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仕起（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
1990年秋天我剛接觸中國古代醫療史，老師曾要我先去瀏覽幾部醫學典籍，以便有點初步瞭解。依著老師囑咐，不久便到當時位在台北市重慶南路、沅陵街口的中華書局，買了幾部金絲布面、字體燙金，精裝的「四部備要」本醫書。[1]這類書雖然缺少句讀標點，但篇卷井然、經注分明、字體雋秀、印刷精美，又易於攜帶。翻著翻著，腦子想著：「原來，古代的醫書是長這個樣子的啊！」但在慢慢接觸廿世紀初以來陸續出土的古代文本後，這類印象就逐漸改觀了。
圖1 金絲布面、字體燙金精裝的書。
圖2 《內經素問》四部備要本。[2]
圖4 《傷寒論》四部備要本。[4]
什麼是「醫療文本」？大概舉凡涉及疾病認識、診斷或治療的文字資料都可以說是某種「醫療文本」吧。只是古今人群對什麼是醫療的的認知可能大異其趣，文本的材質、書寫、編製樣態和運用脈絡也往往相當不同。在這，我們就以廿世紀以來的出土資料為例，看看古代的醫療相關訊息可能怎麼形成、寫在什麼上面、怎麼受到分類，文本又可能以什麼形式流動。
從現存的資料來看，在河南安陽一帶殷墟遺址中發現的，有些由神職人員鍥刻記錄，向鬼神詢問夢象、疾病情況文字的甲骨，可能就是比較早的一種「醫療文本」。不過，它們的內容和目的不盡相同，大概還可以進一步分成兩類。一類，占問的對象主要是殷王或大族的族長，神職人員在甲骨上鍥刻的內容，在有沒有疾病、病痛的部位（像耳、自（鼻）、口、舌、言（音）、身、肱、膝、疋（足）、止（趾））、不適的症狀（如失明、耳鳴、齲齒、心蕩）、夢中的形象和疾病的關係、疾病是哪些鬼神禍祟造成、病情是好轉或惡化，以及該向哪些鬼神祭禱、如何祭禱才好治病等方面，通常比較具體、細緻。這類由神職人員代行的問答，很像現在的善男信女在廟中透過廟祝請求神明消災解厄的過程，也很像我們在醫療院所診間和醫生的互動。看得出來，這類活動內容的重點在瞭解病痛的原因和嘗試治療病痛。另一類，占問的對象則是殷王或其他大族族長所關心的若干重要人物。從內容看，主要就是問問生了什麼病、病情有沒好轉，記錄看起來比較粗略。這類活動的內容可能就比較像透過和鬼神的問對，向正處在病痛中的人表達問候、關切，比較像是探病、慰問的社交行為。值得一提的是，這類占問是不是殷商時期王公大人的普遍作法？目前還不易判斷。根據現有資料，透過甲骨占問疾病、夢象的情形，似乎只集中在殷王武丁和祖庚兩代之間（約當公元前十二世紀上半）。這究竟是資料缺損造成的印象，或是涉及了歷史的結構性變遷，說不大準。[5]但我們也可以看到，這時候和醫療相關的文本之一，可以由不同的神職人員鍥刻在甲骨上，一塊甲或骨之上也往往可以容納不同對象的占問紀錄。
圖5 甲骨上占問祭禱疾病的紀錄。左圖是709號龜版正面，右圖右下方是709正的釋文[6]
圖6 甲骨上占問夢象的紀錄。左圖為17410號正、17410號反，中間圖是17411號正，右圖是左側兩則甲骨圖版的釋文。[7]
利用甲骨占卜祭禱不是殷商族群獨有的專利，1950年代以後的考古發現顯示，周這個族群的統治階層也有類似風氣。不過，周人有沒有利用甲骨占問疾病、夢象，並記錄過程的習慣，可徵的資料非常少，不易具體討論。公元前十世紀以後，透過甲骨占卜禱祠的風氣雖然逐漸式微，但透過卜筮祭禱疾病、夢象的事例並未中斷。只是公元前五世紀以後，除了少見的玉石，比較常見的記錄用質材是竹或木，形制則是簡或牘。[8]公元前五世紀以前，難道沒有竹、木做的書寫載體嗎？應當不。現在之所以看不到，可能和地下保存竹、木這類材質文書的條件有關。
目前看得到的，和卜筮禱祠疾病、夢象這類活動有關的竹、木簡牘，主要出於公元前五世紀到公元前三世紀的墓葬，其中常見的，還是像封君、行政首長這類等級很高的墓葬。從地域分布來看，這些墓主要在湖北、河南地區，也就是戰國時期楚的勢力範圍。從書寫在竹、木上的字跡判斷，這些記錄通常不是一時之作，而是隨著墓主的疾病，經歷過一段時間；書寫的人也未必是墓主，而可能出於不同的人。從簡牘在墓中的出土狀況看來，似乎是到事後，才再將不是一時一人所寫的簡編聯起來。[9] 和前面提的甲骨文字類似，這類記錄都是識字、能書寫的人留下的遺物。他們的書寫者和閱讀者，可想而知，應當僅限於非常少數的人群。至於不識字、無法書寫的人遭遇病痛時，究竟如何面對、處理？我們仍所知甚微。事實上，這大概也是在識字率並未普及的當代以前，長期而普遍的問題。
圖7 經過綴合的新蔡楚簡中的禱病簡。[10]
圖8 《嶽麓書院藏秦簡》中的《占夢書》。[11]
公元前三世紀以後，有些古書把和維護生命或醫藥相關的知識技術稱作「方技」（或方伎），把和宇宙天道或天文星曆有關的學問技術稱作「數術」（或術數），因此公元前一世紀末，受皇帝之命整理皇家圖書的漢人也以「方技」、「數術」來分類（見《漢書‧藝文志》），古書也往往就把這兩類知識技術和相關圖書稱作「方術」。[12] 書載這些知識的圖書，大概也是和古人想像的醫療關係較大的文本。但我們與其說它們和前面介紹的卜筮禱祠文本截然有別，也許更接近於受到新的分類。
