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日之邊陲又成內地――乾隆皇帝治理新疆政策的形成

葉高樹（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滿洲入關後，不僅接收明朝的疆域，康、乾時期的邊疆開拓也有重大進展，包括：臺灣（康熙二十二年［1683］）、漠北喀爾喀蒙古（康熙三十年［1691］），以及天山南、北路（乾隆二十四年［1759］）等。對此，康熙皇帝（玄燁，1654-1722，1662-1722在位）自認「擴從古未入版圖之疆宇」，雍正皇帝（胤禛，1678-1735，1723-1735在位）則誇耀「是中國之疆土開拓廣遠，乃中國臣民之大幸」；乾隆皇帝（弘曆，1711-1799，1736-1795在位）宣稱「亙古不通中國之地，悉為我大清臣僕」，史臣更以「收自古以來為收之地，臣自古以來未臣之民」，尊崇其成就。（圖1、2）

康熙、乾隆二帝在位期間，清朝疆域大為擴展

圖1（左）康熙皇帝朝服像。 圖片出處：《清史圖典（三）．康熙朝上》，頁175。

圖2（右）乾隆皇帝朝服像。 圖片出處：《清史圖典（六）．乾隆朝上》，頁5。

征服之後，緊接而來的是如何治理。清廷視臺灣是漢人為主體的社會，在當地設州縣；喀爾喀蒙古屬游牧部落，康熙皇帝則在多倫諾爾與之舉行會盟，並比照漠南蒙古，「編為旗隊，給地安插」，均係採行「因俗而治」的統治原則。至於天山南、北路，乾隆皇帝在西陲大功告成之際，便宣布將在當地屯田駐兵，期使「向日之邊陲又成內地」。惟該地久為漠西蒙古準噶爾部控制，面對「語音殊、衣服異、嗜好不同之絕域」，乾隆皇帝卻提出「化邊疆為內地」的指示，顯然早有擘劃。

滿洲對「版圖」的概念

「版圖」一詞，指戶籍和地圖，即人口和土地。滿洲入關之前，對明朝的戰爭以掠奪財貨、人口為主，直到天命六年（1621）努爾哈齊（清太祖，1559-1626，1616-1626在位）進取瀋陽、遼陽，才改以土地佔領為目的。即便如此，繼位的皇太極（清太宗，1592-1643，1627-1643在位）仍視掠奪人口為政權壯大的重要途徑，是以對版圖尚未有清楚的概念。

天命四年（1619），滿洲滅葉赫部，《滿文原檔》載：「nikan gurun ci wesihun.（從明國以東）šun dekdere ergi mederi muke de isitala.（以至於東海）solho ci amasi.（從朝鮮以北）monggo gurun ci julesi.（從蒙古國以南）jušen gisun i gurun be（將諸申語之國）dailame dahabume tere aniya wajiha.（那年完成了征服）」，其義近於「勢力範圍」。漢文《太祖武皇帝實錄》（崇德元年［1636］成書）在文末另增入「諸部始合為一」，則強調人群的占有。（圖3、4）

滿文檔案和漢文官書記載努爾哈齊的「勢力範圍」

圖3（上）滿文檔案記載努爾哈齊的「勢力範圍」。 圖片出處：馮明珠主編，《滿文原檔》，第1冊，頁293。

圖4（下）漢文官書記載努爾哈齊的「勢力範圍」。 圖片出處：［清］希福等修，《清太祖武皇帝實錄》，卷3，頁22b。

崇德七年（1643），皇太極述其「版圖」，滿文《太宗實錄》（初纂本，順治十二年［1655］成書）曰：「dergi amargi mederi ci.（從東北海）wargi amargi mederi de isitala（以至於西北海）indahūn takūrara gurun.（使狗的國）bukū takūrara gurun（使鹿的國）sahaliyan dabi seke butara gurun.（捕黑狐、貂的國）usin tarirakū nimaha gurgu be butame jeme banjire gurun.（不種田、捕魚獸為生的國）oirut gurun.（厄魯特國）onon birai sekiyen de isitala.（以至於斡難河之源）baba i gurun be gemu dahabuhabi.（處處之國都已經降服了）monggoi dai yuwan gurun. solho gurun be gemu wacihiyame dahabufi（將蒙古的大元國、朝鮮國都降服完了）uhe obuhabi.（已經做為一體）」。其中的「gurun（國）」，又可譯作部落、百姓、人，語意的重點仍是指人群的統有，並將之整合為一體。漢文《太宗實錄》（初纂本）內容略同，卻將「uhe obuhabi.」譯為「悉入版圖」，顯然是統治漢地後出現的變化。

