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宜方(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助研究員)

 

 

這篇文章是我將出版的新書《王權的祭典 傳統中國的帝王崇拜》的後記。此書預定在2020年春天由臺灣大學出版中心出版,這篇後記則是述說寫作這本書的緣由——許許多多的困惑。這些困惑或許非我一人獨有,所以想藉「歷史學柑仔店」這個園地分享自己的想法。這篇文章的標題是為了在網路上發表而另外擬的。有宅氣的人自然能夠領略這個標題的幽默和趣味,至於看不懂這個梗的讀者也請不必太嚴肅。以下先條列該書的目次,以便讀者掌握全書的格局。

 

〈目次〉

謝詞

楔子

第一章 皇帝的客人:王莽與王者的後裔

第二章 華夏的歷史空間:拓跋宏的旅程

第三章 失落的王陵:楊廣和李世民的感傷

第四章 王權的公關:許敬宗和褚無量的操作

第五章 起源、序列和體系:李隆基對王權歷史的構圖

第六章 趙匡胤的戰爭、祭典與國土

第七章 朱熹的「道統」:批判帝王與功業

第八章 朱元璋、朱厚熜與「歷代帝王廟」的建立

第九章 愛新覺羅氏與「中華統緒」的建構

終曲

徵引書目

後記

 

〈後記〉

這本書最初動筆於2018年夏天,那是我進入研究單位工作的第七年,正面臨來年升等的壓力,寫這本書則是回應這項挑戰最後的孤注一擲。當時對這本書的規模和面貌只有很模糊的想法,甚至沒有把握能如期完成,趕上送交出版社審查,通過之後再啟動工作單位的升等審查等一系列的程序。下筆時,我只是暗自決定,無論如何,都要寫出和自己過去的慣性不同的風格。在接下來的十個月,我慢慢摸索,逐漸找到述說這個故事的聲音和語氣——有人或許會稱之為「敘事」;各個章節逐漸積累,最後也構成了始於王莽、終於滿清統治者的「長時段」歷史。最終就以這兩個特色構成的面貌,呈現於讀者面前。

這種敘事的筆法和涵蓋整個帝制時代的研究範圍,都不是我熟悉的作法。在此之前,我的碩、博士學位論文都鎖定中國歷史上的單一時代:唐朝。撰寫學位論文的方式,無非使用註腳,引用大量的史料原文作為證據,仔細解讀、分析這些資料的意涵,嘗試向學界同行,包括師長與前輩、同輩與後輩,揭示特定主題的歷史現象。和許多研究生一樣,我企圖藉由這個方式,證明自己掌握了歷史學這項專業的入門技藝。

這種在撰寫學位論文的過程中養成的研究和書寫模式:選擇一項課題、限定一個時代或資料的範圍,並以學界專家為預設讀者,在我畢業之後又延續了好幾年,歷代帝王祭典這個題目,原本也在這個軌道上反覆操作——參加會議、發表論文,投稿期刊。這些都是學者生涯的常軌;如果這一切都運作順利,就不會出現這本書了。然而,我未能成功掌握撰寫期刊論文的訣竅,以致於投稿有通過審查者,或反覆修改乃得以刊登者,也有被退稿者——確實也不能說寫得多好。其實,這些都是再普通不過的常態。我也審查別人的論文,我不讓通過的文章,還遠遠超過我被退稿的數量。雖然有些人在期刊論文的體系中比較適應而成功,但大多數人傷痕累累,耗損時間和心力,起伏情緒。這本書中有些內容,也曾遭到審查人無情的批評。但我比很多人幸運,一些被否決的想法如今得以重見天日。

如果我執迷不悟、非要以期刊論文的型態來進行這項研究,那麼我的學術生涯大概就結束了,因為我會被期刊的審查之壁所阻礙,不可能趕上升等的期限。其實,我還是可以繼續寫論文,解決辦法是將多篇論文集結成一本專書——很多專著其實就是論文集。但這不是我想要的面貌,而且送審也不會比較容易過關。如今想來,我決定嘗試改變敘述的方式,從論文的嚴整形式解放出來,真是個大膽的決定。一定是我隱然對許多事深感不滿,決定要去挑戰一些人事物。在2018年的夏天,我動手重寫一篇被退稿的論文,但嘗試以不同的面貌呈現,所有的資料、論證和分析幾乎都一樣,但作為主角的人物更突出,敘述有了時間順序的軸線,而且強調一個又一個的事件。這一切的調整,讓一篇龐大、詳細而瑣碎、結構井然而難以卒讀的論文,變得稍稍有了「故事」的樣貌和趣味;之後又經過刪改和增補,它變成了本書的第六章。

