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貞德(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特聘研究員)

 

 

冬夜讀書,發現美國史家Lucy Maynard Salmon(1853-1927)的生卒年,竟然和曾懿一模一樣,頗覺稀奇。這兩位女教先鋒,在各自的圈子中,都是重要人物,但在身後,她們的事蹟皆曾沉寂一陣子,才重新受到關注。而今重讀兩人生平文章,從後現代的制高點俯瞰近代初期的東西雙方,兩位女史的時代相同,但經歷有別,著作都不少,性質卻大異。俱往矣,然典型在夙昔,心中忽戚戚,隨筆簡誌如下。

曾懿是清末民初的文人兼醫生,父祖數代仕宦,母姨一門才女,早期綜論明清婦女文學,不免提到她,近年探討性別與醫療的歷史,通常也會記上一筆。前輩學者的先驅之作,指出明清書香世家教女習醫,以便日後相夫教子,有時將醫藥知識編成口訣,方便記憶,因此推測:士人之家的婦女大多熟諳基本醫護之理。即使如此,像曾懿這樣高水準的,仍是少數。(圖1)

 

圖1 曾懿七十歲

 

曾懿失怙之後,隨母遷回四川,鑽研家中典藏醫籍,自習有成,不但為親友診病療疾,更在五十四歲時(1906)著書立說,既尊崇張仲景,亦傳承宋金元,應可視為儒醫傳統中的女性特例(梁其姿,1999)。她的《醫學篇》,我授課時也曾採用,雖然門檻稍微高些,但總希望邀請學生,透過解讀史料,一同來認識這位百年前的女學者。

但,其實曾懿的《女學篇》(1905)或許更能彰顯她身處的時代,以及她在那個世局動盪、新舊競逐的中國,見聞思考之後所提出的主張。她自稱幼承母訓,所以金石詞章都喜歡,針線烹飪也在行,十五歲前後因久病不癒,決定博覽醫籍,「講求醫學之理與衛生之法」。結婚之後,隨夫任官而遊歷東南各省,剛好遇上列強侵華、開港通商、清廷自強未果、國政連年巨變,令她不得不反思:「我同胞女子有二萬萬之眾,何不亦勉力同心,共起競爭之志,以守其天賦之責任乎?」

這類說法,讀過中國近代史的人應該耳熟能詳,清末民初的賢人志士多曾高唱。曾懿提倡女子教育,呼籲男女平權,《女學篇》中徵引歐西和日本經驗學說者不一而足,頗具「現代」意味的觀點也俯拾皆是。她在序言中告訴讀者:「以之為家訓也可,以之為女箴也可,以之為女教科書也亦無不可」,總之,就是提供女子學習的教材。不過,她期待女子學習之後的目標,不在參與國事,而在服務家庭,更精確地說,是透過齊家來協助治國,亦即她所謂女子「天賦之責任」。換句話說,男女平權,但職責有別,男外女內,different but equal?聽來似曾相識,卻是性別運動長期的難題。

《女學篇》在自序和總論之後,分成九章,首章論婚姻,次章談夫婦,和女教書始祖班昭的《女誡》遙相呼應,似乎不脫「女子教育乃品德教育」的悠久傳統,但其實內容卻和歷來女教相異,涉及改革論者不得不面對的新興課題,例如婚姻自由和夫婦平權等。至於第三章以下,更是明顯展現時代和個人特色,提供了滿滿的「知識教育」,先後介紹胎產、哺育、襁褓教育、幼稚教育、養老、家庭經濟學和衛生,共七個領域的最新資訊,充分展現她的醫學專業。例如胎產一章,既包括自古以來的胎教,也開出安胎藥方,並且修正產婦畏風閉戶的舊說,主張開窗戶、納空氣,以免妨礙衛生。

「衛生」之論,貫穿《女學篇》撫幼養老的各種手段,甚至第九章直接以之命名,並引用下田歌子(1854-1936)的警告,指出無論如何富貴安逸,一家之中只要有一人臥病,全家都會陷入黯淡悽慘的悲境。號稱日本衛生之父的長與專齋(1838-1902),在1870年代將《莊子》書中的「衛生」一詞賦予新意,並透過國家機器推廣相關觀念和實作,影響所及,不僅改造了日本也衝擊到中國。下田的言論,是《女學篇》中唯一具名長段徵引的文字,可見曾懿深有同感,也顯示她對鄰國在明治維新之後的發展,持續追蹤並頗有認識。