又關外時期除將歸附的部族編入八旗、戰爭的俘虜納為奴隸外，對於蒙古諸部則採「善為之撫馭」的策略。天聰九年（1635）前後，皇太極將漠南蒙古未編八旗而留居故地者編為佐領，建立盟旗制度，稱為「外藩蒙古」，並定「三年一會，清理刑獄，編審壯丁」，王、貝勒等「年節皆朝服望闕，行三跪九叩之禮」；至於青海、西藏、漠西、漠北等處蒙古，則「以時朝貢」。

雖然漢族政權視「朝貢」為君臣關係，但對北方民族而言，應是部落聯盟關係，即順服而未必臣屬。例如：明萬曆三十四年（1606），蒙古各部向努爾哈齊進「昆都倫汗（kundulen han，恭敬汗）」尊號，《太祖武皇帝實錄》載：「從此蒙古朝貢不絕（terci babai monggo lakcahakū aniya dari hengkileme yabuha，從此各處的蒙古每年不斷行叩頭）」。康熙皇帝卻指出：「喀爾喀地居極北，曩雖進貢，未嘗親身歸順」，可見「hengkilembi（叩頭）」代表的政治意義，當與漢族政權的「朝貢」體制有所不同。

迨入關後，清朝沿用明制統治漢地，所稱的「版圖」，始具備人口、土地的雙重意義。影響所及，也促使諸帝試圖改變對原屬部落聯盟的漠北蒙古，以及與清朝對抗的漠西蒙古的關係。

從「西域」到「新疆」

乾隆皇帝征服的天山南、北路，即中國歷史上的「西域」。在兩漢時代(202B.C.-220A.D.)，西域專指天山南路諸國；隋唐時期(581-907)，其範圍北道至拂菻(東羅馬帝國)，中道至波斯，南道至婆羅門，幾乎涵蓋整個亞洲；元朝時(1271-1368)，又將歐洲、非洲一部分包括在內。明初，天山北路為亦力把力國，南路為于闐國，明朝（1368-1644）在嘉峪關以西直至與亦力把力、于闐交界處，分置赤斤蒙古等七衛，以西為哈密，其外則為西域。明世宗（朱厚熜，1507-1567，1522-1567在位）時，棄守哈密、河套，明朝的西界遂自流沙（敦煌西，近羅布泊）退縮至嘉峪關。（圖5、6）在嘉峪關外，天山北路伊犁河流域以迄青海，為瓦剌部（漠西厄魯特蒙古）所有，包括準噶爾、杜爾伯特、和碩特、土爾扈特四部，信仰喇嘛教（藏傳佛教）；哈密、吐魯番，以及天山南路的于闐、葉爾羗等地，則是信奉伊斯蘭教的維吾爾族和回回的生活領域，為葉爾羗汗國所掌握，係部族多元、政權林立之地。

《大明一統志》描述明朝初期幅員四界為：「東盡遼左，西及流沙，南越海表，北抵沙漠」，京畿、各布政使司之外，周邊為「四夷受官，封執臣禮」的「外夷」。明世宗放棄哈密、河套後，西北以嘉峪關為界，以西則為「西域」。

