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高樹(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滿洲入關後,不僅接收明朝的疆域,康、乾時期的邊疆開拓也有重大進展,包括:臺灣(康熙二十二年[1683])、漠北喀爾喀蒙古(康熙三十年[1691]),以及天山南、北路(乾隆二十四年[1759])等。對此,康熙皇帝(玄燁,1654-1722,1662-1722在位)自認「擴從古未入版圖之疆宇」,雍正皇帝(胤禛,1678-1735,1723-1735在位)則誇耀「是中國之疆土開拓廣遠,乃中國臣民之大幸」;乾隆皇帝(弘曆,1711-1799,1736-1795在位)宣稱「亙古不通中國之地,悉為我大清臣僕」,史臣更以「收自古以來為收之地,臣自古以來未臣之民」,尊崇其成就。(圖1、2)

 

康熙、乾隆二帝在位期間,清朝疆域大為擴展

圖1(左)康熙皇帝朝服像。 圖片出處:《清史圖典(三).康熙朝上》,頁175。

圖2(右)乾隆皇帝朝服像。 圖片出處:《清史圖典(六).乾隆朝上》,頁5。

 

征服之後,緊接而來的是如何治理。清廷視臺灣是漢人為主體的社會,在當地設州縣;喀爾喀蒙古屬游牧部落,康熙皇帝則在多倫諾爾與之舉行會盟,並比照漠南蒙古,「編為旗隊,給地安插」,均係採行「因俗而治」的統治原則。至於天山南、北路,乾隆皇帝在西陲大功告成之際,便宣布將在當地屯田駐兵,期使「向日之邊陲又成內地」。惟該地久為漠西蒙古準噶爾部控制,面對「語音殊、衣服異、嗜好不同之絕域」,乾隆皇帝卻提出「化邊疆為內地」的指示,顯然早有擘劃。

 

滿洲對「版圖」的概念

 

「版圖」一詞,指戶籍和地圖,即人口和土地。滿洲入關之前,對明朝的戰爭以掠奪財貨、人口為主,直到天命六年(1621)努爾哈齊(清太祖,1559-1626,1616-1626在位)進取瀋陽、遼陽,才改以土地佔領為目的。即便如此,繼位的皇太極(清太宗,1592-1643,1627-1643在位)仍視掠奪人口為政權壯大的重要途徑,是以對版圖尚未有清楚的概念。

天命四年(1619),滿洲滅葉赫部,《滿文原檔》載:「nikan gurun ci wesihun.(從明國以東)šun dekdere ergi mederi muke de isitala.(以至於東海)solho ci amasi.(從朝鮮以北)monggo gurun ci julesi.(從蒙古國以南)jušen gisun i gurun be(將諸申語之國)dailame dahabume tere aniya wajiha.(那年完成了征服)」,其義近於「勢力範圍」。漢文《太祖武皇帝實錄》(崇德元年[1636]成書)在文末另增入「諸部始合為一」,則強調人群的占有。(圖3、4)

 

滿文檔案和漢文官書記載努爾哈齊的「勢力範圍」

圖3(上)滿文檔案記載努爾哈齊的「勢力範圍」。 圖片出處:馮明珠主編,《滿文原檔》,第1冊,頁293。

圖4(下)漢文官書記載努爾哈齊的「勢力範圍」。 圖片出處:[清]希福等修,《清太祖武皇帝實錄》,卷3,頁22b。

 

崇德七年(1643),皇太極述其「版圖」,滿文《太宗實錄》(初纂本,順治十二年[1655]成書)曰:「dergi amargi mederi ci.(從東北海)wargi amargi mederi de isitala(以至於西北海)indahūn takūrara gurun.(使狗的國)bukū takūrara gurun(使鹿的國)sahaliyan dabi seke butara gurun.(捕黑狐、貂的國)usin tarirakū nimaha gurgu be butame jeme banjire gurun.(不種田、捕魚獸為生的國)oirut gurun.(厄魯特國)onon birai sekiyen de isitala.(以至於斡難河之源)baba i gurun be gemu dahabuhabi.(處處之國都已經降服了monggoi dai yuwan gurun. solho gurun be gemu wacihiyame dahabufi(將蒙古的大元國、朝鮮國都降服完了)uhe obuhabi.(已經做為一體)」。其中的「gurun(國)」,又可譯作部落、百姓、人,語意的重點仍是指人群的統有,並將之整合為一體。漢文《太宗實錄》(初纂本)內容略同,卻將「uhe obuhabi.」譯為「悉入版圖」,顯然是統治漢地後出現的變化。

