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貞德(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特聘研究員兼所長)

 

 

前(2018)年春節假期後,大年初七上班日,隔壁研究室的內田博士送來一本小濱正子教授主編的論文集,兩週前才由京都大學出版,熱騰騰的新書:《中国ジェンダー史研究入門》(中譯:《被埋沒的足跡—中國性別史研究入門》)。翻開目錄,第一章正是內田博士利用考古材料分析先秦性別結構的大作!「啊!原來有妳的文章?恭喜恭喜!」想起本世紀初內田博士入所演講時,也曾提及對性別考古學的興趣,當時她剛剛在一本中國女性史入門的集子中寫了兩個小篇,雖然精彩,但實在太短,令人意猶未盡。[1] 演講結束後,我趨前致意,並探詢未來整體申論的可行性。一晃眼,十多年過去,內田博士在發表眾多享譽國際的青銅器考古學論著後,終償宿願。

 

     圖1  小濱正子等主編,《中国ジェンダー史研究入門》,京都:京都大學出版會,2018年。

內田純子長年鑽研商周青銅器,本次以考古材料論古代中國的性別制度,

其研究可參:https://www2.ihp.sinica.edu.tw/staffProfile.php?TM=3&M=1&D=2&uid=45 

                               

其實,不論在日本或在臺灣,中國女性史的研究皆已近半世紀,並都經歷了從婦女到性別的轉折。唯因最初皆以關注近代革命和女權運動為契機,故早期成果大多環繞十九、二十世紀之交作論,分析傳統時期的著述不多,更遑論考古學角度的研究了。臺灣方面,李又寧和張玉法兩位教授在1975年出版《近代中國女權運動史料》兩冊,吸引年輕學子相繼投入探索的行列;日本方面,則以小野和子1978年出版的《中国女性史―太平天国から現在まで》開啟新聲,都是值得紀念的事。[2] 與之相較,考察前近代議題的作品寥寥無幾,陳東原1920年代在上海發表的《中國婦女生活史》,幾乎是彼時唯一的教本。[3] 人們對傳統中國女性雖然也感興趣,唯多以獵奇廣異之筆描述女主名媛,或仍賡續五四遺風批判貞寡節烈。學報期刊上,比較常見女性文學史的論著,或分析詩經樂府中的女性形象,或評介唐宋女性詩詞作家,洋洋灑灑,不絕如縷。至於其他女性史課題,更為嚴謹的學術研究則仍待開發。[4]

比較特別的是,日本學界因戰後對中國傳統家族型態及其繼承體制的法律史辯論,自1980年代末即有學者鑽研宋代家產分割中的女子承分等問題。[5] 而臺灣史家亦在稍早因大規模中國史出版計畫的機緣,從婚姻等禮法制度論述傳統女性的處境和地位。[6] 不過大體而言,介紹前近代女性多難脫離「家」(家庭史或家族史)的範疇,在史料運用上也以傳世文獻為主,罕見探索出土文物者。

二十世紀的最後十年,隨著女性主義的衝擊、各種後學(後現代、後結構、後殖民)的刺激,最重要的是,加上了性別理論的啟發,學者觀察傳統社會有了新的視角,蒐羅史料的種類也更寬廣了。臺灣方面,1987年解嚴前後,各類政運、社運和婦運風起雲湧,各大學則相繼成立以婦女、兩性和性別為名的研究單位。臺大婦女研究室在1985年創刊《婦女研究通訊》,1990年發行《婦女與兩性學刊》,女性主義學者則在1993年成立女學會,致力於校園中的性別研究。各部門名稱和刊物標題的演變,其中折衝、離合所反應的思維與意義,我曾在另文談及,此處不贅。[7] 值得注意的是,歷史學者雖亦參與上述社團,卻不常針對社運作論;婦研刊物上的文章大多處理當代議題,史學論著僅偶一得見。[8] 而大專院校蓬勃開設的性別課程中,歷史領域的占比並不穩定。[9]

 

圖2  歷史學者雖亦參與女學社團和婦研刊物的編務,卻甚少針對社運發言,也不常投稿登載。

左:女學學誌(原臺大婦女研究室《婦女與兩性學刊》)(https://jwgs.psc.ntu.edu.tw/)。

右:女學會首頁(http://twfeminist.org/)。

 

即便如此,性別主流化的大環境和性別理論對研究者的影響,仍可在歷史學界窺得。1993年臺灣第一份女性史期刊《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由中央層級的研究機構發行,中國女性史的文章,也持續在各歷史教研單位的學報上刊出。此外,每年歷史系所碩博士論文涉及婦女性別課題者,則大多維持在全臺歷史學位論文的十分之一,其中亦不乏運用簡牘碑刻或考古遺存分析傳統中國社會者。[10] 換言之,在歷史教研仍以中國史為主流大宗的戰後一甲子,以彌縫補缺為初衷論旨(也可能是策略性修辭)的中國女性史,儘管歧路顛簸,仍能匍匐前進,在臺灣的學院體制內搶占一席之地,反而較少與民間社團互動的軌跡?[11]

