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rzysztof Kozłowski
華沙經濟學院政治學研究所副教授
外交部台灣獎助金Taiwan Scholarship
東吳大學政治學系訪問學者
一、導言
2014年3月，俄羅斯聯邦對烏克蘭採取軍事行動，接著佔領並併吞克里米亞，開啓了一個可能是自冷戰以來歐洲地區最嚴重的安全危機。歐洲報紙的頭條充滿將此事與1938年納粹軍事行動相比附的論述。這種印象又因為其他地區的地緣政治角力，如中國與日本、馬格里布（Maghreb，阿拉伯馬格里布聯盟）與北非之間的緊張情勢，重新成為國際關係的關注焦點，而逐漸深植人心。許多政治分析家深恐全球秩序因此又回到冷戰時代的權力政治。種種情勢讓我們不禁產生疑問：2014年是否標誌著後冷戰穩定時代的結束？西方世界是否正活在一種對俄羅斯修正主義有錯誤認知的安全感之中？併吞克里米亞事件是否可以視為共產修正主義強權的興起──特別是俄羅斯與中國？
圖1 烏克蘭地圖，並特別標示出克里米亞以及首都基輔
圖片來源：修改自Google Map
許多西方的政治學者，尤其是對於國際關係採取自由派理論作為立場之人，認為在蘇聯解體以後，老派的地緣政治學就會消失。現在，這些倡議自由派世界體系的學者對於普亭（Vladimir Putin，俄羅斯現任總統）的粗暴行徑大感意外。他們被批評未能看見蘇聯解體的真正意義：蘇聯解體雖然意味著自由派民主對共產主義的勝利，但並不是權力政治的結束。對於國際關係比較傾向現實主義的政治學者則早就預測到舊權力的修正主義者會抬頭，而且更激烈的國際競爭會逐漸增加，造成後冷戰時期的穩定狀態就此消失。
湯瑪士・孔恩（Thomas S. Kuhn）曾說過類似的話：我們之所見並不完全源於我們視力之所及，還與我們學會注意到的事物有關。以這樣的觀點看前面論述，則這些學者以自由派或現實主義來討論國際關係的問題，正在於他們的論點顯示出的是論者自身的立場，而非後蘇聯地區（Post-Soviet space）的現狀。這些學者的論述顯然都是基於純西方觀點，而過度簡化了相關問題。本文的主要目的是從後蘇聯時代的視角，來分析2014年克里米亞事件。欲恰當地討論此課題，我們必須檢視蘇聯時代內部的地緣政治，考量它對於後蘇聯地區的影響。本文的主要假設如下：自後蘇聯地區形成以來，它就是俄羅斯企圖恢復其舊有影響力，以及其他主要強權如美、中企圖擴大自身影響圈的劇烈競爭之地。而克里米亞事件正是後蘇聯地區近來走向權力平衡的一種展現，而這種權力平衡在2008年金融危機後則有利於俄羅斯聯邦。但這是從短期來看，若是從長期來看，則對莫斯科不這麼有利。
二、蘇聯地緣政治的主要特徵
蘇聯的地緣政治學是個複雜的課題，非本文所能盡。不過，如果從2014年烏克蘭事件作為脈絡來觀察，則我們可以界定出蘇維埃聯邦內部地緣政治發展的幾項特徵。這幾項特徵在蘇聯解體之後仍持續存在，並成為克里米亞危機形成的根源。其中最重要的是：(1) 蘇聯之下的各個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Soviet Socialist Republic，簡稱為SSR）中，都存在著受到莫斯科保護的主要少數民族。(2) 每一個共和國中，還都存在著作為少數民族的俄羅斯裔國民，他們同時也是推動這些共和國朝向現代化發展的先鋒。(3) 並且，這些人還會設法促使非俄羅斯人的共和國的經濟與基礎設施發展愈趨依賴俄羅斯。從這幾項特徵，我們可以清楚看見：蘇維埃聯邦不只是一種政治上的「設計」，更是一種社會與經濟上的「計劃」。當我們從政治的角度看到東歐隨著鐵幕倒下而發生巨變時，我們也必須注意到，蘇聯在社會與經濟層面的影響，在解體之後仍持續存在。2014年的烏克蘭與克里米亞事件就是最佳證據。
