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數位時代研究歷史

許雅惠（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1990年代個人電腦開始普及，2000年之後網路世界崛起，數位科技席捲人類生活不過是近三十年的事。至於「數位學習」這個領域在臺灣正好邁入二十年，原來是伴隨著「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2002-2007），出現了「數位學習國家型科技計劃」（2003-2007）。2008年數位典藏與數位學習這兩個計畫合而為一，又推動了一期，至2012年結束。[1]當時最流行的術語是「知識經濟」，知識就是力量，進入數位時代後，電腦便成為知識最重要的載體。

千禧年之初的這波數位化浪潮席捲全球，許多國家都以政府之力投入文化資產典藏的數位化，同時開發電腦科技運用於教與學之中。就在數位典藏與數位學習浪頭正高時，另一支被稱作「數位人文」的伏流也隨之而起。這個領域強調數位科技與人文的整合，2004年在一群橫跨人文、圖書館學、資訊科技等領域的學者，聯合張舉「數位人文」旗幟後正式建立。[2]這個數位人文學——無論是科技進入人文，或是人文擁抱科技——總之這個傳統與現代的結合發展力道強勁，已有國外一流大學成立專門系所。以科技之島自居的臺灣，也有真理大學設有「人文與資訊學系」，未來如何發展，值得關注。[3]

這幾個「數位」領域彼此息息相關，數位典藏將素材數位化，奠定各種應用的基礎。數位學習著重教育面，將典藏成果變成實務導向的學習內容；數位人文則廣納科技與人文的各個面向，研究、教學、應用都包含其中，與數位學習也不免有所重疊。[4]兩者的主要差別是，數位人文偏向上游的理論、工具開發及人才培養，數位學習則是後端的應用，將數位內容與工具技術進行轉化，以符合學習者的使用需求。

二十年前，我曾參與數位典藏工作；今日，又一隻腳踩在數位人文之中，科技力量始終一路伴隨。這篇文章回顧數位科技與人文的雙邊探戈，也算是一個人文學者脈絡化自身研究歷程的嘗試。如果我們將歷史的鏡頭拉長，會看到左右人文發展的數位科技力量，不是從2000年之後才開始，可以往上追溯到二十世紀中葉。

一、從計算時代到數位時代

所謂的「數位」就是把訊息轉換成0跟1，利用電腦進行運算與處理。現代的電腦大約出現於1940年代，是一種能進行複雜演算的大型計算機，需要一整個房間安裝它。使用者在特定的機器上將卡片打洞輸入訊息，然後送進讀卡機輸入電腦，等待計算結果。一般認為義大利的布薩神父（Father Roberto Busa, 1913-2011）是最早將電腦數位技術應用於人文學科的人，他在1949年得到IBM的支助，用電腦替中世紀的拉丁文神學著作建立索引，揭開「人文計算學（humanities computing）」的序幕。今日看來，這就是一種資料庫的工作，七十多年來這個索引走過大型計算機的時代、個人電腦的時代、進入網路時代，一路上歷經各種軟、硬體技術變革，至今仍屹立不搖，提供世界各地的使用者取用（網址：https://reurl.cc/ykoX62）。

早期的大型計算機由於體積龐大，費用高昂，只能由機構購置，個人不可能擁有。1974年第一台個人電腦Altair問世，電腦成為個人可以擁有的設備，不過在此初起階段只限於少數愛好者。1981年IBM 5150上市，這是數位科技發展史上的大事，從此以後個人電腦開始普及，能夠讓使用者方便地進行輸入與運算。下一個數位科技發展史上的大事是網際網路的出現，1990年全球資訊網（World Wide Web）建立，隨後在1993年出現html網頁，可嵌入不同類型的數位媒材，網頁之間也可以便利地互相連結。千禧年之後，隨著網路基礎設施的普及，電腦與人文之間的關係也跳脫資料計算，進入另一個數位媒體的新紀元。

上世紀電腦技術與人文之間的探戈，統稱為「人文計算學（humanities computing）」，本世紀2010年之後逐漸為「數位人文（digital humanities）」一詞所取代。我們可以在Google Books Ngram上統計這兩個詞語的出現頻率（圖1），兩者之間的消長顯然可見：