論文的形式,毫無疑問是傳達學術研究的新成果最正當的方式之一。然而,實際上的情況相當複雜。不同的學科、領域和課題,不同國家的學界及其傳統與文化,構成了相當殊異的面貌,固然有人在他所屬的社群寫論文如魚得水,但每個研究者所處的「小環境」其實有相當大的不同。我自己不算成功、甚至不愉快的經驗,讓我變得用更激進的眼光去思考關於論文的許多「迷思」:歷史材料不可能造假,但提供史料來源之後,難道審查人就能夠據以「驗證」?在歷史研究中,審查他人論文在知識論上的理據,究竟是什麼?坦白說,我沒讓通過的論文,很少只是基於「錯誤」或「證據不足」這麼簡單的標準。其實,又有哪一篇沒通過的論文缺乏資料的基礎和邏輯的推論呢?如果我們不以人的成敗論英雄,那麼論文刊登與否也不等同其品質的好壞。在此無法細談諸多想法,只能說我開始隱約覺得,學者研究所得的知識有各種形貌,論文可能只適合用來展現其中某一面。有些研究的心得用論文來寫,簡直慘不忍睹。而且有一點可以確定,這種形式大幅限縮了讀者的範圍,很多人對這種體裁敬而遠之。

論文的主要讀者是專業人士。有種看法認為:學術研究在專業性的著作(尤其論文)之外,無非是通俗或普及的作品。前者高深而艱難,而後者面向更廣大的讀者,因此也必須遷就非專業讀者有限的背景知識,書之以淺顯易懂的方式。這種高深與通俗的二分法,有時也隱含了文化位階的意涵,在專家與專家以外的讀者之間劃出一道明顯的上下界限。我工作的單位(1928年成立於中國廣州),強調專業的菁英意識曾經非常強烈。因為在中國現代史學的初始階段,如何建立學術的專業,以求獲得歐美等先進國家學界的認可,乃當時最關切的目標。

但在漫長的二十世紀,學院的制度和環境、規模和組成,以及讀書市場的大眾,都並非一成不變;兩者及其所處的社會與文化,都經歷了巨大的變遷。在這百多年的時間,出版業者主導的讀書市場有更快的成長。伴隨著高等教育的發展與擴張,學院的內、外出現了很多知識水平與廣度俱佳,有良好品味,也對人文社科的新知感興趣的讀者。學術論著的得失仍然只有少數的專家能夠迅速掌握或深入評論,但一個學者如果想寫給這批有教養的讀者,其難度未必低於只寫給同行的專家。事實上,這個標準還一直在上昇。如今,在「後現代」的文化精神下,專業與非專業的界限也不應有那麼大的差異。

更重要的一點是,如同論文的體裁、寫作和審查,在不同的學術圈各有不同的運作方式,只寫給學者和寫給更多讀者的兩種寫作,在歐美、日本與中國也分別有不同的搭配和組合,而非前述簡單的二分法。這些搭配和組合,促進了一個國家的學術界、出版界,與其所在社會與文化的交流與互動,共同推動了國家整體的進步與成長。這些搭配和組合,立足於各國自己的優缺條件與文化機制。在運作得比較成功的地方,透露出該國的知識資源與人才,能夠成功整合。一個學者如果堅持只為專業的同行寫作,大概就很難,或只能間接參與到所屬國家知識循環、流通與再生產的體系中了。

這本書的作者不同意「專業/通俗」這樣的二分法,這本書不一定好到能吸引讀書市場的眾多讀者,但無論如何,它不是為了普及、通俗而改編的次級版本,它本身就是一部學術作品,傳遞我研究所得的知識內容。本書也通過學術的審查,經得起專家的批評。以下我想提出另一種三分法來分析讀者的位置。這個三分法基於我自己的背景、處境和目標。我的大學和碩、博士學位都在臺灣取得。其中超過十年的時間,研究對象是中國中古史的唐代。如今回顧這段學術的養成期,儘管我人在臺灣,但我的閱讀與思考深受中國學術傳統的影響——如果我留學日本或歐美,受其薰陶,情形或將不同,因為這些地方有自己的傳統。我的困境並非人人皆有,我的同事或同儕,或自海外學成歸國,擁有不同的知識資源,又或者他們的研究座落在東西交流的年代,或歷史舞臺更為寬闊的近現代史,或世界史。相形之下,我感覺自己研究的焦點都被鎖定在中國。這篇後記表達的每一個想法,都從我自己特定的侷限出發。這本書的寫作,目的之一就是要去突破這個困境。

