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衣雲(國立政治大學副教授)


從文明化的歷史來看,所謂的「文明化」,是將各種秩序內化至個人乃至整個社會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人們發展出了一套身體觀察的技巧,透過將自己與他人當作觀察的對象,從裝扮、動作、用語、聲調乃至表情,對我者與他者加以定位、建立互動與關係。而在這背後支撐著整個近代文明體系的價值觀,即是對理性的崇拜與信仰。相對之下,情緒、感情、衝突等被分在理性對立面的概念,則被壓抑,甚至被賦予了負面的意涵。

這種對理性與文明的信仰,一直到後現代主義興起後,才開始鬆動,感性也才逐漸剝除了身上的污名。但即使如此,時至今日,理性仍然佔據著制高的位置,「不理性」依舊被當成「不文明」、「不客觀」的代名詞。


在文明與理性的包裝下,實質可見的暴力轉變成了不可見的存在──雖然暴力的本質並沒有改變。矛與劍、槍與砲被掩藏起來,取而代之的,是教育體系將個人從身體到意識進行全面的內在化規訓,政府透過制度與法律條文建立起「秩序」的外貌,透過監控與警察體制完成對「秩序」的服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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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看不見的權力與監控的力量,可以參看傅柯的《規訓與懲罰》。


這種規訓的內化與對文明的崇拜,滲透在我們日常生活的每一角,愈「文明化」的地方,如都市,文明化的生活方式就愈深刻:我們重視自己的空間,同時,也被假設為尊重他人的空間;我們小心翼翼地注意自己的禮儀,並假設他人也會對我們客氣有禮;我們說話的時候,會觀察對方的表情,斟酌用語;我們表達意見的時候,總是迂迴委婉,把真實的情緒壓制在層層的客觀用詞之下。
藉由這樣的互動方式,建立起一套我們可以自在生活的社會規範。

但是,我們必須要思考的是,這樣的社會規範是否真的是凌駕一切、不可質疑的「真理」?如前文所述,在背後支持著這套社會規範的價值,乃是理性與文明。理性與文明,事實上是在歷史的發展中,透過人們無數的鬥爭,所建構出來的「共識」之一,並非外在於人之上的「真理」。而正因為是共識,所以理性與文明必須建立在人與人的平等與互為主體性之上。一旦失去共識性,理性與文明的價值觀也就失去了正當性。

那麼,既然理性與文明的立基點在於共識,我們就必須從共識的角度來看現在的臺灣社會。

首先,社會規範在使生活得以順利進行的層面上,是不可避免的,但卻不是不可質疑的:我們走進商店,知道我與店家的關係不需太過親近,到某個程度即可;我們坐在餐廳裡,知道我們的聲量應該要如何,才會不受他人影響也不影響他人;我們認得郵差的角色,卻不需理解每一個郵差的人生。這種種使得我們的生活能夠進行。

但是,在這些關乎日常生活細節的領域之外,我們的生活還有非常多的層面。我們不必關心郵差個人的人生大事,但我們是否也不需關心郵差作為勞工的人權?是否也不需關注郵政業務是否依遁著尊重隱私的方式在遞送?我們不介意餐廳的經營,但我們是否也不需關心端上來的餐點是否衛生無毒?

我們認為不需要關心的原因,建基於我們相信既存的制度與社會規範,會保障生活正常運行。但近年來食安問題、交通安全、通訊監控、市區綠化等等新聞,不正一再地戳穿我們對安全的信仰,只是一個神話而已?事實上,所有我們認為應是理所當然的、與意識型態無涉的、客觀中立的一切,無不與政治息息相關。

然而,台灣從過去以來,一直不斷地強調凡事必須去政治化。凡是與政治關連上的議題,均被貼上「泛政治化」的標籤,而「泛政治化」又被與非理性、不客觀連結在一起,成為一種污名。原本,民主社會應是平等討論議題、產生共識的社會,但在台灣,政治被等同於骯髒,於是,討論議題變成了一種不乾淨的、撕裂情感的、破懷平和生活的侵犯。這種情況在「藍綠」這個名詞出現後,有了更進一步的污名化。

李登輝執政與陳水扁當選的政黨輪替後,台灣人相信台灣已經民主化。在各種媒體言論與公民教育的讚揚中,台灣人相信民主化是一個結果,「我們已經達成結果了」。成功的陶醉感讓台灣人忘記了,民主不是一個結果,而是不斷議論、不斷互動的過程。今天達到共識,不表示未來這個共識不能變化,也不表示這個共識明天依然會被實踐。

在這樣的背景中,「藍」、「綠」的分類方式開始變成臺灣社會區分「我群」與「他群」的基準。誠然,在社會生活中,分類有其必要性。然而,當分類的基準是顏色時,就出現了空虛化的問題。

