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麗玲(國立臺北科技大學文化事業發展系教授)

 

 

1922是青春熱血的一年。那一年2月先是受到文化協會影響的台北師範學校,因為廣泛參與文化協會而與警察埋下的緊張關係,闖入學校的警察被學生包圍,後續造成南署(今台北中山堂旁台北市警察局)警察署長與師範學校長雙雙下台。接續之後有台南商業專門學校,在新教育令後面臨廢校,展開學校存續的升格請願運動。幾乎同一時期,台北第二工業學校學生則直接對共學制度丟出質疑的直球,採取激烈的抗爭。

名刺是日文名片之意,日本的交流活動定先有名片交換,並編有會員名簿。在日治時期1月1日元旦,各機關團體會常舉辦「名刺交換會」活動交流聯誼,類似現今新年團拜。

 

1920年代民族自決、自治的啟發

 

時序前推到1919年3月台灣總督府總務長官下村宏到東京設宴招待東京留學生,地點在櫻花盛開的小石川後樂園,本來應該是賞櫻兼交流聯誼的歡樂場面,因下村宏一席官腔官調,勸勉學生要好好感恩天皇恩澤,成為帝國忠誠子民。引起學生站起來大聲喊:反對差別待遇、反對同化政策。雙方不歡而散。民族自決、自治的種苗,也逐漸傳入台灣的校園。1921年1月林獻堂與東京留學生決定向帝國議會提出設立台灣議會的請願活動,為第一次台灣議會請願運動,因時間匆促,除了到東京的林獻堂等十餘人居住台灣之外,參與者為一百多名東京留學生。同年10月17日林獻堂偕同蔣渭水在台北成立台灣文化協會,參與者共三百餘人,其中包含不少有台北師範學校、台北醫學校,甚至台北工業學校等學生會員。第二次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在1922年1月發動,和第一次不同的是,在台灣文化協會大力宣傳之下,這次在台灣島內就獲得350人的連署,加上留學生後簽名人數為572人。

同樣在1922這一年,總督府呼應其所謂同化政策下的內地延長主義,公布新教育令,推動中等以上學校共學制度。實際上是以日人學校為主,將台、日隔離時期的台人學校併入,影響原台人學校與學生權益。此教育令宣布之際,正是林獻堂、蔣渭水等台灣知識菁英成立台灣文化協會,展開文化啟蒙運動,推動台灣議會設置請願的宣傳與連署。

這所台灣第一所現代工業學校,早在1912年即成立於大加蚋堡大安庄十二甲(今台北市大安區),採全員住宿的三年制工業學校,尚未成立已引起各方矚目,300人報考,僅錄取60名。居住在台灣的日本人紛紛要求子弟能有機會入學。在隔離教育的情況下,1918年在同一校地設立總督府工業學校給日人學生就讀,但並未全員住宿,有住宿需求的日籍學生另在校外由學校租民宅當作宿舍,可說是應在台日人要求,附生在台灣人的工業學校。兩校除了住宿規定不同,對學生的懲處也不同。台灣人工業學校學生處分從輕微到重懲,分別有戒飭、謹慎、停學、退學。日本人就讀的總督府工業學校,只有前三種,沒有退學。第一次教育令後兩校分別改為第二工業(台人)與第一工業(日人)。以下行文用台人工業學校或第二工業,日人工業學校或第一工業稱呼。

 

圖1 1912年台灣人工業學學成立時的公文與第一屆報考情況。
圖片出處:台灣總督府公文類纂,第42卷,冊號2008,文號12「工業講習所訓令等ニ關スル件」。

 

圖2 工業講習所時期校門「台灣總督府民政部學務部附屬工業講習所」。
圖片出處:村崎長昶,《台北寫真帖》台北:新高堂書店,1913年10月。

 

圖3 1912年設立的工業講習所,為今台北科技大學前身,設立之初就是招收台灣人(當時稱為本島人)。
圖片出處:府報第3560號。

 

圖4 日治時期日人畫家國島水馬繪製「台灣漫畫年史」,明治45年這年,除了是明治天皇駕崩,也列出「工業講習所」。
圖片出處:戴寶村解說、國島水馬畫《漫畫台灣年史》頁55,台北:前衛,2000年。

 

