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宜方（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助研究員）
在第一次政黨輪替以前，台灣的總統是李登輝。當時新聞媒體，不時專訪某某某，這些人多以「國師」之姿，批評政局或指導國政。十多年後，如果在網路上檢索「李登輝」和「國師」，仍會發現被稱為國師者有以下人士：王作榮、南懷瑾、林昌明、劉君祖、劉泰英等……。這些人的身份有官員、學者、命相師、易占師和操控黨產的巨頭等。政黨輪替後，最常被稱為總統陳水扁的國師者，以李鴻禧最著。其他尚有李遠哲、陳師孟、蔡子盛、混元……。之後的馬英九，則有陳長文、劉兆玄和南方朔……。如今，新總統就任才一年多，已有媒體捕風捉影誰是新任的「國師」。另外，台灣的媒體也常在其他國家的政壇中，找出誰是「國師」：比如日本首相安倍晉三的國師有濱田宏一、岡崎久彥。美國總統川普，則有班農（Stephen Bannon）被封為國師。
圖1 班農（Stephen Bannon）被封為美國新任總統川普的「國師」。
資料來源：Wikipedia
為什麼在媒體和評論中，經由民選的民主社會領導人，還有各式各樣的「國師」？國師的意涵究竟是什麼？雖然總統府設有「國策顧問」一職，職司提供建言；但其人數達數十人。相形之下，「國師」並不是一個法定的職位。國師當然不是單純的智庫（Think Tank）首長或幕僚長，否則總統之下有總統府秘書長、國安會秘書長。但這些職位是下屬，國師的地位似乎有點居上、超然的意味。而且，諸多被封為國師者，往往都不在與總統關係最密切的職位上。這似乎暗示：國師以非正式的關係，影響總統的施政。國師的「國」，當然不是指全國；若指全國，大概設有國教的最高宗教領袖才擔當得起，比如伊朗的「最高領袖」。「師」則有指導、教育之意；「國師」暗示掌握國家最高權力的領袖需要聽取另一位更有智慧之賢者的指教。既然有人比總統更具智慧、通曉治國之道，那麼這些國師豈不更適合擔任總統？或許有些國師的人格智慧，確實比某些人更適任總統，但生不逢時，運命如此。其實，任何公私單位機構的首長，因有需要而向經驗豐富、見識獨到的資深人士請益，或英雄英雌所見略同於是共商大計，這樣的討論、諮詢並不足怪。但為什麼評論者好用「國師」一詞？尤其在一長串的歷屆國師名單中，往往包含了「占卜星相」，以及宗教信仰的領袖。由於「國師」一詞的意涵多重繁複，當評論者輕用、濫用，或刻意帶有褒、貶地運用這個詞，不但挪用傳統中國對政治文化的想像，同時也在民主社會複製過去的思考模式。這篇文章的目標，就是嘗試疏理「國師」這個詞語，及其概念與歷史背景。本文旨在呼應「文化台獨」的批評，並設法將國師「去中國化」，同時採取「流浪漢」式的研究法，游牧於廣大的時間與空間，嘗試尋找豐美的水草。由於以下內容皆抄襲自維基百科，故註腳一概省略。
在商、周時期的文字中，是否有「國師」一詞，在此不能確認。不過，放在古代世界史上「祭政」關係的背景下，祭師與王者的關係，確實也能從「國師」的問題脈絡來討論。不過，中國的政治與宗教特色之一乃是「絕地天通」，因此關鍵並不在此。對「國師」出現比較多的討論，發生在從封建到帝制的轉變過程：先秦的戰國時代。余英時指出，當時的一般觀念認為，士人和君主的關係可分為三類，即師、友、臣。這三種關係反映君主與士人彼此的身份、地位和互動方式。士人作為君主之師，就是國師。這種「國師」，另有其他稱呼或形容，比如「帝者師」、「王者師」等。此一觀念也成為錢穆、余英時以降，運用「道統」與「治統」的分析概念來詮釋中國士大夫與君主、以及學術與政治之關係的基本起點。不過，為何戰國時人會出現士人為君主之師的想法？余英時認為士人以「道」自任、自視甚高，而「道」是君主正當性的來源之一，故君主有「尊師重道」的禮遇之舉。