根據蘇聯官方的共產主義意識形態， 民族主義這種思維應當要被譴責，並且隨著紅軍向西方開拔，推動階級團結，民族主義自會逐漸消失。1920年，當蘇聯西進行動在波蘭受阻之後，這些共產國家的領導人就得開始正視境內多民族混雜而居的狀態。其解決方案是採行一種特殊的聯邦體制：在蘇聯境內，主要的族群都會被分派一塊領土，並成為聯邦底下的一個單位。此一體系是由史達林（Joseph Stalin）所指揮的民族事務人民委員部（People’s Commissariat for Nationality Affairs）所建立，並且最終在1922至1940年間先後建立了十五個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而這些共和國在1991年以後都成為了獨立國家。
圖2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的各個共和國
圖片來源：修改自中文維基百科
一個特定的族群要形成一個領土單位，也就是一個社會主義共和國，條件是要有50%以上的人口屬於該族群。由於蘇聯的人口組成相當多元，因此自然會有不少民族在他們的歷史領域內是明顯的多數。不過，出於自然的人口移動與中央規劃主導的移民，在蘇維埃聯邦體制下，每一個共和國內也都會有數量可觀的少數民族，而這些少數民族的同胞則在蘇聯境內其他地方主導著另一個共和國。舉例來說，在高加索地區，亞塞里共和國（Azeri SSR，即亞塞拜然共和國）內有很多亞美尼亞族，而在亞美尼亞共和國內，也有相當數量的亞塞里族。在中亞地區，烏茲別克族則是鄰近烏茲別克共和國的哥薩克與吉爾吉斯共和國內重要的民族組成。在塔吉克與土庫曼也有烏茲別克族，只是不如上述兩國多。除此之外，由於蘇聯的民族事務人民委員部往往將邊界線設定穿過各個族裔的歷史領域，造成每一個共和國內部都發展出其他族裔的「自治區」，而讓情況更為複雜。最有名的例子就是喬治亞共和國內的阿卡茲亞自治區（Abkhazia）與南奧賽梯自治區（Southern Ossetia），以及亞塞拜然共和國內的納戈爾諾－卡拉巴赫自治區（Nagorno-Karabakh）。
然而，這種族群多樣分佈態勢的形成，卻不是偶然。其背後有兩個目的，一是在每一個共和國內有相對集中的少數族群，可以提供中央政府籌碼，抗衡共和國內主要族群動員起來的反莫斯科行動。克里姆林宮可以藉由操縱族群相互對抗，以防止任一族群違抗蘇維埃中央政府的權威。其次，這種族群分佈的態勢也為俄羅斯塑造出了能夠保障少數族群在蘇聯境內利益的保護者形象，這使得這些少數族群有時候會給予莫斯科無條件的支持。
除了上述這種與鄰近的共和國有淵源、並在蘇聯境內其他地區不會是多數的少數族群外，蘇維埃聯邦中的每一個共和國裡都還存在著另一種特定的少數族群──俄羅斯裔。俄羅斯裔在蘇聯地緣政治中，扮演的角色與其他族裔並不相同。他們一般會在這些共和國的官僚體系中充當高級官員、在軍隊中擔任高階軍官，並且經常會是社會中受過較好教育、唯一可以為蘇聯各地帶來技術知識的一群人。也正因為如此，他們成了蘇維埃式現代化與工業化的先行者，同時也提供給了莫斯科一種控制蘇聯各地的有效手段。