圖5 經過日人不斷爭取,終於在1918年在同一校地成立日人就讀之總督府工業學校,該年台北各學校因西班牙流感而停課。
圖片出處:戴寶村解說、國島水馬畫《漫畫台灣年史》頁67,台北:前衛,2000年。

 

經過多年發展,第二工業學校有機械、土木建築、電氣、應化、家具、金屬細工6大科,至1922年已有7屆畢業生。而日人的第一工業僅3科—機械、土木、應化,在1922年3月底才將有第一屆少數學生畢業。兩校分別招生時期的錄取率,日人的工業學校前4年(1918-1921)錄取率在55-32%之間。台人工業學校則自創立第二年起到1919年錄取率40-30%。1920年以後台灣男子入學公學校日趨普遍,中等以上各類學校報考人數大增,升學競爭日趨激烈,此後台人工業學校錄取率降到20%以下。在1922年兩校的錄取率都來到最低點,第一工業尚有25%,第二工業只有14%,顯示20年代以後中等學校進入激烈的入學競爭。1922年當時在學的台灣人學生都親歷過這樣競爭才得以入學,對於兩民族教育資源的差別有直接的體會。

無論是從成立歷史、學科數目、學生規模,第二工業學校都比第一工業學校完整。但是自日人工業學校創校後,工業學校的校長派任都以第一工業校長兼任第二工業學校長,這種明顯的不合理與歧視,早讓學生不平。另一方面台人工業學校全員住宿於校園,學生與學校形成具體真實的共同體,和當時許多中等以上學校一樣,在學校享有某一程度的自治與獨立生活,學寮有寮歌,依時令舉辦各種活動,例如元旦有「名刺交換會」的同歡會。雖然中等學校管理相較於當時台北高校(校地為今台灣師範大學)嚴格,有外出時間限制,但每間寢室住宿學生組成,大抵會將三個年級依比例安排同一間房間,由高年級擔任室長與全宿舍的寮長,更容易形成集體一致的行動。學寮印製類似現在通訊錄一樣的名簿,1922年元旦,照往例舉行名刺交換會,會員姓名依羅馬拼音排序。

 

圖6 台北工業學校內配置圖,右下運動場為現在忠孝東路3段,學生宿舍在今面對北科大忠孝東路校門右側(約今該校綜科館),是1922年學生運動時籌備罷課的大本營。
圖片出處:台北州立台北工業學校一覽 1926年版。

 

圖7-1(左) 1922年《名刺交換會名簿》書影;
圖7-2(右) 以姓氏羅馬字第一個英文字母排序的會員名簿。
圖片出處:黃彥傑提供。

 

圖8 日治時期中等學校全員住宿,更容易培養出休戚與共的同窗情感。
圖片出處:《名刺交換會名簿》,台北市:台北州立台北第二工業學校生徒,1922年1月。黃彥傑提供。

 

 

自己學校自己救

 

1922年3月6日校長吉田召集第二工業學校學生,宣布不久第一工業將有招生公告,學生可以把握共學制的恩澤畢業後報考第一工業。聽聞這個消息的學生卻更關心為什麼不是自己學校的升格成五年制工業學校。當天包含宿舍寮長、副寮長、各室長共18名學生代表前往校長室,與校長商談多時,仍未能化解疑慮,次日(3月7日)200多名學生們開始在宿舍連署請願書,要求讓台北第二工業升格為五年制。請願書除送交校長,也從學校門口的郵筒寄給台北州教育課(州立台北第二工業學校主管單位)。學校隨即因應情勢,召開新教育令說明會,但第二工業仍是被併入成為附屬專修科,無法令學生心服。11日學校進行第五度說明會,因應請願書,台北州督學也與會,但學生仍然提出升格問題,對於自己的學生不能升格感到不平。

 

縝密規劃、25條誓約行動準則

 

在8日到11日期間,學生已在宿舍策畫串連罷課。他們以自由樂捐募集資金,刊印主張學校升格的宣傳物,發送給同學、家長及校友。3月10日擬定計畫書,做成「二十五箇條」的行動準則。集體罷課是「最後的手段」,203名學生立下誓約同盟罷課,並簽委任狀:大意是對於本校升格之事,以林錦為我等代理人,使代理全權事務。