對一個學者來說,其讀者可以分成三個範圍:專業社群,研究對象的國度,以及他所在的社會。這三者有時高度重疊,比如在臺灣研究臺灣史。有時彼此分離,完全不一致,也是正常的現象。比如在臺灣研究歐美、亞非和大洋洲。一般而言,專業社群的分佈跨越了國界,至於研究對象本身的國家,大概同時擁有最多的專家和讀者。學者所在的地方,如果對域外的風土深感興趣,那麼他帶回來的消息就備受重視。然而,無論哪一種狀況,都沒有比在臺灣研究中國的歷史與文化,更曖昧與矛盾了。(稍後會繼續討論這一點。)這就是本書及其作者的處境。藉由本書和這篇後記,我想探討這件事的可行性:身在臺灣、研究中國古代歷史的學者,如何為他所在的社會寫作?同時,也能滿足專業的標準,並在視中國為國族歷史的人當中,找到讀者?

過去撰寫論文時,我很少深入思考「讀者」的問題,因為論文預設的讀者是專家,寫論文的目的是貢獻自已獨特的知識於整個學術世界。這個理想化的圖像,在人文與社會科學的研究中,仍有一部分是真實的。但更現實的是,隨著高等教育機構的膨脹,從業人員被鼓勵和要求寫作更多的論文,捲入了這個世界一切以「大量生產」為目標的潮流。當論文的數量更龐大,研究的領域更多樣化,課題分化更精細,這一切早已和上個世紀初、社會學家韋伯在他著名的演講中所擬的那個美好的景像差異很大、相距很遠了。一切都膨脹了,也稀釋了一切,彼此的關聯性降低了。我無法多描述這個學術界複雜的面貌,其中的歷史變化和因果關係也無法在此說清楚。但在新的形勢下,有一點很清楚,很多論文其實已經找不到讀者了,而這與論文的品質無關。有些了不起的著作仍然廣受討論,但我也發現有些優秀的論著乏人問津。

我甚至願意承認,即便我自己發表在被認為是頂級期刊的兩篇論文,讀者大概很少,也不太被引用。這兩篇論文的部分內容,後來被改寫進本書,融入第四章、第五章。即便我身在這個產業已一、二十年,並非新手,但我也很難精確找到我的專業讀者。一篇論文不會毫無學術價值,但意義何在就很難說了,因為意義有其特定的社會脈絡。有些著作仍然是學者心力的結晶,但不一定能吸引人、激發閱讀的欲望。實際上,即使在小眾的專業社群,很多論文都沒有人閱讀、引用和討論。而且,從很久以前的過去就是這樣了。其實,學術界的發展有非常多的動力,除了理智,還有權力,以及各種不見得是理性的因素。學術社群與傳統中,當然有延續與連結,但也存在著各式各樣縱向與橫向的斷裂:有意或無意,無知或漠然。而且,有時也必須產生斷裂,才能邁出新的步伐。

從專業到普及的光譜上,每個學者都可以鎖定自己的讀者處在哪個位置。我曾寫過一篇期刊論文,我心中有意與之對話和討論的人,不超過五個。如果這個想法貫徹到底,我的研究與我所在社會的關聯性就非常低了。追求精深的專業化固然可敬,但不可能沒有代價,最大的犧牲者大概就是本土的讀者了。儘管我還是可以在自己的同溫層或小圈子尋求溫暖,但這個圈層越來越小,它的溫度和光亮也傳遞不出去了。

寫作時設定誰是潛在的讀者,看似位處研究歷程的最末一段。但這件事,不只是界定了學者與外在的關係,對於自我的形塑,也有重要的影響。研究成果的出版,不論採取哪一種類型,隱隱之中左右了一個學者的未來,因為「我寫故我在」:寫什麼,如何寫,為誰寫,都會決定你成為什麼樣的人,養成哪一種知識和學問,建構自我的認同。結交哪些朋友,在什麼社會位置,和社群的關係,乃至榮華富貴的有或無,都繫於他的研究、寫作與讀者。在攻讀學位的階段,一個研究生沒有太多的自由來決定這件事,但畢業之後,尤其獲得工作職位之後,如果可以放眼比較長遠的一段未來,這是個關係重大、值得反省的問題。或許最好也別太晚才想到,否則就來不及回頭,或走出另一條路了。