不過,曾懿引用下田歌子,是為了強調家庭衛生才會強種,家家強種始能強國,而一家的衛生全繫於主婦,主婦優劣影響國運,但發揮的領域限於家庭。曾懿既未著墨於下田曾經留英、開辦婦女刊物、創立女學校、擔任校長等人生事蹟,大概也未必知道秋瑾(1875-1907)不久前赴日,才剛進入了下田興辦的實踐女子學園。(從她七十歲時仍受宣統小朝廷誥封賜壽看來,她的政治立場會不會同情秋瑾?)曾懿規劃的女子教育,出外上學的部分,僅限於八歲到十三歲,之前和之後,女子學習的場所都在家戶之中。

對曾懿來說,女子進入初等學堂,是為了瞭解科學與時事,即使修習古典學問,也和面對現代社會有關,所以她說:讀《春秋》可以瞭解列強競爭的道理。當然,歷史借鑑之書、漢魏六朝唐詩,能夠增廣見聞,也宜博覽。她將刺繡、裁縫、紡織等女紅,稱為「工科」,倘若學堂中沒有開授這些課目,十幾歲的女孩子仍然應當想辦法另外學習。一旦基本知識都有了,已經入門(她所謂「一切已有門徑」),就可以回家,由母親教導家政。她特別撰著《中饋錄》一書,傳授食材料理烹調絕技。至於其他各科知識,只要廣泛採購參考書,就能在家自修,曾懿認為會比上學收穫更多。

為什麼學校教育必須戛然而止?曾懿沒有明說。不過,在《女學篇》「長成時之女教」這小一節的最末,她提醒家中千萬不可有「淫詞豔曲」,以免熒惑女孩子的耳目心志。看來,還是擔心少女離家就學,青春期時在外易受污染吧?

二十世紀初的中國教育家們,一方面效法日本和歐西籌設現代學校,另方面又怕情慾初動的少年男女「一失足成千古恨」。即使在曾懿出版《女學篇》的二十年後,初級中學正式成立,提供十三到十五歲的少年男女新式教育,全中國四萬萬人口中,也只有千分之一註冊入學,而這十萬出頭的人裡面,女生僅佔三千左右。新制上路,觀望猶豫,入學者寡,可想而知。有趣的是,直到上世紀中葉,初中女學生受教的內容和目的,其實和曾懿在清末倡議的,相去也不算太遠Jen-der Lee, 2017

女孩子究竟該學些什麼?學了又如何?就在《女學篇》完成的1905年前後,地球的另一端,同樣五十四歲的Lucy Maynard Salmon(圖2),也在思考此題並付諸行動。

 

圖2 Lucy Maynard Salmon

 

Salmon(她是歷史學家,我雅不願稱她為鮭魚教授,就直呼英文原名吧),1853年夏天生於紐約小鎮一個長老會家庭,父親擁有一間皮革廠,也主持鎮上的銀行。母親婚前曾任女子小學校長,卻不幸在她七歲時過世。繼母既不善照顧,Salmon便被親戚接到密西根等地同住,日後也從密西根大學畢業。她先在高中任教,之後續攻碩士,專修英美憲政史,以總統任命權的歷史為題撰寫論文。

1884年,美國歷史學會(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 簡稱AHA)成立,致力於推廣科學史學,在第二次年會中,有人宣讀了Salmon碩論的簡要版,隨即引起關注,被視為明日之星,只不過很多人沒想到作者是一位女性!AHA次年出版了她的論文,她也獲得獎學金,前往新近成立、充滿理想的博懋學院(Bryn Mawr College)就讀,跟隨後來成為總統的威爾遜(Woodrow Wilson, 1856-1924)修讀博士。不過一年後,Salmon便獲聘為瓦薩女子學院(Vassar College)的歷史老師,並在1889年升等為正教授。此後終其一生,除了曾經休假兩年赴歐訪學,都在瓦薩從事教研工作。

威爾遜是美國歷史上著名的學者領袖,民主先鋒,不過,Salmon跟他讀書時的印象是:

