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雅如(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副研究員

 

 

人類對自己的生養者懷抱特殊情感,似乎是一種普遍現象。許多社會將育兒責任加諸母親身上,「母親」也往往是女性最可期待獲得回報的社會角色。然而,人類社會的母職     (motherhood) 是被建構出來的制度,而非單純的自然經驗。不同時代與人群如何界定母親身分、賦予母親權責、形塑母子關係,雖然也存在某些共通之處,但伴隨社會結構、
文化觀念、經濟型態等諸多差異,更可能型塑出不同的母職制度。

 

圖1  母親經常是幼兒最主要的照顧者

圖片來源:東漢陶哺乳俑,照片引自中國四川省文物局網頁http://wwj.sc.gov.cn/scwwj/hdai/2020/8/21/2d08252428c342e49f1ae4e81930a60b.shtml?fbclid=IwAR0ABFYmXOKbXzFl6qUFCBD-5JauKnA0Tgc4aTtoBsoXqjJSCALARJJyIBA

 

傳統儒家禮制界定母親名分,主要根據父親的婚配,以及父親如何安排親子關係,女性的生養之恩並非必要條件。「嫡母」、「繼母」因為是父親之妻而被尊為母親。父親命令一妾扶養他妾之子,而有所謂「慈母如母」;如果沒有父命,即便存在養育事實,也不能成為「母親」。父親命令兒子出繼別家,也會改變原本的母子關係。如果母親與父親離異,子嗣被歸為父系家族的成員,必須以父家為重,可能連帶造成母子關係斷絕。總之,儒家禮法以父親為主體來界定親子關係,給予父親家內至尊的地位而刻意壓抑母親地位;由於女性的主體性與為母經驗受到忽視,當女性經驗超出父系制度的規範,處境往往相當不利
。四世紀前期,中國南方的東晉王朝曾有婦人于氏向朝廷爭取以「養育」作為母親身分成立的依據,企圖以女性為主體來建立親子關係;可惜男性大臣大多無法理解其說,挑戰功敗垂成。然而,由北亞游牧部族拓跋鮮卑在華北地域建立的國家——大魏(史稱北魏),卻在五世紀前期,將照顧皇帝的保母視為皇帝母親,正式冊立為皇太后。

拓跋鮮卑可能起源於亞州北部呼倫貝爾草原之北,曾遷往大興安嶺一帶,後來又逐步西遷進入今內蒙古中部。大約三世紀左右,已形成一個以拓跋氏為中心的部落聯盟;四世紀末
,道武帝拓跋珪建國,定都平城(今山西大同),並開始採用漢式「皇帝」名號來施行統治。一九八○年在大興安嶺嘎仙洞石壁發現北魏太平真君四年 (443)的祝文,其中出現「可寒(汗)」、「可敦」的稱號。「可汗」是北亞草原游牧部族領袖的共通稱號,其妻稱「可敦」。推測北魏在禁止使用胡語之前,很可能是「皇帝」—「皇后」與「可汗」—「可敦」兩種稱號系統並用。事實上,北魏皇后、皇太后制度的內涵與運作,也受到北亞部族文化系統影響,創發出不同於華夏文化,也有別於鮮卑舊俗的新制度。

 

圖2  大興安嶺嘎仙洞鮮卑石室石刻祝文,末有「皇祖先可寒配,皇妣先可敦配,尚饗」等文字。

圖片來源:拓片影本引自米文平,〈鮮卑石室的發現與初步研究〉,《文物》,1981年第2期,圖版三。

 

保母成為太后

 

太武帝的保母竇氏,是北魏國家第一位皇太后。北魏採用皇帝制度以來,前兩任皇帝在位二十餘年間,不曾有女性被尊奉為皇太后,因為兩位皇帝的母親都死在兒子即位以前。然而這並非自然發生。道武帝登基稱帝時,母親已過逝;但明元帝生母卻是在兒子即將被指定為繼承人之際,被丈夫道武帝賜死。殘忍的「子貴母死」並非鮮卑傳統,而是道武帝為了防止母后掌權,模仿西漢武帝立幼子前先殺其母。

