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自草原的禮物（二）－「畜牧者」新識

黃銘崇（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

緣起

若干年以前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辦了一個借展，主要的展品借自中國的內蒙古自治區，此一展覽與草原文化與騎馬文化有密切關係，所以主辦單位原本擬了一個展覽主標題叫做「八千年金戈鐵馬」，這個標題送到當時的院長杜正勝手上時被「打臉」，因為內外蒙古地區的騎馬文化，並非如主辦人所想像的——自古以來即是如此，而是西元前八世紀以後才開始的。而且金戈與鐵馬係不同時期的產物，兩者會「碰撞」在一起，純屬文學式的想像。策展單位最後改了一個比較平實的展覽標題。此種對於古代環境與他者文化的誤解是很常見的。

畜牧者出現在東亞地區是相對晚的，大約在距今4000年開始，他們開始進入新疆，並且帶來了牧牛羊這種新的技術。這些自西迤東的新來者是高加索人（白種人）。當時這種營生方式，對於長城內外一帶的農業兼狩獵採集者而言是新鮮的，但或許只是帶來了打獵和家豬以外另一種肉類的來源。卻沒想到，在隨後發生更嚴酷的環境變遷考驗下，畜牧這種營生方式挽救了很多人的性命，這是筆者下「來自草原的禮物」 主標題的原因之一，畜牧的技術成為救命的禮物。這些被環境驅使改變生活方式的人群，成為東亞北部地區早期的畜牧者，經過幾百年以後他們的後代發展成遊牧社會，進而在歐亞大陸的歷史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也與農業族群展開了仇恨與誤解的糾葛。

在這篇文章中，我們要回到距今3500年前到3000年前的長城內外一帶，主角是這群早期畜牧者，他們活動的舞台北越蒙古共和國，達南西伯利亞的森林草原帶，南到山西太原－北京一線，西抵新疆的西界，東至遼寧西部，可以視為一個「環戈壁」的青銅器文化。他們以最適應此一地區生態環境的生活方式過活，有著共享的青銅器文化，但卻可能包含著各色人種，也與不同次區域的小群體農耕者形成互利共生的關係。他們與龐大的中原農業王朝（商與周）的互動，有受益的一面，也有受害的一面。筆者期待本文的讀者暫時忘卻傳世文獻教導我們的「東夷、西戎、南蠻、北狄」的刻板印象，試著從這群早期鄂爾多斯青銅器主人的主體觀點來認識這些草原族群。

一、環境變遷、東亞草原的形成與早期畜牧者的出現

內蒙古地區現在幾乎是一望無際的草原，但是在距今8000年到4000年以前，在古氣候學上稱為「全新世大暖期」，平均氣溫比現在高約攝氏2-4度，也更為濕潤。當時內蒙古大部份地區為森林草原地區，居住在這裏的人們採取狩獵採集兼旱作農耕的生業方式。但從距今5000年前開始環境變得乾燥，距今4000年前平均氣溫又緩緩下降，距今3500年起更是急劇下降，此一降溫的谷底在2800年前， 其平均溫度低於現在的水準約攝氏2度，環境也更乾燥（以上數字各地有差異，以上是根據遼寧省的數據）。其後才逐漸回暖，但都未達大暖期的水準。乾燥與低溫兩個條件使得東亞北部新疆到內外蒙古的草原逐漸形成，加上季風減弱，新疆西界的山區森林退卻，使得從東歐到東亞的歐亞草原串聯成一大片，成為人口移動與文化傳播、交流的高速公路。

近來研究顯示與畜牧和草原生活有關的技術門檻並不見得比農業要來得低，它們包括將牛、羊馴化，逐漸地邁向專業步行式畜牧經濟型態（7000-5000 BP）。接著四輪蓬車的出現（5500-5000 BP）使得畜牧者可以比較輕鬆地載著他們的家當移動到另一個畜牧地，開展移動式的生活，使得畜牧者的遺跡在考古學上愈來愈難找尋。很關鍵的是馬的馴養與騎乘（5500-5000 BP），使得牧者能夠照顧的牛羊量變多，移動的範圍也變廣（ca. 5300 BP）。以上各種發明的加總，使得移動式的遊牧經濟漸漸地形成。這些與草原經濟有關的發明都是在西部－中部歐亞草原發生的，而且可能都與高加索人種（白種人）有關，然後再往東推進（見Anthony, 2007），差不多在距今4000年左右跨入新疆地區，當然也把相關的冶金、雙輪馬車與畜牧技術等都帶入東亞地區。