以上這些看法似乎籠罩在一層陰影中,但那也只不過是我個人的處境和感受。換個環境,以中國史在中國而言,我在中國的同行友人除了寫論文之外,還有機會接受出版社的邀約,撰寫教科書、讀書隨筆,以及目標就是單純為了普及大眾的各種作品。此即先前所述,只寫給學者和寫給更多讀者的搭配、組合與分工合作。這是因為中國有著豐富的古典文化與長久的學問傳統,中國史為其國族的歷史,這個主題有龐大的市場和各個層次的讀者。基於這些條件,出版業、傳媒與學術界彼此合作。這一切在中國改革開放與國力上昇之後,更互相拉抬。最重要的是,前述各種多元形態的寫作,有助於一個學者的成長,讓他琢磨思考、研究和寫作的技藝,邁向更高層次的自我實踐。

另外,中國人樂於看到世界上其他人研究中國,他們也有興趣引進這些作品。就像很多產品一樣,中國史的研究有其專業的、全球的,甚至特別是中國的市場。如果不考慮民族主義和政治審查的干擾,以中國歷史和文化為研究對象的學者,不難在這個環境中享受學問的樂趣,獲得支持和回饋。事實上,中國之外的異邦人中,有些擁有這樣的才能、機會和意願,有些也真心想為這個國家、文化與人民貢獻心力,幫助它自我反思,走上富強康樂,然而,這個國家的統治者並不覺得特別需要他人或外人的關心或憂慮,所以它有時不太歡迎報憂不報喜的作品。本書中有些話如果沒刪除,大概也不容易在中國出版。

相形之下,臺灣的中國史研究,處於完全另一種生態環境。過去在國民黨的威權統治下,中國史也曾經是臺灣的國族歷史,擁有不少的讀者。許多年間,中國史和各級學校的教學、乃至國家考試有密切的關聯。但在臺灣的本土認同茁壯之後,這個優勢的位置讓給了新興的臺灣史。2019年正式實施的十二年國教108課綱,以「台灣史」、「東亞史」和「世界史」的範疇重新形塑下一代的歷史視野,堪稱是對中國史研究與教學的最後一擊。我支持這項將原來的「中國史」改成「東亞史」的變革。但這項改革也讓臺灣過去數十年培養起來、幾代的中國史研究者,必須重新思考自己的工作與所在社會及其人民的關係——雖然尖端研究的成果不必然觸及中小學的歷史教育。而且,在此一變化來臨之前,臺灣的中國史研究,早已未能伴隨臺灣讀書市場的成長而保有一席之地。結果,相較於我在中國的同行擁有各種類型的寫作和出版機會,我只能接一些小案子,比如為幾位中國學者所寫的歷代帝王傳記在臺出版寫寫數千字的導讀。作為在臺灣的中國史研究者,面對兩種截然不同的出版環境,如果能夠選擇,究竟該走哪一條路?每個人各有各的應對之道:有人更投注心力在專業論文的寫作,也有人設法參與中國的學術、文化與出版界。分析和比較這樣的前景和機遇,一個人才會知道要做出什麼樣的抉擇。

中國史的研究在臺灣,遭遇的問題遠遠超出讀者和出版的層面,關鍵是它在這個社會的定位。在上個世紀九零年代我剛進大學時,中國史是歷史系的主流傳統,而且不太會引發國族認同的困惑與衝突。但到了新世紀,這兩點慢慢在改變。在臺灣研究中國史,不再是不證自明的事,慢慢讓有些人感到比以前更焦慮。舊的焦慮是如何在中國的邊陲海島去認識一個無法參與和在場的土地?新的焦慮則是在一個「臺灣人」的認同愈益成型的年代,如何去研究一個對臺灣有敵意之國家的歷史和文化?

這個問題沒有嚴重到無法解決,困擾的程度也因不同學者的認同、性格和思想而異,許多人心中都有自己的尺度和答案。然而,因為中國正在開放、崛起,而且全球化的勢頭正盛。中國史作為世界歷史上重要的一環,沒有理由不應獲得學者的注意。結果,在臺灣研究中國歷史與文化的傳統,本應在新的形勢下經過思辨而釐清自己的定位和路徑,結果就先被中國崛起與全球化給掩蓋了。或許沒有人能指出這個問題的正確答案,即使有也未必真能付諸實踐。但這個關鍵的問題應該被提出和討論,才能讓研究社群以其集體的智慧,激盪思辨的花火與研究的能量。但這個理想中的一幕沒有發生。於是,在新世紀的前十年、我讀博士班的七年間,我只能說服自己,中國史的研究是一門值得敬重的「專業」。因此,寫給專業社群和寫給研究對象的國度,再合理不過了。這個念頭帶領我渡過那段苦悶的日子,幸運而順利地找到工作。

