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仕起（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
公元前廿六年，漢帝國的皇帝劉驁有感於即位八年以來，地震、日蝕、風火、水旱等災異連緜不絕，戚舅們又相繼倚仗母后王政君的勢力位居顯要、主導朝政，於是下詔，命宗室成員劉向，連同他的兒子劉歆，率領朝中術業有專攻的官員整理皇家圖書，並要求掌管文書的侍從陳農協助到民間蒐求圖書，為未來準備點什麼。不過，一夥人忙和了廿年，校理官方和民間圖書的工作並未在皇帝生前及時完成，不巧的是，劉向也在劉驁謝世的同年（公元前七年）亡故。因此，後續的工作，要到繼任的皇帝劉欣時，才再度交由劉歆接手畢峻其事。[1]
圖1 《漢書‧成帝紀》河平三年（26 BCE）
在總數近六百部（家），超過一萬三千卷的圖書裡，負責校理的工作者將有關「生生」的資料和技術稱作「方技」，並把現存的圖書分作了「醫經」、「經方」、「房中」和「神僊」四類。在這批圖書中，除了十八卷的《黃帝內經》可能還有些內容流傳至今外，其他的三十五部（家），總計八百五十卷的圖書都已全數亡佚。所以，它們究竟涵蓋了哪些具體內容，我們已難得其詳了。所幸，《漢書‧藝文志》保留了若干關於這些圖書要旨、源流與得失的介紹文字；廿世紀後，又陸續出土了若干醫療相關文本，因此，我們還得以稍稍捉摸所謂「生生」的大概意思。[2]
根據《漢書‧藝文志》，「醫經」主要陳述的是和醫療有關的綱領、原則，如根據陰陽表裡的分類架構說明血脈、藏府等身體的組成和彼此關係，形形色色的疾病是怎麼形成的，病情是好是壞、是死是生如何判斷，又該怎麼斟酌利用箴、石、湯、火這些工具、方法治療疾病。湖北江陵張家山247號漢墓（下葬年代約當公元前180年前後）出土的《脈書》，或現在市面上還流通的《黃帝內經》這類書，大概就屬這類文本。
圖2 《漢書‧藝文志》中的「醫經」
圖3 (左)張家山247號漢墓出土竹簡《脈書》； (右)《黃帝內經‧玉機真藏論篇》
「經方」是供日常實用，針對各類疾病所條列的治療方法或作法，它們涉及對藥物寒溫之性、辛甘之味，或氣感之宜的掌握，主要目的在處理氣血閉塞、風寒暑濕形成的疾病，或療養金刃蟲獸等造成的傷害，讓經歷異常的身體回復常態。像湖南長沙馬王堆3號漢墓（葬於公元前168年）出土的《五十二病方》（今人擬題）、四川成都天回老官山3號漢墓（下葬年代在西漢景武之間）出土的《治六十病方和齊湯法》（今人擬題）大概就近於這類文本。
圖4 《漢書‧藝文志》中的「經方」
圖5 馬王堆3號漢墓出土帛書《五十二病方》
圖6 老官山3號漢墓出土竹簡《六十病方和齊湯法》
「房中」以男女關係為核心，處理諸如求子、養胎、生產、埋胞（胎盤、臍帶等物）等問題，如何維繫男女感情、居家環境、家族成員的發展、家族人際關係，以及如何透過性生活過程中的身體操作達到養生的目的。如馬王堆3號漢墓出土教授「殖人產子」的《胎產書》（今人擬題）、埋藏新生嬰兒胎衣的「南方禹臧」圖，或如何透過男女交合養生的《合陰陽》（今人擬題），大概屬於這類圖書。
圖7 《漢書‧藝文志》中的「房中」
圖8 馬王堆3號漢墓出土帛書「南方禹臧」圖
圖9 馬王堆3號漢墓出土竹簡《合陰陽》
「神僊」透過特殊的呼吸、飲食、睡眠、肢體操作追求青春常駐、延年益壽或長生不死。《史記‧留侯世家》曾記載張良欲「學辟穀，道引輕身。」馬王堆3號漢墓出土帛書的「去穀食氣」，可能近於「辟穀」，指不食穀物而以食氣替代，以便積蓄身體中的氣；張家山247號漢墓出土竹簡《引書》則與「道引」類似，是透過操作特定術式追求使身體輕利或藉以治療疾病。《史記‧封禪書》也提過「行銷解化、依於鬼神」，或「祠竈」、「致物」，使丹沙化為黃金等種種作法，大概也和追求神僊不死有關。[3]
圖10 《漢書‧藝文志》中的「神僊」
圖11 張家山247號漢墓出土竹簡《引書》