人類所使用的符號,從結構面上來分析,可以分解為「意符(signifier)」與「意指(signified)」兩個部分。意符是符號的形或音,例如文字或是語詞的發音,意指則是意符所指示的對象,兩者關連在一起,形成了符號(sign)。例如當我們說到「樹」,我們想到的意象是豐富的,或者綠意盎然、或是枯木殘枝,但我們知道那是一種木質的植物,具有枝葉與根幹。當然,在最一開始,「樹」這個形或音為什麼指示著那種植物,是一種恣意的關係,但是,當在一個文化社會中,「樹」這個意符與其所指示的植物之間的關係被使用群體確認下來後,這個關係就不再是恣意的,而成為文化與歷史的,這就是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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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緒爾(左)與羅蘭巴特(右)拆解符號,用意符與意指來分析意義。


因此,每一個符號,乃至於每一個概念,都包含了這個文化體系的歷史。當我們在說「台灣」這個詞語時,它不單單是兩個字的結合,也不是指涉一個在太平洋上的島嶼,而是包含了我們在台灣的生活經驗、包含了我們從書物習得的關於台灣的歷史、包含了我們所接收到的媒體傳遞的台灣文本……。

藍與綠,甚至是黃紅橘,都是一個顏色的代稱。顏色的詞語本身是抽象的、無歷史的,我們或許喜歡藍色,或許喜歡綠色,原本那是一種知覺的喜好。90年代末,藍色被賦與了象徵國民黨的意義,而綠色被當成民進黨與反國民黨的代稱,於是,出現了「政治光譜」的概念。從這個角度上來看,似乎只是某個立場以某種色彩作為象徵而已。但是,換一個角度來看,我們必須去問,用色彩作為象徵背後,究竟是什麼樣的價值與邏輯?

在現在的台灣,我們在探詢他人的立場時,往往會用「你是藍的還是綠的」作分類標準,而不用「你是統還是獨」、「你支持國民黨還是民進黨」,這是一種文明化的包裝,藍綠是顏色,而不是立場,所以這樣的表述是中性的、客觀的、不帶侵犯性,彷彿符合了文明社會要求的理性價值。

然而,當我們的社會像這樣以顏色作為分類標籤,並且認為這是一種替對方著想、不破壞關係的文明禮儀時,卻極其深刻地破壞了民主化的基礎──共識的建立。從我們一開始選用「藍」、「綠」時,我們已經被文明與理性的價值囚禁,選擇了使用一個所謂中性的詞語,廻避掉「統獨」、「政黨」、「台灣與中國」等飽含歷史、文化,甚至政治意義的語彙,從我們口中發出來,在這個社會發出回響的可能性。也就是迴避了討論與形成共識的可能。

從這個角度來看,藉由用「顏色」把政治「中立客觀化」後,政治與歷史文化間嚴密的關連也被空洞化了:國民黨只是一種青天的「藍色」,與蔣介石、蔣經國、宋美齡、馬英九、二二八、白色恐怖、黨庫通國庫、三七五減租等等歷史都分割開來了。去脈絡化後的顏色,只是一種顏色,無關事實、無關其他。

於是,當我們說出「我是藍的」或「我是綠的」時,就無需像「我是國民黨的」、「我支持統一」、「我支持獨立」那樣慎重、那樣必須承載統或獨等主張所具有的主體意識與責任。我只是選擇了一個顏色,而不是選擇那個政黨、那種意識型態、那種歷史與現在。

於是,原本應當是不斷討論的民主社會,開始變成閒聊,甚至是不談論、不關心。而原本應當是慎而重之的選舉,卻像到百貨公司逛街消費、要選哪一個顏色的衣服一樣輕鬆,那一個個被選舉人背後所具有的政黨屬性、政見、立場、過去的事蹟,都被去脈絡化、去歷史,只剩下一個空洞的顏色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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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台灣社會的選舉,變成如在百貨公司消費挑選衣服顏色一樣。

 


延伸閱讀:

(1) 米歇爾.傅柯(Michel Foucault)著,劉北成譯,《規訓與懲罰:監獄的誕生》。
台北:桂冠,1992。

(2) 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著,許薔薔譯,《神話學》。台北:桂冠,1997。

(3) Norbert Elias著,赤井 慧爾等譯,《文明化の過程》。東京:法政大學出版會,2004。

(4) 彼得.柯睿耿(Peter Corrigan)著,王宏仁譯,《消費社會學》。台北:群學,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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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衣雲 / 去脈絡化的偽中立:從藍綠談起
引自歷史學柑仔店(http://kam-a-tiam.typepad.com/blog/2014/06/去脈絡化的偽中立.html)


最後修改日期: 2019-0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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