現在看得到，和「方技」關係較大的出土文本，大概可以推遡到公元前四世紀末前後的「清華簡」。這批竹簡可能出於公元前四世紀末前後下葬的古墓，裡頭有幾支學者擬名為《病方》的簡，寫在擬題為《行稱》的另一文本之後，並按竹簡上原有的編號編在同一卷竹書中。《行稱》的內容則兼具所謂「月令」、「日書」的特色，專講一月之內政事的宜忌，接近所謂「數術」之書。可見這個時候，古人把《病方》和《行稱》給編在一起，似乎並不覺得有什麼扞格不入的地方。
圖9 《清華大學藏竹簡（拾）》中同寫於一卷的《行稱》與《病方》。[13]
事實上，「清華簡」中《病方》和《行稱》合寫在一卷竹書中的現象也不是單一、孤立的現象。比如，像在公元前三世紀後半葉下葬的湖北雲夢睡虎地11號秦墓，也出土了竹簡，其中有甲、乙種《日書》（和時日宜忌有關的書）。在《日書》甲種中，《病》、《夢》、《詰》雖非聯綴書寫，但他們各自和其他方術文本合寫；在《日書》乙種中，與《日書》甲種不同，《有疾》、《病》、《夢》是三篇接續書寫的，字跡也似一人手筆。[14]在下葬時間稱晚的湖北荊門沙市周家臺30號秦墓中，也出土了由整理者擬題為《病方及其它》的竹簡，其中的病方與祝由、孤虛、先農等術合抄於一卷。[15]時代約莫相當，但尚未完整公佈的北京大學藏秦簡牘，可能也出於墓葬，其中有整理者擬題的「醫方」簡，也和《算書》、《日書》、《制衣》、《水陵里程簡策》、《禹九策》、《祓除》這類書共寫和編聯在一道，儘管字跡顯示不是一人手筆。[16]可以看到，一方面，在公元前三世紀以前，「方技」、「數術」的界限其實很模糊，維護生命和探知宇宙天道的知識技術間的關係並不是涇渭分明的；另一方面，文本經由多人雜抄再加編聯，或由一人包辦抄寫到底的情況，似乎都存在。那麼，這個時期出於墓葬的這批醫療文本的內容是不是因為抄寫而可能流通？現在雖無法斬釘截鐵地回答，但從少數個例來看，似乎是有的（詳下文）。
除了出於墓葬的醫療文本，這個時期出於遺址的有些文本也值得注意。如埋葬時期大約跨越公元前三世紀到公元前二世紀的湖南湘西龍山里耶1號井遺址，其中的第八層、第九層也發現了醫方簡，有些簡前面還編了序號。由於這個遺址主要出土官方的行政文書，學者也因此推測，這些帶有編號的醫方簡不無可能是官方所藏「經方」圖書的局部，是官方頒佈供民間醫療之需的。[17]有些醫方簡的內容，則同時見於湖北荊門沙市周家臺30號秦墓、湖南長沙馬王堆3號漢墓，或四川成都天回老官山3號漢墓出土的醫方（見後文），反映醫方之間可能透過官方頒賜、民間傳抄或買賣的途徑流動。
進入公元前二世紀後，兩漢時期的出土醫療相關文本，相較於在此之前的時代，不論在編次、體裁或份量上都有些繼承和變遷，值得特別留意。如下葬年代約當漢呂后二年（186 BCE）的湖北江陵張家山247號漢墓，墓主可能原是低階秦吏，後來降漢。這個墓共有竹簡八種出土，其中的醫療相關文本有《脈書》和《引書》，原來都有書題，也都以成卷方式單行。[18]
稍晚，下葬年代約在漢文帝十二年（168 BCE）前後的湖南長沙馬王堆3號漢墓，墓主應當是名見史傳的軑侯利倉的兒子。其中出土的醫療相關文本，論其材質，有帛有簡，簡則有竹有木；論其形式，則有圖有文，也都集中出土於東槨室的標本東57的漆奩。漆奩是長方型雙層結構，上層置放絲帶和一束絲織品，下層設有五個長短大小不等的方格，其中一個靠邊的狹長格內放置了《導引圖》、《去穀食氣》、《陰陽十一脈灸經》乙本、《老子》甲本及卷後四篇古佚書、《春秋事語》、四種醫簡，及兩支竹笛，其餘帛書則呈長方形疊在一起擱入一個最大的長方形格中，帛書下壓一隻青蛙，已成乾屍。還有一個長方格安置有一個牡犡殼，另兩個長方格空著。醫簡出土時，是作兩捆放在靠邊狹長格的最上層，《十問》、《合陰陽》（皆原無篇題）為一捆，木簡《雜禁方》（皆原無篇題）、竹簡《天下至道談》為一捆，雖然提取過程頗費周章，但保護得當，順序沒有打亂。帛書出土時分置於漆奩下層的兩個格子內，等竹簡被提取後，考古人員發現其下還有有圖、有字的帛書，但在提取竹簡時，因為不知其下尚有帛書，在穿線固定竹簡時，已將《導引圖》、《老子》甲本戳爛，後經相關專家修復、整理、裝裱，醫療相關圖書才大體按揭裱順序初裱和裝裱，並拍成照片。這批醫療相關文本的寫手不一，反映文本的書寫不是一時之事，也不可能是在封閉的人際圈內完成。但書手是在什麼環境下工作、這類文本是否流通，都尚待進一步研究。《五十二病方》有目，對瞭解「經方」或「醫藥方」這類醫療文本的形制意義重大，值得結合其他相關文本做後續觀察。以《五十二病方》到《陰陽脈死候》合寫在兩張帛上的圖書內容來看，一方面，他們的部分內容和張家山的《脈書》一致，說明了他們應當是抄寫自同一祖本。之所以如此，可能反映他們或者是同一官方圖書的不同寫本，或者是透過民間書手轉相傳抄流行寫本的結果；另一方面，《五十二病方》和《足臂脈書》的內容，又顯然與張家山《脈書》言「病」的部分不同，反映了「古書往往分合無定」的現象。[19]
其後，是下葬年代在文帝十五年（165 BCE）的安徽阜陽雙古堆漢汝陰侯夏侯竈墓，由於早年曾經盜掘，器物位置遭擾亂，有的器物因棺槨塌毀砸壓破碎，完整的已不多。簡牘有竹簡、木簡和木牘，大部分非常破碎，但已清理出十幾種古籍，其中有《萬物》（原作《雜方》，皆整理者擬題）值得注意。《萬物》的主要內容兼具「神僊」、「本草」與「博物」色彩，是和《山海經》、《淮南萬畢術》這類古籍有點類似，但又不全同的一類藥物文本。內容包括玉石、草、木、獸、禽、蟲魚、果、米穀及菜等70餘種藥物的效用，它們可能治療的疾病30餘種、相關疾病的成因，以及像「輕體」、「疾行」等「神僊」家豔稱的道術。不過，從這些簡、木簡殘破的情況來看，我們很難確認這類文本的抄寫情況，又是單行或與其他文本合卷了。[20]