蘇維埃政治中面對少數族裔的方式是近來烏克蘭事件的核心問題。但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我們也應該要注意到這些共和國經濟發展的軌跡。如果分析蘇聯在中亞、高加索與西邊的共和國的基礎建設發展，則我們很容易就可以發現：這些地方大部分與運輸相關的基礎建設，如公路、鐵路、油管等，無一不通向俄羅斯，或根據俄羅斯的利益而設。由於經濟發展的其他可能性受到阻礙，使所有共和國的經濟發展實際上都得依賴莫斯科的經濟計劃。因此，不論今天要如何討論烏克蘭的內部課題，我們都必須記得：蘇聯的經濟是為了莫斯科的需求而整合的。
在過去很長的一段時間內，族群劃分以及使經濟依賴俄羅斯的策略對克里姆林宮而言是成功的。最好的證明就是在上世紀的八零年代，即使是在戈巴契夫開始推動「重組改革（Perestroika）」與「公開化（Glasnost）」兩大政策，削弱莫斯科對整個帝國的控制的時代，大多數前述的少數族群還是反對推動各共和國獨立的民族主義運動。這些少數族群皆認為蘇維埃聯邦的存在，是保護他們免於受到周遭多數族群侵害的最佳保證。舉例來說，阿布哈茲（Abkhazia）、南奧賽梯（Southern Ossetia）與德涅斯特（Transnistria）的政府官員都表態支持1991年8月的政變，因為他們相信此政變足以拯救聯邦於傾頹。
至於烏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在1922年成立之時，就已經擁有相當多的俄羅斯裔人口。歷經二十世紀三零年代的大混亂（包括大饑荒、「種族大清洗（ethnic cleansing）」，兩者都是史達林間接指示造成的），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反俄羅斯情緒高漲；1954年，赫魯雪夫（Nikita Khrushchev）作為第一任蘇聯共黨總書記（1953-64）以及蘇聯總理（1958-64），決定將克里米亞這個俄羅斯裔比例極高的領土劃入烏克蘭共和國。此舉一方面讓俄羅斯裔在烏克蘭的族群平衡狀態中變得比較有利，另一方面，烏克蘭人在1954年之後也必須忍受在其領土內存在規模最大、重要性也最高的紅軍基地（即塞瓦斯托波爾，Sevastopol），而這也確實成為莫斯科對付烏克蘭政府的一大利器。1991年，在蘇聯解體前夕，克里米亞取得了自治區的地位，其中俄羅斯裔占了50%的人口。而最能說明克里米亞親俄羅斯的證據，是在1991年12月的烏克蘭獨立公投中，僅有54%的克里米亞人支持烏克蘭獨立，是烏克蘭各區中最低者。
三、後蘇聯時代地緣政治的改變
1991年，前蘇聯被十五個獨立的共和國所取代。然而，國際與政治現實狀態的改變並不意味著蘇聯時代的問題已不復存在。對這十五個共和國而言，少數族群、俄羅斯裔以及經濟上受制於莫斯科的問題並沒有因此而改變。我們可以說，政治上的改變──也就是蘇聯的解體及後蘇聯國家的出現，其速度遠比經濟與社會面的改變要來得快。而經濟與社會面變化的提出則必須奠基於新的多方國際政治現實，而非由俄羅斯單方面來支配。