25條當中包括:1.大家自付退出學校宿舍返家的旅費。2.秘密的整理自己的行李,為避免「打草驚蛇」被老師們發現,自習室的書只拿必要的部分,然後拿著行李正常的走出學校。3.離校後的互相聯繫,台北有設台北通信員,大家各自回家後,若因家庭壓迫必須回校,則通知通信員。離校後所需要經費,除了大家自行樂捐,已經畢業的學長們也提供贊助,各項事務都在「25箇條」計畫書列明。罷課學生中台北市公學校出身21人,其中14人都出自大稻埕兩所公學校。家住台北的學生當天返家很少,有一些學生聚集在大稻埕新舞台某位已畢業學生家,設立通信本部。桃園、台南、基隆、豐原、新竹、南投、朴子、屏東、淡水、彰化設地方分部,通信方法是用電報,電報費用來自各自捐輸。計畫書也提到,家住台北的人盡可能去住朋友家,不要回家,避免回到家之後可能會被不贊同的家人押回學校。

 

圖9 第二工業學校學生集體罷課的計劃書與二十五條誓約。
圖片出處:《台南新報》第7091號,19223157版。

 

圖10-1(左) 學生共簽委任狀;
圖 10-2(右) 台灣人工業學校的帽徽「櫻花工」,櫻花外型中間嵌以「工」字。
圖片出處:《台灣日日新報》7829號,1922年3月17日,第7版。

 

請願書提出那週,學生針對學校升格問題多次與校長溝通未果,教師們都繃緊神經,觀察學生情況。周六(11日)中午授課結束,依照慣例學生可以用餐後外出,或在校庭讀書,當日外出的學生全部準時回校。看起來沒什麼異狀,老師們稍稍感到放鬆。12日(週日)放假,上午學生們在平日用餐的食堂吃完早餐,就三三兩兩出校門,和平常週日沒有兩樣,但是到了下午五點應回校的時間,卻沒有人回校。總共全部206名學生,203名都離校,包括先前連署請願的202名。學校這才發現不對,隨後更收到學生們寄出的「休校」(不上課)明信片,教師們才發現事情大條了,學生發動罷課了。

學生的罷課並非無謀的血氣之勇,他們清晰地條列意見與主張:1.和第一工業學校同時一起升格。2.開學日期改到四月。(1912年開學因各因素延宕之故,改成8月下旬開始授課)。相關串連活動一直保密到12日退宿罷課當天早上,教師都還看不出絲毫異狀,可以說是經過相當周詳的策劃。離開宿舍當天,一、二年級先離開,三年級最後,校方調查認定集體罷課是由三年級發動,低年級受高年級生影響。學生的串聯與請願,與第二次島內議會設置請願運動的宣傳,在時間點上十分接近。猶如議會設置請願運動的校園版。

 

名刺交換會的誓盟—請願書依新年同樂會簽名簿順序,一同進退

 

雖然台北州文政局長透過報紙語出學生的行動,最重可能造成學校關閉的威脅,但學生們根據先前2月北師學生與警察衝突之事件,判斷最後應該可以復學,計畫書還有一條是無論最後主張是否能被接受,若要回到學校,要採取「同日回校」。桃園以南者都先到桃園會合,再一同購車票到台北,家住台北的同學則先到植物園集合。這個25條計畫,周詳到連報紙都贊揚。為避免請願簽名順序被推敲出領導主事的學生,兩百多名學生依該年初宿舍新年同樂會簽到順序,看不出誰主導,極為巧妙。

 

媒體反應

 

親官方的報媒對罷課極力詆毀,不僅未提到學生為自己學校升格努力,更定調罷課主因是帶頭學生平素對老師的不滿,所以在期末考試前,故意鼓勵罷課讓學校難堪。對一、二年級學生加入,則是認定是受到身材高大的三年級學長脅迫。不過,學生推舉為全權交涉代表的學生林錦,是機械科公認品行學業兼優的好學生,讓學校無法自圓其說,只好推託他可能遭到脅迫。

《台南新報》對學生意見的報導較為完整持平,指出學生的態度堅定字字斟酌不隨便,一致認為如果不能升格,就退學,已經不妄想畢業的事。學生們表明雖然和第一工業共用校舍與老師,但是他們對老師們沒有不快,和第一工業的學生也沒有不合。可以看到這些學生期待心平氣和爭取自己學校升格的心情。但是校長對第一工業畢業生的就職活動極力推動,當時正是日本人工業學校第一屆學生即將畢業之際,相反地,吉田雖然也身兼第二工業校長,卻對第二工業完全置之不理,好像是養子一樣,對吉田校長極為不滿。