下葬年代不早於文帝後元元年（163 BCE）的湖北荊州胡家草場12號漢墓，墓主生前的身分可能相當於五大夫，推測可能是「史」一級的官吏。墓中出土了七、八類簡牘，每一類分為數量不等的卷，有的有卷題，有的有篇題和目錄，各類簡牘的尺寸以及書寫手法也不盡相同。其中有整理者稱作的醫方及雜方，包含病方、祝由、辟兵等內容，約450枚簡。簡長27-30公分、寬約0.6公分，三道編繩。字體在所有簡文中最草率。有目錄和篇題，目錄簡有兩套，第一套目錄由10支簡組成，按順序記錄45個名稱，每簡分欄書寫，前5支簡自上而下分5欄書寫，後5支簡每簡分4欄書寫，目錄書寫順序爲橫向書寫。第二套目錄簡由6支簡組成，共有30個名稱，每簡自上而下分5欄書寫，目録書寫順序亦是橫向書寫。篇題簡有圓形墨點，圓形墨點上有數字，數字和墨點都位於簡首的第一道編繩上方。[21]這批簡牘有卷、有篇、有目的書寫形制，很可以讓我們對漢初醫療文本的樣子做些具體想像，但因為才出土不久，相關的報告尚不詳盡，需要留意追蹤。不過，從病方、祝由、辟兵合寫一處的情況，與前述北京大學藏秦簡牘或周家臺30號秦墓出土的簡牘是類似的，可以看到「方技」和「數術」的緊密關係。
下葬年代，約當漢景帝（188-141 BCE）至武帝（156-87 BCE）間的四川成都天回老官山3號漢墓，墓主應是具有較高身份及社會地位的人。該墓曾遭盜，但也出土了不少醫方簡牘。醫簡出土原始位置及各部竹簡尺寸，可以分為六部分：
（1）58支簡，其中31支上段完好，下段不同程度殘缺，其餘為上下端皆殘的殘簡。此部分簡最長者為25.1公分。上下兩道編繩，通過將所有殘存有兩道編繩的簡與簡二部分完整簡比對，可推算其簡長當與簡二部分竹簡相同，簡長約27.8、寬0.84公分。據其內容，整理者擬題為《脈書‧上經》。
（2）75支簡，其中31支完整，簡長27.8、寬0.85公分，兩道編繩，無契口。據其內容，整理者擬題為《脈書‧上經》。
（3）208支簡，其中161支完整，簡長34.3、簡寬0.8公分，三道編繩，無契口。據其內容，整理者擬題為《治六十病和齊湯法》。
（4）258支簡，其中194支完整，簡長35.8、簡寬0.77公分，兩道編繩，無契口。據其內容，整理者擬題為《脈書‧下經》。
（5）48支簡，其中25支完整，簡長30.2、簡寬0.8公分，三道編繩，右側有契口。據其內容，整理者擬題為《刺數》。
（6）63支簡，其中53支上段完好，下段不同程度殘缺，其餘為上下端皆殘的殘簡。此部分簡最長者為26.5公分。兩道編繩，編繩位置將簡均分為三段，每段約10公分，根據殘存的編繩判斷，簡長約30、寬0.77公分。原題為《逆順五色脈臧驗精神》。
目前六部分簡的正式釋文尚未出版，不過，從已知的內容看來，醫簡主要包括《漢書‧藝文志》所說的「醫經」和「經方」兩類，和經脈學說、針灸之術及醫藥方關係密切。有的學者從簡的內容及出土的文物大膽推測，這批簡的學術可能淵源於山東地區齊魯之境流行的「扁鵲」學說，和漢初倉公淳于意或有關聯；同時，又和傳世的《黃帝內經》時代相當。另一方面，從上述出土醫簡的字形及書寫風格看來，古人在傳寫竹簡時，會將內容較多的書分成若干部分，分別由不同的書寫者繕寫。可以說，書寫、流通、傳習和應用的情況遠比傳世文獻透露的情況來得開放、複雜。[22]
北京大學收藏的西漢醫藥簡。2009年初，北京大學獲贈一批從海外取得的西漢竹簡。全部竹簡按長度大致可分為三種規格。長簡約長46公分，相當於漢尺二尺，三道編繩。中簡長約29.5-32.5公分，約相當於漢尺一尺三寸至一尺四寸，三道編繩，不同內容的篇卷之簡長與契口位置均有差異。短簡長約23公分，相當於漢尺一尺，兩道編繩，無契口。所有短簡均為醫藥書，約共711枚，其中整簡516枚，殘簡185枚。整簡長23-23.2公分，寬0.7-0.9公分，有些簡可辨上下契口及編痕；殘簡長短不一，最短的僅1.9公分。這批醫簡沒有書名，根據簡文內容可以分為「醫方目錄」、「醫方甲」、「醫方乙」和「醫經」四類。「醫方甲」是「醫方目錄」的本文，「醫方目錄」和部分「醫方甲」簡還有編號。「醫經」僅10餘枚，內容多為病候和藥性的敘述。「醫方目錄」簡47枚，其中整簡28枚，殘簡19枚。從整簡看，醫方目錄分上下四欄書寫，除末簡外，與睡虎地秦簡《編年記》類似，都是每欄文字由右向左讀完再讀下一欄。「醫方甲」有630多枚簡，有至少187個方名編號，其中並可找到161個方名。「醫方乙」只有7枚簡，書寫格式與「醫方甲」不同，此類簡先寫醫方內容，然後在簡的下端加一圓點，再寫醫方名稱。醫方名是以人名命名，如「秦氏方」、「泠遊方」、「翁壹方」等方題，跟武威醫簡「公孫君方」等形式相同。整理者亦推測，北大醫簡可能是由當時流傳的名醫驗方摘編而成。[24]從現有報告看，這批簡不無可能包括成卷的書簡和單行的醫藥牘兩類，不過，相關的簡未正式公布，還很難進一步判斷。