直到2014年春,因反服貿而發生318運動。2015年,高中歷史課綱的「微調」引發了抗議,甚至因此喪失了一個年輕人的生命。2016年,第三次政黨輪替,民進黨重新執政。臺灣社會對中國日漸表現出希望保持距離的態度。2018年,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取消了任期制,讓許多期昐中國走向民主、自由的人徹底失望。2019年,香港的反送中運動,更是慘烈得讓人心痛。當中國的崛起展露出猙獰的一面之後,原本被掩蓋的問題就失去了遮蔽物——在臺灣研究中國歷史與文化,究竟該如何自我定位?當現實的中國變得越來越不光采,難道歷史上的中國依然耀眼?對有些人來說,這並不衝突,古老中國的歷史與文化始終是美好的,彷彿排除了一切與醜惡、不幸現實的關聯。然而,依據歷史學的信念,現實和過去存在著千絲萬縷的關聯,尤其中國文明以其長久的延續性為一大特色。但另一方面,根據歷史主義的信念,研究者也不應該以後世或現在的眼光或價值判斷投射到過去的時空,應當如實探討歷史的原貌。

一個歷史學者究竟應該如何看待研究對象的過去與現在?這或許是個永恆的問題,但這個問題也存在於每一個研究者的生命階段、所在環境與特定時空。2014年時,我已經在臺灣生活四十年了。我從小接受以中國史為國族歷史的教育長大,直到成年才逐漸脫離其影響。我花了二十多年的時光,學習中國的歷史與文化,並深受其學術傳統的薰陶。這二、三十年也是冷戰結束之後、中國崛起搭上全球化的勢頭快速發展的日子。然而,當這兩股歷史潮流漸露疲態,我也越來越明白,一個人有其棲居、依賴的土地、社會與國家。與我憂戚與共的人,應該是我工作奉獻的優先對象,而不是把專業社群,或研究對象的國度,擺在最前面。

全球化是另一個遮蔽中國史之定位的障眼法。在中國崛起和全球化當道的年代,中國作為重要的文明與世界歷史之一環的角色更被強調。這為中國史研究的正當化提供了助力。客觀上,中國的歷史與文化始終都有值得了解的價值,但在個別的時空環境和不同的位置,其實有不同的判斷。如果從中國本位和內部來看,中國的歷史與文化永遠有無窮盡的內涵可供探索。但在日本、美國和歐洲,看待中國的眼光和想法往往隨時代而改變,無不立足於地緣政治、本身的學術、思想與文化傳統,變動的世界情勢,以及中國自身的表現,興趣隨之高低,評價也為之起伏。身在臺灣,究竟是要模擬自己代入中國之內,亦或站在外面?

另外,寫作時預設的讀者可能是沒有邊際的「全球」嗎?許多歐美、日本漢學的傑出作品,被翻譯成中文,在臺灣出版或引進。難道這些作者心中都懷抱著整個世界的讀者來下筆嗎?可以猜想,這些作者原本就是寫給專業社群,以及他們自己所在的國家及其讀書市場,有時甚至不一定特別想到要寫給研究對象的國度:中國。這並不奇怪。在比較先進的國家,比如歐美和日本,乃至學問傳統比較深厚的國家,比如中國,學術寫作都是基於自己的傳統,提昇自己的社會和文化。很多作品都是在自己的學界和讀書市場被認可之後,才被翻譯到不同的地方。我並不認為自己這本書有多好,期待它被翻譯,或多年之後仍有人讀。此時、此地的人們就是本書訴求的對象,就是我尋找的讀者。學術著作都只是一時的,但如果它能帶來一點啟示,就會留下一些正面的影響,不管在哪裏。

全球化,也改變了臺灣的閱讀市場。當臺灣邁入開放社會,除了持續深耕本土歷史的研究與教育之外,也逐漸對世界各地的歷史敞開了胃口。中國史只不過是眾多歷史知識的一種而已,必須競逐讀者眼球的注意力。來自歐美日,各種以新觀念、打破既有僵固界限的人文社科著作層出不窮,拓展了本地讀者的視野。另一方面,以中國史而言,儘管過去數十年,臺灣培育了一批優異的中國史學者,但大多數人並不熱衷為自己的讀書市場寫作。於是,出版業接手,翻譯歐美和日本的漢學著作,或直接引進中國的作品,滿足市場的需求。因此,設法為故鄉寫作,並非出於浪漫感性的鄉土情懷,而是全球化情勢下的生存策略。如果不經過一番調整和適應,臺灣的中國文史研究者,如何重新立足於本地的讀書市場?