圖1：Google Books Ngram詞頻統計1950-2019年humanities computing, digital humanities二詞在英文書之出現頻率（2023年2月27日搜尋）

如圖1所示，兩個名詞都要到2010年以後才有飛躍的成長。在此之前，人文計算學的曲線自1985年開始緩慢上升，至1995年間有一波成長，應與個人電腦逐漸普及有關。

在數位與人文的交涉中，2004年是關鍵，就在這年，一群資訊科學、圖書館資訊學與人文學者共同張舉數位人文的旗幟，並將其界定為一個學科。在此之後數位人文一詞逐漸普及，並且於2006-2008年間超過人文計算學，2010年之後曲線更急劇上揚，成為熱門話題。上世紀的人文計算學雖然被數位人文所超越，不過這個詞語在2010年後也有所成長，且與數位人文的升降曲線是一致的，推測可能是討論數位人文時順道被提及。隨著數位人文的發展，2016年以後人文計算學的曲線一路下滑，不再上揚。

歷史領域方面，早在1949年便有美國學者利用電腦建立統計數據，六〇年代以後還刮起一陣「計量史學（cliometrics、quantitative history）」的風潮，但領域內的批評聲浪也不小。最著名的一個例子是關於美國南方奴隸制度的研究，作者計算某一種植場中黑奴每年平均被鞭打次數，以推論奴役的條件並不如想像中糟糕，這個研究引發其他美國史學者強烈的批評，也連帶質疑計量史學在方法上的有效性。[5]相較於美國歷史學界，英國似乎更能接受計算機所帶來的便利，學者們在1986年成立「歷史與計算學會（Association for History and Computing)」，成為歷史計算領域的先行者。

隨著數位人文的興起，也出現「數位歷史」一詞，舉凡歷史的研究與教學均包含其中。圖2計算Google數位化的英文書籍中，計量史學與數位歷史二名詞的出現頻率。整體趨勢與圖1相同，上世紀為計量史學所主宰，數位歷史的使用頻率在2005至2010年之間超過計量史學，2010年之後更呈現急劇增長的態勢。

圖2：Google Books Ngram詞頻統計1950-2019年quantitative history, digital history二詞在英文書之出現頻率（2023年2月27日搜尋）

從圖1、2來看，2005-2010年間電腦科技與人文的關係發生巨大變化，2010年以後，正式從過去的計算、計量轉而進入數位的時代。從計算到數位時代的學習，有什麼樣的發展？首先，從電腦硬體來說，計算時代靠的是個人電腦，以CD ROM光碟作為數位學習的主要媒介，乘載學習內容的光碟為封閉的單機介面，向使用者作單向的知識傳遞。此階段數位複製技術飛快發展，如：數位相機、掃描器，有助於平面與影音資料的數位化，為多媒體奠定基礎。

千禧年之後，網路的普及成為第一要務，2004年我國《數位學習白皮書》所勾勒的願景便是「收訊無死角，上網沒煩惱，人人有機會，生活無限好」。[6]隨著網路普及，多媒體與雲端技術的成熟，各種影音串流平台出現。網路的普及使得數據的收集變得容易且迅速，進而利用大數據訓練機器學習，開發人工智慧。今日的數位學習不再侷限於個人電腦，而是翱翔於網路世界中，這些網上學習資源經常是開放的，更加強調以使用者為導向，經常具有即時回饋的互動機制，學習不再只是單向的知識傳遞。

數位時代的人文研究也具有相同的特點，過去計算時代以電子資料庫的建置開發為主，單向地提供使用者檢索。今日則強調從研究者的需求出發，開發各種研究工具，不同的工具解決不同的問題，有如手機上的app一般，有的輔助文本閱讀、有的便利表格處理、有的生成視覺化圖表等，讓研究者能更迅速地處理更大量的資料。各種數位分析工具的開發，首先要了解人文研究者的使用需求，進而發現並界定問題，從而提出解決的辦法。

