法國里昂,不久之後巴黎也跟進。然而這些專科獸醫還要與鄉間幾世紀流傳下來的民俗療法奮鬥好一陣子,才在十九世紀中被社會普遍接受。從巴黎獸醫博物館內所藏的早期模型標本,可看出當年推動者在教育上的努力(圖六)。

 

圖6  巴黎獸醫博物館展示。

圖片來源:作者自攝

 

二、十九世紀風土馴化風潮

 

論十九世紀動物研究,還有一項不可忽略的發展,也就是風土馴化(acclimatization,也有人譯成氣候馴化)。人類對於動物的馴化當然不是十九世紀才開始,而是從狩獵採集過渡到農牧維生的時期,就因為自身食物所需而馴化了牛、馬、羊、豬等動物。本身就愛飼養動物的達爾文在提出自然擇選(natural selection,中文一般譯成天擇)之前,就已思考是否可拿人工擇選(human selection,亦即馴化)來做比較,以探究遺傳變異這個問題。1868年出版的《動物和植物在馴養下的變異》(The Variation of Animals and Plants under Domestication)一書呈現的就是他對此題研究的結果,雖然當時達爾文跟許多人一樣,還不知道同時期孟德爾神父(Gregor Mendel, 1822-1884)在東歐所做的豌豆研究已揭露某些遺傳定律,但他沒有忘記要從十九世紀中期盛行的多個風土馴化學會刊物中掘取資料。

這個時期的風土馴化風潮與上述在人類歷史中經過數千年、甚至上萬年的非系統化、漸進馴化不同。當時的提倡者依恃已累積的動物學知識,以善用世界自然資源等實用目的為由,針對性地引進一些國內原本沒有的異地動物,使其逐漸適應與原生地不同的自然環境,並針對其繁殖特性來進行改良,希望能夠達到經濟效益。這些提倡者以協會組織的形式來集思廣益,並爭取政府的支持。歐洲最早、也是最有名的此類組織是法國巴黎的風土馴化協會(Société zoologique d’acclimatation),創立於1854年,其後國內主要省份和國外都有了支會。1860年,英國的同類組織(British acclimatization society)也在倫敦出現,澳洲與紐西蘭的英人也在幾年後跟進,美國則是在1871年。

就跟十六世紀發生的「哥倫布交換」一樣,此時歐人主導的風土馴化運動也是雙向的,他們不只是從歐洲以外的地區將有經濟效益或觀賞價值的動植物引進歐洲,許多英國殖民者後代也將原生於歐洲的動植物引進紐、澳等殖民地,只是後者的動機並不全然是經濟,更多是因為懷鄉情緒作祟,而希望將自己熟習的家鄉風土環境移植到殖民地,因此他們比哥倫布時代的西班牙人更有意識地進行此事。例如1830年代一個澳洲的英國殖民者J. Martin就曾經抱怨:「此地樹木不掉葉卻脫落了樹皮,天鵝是黑色而老鷹是白色,蜜蜂無刺,一些哺乳動物有口袋,另外有些則會生蛋,丘陵上極溫暖,山谷中又極冷,甚至連黑莓都是紅色的。」簡單來說,就是中文說鳥不語、花不香、狗不拉屎、鳥不生蛋、烏龜不靠岸的澳洲版。也因為這樣的想法,當時澳洲英人試圖引進夜鶯、雲雀等鳴禽,並且因為想要像在英國鄉間一樣可以射獵,因此引進狐狸、鹿、野禽等。在這類出於英式鄉土想像投射而進行引種馴化的風潮中有個極端的例子,是一位名叫Eugene Schieffelin(1827-1906)的美國風土馴化協會會員,他計畫把莎士比亞作品中曾提及的鳥類都引進美國。雖然最後沒有全面執行,但他引進紐約的歐洲八哥後來繁殖了上億隻,不僅排擠美國境內其他鳥類的資源和築巢空間,甚至影響到墨西哥和加拿大,晚近已被國際自然保護聯盟列為世界百大外來入侵種,惡名昭彰。

這種隨意引種而釀成重大災害的最知名案例,大概就屬澳洲的兔災。十九世紀中期有英國殖民者未經規劃而引進少數英國野兔與家兔到澳洲維多利亞省,在氣候溫和、草地茂密,且無天敵的情況下,原本繁殖力就強的兔群到世紀之交已有六億隻之多。牠們啃食農牧地,嚴重威脅到當地其他動物的生存空間,但任憑政府以獵殺、轟炸、建置圍欄等方式都無法遏阻其增生。直到二十世紀中葉,澳洲政府採用具傳染性的黏液瘤病毒造成兔群大量死亡,才有效降低其數量。