在臺灣,同樣進行歷史研究,為什麼研究中國史,在尋找讀者這件事上,需要經過許多思辨?臺灣史沒有這樣的困擾,世界史也沒有。這是因為中國、中國史,及其研究與教學的傳統,和臺灣的牽連最為複雜。過去,中國史長期被定位為國族的歷史。戰後臺灣研究中國文史的傳統,更是中國現代學術的一股支流。1949年以後赴臺的學人在這裏傳承學問,教育了兩、三代的學子,奠定了人文學術的基礎。這個傳統曾經是個「文化霸權」,長期壓抑本土的文化與認同。但研究臺灣本土文學與歷史的學者,有一部分人也是受同一批師長的教育而成長的。

當兩岸在九零年代開始交流,由於同樣使用中文,交流的門檻降到最低,開啟了影響與被影響的進程。但影響的力量並非均等,而是繫於各項條件。如今時移勢轉,兩岸的人口和國力懸殊,臺灣在某些方面易受影響已經是明顯的現象。中國的學術社群擁有不少優秀的人才、豐沛的資源和組織的力量,而且臺灣的社群與對岸有著複雜的人際網絡、交流合作和各種利益。有鑑於這些連結,臺灣的社群對某些敏感的話題大多是沉默的,有時甚至自我審查,我在自己工作的單位就遇過。當兩岸的社群規模大小之勢懸殊,中國史研究在臺灣更難吸引到新生代的興趣,最不幸的處境可能是雙重的邊緣化,既疏離於自己的社會,又難以真正融入對岸的專業社群和讀書市場。

我也身處在這個社群、環境與傳統之中。如果我繼續順從下去,這本書就不會誕生了。如果我不先改變自己的慣性,我終將以一個隋唐史研究者的身份,儘管身在臺灣,但脫離不了以中文發表,從而被視為中文或中國的學術傳統之一份子。如果臺灣能夠維持自立,理想上對中國文史的研究,遲早終將蛻變出獨特的視野。我的許多前輩和同儕都努力開創新局,基於差異化的目標,企圖在專業、全球與兩岸的格局下,為自己、也為臺灣形塑獨特的面貌。每個人秉賦的資源不同,走出不一樣的路徑。這是個艱難的轉型,順利的話也要歷經長久的搏鬥,才能成功。

如果沒有經過以上的檢討,關於臺灣的中國文史研究,很容易被各種常見的理由、表面的說詞給帶過,比如「國族」、「客觀」、「專業」、「全球」,或「傳統」,從而輕輕滑過已經變得很粗糙的現實表面。當一個人自己釐清這些背景和因素,一個研究異域的歷史學者才可以安心,放手為家鄉寫作。接下來,身在臺灣,究竟該如何為家鄉研究和寫作中國的歷史?從一個好的題目出發,或許能向讀者揭示臺灣與異域、當下與過去、自我與他者的意義。但這經常可望而不可即,每個學者只能在自己特定的領域和能力的範圍內作有限的選擇。題目雖然重要,但不是唯一的關鍵。臺灣的研究者能在許多方面自我變革,重新架構中國史的研究與出版業、讀者之間的聯繫。以本書而言,歷代帝王祭典並不是一個非常吸引人的課題。但我當時手上只有它,只能進行到底,我可以設法改變它的格局和樣貌。本書的兩個特點,時間上跨越了各個王朝,敘事上有諸多設計和安排,都偏離了既有的傳統,這就是自我修正而跨出的一小步。

本書探討中國歷史上的一項國家祭典,時間的範圍始於西元初的王莽、終於十八世紀的滿清統治者,幾乎縱貫了整個中國皇帝統治的時代。這在臺灣、中國或世界上研究中國歷史的著作中,並不常見。因為歷史學的基本信念是每個時代有其獨特的性格,而且各個時代有不同性質的歷史材料,研究者不可能掌握、解讀全部的史料,必須集中精力、鎖定對象。因此,許多中國史的論著基本上可以用不同的王朝或斷代來劃分。在專業上這是完全合理的作法,但往往也變成教條,反而限制了視野和想像。如果我們放眼中國、日本和歐美等地的中國史研究,仍有一些涵蓋長時段歷史的作品。本書之所以儘可能跨越各個時代,首要目標是擴大讀者的範圍。當然有些人對特定的時代深感興趣,但大多數人並不特別需要知道異國歷史上各個王朝的細部知識。其次,我想儘可能就這項課題提供一個完整的歷史圖像,而不是片斷的。總之,在各種知識層出不窮的時代,應該方便讀者一次掌握涵蓋面比較廣闊的整體,避免零散、破碎的訊息。