余英時「以道自任」的觀點或許可以解釋戰國初期的孟子。不過，尤銳（Yuri Pines）所見的歷史圖像則略有不同。他認為君主制在春秋時代遭遇重大的危機：卿大夫對各國國君產生相當大的威脅，甚至取而代之。然而，隨著士階層的崛起，形成自由流動的人才市場，各國國君競相聘用這些人才協助治理國家，對內壓制卿大夫的勢力，對外進行戰爭與外交的競爭。由於各國君主爭相聘用掌握治國之術的士人，讓他們變得「自傲」、「自我推崇的膨脹」。在戰國末期成書的《呂氏春秋》中，高傲的士人不但自認非臣非友，甚至「國君不得而友，天子不得而臣」；「五帝弗得而友，三王弗得而師，去其帝王之色，則近可得之矣」。即得道之士的地位，不只是國師，更超越君主，實在高不可攀。結果，這種自視甚高的誇張，招致同屬士人階層的反擊。韓非子主張：君主只要懂得「帝王學」，或帝王之道，即使「不賢，為賢者師」；即使「不知，而為智者正」。簡言之，有國君而無國師，國君就是國師。最後，秦始皇統一天下，當然也不存在所謂的「國師」了。
然而，秦朝的滅亡也提供「國師」出線的機會。在亡秦與楚漢相爭的過程中，有一位被漢朝人視為國師的人物：張良。劉邦未起兵之前，曾任泗水亭長。兩百餘年後，後漢的班固在泗水（今江蘇沛縣）立碑，頌揚劉氏王朝肇建的歷史，文中稱張良「國師是封」。實際上，張良封留侯。班固為何稱張良封國師？其實，司馬遷的《史記》並沒有張良被封「國師」的記載，但記錄了黃石公故意抬腳扔鞋到橋下考驗張良，並授與兵書《太公兵法》的故事。黃石公授書之際說：「孩子，好好讀這本書，就可以成為『王者師』。」張良晚年向劉邦回顧自己的一生：「以三寸舌為帝者師」，此生已無遺憾，希望不要再過問政治（政治太險惡了，劉邦之妻呂后為了保住惠帝的太子之位，看中張良足智多謀，派人綁架他，要求他出計策。）雖然司馬遷對張良的黃石公傳說，半信半疑，視為「精怪」。但張良顯然被視為「國師」：以智謀幫助漢高祖打天下，並穩固了惠帝作為繼承人的地位。至於《太公兵法》，其實是當時一般性的兵法書。據說其作者是姜子牙，即姜太公，當時有人認為他是「周文王師」。還有人傳說黃石公的真正身分是風后，風后最早是「黃帝師」，幫助黃帝打敗蚩尤；但他後來化身成為老子，再傳授太公兵法給張良。由此可見，歷史上常有「王者師」、「帝者師」，從黃帝、周文王到劉邦都有「國師」，協助他們打勝仗，建立王朝。其實，司馬遷寫《史記》時，離高祖建國已經是一百多年後的事。張良的黃石公傳說，其實是劉氏王朝的「建國神話」之一，就像劉邦斬了大白蛇一樣。
圖2 張良助劉邦建國，被班固稱為「國師」。
資料來源：Wikipedia
不過，為什麼班固以「國師」來稱呼張良？「國師」的涵意直接等同於「帝王師」嗎？其實，「國師」有一個很簡單的涵意，它在上下文中也可以指涉某個國家的軍隊。比如「楚國之師」。但班固顯然不採取這個意思，偏重其帝王師的意涵。但這並非自然而然發生的事。因為班固之前，「國師」一度成為官職的專有名詞。因為「國師」被用作官名，使得班固順理成章將「帝王師」代換為「國師」。這個官職是王莽設立的。