研究平台的出現也是近年值得注意的發展，平台上匯集各種好用的數位工具，讓使用者將自己的電子文本、資料匯入處理，之後再匯出進行分析。代表性的平台有臺大數位人文研究中心的DocuSky、中研院的數位人文研究平台、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劃（C-text）。這些平台的特色不一，各自整合不同的工具，就像格子店一樣，使用者到平台中選擇合於己用的功能。

工具與平台這麼多，是不是會有選擇困難？在數位時代作人文研究，第一要務是問對問題與用對方法（其實這句話適用所有研究）。問題、方法與工具間是否能無縫接軌相互配合，決定了一個研究的有效性。什麼樣的問題適合用數位方法？有哪些好用的工具？以下用北宋收藏家趙明誠的例子來說明。

二、數位人文研究舉例：以北宋收藏家趙明誠為例[7]

薄霧濃雲愁永晝，瑞腦銷金獸。
佳節又重陽，玉枕紗廚，半夜涼初透。
東籬把酒黃昏後，有暗香盈袖。
莫道不銷魂，簾卷西風，人比黃花瘦。

——李清照，〈醉花陰〉

這首充滿思念之情的詞，出自北宋著名女詞人李清照（1084–?），傾訴的對象，應該是她的丈夫趙明誠（1081–1129）。來自宰相之家的趙明誠，從太學生時期便常到大相國寺的市集購買碑拓、古器，回家與李清照一同欣賞把玩。

圖3：趙明誠於《集古錄跋尾》後之題跋，圖片來源：故宮書畫典藏資料檢索系統 https://reurl.cc/vkoXLN

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有一件《集古錄跋尾》，後方有趙明誠的三段題跋，可知這幾幅歐陽修的真跡曾經在趙明誠的收藏中。題跋寫就的時間分別是西元1106、1116、1118年（圖3）。寫第一則題跋時，趙明誠還在京師，不久因為朝廷政爭而返回山東青州，在家鄉長住，第二、三段題跋便寫於此。趙明誠編寫的《金石錄》，可說是二、三十年收藏生涯的歷程記錄，有入藏的藏品清單，有朋友間的意見交換，也有相關的軼事趣聞。《金石錄》這本書讓我們進入以趙明誠為主的收藏世界，一窺北宋晚期名士才子們共同追求的藝文興趣。

作為一位研究者兼收藏家，趙明誠對自己的藏品充滿了自豪與驕傲。當時的名品，如：石鼓文、秦詛楚文、秦始皇刻石，無一不在趙明誠的收藏之中。其中，泰山刻石的拓片讓他特別自豪，就算是前輩歐陽修（1007–1072）的藏品也不及他。因為之前流傳的本子僅存秦二世的詔文，他的還有秦始皇封禪泰山的詔書，首尾最完整。這個本子得來不易，是他的好友劉跂親自登上泰山，將碑石四面摹下相贈，因此與眾不同。由此可知，要成為一名公認的大收藏家，除了要具備才識與財力，還必須有良友相助。

《金石錄》中記下許多朋友間互通有無的故事。有一次，趙明誠得知河南南部有一個漢代石獸，肩膀上刻著「辟邪」兩字，於是拜託在當地為官的董之明幫忙。經過數年的訪求，董之明總算得到拓片，而且除了「辟邪」，還有「天祿」二字。這一對名為天祿、辟邪的神獸，原來是矗立在一個大墓前方的。董之明還告訴他，天祿石獸近年已經被當地村民所毀，拓片再也無法取得。他寄給趙明誠的銘文，是當地人士多年的收藏，十分珍貴難得。就這樣透過八方朋友的相助，長年居住在山東的趙明誠，也能夠取得京師、四川、河南等遠方各地的石碑拓片。

趙明誠的收藏家朋友有哪些人？我們可以閱讀《金石錄》全書，一一抄錄這些人名，也可以利用臺大數位人文研究中心開發的「詞夾子」工具進行檢索。比較謹慎的話，可以兼用兩者：先翻閱書中人名，再用詞夾子來檢驗。詞夾子的原理是利用構句規則來夾出不特定的語詞，因為相當實用，被整合到一些文本分析的平台上，此處以「碼庫思MARKUS」平台來說明。碼庫思是歐洲漢學研究者衛希德（Hilde De Weerdt）團隊所開發，主要作為文本標記（tagging）之用，碼庫思最大的特色是結合人名、地名、職官等資料庫，自動標記使用者匯入的文本。使用者也可以手動標記，或是利用詞夾子擷取出想要的語詞再進行標記。系統也提供其他的文本分析工具，例如相似性分析。