面對報紙鋪天撲蓋地的批判,學生已有預料,特別設置通信部,針對報紙的報導以電報聯繫消息,並派部分學生佯裝歸校,打探學校動靜,最初以為未參與罷課的幾位同學,原來是留守下來通報訊息的「間諜」。罷課期間學生之間發送匿名郵信,內容提到犧牲眼前的畢業,是為了學校的將來,彼此打氣鼓勵不要屈服。

 

圖11-1 《台灣日日新報》對台灣人發起的學生運動一貫敵意。對2月北上爭取學生生存與升格的台南商業專門學校的升格請願運動的嘲諷圖。(1922年2月23日第七版);
圖11-2  3月的報導也對第二工業學校學生集體退宿罷課的行動比喻為蛇,明指該行動威脅學校當局,將會使該校毀滅。(3月14日第7版)

 

 

台籍校友強大支持力量

 

集體退宿的次日(13日)以林煶灶(今大同集團第一代創辦者)為代表拜訪學校,與兩位資深老師會面商討。林煶灶是第一屆工業講習所木工科出身,木工科為後來建築科之前身,創業協志商會營造廠,聘用母校出身者,持續與學校保持良好關係,是當時工業講習所校友資歷與成就最具代表性者。

在學生罷課期間,學校這邊也開始有更多行動,軟硬兼施。包括派出教師找尋學生,開始對家庭背景為教師、警察家庭的學生,進行分化、探聽消息學生動態,說服立場鬆動的學生返校。另一方面威脅學生未在期末考前回校將缺考、在罷課進行期間,部分學生已遭退學、停學處份,加大威脅壓力。3月22日畢業校友與學生家長約40餘名在艋舺俱樂部會合,商討善後方針。其中也有遭退學的學生家長遠從高雄、彰化來參加。會議中有軟硬兩派不同意見,無法協調。當日上午討論之後,再移師工業學校內繼論學生復學的善後。

全體退宿罷課運動自12日持續到21日。22日上午開始有130名學生返校,仍有50餘名未歸。前面提到學生罷課前擬定的25箇條誓約的計畫書,他們從本年先前兩次學生運動、請願的經驗,判斷最後一定可以復學,早已計畫好復學時要同日回校。半數以上學生在22日一同回校,到了3月28日,復學學生已達179名,到30日僅少數學生未到校。本應從26日開始進行的學期考試,延到30日舉行。整體的學生罷課從3月12日一直到31日歷時超過半個月餘才算告一段落。

此次行動,學生以一致行動,縝密規劃,瓦解罷課之初,學校與台北州當局威脅學生若因罷課缺考,學期考試將會零分,甚至導致學校關閉等後果,都因學生全員一致行動沒有辦法落實,罷課事件告終。

 

犧牲的個人,成全大局

 

如同該年2月爆發的北師學運一樣,個別學生仍付出很大代價。在罷課持續期間,學校搶在3月17日作出懲處,一口氣將二十名學生,一名旁聽生退學。3月31日超過180名學生恢復上課,再公佈一波懲處,6名學生處以無限期停學,12名禁足,其他則處分十天禁足,31日學期終了。

對於遭退學處分的學生,校友會持續奔走協商復學。1922年3月底, 8名校友具名連署,向台北州知事請願,要求准許21名被退學者復學,雖然當時州知事以處分學生乃校長之權限,請關心的校友與學校交涉。不過我們追蹤一年後,遭退學的學生,有9位重回學校,包括兩位被視為「首謀者」,及當時被推舉為全權代表者,都在復學後接續原本年級與科別,在1924年畢業順利。之後各自發展追蹤如下:被推為代表的機械科林錦畢業後回鹿港,擔任鮑研究所台灣分所的職員。應用化學科的徐秋琳,1931-41年擔任新竹州桃園郡大園庄業佃會社分所。陳炳坤則在1931年就讀會任職於德島高等工業學校製藥科。建築科的楊坤隆畢業後在台北永樂町經營三才金物鐵工所。林文章1931-41年擔任台中市役所的土木技手。林金樹1925年畢業後先在長崎縣廳土木課任職,之後台北市建成町開設林建築事務所。土木科的楊文水1931年任職新竹土木課,黃崑煌1931年任職南投郡南投稅務出張所。金屬細工科的陳鎮圭, 1931年任職於新竹北郭園。