 

圖3《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http://www.mh.sinica.edu.tw/rwmch.aspx)。

儘管歧路顛簸,中國女性史仍在臺灣的學院體制內搶占一席之地,1993年發行第一份學術刊物。

                

相形之下,日本的中國女性史研究幾乎可說是從邊緣出發,透過學院內外活力充沛的串聯與結盟,不斷向中心推進的過程。和李又寧、張玉法兩位先進蒐集引介史料的旨趣不同,小野和子的專著在遠觀中國文革、回應日本婦運的脈絡中出版,自始即帶著女權運動的激越之情。[12] 1977年夏天,柳田節子(1921-2006)和三位當時尚無教研職位的「在野研究者」,在參加了全日本婦女問題大會後,為了彼此砥礪、互相支援,共同發起了「中國女性史研究會」。最初每月一回在柳田的研究室舉行讀書會,所研討者,正是從臺灣輸入的兩部著作:陳東原的《中國婦女生活史》和李張二位編纂的《近代中國女權運動史料》。至1989年會員人數亦不過三十,即創刊《中国女性史研究》。[13] 每年一期,除收錄論文和書評外,也常見特輯(專號)、史料介紹和學界動態報導。雖然近現代課題仍占絕大多數,但也不乏考察明清女性史的文章。[14]

日本讀書會、研究會和學會的傳統,可謂淵深流廣。研究興趣相近者,共組社團、研讀分享、辦會發表,甚至合作出版,經驗皆頗豐富。此雖眾所周知的現象,但女性在學界宛如鳳毛麟角,眾多非常勤講師、在野研究者,孜孜不倦,數十年而熱情不減,讀書、交流、撰作不輟,聞之者莫不由衷敬佩。[15] 四十多年來,「中國女性史研究會」的老將新秀齊聚一堂,專兼任學者和研究生共同研討,並不時以研究會之名編纂出版專書或譯著,對年輕人摸索學術之路、鑽研女性史課題並練習發表,皆具切磋鼓舞之效。從柳田去世時來自各國的追悼文字觀之,日本學院內外的女學者們長期互助合作、彼此支援,不但風格獨特而引人注目,更展現了女性史認識自我、奮發砥礪的一面。[16]

 

圖4  日本「中國女性史研究會」(https://sites.google.com/site/chinesewomenshistory/)。             

 

其實,日本的中國女性史研究會還不只一個,2000年時關西地區女性研究者將之前成立的讀書會也命名為「中國女性史研究會」,後為避免混淆,改稱「關西中國女性史研究會」。[17] 內田博士最初兩篇性別考古學的短文,便是在此研究會主編的論文集發表。[18] 中國女性史在日本學界屬外國史之次領域,同一時間在不同地區竟有兩個積極活動的共同研究會,不能不令人刮目相看。而此,亦應與日本女性史研究興起有關。

 

圖5  中國女性史在日本屬外國史之次領域,卻在同時間有關東和關西兩個研究會,蓬勃研討並發表。

左:關西中國女性史研究會編,《中国女性史入門—女たちの今と昔》,京都:人文書院,2005年初版。

右:《中国女性史入門—女たちの今と昔》2014年增補改訂版。

 

日本戰後復甦,以性別分工為基礎支持經濟成長,女性的家內角色吃重,在保護生命與生活為目標的大眾運動中,逐漸出現地域女性史同好團體。[19] 1970年代第二波女權運動興盛,聯合國將1975年訂為國際婦女年,舉辦了第一屆世界婦女大會,日本亦相應展開各項活動,並以政策支持各地編纂女性史,地域女性史的出版品激增,以口述訪問為主,紀錄在地女性生命經歷。最初或由地方政府主導,未必和女性主義或婦權理論相涉,但後來民間社團益見活躍,1990年代則漸多與性別平等運動對話,關注課題也更加寬廣並具批判性。[20]

國際婦女年之後,專攻日本中世史的女學者脇田晴子,獲得政府科學研究補助金的支持,跨界探討女性文化。自1977年開始的三年計畫,由京都出發,在全國形成數個研究圈,糾結同好,研討出版。[21] 計畫結束後,關西圈的學者雖然經費申請不利,仍於1986年以「女性史總合研究會」之名重啟活動,並自始即與中國史學者互動頻繁,如在例會中邀請小野和子發表。而自1991年發行會刊《女性史學》後,亦不時報導或收錄中國女性史研究訊息。事實上,繼脇田出任研究會代表的筧久美子,即為中國文學史的專家,而脇田、筧久與小野等人年紀相仿,同為京都大學出身,持續推動女性史研究,貢獻良多。[22]