又關外時期除將歸附的部族編入八旗、戰爭的俘虜納為奴隸外,對於蒙古諸部則採「善為之撫馭」的策略。天聰九年(1635)前後,皇太極將漠南蒙古未編八旗而留居故地者編為佐領,建立盟旗制度,稱為「外藩蒙古」,並定「三年一會,清理刑獄,編審壯丁」,王、貝勒等「年節皆朝服望闕,行三跪九叩之禮」;至於青海、西藏、漠西、漠北等處蒙古,則「以時朝貢」。

雖然漢族政權視「朝貢」為君臣關係,但對北方民族而言,應是部落聯盟關係,即順服而未必臣屬。例如:明萬曆三十四年(1606),蒙古各部向努爾哈齊進「昆都倫汗(kundulen han,恭敬汗)」尊號,《太祖武皇帝實錄》載:「從此蒙古朝貢不絕terci babai monggo lakcahakū aniya dari hengkileme yabuha,從此各處的蒙古每年不斷行叩頭)」。康熙皇帝卻指出:「喀爾喀地居極北,曩雖進貢,未嘗親身歸順」,可見「hengkilembi(叩頭)」代表的政治意義,當與漢族政權的「朝貢」體制有所不同。

迨入關後,清朝沿用明制統治漢地,所稱的「版圖」,始具備人口、土地的雙重意義。影響所及,也促使諸帝試圖改變對原屬部落聯盟的漠北蒙古,以及與清朝對抗的漠西蒙古的關係。

 

從「西域」到「新疆」

 

乾隆皇帝征服的天山南、北路,即中國歷史上的「西域」。在兩漢時代(202B.C.-220A.D.),西域專指天山南路諸國;隋唐時期(581-907),其範圍北道至拂菻(東羅馬帝國),中道至波斯,南道至婆羅門,幾乎涵蓋整個亞洲;元朝時(1271-1368),又將歐洲、非洲一部分包括在內。明初,天山北路為亦力把力國,南路為于闐國,明朝(1368-1644)在嘉峪關以西直至與亦力把力、于闐交界處,分置赤斤蒙古等七衛,以西為哈密,其外則為西域。明世宗(朱厚熜,1507-1567,1522-1567在位)時,棄守哈密、河套,明朝的西界遂自流沙(敦煌西,近羅布泊)退縮至嘉峪關。(圖5、6)在嘉峪關外,天山北路伊犁河流域以迄青海,為瓦剌部(漠西厄魯特蒙古)所有,包括準噶爾、杜爾伯特、和碩特、土爾扈特四部,信仰喇嘛教(藏傳佛教);哈密、吐魯番,以及天山南路的于闐、葉爾羗等地,則是信奉伊斯蘭教的維吾爾族和回回的生活領域,為葉爾羗汗國所掌握,係部族多元、政權林立之地。

 

《大明一統志》描述明朝初期幅員四界為:「東盡遼左,西及流沙,南越海表,北抵沙漠」,京畿、各布政使司之外,周邊為「四夷受官,封執臣禮」的「外夷」。明世宗放棄哈密、河套後,西北以嘉峪關為界,以西則為「西域」。

圖5(左)大明一統之圖。 圖片出處:[明]李賢等撰,《大明一統志》,卷首,〈大明一統之圖〉,頁3a-3b。

圖6(右)明中期以後疆域圖。 圖片出處:譚其驤主編,《中國歷史地圖集.元明時期》,〈明時期全圖(二)〉,頁42-43。

 