他顯然非常不會教女生,大概從來沒有和她們正常相處的經驗吧?他對女生沒興趣,因為覺得她們在智識上和他不同。他甚至曾經說過:嫁給知識份子的女性,還比上大學的女性獲得的教育多。我聽了覺得好笑,卻從來沒有反駁他,因為反駁也沒用。這應該是他缺乏教育和社會經驗所致,希望他將來有機會改善!(摘譯自Scott, 1988, p. 188

女學生尚且如此評價,女性主義院長恐怕更難以忍受,威爾遜才在博懋教了三年,就因和第二任院長衝突不斷而離職。不過,從他後來的政績看來,他顯然如Salmon希望的,有機會獲得改善:威爾遜帶領美國度過歐戰,親見女性的社會和政治參與能力,終於改變態度,全力支持婦女選舉權,也順利在他的總統任期內完成立法。

Salmon堅持男女平權,致力推動公民參與,並且就從自身周邊開始。她最初獲聘時,瓦薩院長James Taylor(1848-1916)曾經寫信給AHA的會長,歡喜地表示:這麼一來,瓦薩就不擔心缺乏歷史教育了!可見對她的肯定。不過,這種肯定,是建立在男女有別的基礎上的。瓦薩後來的主管曾經回顧:「Taylor推動女子教育,是希望她們成為有教養的賢妻良母,而非領袖人物,他期盼她們在思想上可以先進活潑,但在社會事務上應該保守。」Vassar Encyclopedia)。這也就難怪,當Taylor看見Salmon著褲裙騎單車穿越校園時,對她大加訓斥。畢竟對他而言,女子受教的最終目的是相夫教子,女老師做為女學生的榜樣,更應謹言慎行。(至於女生為何不能騎單車,則是另一個性別與身體史的有趣課題!)而他家父長式的經營管理,終於導致校內女老師反彈,Taylor在1914年黯然卸任,Salmon即使沒有主導,大概也參與了「倒Taylor」行動?

Salmon的傳記作者對她的這類事蹟多半欲言又止,似乎也未必完全肯定(Brown, 1943)。著墨較多的,是她的歷史教研,而這也是我最初注意到她的原因。第一次得知Lucy Maynard Salmon其人,是因閱讀Bonnie Smith的The Gender of History: Men, Women and Historical Practice(1998)。該書分析現代史學中的性別議題,特別是史學專業化過程中的男女之別。在研究上,學者不再滿足於安坐書齋、閱讀出版文獻,而是標榜排除萬難、千里迢迢地尋訪檔案;在教學上,十九世紀中葉以前的大堂演講或沙龍論壇的光環,逐漸為嚴格、嚴謹、嚴肅的檔案史料討論課(seminar)所取代。而大師們的seminar,不僅是年輕人嚮往的聖殿,也是進入學術界的敲門磚。

蘭克(Leopold von Ranke, 1795-1886)及其同時代的先進,如何利用政府檔案分析政治制度及其運作的歷史,建立新的研究典範,從而開創現代史學,上過史學導論的人,總能略知一二。不過,在Smith的筆下,男學者跨境跋涉,千辛萬苦,撬開檔案之門,揭開塵封真相,彷如英雄救美,充滿性別意涵。蘭克到羅馬看檔後,寫信給朋友說:「在此我和自己心愛的對象─一位義大利美女─度過美妙且甜蜜的親密時光,我希望能生出一個拉丁和日耳曼的(混血)神童。我筋疲力盡,十二點才起床。」又在另一處稱:「本地的檔案館還是個完完全全的處女。我期盼登堂入室,對她示愛的那一刻,不管她是否漂亮。」另一位年輕法國學者,不畏險阻,立志取得外國政府檔案,宣稱自己絕對會「強行闖開那座後宮的大門!」(Smith, 1998, pp. 119)