 

圖6  由關西地區學者發起的「女性史總合研究會」(http://jsk.html.xdomain.jp/)。                       

  

至於關東圈的學者,則在1980年計畫甫結束時便成立了「總合女性史研究會」(後於2013年改名為「總合女性史學會」),以全面提升、發展並普及女性史研究為宗旨,歡迎任何行業(亦即不限歷史教研人員)有志一同者加入。會報於1984年創刊,後定名為《総合女性史研究》,陸續收錄專題論文、研究筆記和書評等,學術性質漸見強化。[23] 之後各期兼顧在地與國際視野,不僅增幅介紹地域女性史的研究成果,也持續報導東亞與世界各地女性史的研究動向。[24]

 

圖7  由關東圈學者發起的「總合女性史學會」,

網址名稱中包含中文音譯(https://sites.google.com/a/sogojoseishi.com/zong-he-nue-xing-shi-xue-hui/)。        

    

至此,女性史學者益發將日本經驗納入比較的視野中考察,而中國作為無法忽視的鄰邦,其存在感和影響力更促使性別研究者對話交流,以探究竟。「總合女性史研究會」於1996年與「中國女性史研究會」聯合舉辦「アジア女性史国際シンポジウム」(亞細亞女性史國際研討會),邀集亞洲各國三十多位學者,分五大主題,就日中韓泰越菲印緬乃至馬來半島之女性歷史發表論文,並另闢專場,由美國漢學家分享明清家庭中女性經驗的研究成果。該會籌備既久,眾所矚目,聽者逾千,盛況空前。次年論文集結出版,並立專章介紹中國女性史研究現況,課題早已不限近代,亦包括多篇宋元明清女性史的文章。[25] 2013年,兩會再度合作,並獲「ジェンダー史学会」(性別史學會)贊助,舉辦國際會議「女性史.ジェンダー史からみる東アジアの歴史像」(從女性史、性別史看東亞的歷史像)。[26] 發表的內容,在空間上不限日本而包括中韓,在時間上不限宋元以降也涵蓋5-9世紀,至於論題,則除了運用出土文獻考察三地的女主傳統和婚姻家庭外,亦透過影音資料分析女性在東亞移動與勞動的情形。翌年,「總合女性史學會」大會以同題續開討論,嘗試從性別角度認識東亞的歷史世界,並同時展望女性史研究的未來。[27]

 

圖8  「總合女性史研究會」和「中國女性史研究會」兩度合作舉辦國際會議,出版論文集。第二次並獲得較晚成立的「性別史學會」贊助,共襄盛舉。

左:林玲子、柳田節子監修,《アジア女性史:比較史の試み》,東京:明石書店,1997。

右:2013年「女性史.ジェンダー史からみる東アジアの歴史像」國際會議海報。

 

毫無疑問的,「性別」(gender, ジェンダー)作為歷史分析的有用工具,已逐漸改變過去單純視婦女為研究對象的取徑。[28] 學者益發瞭解:男女的生物性差常被賦予各種社會意義,透過語言文字的建構力量形成一套知識體系,不僅被用來規範兩性之間的權力關係,也被拿來合理化無關男女的文化現象。「性別」既是傳統社會歸類人群的一種方式,也就成為歷史學者考察異時空權力佈局及其意涵的重要角度。這方面,日本和臺灣並無二致,但日本獨特的共同研究風氣,跨越學院體制,更顯活躍積極。

「中國女性史研究會」1999年出版成立二十週年紀念論文集,除修正過去認為前近代社會皆「男外女內」的刻板印象,主張以女性經驗為主體形成論述之外,亦特別收錄「国家とジェンダー」(國家與性別)篇,分析百年來政局、戰爭、法制等強制力量對女性的影響。[29] 兩年後,日本科研補助金申請項目中新設「性別」一類,「關西中國女性史研究會」便以「ジェンダーからみた中国の家と女」(從性別看中國的家與女)為題申請計畫補助,定期研討並召開大會,2004年以同題出版論文集。[30] 兩部論集反映日本研究傳統,近現代文章皆占半數,但因由古典儒家規範切入分析性別秩序,故亦上溯至隋唐甚至漢晉。同年,「ジェンダー史学会」(性別史學會)成立,次年發行會誌,除邀請上述諸女性史研究社團分享成果外,也規劃各種新興課題。2006年會誌第2號以男性研究為焦點,在新增的「海外之新潮流」專欄中,譯介「中國之男性解放運動與男性學」;2007第3號則介紹了臺灣婦運中的「性權派」,反映第三波女權運動包容多元性現象(sexuality)之要求。[31] 男性和性現象的歷史研究加入過去中國女性史的行列,成為各讀書會討論的主題,而這本2018年出版的《中国ジェンダー史研究入門》(中譯《被埋沒的足跡—中國性別史研究入門》),正是在這個潮流下誕生的最新力作。