以《金石錄》為例，趙明誠提到收藏家時，經常出現「藏⋯⋯氏」、「藏⋯⋯家」，利用這個寫作規律，我們可以夾出介於「藏」與「氏」、「藏」與「家」之間的語詞，很快找出書中提到的收藏家（圖4-5）。

圖4

圖5

圖6

詞夾子自動擷取出的二十多位收藏家中，有些活動年代較早，明顯是前輩，趙明誠是在追述藏品流傳時提到他們，可利用「舊藏⋯⋯家」找出這些人（圖6）。

詞夾子夾出的收藏家，可以標記起來，接著利用碼庫思平台上整合的「中國歷代人物傳記資料庫（China Biographical Database，簡稱CBDB）」，一一檢視這些收藏家的活動年代與仕宦經歷。逐一檢視後得知，這些人中除少數為前輩藏家，多半與趙明誠有直接交往，彼此構成一個以趙明誠為中心的收藏圈子。

如何呈現這個收藏圈？傳統是徒手繪圖或利用繪圖軟體手動繪製，在今日的數位時代，已經有開放資源（open source）的社會網絡分析工具（Social Network Analysis，縮寫SNA），可以讓使用者輸入人際關係資訊，自動生成網絡圖。本文使用的是Gephi，生成的圖像較美觀。圖7是趙明誠的收藏圈，以他為中心，周圍是他的收藏家朋友們（不含前輩藏家）。

圖7

這些士大夫除了金石收藏的共同興趣，彼此之間經常還有著師友、同鄉、同年或同僚的情誼，在仕宦浮沈中，或彼此援引、或相互攻訐，收藏只是他們人際交往中的一個面向。前面提到的「中國歷代人物傳記資料庫」整理了古籍中提到的人際關係資訊，利用這個資料庫，我們可以檢索出士大夫的一般交往情況，特別是前述的師友情誼與仕宦互動。

將趙明誠與《金石錄》中提到的收藏家一一輸入到資料庫中，查詢出每個人各自的人際關係。再將這些關係資料匯入Gephi，可以得到如圖8所示的網絡圖，顯示這二十多位收藏家、他們的人際關係、以及彼此重疊交錯的情況。圖中的紫色粗線為《金石錄》中直接提到的收藏家（即圖7，含前輩藏家），代表收藏關係；淺色線條則是來自資料庫的記錄，代表一般性的人際交往，可視為背景網絡。

圖8

接下來的工作就是解讀網絡圖。圖中有些人物節點特別大，網絡線特別多，可能是因為他們在收藏圈中特別重要，如北宋四大書法家之一的米芾；也可能是因為他們留下的文獻特別多，如蘇門四學士之一的晁補之。接著再檢視社會網絡軟體提供的統計數字，中介中心度（betweenness centrality）最高的人是：晁補之、劉跂、米芾，代表他們可能在網絡中扮演重要的橋樑功能，中介不同的群體。這些訊息指引下一步的研究方向，我們可以在文獻中耙梳這些人物的生平與收藏事蹟，衡量他們在收藏圈中可能扮演的角色。

以上數位分析工具對人文研究有何幫助？首先，社會網絡軟體將人際關係視覺化，容易閱讀。其次，當我們從《金石錄》擷取出數十位收藏家時，接下來要從哪些人先著手？過去我們只能仰賴研究者個人透過大量閱讀，對這個時代產生的理解與印象，現在社會網絡分析工具提供另一個具體的參考，指引進一步的研究方向。

趙明誠的《金石錄》不是特例，從十一世紀中葉開始，收藏金石拓片成為不少士大夫的共同嗜好，每個世代都有不少人投入，彼此交換意見與藏品，並且留下記錄。除了《金石錄》，還有數本收藏圖錄也流傳至今，我們可用同樣的方法一一重建這些收藏圈，比較各收藏圈的特點並勾勒長期的發展。