江西南昌新建區大塘坪鄉觀西村墎墩山海昏侯（92-59 BCE）墓出土方技書。該墓主槨室文書檔案庫發現5200餘枚簡牘（包含殘斷簡牘），另在主槨室各處發現110枚簽牌（以下簡稱海昏簡牘）。海昏簡牘中的方技書，大致有「房中」、「養生」、「醫方」等，現存竹簡約200枚。「房中」在馬王堆帛書《天下至道談》中記述的「八道」之上增加「虛」、「實」而成為「十道」。「養生」借「容成氏」之口講「貴人居處安樂飲食」，並可見「●黃帝一」的章題。「醫方」可見部分方名，其中有與祛除蠱蟲有關的方法。[25]但同樣的，截至目前，具體內容仍未公佈，相關文本的書寫、編次和體裁尚待進一步研究。
下葬年代應為東漢早期，大約在光武（25-57 CE）或稍後的明（58-75 CE）、章帝（76-88 CE）時期的甘肅武威旱灘坡東漢墓，出土了簡牘92枚，內容全是醫學相關記載。比較該墓與它墓的墓室、棺木形制，及隨葬器物的類型，該墓。該墓出土的簡現存78枚，根據簡的寬窄和編聯方式，可以分為兩類。一類簡寬1公分，現存41枚，整簡約30餘枚，每簡容約35字。簡的上、中、下編聯處右側，有刀削製的契口，以容編繩。這類簡中有兩枚空白簡，似類簡冊的扉頁、封面。可能因卷收在外，整體保存狀況較差。第二類簡寬約0.5公分，現存36枚，每簡容約37字。除2枚在編聯處有三角形契口外，其餘34枚均無缺口，上、中、下三有明顯的綸編痕迹。可能因卷收在內，保存狀況較好。這類簡中有一簡題有「右治百病方」數字，應是這批簡冊的尾題。這兩類簡在編聯處均未書文字，上、中、下三端均留有空格，應屬先編後寫的三編簡冊。又出土的寬簡和窄簡的編綸各成一條直線，彼此間距不等，因此，這兩類簡應是兩卷簡冊，但從簡文內容看，寬簡有首簡，窄簡有尾題，又似乎為一篇。牘版現存14片，寬度由1.1-4公分左右不等，長度為22.7-23.9公分，合漢尺一尺左右，故可稱為尺牘。牘版均無編連痕跡，多為兩面書寫，一面書寫的僅有二枚。書寫行數，除一枚為單行書寫外，其餘多為兩行以上，最多至六行。每行一般容字33字左右，個別牘版每行有容字到40多字的。牘的內容通常是一牘抄寫一方，與前述的北京大學藏漢代醫藥牘及後文中的湖南張家界古人堤東漢病方牘類似（詳下文）。這批簡牘內容均為有關醫學的記載。大多在簡首標列醫方名稱，其下連書藥味、藥量、冶藥和用藥方法、針灸穴位、針刺深度和留針時刻，以及針灸和服藥等禁忌，亦有對疾病理療方法的論述，其中現存較完整的醫方有三十多個。[26]
湖南張家界古人堤房基遺址出土簡牘90枚，其中有編號1與3的醫方木牘兩塊。整理者依其他出土簡牘推斷，應為東漢和帝永元元年（89）到安帝永初四年（110）間，東漢中前期的遺物。出土時，都以廢棄物的形式隨意抛於水塘中而沉入淤泥。編號1木牘長23公分，寬3公分，正面右上方有約6公分的裂縫，但沒有木質缺損，不見有編聯痕迹，正面第一欄書大字「治赤散方」，當係方名標題，餘二至六欄計五欄，分列15味藥，背面書「●凡十六物當熬之令變色」，下半段又有墨迹，依稀可辨「……□□相君志之□」及「……□賢□□□□」字樣，當是利用舊牘削去文字再寫醫方。學者由其中藥物推測當係治療外感風寒、邪毒傷風之方。編號3木牘較殘，正面似分三欄書寫，僅付子、白苓等藥可識，背面則無字，可能亦為主治血虛、腹痛、脅痛、痢疾等方。（見圖10）[27]這類出於房基遺址，被視為廢棄物的木牘，可以反映當時若干醫方可能依病分類，以便於庋藏或攜帶的形式單行於世。
圖10 湖南張家界古人堤房基遺址出土醫方木牘。[28]
湖南長沙市尚德街長沙國際金融中心古井群，在發掘編號為2011 C S C J 359、J 436、J437、J446、J 453、J 465、J 531、J482、J 575等九口古井時，共清理出土簡牘257枚，有字簡及有墨迹簡牘171枚，無字簡86枚。J482使用年代約當東漢中晚期靈帝之前，廢棄年代在東漢靈帝（156-189）時期到東吳（229-280）的前期。所出藥方書寫在木牘上，正面存文三行，背面無字。木牘已殘損，長25.2公分，寬4公分，厚0.6公分，上書：「治百病通，明丸方，用甘草八分，弓窮四分，當歸三分，方，乾地黃三分，黃芡三分，桂二分，前胡三分，五未二分，乾薑四分，玄參三分，伏令二分。凡十八物，皆冶，合和丸以白蜜。」[29]從形制上看，和北大所藏、旱灘坡、古人堤出土的醫藥牘類似，可能都是便於攜帶的單方牘。
秦漢時期，在今天中國甘肅、內蒙一帶，曾是邊塞要地。廿世紀初起，即陸續有不少兩漢時期的簡牘出土。其中除關乎政治、經濟、軍事、制度的官文書，亦不乏醫療相關文本。其時代則跨越漢武帝至東漢初，約當公元前一世紀初前後到公元一也紀前後。[30]整體而言，相關文本可以分為兩類，一類屬官文書，一類屬醫藥方。官文書即簡牘所稱「病書」、「病卒名籍」、「病爰書」、「病死爰書」、「病死衣物名籍」之類的記載，抄寫守衛邊疆的隧卒疾病、治療和病情等狀，大概便於邊地管理基層戍卒的人力。至於醫藥方，則僅見少數殘簡，可能像學者指出的，是醫方書的一部分。[34]但也可能仍和前類「病書」或「病名籍」有關，是邊地官醫「書其所以」（《周禮‧疾醫》）的報告中的部分。
圖11 敦煌漢簡中的醫藥方。[35]