中國史的學者,選擇一個研究領域和主題,以及一個時代,乃相當普遍的作法。這也是我取得碩、博士學位的方式。誠然,少數人能夠跨越領域、時代和史料的界限,但大多數人選擇持續深耕自己投入很久的園地,兩者在專業生涯的發展上都是可取的路途。一個學者的研究對象不可能無所不包,因為那樣違反了術業有專攻的原則。但一個人固守在「斷代史」的格局,是否也只是因為難以擺脫傳統的習慣,從而無法想像拆除這些邊界之後,將看到什麼新的視野?本書正是這樣的實驗。我依舊只是一位隋唐史、中古史的研究者,但嘗試去掌握其他時代的歷史、史料和史學,仍然是可行的——這並不構成一道無法跨越的障礙。只要接受過足夠(不必徹底)的專業訓練,研究者理應可以依設定的目標,伸展研究的範圍。在臺灣,也許應該鼓勵更多年輕一代的新手,在部署自己的研究時,發揮更強的主導精神,統合研究所需的各個成份,而不是在習慣的邊界前退縮。

最後,關於本書的「寫作」,這件事有著漫長的前史。出生於七零年代初的我,在中小學教育的階段,只懂得國文課裏的「作文」,而且還是用毛筆寫的;當時也是國民黨威權統治的年代,因此「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的教條也曾經出現在我的文章結尾。九零年代初進入大學之後,才突然知道有種東西叫「論文」,但論文究竟應該怎麼寫,我從來也沒在課堂上學到過。那時候已經有了個人電腦,但網路尚未普及,這意味著沒有發表的地方,不像後來的世代開始、乃至習慣在部落格上練習寫點什麼。當時的人們看待寫作的態度很正式,不像後來在臉書上寫幾句話那樣,屬於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文青」的帽子不是每個人都可以戴的,只有少數人方有此殊榮。在那個時代背景下,有些師長會說,寫作是一種「天賦」。這似乎暗示普通人、平凡人缺乏這種才華,就不要妄想了。至於論文,重點則是思想清楚、敘述分明,一旦違反了樸實的原則,就被視為賣弄文筆,那就不是學者的本份了。我在那個年紀,也以為閱讀和思考是重點,所以很少動筆。直到碩士畢業之前,經由師長的提示,我才開始注意到寫作這件事,開始觀察、分析和模仿我敬佩的史學論文是怎麼寫成的,亦步亦趨才勉強交出了學位論文。

在新世紀的前十年,我開始關心寫作這件事,有機會從事翻譯和為讀書市場撰寫普及作品,也將兩篇學位論文改寫出版。這本書是第二個十年的作品。這兩個十年分別是不同的生涯階段,我從研究生轉換成專業的研究人員,寫作之於我也不再只是撰寫學位論文那麼單純,而是涉及期刊審查、學術出版、自我認同、讀者對象和史學傳統等複雜交錯的層面。這些糾結的問題,就是這篇後記的由來。這一切問題的背後,其實就是時代在改變,而史學界不可能外於這一切而不受影響。在新的時代和新的世代,「寫作」變得和過去有些不同。寫作的教育受到更多重視,有些大學建立了寫作中心和課程,書市引進了許多指導寫作的書籍。年輕一代更有寫作的才能,也懂得運用網路平臺和社群網站爭取讀者的注意力,有些人還喜歡用貼近受眾的語言來吸引人。當我察覺這股新浪潮淹過我的腳踝時,我跨入了四十歲的門檻,正處於不上不下的位置,也不曉得要被前浪和後浪推到哪裏去。

這本書的寫作,正始於這樣的焦慮,或中年危機。我知道必須擺脫過去撰寫論文的慣性,但究竟該如何寫出不同的句子,並無自信或清楚的圖像。我知道勞倫史東說「敘事史」正在復興,也曉得英國有重視敘事的史學傳統。我開始觀摩、解析那些寫作備受稱譽的作品——大多是英美的史家或作家,設想他們的思路和語氣,反省自己究竟是哪裏自我設限,為什麼不能那樣自在地表述自己的想法?為什麼我的學校、師長和史學傳統,很少鼓勵或指導我那樣子寫作?這些問題無不觸及論文、讀者與學院等議題,所以才會催生了這篇後記,檢討自己成長於什麼樣的環境、傳統與世變。