圖9除了趙明誠的收藏網絡，還加入另外兩位同時期的收藏家網絡：董逌與黃伯思，將這三個收藏家網絡整合呈現。有別於趙明誠的長期居鄉，董、黃二人都在宋徽宗的朝廷貢職，整理宮中的古銅器收藏。從圖中可知，董、黃二人雖然是同事，但各有交友圈子，彼此間沒有重疊的收藏友人。其中董與趙明誠的關係比較密切，連接二人交友圈的網絡線比較多。有些人出入三個收藏圈，扮演橋樑角色，當中最重要的是米芾。過去我們知道他是活躍一時的書法家、畫家，原來他在北宋藝文圈中所扮演的中介角色也不可小覷。

圖9

值得注意的是，雖然董逌、黃伯思二人同時在宮廷任職，但圖9所顯示的卻是趙、董二人間的網絡線較緊密，二個收藏圈的關係較密切，而黃伯思則與他們較為疏遠，為何有此現象？是網絡圖的偏差還是應該納入其他歷史因素？

若回到北宋晚期的士大夫圈子，我們知道，對立嚴重的新舊黨爭對當時的朝政影響甚鉅，幾乎沒有人可以置身事外。逐一檢視網絡中的收藏家發現，董逌與趙明誠的收藏圈中不乏舊黨人士或是親近舊黨者，兩人的政治立場比較接近；黃伯思則與新黨交往密切，與董、趙較為疏離，這可能與他的祖父是活躍的新黨中人有關。如此說來，收藏不僅只是收藏，還是文化發言權的競奪，且強烈受到個人政治立場所左右。[8]

未來要生成美美的網絡圖一定越來越容易，除了觀察網絡的整體型態、網絡線的疏密、個別節點的位置之外，只有儲備足夠的專業領域硬知識，才可能解讀出圖表背後可能的多重意涵，作出合乎歷史脈絡的判斷與解釋。

三、數位時代的人文研究工具

上世紀九〇年代以來，已經累積了大量的電子化文本，如何讓這些文本發揮其數位特性，做出有別於過往的研究與應用，這是當今所面臨的挑戰。上述北宋收藏圈的研究，在取得電子文本之後，利用一些近年新開發的數位工具，輔助閱讀、擷取資訊、產生視覺化圖表進行分析。

今日人文研究常用的工具包括：詞夾子檢索、標記、詞頻工具、地圖工具與社會網絡分析工具。這些工具中，前三個屬於文本工具，廣泛用來探勘文本的內容與特性。地圖與社會網絡工具則將訊息轉為視覺化圖表，以供圖示與分析。這些工具都不算太難入門，以下略作說明。

檢索

數位文本的好處多多，一般人最熟悉的是以關鍵字進行全文檢索，這算是基本款的檢索。將想要查詢的字詞輸入，讓電腦比對出相同或相關聯的結果回報。許多查詢系統中有進階關鍵字檢索，也就是在特定資料欄位中比對關鍵字詞，如：圖書館系統中的書名、叢書名、作者等。利用關鍵字進行檢索之前，使用者必須先知道想搜尋的特定詞彙，無法在不知任何詞彙的情況下大海撈針。

今日數位時代的檢索已經超越關鍵字，使用者可以利用文法或構句的規則來撈出不特定的字詞。以符號為例，雙引號「」常被用來表示對話內容，我們可以用這個規則找出文本中的人物對話，如以『黛玉曰：「⋯⋯」』來找出《紅樓夢》中林黛玉所說過的話。又如書名前後常有符號《》，我們可以用這組符號找出文本中提到的所有書籍。上述《金石錄》研究則是以「藏於⋯⋯家」來找出書中提到的收藏家。這個檢索方式稱作「詞夾子」，由臺大數位人文研究中心的工程師所開發，在該中心建置的DocuSky平台或是前述碼庫思平台上皆可以使用。

