勒果夫與另一個中世紀——悼念一位史學巨人

戴麗娟（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副研究員）

今年四月一日，法國著名的歷史學家賈克．勒果夫（Jacques Le Goff）於巴黎辭世，享年九十歲。勒果夫一生著作等身，撰述、編輯出版的書籍近五十本，其中許多都被譯成外文，包括中文版。他的中世紀研究翻新了人們對於這段「黑暗時代」的看法，而他在年鑑學派中的地位更引領了一整代青年歷史學者的走向。在報導其死訊時，《世界報》稱他是「法國當代最偉大的中世紀專家」，他的學界友人則說這是「最後一位大師的離去」。

圖1  法國歷史學家賈克．勒果夫於2014年4月1日辭世，享年九十歲。
圖片來源：Le Figaro.fr

勒果夫在1924年出生於法國南部城市土倫，父親當時在高中教授英語，母親是義裔法籍的古典音樂鋼琴教師，而勒果夫這個姓氏則源自法國西邊的布列塔尼半島，也就是他父親的家鄉，在當地方言中是「鐵匠」的意思。父母的背景讓他從小就知曉多種語言。他在中學時代一度傾心於德國文學，也勤學德文，但後來還是決定以史學為一生志業。二戰後，他曾在東歐作過短期訪問，又學習了捷克語、波蘭語，並且與一位波蘭小兒心理科醫師結為連理。這些經歷使他對於歐洲共同體有極強的認同感，而這也跟他自己原本對中世紀歷史的興趣相輔相成。

在一次訪談中，勒果夫提到自己從小就對歷史感興趣。至於他與中世紀的初次深刻接觸，似可回溯到十二歲那年的讀物：蘇格蘭作家史考特（Walter Scott）的暢銷歷史小說《劫後英雄傳》（Ivanhoe）。此書描寫的森林場景、騎士比武與鮮活人物如國王、騎士、俠盜羅賓漢、猶太美女羅貝嘉等等，都令他深深著迷。他真正決定投身於中世紀研究則是在二十多歲，通過嚴格的教師會考後。他自此認真閱讀所有與中世紀有關的一手材料，但也很快地發現典章文書等官方文獻在研究上的侷限性。對於社會、文化史有興趣的他乃企圖從告解手冊、帳簿等其他文獻來揣想當時人們的生活，對於文學作品、碑刻銘文所能提供的訊息更是不曾放過。在文字資料之外，考古出土的文物、各式載體上的圖像都進一步豐富了他對於中世紀物質文明、意識與想像世界的探索。

他最早的著作主要分析幾種西方中世紀新興的社會職業類別，例如商人、銀行家、知識份子，同時也因此涉及城市的興起、城鄉差異等主題。步入中年後，他最重要的一份著作追溯煉獄概念的誕生（1981年出版），進而探討中世紀人們對上帝、宇宙、時間、死後世界的諸多想像——這些都是他所提倡的「心態史」（histoire des mentalités）主題。其後，他的關注焦點又回到人的身上，包括當時最典型的人物如僧侶、聖徒、國王、騎士，也包括社會中一般男女的日常生活，他們的笑、他們的哭、他們的情愛與身體感。所謂的「歷史人類學」（anthropologie historique）取徑至此展露無遺。法國年鑑學派所開創的「新史學」在勒果夫和其他眾多史家的努力下，在1980年代達到高峰。

圖2  勒果夫《另一個中世紀》（Pour un autre Moyen Age, 1977）書影。

晚年的他陸續完成了兩本極厚的人物傳記：《聖路易》（1996）、《聖方濟》（1999），但與其說是傳記，不如說是「反傳記」（antibiographie），因為他的目的不在以偉大人物為主角、刻畫其一生心理變化與功業，而是在許多資料不可得的情況下，以這類重要人物為支點來彙整最多可能的材料，從而透視一個社會、一個時代、一個文明。其書中分析偉大人物範式如何被同代與後世所形塑的篇幅遠多過於描述該人物本身。

一、「長中古」的概念

在1950年代初，當他決定從事中世紀研究時，這個領域其實已經頗有成果，並非荒蕪一片，然而社會一般對於中世紀的看法卻被反差頗大的兩種刻板印象所主導。一種是從啟蒙時代開始普遍流傳的印象：中世紀是個黑暗時代，先後歷經蠻族入侵、羅馬帝國滅亡、社會動亂、瘟疫，最後因「文藝復興」的出現而落幕。另一種則是出自十九世紀浪漫主義文人筆下的古樸中世紀印象。反對大革命與啟蒙思想的文人如夏多布里昂（François-René de Chateaubriand）在作品中歌頌中世紀的純樸生活、自然秩序、歌德式大教堂、吟遊詩人生活等等，而古城廢墟則成為當時文人懷舊心緒投射的對象。二次大戰時的維琪政府更在這種強調田園鄉土、傳統秩序的中古印象上加油添醋，藉以批評現代主義與外來份子造成的風俗敗壞。然而，不管是正面或負面印象，對勒果夫而言都太過狹隘。釐清這些與中世紀有關的刻板印象之所以形成的背景，變成是研究者首先要做的工作。