王明珂分析河湟地區、鄂爾多斯一帶與西遼河流域從距今5000到2000年間的變化，藉以討論這些地區的「遊牧化」過程（王明珂，1997）。檢視這三個地區的發展，其跨時變化的共性可歸納如下：大約在距今5000到4000年這些地方是旱作農業兼社群，也飼養豬隻兼狩獵採集，可能和黃河中游的旱作農業社群差不多。大約在距今4000年前後，這些地區開始有規模地使用金屬器（參見〈來自草原的禮物（一）〉，黃銘崇，2014），同時也出現一種戴金屬的耳環、指環、臂釧與半月形胸頸飾的人。這種以金屬物件裝飾身體的習俗在前一個時期是完全未見的，整個華北地區包括內蒙古的不同群農耕者也都沒有這種習俗，但是在西部與中部歐亞草原，這種習俗卻是主流，推測他們可能是從歐亞草原來的外地人（未來可針對特定墓葬中的人骨（如戴耳環者）進行DNA檢測）。同時羊也開始出現，這些地區的考古遺址中，自此一時期開始羊的比例漸增，豬的比例卻漸減，筆者戲稱為「豬羊變色」。王明珂指出了此種變化的意義——在環境艱困的狀況下，雜食的豬與人搶食，但草食的羊卻食人所不能食（王明珂，頁105-107）。所以羊的引進，對於面對環境逐漸乾旱的人們，應該是受歡迎的。筆者認為外來者、金屬器和牧羊三者是彼此關聯的，而且從考古發現看來這些外地人帶著新的技術，與原住民同居於一個社區，和平相處在當時是常態，在河湟地區的齊家文化、陝晉高原朱開溝文化、西遼河－冀北的夏家店下層文化都是如此。大約距今3500到3000年之間，這些外來者所帶來的習俗、技術與生業模式，由於適合新出現的草原地區，遂漸漸地「本土化」——有不少原居東亞北部黃皮膚的人也適應這種生業方式。其結果是使用早期鄂爾多斯式青銅器的貴族大量出現在陝北地區、呂梁山區到北京一帶。大約到了距今2400年前，這些畜牧者的後代，演化成遊牧集團，縱橫於歐亞草原之間。

我們稱為早期鄂爾多斯文化群其生活的基底為草原畜牧業，包含很多次文化（或血緣）群體，有些本身就有部分人從事農業，有些則與地處農耕地帶邊緣的農業群體有密切的關係。他們的移動性高，彼此之間往來容易，加上鑄造青銅器的工匠可能是移動的，因此在銅器上具有相同風格，形成一個環戈壁的大文化圈。與之相關以陶器為基礎的考古學文化在河湟地區稱為辛店文化，在山西、陝西北部的稱為李家崖文化，在河北北部稱為圍坊三期文化，在遼寧東部的稱為魏營子文化，在西伯利亞的明努辛斯克盆地稱為卡拉蘇克文化等，還有一些地區目前狀況不明朗，可能只是考古工作做得不夠，相信未來此一時期戈壁周圍的次文化圈會一一浮現 （圖一）。

圖1　早期鄂爾多斯文化群所包含的不同考古學文化形成一個環戈壁的文化群

二、早期鄂爾多斯青銅器

上述這群人使用的青銅器與中原地區的青銅禮器完全不同，中原地區的青銅器主要是爵、觚、鼎、簋、鐘、鎛等青銅容器與樂器，而這些草原畜牧者的銅器，則另有其系統。大約在二十世紀的上半葉，即吸引西方收藏家與日本學者的注意，大量的收集，目前全世界此類器物三個大的收藏分別是瑞典的東方博物館（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美國的賽克樂氏收藏（Arthur M. Sackler Collection）與日本的東京國立博物館，代表著早期三批不同收集者所採集器物的最終流向，日本學者稱為「綏遠青銅器」，著名的瑞典考古學家安德森（J. G. Anderson）始稱為「鄂爾多斯青銅器」，成為最常用的名稱。所謂「鄂爾多斯青銅器」可以大體區分為早晚兩期，早期年代約從距今4000到2800年前。晚期則從距今2800到1800年之間，包括匈奴的青銅器。晚期鄂爾多斯青銅器或許可以再細分，但因與本文無涉，不贅述。