 

圖3  (左)北魏武士(陶俑);(右)頭戴雞冠帽的鮮卑輕騎兵(陶俑)。

圖片來源:照片引自大同市考古研究所編,劉俊喜主編,《大同雁北師院北魏墓群》,北京:文物出版社,2008,彩版十六、八一。

 

第三任皇帝太武帝的生母早死(有學者認為明元帝同樣施行了「子貴母死」),明元帝在位期間也沒有冊立皇后;依照華夏制度,沒有嫡母,生母已死,太武帝時期應該繼續維持沒有「太后」在位的狀態。但是太武帝卻將既無血緣關係、也非先帝配偶的保母竇氏尊為「皇太后」。

竇氏原本因夫家犯罪而沒入宮廷,身分只是低賤的奴婢,因緣際會被選為太武帝保母。竇氏照顧太武帝慈愛勤謹,太武帝也將竇氏視如母親。其實視如母親,也可以僅只於皇帝個人私下表達孺慕與尊重;但太武帝不打假球,正式尊奉竇氏為太后,讓竇氏在國家制度層面取得「皇帝之母」的法定身分,上至皇帝、下至百姓皆應敬事尊重。保母被尊為「皇太后」,反映出拓跋鮮卑文化的特性:被皇帝尊奉為「母親」的人就可以成為「皇太后」,養育也可以締結母子關係。換言之,養育之恩可獨立於生育及夫妻關係之外,成為建立母子關係的充分條件。有了竇太后的先例,後來文成帝也將自己的乳母常氏尊為國家太后。

 

圖4  (左)穿戴鮮卑衣帽的女舞者(陶俑);侍女(陶俑)

圖片來源:引自大同市考古研究所編,劉俊喜主編,《大同雁北師院北魏墓群》,彩版二○、二一。

 

北魏之前的漢人王朝,也曾有皇帝因乳養之恩而給予乳(保)母特殊待遇,做法通常是賞賜財物或授予爵位。賞賜乳母錢帛田舍等物質報酬,爭議較少;但授予爵封,等於將乳母身分從卑賤的婢僕提升為貴族,往往招致大臣批評反對。漢人皇帝以賞賜財物、授予爵位來回報乳母,鮮卑部族出身的北魏皇帝則直接將保母當作「母親」、立為「太后」;皇帝們的動機皆從養育之情出發,做法卻明顯不同。漢人王朝的臣子對乳母封爵嚴詞批評,但北魏尊乳母為太后卻不見鮮卑貴族有何異議(漢臣可能不敢有異議),並俯首聽命。比較皇帝做法及臣子反應,都可看出鮮卑文化與漢文化存在較大差異。

保母出身的竇太后,以皇帝之母的身分,統領後宮並參預朝廷政治,在皇家與國家體制中皆佔舉足輕重的地位。例如太武帝打算出兵攻打柔然,竇太后偏偏反對,太武帝命支持出兵的臣子在太后面前與群臣辯論,幫忙說服太后。這反映竇太后對國政的參預並非私底下對皇帝進行個人性的勸說,而可公開表示自己對軍政事務的意見,並與太武帝一起接見群臣、聆聽評議。太武帝並非幼主,而且即位以前就以皇儲身分監國聽政,政治經驗豐富,史家稱他「聰明雄斷」,絕非無能的帝王。然而竇太后卻似乎「理所當然」可以過問國政
,雖然她的意志並未凌駕於皇帝之上,但對朝政的意見極受皇帝尊重,參預國政也獲官員肯定。

漢人王朝太后預政,大多是特殊情況的暫時代理。竇氏獲得太后尊號的原因,以及隨之掌握的權力,都與儒教皇后、皇太后制度有明顯差異。以儒家禮制及陰陽理論為基礎的漢式皇后觀,在西漢中期以後逐漸發展,東漢初期確立由先帝皇后獨占「皇太后」位號。皇后作為嫡妻,與皇帝一同承天命、奉宗廟,在先帝駕崩、繼嗣未定之際,冊命新帝、處理喪事多以先帝「皇后」名義頒詔,「皇后」成為帝位交替之際的皇室代表者;若帝位交替不穩定或新帝年幼,也是先帝嫡妻(=繼帝嫡母)而非繼帝生母成為皇太后、代攝國政。漢制皇太后的政治權力,可說源自作為先帝皇后的嫡妻身分。

