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文良(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我想,臺灣的鄉村應該很快就會在我這一代結束。我的意思當然不是鄉村完全無人居住或都市化,而是某一時期形成的日常生活、文化傳統以及社會結構。或許應該這麼說,若站在一百年後來看,今日前後的各20年,無疑是臺灣鄉村社會發生巨大變化的時刻。作為學院內的臺灣史研究者,我能做的就是趕在它消失之前,盡可能多給予觀察和紀錄,更希望有人可以共同參與,用近些年流行的話來說是「大家來寫村史」,畢竟一個人的經驗與時間極其有限。
我會有這樣的深刻感受,主要是近些年為了照顧年邁的雙親,比較頻繁往來屏東鄉下的老家。一回去,也不像以前般匆忙,只住上一兩晚,還不時外出訪友、踏青,以致於父母常自嘲說「好像只是來住旅社」。正因為住的時間比較長,可以陪他們一起跟鄰居聊聊天。鄉村居民其實比起住宿舍的大學生們,還喜歡聊天打屁。現在還常住村內的居民,大都是二戰前後出生、年近70歲的老人,仰賴老農津貼以及兒女供養,早已不須務農為生,偶爾也能誇耀地使用「退休」一詞。如果沒有外出遊覽、探親或看醫生,幾乎從早到晚都聚在門口陰涼處聊天,往往一天超過8小時。[1] 像我這樣的人,即使18歲高中畢業以前都住在鄉下,偶爾參與農活、廟宇祭祀以及村內活動,自己與別人卻從未視之為己任,對於鄉村的理解其實相當表面和侷限。這也表示,我父母那一代應該是最後還實際參與農村生活的人。一旦他們離開,同時也就會帶走「傳統」農村。我對於這件事總感覺有些焦慮,因為時間肯定是不多了。
圖1 鄉村生活實景,居民在家門前悠閒的聊天
老家所在的那個村子的名為圍內村,為崁頂鄉轄屬的八個村之一,早期是個以稻作為主的農村,通常固定一年三作,包括兩期稻作以及冬天種植蔬菜或豆類的小季(siáu-khuì),極為規律。從臺灣歷史地理學者施添福的研究看來,這裡應位居平原最適合農耕的扇端湧泉帶。根據1990年的統計:全鄉總面積為3127公頃,耕地面積約佔74%,水稻則佔耕地面積的77%。這個數據的意義是,若以日治初期臺灣總督府調查屏東平原每甲水田平均年收55石來估算,崁頂鄉年收稻穀約9.5萬石,即相當於清領之初全臺灣一整年的田賦總額。[2] 不過,近20年來鄉村農田景觀變化很大,他們改種檳榔、蔬果,或養殖魚蝦、豬雞,甚至築起了工廠或豪華農舍,以往一望無際的稻田相對少見。農作慣習的改變無疑也是農民與市場以及國家關係的變化。同樣起巨大變化的還有住民的組成,孩子長大後移居都市就學就業,卻將年幼的孫子送回給老人家照顧,有些村民娶了外籍配偶或聘請外籍看護。現在鄉村居民的國際化,比起都市可以說毫不遜色。
「圍內村」是近代的行政村名,其實包括土葛堀(thóo-kak-khut)、竹圍內(tik-uî-lāi)兩個庄頭(tsng-thâu),現在各有自己的大廟(tuā-biō)和水尾廟(tsuí-bué-biō)。[3] 兩庄頭之間隔著一條寬約5公尺的小河,晚近擴築縣道73號時,為了便於交通往來,便在其上興建一座水泥橋,村民們慣稱為魚行仔橋(hî-hâng-á-kiô)。我有些懷疑,魚行仔應該是早期的某種捕魚設施。村民一般稱這條小河為公溝(kong-kau),它從東方約5公里處的湧泉帶(潮州鎮八爺里peh-láu-iâ)發源。我們家佃耕的田正好就位在中間2.5公里處,緊鄰著公溝。雖然田裡有人工開鑿的深井,夏天地下水補助豐富時會自然湧出泉水(自流井),但冬天缺水或需水量大時,仍會在河中堆疊沙包,利用公溝水源來灌溉。因為非屬農田水利會轄的水圳,不必繳交水費,也不需跟其它團體申請協商,公溝一名或許是因此而來。公溝除了作為公共灌溉、排水路外,也是條「道路」。現代人應該很難想像,據說以前路還沒很多的時候,田裡收割的稻穀在裝成每包一百斤的麻布袋後,要用人力扛著沿公溝走到魚行仔橋,才能用三輪車(sann-lián-tshia)運載。這也表示,即使公溝長年水量平穩,卻沒有水運功能。
圖2 圍內村及其周邊(據1904年臺灣堡圖重繪)
公溝流經圍內村後即轉往南西方,約5公里後經後廍(āu-phōo)村北側注入東港溪,這條河因此也稱為後廍溝。兩溪匯流的南邊不遠處,有一座名為李隆宮的宏偉廟宇。現在的李隆宮被歸類為王爺廟,關於其主祀神的由來,包括廟方在內的普遍說法是:「主神為李府千歲,原名李明烈,浙江人氏,原係延平郡主鄭成功之愛將,因其對於崁頂,南州,東港等地大力建設,改善水利,使農作物產量提升,使百姓生活大獲改善。李將軍升天後,當地百姓感戴李將軍治理本地之德政,便搭建一座小廟,後因信徒日增,故於民國69成立重建委員會,至民國71年竣工落成」。[4] 應該是故事講得精彩,李隆宮成為崁頂鄉公所官網介紹境內旅遊導覽時,唯一有專欄介紹的廟宇。