早期鄂爾多斯青銅器可以用途來區分為以下幾類，首先是「裝身具」－就是裝飾身體的金質或青銅飾品。包括半月形胸頸飾、手環、指環、耳環、金頭帶、帶扣、甲泡等。也有用紅玉髓或綠松石製作串珠作為項飾。其次為工具，通用者如刀劍與管銎鉞，用以刮削與砍伐。製作木工的工具，如斧、錛、鑿、錐等。遠距溝通工具如鏡。飲食使用器具如匙、鏟、勺等。第三類是兵器，用來作戰與保護身體的器具，包括：盔、銅泡、戈、連柄戈、矛、倒鉤矛、管銎鏃等。第四類為儀仗、與其他器。儀仗器具包括：多銎刀、卷首刀、蛇首匕、鈴首匕、鹿首匕、繫鏈鐃、大型鉞、圓刃鉞、靴形器、權杖首等。第五類車馬器則包括：車觿（用來解車馬皮繩繩結的角或青銅器）、衡末飾（馬車架在馬脖子上的橫木為衡，此為兩端金屬裝飾）、軛首飾（架在馬脖子上的人字形木架最上面套以青銅）、輿欄飾（馬車車廂的邊欄）、軎飾（輪軸的青銅外套）、馬鈴、銅泡等（圖二）。

圖2　早期鄂爾多斯文化群的青銅器包括工具、兵器、裝身具、儀仗用器、車馬器

在所有類型中刀劍與管銎鉞還有可能是用來汲取乳製品的湯匙是基本款，為身份稍高的貴族之基本配備。這是從山西吉縣上東村一個上半部完整的墓葬，以及山西石樓曹家垣一座收集到所有器物的墓葬等實例觀察出來的（圖三）。刀劍以及管銎鉞幾乎可以說是象徵草原族群的貼身物件。

圖3　Ａ、山西吉縣上東村出土的一座墓葬，墓的平面圖與器物線圖。
B、山西石樓曹家垣採集的一座墓葬中的青銅器線圖。兩個地點都在山西的呂梁山區

整體而言，早期鄂爾多斯青銅器有以下特徵：1) 輕便，利於攜帶移動。2) 沒有或很少容器。3) 使用金屬裝身具，如耳環、胸頸飾、頭帶、指環、臂釧、手環等。 4) 使用黃金，特別是裝身具經常使用金來製造（圖四）。5) 經常見到繫鏈或繫鈴或使用球鈴，通常一件器物繫多鏈。使用球鈴、或繫鏈、或繫鈴，以發出的「叮鈴！」的聲響（圖五）。使用金屬耳環、胸飾與使用黃金等是同時帶華北農耕者中完全見不到的。而利用發聲器所發出的聲音，控制羊、牛，這些都與草原畜牧文化有密不可分的關係。

圖4　蒙古國杭愛省出土的黃金半月形胸頸飾與耳環以及耳環出土的狀況

圖5　繫鏈器（上左）與球鈴器（上右），下面兩件為帶有球鈴的車觿，上面為山西保德林遮峪出土，
現藏山西省博物館，下面一件為美國Arthur M. Sackler Collection收藏，下面一件同時有球鈴也繫鏈

在裝飾方面，這些草原青銅器也有很鮮明的特色，例如：

1) 使用寫實的獸首於器物的柄端，獸首突出眼窩、以及骨骼的突起，且常在眼窩以及其他部位鑲嵌綠松石（圖七右）。在獸首方面數量最多的是盤羊及阿爾卑斯野山羊（ibex），還有馬、駱駝、鹿、牛以及無法辨識的小型動物等（圖六左）。

2) 有些器物使用立體獸形裝飾，由於立體動物的形體較小，且利用石製雙合範鑄造，製作的比較粗，動物往往僅能大體憑形態或表面紋飾辨認如羊、虎、犬、甚至人等（圖六右）。

圖6　早期鄂爾多斯青銅器的獸首裝飾（左）與獸形裝飾（右）

圖7　殷墟的獸面紋（饕餮紋，爵，上海博物館藏）與草原的獸首（河北青龍抄道溝出土）與集合紋飾屬於兩個完全不同的系統。
殷墟的獸面紋是風格化的獸臉，草原的獸首則是寫實的，但因應製作技術與美學觀點而誇張某些部位。