北魏太后的預政權力則來自母親身分。從北魏建國之前的部族歷史可以發現,領袖之母相當積極的參預政治。例如部族聯盟曾由領袖之母主理政事,而有「女國」之稱;聯盟爭亂或重振部族,都可見到領袖之母介入甚至主導的身影;道武帝的祖父什翼犍曾考慮築城定居,與部落大人商議難決,最後以什翼犍之母的意見,一錘定音。領袖母親的預政權,可能與母家部落勢力經常介入繼承權的爭奪,以及鮮卑習俗向來尊重母親相關。母親預政對其子的統治,是助力也可能掣肘,有時甚至凌駕於其子之上,成為實際上的統治者。

道武帝意識到鮮卑政治文化中存在強大的母權,試圖藉由「子貴母死」將之排除,進一步鞏固君權。但暴力謀殺只能奪走個體生命,並未改變鮮卑文化中的尊母格局,一旦誰能獲得「母親」身分,填補「母親」地位,誰就能獲得「母親」享有的尊嚴與權力。太武帝年長又具雄才大略,但保母太后依然公開參預國政;凸顯母后參政與皇帝是否年幼、病弱、不能處理政務無關, 擁有「皇帝之母」的身分便自然擁有「合法」參政的資格,北魏國家仍然認肯領袖之母的預政權力。

但「子貴母死」的執行仍延續相當長的時間。因為拓跋鮮卑原本沒有預立「太子」(繼承人)的習慣,發展中的皇位繼承制度,一度將「母死」作為確認繼承資格的條件;後來「子貴母死」又被後宮利用為爭奪皇太后(皇帝之母)身分與權力的工具。在文明太后過世後,孝文帝才廢止了儀式性的「立子殺母」;北魏另一位臨朝太后胡氏,是孝明帝的生母,也是北魏唯一的生母皇太后。

 

嫡母不如養母——文明太后兩度臨朝的差異

 

鮮卑文化尊重母親,但是母親身分如何取得?保母太后之例顯示,除了生育之外,養育同樣可以取得母親身分。而儒家母職制度中最重視的配父、尊嫡等觀念,在鮮卑文化中並不存在。鮮卑舊俗沒有嫡庶觀念,諸妻地位相對平等;而且習慣實行收繼婚(levirate),父親過世後,繼承人可以將生母之外的父親配偶納為己妻,所以一般不會把父親配偶當作「母親」。這些舊俗對北魏的皇太后制度產生了影響。雖然在漢人官僚指導下,先帝皇后也被尊為「皇太后」,但若不是繼位皇帝的生母或養母,便只徒有太后虛名,皇帝並未真正將她視為母親,所以也不會與她分享統治權力。

歷史上相當著名的文明太后原是文成帝皇后,她曾在獻文帝、孝文帝時期兩度臨朝聽政,但是持續時間與掌握權力的程度皆相當不同,造成差異的關鍵,正在於皇帝是否將她視作母親。

獻文帝是文成帝的長子,十二歲即位。起初丞相專權,隔絕內外,殺害了多名王公大臣,朝廷上下惶懼不安。文明太后憑藉智謀密定大策,誅殺逆臣,趁勢臨朝聽政。但聽政時期只持續大約一年半,作為不多。從史書陳述看來,文明太后第一次臨朝的結束,表面上是為了撫養剛出生的獻文帝長子(即孝文帝)。但是文明太后第二次臨朝期間也曾撫養孝文帝長子,仍然繼續主政,撫養皇子與聽政並不衝突。其實文明太后之所以放棄聽政,主因在於她既不是獻文帝的生母也不是養母,權力基礎不穩,皇帝與鮮卑貴臣都不能接受她長期聽政。