從上面的簡介看來，「方技」雖然都觸及了身體、藥物的知識和技術，但顯然不能和今天常識中的「醫療」劃上等號，也不是「醫療」所能完整涵蓋的。不僅如此，這些負責、協助整理皇家和民間圖書的學者專家還總結指出：「方技者，皆生生之具，王官之一守也。太古有岐伯、俞拊，中世有扁鵲、秦和，蓋論病以及國，原診以知政。漢興有倉公。今其技術晻昧，故論其書，以序方技為四種。」（《漢書‧藝文志》）從他們眼裡看來，透過論病原診借題發揮，講論、譬喻治國理民的大道理不但可能，而且，恐怕還應當是正辦才對。為什麼如此？預期中的讀者們可能是重要原因。
圖12 《漢書‧藝文志》中的「方技」
藉著整理圖書、記錄歷史或編寫故事宣講義理、抒發時論，是古代醫療者故事常見的重要敘寫特色之一，像馬王堆3號漢墓出土的《春秋事語》（今人擬題），傳世的《左傳》、《國語》、《戰國策》、《韓非子》、《鶡冠子》《列子》、《韓詩外傳》、《史記》中的醫療故事，多半和儒、道、墨、名、法、陰陽各家的論著類似，都具有司馬談所謂「務為治」（《史記‧太史公自序》）的類似旨趣，上面見於《漢書‧藝文志》有關「方技」的總結並非例外。從這個意義上說，是編寫者心中所想像的潛在讀者們在文本編寫之初左右了文本的敘寫方式和內容。醫療活動涉及的病證的觀察、診斷，疾病成因的推定，或治療方法的斟酌等細節之所以不是這些圖書整理者或故事編寫者關注的重點，原因之一是因為他們設想的讀者們本來就不是有心學習醫療技藝，吸收診療個案經驗的人。
圖13 《史記·太史公自序》
那麼，在版刻技術還未成形的古代，都是哪些人、在哪些脈絡下寫作、傳抄、纂輯、注釋、蒐集、閱讀和流傳「醫經」、「經方」、「房中」和「神僊」這些醫療文本呢？不易一概而論。以活躍於漢初文、景時期的淳于意為例，他年少時曾基於個人愛好蒐集市面上見得著的醫藥方來「試」和「驗」；年長從師學習期間，有同樣喜愛此道的老師陽慶、公孫光授予特別的「禁方」、「妙方」，並提供「解」，自己則透過「受讀」和「驗」來掌握老師教學的精義；老師過世後，為了印證既有圖書的說法、老師的教導，並記錄自己的實作心得，又撰製「診籍」；收了學生，則同樣將若干文本和技術傳授出去；因為皇帝「詔問」的偶然機緣，再彙整、改寫「診籍」中記錄的成功個案，向皇帝提出報告（《史記‧扁鵲倉公列傳》）。可見僅以淳于意一人的個案來看，相關文本的寫作已經可能脈絡不一、體裁多端，至於如何寫及寫或不寫哪些內容，大概更會隨讀者不同而有相當調整吧。[4]
圖14 《史記‧扁鵲倉公列傳》中淳于意說習醫經過
不過，古代歷史上像淳于意這樣的例子往往如鳳毛麟角，可遇不可求。多數醫療文本的作者們通常不會揭露、張揚自己的身分，反而多以「依託」傳說中知名人物的形式流傳相關文本。之所以如此，尊古賤今的風氣、生計的考量、醫療者原來就不被看好的社會處境（以致除了把病治好、把人救活，沒人想聽或想讀他們說了、寫了什麼），或醫療疏失一旦發生便可能受到追究，都可以是原因。從這個意義上說，古代的醫療文本恐怕更像是某種弱勢的編寫者和強勢的讀者們所共同「創作」形成的。
編寫者「以終為始」，按潛在讀者的條件和需求調整作法，在古代醫療文本材質和內容上都有不少反映。以馬王堆3號漢墓出土的帛書《胎產書》為例，首先，它所設定的讀者應當是當時社會中具有一定識讀能力的少數菁英，而不會是目不識丁的匹夫匹婦。其次，這份文本的材質是帛，不是尋常的竹、木，可以說明潛在持有者的經濟能耐。第三，從內容看，編寫者在選擇採入哪些素材時，顯然已經把「君公大人」納入目標讀者中了。文中那位在懷胎三月時，為了保育胎兒、調整胎兒性別，可能接受建議、按法施行「毋使侏儒，不觀沐猴，不食蔥薑，不食兔羹；若欲產男，置弧矢，射雄雉，乘牡馬，觀牡虎；欲產女，佩簪珥，紳珠子」要求的孕婦，恐怕也非富即貴，否則起居出入的空間中很難出現公虎、珠玉這些珍異的行頭。
圖15 馬王堆3號漢墓出土帛書《胎產書》
在若干醫學文本中，也有些表達可以反映它們所設定的讀者，如《黃帝內經靈樞‧禁服》是這樣寫著的：