上頭粗略瀏覽了公元前十三世紀到公元後三世紀間，也就是紙卷、印刷術流行前，各色古代醫療文本的樣貌。它們的材質相當多樣，從龜甲獸骨、玉石到繒帛簡牘都有，通行最廣的可能是竹木簡牘；它們的書寫工具因文本材質，可能是鍥刀或毛筆；書寫者可能不限一人，書寫的期間也未必拘於一時，由一人在短時間內一氣呵成、包辦到底書寫的情況相對罕見。書寫的材質如果是簡，在大小寬窄不同形制的簡上分別書寫，然後再組綴編聯的情況時而可見。因此，書寫能力固然是參與建構這類文本的基本門檻，但文本並不總在密而不宣的封閉環境下，而可能是在某種相對開放的人際網絡中，甚至是在書手彼此互動、相互知情的情況下形成的。相關文本的編聯往往視實際需要處置，未必拘於一律。有的以個別牘版書載單方行世，有的以合方聯編或合卷成書形式流通，有的則與非關醫療的文本合寫一處以便閱覽或庋藏。這些現象除了一定程度反映醫療實務的需求多端、醫療相關知識的流通樣態多元，也說明文本體裁間的界限往往是浮動的，具有因事制宜、因人設置的色彩。最後，醫療相關文本的閱讀、理解、應用、驗證至少可能存在幾種情況，一是可能在老師引導下，由弟子亦步亦趨學習、討教為之，一是也可能由能夠識讀圖像、文字者自主理解、體會，並據此運用、檢討。總之，從出土實物出發，我們可以看到古代醫療文本從形成之初到流動於人間的樣子遠比傳世古籍透露的更為多元、複雜，而文本揭露的，可能也只是部分的實相。
註腳
[1]這個中華書局，有時又稱作臺灣中華書局，以有別於今天在北京的中華書局。這套書是1921-1934年間，當時在上海的中華書局從清乾隆38-46年（1773-1781）編纂的四庫全書中選其較為實用，又具代表性的校本，以該書局延請杭州藏書家丁輔之的昆仲所製首「聚珍仿宋」鉛字排印的《四部備要》本。相關說明，可參看臺灣中華書局網站：https://reurl.cc/83Ddd7。2021年7月3日擷取。
[2]Wikimedia Commons: https://reurl.cc/bXdbOr，擷取時間：2021年7月4日。
[3]Wikimedia Commons: https://reurl.cc/bXdbOr，擷取時間：2021年7月4日。
[4]Wikimedia Commons: https://reurl.cc/bXdbOr，擷取時間：2021年7月4日。
[5]李宗焜，〈從甲骨文看商代的疾病與醫療〉，《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72本2分，頁339-391；趙鵬，〈關於疾病、夢幻類卜辭的幾點思考〉，《出土文獻研究》，18輯（上海，2019年12月31日），頁1-15。
[6]郭沫若，《甲骨文合集》（北京：中華書局，1978-1982），第一冊，709正；胡厚宣主編，《甲骨文合集釋文一》（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年8月），709正。
[7]郭沫若，《甲骨文合集》（北京：中華書局，1978-1982），第六冊，17410正、17411正；胡厚宣主編，《甲骨文合集釋文一》（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年8月），17410正、17411正。
[8]因疾病而向鬼神占問祭禱的文書質材，除了竹木，古代的王公貴人也有玉石的。如年代屬公元前四世紀，學界常稱作「秦禱病玉版」的長方形玉片。相關研究可看李零，〈秦禱病玉版的研究〉，《國學研究》，第6卷（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頁525-548；李學勤，〈秦玉牘索隱〉，《故宮博物院院刊》，2000年第2期（北京，2000年4月15日），頁41-45；周鳳五，〈《秦惠文王禱祠華山玉版》新探〉，《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72本第1分（台北，2001年3月1日），頁217-232。
[9]金仕起，〈出土古代醫療相關文本的書寫與編次〉，《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55期（台北，2021年5月）。
[10]這個墓的下葬年代據估計，當在公元前398-377年前後，也就是楚悼王（？-381 BCE）到楚肅王（？-370 BCE）之間。墓主是平夜君成，身分等級低於楚王，但高於「大夫」和「元士」。見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新蔡葛陵楚墓》（鄭州：大象出版社，2003年10月），圖版105、108、162；賈連敏，〈新蔡葛陵楚簡中的祭禱文書〉，《華夏考古》，2004年3期（鄭州，2004年9月），頁89-101轉108；蔡麗利，〈新蔡葛陵楚墓卜筮簡集釋〉（長春：吉林大學文字學碩士學位論文，2007年4月）；邴尚白，《葛陵楚簡研究》（台北：臺大出版中心，2009年12月）。
[11]朱漢民、陳松長主編，《嶽麓書院藏秦簡（壹）》（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10年12月），彩色圖版，占夢書，頁39。
[12]李零，《中國方術正考》（北京：中華書局，2008）。
[13]這批簡是2006年由中國的北京清華大學從香港收購的，可能出於古代墓葬，學界一般稱作「清華簡」。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拾）》（上海：中西書局，2020年11月），〈本輯說明〉，頁1；原大圖版，頁18-21；放大圖版，頁101-105；〈釋文注釋〉，〈行稱〉，頁149-153；〈病方〉，頁154-155。