從漢文化觀之,文明太后是獻文帝的嫡母,身分貴重;在第一次臨朝期間,太后積極引漢人官僚入宮廷參決大政,除了重視這些人的才學,漢人官僚比較能接受「嫡妻」出身的皇太后聽政,可能也是原因之一。但從鮮卑文化觀之,配父不足以建立母子關係,無所謂「嫡母」的存在。文明既非皇帝之母,聽政不符合鮮卑慣例;靠著誅除逆臣而趁機掌權,實為偶然,很難維持長久。

聰明的太后很快洞悉此中關鍵,決定另起爐灶;撫養剛出生的孝文帝,正可提供她重建權力基礎的機會。按照北魏長子繼承的習慣,孝文身為獻文帝的長子,可以預期被立為太子
、將來即位;文明透過撫養與孝文帝建立「母子關係」,一旦孝文順利即位,文明即可如保母太后般被視為「皇帝之母」,名正言順取得預政權力。獻文帝暴崩時,孝文帝只有十歲,尊文明太后為太皇太后,臨朝稱制。依名號與漢人親屬制度,文明是獻文帝嫡母、孝文帝的嫡祖母;而從鮮卑文化的角度,文明與獻文不具有母子關係,但她養育孝文,所以和孝文是母子。史書也透露出孝文帝及當時大臣,都將文明太后與孝文帝視為「母子」。

文明太后第二次臨朝,憑藉養恩取得「母親」身分,建立與皇帝穩固的母子關係。此次掌權一直延續到她過世為止,可謂稱制終身;孝文帝「事無巨細,一稟於太后」,文明經常越過孝文帝決定生殺賞罰,威福兼作,震動內外。主政期間,她推動俸祿制、三長制、均田制,大刀闊斧進行北魏一代最重要的政治社會經濟改革,促成北魏國家體制的轉型,影響深遠。鮮卑貴族與漢人官僚皆俯首聽命、為她效力,固然因為文明智謀過人,又能恩威並施、賞罰分明,政治手腕極為高明;但追根究柢,孝文帝尊她為母親,才是文明太后獲得鮮卑文化認同、取得預政資格,而能長期主政的根本原因。

 

圖5 文明太后葬於方山永固陵,孝文帝為表孺慕,在距離永固陵不到一公里處為自己預建壽宮(後稱「萬年堂」),形制如同祔葬。後來孝文帝遷都洛陽,死後葬於洛西,萬年堂遂成空塚。

圖片來源:照片引自 http://www.kaogu.cn/cn/kaoguyuandi/kaogusuibi/2016/1010/55656.html

 

母子共治天下

 

領袖之母參預政治,在北魏建國前的歷史屢見不鮮。建國後,被皇帝尊奉如母的保母皇太后,同樣具有相當的政治影響力;正式臨朝稱制的文明太后與胡太后,更是國家實際統治者。北魏太后預政的性質與漢人國家不同,該如何定位北魏的女性統治者,以及太后預政的政治格局?

文明太后主政時期留下的儀制史料不多,但可以看到在許多政治場景中,文明太后與孝文帝都是連袂出現或聯名行事;當時官員表章的呈奏對象、讚頌對象,亦見皇帝、太后並舉
。文明太后發布的政令,與皇帝一樣是由中書省官員執筆;以太后名義頒布、指導國政的《皇誥》,也是由官員改定。顯示太后預政並未另立官署,而是按照原來國家行政體系,以皇帝、太后共同統治的形式,直接指揮官僚。

胡太后臨朝期間涉及儀制的命令與議論較多。事例顯示太后在國家典制中扮演的角色與享有的尊榮,皆與皇帝等同。例如多數胡漢官員皆認為,皇太后既然臨朝稱制、躬行統治,舉行國家禮典乘坐的車輿應該與皇帝同一等級。胡太后的父親死後贈號「太上秦公」,雖有漢臣提出異議,但多數大臣都認為太后臨朝稱制,贈父「太上」,並無不妥,並以漢高祖劉邦尊父為太上皇做為前例,直接將太后臨朝比擬為稱皇作帝。皇帝親臨朝廷元會儀式
,本應設置百戲與絲竹之樂,但卻為了太后仍在父喪期間,皇帝應該對母親表現孝心,不宜聽奏音樂,而簡省天子臨享的禮儀。又將皇太后頒布的文書由「令」改稱為「詔」,皇太后自稱「朕」、群臣上書稱「陛下」,與皇帝殊無二致。