詞夾子有別於關鍵字檢索之處在於，過去使用者必須對文本有一定的熟悉度，才有辦法列出關鍵字進行搜尋。詞夾子彌補了這個缺點，使用者只要瀏覽文本，掌握住構句規則後，便可搜尋出一連串屬性相近的不特定詞彙。因為找出來的詞彙是不特定的，有些或許超出使用者原本的預期，讓他（她）對這個文本產生不一樣的認識，因此詞夾子也作為資料探勘（data mining）的一種方法。在數位資料海量劇增的今日，如何從中探勘出關聯性強的有用訊息是近年發展的熱點之一。

標記

這是一個當今廣泛應用的功能，各位可能都曾在社群媒體的貼文或照片上標記過朋友。用在數位文本時，標記讓使用者可以一邊閱讀文本、一邊對內容進行註記，就像用螢光筆在書上畫重點一般。不過標記比起用螢光筆畫重點更棒，因為它可以由讀者加上屬性或說明成為標籤，例如：標起來的這段文字是屬於人名、年代、地名，還是事件等，然後再就這些標籤的文字內容進行整理、分析。經過標記的文本，從原始的電子全文（full text）變身成為資料（data），分析價值更上一層，數位全文只能閱讀、複製與拷貝，經過處理的資料則可以進一步作統計與運算。

針對中文文本的標記工具，以前面提到過的碼庫思為代表。這是一個閱讀與標記的平台，不是資料庫，使用時需自行匯入數位文字檔，作業系統建議使用Google Chrome。平台整合了幾個常用的辭典與資料庫，包括：中國古代的職官、古地名、人物傳記。如此一來，當閱讀古文獻時，遇到古代官職、人名字號、地名時，便可隨時點選一旁的查詢按鍵，搜尋出這些名詞的定義，不必在各資料庫視窗間頻繁切換。

碼庫思的標記功能有自動與手動兩種，系統內建的自動標記，以內部整合的人名、朝代、地名、職官等辭典去比對文本，進行標記。手動標記則由使用者按個人需求逐一標記，或匯入關鍵字批次標記，也可用上述的「詞夾子」從文本中「夾」出關鍵字進行標記。結果可統整匯出至其他工具軟體進行下一步分析，例如上述《金石錄》的研究中，將標出的人名匯入社會網絡分析軟體進行考察。

詞頻工具

用來計算文本中的詞語出現頻率，例如N-gram，上面第一節圖1、2就利用Google開發的詞頻工具，在Google Books中計算字詞的出現頻率。簡便的中文詞頻計算工具有「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劃（C-text）」網站上的工具，這是一個資料庫，收錄大量中國古代文獻，不過使用時要小心，因為許多數位文本是由電腦自動辨識軟體所產生，沒有經過校對，錯字很多。這也是一個平台，內建一些常用的文本工具，包括：詞頻、文字雲、正規表達式檢索、相似性比對等，使用者可以使用資料庫的文本，也可以匯入自己的文本。

詞頻功能有何用處呢？它顯示一個文本經常出現的語彙，經常被用來分析文學寫作風格或思想觀念的發展。以《紅樓夢》為例，有研究者分析前八十回跟後四十回的用語，發現前、後常用詞語有明顯差異，文字風格截然不同，支持過去紅學學者認為後四十回不是曹雪芹原作的看法。[9]

地圖工具

日常生活中我們每天都在使用地圖工具，在Google Map上尋找餐廳、咖啡店，開車時輸入目的地讓它替你規劃路線，或是連假上路時查看高速公路的即時路況，這些都是地圖工具的日常使用。

在教學、研究與專業場域中，最重要的是地理資訊系統（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縮寫GIS）。這是一種結合測繪地圖、航空照相、衛星影像資料進行地理空間分析的工具，使用者收集分析對象的地理訊息，通常是經緯度座標資料，匯入地理資訊系統，再以帶有訊息的地圖或影像作為底圖，如：水文圖、等高線地形圖、行政區劃圖等，進行空間分析。

過去由於電腦專業軟體的費用高昂，加上合適的底圖取得不易，一般使用者只能望之興嘆。近十多年，出現開放資源的免費軟體QGIS，以及一些平易近人的地圖工具，如：DocuGIS、CARTO，都讓使用者可以很快畫出分佈圖、熱區圖、行程圖等。底圖方面，Google地圖與開放街圖（Open Street Map）都可免費取得，一些公立機構也在網路上釋出各種圖資供教學研究之用，例如中央研究院地理資訊科學研究專題中心的《中國歷史地圖集》與《臺灣堡圖》圖資。以上種種都讓地理分析的門檻大為降低。