[14]睡虎地11號秦墓的下葬年代約當秦始皇晚期。這批資料的內容，和湖北荊州胡家草場12號漢墓出土的《詰咎》雷同。見睡虎地秦墓竹簡整理小組，《睡虎地秦墓竹簡》，圖版，《日書》甲種，頁104-107；釋文注釋，《日書》甲種，頁212-219；圖版，《日書》乙種，頁134；釋文注釋，《日書》乙種，頁246-247；蔣魯敬、李志芳，〈荊州胡家草場西漢墓M12出土的簡牘〉，《出土文獻研究》，第18輯（上海，2019年12月31日），頁168-182；荊州博物館，〈湖北荊州市胡家草場墓地M12發掘簡報〉，《考古》，2020年第2期（北京，2020年2月），頁3-20；李志芳、蔣魯敬，〈湖北荊州市胡家草場西漢墓地M12出土簡牘概述〉，《考古》，2020年第2期（北京，2020年2月），頁21-33；李天虹、華楠、李志芳，〈胡家草場漢簡《詰咎》篇與睡虎地秦簡《日書‧詰》對讀〉，《文物》，2020年第8期（北京，2020年8月），頁53-59。
[15]這個墓的下葬年代約當公元前三世紀末，即秦二世皇帝時期。湖北省荊州市周梁玉橋遺址博物館編，《關沮秦漢墓簡牘》，〈圖版〉，一「周家臺30號秦墓簡牘」，（三）病方及其他（圖版三八-四五），頁48-55；〈簡版釋文與考釋〉，一「周家臺三○號秦墓簡牘」，（三）病方及其他，頁126-137。
[16]北大秦簡推測也出於墓葬，其中不少內容寫於秦始皇時期。見田天，〈北大藏秦簡「醫方雜抄」初識〉，《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54卷5期（北京，2017年5月），頁52-57。
[17]秦漢時期大概曾有「常方」、「經方」兩類近乎官方認知、纂輯的醫藥方。「常方」之名見於漢元帝（75-33 BCE）時期的居延漢簡，「經方」之名見於《漢書‧藝文志》。楊勇，〈流動中的病方：戰國秦漢時期病方的流傳與命名〉，《人文論叢》，2015年2期（武漢，2015年12月31日），頁112-120
[18]張家山漢墓竹簡整理小組，〈江陵張家山漢簡概述〉，《文物》，1985年第1期，（北京，1985年1月），頁10-15；張家山二四七號漢墓整理小組，《張家山漢墓竹簡〔二四七號墓〕（修訂本）》（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頁113-128、169-186。
[19]李零，〈出土發現與古書年代的再認識〉，頁29-30。湖南省博物館、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長沙馬王堆二、三號漢墓：第一卷田野考古發掘簡報》（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年7月），（第二章三號漢墓）、〈第三章年代和死者〉，頁26-236、237-240；陳松長，〈馬王堆帛書「空白頁」及相關問題〉，《文物》，2008年第5期（北京，2008年5月），頁75-80；陳紅梅，〈馬王堆醫書抄錄年代研究概況〉，《中醫文獻雜誌》，2009年第6期（上海，2009年12月25日），頁50-52；廣瀨薰雄，〈馬王堆帛書研究〉，收入《簡帛研究論集》，頁261-327；湖南省博物館、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編，《長沙馬王堆漢墓簡帛集成》（北京：中華書局，2014年），第伍冊，頁187-308；第陸冊，頁1-102、139-171。
[20]安徽省文物工作隊、阜陽地區博物館、阜陽縣文化局，〈阜陽雙古堆西漢汝陰侯墓發掘簡報〉，《文物》，1978年第8期（北京，1978年8月），頁12-30；文物局古文獻研究室、安徽省阜陽地區博物館、阜陽漢簡整理組，〈阜陽漢簡簡介〉，《文物》，1983年第2期（北京，1983年2月），頁21-23；文物局古文獻研究室、安徽省阜陽地區博物館、阜陽漢簡整理組，〈阜陽漢簡《萬物》〉，《文物》，1988年第4期（北京，1988年4月），頁36-47轉54；胡平生、韓自強，〈《萬物》略說〉，《文物》，1988年第4期（北京，1988年4月），頁48-54。
[21]蔣魯敬、李志芳，〈荊州胡家草場西漢墓M12出土的簡牘〉，《出土文獻研究》，第18輯（上海，2019年12月31日），頁168-182；荊州博物館，〈湖北荊州市胡家草場墓地M12發掘簡報〉，《考古》，2020年第2期（北京，2020年2月），頁3-20；紀婷婷、李志芳，〈胡家草場漢簡醫方雜識〉，《江漢考古》，2020年第1期（武漢，2020年1月），頁118-123；李志芳、蔣魯敬，〈湖北荊州市胡家草場西漢墓地M12出土簡牘概述〉，《考古》，2020年第2期（北京，2020年2月），頁21-33；李天虹、華楠、李志芳，〈胡家草場漢簡《詰咎》篇與睡虎地秦簡《日書‧詰》對讀〉，《文物》，2020年第8期（北京，2020年8月），頁53-59；紀婷婷、李志芳，〈胡家草場漢簡1039號簡所記辟兵術考〉，《文物》，2020年第8期（北京，2020年8月），頁65-69。