明清之際,準噶爾部崛起。康熙朝初期,準噶爾汗噶爾丹(1644-1697)既統有漠西厄魯特蒙古諸部,又控制天山南路、哈密、吐魯番諸回,復與五世達賴喇嘛(羅桑嘉措,1617-1682)和西藏第巴(行政長官)桑結嘉措(1653-1705)交好,或時與俄羅斯連結,成為西域的新興強權。當噶爾丹欲進圖向清朝「朝貢」已久的喀爾喀蒙古,無異挑戰康熙皇帝在漠北的領袖地位;另一方面,則暴露出滿洲自開國以來和漠北蒙古、漠西蒙古的關係,實處於鬆散和脆弱的狀態。清朝為解決此一問題,先有康熙二十九年至三十六年(1690-1697)康熙皇帝三次親征朔漠,復於康熙五十七年至六十一年(1718-1722)出師青海、西藏,再經雍正七年至十二年(1729-1734)對西北用兵,直到乾隆二十年(1755)進佔伊犁、二十四年攻克喀什噶爾和葉爾羗,始徹底控制天山南、北路。中國歷史上的「西域」,遂為清朝的「新疆」。(圖7.1-10)

 

圖7.1(左)〈平定準噶爾回部得勝圖:格登鄂拉斫營圖〉。圖片出處:《清史圖典(六).乾隆朝上》,頁68。

圖7.2(右)〈平定準噶爾回部得勝圖:格登鄂拉斫營圖〉銅版畫。圖片出處:國立故宮博物院OPEN DATA資料庫。

圖8.1(左)〈平定準噶爾回部得勝圖:黑水解圍圖〉。圖片出處:《清史圖典(六).乾隆朝上》,頁80。

圖8.2(右)〈平定準噶爾回部得勝圖:黑水解圍圖〉銅版畫。圖片出處:國立故宮博物院OPEN DATA資料庫。

圖9.1(左)〈平定準噶爾回部得勝圖:平定伊犁受降圖〉。圖片出處:《清史圖典(六).乾隆朝上》,頁67。

圖9.2(右)〈平定準噶爾回部得勝圖:平定伊犁受降圖〉銅版畫。圖片出處:國立故宮博物院OPEN DATA資料庫。

圖10 〈補詠戰圖.序〉。圖片出處:國立故宮博物院OPEN DATA資料庫。

乾隆二十七年(1762),乾隆皇帝命內廷西洋畫師將征服準噶爾、回部各次戰役繪製成「得勝圖」十六幅。自乾隆三十年(1765)年起,將原稿分批頒發粵海關,交商船帶往法國巴黎鐫刻銅板,各印刷二百張。「得勝圖」銅版畫於乾隆三十六年至三十九年(1771-1774)間,陸續運抵北京,乾隆皇帝即頒賜皇子及文武大臣。其中,〈格登鄂拉斫營圖〉、〈黑水解圍圖〉係郎世寧(Giuseppe Castiglione,義大利人,1688-1766)繪製;〈平定伊犁受降圖〉為艾啟蒙(Ignatius Sichelbart,波希米亞人,1708-1780)所畫。乾隆三十一年(1766),乾隆皇帝另有御製詩〈補詠戰圖〉六首。

 

《明史.西域傳》(乾隆四年[1739]成書)記載的範圍,含括嘉峪關以西的哈密諸衛、朵干都司、烏斯藏都司(以上三地相當於清朝的甘肅西部、青海、西藏),連同天山南、北路和撒馬爾罕及其以西各國;惟乾隆朝編纂以「西域」為名的官書,卻不盡相同。先是,乾隆二十年,伊犁初定,乾隆皇帝為解決與準噶爾、回部民族語言不通的問題,敕撰《西域同文志》,按部族分為天山北路、南路和青海、西藏;其中青海、西藏於雍正年間已為清朝所控制,而天山南、北路此時也在掌握之中。其次,乾隆二十一年(1756),朝廷派員前往準部、回部調查山川、地名,其後編成《皇輿西域圖志》,分為安西南路、安西北路、天山北路、天山南路等四路,不再包括青海、西藏,而是與舊藩蒙古(內扎薩克,漠南蒙古;jasak,蒙古語,旗長)、新藩蒙古(外扎薩克,漠北蒙古)、西藏同為理藩院管轄的藩部。因此,乾隆皇帝的「西域」,是以能否有效統治為前提。