開發政府檔、重度討論課,確實是現代史學在歐洲建立時的重要特徵。這套新方法,很快就傳到了美國,而Salmon正是運用自如的佼佼者,以此啟發女學生的先驅。她最初成名獲聘,就是靠著主流的政治史課題。不過,隨著對女性生命經驗的關注、對不同階層的好奇,Salmon逐漸發展出自己的領域,對「檔案」的定義和運用也就益發擴大了。她利用聯邦勞動局(federal bureau of labor)的檔案,考察家務勞動人口的演變;在討論課中讓學生分析火車時刻表和食譜之類,嘗試從「不登大雅之堂」的史料中開發社會史新課題;又為瓦薩圖書館申購大量報紙等新聞資料,並在七十歲屆齡退休那一年,出版了兩本關於運用報章進行歷史分析的專著(The Newspaper and Historian, 1923; The Newspaper and Authority, 1923)。雖然,Salmon分析、運用報紙的方式,和後現代的我們頗不相同,但這些在今天看來理所當然的史料,如果沒有前輩倡議、付諸實作,大概仍是「深鎖後宮的處女」?(不過女學者倒是罕見用這類比喻形容的~)

Salmon是瓦薩第一位歷史老師,在她的努力之下,後來又陸續進用了六位之多。她擔任系主任,鼓勵同仁自行研發教材教法,又減少學生修課時數,以利開拓興趣領域。為了擴增師生的教研材料,她積極參與圖書館的建置典藏。而新任的圖書館員、後來的館長Adelaide Underhill(1860-1936),也成了她的密友兼室友。(1890年取得哥倫比亞大學圖書館學碩士的Underhill,引進最新的杜威十進位分類法,完成了瓦薩圖書館的現代化,是另一個膾炙人口的故事。)

那個時代的男老師,除了學校教研,大多仍有私人家庭生活(至於妻女擔任助理工作的內容和評價,是專業史學發展中另一個有趣的性別議題,Smith書中亦曾申論),而女老師多半單身,若非和母親姊妹同住,就是寄居學校宿舍。Salmon和Underhill兩人,卻在相識十年後,決定搬離校園,購屋共居(圖3)。這種選擇,在當時雖非孤例,卻也並非常態,據說位於麻州的衛斯理學院(Wellesley College)較多,因而也有同棲者被稱為Wellesley marriage的,但在瓦薩似乎僅此一例,頗可顯示Salmon的特立獨行。

 

圖3 Salmon和Underhill紐約家中廚房

 

Salmon受到學生愛戴,同行尊敬,但她的平權運動也非無往不利。她從AHA創立不久即加入,是早期鳳毛麟角的女性會員之一。AHA為男會員舉辦年度聯誼活動,一起吞雲吐霧順便論學,女會員則不得參與,只能另闢一室,和男學者的女眷喝茶聊天。女史家們抗議無效,Salmon明白表示:「我們不想和社會名媛喝下午茶,也反對將男女學者分成兩個階級的娛樂方式!」(可惜,當時焦點團體訪談法尚未興起,否則說不定可以從男學者的妻女口中訪得有趣史料?)數十年後,總算足夠資深的Salmon,獲選加入核心的執行委員會(Executive Council),她建議會長在推動歷史教研策略與行動的七人小組中再邀一位女生,依舊未蒙首肯。無怪,Joan Scott在她的名著Gender and the Politics of History中,收錄長文,分析美國女性史家一路走來的歷程,認為AHA雖然自始即接納女會員,所傳達的,主要還是一種平權的象徵意義而非實質內容。(Scott, 1988

說的也是。現代學術領域創立之初,知識女性遭篩汰者眾,跨入學院門檻者寡,不同學科接納女性的進度不一。有些學科可能自始即明文排除女性,有些雖未明文禁止,卻因培訓方式、教研環境和社群慣性等問題,造成女性難以加入,或即使加入了,也遭受差別待遇。上世紀末以來,不少學者開始從性別角度反思自身的學科歷史,西方史學界針對此議題,也有精彩的研究成果。

去年甫以95歲高齡過世的Natalie Davis(1928-2023),從1970年代就倡議發掘女性史家的故事,並且身體力行。她先介紹15世紀到19世紀初期的400多年中,那些「作為歷史書寫者的女性」(women as historical writers),接著分析20世紀上半葉和年鑑學派有著千絲萬縷關係的女學者們(Davis, 1980, Davis, 1992)。前面提到的Scott和Smith等人,踵繼前賢,在上世紀末陸續出版專書,論述歷史學作為一門現代學科,在建立和發展過程中的性別議題。不僅僅是Salmon, 眾多西方先進的身影浮出歷史地表,女史家群像逐漸清晰,向我們昭示著:在今日吾人有幸廁身其間的史學這一行,她們曾經扮演何種角色,付出哪些心力,又造成什麼影響。