除了一般的測繪地圖，Google Earth將衛星圖與航空照相疊加在地球的三度空間模型上，讓使用者可以從高空探索整個地球。你一定沒想到，有研究者在Google Earth上，放大再放大，仔細觀察找出秦漢的長城與烽燧（烽火台）遺跡，辨識出一些過去沒有被注意到的長城遺址，並重建出古代烽燧的佈局。[10]過去的長城研究主要靠人為的踏查，人眼不容易注意到分佈範圍廣大但不明顯的遺跡，但若將觀看的距離拉大，從高空往下看，這些遺跡便變得明顯起來。高空俯視與地面觀測兩者所能看到的很不一樣，Google Earth提供了有別於人眼觀測的一種觀察視角與尺度。

社會網絡分析工具

顧名思義用來分析人際網絡關係，知名的「六度分隔理論（Six Degrees of Separation）」便是一種社會網絡分析。這個在上世紀六〇年代提出的理論認為，要將世界上互不相識的兩個人相連，最短的距離只需要六步（圖10）。2006年2月5日臉書發佈的研究則縮短到4.57步，也就是說，在臉書世界中，只要透過3.5個中間人，就能連到遠在天涯海角的陌生人。[11]

圖10：六度分隔理論圖示，圖片來源：https://reurl.cc/qkoX23

社會網絡分析將人際關係拆解到最基本的點與線，點是個人，線是連結人與人之間的關係線，抽象的人際關係於是被轉為具象的網絡圖，藉此觀察人與人之間、人與群體之間的關係。現在有方便的軟體可供使用，只要輸入點線資料，便自動生成社會網絡圖。講求簡便的，直接在Excel中安裝插件NodeXL即可；對美感要求比較高的，可安裝開放資源的Gephi，上述趙明誠的收藏網絡便是利用此功能優異的免費軟體。

要繪出網絡圖，首先必須有人物節點與連接這些人物的關係線，這些點、線資料如何取得？在社群媒體中，加朋友的二人之間便產生一條關係線，最為直觀；在一個社會群體中，可以用問卷的方式取得，採用受訪者的自述；那麼過去的歷史人物呢？只能由研究者按研究目的自行整理留存的史料。現在學界有一些歷史人物傳記資料庫，也建置人物之間的關係，如前述的「中國歷代人名傳記資料庫」，不過須留意的是，人物關係何其浩瀚無涯，要在文獻中完整擷取出這些訊息是不可能的，使用者可以從資料庫管窺古人的人際網絡，但這圖像是不完整的，有缺漏的，這點必須留意。

社會網絡分析除了用在人類社會，也可以擴大到其他可以被拆解成「點」與「線」，具有「網絡」特性的材料。Nature曾發布一個澳洲的生態永續研究，從樹木與螞蟻之間的相互依存關係出發，探討當螞蟻消失時，如何連帶使樹木瀕危，造成生態危機。[12]在這個研究中，樹種被當作網絡圖中的人，一種樹木一個點，不同的樹種之間若受益於同一種的螞蟻，彼此間便產生一條關係線，如此可以產生樹與樹之間的網絡圖。接著將螞蟻逐一從網絡圖中去除，當只有幾種螞蟻消失時，生態網絡還能存在，一直到某個臨界點，網絡裂解崩壞，生態再也無法持續。

數位時代的今日，工具是如此之方便，一張美美的網絡圖三兩下便完成，若是回到前數位時代，在紙上點出人物、拉出人物間的關係線，是多麼大費周章的一件事，若非胸有成竹，不會輕易嘗試。工具發達的今日，你我都可以快速畫出網絡圖，比拼的點就在於解讀、詮釋、應用的功夫了。可以想像，未來世代學習的重點之一會是如何閱讀這些視覺化的圖表，不是望文生義的想當然爾，而是能結合既有知識的合理解讀。