然而,清朝所謂的「新疆」,並非只是泛指新得的疆土。明朝在雲南、貴州四川、湖廣等土司地區,設宣慰、招討、宣撫、安撫等司以羈縻之;雍正朝實施「改土歸流」,廢除世襲制的土司,改派任期制的流官,而將增設州縣、納入直接統治者稱為「新疆」。迨乾隆二十九年(1764),御史曹學閔(1719-1787)奏請將「西域新疆」增入《大清一統志》。是時,哈密、巴里坤、烏嚕木齊設有道、府、州、縣、提督、總兵等官;伊犁、葉爾羗、和闐等處,現有總管將軍及辦事大臣駐劄者,亦與內地無殊,乃奉准將「西域」分為兩部分:一是「西域新疆」,其四界分別為:東至喀爾喀翰海及甘肅省界西,西至撒馬爾罕及蔥嶺界,南至拉藏界,北至俄羅斯及左、右哈薩克界,係清朝直接統治之地;原安西南路、北路乃為肇設之地,則改隸甘肅。一是「新疆藩屬」,則指準噶爾、回部以西遣使朝貢或通市各國,即「慕化各藩」。(圖11)

清朝官書記載「西域」的範圍,《西域同文志》包括天山北路、南路和青海、西藏;(圖中以「」表示)《皇輿西域圖志》分安西南路、北路和天山北路、南路,不再包括青海、西藏;(圖中以「」表示)《大清一統志》分為「西域新疆」和「新疆藩屬」兩部分,並將安西南路、北路改隸甘肅。(圖中以「」表示)

圖11 清朝官書「西域」範圍的變化。圖片出處:譚其驤主編,《中國歷史地圖集.清時期》,〈清時期全圖(一)〉,頁3-4。

 

 

父祖經驗與新疆治理

 

康熙皇帝將喀爾喀蒙古納入盟旗制度,使之與帝國的關係由「朝貢」變為「外藩」。雍正二年(1724),大將軍年羹堯(?-1725)攻克青海和碩特部,提出「善後事宜十三條」,作為治理的依據。其中「蒙古部落,宜定分地而編佐領」(第二條)指出,蒙古部落勢力強弱不等,應「因其地方之險易,量其戶口之眾寡,配其勢力之均敵而安插之」,並「悉照北邊蒙古之例,編例佐領」,使其「永作邊地藩籬」。乾隆二十年,初定準噶爾,乾隆皇帝宣布:「朕視準噶爾眾台吉taiji,蒙古貴族的稱號),與喀爾喀諸部落無異,凡事俱一體辦理。四衛拉特(漠西蒙古)台吉,亦應照喀爾喀每部落設立盟長、副將軍各一員」,是採「因俗而治」的前例。(圖12.1-13.3)

 

乾隆十六年(1751),乾隆皇帝頒發諭旨,曰:「我朝統一區宇,內外苗夷輸誠向化,其衣冠狀貌各有不同」,命令沿邊各督撫將所屬「外夷」等,繪圖送軍機處「彙齊呈覽,以昭王會之盛」,編成《皇清職貢圖》,每圖繪其男女之狀,及其諸部長、屬眾衣冠之別,並具載其性情、習俗、服食、好尚。

圖12.1 伊犁等處台吉、台吉婦;圖12.2 伊犁等處風俗與台吉等服飾特色;圖12.3 伊犁等處民人、民人婦;圖12.4 伊犁等處民人風俗

圖13.1 天山南路等城回目、回目婦;圖13.2 天山南路等處回人、回人婦圖13.3 天山南路回部風俗。

圖片出處:[清]傅恆等奉敕撰,《皇清職貢圖》,卷2,頁16a-17b、頁20a-21a、頁30a-32b。。

 

值得注意的,是年羹堯對「撫戢西番,收其賦稅而固邊圉」(第四條)和「新闢地方,宜廣屯種而增賦稅」(第十二條)的看法。關於前者,他認為西番(藏族)族類雖多,但為世代定居的土著,其牲畜、農作、力役卻因晚明以來「失於撫馭」,任由蒙古徵調,如今既經歸附,即應設官治理、徵收賦稅,進行直接統治。對於後者,他主張「蒙古之藉水草以資畜牧之處,皆可樹藝種植之地」,若令「風土猶有相同」的直隸、山西、河南、山東、陝西五省軍流人犯解往墾種,「將見野無曠土,而賦稅由此漸增」。換言之,一旦該地開發成功,原本的遊牧社會便有轉型為農業社會的可能,其治理的條件亦將與內地相近,自然能推行州縣之制。清廷在天山南、北路清查戶口、整理田賦,適合墾種之地則實施屯田,實不難理解乾隆皇帝「向日之邊陲又成內地」的政策淵源。