關於「中世紀」這個名詞與概念的出現，我們可在十四世紀的佩托拉克與義大利人文學者筆下找到最早的蛛絲馬跡。這些崇古的學者一方面希望藉著找回美好的古代來改革敗壞的教會與城邦，一方面覺得自己正見證著一個人文薈萃的新時代誕生。而夾在美好古代與改革後的新時代（也就是完美古代的翻版）之間的這個毫無特點和光彩的時段就被他們稱為「中間時段」（medium tempus）。但這樣的名稱還不至於是完全貶義的。這個帶有過渡性質、含糊不明的「中間時段」在十七世紀末開始被少數文人寫成「中世紀」（medium aevum），被標記成一個時代，後來啟蒙文人又因為自認處於帶來光明的世紀，更將中世紀貶抑成黯淡無光，英國人甚至直接稱之為Dark Ages。從此，那段時期就成為大家習慣稱之的「黑暗時代」。

勒果夫認為，中世紀的這種負面印象還跟狹義的、帶著大寫R的「文藝復興」（Renaissance）概念出現有關，而且一般把中世紀的結束定於十五世紀，多少也是由於後者的出現。然而，當代對於「文藝復興」的概念其實是定型於十九世紀，在法國先是有米胥雷（Jules Michelet）將中世紀與文藝復興對比，到了布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的作品《義大利文藝復興時代的文化》出版以後，更深刻形塑了一般人對文藝復興的印象。勒果夫指出，在十九世紀之前，文人在提到過去的文藝興革現象時，經常是以小寫複數的renaissances來指稱；逕以義大利文藝復興來為中世紀畫下句點，這種斷代方式其實框限了我們對於中世紀的認識，也窄化了文藝復興的內涵。他認為中世紀其實並不黑暗，也並非結束在十五世紀，若要論文化上的興革與再生，其實在九世紀就有第一次文藝復興，而我們現在所知的那個成為專有名詞的文藝復興，可說是第三次。

勒果夫說明，中世紀的人們並沒有尋求「進步」的概念，「創新」也不是他們認同的正面價值，但這並不表示他們缺乏創造力或改革動力。對他們而言，尋求改善、追求完美的作為只不過是「回歸本源」，就像是古典範式的重現。中古歷史中其實有多次的文化興革。照學者的研究歸納起來，較深刻的第一次興革發生於八世紀末、九世紀初查里曼主政時期。由於虔誠的國王積極尋求建立精確的聖經版本，當時不只有專門的解經家出現，也帶動閱讀與抄寫方式的改革。整齊一致、有助於快速抄寫的卡洛林小寫字體（Carolingian minuscule）就是在此時普及。由於抄寫工作得到重視與規範，此時期被抄寫留下的古代拉丁文經典得以大量保存。此次文藝興革，後被稱為「卡洛林文藝復興」（Carolingian Renaissance），在十九世紀即有法國學者Jean-Jacques Ampère在1839年提出，但要到1960年代之後才在學界被廣泛研究。

第二次較重要、影響較深的文藝興革則是發生於十二世紀。這個概念最早是由美國中世紀史家Charles Homer Haskins在1927年出版的書中提出，後來逐漸得到學界的廣泛支持。十二世紀，拉丁古典文集之研讀在神學、哲學、法學上帶入新的刺激；而大學在城市中陸續出現，與原有的修院教育並存，也帶動智識活動的發展。另外，敘事文學的出現、歌德式藝術的萌芽與發展、希臘科學的重新發現等等，都顯現出這個時期智識、文化上的活力。到了十五、十六世紀，出現第三次較明顯的文藝興革運動，也就是現在一般所熟悉的「文藝復興」。勒果夫認為，以一個義大利來代表此次的文藝再生現象是一個過於窄化的印象，因為當時的義大利各城邦並非同質一致，而且其特殊的城邦政治也無法代表西歐其他國家的狀態。他認為若要用義大利為例來談此次文藝復興，至少也應該以複數義大利來思考。而且後來學界也認為義大利地區以外的文藝復興狀態（例如日耳曼地區）也很值得深究，這些都不是以義大利為中心的觀點可以說明的。