 

圖9  二十世紀末,「性別」逐漸成為日本學界分析歷史的角度,2001年日本科研補助金申請項目中新設「性別」一類,關西中國女性史研究會便申請計畫研討出版相關課題。

左:關西中國女性史研究會編,《ジェンダーからみた中国の家と女》,東京:東方書店,2004年。

右:日本「性別史學會」官網:http://ghaj.jp/index.html        

 

本書也是日本共同研究風氣下的產物,乃小濱教授主持的「中國性別史共同研究小組」自2012年起五年成果之總結。既從日本觀點出發,比較視野明顯,雖然依舊探討中國父系家族的型態以及女性在其中的境遇,但背後隱然若現的提問卻是:「與日本有何不同?」滋賀秀三與仁井田陞的觀點歧異,是戰後日本學界特有的課題,在本書第一編貫時性研究的前兩部分(先秦至隋唐、宋至明清)中,多位作者繼續發揮,與前賢或呼應或論辯,呈現實證分析與學史發展交織的豐富多彩。雖然,儒家經典及其相應的倫理規範,自中古以來即遠傳東亞,但近世日本社會的性別秩序,卻和宋明以降的中國大相逕庭,凸顯歷史發展的不必然性,在第一編第二部分中頗可窺見,也值得其他領域的歷史研究者深思。近代以降,西力東漸,「家」的理念備受挑戰,旨趣各異的言論交錯出現,或激進或保守,中日皆然,但兩地家庭結構與功能的實質變化,及其對女性生活與生命的作用,卻差異互見。第一編第三部分(近現代中國)全面闡述民族主義、社會主義、資本主義相繼來華,在革命與戰爭連發的時代此起彼落,對政治社會經濟文化等各方面性別結構的衝擊不一,顯示性別史研究納入特定時空脈絡分析的重要性,值得喝采。

 

圖10  小濱正子長期鑽研中國近現代史,圖為其2020年由京都大學出版之新書,討論中國一胎化政策。

《被埋沒的足跡—中國性別史研究入門》)一書則是小濱主持五年讀書會計畫的成果。             

 

本書同時是日本學界首次自古至今、全方位論述中國性別史的著作。陳東原的專書是眾多後進的啟蒙與靈感來源,批判檢討者亦不乏其人。[32] 然或因通貫不易,或因學術風氣使然,出版之後數十年,再無類似具批判性視角的通史,也罕見上下數千年的綜合性著述。本世紀初,中文世界急起直追,前後出版了幾套時間跨度較長的性別史論文集,甚至有斷代分冊再總輯而成的婦女通史叢書。諸作亦多推遠溯古,廣採出土文物,致力考察史前和先秦之婦女生活與性別秩序,然而下限卻從未跨過1949,所論皆止於二十世紀上半。[33]

 

圖11  自1920年代陳東原的《中國婦女生活史》出版之後,中國婦女與性別的通史著作罕見,本世紀初中文世界急起直追,出版了幾本涵蓋古今的論文集,也有斷代分冊再總輯而成的通史叢書。

左:李貞德主編,《中國史新論.性別史分冊》,臺北:聯經,2009。

右:陳高華、童芍素主編,《中國婦女通史》一套十冊,杭州:杭州出版社,2010-2011。           

 

小濱教授此集以性別結構與性別秩序為視角,從先秦考古、經歷朝各代,直論至共產中國改革開放之後。尤其,在第二編精選四組個別課題分章申論時,既不受朝代限制,更得以通貫古今,專題論文以秋山洋子分析中國女權主義與性別研究壓軸,綜述至作者去世前的2015年為止。[34] 而獨立設置的六個專欄中,論及二十一世紀者亦達半數,反映日本女性史學界關注中國現當代的研究傳統。