3) 當地器物表面的紋飾，完全沒有殷墟常見的饕餮紋或相關的風格化的動物紋等裝飾語彙（圖七左），只有以直線來構成的幾何紋如橫直方向連續小方格紋、連續短斜條紋、魚骨紋、連續三角紋帶、連續三角垂紋、鋸齒紋、囧紋、排釘紋、菱格紋、交叉蓆紋等（圖八）。早期鄂爾多斯青銅器多幾何紋飾主要是因為在石範上雕刻短直線容易施作所致。

圖8　早期鄂爾多斯青銅器上面的各種幾何紋飾

總結地說，這些器物與中原的青銅禮器屬於不同系統，它們是從草原的生態環境發展，適應畜牧生活的產物。這些東西的鑄造技術，和歐亞草原更早以前發展出來的技術並無本質上的差異，大部份都是利用草原傳統的石刻雙合範鑄造出來的。

三、居住、生活型態與社會組織

由前面所見的青銅器，器柄的獸首都是草原常見的動物，器物量輕、易攜帶適於移動式的生活，繫鏈與鈴首器發出叮鈴的聲音與牛羊之控制有關，反射鏡則用於空曠地區的遠距溝通。各方面都顯示與早期鄂爾多斯青銅器有關的人群，其生活型態是以畜牧為主。已發掘的聚落內獸骨統計以羊骨最多也說明這點，不過其他的獸骨也說明狩獵採集也是生存的手段之一。李家崖遺址則有厚達十幾公分的粟碳化成灰的窖藏坑，此一聚落可能也有從事農耕的人口。

陝西清澗李家崖遺址所出土的陶器與朱開溝文化末期的陶器相同 （圖九、圖十），他們應當是朱開溝文化時期的狩獵採集兼旱作農耕者「歸化」為畜牧者，而且本身仍有部分人口從事農業。而出土的青銅器則顯示他們屬於更廣大的早期鄂爾多斯文化群。

圖9　朱開溝文化出土的陶器分期表列

圖10　李家崖文化出土的陶器與前圖第四期比較（本圖一件標示者為陝西綏德薛家渠遺址出土，其餘為清澗李家崖遺址出土）

目前已經發掘的李家崖文化的遺址有陝西清澗李家崖、綏德薛家渠以及山西柳林高紅，李家崖與高紅都是利用黃河支流的彎曲，將聚落建造在河大轉灣的頸部，向陽坡地為空地，應當是放牧牛羊坡地。陝西清澗李家崖遺址在黃河的支流無定河邊，距離黃河不遠。此一地區被黃河的支流與更小的支流切割，加上地表植被少，長年侵蝕，地形破碎。古城位於河流彎曲的頸部，利用地形高差與石牆圍出一座近似長方形，面積約6萬平方公尺的城，城與河灣之間還包圍、保護著相當大片的臨河地。城內有一座較大的建築，有圍牆包被，但建築的室內空間不大，真正的活動空間在室外牆內。城內的建築密度不高，推測可能還有些氈包或可移動式的建築（圖十一）。柳林高紅則有更大型的建築，但因為報告尚未出爐，無法了解更多的細節。李家崖古城可能與鄰近更小的聚落形成一個小的政治—社會單位（詳下節）。

圖11　李家崖遺址的地理位置（A），地形（B）、城的概況（C）與城中最大的建築（D）

在社會－政治結構方面，《竹書紀年》記載了周王季歷征伐西落鬼戎，戰果為俘二十翟王，從這一項紀錄，我們推測西落鬼戎是由數十個更小的單位所組成，李家崖古城或許就是這樣一個單位的酋長所居住的地方。而類似西落鬼戎這樣被周人視為群體的「戎」，最起碼還有好幾個。這與我們認識的畜牧或遊牧社會具有平等自主與分裂的傾向吻合。而且李家崖文化所處的陝北黃土高原與山西呂梁山區被黃河與其支流切割得支離破碎，也形成社區整合很大的限制。