王莽以外戚身份，逐步攬權，最後奪取了漢朝的政權，建國號「新」。在這過程中，他有一位重要的助手：劉歆。劉歆是漢朝的宗室，和父親劉向都是當時最重要的學者之一。劉向一向批評外戚、宦官介入政治，但劉歆和王莽成為同事之後，兩人變得親近。王莽推動了許多制度的變革，其背後的經典依據和理論來源，都和劉歆有密切的關係。因此，當王莽建國，重新佈局朝廷人事，他回報劉歆的職位是「國師」。這是過去不曾出現的官名。但「國師」並非皇帝一人以下最高的官職，而是和「太師」、「太傅」，以及「國將」，共同組成最高的領導班子：「四輔」。太師和太傅都是原本就有的官名，但國師和國將，則是新的「發明」；而且「師」與「將」有文、武對稱的意味。「國師」成為官名的稱號，其人選則為有智識、有思想的士人。（在新莽與東漢之際，群雄並起。彭寵自立為王，也仿效王莽，設立「國師」一職。）正因為這個詞義的浮現，班固才會用這個詞來形容張良。當光武帝重建劉氏政權，取消了「國師」、「國將」這種有點古怪的官名。但「國師」作為普通名詞，卻已進入士人的認知體系。
雖然光武帝不再以「國師」為官職的專名，但「國師」可用來指涉傳授學問的重要學者。基於這種師生授受的關係而稱國師者，莫過於擔任皇帝的老師。東漢設有「太傅」之官，通常是由皇帝即位之前、任太子時的老師出任。當這位老師過世之後，「太傅」這個官職就懸缺，直到新皇帝繼位；於是「一個皇帝，一個太傅」。這種意義的國師，等同於「帝師」。
然而，約略在東漢時，從國外進口的翻譯書中出現了另一種完全不同意涵的「國師」。這些翻譯書就是佛經。此時佛教逐漸傳入中國，支婁迦讖翻譯的《雜譬喻經》中也出現「國師」。但這個國師屬於「翻譯名詞」。這部講故事的佛經提到，有個商人想賣石蜜（蔗糖）給國王，但國王置之不理。他一氣之下就修行佛法，成為僧人；得道之後，終於受到國王重視，成為這個海島國家的「國師」：「興隆三寶（佛、法、僧），國致太平。」那麼，佛經中「國師」的原文是什麼？據《佛教漢梵大辭典》，國師的梵文寫作purohita。purohita在印度的時空環境下，又是什麼意思？在印度，purohita出身高等的波羅門階層，幾乎是國王的宗教分身；他主要負責超自然層面的事務，為統治者或貴族提供儀式的知識。國王接受purohita的指導，兩人密切互動，維持均衡的合作，所以，purohita被翻譯成「國師」。
印度的purohita，和中國的「國師」，顯然有相當大的差異。秦漢以降的皇帝，體制上沒有這種宗教性的高等顧問。但隨著漢朝滅亡、北亞遊牧民族南下，佛教持續從中亞轉口輸入。由於中亞的綠洲國家也受到印度的影響，許多國家及其統治者都有自己的「國師」。其中有位僧人，經歷了奇異的遭遇，最後終於來到中國，成為「國師」：鳩摩羅什（Kumārajīva）。羅什是個生於龜茲（今中國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阿克蘇地區庫車縣）的混血兒；他的父親來自印度，被龜茲國王迎為「國師」，並與公主結婚。羅什從小出家，學習當時佛教的思想學說，還有各種學問，成為中亞各國景仰的智者。他的名聲甚至傳播到中國華北，當時統一華北的氐族統治者苻堅，也慕名邀請，於是出兵龜茲，要求交出羅什。結果龜茲兵敗，不得已送出羅什。但苻堅來不及見到他，就已經身死國亡。這支奪取國師的軍隊無國可歸，只好帶著羅什在今天的敦煌待下來。取苻堅而代之的羌族統治者姚興也信仰佛教，又再度派兵攻擊敦煌，終於將羅什帶回中國。經歷了這些為爭奪智者而發動的戰爭，鳩羅摩什再度獲得「國師」的禮遇，在洛陽翻譯了大量異文化的經典。