雷公問於黃帝曰：「細子得受業，通於《九鍼》六十篇，旦暮勤服之，近者編絕，久者簡垢，然尚諷誦弗置，未盡解於意矣。《外揣》言『渾束為一』，未知所謂也。夫大則無外，小則無內，大小無極，高下無度，束之奈何？士之才力，或有厚薄，智慮褊淺，不能博大深奧，自強於學若細子。細子恐其散於後世，絕於子孫，敢問約之奈何？」黃帝曰：「善乎哉問也。此先師之所禁，坐私傳之也，割臂歃血之盟也，子若欲得之，何不齋乎？」
這裡提到的《外揣》，見於《靈樞》，原來是這樣說的：
黃帝曰：「余聞《九鍼》九篇，余親受（授）其調，頗得其意。夫九鍼者，始於一而終於九，然未得其要道也。夫九鍼者，小之則無內，大之則無外，深不可為下，高不可為蓋，恍惚無窮，流溢無極，余知其合於天道人事四時之變也，然余願雜之毫毛，渾束為一，可乎？」岐伯曰：「明乎哉問也，非獨鍼道焉，夫治國亦然。」
〈禁服〉中的雷公，顯然被賦予了學生的角色。學生勤快是勤快，但卻仍未解「渾束為一」之義，因此以惟恐後世子孫不易把握要道為由，請老師黃帝開釋，教導如何歸納要點、提綱挈領。身體的問題叢脞萬端，不放過任何可能造成身體病痛的因素本來是醫療者的萬全之計，但古代醫學卻以「渾束為一」為尚，視以簡御繁之術為先師所禁的不傳之秘。為什麼如此？除了智識圈子氛圍中對「壹」的重視，恐怕仍得回到醫學文本的編寫者嘗試強調「非獨鍼道焉，夫治國亦然」的偏好去求解，而這類偏好的形成，大概又和編寫者想像中出身權勢之家的潛在讀者們脫不了干係吧。[5]
參考書目
[1] 班固撰、王先謙補注，《漢書補注》（北京：中華書局影光緒庚子[1900]長沙王氏校刊本，1983），〈成帝紀〉、〈藝文志〉、〈元后傳〉、〈楚元王傳〉。
[2] 李零，《蘭臺萬卷：讀《漢書‧藝文志》》（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1）。
[3] 李建民，《死生之域：周秦漢脈學之源流》（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00）；《生命史學：從醫療看中國史》（台北：三民書局，2005）；李零，《中國方術正考》（北京：中華書局，2007）；《簡帛古書與學術源流》（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8）；李貞德，《女人的中國醫療史》（台北：三民書局，2008）；金仕起，《中國古代的醫學、醫史與政治》（台北：政大出版社，2010）。
[4] 司馬遷撰，瀧川龜太郎會注考證，《史記會注考證》（北京：文學古籍刊行社，1955），〈扁鵲倉公列傳第四十五〉。
[5] 李訓詳，〈戰國時代「壹」的觀念〉，《新史學》，4卷3期（南港，1993年9月）。
相關圖板見於
張家山漢墓竹簡整理小組，《張家山漢墓竹簡[二四七號墓]》（北京：文物出版社，2001）。
裘錫圭主編，湖南省博物館、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編纂，《長沙馬王堆漢墓簡帛集成》（北京：中華書局，2014）。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成都天回鎮老官山漢墓醫簡〉，《出土文獻研究》，2017年（上海，2017年9月30日）。
中國中醫科學院中國醫史文獻研究所，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荊州文物保護中心，〈四川成都天回漢墓醫簡整理簡報〉，《文物》，2017年12期（北京，2017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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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仕起/ 古代醫療相關文本的讀者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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