四、早期鄂爾多斯文化群與商周文化的互動

位於早期鄂爾多斯文化群的南邊，包括李家崖文化與圍坊三期文化都與農業的商周王朝有密切的關係。在殷墟時期，太行山東側早期鄂爾多斯文化群與商王朝的邊界大約在唐河以北，商王朝在河北正定北莊子有一重要聚落，由「 」族氏駐守，早期鄂爾多斯文化群的活躍範圍主要在天津以北，兩者之間有一個兩種或多種文化交錯的過渡區域。在太行山的西側，商王朝最北的據點為山西靈石旌介遺址，由「 」族氏駐守。由此以南到運城一帶，東到汾河為商王朝所控制。但是太原盆地雖有農業聚落，卻不屬於商王朝控制，而是一個不同文化交錯的過渡地域，也有草原族群活躍於此。汾河以西的呂梁山區，同樣也是畜牧者的天下。

在陝西地區，周方（克商以前的周國）原本與北方畜牧者的界線不明，畜牧者活躍於渭河以北的淳化一帶，甚至更南，與周人混處。從周王季歷開始，就持續地與草原族群周旋，以建立的穩固的農耕者地盤，根據《竹書紀年》季歷征伐過義渠、西落鬼戎、燕京之戎、余無之戎、始乎之戎、翳徒之戎等草原畜牧者群體，這一系列的行動穩定了周方與畜牧族群間的關係。到了商代晚期時，周方所控制的範圍大約在陝西中部的甘泉一帶以南，以北才是畜牧者的天下。兩者的關係穩定，使得周人獲得馬匹與製作馬車的工匠，不少畜牧者甚至可能在克商的軍事行動中配合周方聯合行動，最終也受到周王朝的封賞。這些來自草原的助力可能是周方在克商的軍事行動中獲勝的原因之一（黃銘崇，2012-13）。

從考古資料上看，在呂梁山與陝北一帶許多早期鄂爾多斯青銅器出土的同時，都伴隨不少商系青銅器，一個出土的脈絡往往有不同時代的容器，有不同的族徽，器物的類型與數量沒有商系或周系組合上的意義。可以看得出它們是長期收集的成果，藉此可推測畜牧者與商周王朝有長期的互動，這些互動或許包括貿易與戰爭，讓畜牧者貴族能獲得不少的商式容器與兵器。這些容器對於畜牧者的貴族而言究竟有何意義？它們不是禮儀性用品，也非鍋碗瓢盆實用器物，或許是財富的象徵，亦為鑄造草原式青銅器的素材（熔化一件簋就可以鑄造很多獸頭刀）。

我們注意到在整個歐亞草原的同一階段，東部歐亞草原的早期鄂爾多斯青銅器顯得數量特多、品質高、紋飾複雜，花樣又多。究竟是什麼因素讓這種歐亞草原熟知的工藝在此一地區高度發展？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必須回到畜牧這種生業的本質來討論，因為畜牧與遊牧並不是可以獨立存在的生業活動，所有的畜牧者都有他們的策略以取得所需的農作物，有些是群體本身有部分人口從事農業，有些則俘虜農耕者為他們耕作，也有透過貿易或掠奪手段取得作物，而且這些手段不互相排斥。原本在西部歐亞草原的畜牧者，主要是依賴本身人口從事小規模農業，人口成長慢且有侷限。但在東部歐亞草原，因為面臨農業的商周大國，有機會依賴貿易或戰爭獲得所需的農作物，人口得以穩定成長。而且因為與具有「重器思維」的商周王朝比鄰，讓畜牧者有源源不絕的銅料，可以鑄造草原系青銅器，創造了屬於他們群體的高度文化。

在另一方面，我們在商王朝都城安陽殷墟的西北崗商王墓地，看到很多祭祀坑，其中有一類，至少有八十幾個祭祀坑，高去尋稱為「刀斧（鉞）葬」（高去尋，1967），每坑有十個人骨架，無頭，身上都有一件小刀、一件管銎鉞以及一片礪石（圖十二）。他們顯然是草原的畜牧者，因為戰爭而成為商王朝的俘虜，被強迫勞動役使，最終成為商王祭祀的犧牲，身首異處。這就是草原畜牧群體與商王朝戰爭的代價。