當宋代僧人回顧中國與中國以西的國師時，注意到兩者的差異，指出西方的國師「內外攸同。正邪俱有」，意思是不只精通佛學，還涉及人世其他的學問；但這些博學、聰慧的智者，或善或惡，即他們不一定修心養性、道德崇高。雖然中國早期的這些高僧「國師」，多半是來自異域、異族的異人，但國師的人選逐漸本土化。第一位本土國師可能是南北朝末年的法常。其後的僧人法上也被尊為國師。據說，殘忍好殺、弒兄奪權的皇帝高洋曾經將頭髮披在地上，讓法上雙腳踏上去，以示尊重。而且，法上同時也是管理全國僧尼事務的領袖。此後，「國師」常作為生前或死後的稱號，由皇帝賜給僧人。這種御賜的尊號是身份和地位的表徵。對中古社會的菁英階層來說，藉由統治者賦予的身份地位來顯示自己高人一等，進而調整自己與他人的互動方式，乃是當時社會不分男女與儒釋道的基本通則，就像士人同樣藉由各種職位、封爵和官品，來彰顯自己在官場上的成就和地位。被封為國師的高僧逐漸增加，不再是獨一無二的榮耀。
當佛教傳入中國，本土成形的道教也與之競逐，互爭高下。到了唐代，由於皇室攀附祖源、提倡道教，「國師」的尊稱，並非高僧獨攬，道教界的高道也可以擁有這個不凡的名號。然而，無論高僧或高道，「國師」之稱只限當世的修行者；另外，還有一種永恆的國師，永遠指導著帝王；那就是老子和孔子。
先前提到的張良故事中，「風后」不但曾為「黃帝師」，又化身為老子、傳授兵法給張良。到底老子是本尊，還是風后的化身？其實，由於老子的生平事跡語焉不詳，從而有模糊而寬闊的餘地供後人添加附會。其中有個特點：老子被視為長壽者。長生不死是人對個體生命最深遠的期望，長壽的老子逐漸成為人們信仰崇拜的對象，近乎「神仙」。他不但能夠穿越歷史的時空：「道成身化，蟬蛻渡世。自羲、農以來，為聖者作師」，就像一隻蟬的蛻變，人世時間流轉之於他不過就像是一個夏天；「下為國師，代代不休」。所謂聖者，就是帝王。相較孔子留下豐富的文化遺產，被稱為「百世」或「億載」之師，老子則是現身於世，不斷化作人形，指導歷代帝王。
而且，歷史上流傳著「帝王問道」的傳說：黃帝向廣成子請教「何謂至道」以生養百姓、治理國家？有個意外成為皇帝、即位之後才學習治國的人，就相信「帝王莫不有師」的傳說。他就是唐太宗，他曾下令說：「朕比尋討經史，明王聖帝，曷嘗無師傅哉！……黃帝學太顛，顓頊學綠圖，堯學尹壽，舜學務成昭，禹學西王國，湯學威子伯，文王學子期，武王學虢叔，前代聖王。未遭此師，則功業不著乎天下，名譽不傳乎載籍。況朕接百王之末，智不同聖人。其無師傅，安可以臨兆民者哉！……夫不學則不明古道，而能致太平者，未之有也。」唐太宗大概聽多了文臣講述歷代君臣的理想傳說，從而產生了設置「三師」、作為天子之師的念頭，但最後沒有付諸實踐。如果真的設立「三師」，該由誰擔任？魏徵嗎？如果皇帝之師的想法與皇帝不同，該如何是好？如果一切都要聽從老師的教訓，那麼當皇帝還有什麼意思？
不只釋、道兩教有國師，其實儒者也創造了自己的國師。有些兩漢儒生認為，孔子才是規劃漢朝制度的建國工程師。雖然他們沒有使用「國師」一詞，而且孔子生活的年代，離漢朝相隔兩、三百年，但有些儒者認為冥冥之中，孔子已經為後來興起的漢朝規劃了立國的藍圖。
