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商人汕頭歷險記

曾齡儀（臺北醫學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助理教授）

台南市西門路的「三山國王廟」是國定古蹟，由十八世紀來台的潮汕人士集資興建，潮州風格的廟宇古樸典雅，斑駁的廊柱訴說著歷史痕跡，三百年來肩負宗教信仰與同鄉會館的角色，撫慰了無數遊子的心靈。潮人擅長經商，十九世紀汕頭開港以後，大量潮汕人移居今天的泰國、新加坡、馬來西亞和越南等地，對當地經濟甚具影響力。1949年國共內戰，不少潮人跟隨蔣介石部隊來到台灣，落腳於台北、台南、高雄和屏東等地。有的當軍人，有的進入糖廠工作，有的從事中藥買賣，更多則是做點小生意，販售「杏仁茶」、「豆花」和「沙茶麵」，一步步地在台灣建立新家園。

一、百年前的台灣商人在汕頭

對於多數台灣人而言，「潮汕」是個遙遠的存在，既不像上海那般摩登，也不若廈門來得親近，知名度更遜於廣州。然而，若將時間倒轉百年，1920年代的汕頭其實相當「國際化」，在舊城區和崎碌一帶有許多西式建築，領事館、洋行、外國銀行、醫院與住宅林立，商業繁盛且充滿異國風情。當時中國各通商口岸的貿易排名裏，汕頭位居第七位，次於上海、天津、大連、漢口、廣州與青島。在如此一個商業掛帥的城市，台灣人是不會缺席的。

圖1    汕頭海關鐘樓舊址，現為海關博物館。

圖片來源：曾齡儀拍攝

「台商」是我們熟悉的詞彙，但這並非晚近才有的現象，早在一百年前就有許多台灣商人前進中國。當時台灣人的國籍是日本，在中國享有治外法權和最惠國待遇，汕頭地理上離台灣很近，氣候風俗相通，加上潮州話屬於閩南語系，語言隔閡少，因此吸引不少台灣人前進汕頭。

台商在汕頭的發展與日本帝國的擴張息息相關，1904年「三五公司」（台灣總督府在廈門成立的對中事業機構）承辦「潮汕鐵道」鋪設工程，台灣總督府派遣鐵道技師和事務員至汕頭，爾後日本人和台灣人陸續前往並逐漸形成一個社群。在汕頭生活的日本人多屬於「俸給生活者」，服務於當地的日本機構（領事館、台銀汕頭分行、汕頭博愛會醫院、汕頭東瀛學校、日本人小學等），領取固定薪水。相對於日本上班族，台灣人喜歡做生意，將台灣的糖蜜酒精、基隆煤炭、日本海產、棉製品、火柴與藥品賣給汕頭人。汕頭的「好賺食」吸引來自台灣各地的商人，例如：台南紳商陳冠英家族在汕頭開設「萬源洋行」，販賣臺灣鳳梨、日本火柴等商品；桃園中壢的余圓妹家族開設「裕泰洋行」，販賣日本機械和化學藥品；新竹的饒維珍家族在汕頭開設「神州洋行」販賣雜貨，並跨足經營「神州飯店」和「華安旅館」；屏東佳冬望族蕭信棟投資汕頭的鐵道設施（「汕樟輕便鐵道」）並成立「永和洋行」，開採廣東隆豐地區的鎢礦輸往歐美。根據汕頭日本領事內田五郎出版的《新汕頭》（1927），當地尚有從事海運、菸草、染料、陶器與苧麻生意的台灣人，且當時台灣是汕頭最大的「外國人」社群，老城區「台灣左巷」與「台灣右巷」的街名顯示了汕頭台商堅強的經濟力量。

2013年，我到汕頭進行田野考察，看到了百年前的「日本領事館」（現在是「出入境檢疫技術中心」）以及「台灣銀行汕頭分行」（如今是「汕頭開埠文化陳列館」），巍峨的建築宣示了日本帝國的雄心壯志。在居民口中的老城區內，刻有老鷹與獅子圖案的門窗雕花雖然早已殘破不堪，卻透露著百年前的西洋風華。在香火鼎盛的天后宮附近，我找尋「台灣左巷」與「台灣右巷」的街名。霎時，史料文書上的記載全都立體了起來，在熙熙攘攘的汕頭街坊，我見證了台灣先民打拼的蹤跡！