本書對現當代、尤其是二十世紀下半以來中國性別史的分析,特別值得臺灣學界參考。解嚴之前,當中國婦女史研究在臺灣初試啼聲時,共產世界仍屬敵情禁忌,相關領域可謂一片空白。民主化之後,社會活力充沛而學術課題多元,在一波波認識臺灣的浪潮中,對本地後殖民女性經驗的探求亦水漲船高,新作備出。[35] 然同時期對岸政局詭譎,社經體制多變,性別結構幾經轉折,對婦女生活與生命的衝擊巨大,臺灣的社會學者或人類學者偶或參與分析,但歷史學界卻論之者寡。[36] 誠然,當代史研究在材料取得、運用,以及時間縱深、視域廣度等方面,皆屬高難度,考察中國更是如此。但性別研究需要跨科際的激盪、啟發與合作,歷史學者貫時性的分析有助於吾人認識當今政治強權、經濟大國中的男男女女。臺灣史學界對二十世紀下半中國的研究,正欲邁開大步,加入性別角度的觀察,此其時也。小濱教授此一合集提供了絕佳範例,幫助臺灣的中國女性史、性別史學者開始發掘這個存在感與影響力皆難以迴避的研究領域。

 

                                 圖12  《中国ジェンダー史研究入門》中譯本《被埋沒的足跡—中國性別史研究入門》)。                            

 

2000年九月,我首次受邀赴日參加中國史國際研討會。早稻田大學的會議廳亮麗豪華,開閉幕與綜合討論皆人聲鼎沸。分場研討室內專家雲集,攻防熱烈,雖因子題眾多而分散了人群,但每一場次皆仍座無虛席,令人嘆為觀止。跨洋發表的我,分享完漢唐之間禮律制度的性別建構後,正欲放鬆吐口大氣,座中一位日本女士舉手發言,我擔心提問難答,趕緊正襟危坐。不料女士對我的論文未表異議,卻放言針砭日本學界,認為歷史學家對性別議題不夠警覺,女性史學者未獲重視,中國史研究應再加強!學者模樣的中年女士,口齒清晰,鏗鏘有力,抑揚頓挫,欲罷不能。既然有人大聲疾呼性別史,我不是應該拍案叫絕、起立鼓掌嗎?但身為外賓,值此場面不免尷尬,環顧左右,諸先進皆端坐無語。心慌意亂之中,我只能緩緩抬頭,用力咧嘴,期盼女士明白我正以笑臉表達應援之意。

當年會後人潮擁擠,既失女士之名,交流無以為繼。而今,《中国ジェンダー史研究入門》一書由男女學者合力撰成,經日本頂尖大學出版會發行,英譯本近日已經完稿,中譯本《被埋沒的足跡—中國性別史研究入門》由國立臺灣大學出版社出版。往事並不如煙,未知女士是否已然穿透迷濛,先睹為快了?

 

後記

本文初稿收入小濱正子等主編,姚毅等中譯,《被埋沒的足跡—中國性別史研究入門》(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20),xi-xxiii。此處修訂部分行文、加上連結和插圖,以利進深閱讀與理解。

2020年9月15日初成於南港

2020年12月31日增訂並附連結與插圖

 


註腳

[1] 見內田(難波)純子,〈考古学からみた中国女性〉、〈土器づくりから紡織へ〉,收入關西中國女性史研究會編,《中国女性史入門—女たちの今と昔》(京都:人文書院,2005),頁106-107、182-183。

[2] 李又寧、張玉法,《近代中國女權運動史料:1842-1911》(臺北:傳記文學,1975)。小野和子(1932-),《中国女性史―太平天国から現在まで》(東京:平凡社,1978)。兩書啟動女性史研究契機及其後續發展評價,臺灣方面的介紹,見李貞德,〈超越父系家族的藩籬—臺灣地區中國婦女史研究(1945-1995)〉,《新史學》7.2(1996),頁139-180:https://www2.ihp.sinica.edu.tw/file/2191WydCewa.pdf。日本方面,見《被埋沒的足跡》「專欄四」,須藤瑞代,〈介紹兩本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專著〉。

[3] 鮑家麟教授1977年自美返台,在臺大歷史系首開「中國婦女史」課程,即以陳東原書為主,後為增益教材而自1979年起選編出版《中國婦女史論集》共八冊,自第九冊改由近代中國婦女史學者游鑑明接手。

[4] 臺灣的中國婦女史研究,較早的回顧與反省,見李貞德,〈超越父系家族的藩籬〉,頁139-180。日本方面的早期回顧,見石川照子,〈日本における近現代中国女性史研究の状況〉,《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1(1993),頁273-279:http://www.mh.sinica.edu.tw/MHDocument/PublicationDetail/PublicationDetail_119.pdf

[5] 中國女性財產權的先驅研究,見柳田節子,〈南宋期家產分割における女承分について〉《劉子健博士頌壽紀念宋史研究論集》(東京:同朋舍,1989),頁231-242。柳田後又發表數文,對宋代法律史中的女性著墨甚多。戰後日本法史學者仁井田陞和滋賀秀三對傳統中國家族型態的意見不一,可參《被埋沒的足跡》中翁育瑄,〈唐代的家族〉第二節介紹日本學界的研究,以及佐佐木愛著,張文昌譯,〈傳統家族原理與朱子學〉第一節簡介。