另一方面，隨著學校教育的發展，閱讀聖賢書的士人，也在學校舉行祭祀，紀念古代的智慧傳統。但關鍵在於：這個傳統由誰創始？當時認為創建這個知識與教育傳統的人選有兩個：周公和孔子。但誰比較重要，卻有不同的看法。比較重要的人在祭祀儀式中，被視為「先聖」，居其次者則為「先師」。在中古時代，有些人認為周公比孔子更重要，所以孔子被稱作「先師」，比他更偉大的周公則是「先聖」。這個趨勢到唐代才改變，孔子終於徹底取代周公，成為「先聖」，成為儒生永恆的精神領袖。當孔子上昇成為「先聖」，「先師」這個名號並未留給周公，而是下降給孔子的弟子和歷代儒者來使用。
當隋唐重建統一帝國，憑籍其原有的漢文化傳統，融合游牧民族帶來的新思想與觀念，在歐亞大陸的東半部，逐漸發展出最先進的文明體系。週邊的民族與中國建立外交關係，派遣留學生到中國學習其政治制度與文化，進一步推動自己國家內的政治統合與行政管理，其中當然也包括「國師」。在八世紀，相當於唐代發生安史之亂的前後各五十年，日本下令在各「國（くに）設立「國師」。くに指的是日本各地政權支配的領域，而不是整個日本。日本吸收漢字的文化，將くに寫成「國」。（這個「國」的涵意，反而接近中國先秦以「城邦」為統治主體的時代，當時的城邦就稱為「國」。）以「大和」之地為主導的政權，基於各地くに的範圍，設置了「國」的行政單位。因此，日本各地的「國」都有自己的國師。這些國師是一種宗教行政的官職，負責僧尼的行政管理，講授佛經，並為國家的平安與強盛而祈禱。至於像是北齊的法常、法上那樣，被授予「國師」的尊稱出現在日本，則是後來的事。另外，在韓國與越南的僧人管理制度中，同樣也有「國師」一詞，卻有完全不同的設計。
總之，印度與中國兩種截然不同歷史背景的「國師」，匯聚在隋唐王朝的體制與文化中，又先後透過漢字傳播到週邊的日本、韓國與越南，共同構築東亞世界。用小島毅的話來說，漢字是當時東亞的國際語言，中國的制度與文化是通用的「國際規格」，「國師」也是其中之一。但它在國際傳播與文化翻譯的過程中，相應於不同的時空環境而產生了各種變化。就像現代社會的「國際規格」，在世界各地往往有不同的命運。
儘管儒釋道被合稱「三教」，但「國師」作為官方正式的頭銜，基本上限於佛、道教的重要領袖。至於官員、儒士和學者，幾乎很難享有「國師」等級的尊崇和禮遇。現代社會是個世俗化的世界，對政治的理解與運作，基本上以理性的思考來進行。但在中古時代，姑且不論佛、道兩教在社會、經濟方面有龐大的勢力和影響，而是當時很多人是從宗教的觀點，來思考世界的命運，而統治者與權力，當然和世界的命運息息相關。如果要以現在大多數人可以想像的方式來說明，那就像我們走進電影院，看著「超級英雄」和變形金剛，左右著地球的命運。
對於佛、道兩教的影響，中唐時代的韓愈寫下《師說》和《原道》等文章。《師說》令人費解，因為唐代並非沒有學校，學校裏並非沒有老師，甚至還有人特別去向韓愈、柳宗元請教如何寫文章。但為什麼韓愈和柳宗元談到當時的「師生關係」，都透露出一種「非主流文化」的意思？韓愈抱怨當時的人不「尊師」；《原道》則表明「斯吾所謂道也，非向所謂老與佛之道也」，而是主張「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以來的儒家之道，透露當時人並不「重（儒）道」。大多數人在思考生命的課題時，「老與佛之道」提供了許多重要的原則和答案。