圖3 李隆宮
儘管人名、祖籍與事蹟都講得相當具體,但歷史學研究者對於現代臺灣鄉村廟宇總是喜歡將主祀神追溯到鄭成功一事,卻難免有些保留。畢竟廟宇位處偏僻河岸,而且旁邊就是「大陂圳抽水廠」,那是為了抽取東港溪水以為大陂圳灌溉水源的設施。這表示,這裡的水田化可能是比較晚,是有了電動抽水馬達以後的事,就跟東港溪對岸的萬丹一帶一樣。清代修築水圳的故事,能流傳下來的通常是修築圳頭引水設施的艱難,而不是下游圳尾的排水。儘管這裡離我住的村子有些遠,父親生前卻常提起這座廟,他說這座廟要蓋的時候,曾向他募款並邀請擔任委員。我也好幾次開車載著不喜歡旅遊的他,來到這裡走走逛逛。有趣的是,他講到這座廟時,從來沒有講過鄭成功部將築圳有功於地方,而是以前東港溪飄來一位女性的水流屍,卻相當靈驗的傳奇故事。這告訴我們,這間廟或許很晚近才變成了王爺廟。
村民日常聊天提及自己的村落,常使用的詞彙是竹圍內或者是竹圍仔內(tik-uî-á-lāi),意思很清楚是被竹林圍起來的聚落。有些人會講,會叫這個名稱主要是因為距離我們最近的力社(lê-siā)村,以前是很凶悍的番社(huan-siā),為了防備他們所以在聚落的周圍種了刺竹(tshì-tik)來保護。清代文獻確實曾有提及,栽植莿竹是便宜有效的防衛設施,許多鄉村聚落及市街,都曾有類似的規劃。在我小的時候,村子外圍確實還殘留不少的刺竹林。只是它的功能可能不是特別針對熟番部落,而是鄉村普遍的治安需求。畢竟,從清代文獻的記載看來,凶悍且須防備者通常應該是漢人而非溫馴守法的平埔熟番。
相對於我們的村落在歷史文獻中沒沒無名,「力社」則是自17世紀有史以來即相當著名的平埔熟番「力力社」,跟平原其他的七個熟番社被統稱為「鳳山八社」。近年來,有人找到該村陳姓家族商號的帳簿,抄錄了許多清代的契約,讓我們更為清楚知道力社早期的情況。[5] 可能是因為力社的起源比較早,且竹圍內在日本時代曾畫歸力社庄管轄,許多地方公共的設施都是以力社而非圍內為名。例如位於兩村之間的學校名為力社國小,公墓則被稱為力社埔(lê-siā-poo)。村民們在聊天時偶爾會說,力社周邊三個村的廟,都是從力社的大廟分出來,曾經各從其處取得一個香爐:竹圍內竹福宮分得三官大帝香爐,萬丹鄉興安村興安宮分得張公聖君香爐,潮州鎮八爺里永興宮分得中壇元帥香爐。至於主祀清水祖師的力社村北院廟,則保有天公爐。這個說法非常有意思,因為講的不是傳統祖廟分香的繁衍故事,他們是具體拿走了不同的香爐,而且各自拜不同的主祀神,看起來比較像是鄉村聯盟。儘管這四個村現在分屬三個鄉鎮,彼此之間甚至還隔著寬闊東港溪以及水稻田,但村民們還是會日常生活中頻繁提及「四庄頭」(sì-tsng-thâu)的辭彙,表明這四個村有著內在的歷史關聯。直到今天,四庄頭還以力社北院廟為中心,三年舉辦一次盛大的做醮(tsò-tsiò)。
北院廟現存有一座標為清同治年間的香爐,卻是由「澎湖信眾」捐贈。這提醒我們,廟宇的背後有著以東港溪為主的早期貿易通道,作為熟番的力力社之聚落其實就緊鄰在東港溪旁。從這樣的觀點來看,「四庄頭」與其說是被東港溪所區隔,倒不如說是連結一起。[6] 我們家雖然沒有留下族譜,但經由地政事務保存的日本時代戶籍簿,最早可以追溯到19世紀末出生的曾祖父,是現在澎湖縣湖西鄉青螺村人。祖父同樣是在澎湖出生,職業欄記載為「支那型運送船水夫」,25歲時來到屏東的東港被同樣姓李的人所雇用。沒有幾年,戶籍簿又紀錄他遷到雲林縣,短暫登記在口湖鄉梧南村、水林鄉後寮村。更有意思的是,他的長女卻是在屏東尾閭的車城鄉海口村出生。這幾個地方彼此距離相當遠,卻有個共同特色是都在海邊,或有內陸河川可以抵達。我相信,他們就在澎湖與臺灣西南海岸之間,利用船隻到處往來。18世紀初,閩浙總督給雍正皇帝的秘密調查報告就曾指出,臺灣與福建的貿易往來通常要經過澎湖,但臺灣與澎湖之間依靠一般近岸航行的舢舨小船即可暢行無阻,澎湖與福建之間因為水寬浪大,則另需大型橫洋船。[7] 這表示,澎湖與臺灣西南岸可以形成近岸貿易網。歷史時期經由頻繁的商業活動,祖籍、姓氏或婚姻構築了複雜的網絡,深遠影響了地域之間的人群移動。我祖父那一代的活動遷徙軌跡,相信反映了近世以來的商業貿易網絡。這個歷史過程也提醒我們,要研究清代平埔族力力社,大概不能只關注其農墾開發與族群關係,而忘了它曾是個商業活動的重要節點,所形成的商貿與人群流動。
