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與我

林仁凱（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每個人有自己的時代標記與歷史記憶。1980年代晚期，或者發生在北京天安門的八九民運與六四事件，對許多人來說也許有著不同的標記回憶，甚至隨著大歷史與個人生命史的變遷，其意義或許已有變化甚或被擠壓到記憶的角落也說不定。

今年剛年過半百的我，1980年代晚期正在新竹交通大學的理工科系讀大學，當時的我正在苦惱於人生的重大抉擇，是要既來之則安之，好好讀書以後當個科學家或者工程師，還是追尋心之所嚮，改唸自己有興趣的人文科學。之所以有這個困擾，是因為高中時的一位國文老師，這位楊老師對於中國哲學有著很深的造詣，因著她的中國文化基本教材的活潑教學，年少的我對於其所介紹的牟宗三、唐君毅與徐復觀等人的新儒家哲學非常的投入。上了大學後，大一、大二的我鎮日泡在圖書館與書店，閱讀新儒家的哲學著作，並旁及余英時等中國思想史學者的作品，慢慢萌生想要轉換跑道研究中國哲學，並以儒學救世的天真念頭。

不過，1980年代晚期臺灣的解嚴、開放黨禁、報禁，一連串的政治與社會運動等外在的民主化思潮同時也在衝擊著我，並逐漸把我拉向知識與認同上的另一條軌道上。當代雜誌、中國論壇、中國時報、聯合報這些當時具有民主啟蒙意義的報刊媒體(時代流轉令人唏噓的是除前兩份雜誌已停刊、後兩份報紙更已喪失其民主啟蒙價值定位，向威權政體靠攏)，不僅把臺灣的政治與社會變動帶入我的眼前，更把政治學、社會學、憲法學這些用以分析討論臺灣威權轉型的社會科學知識映入我的眼簾。當時積極參與政治與社會論辯的葉啟政、蕭新煌與瞿海源等社會學者與社會學，尤其逐漸吸引我的關注目光。

但當時山城新竹僅有純理工科系的交通大學，對於人文與社會科學或者臺灣的民主化的關心程度很低，不僅難以與臺灣大學或其他北部大學相比，即使與鄰近有著人文社會學院的清華大學相比較，應該說都閉塞許多。後來回想起來，對處在交大且始終獨學而無友的我來說，如果不是1989年的中國六四事件，以及其後幾年臺灣野百合學運與獨立臺灣會案等事件的爆發，或許我不會毅然放棄理工的學業，並成為一位人文社會科學的研究者。

1988年6月在中國中央電視台播映的電視紀錄片《河殤》，該片激烈批判中國傳統文化，並表達對於西方文明的嚮往，引發中國社會的轟動，並引發各界對中國變革方向的激烈論辯。幾個月後，這個紀錄片也以錄影帶與書籍形式在臺灣公開發行，在臺灣的輿論與知識圈引發熱烈的討論迴響，我也開始對於大陸改革開放與現代化有點認識與關注。隔年四月開始的中國八九民運，經過臺灣解嚴後報紙的連篇累牘報導，還有國民黨默許下各大學展開的聲援大陸民主之聲明與運動之後，更是持續吸引著我的關心與目光。而六月四日中共軍隊對天安門學生與示威的血腥鎮壓，則透過報紙與電視影像傳播深刻震撼著我的心靈。對我來說，中國不再僅是國民黨民族主義教育與新儒家哲學的那個純粹想像的文化中國，現實中國以及其與當代臺灣關係的問題，也因此慢慢進入我的腦海裡。

圖1 紀錄片《河殤》片頭截圖（沙孟海題字）

圖片來源：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2%B3%E6%AE%87

隔年三月野百合學運爆發，我也獨自前往臺北中正紀念堂走入交大示威學生的人群中參與靜坐；再隔年1991年五月，獨立臺灣會案與其後廢除刑法一百條的學運與社運的發動，當時大四即將畢業、正在自修社會學準備報考社會學研究所的我，除了關心相關報導，也曾搭車前往臺北參與相關遊行活動。就在這些臺灣民主化思潮的參與下，我也才知道二二八事件等臺灣歷史，並且開始探問自己原有的文化中國認同，應該如何與萌生中的臺灣認同與歷史認識調和並存？經過一段時間的掙扎思索，在了解到政治認同與文化認同不一定必然合一，還有所有的民族與文化都是混成與多元重構之後，這樣的認同緊張方才逐漸解消。

身處時代洪流中的我，就因著1980年代晚期的這些知識與社會衝擊，在大學畢業後，放棄了理工的學業與高中以來的新儒家哲學夢，改學社會學，並轉變為以臺灣史為研究領域的歷史社會學者。但也因著年少時國民黨教育與新儒家哲學的影響，以及六四民主學運的情感投注，我仍維持著與中國的某種文化連帶，並關心中國民主化的問題。而雖然人文社會科學知識的學習，已經大幅改變自己的知識版圖與學術觀點，但年少的儒學與道家等中國古典哲學的薰陶，也仍是我人生信念與價值定位之重要所在。

威權政體總無法容忍民主異議者，六四事件除了事件現場遭受屠殺的數千到上萬名無辜死難者，也導致了大量海外流亡者，這些被迫離鄉連根拔起的人們他們與親人的生活，從此再也與過去不同了，但並非出於他們自己的選擇。1988年播映的中國知名電視紀錄片《河殤》總撰稿人之一的蘇曉康，六四事件後因被認定為「動亂的幕後推手」，他與家人被迫先後流亡美國。1993年夏天蘇曉康一家三口在美國車禍受傷，妻子傅莉嚴重腦傷癱瘓。1997年蘇曉康在臺灣出版《離魂歷劫自序》(時報出版社)一書，描繪他們一家的流亡生活，與這場車禍後的種種煎熬與沉痛自省。閱讀該書的不忍心情，還有蘇曉康一家與陳淑平、余英時夫婦、傅偉勳、巴黎漢學家譚雪梅等人的感人互動，我至今仍然深受撼動。雖然該書描繪的並非中國海外流亡者的典型生活，但仔細一想所有的流亡者不論是否發生真實車禍，在其去國離鄉伊始，其個體生命或許都已被迫裂變，並在國家集體暴力的威脅下車禍歷劫了吧。

圖2 蘇曉康《離魂歷劫自序》一書封面

圖片來源：https://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069431

六四民主學運三十週年將至，除了感慨六四事件仍未能平反，中國民主化進程的停滯與倒退外，看到這些年中國政府對爭取民主與維權民眾以及西藏新疆等少數民族的殘酷鎮壓，還有中國霸權崛起對臺灣民主化體制的日益進逼與威脅，心裡面更是憂心不已。對我這個經歷過威權轉型動盪時代的人來說，臺灣的民主化著實得來不易，值得所有人好好的護持。同時一個未經民主化不能節制其國家暴力並恣意鎮壓自己國民與少數民族的中共政權，顯然不是一個臺灣政府值得與之進行任何政治對話甚或談判的對象。因此不管你我對於未來臺灣與中國的關係抱持何種期待與想像，我們都應該持續關心六四事件的平反與中國的民主化進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