不過，這個局面到西元十一世紀時，開始產生重大的轉變。宋朝建立以後，逐漸形成「經筵」的制度：皇帝固定請有學問的學者來講授治國所需的知識。這並不是說以前的皇帝不讀書。許多皇帝在儲君階段，都有讀書學習的要求。但經筵不同，皇帝在處理政務之外，必須固定聆聽精研儒學的士大夫，針對治國，從經典和史書發表評論。有學問的士人，透過經筵活動，發表意見，爭取皇帝的欣賞和信任，成為士大夫以學術思想來分析和指導政治的重要管道。這個角色其實就是「王師」、「帝師」與「國師」，經筵制度正落實了這個概念。第一個達到這個理想目標的人是王安石。他在皇帝的支持下，推動政治改革。在神宗的眼中，王安石亦師亦臣，故稱他為「師臣」。王安石仍然是臣，但也是師。這個身份則成為兩宋關心政治的士大夫的最高目標。比起先秦時代的最高禮遇：「師」，宋代的「國師」，不免同時兼具「臣」的身份。
然而，經筵只是士夫夫指導政治的制度性管道。以儒者為國師、以儒學治國，還需要奠基在更穩定的意識型態。這個意識型態就是「道統」。道統是宋代儒學最核心的觀念之一：儒學闡發的真理，是由遙遠的文明締造者（比如伏義、神農與黃帝）傳承下來，形成了終極智慧的連環。儘管中間有波折，經歷過佛、道佔主導地位的黑暗時代，但經過宋代儒者重新擦拭，恢復它的光明。如今「（儒）道」有至高無上的地位，統治者必須學習、體認，並延續下去。
以帝王的身份，尚且「求師問道」、「尊師重道」，對被統治的百姓來說，似乎就應該對政治、對領袖、對於被統治，懷抱美好的期望。畢竟有求知欲望、企圖探索真理和理想、乃至道德崇高、修養心性的統治者，當然遠勝沒有求知欲、理想與教養的領袖。（如今這樣的人擔任領袖，似乎也不讓人感到意外和陌生了。）就像在台灣，也有喜歡讀書、翻閱《經濟學人》、勤作筆記的總統們；他們豈不也在尋求治國的指導、道理與智慧嗎？這不正符合「帝王問學求道」的理想形象嗎？不過，讚許君主「求師問道」的人，是否想過統治者的基本條件應該是什麼？對統治者的界定應該基於慈悲、良知、正義、誠實或守法，而不是讀書？如果被統治者始終不能確定「道」的基本內容，那麼統治者就連低標也沒有了。
但在宋代，追求和探索「道」的學者，經歷很長的時間，才將「道」各個面相的意涵，及其傳承的「統」（系譜），建構完成。然而，當時大多數人並沒有特別相信這套說法。因為這套說法暗示：只有一小部分的學者才體認、掌握「道」，這些人也是最有條件和頭腦去指導皇帝的人。而且，孔子以降所有的歷史人物，不論有什麼成就和貢獻，都遠遠達不到「道」的高標準。這套看法暗示了歷史上以及同時代大多數的人，都沒有掌握「道」的真理。實際上，當時的人還是相信、也肯定古今人物的具體作為與貢獻，而沒有用「道」的高標準來貶抑人類渺小的成就；畢竟，主張現實的所有一切都不合理；對一般人的認知來說，實在是非常巨大的挑戰。其實，相信的人或多或少具有「理想」的氣質。這些「道學家」和他們的觀點，對當時政治有一種隱含的、基進與嚴厲的批評，所以在當時不受歡迎。他們想要成為「國師」來指導政治的機會，其實不大。
然而，戲劇化的時刻來臨。這批讓人覺得不舒服的道學家，開始遭到迫害，遠離政治中心；但同時，他們吸收的年輕學子卻逐漸增加，廣泛傳播到各個地方。在信徒與同情者的支持下，道學家逐漸受到肯定，從最險惡的處境慢慢回復。但此時，南宋離亡國已經不遠了。在蒙古人的統治下，漢族讀書人的地位與身份當然不可能成為「國師」；或許正是在蒙古人的統治下，「現實的所有一切都不合理」的感受，變得更有說服力，所以「道統」的觀點，越來越受到漢族讀書人的認同。而且孔子這位精神領袖的地位又大幅下降。