[22]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荊州文物保護中心，〈成都市天回鎮老官山漢墓〉，《考古》，2014年7期（北京，2014年7月），頁59-70；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荊州文物保護中心，〈成都市天回鎮老官山漢墓發掘簡報〉，《南方民族考古》，第12輯（成都，2016年3月31日），頁215-246；梁繁榮等編，《揭秘敝昔遺書與漆人：老官山漢墓醫學文物文獻初識》（成都：四川科學技術出版社，2016年10月）；中國中醫科學院中國醫史文獻研究所、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荊州文物保護中心，〈四川成都天回漢墓醫簡整理簡報〉，《文物》，2017年第12期（北京，2017年12月），頁48-57；柳長華等，〈四川成都天回漢墓醫簡的命名與學術源流考〉，《文物》，2017年第12期（北京，2017年12月），頁58-69。另外，在該墓南二室也出土了體長14.0、頭寬2.6、肩寬4.2、足寬2.5、厚2.6公分的一只人體經穴髹漆木人像，與下葬年代約在漢武帝年間的四川綿陽雙包山2號漢墓出土漆木人形近似。見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綿陽博物館編，《綿陽雙包山漢墓》（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年3月），肆〈二號墓葬〉，頁125-126；梁繁榮等，〈成都老官山出土經穴髹漆人像初探〉，《中國針灸》，35卷1期（北京，2015年1月），頁91-93；黃龍祥，〈老官山出土西漢針灸木人考〉，《中國針灸》，47卷3期（北京，2017年5月），頁131-144。
[24]北京大學出土文獻研究所，〈北京大學藏西漢竹書概說〉，《文物》，2011年第6期（北京，2011年6月），頁49-56；李家浩、楊澤生，〈北京大學藏漢代醫簡簡介〉，《文物》，2011年第6期（北京，2011年6月），頁88-89。
[25]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南昌市博物館，南昌市新建區博物館，〈南昌市西漢海昏侯墓〉，《考古》，2016年第7期（北京，2016年7月），頁45-62；廉莊，〈海昏侯墓中的醫藥發現〉，《家庭中醫藥》，2016年4期（北京，2016年4月8日），頁11-13；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學出土文獻研究所，荊州文物保護中心，〈江西南昌西漢海昏侯劉賀墓出土簡牘〉，《文物》，2018年第11期（北京，2018年11月），頁87-96。
[26]甘肅省博物館、甘肅省武威縣文化館，〈武威旱灘坡漢墓發掘簡報——出土大批醫藥簡牘〉，《文物》，1973年第12期（北京，1973年12月），頁18-21；中醫研究院醫史研究室，〈武威漢代醫藥簡牘在醫學史上的重要意義〉，《文物》，1973年第12期（北京，1973年12月），頁23-29；甘肅省博物館、甘肅省武威縣文化館，《武威漢代醫簡》（北京：文物出版社，1975年1月）；張延昌主編，《武威漢代醫簡注解》（北京：中醫古籍出版社，2006年3月）。
[27]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國文物研究所，〈湖南張家界古人堤遺址與出土簡牘概述〉，《中國歷史文物》，2003年第2期（北京，2003年4月30日），頁66-71；〈湖南張家界古人堤簡牘釋文與簡注〉，《中國歷史文物》，2003年第2期（北京，2003年4月30日），頁72-84；丁媛、張如青，〈張家界古人堤出土醫方木牘「治赤穀方」考釋〉，《中華醫史雜誌》，41卷4期（北京，2011年7月），頁240-242；張雷，〈赤穀方考〉，《甘肅中醫藥大學學報》，33卷3期（蘭州，2016年6月），頁114-116；張春龍，〈湖南張家界市古人堤漢簡釋文補正〉，《簡牘學研究》，第6輯（蘭州，2016年6月30日），頁1-7；周琦，〈張家界古人堤醫方木牘「治赤散方」新證〉，《出土文獻研究》，第16輯（上海，2017年9月30日），頁297-304；張春龍、楊先雲，〈湖南張家界市古人堤漢簡釋文補正續（上）〉，《簡牘學研究》，第7輯（蘭州，2018年9月30日），頁146-157；王興伊，〈張家界古人堤出土木牘「治赤穀方」源自西域烏孫考〉，《圖書館雜誌》，2018年第10期（上海，2018年10月15日），頁110-115。
[28]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國文物研究所，〈湖南張家界古人堤遺址與出土簡牘概述〉，《中國歷史文物》，2003年第2期（北京，2003年4月30日），頁66-71；〈湖南張家界古人堤簡牘釋文與簡注〉，《中國歷史文物》，2003年第2期（北京，2003年4月30日），頁72-84；丁媛、張如青，〈張家界古人堤出土醫方木牘「治赤穀方」考釋〉，《中華醫史雜誌》，41卷4期（北京，2011年7月），頁240-242；張雷，〈赤穀方考〉，《甘肅中醫藥大學學報》，33卷3期（蘭州，2016年6月），頁114-116；張春龍，〈湖南張家界市古人堤漢簡釋文補正〉，《簡牘學研究》，第6輯（蘭州，2016年6月30日），頁1-7；周琦，〈張家界古人堤醫方木牘「治赤散方」新證〉，《出土文獻研究》，第16輯（上海，2017年9月30日），頁297-304；張春龍、楊先雲，〈湖南張家界市古人堤漢簡釋文補正續（上）〉，《簡牘學研究》，第7輯（蘭州，2018年9月30日），頁146-157；王興伊，〈張家界古人堤出土木牘「治赤穀方」源自西域烏孫考〉，《圖書館雜誌》，2018年第10期（上海，2018年10月15日），頁110-115。