[6] 由近百位學界寫手合力完成的《中國文化新論》,一套共十三冊,在1982年出版,其中僅兩篇論及傳統婦女的文章,皆是放在父系家族與婚姻禮法的脈絡中來分析,見徐秉愉,〈正位於內—傳統社會的婦女〉,收入杜正勝主編,《吾土與吾民—中國文化新論.社會篇》(臺北:聯經,1982),頁141-188;劉增貴,〈琴瑟和鳴—歷代的婚禮〉,收入藍吉富、劉增貴主編,《敬天與親人—中國文化新論.宗教禮俗篇》(臺北:聯經,1982),頁711-742。劉文引用了敦煌石室中唐人放婚書殘片,是當時傳世文獻之外難得一見的史料。

[7] 解嚴前後臺灣各種民間運動、社團和學研單位陸續成立,其間亦稍可見從婦女到兩性再到性別的發展趨勢。性別(gender)一詞,既未引起類似美國歷史學界般的爭議,也未如中國大陸婦女史學者的正式翻譯引介,就在單位、刊物和文章標題的異動中,悄悄進入了臺灣的史學界中。詳細討論,參李貞德,〈婦女、性別與歷史研究〉,收入李貞德主編,《中國史新論.性別史分冊》(臺北:聯經,2009),頁1-9:https://www2.ihp.sinica.edu.tw/file/2362PrKsMck.pdf

[8] 《婦女與兩性學刊》創刊初期因臺大歷史系林維紅教授之積極參與,透過邀稿或徵集會議論文,刊登了較多傳統中國文史論著與書評。自第13期改版為《女學學誌》後,則更加聚焦現地當代議題。粗估三十年來共46期所載論文、書評、筆記等各文類共262篇,涉及傳統中國歷史者16篇,約6%,其中又以女性文學占絕大多數。至於《婦女研究通訊》(後更名為《婦研縱橫》)的即時性則更強,見李貞德,〈微光不滅—賀婦女研究室通訊滿百〉,《婦研縱橫》100(2014),頁25-27。

[9] 性別課程的統計,見李貞德,〈最近臺灣歷史所學位論文中的性別課題—從三本中古婦女史新書談起〉,《新史學》21.4(2010),頁203-237:https://www2.ihp.sinica.edu.tw/file/2203mmmJLEP.pdf,其中「附錄三」以《婦研縱橫》收錄2008年以前全臺課程統計,顯示歷史系所性別相關課程的占比,既非持續增長,也不見陡降,而是起伏不定的曲線,偶或超過5%,卻也常見掛零。自2009至今,歷史系所性別課程占比則皆僅1%左右。

[10] 《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最初由蔣經國國際學術交流基金會贊助、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輯發行,之後龍儀女士基金會亦曾贊助超過十年,自2014年起則由近史所全權負責。歷史所學位論文性別占比,見李貞德,〈最近臺灣歷史所學位論文中的性別課題〉,頁203-237,「附錄二」。另,同文「附錄四」統計地區與斷代比例則顯示:研究前近代中國性別史者占了將近八成,近現代者僅23%。

[11] 解嚴前的臺灣自由結社困難,少有史學同好團體,僅《中國歷史學會史學集刊》自1969年創刊並持續出版,至今半世紀共43期,含論文、書評、報導等各文類總計606篇。唯其中析論婦女性別議題者僅9篇,約占全數1.5%。倒是1990年發刊,由臺灣歷史學者共同支持的《新史學》雜誌,曾在1996年出版「女/性史專號」,並持續刊登婦女與性別相關的歷史論著、回顧與書評,約占三十年來全部發文的十分之一。見李貞德,〈婦女、性別與歷史研究〉,頁7註13,以及《新史學》各期目錄。

[12] 小野的著作旨趣,見《被埋沒的足跡》,小濱正子著、姚毅譯,〈緒論:中國歷史中的性別秩序〉第二節「從中國女性史到社會性別史」。李又寧、張玉法兩位蒐集史料以增進歷史研究的初衷,見李貞德,〈超越父系家族的藩籬〉,頁140註1、李貞德,〈婦女、性別與歷史研究〉,頁2註2。

[13] 柳田當時是學習院大學文學部史學科教授,乃唯一有教職者。中國女性史研究會之創立及初期活動,見末次玲子(1929-2016),〈中国女性史研究会の22年をふりかえって〉,《中国女性史研究》9(1999),頁115-117。

[14] 《中国女性史研究》的介紹與統計,見須藤瑞代,〈日本的《中國女性史研究》〉,《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20(2012),頁201-209:http://www.mh.sinica.edu.tw/MHDocument/PublicationDetail/PublicationDetail_1496.pdf。唯期刊論題多以宋代為上限,少見上古和中古的文章。