北魏群臣除了尊稱皇帝為「聖上」、「聖皇」,兩位臨朝太后也被尊稱為「聖后」、「聖母」。臣子尊稱皇帝為「聖」由來已久,具有多方面的意義,包括認為皇帝擁有聖人般的德性、皇帝聰明睿知,以及皇帝具有神聖性。皇帝的「聖化」,提高了皇帝的威勢。但北魏以前不曾有當朝皇后或皇太后被稱為「聖后」、「聖母」。北魏群臣將臨朝太后與皇帝一同尊奉為「聖」,凸顯太后也具有神聖性,抬高太后地位並強化對太后的尊敬;「聖母」之稱尤其彰顯「母親」身分正是神聖性的來源,足見拓跋鮮卑尊母文化對太后制度的影響。

更有意思的是,臣子將臨朝太后與皇帝並稱為「二聖」,這是北魏以前不曾出現的現象。「二聖」在文獻中原本只是聯稱兩位聖人,如周文王與周武王,或是堯與舜、舜與禹、周公與孔子等;不屬於特定二人之專稱,也未用於指稱當朝統治者,因為皇帝制度下,理應只有皇帝一人位居政治秩序的頂端。文明太后第二次臨朝時期,在大臣的奏表、頌文、訓誡子孫書、造像銘記等,皆出現以「二聖」聯稱太后與皇帝;在胡太后臨朝時期,「二聖」稱謂再度出現, 顯然北魏時人是有意識的使用「二聖」稱號,且限定於聯稱臨朝太后與皇帝。這樣的聯稱方式,將皇帝與皇太后等尊齊敬,反映了臨朝太后與皇帝一同被視為國家最高統治者、並列於政治秩序的頂端。

與漢族王朝的皇太后臨朝相比較,北魏太后臨朝的性質並非只是輔佐幼帝、暫時代理皇權
,而是以「皇帝之母」的身分與皇帝共同治理天下,這種統治型態,可稱為「母子共治」
。胡太后的父親臨終之際殷勤叮嚀「母子善治天下」,正是基於「母子(二聖)共治」的政治型態而發此言。即便是當時嫻熟儒家禮學的大臣,也將太后與皇帝並稱「二聖」,一同視為先帝的繼承人。由於皇太后臨朝本質上是與皇帝共治天下,故即使孝文帝與孝明帝都已年長成人,也不存在太后應該歸政的問題。「母子共治」的統治格局可允許太后終身臨朝掌權。

北魏尊母文化將「母親」身分與神聖地位連結,以母子為核心形成「二聖」並尊統治結構
,有別於皇帝一人專制的格局,成為新的統治類型。這樣的「母子共治」型態,也在後世留下若干影響的痕跡。一代女皇武曌在以「皇后」身分主政時,群臣將其與高宗並稱為
「二聖」,以彰顯帝后共同統治;武曌在正式稱帝之前,先是製造「聖母」符瑞,又自稱「聖母神皇」,以此新創尊號銜接從「皇太后」過渡到「皇帝」的身分轉變,明顯援引了北魏「皇帝之母」與神聖地位及統治權力的連結。這些政治行動及稱號的使用顯示,在武曌突破中國政治文化性別藩籬、逐步邁向稱帝之路所援引的各種文化資源中,無疑包括北魏「母子共治」所創造的政治遺產。

 

本文改寫自作者論文〈漢制與胡風:重探北魏的「皇后」、「皇太后」制度〉,《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90:1(2019),頁1-76。

 


主要參考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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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雅如/ 以母之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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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修改日期: 2020-1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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