[29]長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編，《長沙尚德街東漢簡牘》（長沙：嶽麓書社，2016年12月），上編〈長沙尚德街出土簡牘古井發掘報告〉，第五章〈簡牘〉、第六章〈結語〉，頁76-85；下編〈長沙尚德街出土東漢簡牘及釋文〉，頁236-237。
[30]羅福頤，〈祖國最古老的醫方〉，《文物參考資料》，1956年第9期（北京，1956年9月27日），頁31；耿鑑庭，〈漢簡裡的醫藥疾病資料〉，《江西中醫藥》，1957年4期（1957年4月），頁59-62；趙友琴，〈流沙墜簡中敦煌醫方簡初探〉，《上海中醫藥雜誌》，1986年11期（上海，1986年11月27日），頁48-49；黃騰輝，〈兩張漢簡醫方的啟示〉，《上海中醫藥雜誌》，1988年4期（上海，1988年4月30），頁35；范新俊，〈敦煌漢簡醫方用藥小議〉，《上海中醫藥雜誌》，1990年第9期（上海，1990年9月28日），頁39；趙宇明、劉海波、劉掌印，〈《居延漢簡甲乙編》中醫藥史料〉，《中華醫史雜誌》，24卷3期（北京，1994年7月），頁163-166；李戎，〈居延漢簡醫、藥、傷、病簡文整理研究報告〉，《醫古文知識》，2001年4期（上海，2001年11月），頁15-18；孫其斌、蘇建兵，〈《居延新簡》中的醫藥簡〉，《甘肅中醫》，15卷4期（蘭州，2002年8月30日），頁17-；裘錫圭，〈居延漢簡中所見疾病名稱和醫藥情況〉，《中醫藥文化》，2008年第6期（上海，2008年12月15日），頁16-19；周祖亮、方懿林，〈居延新簡所記醫藥信息述略〉，《中醫文獻雜誌》，2011年第2期（上海，2011年4月25日），頁1-4；廣瀨薰雄，〈敦煌漢簡中所見韓安國受賜醫藥方的故事〉，《中醫藥文化》，13卷第1期（上海，2018年2月），頁47-51。
[31]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居延漢簡甲乙編》（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12月），甲，圖版玖，肆、釋文，頁2；謝桂華、李均明、朱國炤編，《居延漢簡釋文合校》（北京：文物出版社，1987年1月），頁5；李均明，《秦漢簡牘文書分類輯解》（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簿籍類，二、籍，（二七）病名籍，頁385-386。
[32]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居延漢簡甲乙編》，甲，圖版伍壹，肆、釋文，頁66；謝桂華、李均明、朱國炤編，《居延漢簡釋文合校》，頁156。
[33]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肅省博物館、文化部古文獻研究室、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編，《居延新簡：甲渠候官與第四燧》（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年7月），頁55；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肅省博物館、文化部古文獻研究室、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編，《居延新簡：甲渠候官》（北京：中華書局，1994年），圖版，頁46。
[34]廣瀨薰雄，〈敦煌漢簡中所見的韓安國受賜醫藥方的故事〉，收入氏著，《簡帛研究論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9月），頁508-515。
[35]廣瀨薰雄，〈敦煌漢簡中所見的韓安國受賜醫藥方的故事〉，收入氏著，《簡帛研究論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9月），頁508-515。
本文採用 創用CC 姓名標示-非商業使用-禁止改作 3.0 台灣版條款 授權。
歡迎轉載與引用，但不得為商業目的之使用，亦不得修改本文。轉載、引用本文請標示網址與作者，如：
金仕起/ 古代醫療文本的樣子
引自歷史學柑仔店(https://kamatiam.org/古代醫療文本的樣子/)
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