圖5（左）大明一統之圖。 圖片出處：［明］李賢等撰，《大明一統志》，卷首，〈大明一統之圖〉，頁3a-3b。

圖6（右）明中期以後疆域圖。 圖片出處：譚其驤主編，《中國歷史地圖集．元明時期》，〈明時期全圖（二）〉，頁42-43。

明清之際，準噶爾部崛起。康熙朝初期，準噶爾汗噶爾丹（1644-1697）既統有漠西厄魯特蒙古諸部，又控制天山南路、哈密、吐魯番諸回，復與五世達賴喇嘛（羅桑嘉措，1617-1682）和西藏第巴（行政長官）桑結嘉措（1653-1705）交好，或時與俄羅斯連結，成為西域的新興強權。當噶爾丹欲進圖向清朝「朝貢」已久的喀爾喀蒙古，無異挑戰康熙皇帝在漠北的領袖地位；另一方面，則暴露出滿洲自開國以來和漠北蒙古、漠西蒙古的關係，實處於鬆散和脆弱的狀態。清朝為解決此一問題，先有康熙二十九年至三十六年（1690-1697）康熙皇帝三次親征朔漠，復於康熙五十七年至六十一年（1718-1722）出師青海、西藏，再經雍正七年至十二年（1729-1734）對西北用兵，直到乾隆二十年（1755）進佔伊犁、二十四年攻克喀什噶爾和葉爾羗，始徹底控制天山南、北路。中國歷史上的「西域」，遂為清朝的「新疆」。（圖7.1-10）

圖7.1（左）〈平定準噶爾回部得勝圖：格登鄂拉斫營圖〉。圖片出處：《清史圖典（六）．乾隆朝上》，頁68。

圖7.2（右）〈平定準噶爾回部得勝圖：格登鄂拉斫營圖〉銅版畫。圖片出處：國立故宮博物院OPEN DATA資料庫。

圖8.1（左）〈平定準噶爾回部得勝圖：黑水解圍圖〉。圖片出處：《清史圖典（六）．乾隆朝上》，頁80。

圖8.2（右）〈平定準噶爾回部得勝圖：黑水解圍圖〉銅版畫。圖片出處：國立故宮博物院OPEN DATA資料庫。

圖9.1（左）〈平定準噶爾回部得勝圖：平定伊犁受降圖〉。圖片出處：《清史圖典（六）．乾隆朝上》，頁67。

圖9.2（右）〈平定準噶爾回部得勝圖：平定伊犁受降圖〉銅版畫。圖片出處：國立故宮博物院OPEN DATA資料庫。

圖10　〈補詠戰圖．序〉。圖片出處：國立故宮博物院OPEN DATA資料庫。

乾隆二十七年（1762），乾隆皇帝命內廷西洋畫師將征服準噶爾、回部各次戰役繪製成「得勝圖」十六幅。自乾隆三十年（1765）年起，將原稿分批頒發粵海關，交商船帶往法國巴黎鐫刻銅板，各印刷二百張。「得勝圖」銅版畫於乾隆三十六年至三十九年（1771-1774）間，陸續運抵北京，乾隆皇帝即頒賜皇子及文武大臣。其中，〈格登鄂拉斫營圖〉、〈黑水解圍圖〉係郎世寧（Giuseppe Castiglione，義大利人，1688-1766）繪製；〈平定伊犁受降圖〉為艾啟蒙（Ignatius Sichelbart，波希米亞人，1708-1780）所畫。乾隆三十一年（1766），乾隆皇帝另有御製詩〈補詠戰圖〉六首。

《明史．西域傳》（乾隆四年［1739］成書）記載的範圍，含括嘉峪關以西的哈密諸衛、朵干都司、烏斯藏都司（以上三地相當於清朝的甘肅西部、青海、西藏），連同天山南、北路和撒馬爾罕及其以西各國；惟乾隆朝編纂以「西域」為名的官書，卻不盡相同。先是，乾隆二十年，伊犁初定，乾隆皇帝為解決與準噶爾、回部民族語言不通的問題，敕撰《西域同文志》，按部族分為天山北路、南路和青海、西藏；其中青海、西藏於雍正年間已為清朝所控制，而天山南、北路此時也在掌握之中。其次，乾隆二十一年（1756），朝廷派員前往準部、回部調查山川、地名，其後編成《皇輿西域圖志》，分為安西南路、安西北路、天山北路、天山南路等四路，不再包括青海、西藏，而是與舊藩蒙古（內扎薩克，漠南蒙古；jasak，蒙古語，旗長）、新藩蒙古（外扎薩克，漠北蒙古）、西藏同為理藩院管轄的藩部。因此，乾隆皇帝的「西域」，是以能否有效統治為前提。