四、結語

近十多年，數位科技以飛快速度向前，大數據、機器學習與人工智慧成為流行術語。最近大學中的熱門話題是ChatGPT，這個聊天機器人可以迅速生成流暢自然的文字，讓抄襲防不勝防，自去年十一月發佈以來，許多國外大學已經明令禁止學生使用。至於臺灣的大學，不但沒聽說要禁用，據報導有的學校還研議要統一採購付費版，整體看來比較是朝著鼓勵學生駕馭人工智慧的方向。

AI來勢洶洶，相信不久也會襲擊大學以下校園，對中、小學可能有哪些影響？不如拿這問題來問問ChatGPT，這是它的回答：

圖11

看起來前景一片光明大好，顯然AI也懂得自我推銷。只好再問問可能產生的負面影響，這是它的回答：

圖12

這兩則AI自己生成的正、負面影響列表雖然有些制式，不過也點出了目前普遍的期待與擔憂。

未來的教學勢必無法迴避人工智慧。在數位時代，科技工具的使用門檻越來越低，要生成「看起來」有模有樣的圖表或文字，越來越只是彈指之間。如何將這些看來有模有樣的生成物變成黃金？若從數位與人文交涉的歷程來看，最終仍將回到學科專業能力。數位的速度越快，學科知識也要越深越廣，光靠個人也許力有未逮，相揪前行可能會是未來的趨勢。

後記：本文應邀為國民中小學課程與教學資源整合平台《非常好社》刊物所撰寫，同步刊登於該刊第十六期。

註解

[1] http://wiki.teldap.tw/index.php?title=%E9%A6%96%E9%A0%81

[2] 數位人文的定義與發展過程，見項潔、涂豐恩，〈導論：什麼是數位人文〉，收入項潔編，《從保存到創造：開創數位人文研究》（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11），頁9-28；林富士，〈「數位人文學」概論〉，收入林富士主編，《「數位人文學」白皮書》（臺北：中央研究院數位文化中心，2017），頁2-11；林富士，〈為而不有的志業〉，收入林富士策劃，曹銘宗撰稿《遠見與承擔：中央研究院數位人文發展史1984-2015》（臺北：中研院數位文化中心，2017），序，此文網路版見《歷史學柑仔店》，2017年11月https://reurl.cc/9VxyAj，2019年10月18日查詢。

[3] 參教育部大專院校一覽表，https://reurl.cc/Q4mDAq，2023/3/12檢索。

[4] 參行政院國家資訊通信發展推動小組等撰稿、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編輯，《數位學習白皮書》（臺北：經濟部工業局，2005），https://reurl.cc/Rv8DV6，2023/3/12檢索。

[5] William G. Thomas, “Computing and the Historical Imagination,” in Susan Schreibman et al, eds, A Companion to Digital Humanities (Oxford: Blackwell, 2004), https://reurl.cc/2WN39v, accessed 2019/5/30.

[6] 參行政院國家資訊通信發展推動小組等撰稿、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編輯，《數位學習白皮書》，頁41，https://reurl.cc/Rv8DV6，2023/3/12檢索。

[7] 本節內容修改自許雅惠，〈趙明誠與他的收藏家朋友們：數位人文方法初探〉，《歷史學柑仔店》部落格，2017.11.24發表，網址連結：https://kamatiam.org/趙明誠與他的收藏家朋友們/。完整研究見許雅惠，〈北宋晚期金石收藏的社會網絡分析〉，《新史學》，第29卷第4期（2018年12月），頁71-124。

[8] Ya-hwei Hsu, “Antiquaries and Politics: Antiquarian Culture of the Northern Song, 960–1127,” in Alain Schnapp et al eds., World Antiquarianism: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Los Angeles: Getty Research Institute, 2013), 230-248.

[9] 杜協昌，〈利用文本採礦探討《紅樓夢》的後40回作者爭議〉，《數位人文研究與技藝》（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4），頁93-120。可參https://reurl.cc/0EQnMl，2023/3/3檢索。

[10] 邢義田，《Google地球與秦漢長城》（臺北：三民書局，2022）。

[11] https://reurl.cc/4Qq8VK，2023/3/11檢索。

[12]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xZ3OmlbtaMU，2023/3/11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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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雅惠/在數位時代研究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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