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平一(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

 

 

隨著十七世紀歐洲人向世界各地擴張,臺灣也捲入了世界史的序列。當時的西班牙人、葡萄牙人和後來的荷蘭人為了貿易,逐鹿東亞。但在當時明國人的眼中,臺灣則是化外「東番」,不但與帝國不相藩屬,在當時人的想像中,也是世界的邊緣:

雞籠山下,實近弱水,秋毫不載,舟至即沉;或云:名為「萬水朝東」,水勢傾瀉,捲入地底,滔滔東逝,流而不返。

「萬水朝東」之說,似出明代王圻(1530-1615)的《續文獻通考》,其後的臺灣志書亦多有記載,大都在疑信之間。這也顯示當時一般人已無法想像臺灣以西的世界。除了「萬水朝東」的說法外,尚有「暗洋」之說:

暗洋在臺灣之東北,有紅夷舟泊其地,無晝夜,山明水秀,萬花遍滿,而上無居人;謂其地可居,遂留二百人,給以一歲之糧,於彼居住。次年復至,則山中如長夜,所留之番已無一存;乃取火索之,見石上留字,言一至秋即成昏黑,至春始旦;俱屬鬼怪,其人漸次而亡。蓋一年一晝夜云。

暗洋之說後人多辯其誣。然而在這個想像中,臺灣成為世界的邊緣,劃開了中華與其他世界。居於大陸,以陸地為中心的人,臺灣已遠超乎其想像之外。地處世界邊緣的人,亦非華夏子民,正是「耳無帝,目無王」的淨土。

當時福建的商人和漁民可能已往來於中國與臺灣沿岸地區。在士大夫的想像中,這些不地著的人往往被歸為海盜匪類。明、清帝國時期的臺灣,漁民、商人和海盜時常難以分別,亦漁亦商的情形也相當普遍。對於陸地上的人們,臺灣是不地著者逋逃之淵藪;也隨著西洋人的勢力進駐到東亞,而捲進世界史的漩渦。

1602年荷蘭人組成聯合東印度公司(VOC),積極向東方發展。1622年荷人襲取澳門不成,遂襲取澎湖。1624年又敗於明,遂在大員(今安平)取得貿易基地。自此,臺灣便成為中國、歐洲和日本三角貿易的一個據點。這時鄭芝龍家族也正逐漸在海上興起。

臺灣的荷蘭人很快就發現對岸的中國漁民常在冬季時於臺灣海峽捕撈烏魚,乃於1633年開徵漁稅。凡到臺灣南部漁場捕魚的船隻均須至大員向荷蘭人交什一稅,方能獲准返回福建沿海。荷蘭人還時常派船到南部漁場檢查,以防漁民無證捕魚;也時常派士兵乘船保護漁船前往漁場捕魚,以防原住民攻擊中國漁民。此外,荷人尚向在臺灣內河與近海捕撈的漁民收稅。由於有荷蘭政府的授權,荷屬東印度公司對中國漁民的徵稅,並以武力保護稅源,其實已具體地在執行國家的力量。當時從中國來的漢人漁民,除了捕漁外,也與臺灣原住民從事以鹿皮為主的土產交易,漁民因而構成了漢人移墾臺灣的先鋒。而荷蘭除了進行國際貿易外,也積極控制這些漢人和原住民的交易活動,並由此獲利。

 

圖1 番社采風圖(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
諸邑目加溜灣、哆咯嘓等社壯番以鏢鎗弓箭在岸上射之,名曰捕魚。

 

除了海上漁場外,荷蘭人在每年一次的村社集會上還將內河、湖泊的漁撈租給中國人。他們規定租者須將一定數量的魚在臺灣市場銷售,並保障原住民在這些漁區的自由捕魚權。以下便是一份在1650年4月18-19日所訂的租約:

以下海上漁場由公司租出:

* 1里耳 (Rael 西班牙銀幣) 約=0.8兩

至於內河和湖泊則租給出價最高的人,所得歸原住民所有,只是有幾處水域尚難斷定屬於哪座村社。出租的條件是,原住民任何時候均有權在那裡捕魚。

這份租約保障原住民漁撈的優先權,此外尚有對漁具、價格等限制。

荷蘭人除了將臺灣當領地,收取內河、湖泊的租金外,他們收取漁稅的準國家行為,也和當時的鄭氏家族起衝突。以下是一份雙方向漁民徵稅的交涉文獻:

今天我們收到安海和廈門的最高官員國姓爺(Kocksinja)的來信,是對我們今年五月五日去信的答覆。他在信中講述,魍港(今布袋)漁民向他交納漁稅由來已久,並非由他新做的規定,而是八年前由他的父親鄭芝龍(Theysia)所定,這一規定現在由他繼承下來。一般說來,漁民須先交納漁稅,才能獲准從事漁業。有些漁民因戰爭而逃亡,他因而將這些人的准許發放給其他人。但出於對這些貧窮漁民的憐憫,他准許他們打漁一年返回後再向他交納漁稅。而一年後仍未收到這些人的漁稅,他才派出一艘船向他們索取稅餉。他還說明,該漁稅與我們無關,未通知我們,因而要求我們釋放他的上述船隻。不然,他仍將向以上漁民的朋友、兄弟和妻兒索取稅金。他又講述,不久前我們的人在南澳(Lamoya)遇難,被他的人救出,並以禮相待,本以為這樣做加強了雙方的友好關係,難以想像如此微不足道的稅金會損壞這一友好關係。一旦我們不予以理會,仍扣留上述船隻,而且商人和漁民們言及此事將有損其名譽,他將公開下令禁止其船隻和商人前來福島(福爾摩沙)貿易,這將導致大員貿易停頓。

在這一份文件中,鄭成功向荷蘭人聲討被他們扣押的船隻。鄭成功認為這些在他轄下船隻已欠稅一年,原因可能正因這些漁船為荷蘭人所扣押。有趣的是,鄭成功說假如荷蘭人不將漁船放回來,他仍然會向他們的家屬課稅。但是鄭成功也放低身段,重提以前他們曾經救助過荷蘭船,希望荷蘭東印度公司放船。從這一文件看來,海上貿易是鄭氏家族財政的重要來源,也因此和荷蘭人競爭激烈。當時鄭成功雖未領有臺地,然而其治下的中國漁民要渡海捕漁,仍需向他繳納漁稅。雖然漁船被扣押的原因不得而知,但是這些從中國出海的漁民也得到大員向荷蘭人納稅,無異一條牛剝兩層皮。雖然雙方後續的協商不得而知,不過鄭成功不久便驅逐了荷蘭人,成為臺灣島的新主人。

 

圖2 末任臺灣長官揆一《被貽誤的福爾摩沙》封面
圖片出處:Cover of Fredrick Coyett’s Neglected Formosa (1675)

 

鄭成功於1661佔領臺灣,不久病死。其子鄭經嗣立,與清廷相頡抗。為了堅壁清野,對岸的清朝政府實行了遷界政策,不但厲行海禁,更防止人民接近海邊。如此嚴格的政策,對中國沿海的漁業和商貿必然帶來衝擊,但遷界令仍難防堵中國商人之對外貿易。由於漁船之入海要到康熙廿三年(1684)才恢復,對中國漁民恐怕有相當大的影響。對岸的封鎖,讓鄭氏短期獨佔海上貿易,但也由於長期無法獲得充足的貨源(尤其是絲)而衰落。至於遷海政策對於鄭氏政權下的臺灣漁民而言,雖然也課捐不斷,但或因為少了競爭的對手,而且不必再向荷蘭人繳稅,而有較好的生活﹖無論如何,漁民好過的日子也不會太久。清領後的臺灣,除了課稅以外,也不斷對漁民、漁船、走私、征賦等方面加強管理。臺灣「耳無帝,目無王」的純真歲月,遂因登上世界舞臺而永遠消失。

 

 

**本文完成於上世紀末,一直未出版。本人亦非個中專家,且相信過去三十年來,台灣史不論在荷蘭統治方面,或是漁業史方面應該都有相當多的進展。若有疏失,尚祈方家不吝指教。


參考資料:

中村孝志,〈荷領時代臺灣南部之錙魚漁業〉,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印編,《台灣經濟史二集》(臺北: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5),頁43-53。

中村孝志,《巴達維亞城日記》(台北:眾文圖書公司,1991)。

中村孝志著,江燦騰譯,〈台灣南部鯔漁業再論〉《台灣風物》(1986) 36.3:57-69。

王世慶,〈臺灣的蛋船家-當家船〉《臺灣風物》17.3 (1967): 22。

朱德蘭,〈清初遷界令時中國船海上貿易之研究〉收入:中國海洋發展史論文集編輯委員會主編,《中國海洋發展史論文集》第二冊(台北:中研院三民主義研究所,1986),頁105-159。

季麒光,《臺灣雜記》收入:《龍威袐書》。

曹永和,〈明代臺灣漁業誌略〉《台灣早期歷史研究》(台北:聯經出版社,1979),頁157-174;〈明代臺灣漁業誌略補說〉,頁75-253;〈荷蘭時期臺灣開發史略〉,頁45-70。

https://zh.wikipedia.org/zh-tw/%E9%AD%8D%E6%B8%AF (2/28/2024 查閱)。

程紹剛譯,De VOC en Formosa 1624-1662 : Een vergeten geschiedenis, (Leiden, 1995)。檔案voc 1176, (1650, 4月18-19日),頁1020-1022;檔案voc 1176, (1650, 6月23日),頁705-706。

黃叔璥,《臺海使槎錄》收入:《畿輔叢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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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平一/初入世界舞台的臺灣漁業
引自歷史學柑仔店(https://kamatiam.org/初入世界舞台的臺灣漁業/)


最後修改日期: 2024-0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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