這些荒腔走板的例子也使得風土馴化的風潮在二十世紀逐漸消退,學界研究這段歷史時也多以批判眼光看待,尤其其中有些部分與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有關,更使得這些組織落入萬劫不復的境地。但許多人忽略的是,這些實驗性作法帶來的結果,不管是成功或失敗,多少都使得當時某些參與者意識到生態平衡的重要以及生態系統的複雜性,甚至變成保護生態的提倡者,而這是早在二十世紀中環保運動興起之前。就像是射獵風氣後來雖被動保團體所撻伐,但在某些地方,因工作所需或娛樂風尚而固定射獵的人也常常是最早對商業利益導致的大規模濫捕或都市擴張破壞生態而提出警告的人。美國自然史博物館的鳥類標本剝製師Frank M. Chapman(1864-1945)就屬此類人士之一。

 

三、棲地展示櫃與生態保護意識

 

由於都會發展而荒地漸少,工業革命後大量遷居都市的人們對於大自然環境逐漸陌生,城市內的動物園或自然史博物館的展覽往往成了都會孩童接近自然和動物的主要方式。美國在內戰後才陸續出現的現代博物館比老牌的歐陸博物館更注重展示和公共教育,因此在展示技術上有許多創新,例如在呈現動物的手法上,就不再滿足於過往同類動物一字排開的方式,而是更注重表現動物與其棲地的關係。這樣的表現方式雖在1890年代的瑞典博物館也可看到,但在世紀之交,位於紐約西城的美國自然史博物館則是製作最多這類棲地展示櫃(habitat diorama)的博物館。Chapman在1888年進入該館工作,逐漸成為技術高超的鳥類標本剝製師,也為博物館製作不少棲地展示櫃。因為工作的關係,他必須到美國各地捕捉鳥類標本,雖然不免殺生和接觸各種不同來源捐贈的動物屍體,但他也因此注意到他經常去的佛羅里達州鵜鶘島(Pelican Island)的野鳥因漂亮的羽毛而被羽毛工業的商販濫殺,棲地也因人類佔地造屋而縮減,因此他決定製作一個反映鳥類困境的棲地展示櫃,並在1902年展出。據說由於這個展示櫃非常逼真,感動了當時參觀的老羅斯福總統(1901至1909年任此職),因此促成立法,使得鵜鶘島在1903年成為美國第一個野生動物保護區(Wildlife Refuge)。(圖七)

 

 

圖7  紐約的美國自然史博物館鵜鶘島棲地展示櫃。

圖片來源: Stephen Christopher Quinn , Windows on Nature: The Great Habitat Dioramas of the American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 (New York:  Harry N Abrams , 2006), p.17.

 

時至今日,全球完全沒有受到人類活動污染的天然環境所剩無幾。既然動物的棲地面積被侵蝕萎縮,食物也不易尋覓,牠們能到哪裡去?答案是:城市。人類聚居的城市有著大量廢棄食物,而且建物之間的縫隙角落又比較溫暖,加上在市內會遭遇到的獵食者也較少,因此許多膽子大的動物開始出入城市。鼠類、野鴿、各式昆蟲就不用說了,松鼠、狐狸、浣熊、狼出現於城郊也不是太新鮮的事情。在柏林的公園裏據說可見到野豬,在美國許多城市近郊夜晚也可能見到黑熊覓食。日本NHK知名教育性節目:「達爾文來了:生物新傳說」曾報導夏日東京傍晚出現的成群蝙蝠,有的還會跟黃昏慢跑者一起前進。所以現在談城市中的野生動物,絕不是只有在動物園內才會看到。也因為人畜共存的現象已經從荒野變成在人口密集的城市,許多人畜共通的新病毒會在城市出現並流傳,當然也不是太令人意外的事。例如2009年爆發的H1N1,就是一種混和了豬流感、禽流感、人流感病毒株的重組病毒。但另一方面,愈來愈多人參加的深度生態旅行也把人群帶向野生動物棲地,隨之進入的細菌也曾造成動物無辜死亡。

 

四、歷史學界的「動物轉向」

 

晚近歷史學界興起「動物轉向」(animal turn)的研究風潮,此風潮至少可回溯到英國史家Keith Thomas在1983年出版的名著《人與自然世界:1500-1800年間英國的態度轉變》(Man and the Natural World: Changing attitudes in England, 1500-1800)。此書以近乎歷史人類學的手法論析英國人對於鄉村的態度和感受變化,其中有關動物的部分尤其令人印象深刻。四年後,美國女史Harriet Ritvo著作的《動物莊園》(The Animal Estate),將動物提升為主角,並將分析延續到十九世紀維多利亞時代的英國社會。此後以動物為主題的社會文化史頻有新作,Ritvo更在2007年正式提出「動物轉向」一詞。綜觀目前的研究,多以批判角度回顧動物園、狩獵、畜牧工業、實驗室動物的遭遇、動物權、動物福利等議題。然而人畜之間互動共生的漫長歷史絕不僅止於此,歐美以外世界各文明與動物的關係史也十分值得我們展開一段發現之旅。就讓我們聽一段聖桑(Camille Saint-Saëns, 1835-1921)的《動物狂歡節》再出發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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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麗娟/ 人畜共生
引自歷史學柑仔店( https://kamatiam.org/人畜共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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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修改日期: 2020-0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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