雖然竹圍內在現行地方行政上的名稱是「村(tshun)」,但農民慣常使用的詞彙卻是「庄(tsng)」或「庄頭」。他們也用此詞彙來區別彼此,例如我們這一庄(lán-tsit-tsng)、別庄(pa̍t-tsng)、隔壁庄(keh-piah-tsng)等。我相信,村是後來才加進來的詞彙,真正影響到他們村落生活的是「庄」。我特別強調「庄」與「村」的區別,是因為它與歷史發展有關。因為我們都知道,南臺灣普遍建立漢人聚落是明鄭時代,使用的詞彙是「社(siā)」。清代則另外用了「庄」。這很容易就表示,若是民間慣用「社」作為聚落的自稱,那大概是明鄭時期形成的村落,就像今天去福建廈門郊外還可以聽到的一樣。假使用的是「庄」,那主要應該是在清代開發形成。做為臺灣史研究者,常聽到會非常有感覺的歷史詞彙還有族群的稱呼,例如稱呼客家人為客人(kheh-lâng),其村庄為客庄(kheh-tsng),稱呼屏東山地原住民為傀儡(ka-lé)。這些是閩南人從自己的立場出發、帶有輕蔑意味的詞彙,在清代文獻頗為常見。即使經過近代教育與媒體宣傳,社會已經普遍接受客家與原住民的稱呼,鄉村居民還是常在日常中使用早期的詞彙。這表示,即使圍內村在清代臺灣文獻上從來沒出現過,更無所謂的村史檔案,我們還是可以從鄉村居民的日常談話,來瞭解地方的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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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腳
[1]鄉村現在由各機關團體贊助的旅遊活動,遠比我所能想像的還來得頻繁與多樣,它不只涉及刈香之傳統民間信仰,也跟國家的選舉、社福、社造等息息相關,對於曾奉獻大半生於家庭的老年人來說,能夠從事旅行觀光多少也有些競爭滿足的心理因素。同樣的是,「看醫生」感覺也不能單純視為醫療行為。這些都是相當值得觀察與研究的議題。
[2]康熙23年(1684)臺灣府田賦總額為粟92428石。蔣毓英,《臺灣府志》(臺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2004),頁66。
[3]以前我只知道,每個庄頭都有間大廟。最近才從村民那裡聽到,每個庄頭其實會在水流出庄外的地方蓋座水尾廟仔,通常是拜土地公的小廟。
[4]崁頂鄉公所官網(https://www.pthg.gov.tw)
[5]陳緯一等編,《力力社古文書契抄選輯:屏東崁頂力社村陳家古文書》(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2006)。
[6]東港溪沿岸有許多渡口,由固定經營竹筏者,載運往來。我小時候,要到東港溪西側的萬丹地區最近的兩個渡口,分別位於力社村以及洲子村。前者主要是力社與圍內村民,往來萬丹鄉興全村(由於臺灣堡圖寫作興化廍hing-huà-phōo,一般便常據以推測其早期居民來自福建興化府。然而鄉民的發音聽起來較接近興仔廍hing-á-phōo,這表示該村原本有可能是名字叫做「興仔」的人所擁有的糖廍)
[7]閩浙總督高其倬,〈為奏聞禁止短擺及自備哨船以杜偷渡事(雍正4年9月2日)〉《宮中檔雍正朝奏摺》第 6冊,頁523-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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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文良/庄腳歷史學筆記3
引自歷史學柑仔店(https://kamatiam.org/庄腳歷史學筆記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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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身為萬丹人的我,增加了不少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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