然而，清朝所謂的「新疆」，並非只是泛指新得的疆土。明朝在雲南、貴州四川、湖廣等土司地區，設宣慰、招討、宣撫、安撫等司以羈縻之；雍正朝實施「改土歸流」，廢除世襲制的土司，改派任期制的流官，而將增設州縣、納入直接統治者稱為「新疆」。迨乾隆二十九年（1764），御史曹學閔（1719-1787）奏請將「西域新疆」增入《大清一統志》。是時，哈密、巴里坤、烏嚕木齊設有道、府、州、縣、提督、總兵等官；伊犁、葉爾羗、和闐等處，現有總管將軍及辦事大臣駐劄者，亦與內地無殊，乃奉准將「西域」分為兩部分：一是「西域新疆」，其四界分別為：東至喀爾喀翰海及甘肅省界西，西至撒馬爾罕及蔥嶺界，南至拉藏界，北至俄羅斯及左、右哈薩克界，係清朝直接統治之地；原安西南路、北路乃為肇設之地，則改隸甘肅。一是「新疆藩屬」，則指準噶爾、回部以西遣使朝貢或通市各國，即「慕化各藩」。（圖11）

清朝官書記載「西域」的範圍，《西域同文志》包括天山北路、南路和青海、西藏；（圖中以「」表示）《皇輿西域圖志》分安西南路、北路和天山北路、南路，不再包括青海、西藏；（圖中以「」表示）《大清一統志》分為「西域新疆」和「新疆藩屬」兩部分，並將安西南路、北路改隸甘肅。（圖中以「」表示）

圖11　清朝官書「西域」範圍的變化。圖片出處：譚其驤主編，《中國歷史地圖集．清時期》，〈清時期全圖（一）〉，頁3-4。

父祖經驗與新疆治理

康熙皇帝將喀爾喀蒙古納入盟旗制度，使之與帝國的關係由「朝貢」變為「外藩」。雍正二年（1724），大將軍年羹堯（？-1725）攻克青海和碩特部，提出「善後事宜十三條」，作為治理的依據。其中「蒙古部落，宜定分地而編佐領」（第二條）指出，蒙古部落勢力強弱不等，應「因其地方之險易，量其戶口之眾寡，配其勢力之均敵而安插之」，並「悉照北邊蒙古之例，編例佐領」，使其「永作邊地藩籬」。乾隆二十年，初定準噶爾，乾隆皇帝宣布：「朕視準噶爾眾台吉（taiji，蒙古貴族的稱號），與喀爾喀諸部落無異，凡事俱一體辦理。四衛拉特（漠西蒙古）台吉，亦應照喀爾喀每部落設立盟長、副將軍各一員」，是採「因俗而治」的前例。（圖12.1-13.3）

乾隆十六年（1751），乾隆皇帝頒發諭旨，曰：「我朝統一區宇，內外苗夷輸誠向化，其衣冠狀貌各有不同」，命令沿邊各督撫將所屬「外夷」等，繪圖送軍機處「彙齊呈覽，以昭王會之盛」，編成《皇清職貢圖》，每圖繪其男女之狀，及其諸部長、屬眾衣冠之別，並具載其性情、習俗、服食、好尚。

圖12.1 伊犁等處台吉、台吉婦；圖12.2 伊犁等處風俗與台吉等服飾特色；圖12.3 伊犁等處民人、民人婦；圖12.4 伊犁等處民人風俗。

圖13.1 天山南路等城回目、回目婦；圖13.2 天山南路等處回人、回人婦；圖13.3 天山南路回部風俗。

圖片出處：［清］傅恆等奉敕撰，《皇清職貢圖》，卷2，頁16a-17b、頁20a-21a、頁30a-32b。。

值得注意的，是年羹堯對「撫戢西番，收其賦稅而固邊圉」（第四條）和「新闢地方，宜廣屯種而增賦稅」（第十二條）的看法。關於前者，他認為西番（藏族）族類雖多，但為世代定居的土著，其牲畜、農作、力役卻因晚明以來「失於撫馭」，任由蒙古徵調，如今既經歸附，即應設官治理、徵收賦稅，進行直接統治。對於後者，他主張「蒙古之藉水草以資畜牧之處，皆可樹藝種植之地」，若令「風土猶有相同」的直隸、山西、河南、山東、陝西五省軍流人犯解往墾種，「將見野無曠土，而賦稅由此漸增」。換言之，一旦該地開發成功，原本的遊牧社會便有轉型為農業社會的可能，其治理的條件亦將與內地相近，自然能推行州縣之制。清廷在天山南、北路清查戶口、整理田賦，適合墾種之地則實施屯田，實不難理解乾隆皇帝「向日之邊陲又成內地」的政策淵源。