首先是因為蒙古人冊封八思巴為「帝師」：他為蒙古人創立新字。其次，則歸因於「道統論」本身的構造。原本從唐代以來，孔子就是儒士最高、近乎唯一的宗師。但宋朝的「道學家」為了建構比較完整的宇宙觀，開始將「伏羲」定位為「道統之始」，其後接著是神農和黃帝；孔子則是這個傳統的集大成。然而，由於宋金時代的醫學發展，伏羲、神農和黃帝被統稱為「三皇」，被定位為救人濟世的「醫學之祖」。結果在元朝，除了孔廟，皇帝下令各地普遍興建「帝師」八思巴和「三皇」的祭祀場所。於是，孔子的地位就被相對化了。
繼蒙古人之後，滿洲人攻進中國、取得政權。雖然元與清都冊封西藏佛教的領袖為「國師」，但皇帝對儒學的態度大不同。好學的康熙皇帝，實踐了許多儒者對完美君主的想像：好學深思，崇拜孔子，高度肯定儒學傳統的價值與作用。當統治者充份吸收了「道」的學問、理念與象徵之後，自然不再需要「國師」來指導他。然而，統治者具備和傳承真理的想法，直到帝制結束以後，仍然保有強大的生命力。在進入「主義」競逐的時代之後，孫中山、蔣中正標榜三民主義上承堯舜禹湯文武周孔的道統。這種奇妙的、銜接傳統與現代的說詞，對台灣四十歲以上的人來說並不陌生。
其實，在整個帝制時代，幾乎不存在真正指導帝王治國的「國師」。讓我們重新回想，中國史上「國師」的概念，誕生在什麼樣的背景？戰國時代。那是封建社會解體、帝制時代肇開的前夜。諸多思想家之所以受到君主的重視，並不是這些思想本身的價值或深奧玄妙，而是封建時代統治的結構與功能失靈，舊的統治技術已不足以解決現實的問題，進而面對內外敵人的挑戰。在這種需求下，學者、思想家才會被奉為國師。在後來兩千多年的帝制時代，君主統治的正當性不曾受到嚴重的挑戰，統治技術隨時代而調整、變遷，仍足以統治廣大的編戶齊民。直到十九世紀，中國才面臨必須發展新的統治正當性與技術的需求。正是在這個條件下，學者與思想家才又取得不容輕視的地位，即使是手握大權的統治者，也不能不有所考量。有個例子是1948年蔣介石曾經企圖推舉胡適競選總統。這項提議，雖然有權力鬥爭的複雜背景，但毫無軍事力量的胡適，竟然被握有大權的統治者推上政治的前台，可見在這個舊秩序崩解、新秩序未建立之前，學者與思想家的地位與聲望，具有不可小看的政治實力。然而在中國這塊土地上，二十年後，學者與統治者的關係出現了戲劇性的變化。在1957年的反右運動中，過去在國、共兩黨的夾縫中活動的民主黨派領袖章伯鈞，對自己忽然成為官方攻擊的對象，百思不解。於是他邀請了老友、歷史學者翦伯贊來為他解惑。兩人談到了關鍵上，後者的一句話還沒講完：「你們的關係變了，從前你和他（毛澤東）是朋友。現在是——」前者接下去說：「現在是君臣關係？君臣，對嗎？」從學者差點當上總統，到淪為統治者的臣屬，乃至奴僕，甚至不如，是因為新的統治架構、組織與控制技術，已然成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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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宜方 / 國師與他的同輩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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