圖2    台灣左巷，汕頭老城區。

圖片來源：曾齡儀拍攝

二、大東製冰公司的故事

日治時期在中國經商的台灣人，面對陌生的環境想必有許多「心酸吞腹內」的遭遇。今天我與讀者分享一則非常有趣的故事，主角們串連了台灣、日本與潮汕地區。

1930年，台南名紳黃欣在汕頭成立了一間「大東製冰公司」。黃欣是「固園」的創建者，當年佔地四千坪的日式庭園與洋房是老一輩臺南人最嚮往與懷念的風景。黃欣曾擔任台灣總督府評議員，家大業大，在其號召下，胞弟黃溪泉、醫師陳介臣、教師黃木邑和陳長生（人類學家陳奇祿的父親）等台南鄉親相繼入股。黃欣考量到異地經營的問題，找了幾位潮商加入，不過絕大多數仍為台人資金。

圖3    固園黃家兄弟，右為黃欣（兄），左為黃溪泉（弟）。

圖片來源：黃隆正提供

一般來說，我們對於日本官員的印象多半是守規矩、重紀律、競競業業，不過，1930年代汕頭領事別府雄吉卻是個例外。「大東製冰公司」才剛成立就面臨嚴峻挑戰，遭到汕頭日本領事的壓迫。當時台灣屬日本帝國管轄，日本領事對於台人應該多加照拂才是。然而，這位日本領事卻意圖「喬事情」和「插乾股」，安排毫無經驗的親信擔任公司經理，遭到黃欣等人拒絕。惱羞成怒的日本領事嚥不下這口氣，遲遲不發營業許可給「大東製冰公司」，並且利用職務之便向公司的台人股東發出「退去命令書」（驅逐出境），稱其妨害當地安寧，必須離汕。

收到退去命令的台灣股東分別是：簡永祿、陳棋輝、陳長生與黃木邑。簡永祿是醫生，在汕頭經營「大和醫院」十餘年，頗具聲望。陳棋輝是台南陳冠英家族的成員，在汕頭經營「萬源洋行」。至於陳長生，他本來是「汕頭東瀛學校」的教師，後來從商。黃木邑原在台南任教，應黃欣之邀來到汕頭，加入「大東製冰公司」。上述台人如何妨礙汕頭地方安寧？很明顯地，這是日本領事假公濟私的報復行為。

對於日本領事的惡行，台人自然不能坐以待斃。由於日本領事遲遲不發營業許可，股東們決定先將公司負責人由黃欣改為潮汕商人鄭子彬，並向中華民國政府註冊，使公司得以營運。至於「退去明令」的部分則非常棘手，黃欣向日本外務大臣幣原喜重朗提出行政請願，並向台南州知事永山止米郎陳情（因遭處分者多為台南人）。然而，好幾個月過去了，事情並未好轉，特別是陳長生，由於家人病重且中國的事業停擺（另有承包澄海縣的橋墩工程），心急如焚之下決定偷渡。

1930年9月，陳長生從台灣搭船經九州門司再轉往上海，然後進到汕頭。他先躲在潮州內地避風頭，可是很快地就被日本領事掌握了行蹤，使出種種干涉手段，陳長生不勝其擾又求助無門，最後他做了一項決定。1931年1月，他向中華民國政府內政部申請中國國籍，該年4月順利取得中國籍並放棄日本籍。從此，陳長生以「中國人」身份在汕頭活動。

陳長生的事件引起台灣輿論熱烈討論，《台灣新民報》批判台灣總督府處理不當，未妥善保護台人利益，此例既出，以後如何發展華南事業？陳長生事件反映了台商的微妙處境，日本帝國利用台人作為擴展的先鋒，但從領事報告書可看出，日本並不信任台灣人，領事的職責之一是監控台人與中國官民之間的關係，就連台灣留學生也不例外。另一方面，本例也看出日本中央政府（外務省）與殖民地政府（台灣總督府）處理事務的差異性，即使總督府官員同情台人遭遇，但終究無法改變外務省的處分，最後吃虧的還是台灣人！