在征服、治理的同時，乾隆皇帝另透過具有政治象徵意義的頒賜曆書，將「西域」納入帝國的一部分。所謂「治曆明時，帝王首重」，頒曆是漢族政權展現皇權的必要儀式，清朝也視之為「國之要典」。曆書與農時關係密切，「蓋民之大事在農，農之所重惟時」，原本只頒發各省，意在「彰敬授人時之意」，「俾深山僻壤，咸知時序月令」。然而，自康熙朝中期起，陸續頒給遊牧部落（內、外扎薩克）《時憲書》；雍正三年（1725），復定於每年頒俸幣時，頒給青海扎薩克，向盟旗各部宣示清朝統治地位的用意至為明顯。影響所及，乾隆十九年（1755），杜爾伯特部率眾歸附，也比照辦理。

惟在頒曆之前，須將該區域的太陽出入、節氣、時刻載入，始有實質意義。康熙朝頒賜內、外扎薩克《時憲書》時，已完成對沁爾沁蒙古等二十四處，以及厄魯特、喀爾喀等處蒙古部落十五處的調查。是以乾隆二十年三月，西師報捷，乾隆皇帝便迫不及待宣布，「其日出入、晝夜、節氣、時刻，宜載入《時憲書》，頒賜正朔，以昭遠裔向化之盛」，並遣工部侍郎何國宗（1688-1766）率耶穌會傳教士前往實地測量。

天山北路、南路的測量工作，分別於乾隆二十二年、二十五年（1760）完成。在頒賜準部「《時憲書》時，乾隆皇帝撰〈時月朔日頒朔作〉詩，曰：「伊犁哈薩克，從此入華編。」在頒賜回部時，則有〈庚辰春帖子〉詩，云：「嚕斯訥默（回部占候書）會文同，測景詳求昏旦中。從此凹睛凸鼻輩，一齊受吏驗東風。」兩首御製詩賦予頒曆的意象，不僅將其地納入「中國」，也令「凹睛凸鼻」的維吾爾族受命，更促成文化會通。至於正式載入輿圖，尚待乾隆二十七年（1762）《皇輿西域圖志》初成。繪製輿圖、分疆定界，漢族政權行之已久，清朝不同之處，在於康熙皇帝引進西法，派遣傳教士測繪製成《皇輿全圖》，以劃定疆域版圖，也跳脫關外時期統治者對領土主權的模糊認知，乾隆皇帝則是仿效祖父成法。

康熙皇帝以邊疆開拓為個人重要政績，他將漠北蒙古正式納入帝國統轄的作法有二：一是打破北方民族部落聯盟的傳統，藉由編組盟旗進行直接統治；一是藉由實地測量的方法，將漠北編入曆書、繪入輿圖，使之成為帝國的一部分。雍正皇帝既延續其父的政策，又致力籌畫新收的人與地的治理，尤其在青海、西藏適合發展農業的地區，設置州縣、經營屯田，並據以徵收賦稅，使統治條件與內地無異。凡此，對乾隆皇帝經營「西域」的政策形成，都有重要影響。

論者以為，漢族政權自古已在「西域」設治，乃中國的「固有疆域」，然自明中期宣告棄守後，已非「故土」。清朝歷經康、雍、乾三帝，前後七十年的時間，終於綏服天山南、北路；康熙皇帝首次用兵準噶爾，撰詩云：「萬國勤懷保，三階願治平。寰中皆赤子，域外盡蒼生」，實自始即視之為「外國」。至於征服後的治理，雖然「因俗而治」是清廷統治帝國重要原則，只要條件允許，凡是能直接控制者，都將納入中央集權的郡縣制度，並透過頒賜曆書宣示「主權」。

本文改寫自〈人群與地域：乾隆皇帝對「西域」的認識〉，《歷史教育》，第23期，臺北，2021年12月，頁53-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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