在征服、治理的同時,乾隆皇帝另透過具有政治象徵意義的頒賜曆書,將「西域」納入帝國的一部分。所謂「治曆明時,帝王首重」,頒曆是漢族政權展現皇權的必要儀式,清朝也視之為「國之要典」。曆書與農時關係密切,「蓋民之大事在農,農之所重惟時」,原本只頒發各省,意在「彰敬授人時之意」,「俾深山僻壤,咸知時序月令」。然而,自康熙朝中期起,陸續頒給遊牧部落(內、外扎薩克)《時憲書》;雍正三年(1725),復定於每年頒俸幣時,頒給青海扎薩克,向盟旗各部宣示清朝統治地位的用意至為明顯。影響所及,乾隆十九年(1755),杜爾伯特部率眾歸附,也比照辦理。

惟在頒曆之前,須將該區域的太陽出入、節氣、時刻載入,始有實質意義。康熙朝頒賜內、外扎薩克《時憲書》時,已完成對沁爾沁蒙古等二十四處,以及厄魯特、喀爾喀等處蒙古部落十五處的調查。是以乾隆二十年三月,西師報捷,乾隆皇帝便迫不及待宣布,「其日出入、晝夜、節氣、時刻,宜載入《時憲書》,頒賜正朔,以昭遠裔向化之盛」,並遣工部侍郎何國宗(1688-1766)率耶穌會傳教士前往實地測量。

天山北路、南路的測量工作,分別於乾隆二十二年、二十五年(1760)完成。在頒賜準部「《時憲書》時,乾隆皇帝撰〈時月朔日頒朔作〉詩,曰:「伊犁哈薩克,從此入華編。」在頒賜回部時,則有〈庚辰春帖子〉詩,云:「嚕斯訥默(回部占候書)會文同,測景詳求昏旦中。從此凹睛凸鼻輩,一齊受吏驗東風。」兩首御製詩賦予頒曆的意象,不僅將其地納入「中國」,也令「凹睛凸鼻」的維吾爾族受命,更促成文化會通。至於正式載入輿圖,尚待乾隆二十七年(1762)《皇輿西域圖志》初成。繪製輿圖、分疆定界,漢族政權行之已久,清朝不同之處,在於康熙皇帝引進西法,派遣傳教士測繪製成《皇輿全圖》,以劃定疆域版圖,也跳脫關外時期統治者對領土主權的模糊認知,乾隆皇帝則是仿效祖父成法。

康熙皇帝以邊疆開拓為個人重要政績,他將漠北蒙古正式納入帝國統轄的作法有二:一是打破北方民族部落聯盟的傳統,藉由編組盟旗進行直接統治;一是藉由實地測量的方法,將漠北編入曆書、繪入輿圖,使之成為帝國的一部分。雍正皇帝既延續其父的政策,又致力籌畫新收的人與地的治理,尤其在青海、西藏適合發展農業的地區,設置州縣、經營屯田,並據以徵收賦稅,使統治條件與內地無異。凡此,對乾隆皇帝經營「西域」的政策形成,都有重要影響。

論者以為,漢族政權自古已在「西域」設治,乃中國的「固有疆域」,然自明中期宣告棄守後,已非「故土」。清朝歷經康、雍、乾三帝,前後七十年的時間,終於綏服天山南、北路;康熙皇帝首次用兵準噶爾,撰詩云:「萬國勤懷保,三階願治平。寰中皆赤子,域外盡蒼生」,實自始即視之為「外國」。至於征服後的治理,雖然「因俗而治」是清廷統治帝國重要原則,只要條件允許,凡是能直接控制者,都將納入中央集權的郡縣制度,並透過頒賜曆書宣示「主權」。

 

本文改寫自〈人群與地域:乾隆皇帝對「西域」的認識〉,《歷史教育》,第23期,臺北,2021年12月,頁53-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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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高樹/向日之邊陲又成內地――乾隆皇帝治理新疆政策的形成
引自歷史學柑仔店(https://kamatiam.org/向日之邊陲又成內地乾隆皇帝治理新疆政策的形成/)


最後修改日期: 2022-1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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