[15] 末次玲子前揭文便曾提及「在野研究者」的重要性,而參與創立研究會並任代表(會長)22年的她,曾任從東京到北海道各地多所大學的非常勤講師,發表專書、合集、論文、譯著、書評等逾七十種,卻從未專任教研職位。見〈末次玲子さん追悼記念特集〉,《中国女性史研究》26(2017),頁31-51。

[16] 年輕學者的回應,如大橋史惠,〈若手研究者からみた中国女性史研究会〉,《總合女性史研究》30(2013)。柳田去世後,小野和子、鄧小南、Susan Mann,以及前山加奈子等學者來自海內外的追悼文字,見《中国女性史研究》16(2007),頁37-42。另,研究會之各種出版品,見其官網「出版物、刊行物」欄:https://sites.google.com/site/chinesewomenshistory/introduction/introduction

[17] 此會以女性研究者為中心於1993年創立,初時嘗名為「中國女性傳記研究會」,2000年改名,代表為明清文學史專家、奈良女子大學教授野村鲇子。研究會之成立與發展簡介,見筧久美子,〈関西中国女性史研究会〉,《女性史学》12(2002),頁104-108。

[18]《中国女性史入門—女たちの今と昔》曾於2014年出增訂版。

[19] 日本女性史研究,二戰前已見通論性著作,戰後以性別分工為基礎支持經濟成長的二十年間,則以地域女性史為主,見早川紀代,〈日本女性史研究の動向〉,《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3(1995),頁249-257:http://www.mh.sinica.edu.tw/MHDocument/PublicationDetail/PublicationDetail_165.pdf

[20] 國際婦女年後,日本各地方政府制訂女性政策,其中一環即為女性史的編纂與出版。日本地域女性史與口述史互動推進,見折井美耶子,〈地域女性史とオーラル.ヒストリー〉,《日本オーラル.ヒストリー研究》7(2011),頁5-10:https://ci.nii.ac.jp/naid/110008761645/。相關歷史發展的中文介紹,見邱琡雯,〈日本地域女性史同好團體〉,《性別平等教育季刊》77(2015),頁110-118。

[21] 計畫主持人乃日本中世商業都市史專家、當時在京都橘女子大學文學部任教的脇田晴子(1934-2016),計畫成果包括東京大學出版的《日本女性史》(1982)五卷、《日本女性史研究文獻目錄》(1983)等多部合集。

[22] 「女性史總合研究會」於1986年正式成立時仍由脇田晴子擔任代表,初期活動記錄,見官網「例會報告」欄。第二任代表筧久美子(1932-)為神戶大學教授,與同為京都大學出身的女性主義社會學家上野千鶴子(1948-)亦彼此友好,相繼推動性別研究。「女性史總合研究會」的創立因緣與初期發展,見筧久美子,〈研究會のあゆみ〉,刊於《女性史学》1(1991),摘自官網:http://jsk.html.xdomain.jp/history.html。現任代表則為日本古代女性史研究者西野悠紀子。

[23] 《総合女性史研究会会報》創刊時多收錄例會、年會、合宿會,及會員動態等訊息,第3號開始刊登專題論文、第4號則包括研究筆記和書評等文類,至1989年第6號時定名為《総合女性史研究》。學會現任代表為平安朝女性史專家、埼玉學園大學名譽教授服藤早苗,官網網址則包含中文音譯:「zong-he-nue-xing-shi-xue-hui」。

[24] 《総合女性史研究》自1995年第12號起零星出現地域女性史研究與編纂之簡介,2007年第24號開始則設「地域女性史成果」專欄定期報導。1993年第10號開始,頻繁報導中國、韓國、以及東南亞各地之女性史研究,為日後亞細亞女性史國際研討會暖身。

[25] アジア女性史国際シンポジウム実行委員会編,林玲子、柳田節子監修,《アジア女性史:比較史の試み》(東京:明石書店,1997)。撰寫論文集導言的林玲子稱此為有史以來第一次亞洲女性史的國際研討會。「總合女性史研究會」其他各種出版品豐富,見其官網「學會關連出版物」欄。

[26] 「ジェンダー史学会」(性別史學會)的創會代表為日本經濟史學者、中央大學教授長野ひろ子,其著作包括多本從性別角度探討江戶明治社經課題者。

[27] 國際會議和學會大會的文稿、評論與研討內容,隨後亦收錄成冊,見早川紀代、秋山洋子、伊集院葉子、井上和枝、金子幸子、宋連玉,《歴史をひらく—女性史.ジェンダー史からみる東アジア世界》(東京:御茶の水書房,2015)。

[28] 美國學者Joan Scott在1986年倡言以「性別」(gender)作為歷史分析的類別,各地歷史研究者皆受啟發,東亞諸國亦不例外。Scott文,見Joan Scott, “Gender: A Useful Category of Historical Analysis,”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91.5(1986), pp. 1053-1075. 其影響深遠,二十年後期刊舉辦回顧論壇,發表專號,其中亦包括性別與中國史研究交涉之展望,唯論述內容仍著重近現代史之成果,見Gail Hershatter and Wang Zheng, “Chinese History: A Useful Category of Gender Analysis,”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113.5(2008), pp. 1404-1421.