1991年政治變化所形成的關鍵差異可以歸納如下：今天的後蘇維埃地區變成了各國競逐權力與影響力的場域，而這可是自1920年以來的頭一遭。除了佔主導地位的俄羅斯，還有許多勢力對在此地區擴展影響力深感興趣。美國企圖在石油與油氣藏量豐富的區域展現其經濟力。歐盟和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則向東方推進。伊朗和土耳其志在重建他們與前蘇聯治下穆斯林國家間的歷史連結。中國則不動聲色地穩定提升對鄰近的前蘇聯國家的影響力。
從經濟面來看，這意味著後蘇聯國家的市場逐漸變得多樣化，並緩慢地從一切以俄羅斯為重走向依賴彼此。然而，這些國家初期有如災難般的經濟狀況卻讓他們難以迅速落實多樣化的經濟政策。各獨立國家往往引入新的國際夥伴，以降低俄羅斯持續存在的影響力，並將經濟與政治重新導向較不受莫斯科影響的方向。喬治亞、烏克蘭、摩爾多瓦（Moldova）開始尋求與西方結盟。亞洲國家如哈薩克、吉爾吉斯、烏茲別克則嘗試平衡西方國家、俄羅斯與中國在國際關係中企圖將自身力量提升至最大的野心。這些新國家的政治舉措並不完全是一個結果，新的國際勢力也變成了影響其內部政治的重要因素。
然而，新國家要達成較高的獨立性並不容易，蘇聯的解體為整個蘇維埃地區的政治、經濟與社會帶來了動盪。隨著蘇維埃聯邦解散，各共和國內過去由莫斯科所主導的內部歧異造成了各種不同的問題。1991年以後重新浮出的族群衝突，造成了喬治亞、摩爾多瓦、亞塞拜然的暴亂以及隨之而起的內戰。在某個程度上，吉爾吉斯境內吉爾吉克人與烏茲別克人的族群衝突，以及塔吉克的內戰，都可以被歸於同一個範疇。新的後蘇聯國家必須同時面對新的多方國際政治現實以及國內舊有的族群衝突。在蘇聯時代，族群衝突表面上看似被壓制下來，但實際上卻從未真正被化解掉。蘇聯解體之後，這些問題又忽然重新浮上了檯面，需要這些還十分年輕、無經驗且國力相對弱小的國家來解決。
與此同時，俄羅斯的影響力不只從未退出後蘇維埃地區，也從未在後蘇聯國家的內部衝突中消失。從俄羅斯的觀點來看，蘇聯時代與後蘇聯時代唯一的差別在於：莫斯科操縱一個族群與另一個族群對立的策略，變成了克里姆林宮「國際政策」的一部分，而不再是內部政策。所有後蘇維埃國家中擔任高級行政官員的俄裔國民會將國內關係與情勢做成鉅細靡遺的報告，提供給莫斯科。這與龐大的潛在軍事力量，使俄羅斯聯邦得以利用、甚至激化這些國家內部不穩定的狀態，以創造機會使俄羅斯插手干預師出有名。而藉口往往是保護受到威脅的少數族群，以免他們慘遭「族群清洗」。不過，對於這些衝突，俄羅斯的干預行動從來都沒有產生過積極正向的結果，相反地，莫斯科發明了一種名為「凍結衝突（frozen conflict）」的策略：一方面對衝突施以足夠的壓力，使處於動亂的地區獲得表面上的和平，但另一方面卻又以「此類衝突可能再次出現」為理由，在有族群衝突的國家駐軍或施加政治壓力。
圖3 高加索地區的喬治亞、亞塞拜然、亞美尼亞共和國和與俄羅斯關係密切的自治區
自1990年代初期以來，俄羅斯聯邦就已經直接支持或擺明贊助後蘇聯地區中的四個欲脫離所在共和國的族群。第一個是德涅斯特，它是摩爾多瓦境內一個自行宣布為國家的地區，位在烏克蘭的西邊。第二與第三個是喬治亞共和國北部的阿布哈茲與南部的南奧賽梯，兩者一開始都是受俄國保護的半自治區，但在2008年爆發的喬治亞－俄羅斯戰爭以後，兩地皆宣布獨立，並得到莫斯科的認可。最後一個則是位於亞塞拜然西南部的納戈爾諾－卡拉巴赫，於1990年代亞賽拜然－亞美尼亞戰爭以後，在亞美尼亞的保護下宣布獨立。這個地區的獨立雖然是亞塞拜然與亞美尼亞衝突的結果，但是能夠成真，卻有賴俄羅斯駐軍保障。這些分離地區作為「凍結衝突」策略的結果，保持不受中央政府控制的狀態，同時，地方上握有實權的政權也樂於受俄羅斯保護並運用俄羅斯的影響力。