結合種種更細緻的研究後，勒果夫認為，中世紀並非因某個重大事件發生而被劃上句號，而是在各個領域先後出現不同的轉折。在他進入中世紀研究時，也就是1950年代初，一般認知的中世紀斷代是476-1492年，也就是從西羅馬帝國最後一位皇帝被罷黜的那一年開始，到哥倫布「發現新大陸」為止（這個斷代其實也是十九世紀為了逐漸普及的歷史教學之便而推行的一套歷史分期法）。但是他從政治、經濟、宗教、社會型態、技術各方面來看，認為許多中世紀所產生的觀念和架構都持續到十八世紀，要到工業革命為西歐社會帶來巨大變化後，這些架構才徹底崩解。他因此在1970年代就提倡「長中古」（un long Moyen Age）的概念，也就是將基督教在西歐普及的五世紀到工業革命發生之前的十八世紀這一段，當作一個完整的時段來研究。他認為唯有如此，我們才能掌握其中某些面向的緩慢變化和長期影響。

二、史學知識普及化

在學術研究上極受肯定的勒果夫並不是一個自閉於象牙塔的學者。他雖然很少談論實用史學或大眾史學，但對於歷史知識普及化的工作總是願意投注心力。從1968年開始，他就在法國文化廣播電台（France Culture）當時新設不久的「週一論史」（Les lundis de l’Histoire）節目擔任主持人。最初幾年，他獨自擔綱，每週一邀請不同的歷史學家來談論新書主題或與時事有關的歷史話題，每次九十分鐘。1972年以後，他因為擔任高等實踐研究院第六部（亦即1975年後獨立運行的高等社會科學研究院）的校長、學術行政工作加重，無法再負荷這樣的節目重擔，因此陸續邀請其他研究不同斷代的同行來輪流擔任主持人，而他自己則維持每月一次，在這個廣播節目中介紹中世紀方面的新書，並與邀請來的作者或來賓一起討論。這個節目從1966年創設至今已經四十八年，勒果夫一開始曾經擔任來賓，後來是製作人兼主持人，其參與幾乎從未間斷，人們最後一次聽到他主持的討論是在今年三月三十一日，也就是他過世前一天，雖然那是播放日兩個禮拜前預錄的節目。在他死訊傳出後，這個電台也為他製作了紀念專輯，聽眾可到網站上下載相關節目。

在廣播之外，他也從1980年起，在當時新發行不久的大眾讀物《歷史月刊》上撰寫有關中世紀研究的文章，如此持續了二十多年。另外，他也曾受邀擔任一些與中世紀有關的電影的顧問，例如由艾科名著改編的《玫瑰的名字》（Il Nome della Rosa）、由貝特杭．塔維涅（Bertrand Tavernier）導演的La passion Béatrice等等。年過八旬後，他還應邀撰寫了多本以少年讀者為對象的歷史書，對於傳播歷史新知的熱情不減當年。

圖3  (左)勒果夫受邀參與製作的著名電影《玫瑰的名字》（Il Nome della Rosa, 1986）DVD封面；
圖4  (右)他以少年讀者為對象寫成的《與孩童談中世紀》（Le Moyen Age expliqué aux enfants, 2006）書影。

雖然是研究中世紀，勒果夫不僅未曾讓自己與現實社會脫節，而且盡可能地促進古今之間的對話，一方面思考歷史可為當今社會提供的資源，另一方面也反省今日對過去歷史的形塑。他不只編寫過中學教科書、參與歷史課綱改革，也參加過高等教育教師工會。由於對歐洲中世紀城市興起的課題有所鑽研，他在1980年代曾應巴黎大眾運輸管理公司（RATP）之邀，參與集體研究，對於巴黎城市空間變遷與交通動線規劃提供帶有時間縱深的視野。而在歐盟還在醞釀的1980年代，他也受出版界的委託，主持一套德法西義英五種語言同時出版的叢書：「建造歐洲」，持續至今。這種貫通古今的思慮，一直到他今年初問世的新書還清晰可見：「是否真的應該將歷史分段？」這是新書的標題，也是他留給我們的最後課題。

圖5  勒果夫最後一本書《是否真的應該將歷史分段？》（Faut-il vraiment découper l’histoire en tranches ?, 2014）書影。

與其他的歷史學家一起，勒果夫豐富了國際學界的人文研究，也改變了法國一般大眾對歷史的認知。作為一個1990年代在法國求學的學生，我是在偶然閱讀他的作品時，見識到法國史學的精采，進而重拾對歷史的興趣。他的逝世雖然使得法國當代史學界少了一位長老級的人物，但他所留下的知識遺產，卻會滋養一代代歷史學徒的心靈，生生不息。

延伸資源

[1] 法國文化廣播電台四月做了許多關於勒果夫的紀念節目，請參考：http://www.franceculture.fr/personne-jacques-le-goff.html。

[2] 法國高等社會科學研究院（EHESS）在網站放上兩支勒果夫訪談影片，一支談的是他的中世紀研究，另一支則是談歷史分期問題，請參考：http://www.canalu.tv/producteurs/ehess/hommage_a_jacques_le_go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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