 

無論成敗,歷史會記得

 

1922年島內首次展開連署宣傳的第二次議會設置請願運動,在日本的貴、眾兩院遭到不予採納的結果。之後總督府開始壓制議會設置請願運動,以「八駿事件」分化打擊林獻堂,1923年底則發動逮捕相關請願人士的「治警事件」。括蔣渭水、蔡培火、蔡式穀、林幼春等參與文化協會及議會設置請願運動者皆被逮捕。但是他們的活動對當時台灣人中學生有很大的啟蒙。1923年4月新竹某中學生日記的內容:

閱讀今天的報紙,首先印入眼簾的就是很多人的照片,連忙一看,原來就是應該獨立的台灣恩人蔣渭水先生、蔡培火先生等十五、六位先輩的照片。⋯⋯啊!我們很喜悅,我們台灣能養出這樣的人物,心喜心喜,我台灣的獨立已在眼前,啊!台灣生出甘地了。

這份日記留在日治時期思想警察紀錄史料的警察沿革誌,用來說明林獻堂、蔣渭水等人在1921年10月創立的文化協會對年輕人思想的「毒害」。一直到1924年治警事件一審時,檢察官三好一八仍反覆提到《台灣青年》及議會設置請願運動與文化協會,認定其對1922年學生運動的影響:「在台灣受惡思想的影響亦很大,如師範學校的騷動、工業學校學生同盟休學皆是害治安,宜注意的。…或如師範學校、第二工業學校的不祥事件,及台灣的善俗淳風,皆被文化協會所破壞,諒不是過言」。這些說法年長一點的讀者聽起來可能很熟悉,和戰後中國國民黨對黨外運動的說詞如出一轍。

1922年發布的共學制在學校總數並未增加的情況下,實際上是制度性的掠奪了隔離教育時期台人學校的學生名額。這從共學令實施後的中等以上學校率取率即可窺一斑。合併後的州立台北工業學校,是一所有機械、土木、應用化學、電氣、建築等5科五年制本科,其科別主要為原台灣人工業學校的科別,但原台人工業學校卻成為附屬的專修科,日人占多數的本科住宿學生入住校內的台灣人宿舍。但是5年制本科台人與日人錄取率,自合併第一年的1923到1943年長期趨勢來看,台灣學生的錄取率長期徘徊在10%附近,有數年甚至是低於10%,台人入學工業學校的情況較隔離教育時期更加惡化,三年制的專修科也是類似。相反的日人錄取率從30-40%逐年攀高到1943年達70%以上,遠高於日本國內的錄取率,更比隔離教育時期日人工業學校錄取率高兩倍。可見1922年學生早已洞見後續教育權將被進一步剝奪的未來,他們罷課抗議的理由充足,也直接否定當時殖民政府標榜一視同仁的虛偽宣傳。

 

圖12 1934年(昭和)御大典紀念及工業教育展覽會,台北工業學校發行紀念繪葉書,展示合併後本科5分科的教育內容。
圖片出處:廖明睿提供。

 

1922年北工退宿罷課的行動雖然無法撼動既定的共學制度,阻止學校被併入第一工業。但他們有勇有謀,參考之前幾個學校的抗議行動,團結一致的行動與規劃,將可能的損害降到最低。發出共學制損害台灣學生權益的聲音,是一個非常具現代意識、成熟的學生運動。

 

 


延伸閱讀:

李筱峰《台灣革命僧林秋悟》自立晚報,1991

陳翠蓮 《自治之夢—日治時期到二二八的台灣民主之夢》春山,2022.8

陳鴻圖(編)《課綱中的臺灣史:跟著專家學者探索歷史新視野》台灣商務,2020.8

鄭麗玲《躍動的青春—日治台灣的學生生活》蔚藍,2017(2版2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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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麗玲/名刺交換會的誓盟——自己的學校自己救
引自歷史學柑仔店(https://kamatiam.org/名刺交換會的誓盟自己的學校自己救/)


最後修改日期: 2024-0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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