圖4 摩爾多瓦共和國與德涅斯特自治區
從上述脈絡來看，俄羅斯侵略克里米亞，在特定階段之前看起來就像前述其他地區的翻版，俄羅斯支持種族衝突，並且在政治動盪時對烏克蘭施加有限度的壓力。過去即使像阿布哈茲與南部的南奧賽梯這種高度親俄且自行宣布脫離喬治亞的例子，俄國都不曾直接將這些地方併入領土。但是從特定階段開始，則成為升級版，俄羅斯決定支持領土重劃，決定把克里米亞半島直接納入俄羅斯聯盟。這裡出現的一個相當關鍵的問題：究竟是什麼因素讓俄國在克里米亞放棄舊政策並決定向前一大步？此一決定對於未來的意義為何？
四、併吞克里米亞－深層意義
2014年併吞克里米亞，或許可以視為是俄羅斯在後蘇聯時期的對外政策先例，或者更確切地說，是整個後蘇聯地區政治關係的先例。這表示：2014年所發生的這些事件必須放在俄羅斯對後蘇聯地區政治操作的脈絡來看，並且還須要考慮其他在此區域頻繁活動的強權，而其中值得注意的是中國。
有些評論者認為「克里姆林宮認為入侵、併吞克里米亞，是有意對抗歐洲與烏克蘭。普亭顯然認為，他和俄羅斯可以藉由公開與美國、歐洲對抗，而非與之合作，從中得利──對內鞏固自己的政治地位，對外提升俄羅斯的國際重要性。」這是否預示了俄羅斯修正主義捲土重來，希望重建蘇聯？若要徹底了解2014年烏克蘭事件對莫斯科的後續影響，除了注意事件本身，我們也必須釐清在俄羅斯過去對其他前蘇聯國家的干涉中，什麼樣的結果會被視為有利於俄羅斯？雖然俄羅斯此前總是任意干涉幾乎所有的前蘇聯國家，但在2014年以前，俄羅斯對於能夠控制目標國家的對外政策已感到相當滿意。但這也意味著莫斯科當時已認為自己足夠強大到能夠間接控制前蘇聯國家至某個程度了。
人們總是容易被表象所欺騙。莫斯科一再干涉前蘇聯國家中政局不穩定的區域，似乎暗示俄羅斯採行的「凍結衝突」策略可能是成功的。然而，經過仔細的觀察，我們卻會發現：每當莫斯科暗中破壞鄰近國家的領土完整性，以此維持自身在該地影響力的同時，得到的結果往往適得其反。俄羅斯對於亞塞拜然、喬治亞、摩爾多瓦國內分離主義者的支持，實際上已經將這些國家推向西方。俄羅斯對中亞國家能產生多大的壓力，也有爭議。由此，我們沒有理由相信烏克蘭不會走上同樣的途徑。事實上，俄羅斯併吞克里米亞、軍事介入東烏克蘭的舉動，已經將基輔推向了歐洲。
還值得注意的是，一次次「凍結衝突」與克里米亞事件不僅是俄羅斯鎖定內政不穩定的鄰國進行干涉，還暗示著俄羅斯的影響力下降到一個需要武力介入的程度。俄羅斯過去以蘇維埃老大哥保護前蘇聯境內弱小族群自居。看看普亭在2008年（喬治亞事件）與2014年（克里米亞事件）後，國內滿意度上升，我們就知道這些併吞行為在俄羅斯國內的確是受到支持的。但從現在已經獨立的亞賽拜然、喬治亞、摩爾多瓦、烏克蘭的觀點來看，這是遏止俄羅斯向外擴張的手段。俄羅斯介入的亞美尼亞與亞賽拜然戰爭的發生，與二國開始重建強烈主體意識的時間點相一致，而這樣的主體意識與俄羅斯不僅沒有關係，甚至相當程度是對俄羅斯不利的。摩爾多瓦作為後蘇聯國家中與歐盟接觸最多的國家之一，在德涅斯特叛變以前，便已向西方傾斜並逐漸放棄與莫斯科合作。