[29] 中国女性史研究会編,《論集中国女性史》(東京:吉川弘文館,1999),第四部「国家とジェンダー」中包括五篇論文,從明治時期談到1996年聯合國在北京召開第四屆世界婦女大會。

[30] 関西中国女性史研究会編,《ジェンダーからみた中国の家と女》(東京:東方書店,2004),頁x-xi。

[31] Sexuality殊難翻譯,目前並無統一中譯名詞,或有譯為「性相」或「性性」者,此處依《被埋沒的足跡》一書體例稱為「性現象」,見小濱正子著、姚毅譯,〈緒論:中國歷史中的性別秩序〉「從中國女性史到中國性別史」一節。

[32] 較早的批判,見Dorothy Ko, Teachers of the Inner Chambers: Women and Culture in Seventeenth-Century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Introduction: Gender and the Politics of Chinese History,” pp. 1-28。最近的反思,參衣若蘭,〈陳東原《中國婦女生活史》與「五四婦女史觀」再思〉,《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34(2019),頁1-68:http://www.mh.sinica.edu.tw/MHDocument/PublicationDetail/PublicationDetail_3364.pdf

[33] 較早的如杜芳琴、王政主編,《中國歷史中的婦女與性別》(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4),全書貫穿古今,從史前寫到近代,以父系制與父權制之建立消長為主軸,由多人執筆,分寫合輯,為中國大專院校婦女與性別課程提供教材。臺灣則有李貞德主編,《中國史新論.性別史分冊》,十位作者分別利用自商周青銅器到現代口述訪問紀錄等各類史料,依時序討論歷代中國性別課題。而陳高華、童芍素主編,《中國婦女通史》(杭州:杭州出版社,2010-2011)則邀集各斷代研究者分立專冊、一套十卷,為目前僅見之大部頭婦女史出版品,唯所論亦僅止於1949年。

[34] 本書論文共18篇,以秋山洋子(1942-2016)論當代中國女權運動作結,一直談到2015年春北京女權運動者的拘捕與釋放為止。秋山洋子從東京大學文學部畢業後,曾任記者和幾所學校之非常勤講師,53歲始任駿河台大學經濟學部助教授,70歲退休後仍積極參與非政府組織與女性史學會之活動,直到去世。見〈秋山洋子さん追悼〉,《中国女性史研究》26(2017),頁52-66。

[35] 李貞德,〈最近臺灣歷史所學位論文中的性別課題〉,頁236:「附錄四」統計1996-2008所見,討論戰後臺灣婦女與性別課題者占全數臺灣史論文之68%,探究清領與日治時期者則寥寥可數。據國圖學位論文網蒐羅2009-2018之間歷史所碩博士論文,可得25篇涉及臺灣性別史者,其中清領一篇、日治10篇、戰後14篇,總計二十世紀下半仍占全數56%左右。而同時段之中國女性史則持續掛零,僅一篇涉獵《玩偶之家》中國接受史者從1900談到1960,跨過了1949年。

[36] 臺灣史學界對共產中國最重要的貫時性分析,見陳永發,《中國共產黨七十年》(臺北:聯經,1998初版,2001修訂版),唯此巨著對婦女和性別議題未加著墨。前註《女學學誌》三十年來各文類共262篇中,僅7篇論文和3篇書評涉及二十世紀下半的中國,分屬文學、政治、社會、教育等領域,未見歷史學分析。另,《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截至目前35期共314篇文章中,觸及二十世紀下半者有論著5篇、學術討論5篇、史料分析一篇、書評12篇,約占全數文章的7%。其中一篇論文正是小濱之作,見小濱正子,〈中國農村計劃生育的普及—以1960-1970年代Q村為例〉,《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19(2011),頁175-216:http://www.mh.sinica.edu.tw/MHDocument/PublicationDetail/PublicationDetail_1448.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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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貞德/ 它山之石,可以為錯—《被埋沒的足跡》代導論
引自歷史學柑仔店(https://kamatiam.org/它山之石,可以為錯-《被埋沒的足跡》代導論/‎)


最後修改日期: 2021-0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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