經過許多年,我才明白「寫作是一種天賦」的說法是誤導的,它和「專業」、「客觀」的觀念一樣,都被人填充了片面的偏見。在英美的學術與教育傳統中,寫作可以透過教學和練習而培養,提昇到一定的水準。如果能夠明白這一點,拆除自己心中的壁壘,就比較容易重新自我教育。於是,除了揣摩一些史著的筆法,我也求助於「非虛構」寫作的教學指南。在這些影響下,我開始實驗和練習,嘗試將歷代帝王祭祀的研究寫成「故事」,希望吸引讀者。在我求學的階段,從不被鼓勵將歷史研究寫成故事;那意味著以人物為主角,連續的事件宛如劇情起伏。現代史學則企圖透視這些表象背後的結構或因素。本書的前身有幾篇論文,就是這樣寫成的。我在這些基礎上,重新改頭換面,讓書中的每一章有比較突出的主角或人物,然後設定和安排敘述的軸線。將歷史的事實雕塑出故事的形貌,但並未犧牲事物背後的結構或因素,而是將分析和解釋,比較有技巧地融入敘事中,而不是投射到文字舞臺的前景。

之所以寫下這篇後記,意在交待這本書的生成。雖然本書的初稿始撰於2018年夏天,這篇後記寫成於2019年入秋,但這篇後記談到的許多議題,已經縈繞我許多年了。種種問題的來龍去脈,不限於過去的十年、二十年,有些甚至還超出了我的年齡,因此這些問題也不是我個人特有的遭遇,而是基於我身處的社會、國家與時代,和我所在的學院、傳統和文化。當然,每個在臺灣的中國史研究者的秉賦與認同、感受與回應,各自不同。但這些問題如果在社群中被談論,或許我就不會那麼困惑,感覺沒有出路,以致於只能藉由書寫這篇後記來釐清自己的路向。我也想藉由這本書和這篇後記,將我的想法和作法提供給我的同行參考,尤其與我年齡相近、或更年輕的世代。但願我們能重新找到自己的定位,在這個臺灣更加奮發向上的年代,與其他人連結,一起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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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宜方/ 在臺灣寫作中國的歷史是否搞錯了什麼
引自歷史學柑仔店(https://kamatiam.org/在臺灣寫作中國的歷史是否搞錯了什麼/ ‎)


最後修改日期: 2019-12-27

留言

王文隆 

作為論文之海浮沉的同行,我對本文頗有感觸,也深為贊同

https://ash.ascdc.sinica.edu.tw/
中央研究院或許不是1928年在廣州成立的,就一個小瑕疵,提出請您酌參

    作者
    歷史學 柑仔店 

    親愛的讀者您好:

    雖然中央研究院於1928年正式成立於上海,不過廖宜方老師任職的單位為中研院的歷史語言研究所,而該所正式成立於1928年的廣州柏園,因此廖老師並無筆誤。謝謝讀者的細心閱讀及建議!

    by 歷史學柑仔店

caca_boudin 

推:好文不推不行。不過好奇期刊文章審查和專書審查不是同樣的學術環境嗎,為何後者的出版能得到較大的嘗試與發揮空間? 如果沒有誤解的話(隔壁棚來的讀者)。

    作者
    歷史學 柑仔店 

    親愛的讀者您好:

    謝謝您的回覆,老師讀了你的留言後,簡要回覆如下:
    「不同的學科對於專書和期刊的期待和標準不同,當中可能還涉及各個學科的規範、慣性和禁忌。這也進而觸及,一個研究者如果想在這些夾縫中求生存,或想去挑戰這些成規時,應該從哪裏下手;或者說,哪裏最能發揮自己的長處,或創造力?哪裏的機會高一點?

    非中國史的讀者,可能很難明白中國史研究中,「斷代史」的界限之嚴。但一部專書可以涵蓋比較長的時代(如果當事人想這麼作的話,但這在期刊論文是幾乎不可能的事),可以嘗試放進新的試驗,從而讓自己的學力和優點,藉由比較完整的篇幅展現出來,從而提高了審查者願意認可的機會。相形之下,期刊論文的篇幅和形式,容許開拓的空間要小得多。

    把一本書拆成九篇論文,分別依序先後發表,是否可行?(就像九篇論文,也可以合成一本書。)我試過,但很快就被擋住了。其中一個因素就是「斷代史」的界限。然而,如果一次送審的是整本書,或一次合併送審九篇論文,審查人就不得不去看整體的表現,而不是去計較個別零碎的片斷。所以,專書特別適合處理比較大的規模,作者自己也必須有比較完整的想法。

    當然,這一切沒那麼容易,依然充滿了風險。」

    by 歷史學柑仔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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