圖12　安陽殷墟西北崗刀斧葬中每位犧牲者的配備：小刀、管銎鉞、礪石
（以上三件為任選之代表，非從一墓出土）以及一座刀斧葬（HPKM 1539）

商王朝也有受益於畜牧者之處，殷墟一帶並非宜於畜牧之地，已有學者推測可能有相當數量的馬、牛、羊是適合牠們生長的草原地帶輸入的。商王朝之所以有大量的牛、羊的犧牲，未必是畜牧業發達，反倒可能是外貿興盛。此外，現在大多數學者同意，殷墟的雙輪馬車也是從草原輸入的技術，車馬器物叢——包括馬車的結構，馬車上的金屬套件，馬車的隨車者所攜帶的器物——都是從北方草原學習來的。當然商王朝鑄銅工匠技術高超，很快地就進行了本土化，所有車的金屬套件，全都加上饕餮紋與商系紋飾。但是駕車者與乘車者使用獸頭刀，則可能作為一種時尚被保留下來，但是商工匠製作的「草原式」青銅器也有「重器」的感覺，所以杜正勝稱為「寬厚風格」（杜正勝，1993）。也有學者認為武王克商的牧野之戰，動用了三百多輛的雙輪馬車，是東亞第一次使用大規模的戰車，商方僅用戰車作為指揮車，但周方則以整排戎車衝殺，造成商軍的恐慌，成為周方戰勝的關鍵之一（夏含夷，1988）。

五、「畜牧者」新識

中國歷史的刻板印象，所有的「他者」均被醜化。西戎、北狄、南蠻、東夷，或用犬、蟲（蛇）等偏旁來貶抑這些族群，或認為他者是好戰且貪得無厭之人群。

我們利用考古與器物方面的材料追溯後來被稱為西戎與北狄者的前身，他們的族群來源複雜，有來自歐亞草原的白種人，也有原本居於鄰近各地生計與種族不同的農耕者與狩獵採集者。草原文化與畜牧的技術是白種人帶來的，由於環境變遷使得原本各地採取各有特色的旱作農業與狩獵採集的社群，紛紛接納這些新來者與他們所帶來的技術，大體上和平共處。由於此一地區的環境朝著森林草原與草原發展，農業逐漸被放棄，不同的群體或者滅亡，或者選擇往南尋找耕地，或者變成了畜牧者。

肉食是畜牧者的食譜重要的組成，但是卻無法成為全部，因此必須與穀食的農耕者發生接觸，接觸則不免衝突。我們看到此種早期鄂爾多斯青銅器的文化在此一時期因為有不虞匱乏的農產品與青銅料而高度發展，也看到不少草原族群在與商王朝的戰爭中被俘，最終成為商王祭祀的犧牲。其實，早期鄂爾多斯青銅器的主人，並不特別地好戰，或特別貪得無厭，他們只是在特定的生態環境下，採取最合適於在地生存的一群人，一群「畜牧者」。

希望透過我們的研究，得以用持平的眼光來認識這群畜牧者的歷史。

參考書目

[1] Anthony, David W., The Horse, the Wheel, and Language: How Bronze-Age Riders from the Eurasian Steppes Shaped the Modern World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7).

[2] Bunker, Emma C., Ancient Bronzes of the Eastern Eurasian Steppes from the Arthur M. Sackler Collections (New York: Harry N. Abrams, 1997).

[3] Shaughnessy, Edward L.(夏含夷), “Historical Perspectives on the Introduction of Chariot into China,”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48.1(1988): 187-237.

[4] 內蒙古自治區文物考古研究所、鄂爾多斯博物館，《朱開溝：青銅時代早期遺址發掘報告》（北京：文物出版社，2000）。

[5] 陝西省考古研究所，《李家崖》（北京：文物出版社，2013）。

[6] 王明珂，《華夏邊緣》（台北：允晨文化，1997）。

[7] 黃銘崇，〈畜牧者與農耕者之間－早期鄂爾多斯文化群與商文明〉，《“周邊”與“中心”：殷墟時期安陽及安陽以外地區的考古發現與研究》（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15），頁23-98。

[8] 黃銘崇，〈從考古發現看西周墓葬的「分器」現象與西周時代禮器制度的類型與階段〉，《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83.4(2012): 607-670, 84.1(2013): 1-82。

[9] 黃銘崇，〈邁向重器時代——鑄銅技術的輸入與中國青銅技術的形成〉，《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85.4(2014): 575-678。

[10] 杜正勝，〈歐亞草原動物文飾與中國古代北方民族之考察〉，《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64.2(1993): 231-408。

[11] 高去尋，〈刀斧葬中的銅刀〉，《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37(1967): 355-381, Plates 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