喬治亞自建國以來，便逐漸脫離俄羅斯的影響範圍。如果考慮到在後蘇聯國家裡，居少數的俄羅斯人口外移以及與俄羅斯經濟連結逐漸鬆弛的狀況，短暫的武力介入會是莫斯科唯一能夠有效控制喬治亞的方式。從這個角度來看，併吞克里米亞顯示出的是俄羅斯政治力的衰落而非強化。俄羅斯不但沒有能力用間接的方式防止烏克蘭採取不利莫斯科的行動，如同在烏克蘭由庫奇馬（Kuchma）與雅努科維奇（Yanukovych）執政時能夠做的那樣；現在還必須直接使用武力，激起鄰國政治動盪，才能取得黑海艦隊最重要的基地之一。當我們考慮到俄羅斯過去只須要暫時施予壓力便可達到目標，那麼，克里米亞事件的意義很可能就不是俄羅斯政治影響力的增強的結果，反而是逐漸衰弱。
2014年的事件當然也顯示出莫斯科有直接威脅後蘇聯地區鄰國的能力。這的確使得所有後蘇聯國家、甚至是更大範圍的前東方集團（Eastern Bloc）感到有如芒刺在背。無疑地，俄羅斯能夠強硬地不理會國際對其行動的批評，難保將來類似事件不會再發生。但是我們也應該要注意到：俄羅斯並沒有能力重新建立過去對鄰國的控制力──讓鄰國自動向它，而非其他國際中心靠攏。儘管俄羅斯還能夠影響短期的國際局勢，但就長期而言，它正在失去與鄰國發展穩固同盟或穩定合作關係的優勢。克里米亞事件顯示出的並不是蘇聯捲土重來，而是俄羅斯操控國際政治的手段越來越匱乏。
而這又帶給了國際社會一個疑問：克里米亞事件對國際情勢有何意義？如果克里米亞事件象徵的不是蘇聯的修正主義路線，它象徵的或許會是後蘇聯地區的權力重組？如果俄羅斯無法與歐盟合作，或是從更廣泛的角度來說──無法與西方合作，那麼它或許會尋求其他的合作夥伴？這是否可能預示著另一個──也就是俄羅斯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合作的開始，並形成當代最大的極權國家國際軸心？
答案不會是直截了當的。從中國的角度來看，克里米亞事件是個雙面刃。一方面，此事件基本上是一個大的政治勢力將鄰國部分領土，以同文同種作為理由，納為己有。以中國的例子來說，這自然就會讓人聯想到台灣。但另一方面，我們不能忘記，俄羅斯併吞克里米亞的基礎是「公投」。而中國在1990年代就已經把這個可能性排除掉了。從更大的──台灣、新疆、西藏問題來看，一個國家中的少數民族可以透過公投而分離獨立，是會為中國帶來麻煩的。因此，也有人認為克里米亞事件其實並不能拿來當作思考中國問題的參照點。
然而，即使發生在烏克蘭的事件不會在中國周邊重演，俄羅斯與西方關係所面臨到的危機仍可能導致俄羅斯與中國再次加強彼此的連結。特別是當我們考慮到俄羅斯是石油與天然氣的最大出口國，而中國是世界最大的能源進口國時，更容易作如此想。但問題是：如果真的是這樣的話，為什麼莫斯科與北京沒有早點開始合作？為什麼俄羅斯只有一條石油管線通往中國，卻有無數條通往西方？而且建造這條管線還需要經過十年以上的協商？
圖5 俄羅斯與鄰近地區的油管與天然氣管
自冷戰結束以後，俄羅斯與中國並未建立起任何美國霸權以外的世界秩序。實際上，在過去的25年間，對俄羅斯與中國來說，各自最重要貿易夥伴都是西方，而非彼此。以下這兩件事足以說明此狀況：俄羅斯通到西歐的石油與天然氣管有無數條，通到中國的卻只有一條；以及中、美兩國的財政互鎖。與此同時，莫斯科與北京的合作總是以不成功居多。莫斯科擔心中國人移民至東西伯利亞，也害怕中國在中亞地區逐漸增加自身的影響力。相對地，北京則對俄羅斯無法在重大公共工程與財務金融上展開合作而感到失望，更別提俄羅斯不友善的商業環境與反亞洲的沙文主義。