圖4    日本帝國汕頭領事館，現為汕頭檢疫機構。

圖片來源：曾齡儀拍攝

三、經營權保衛戰

古諺云，歷史是一面明鏡，鑑古知今。2007年8月，發生了一則震驚全台的新聞，新光三越少東吳昕達遭北京合資對象軟禁，逼迫讓出經營權，輿論譁然 。近年來亦不乏台商赴中慘遭坑殺的新聞報導，血本無歸之外，人身安全也堪憂。當今台商的遭遇其實在百年前的汕頭也曾發生。

上述「大東製冰公司」在日本領事別府熊吉調職之後營運漸佳，每期盈餘都由台人股東與潮汕股東均分，彼此安好。然而，1932年上海發生了「一二八事變」，中國各地瀰漫著反日氛圍，汕頭也不例外。1932年3月，台灣總督府衛生課長森田俊介奉命至華南視察，看到博愛會醫院（日資）遭中國人丟擲石塊、門窗碎裂的場景。當船駛入汕頭港時，森田看到岸邊崖壁斗大的反日標語以及上岸後與中國人的互動，都讓他感到非常不安。

或許是當時濃烈的排日氣氛讓「大東製冰公司」的中國股東興起了獨佔經營權的念頭，鄭子彬等潮籍股東對於台人股東的態度驟然丕變，依據《台灣日日新報》的記載是「時出要脅，危辭恫嚇」。身處異地的台商們為了自保，只能委曲求全，加以隱忍。但是，鄭子彬企圖聯合當地勢力以武力接管公司，並且利用報紙輿論激發民憤，台灣股東忍無可忍，決定反擊，雙方展開一場經營權保衛戰。

台灣股東深知單靠自己的力量難以保護公司，於是拜訪汕頭「日本人居留民會」高林會長、日本領事館事務代理戶根木，並向日本領事館註冊大東公司，接著拜訪汕頭公安局，尋求中國官方協助。另一方面，鄭子彬這邊聯合汕頭的抗日會，並在報紙刊登假消息，讓當地民眾誤以為大東生產的冰塊病菌叢生，政府將取締購買者。雙方明爭暗鬥，經過數月較勁，台灣股東終於成功驅逐了鄭子彬，改由在台南開設中藥行的廣東人駱葆芝擔任公司負責人，順利保下了公司，結束這場經營權保衛戰。

「大東製冰公司」的故事反映了兩個有趣的議題，首先是「國籍」問題。公司成立之初，為了避免日本領事別府熊吉的威脅，先向中華民國註冊，等到1932年爆發股東之爭時，為了獲得日本的保護，又向汕頭日本領事館登記。換言之，中國籍與日本籍在不同時空下分別保護了大東公司，而且，陳長生的案例也顯示國籍對於台商的的利益有極大影響。

第二是關於台灣人和潮汕人的關係。兩地人民基於相似的語言、風俗、文化，相互合作，共創商機。然而，台人腳踩的畢竟是別人的土地，日籍身份有時是護身符，有時卻是催命符。當抗日之風興起且攸關商業利益，台人事業易成箭靶，如何在複雜詭譎的異地確保自身安全與公司利益，成為台灣商人的重大考驗。

四、結語

本篇小文討論的是日治時期台灣人在汕頭衍生的商業競爭與利益衝突。另一方面，二次戰後潮汕人意外地來到台灣，也發生許多有趣的故事，例如：潮人將三山國王的信仰、香醇的豆花以及沙茶飲食文化帶入台灣，甚至，在兩岸不相通的年代裏，他們扮演了兩岸三地中藥材買賣的仲介角色。不論是日治時期的台灣人到潮汕，或是戰後潮汕移民來台，一來一往之間，族群的互動產生許多有趣的故事，本文的「大東製冰公司」只是其中一個案例，未來還有許多值得探討的研究議題。

本文改寫自〈亦敵亦友：二十世紀初期汕頭台灣商人與日本殖民者、潮汕商人的合作和競爭〉，《台灣史研究》，第24卷第4期（2017年12月），頁77-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