Lucy Maynard Salmon是一輩子的學院中人,其實生活範圍和生命經歷並無太多戲劇性,如果不是上世紀末女性史研究直搗黃龍,考掘學科本身興起時的性別議題,她的教研人生恐怕還封存在瓦薩的檔案館中?相較之下,同時異地的曾懿,多才多藝又遊歷四方,見多識廣而著作不輟。她的《古歡室詩集》中,頗收了一些詠古述懷之作。如果不要僵硬地比對生卒同年,而是將女性視為歷史敘事的主體,按照發展時序來觀察,曾懿反而可能更類似Davis和Smith筆下比Salmon早個一兩代、也就是現代史學尚未成形時的女性作家?在今日,才女研究興盛蓬勃,成果豐碩,有可能在既有的基礎上,將曾懿和她那一輩的知識女性當作「歷史書寫者」來考察嗎?

其實,就在曾懿身後不久,中國女性不僅進入初等小學堂,也參與高等教育,以史學為專業者,不乏其人。號稱中國第一位女教授的陳衡哲(1890-1976),留美歸國後在北京大學開授西洋史。她在瓦薩就讀時,Salmon正氣勢如虹,她們曾經擦出火花嗎?陳衡哲對Salmon這樣的女老師有過什麼記憶和評價嗎?除了陳衡哲,以及她同樣功在史學的女兒任以都(1921-2021),百多年來,應該還有不少值得一探究竟的女性專業史家?在個別考掘之後,若從性別角度整體群像分析,不知道我們對近代以來中國專業史學的發展,會有什麼新的認識?

現代史學在東亞各地成立較歐美來得晚,女性參與的經歷可能不盡相同?日本西化較早,二十世紀上半便已可見如高群逸枝(1894-1964)之類,著述不輟、直抒己見的女性史學先鋒,甚至將自宅改稱為「女性史學研究所」!雖然評價非一,但至少不乏研究,得以稍微勾勒她的學術與人生(芹澤俊介等,2022)。儘管如此,長期以來,日本史學教研機構中女性專任者寡,仍是值得觀察的現象(李貞德,2021)。韓國的情形如何?也是令人好奇而有待考察的史學課題。

臺灣的現代專業史學,日治時期已發其端,但學者蒐羅學科建置中的女性身影,卻一例難求(周婉窈,2018)。不過,日治時代的臺灣,同樣不乏才女名媛吟詩作對,也有從臺北第一高等女學校畢業後赴日深造,之後返鄉任教者(陳慈玉,2003),她們的詩文,會因殖民統治、性別規範,以及文體性質或字數限制,而難以作為歷史敘事的材料嗎?或者,也曾有意無意透露任何歷史意識,可供分析呢?(May Yen Ting, 2019

 

圖4 1982年臺大歷史系教師名錄,標黃色者為僅有的五位女性
圖片出處:作者藏

 

臺灣高等教育發展中,大學歷史系女學生多而女教授少的現象,1980年代時仍顯而易見(圖4),直到近年始大幅翻轉。2004年Davis來台參加世界史研習營,在一場特別安排的婦女史座談會上,她鼓勵本地女性史學者成立專業社團,一方面交流教研心得,另方面挖掘前輩故事,既可橫向聯繫情誼,也能縱向回顧學史。(圖5)不過,臺灣的社群規模畢竟不大,加上言者諄諄,聽者藐藐,一晃眼,竟然已過二十年。

 

圖5 2004/7/21婦女史座談會(臺大)Natalie Davis發言
圖片出處:作者藏

 

哲人已遠,聲猶在耳。冬宵讀書,重訪前賢,夜既深不如待黎明?坐而言不如起而行!一時血勇,振臂疾呼:Let’s talk!About what?Women historians around the world?未料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期待它山之石可以攻錯。真邪?幻邪?但願不會變成另外一場春秋大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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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貞德/以前的我們?重訪上世紀兩位女學者有感
引自歷史學柑仔店( ‎‎https://kamatiam.org/以前的我們重訪上世紀兩位女學者有感/)


 

最後修改日期: 2024-0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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