這些問題在2014年5月中俄高峰會中都可看到，該會的最大成就是雙方同意建立從俄羅斯到中國的「西伯利亞能源（Power of Siberia）」管線。俄羅斯投入二千五百萬美金支持這個計劃，在西方的經濟制裁之下，這是不小的數字。但值得注意的是，俄羅斯將以遠低於市場的價格提供天然氣給中國。天然氣占中國能源比例不到5%，且中國可以隨時以澳洲或中亞的能源取代俄羅斯供給。因此，雖然高峰會對俄羅斯而言有公關價值，但我們很難說這是亞洲另類能源軸心的開始。事實上，它反而預示了未來美國、俄羅斯、中國之間的新關係：只要莫斯科與華府雙方把彼此困在衝突裡，北京便能以俄、美二國利益為代價，從中得到最大的好處。
五、總結
克里米亞事件顯示出俄羅斯是以家長式的觀點來對待後蘇維埃地區的鄰邦。1990年代，俄羅斯在外交上會使用「近鄰（near abroad）」一詞來稱呼這些國家；2008年以來，則改稱為「享有特權的利益關係國（privileged interests）」。似乎在俄羅斯民眾與政治精英的心中，還存在著「莫斯科對於後蘇維埃國家仍握有特殊權利」這樣的想法。但政治現實卻顯示出俄羅斯實際上只能夠控制相對弱勢的後蘇聯國家，像是吉爾吉斯、塔吉克、白俄羅斯（Belarus）與亞美尼亞。俄羅斯與白俄羅斯及哈薩克之間建立關稅聯盟的理想，說的比做的容易；至於歐亞聯盟（Eurasian Union）的大計，在克里米亞事件後看起來也越來越遙遠了。
與此同時，俄羅斯在政治上的施展空間看起來也是逐漸窄化，而非擴展開來。併吞克里米亞顯示出的是俄羅斯的軟實力過於薄弱，無法藉以讓前蘇聯國家自動繞著俄羅斯轉。使用武力，短期而言看似有效，但長期來說，恐怕會讓俄羅斯付出比2014年所贏得的還要高昂的代價。俄羅斯以武力為基礎的對外政策，已經在國際間引起公憤，使俄羅斯失去了外國友邦的信任，並造成了鄰國的怨恨，更別說諸多經濟上的制裁。即使贏了克里米亞半島，俄羅斯對後蘇聯國家的影響力實際上卻是更為弱化，這使得西方以及特別是中國有更多對莫斯科施加壓力的可能。2014年5月，普亭抽回了對東烏克蘭分離主義者的支持暗示俄羅斯不會冒險讓衝突繼續升高，而僅會在烏克蘭複製另一次「冷衝突」。就內部而言，普亭贏了。短期而言，普亭證明了自己是後蘇維埃地區需要正視的力量。但就長期而言，他也給了西方國家更多動機去尋找新的能源來源（如再生能源），讓國際企業到其他比較穩定、可預期的國家進行投資，同時也讓所有前東方集團國家不再期待能夠與莫斯科建立可靠的合作關係。
2014年5月30日，寫於臺北
附註：以上內容由歷史學柑仔店小二群編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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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rzysztof Kozłowski / 克里米亞2014：深層意義及其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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