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高樹（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教授兼系主任）
坐落在今日中國北京西城區阜城門內大街的「歷代帝王廟」，（圖1-5）始建於明世宗嘉靖九年(1530)，經清朝改建、重修後繼續沿用。[1]（圖6-8）廟中奉祀的對象，是中國自三皇以迄於明的歷代帝王與功臣、名將；其中的帝王人數共計187位(秦以前80位，秦以後107位)，則是乾隆皇帝(1711-1799，1735-1795在位)定下的規模。（圖9）但是將入祀帝王人數大幅擴充的關鍵，卻是康熙皇帝(1654-1722，1662-1722在位)。
康熙六十年(1721)四月，康熙皇帝下令另議歷代帝王崇祀對象，曰：
朕觀歷代帝王廟所崇祀者，每朝不過一、二位，或廟享其子而不及其父，或配享其臣而不及其君，皆因書生妄論而定，甚未允當。況前代帝王，曾為天下主，後世之人，俱分屬臣子，而可輕肆議論，定其崇祀與不崇祀乎？……前代帝王，既無後裔，後之君天下者，繼其統緒，即當崇其祀典。朕君臨宇內，不得不為前人言也。朕意以為，凡曾在位，除無道被弒、亡國之主外，應盡入廟崇祀。
他指出決定歷代帝王廟的奉祀對象，全憑讀書人妄自議論，身為統治者有隆重前代帝王祀典的責任，故主張排除無道、亡國之君，其餘都應得到後世的供奉。這個不尋常的舉動，似透露康熙皇帝欲確保自己在將來改朝換代後，能順利入祀的意向。
民國建立後，歷代帝王廟逐漸破敗，一度被中華教育促進會使用。1931年，改建為香山慈幼院分院；1941年，改為北平第三女子中學，其後校名屢經變動。1979年，被列為北京市文物保護單位；1996年，被中國國務院列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北京市政府自2000年展開整建工程，至2004年竣工。
圖1 歷代帝王廟前景德街牌樓的歷史圖片（1931年攝）。圖片來源：《北京歷代帝王廟古建築修繕工程專輯》，頁190。
圖2 歷代帝王廟廟門正面的歷史圖片（1931年攝）。圖片來源：《北京歷代帝王廟古建築修繕工程專輯》，頁192。
圖3 歷代帝王廟景德崇聖門正面的歷史圖片（1931年攝）。圖片來源：《北京歷代帝王廟古建築修繕工程專輯》，頁192。
圖4 修繕後的景德崇聖門。圖片來源：《北京歷代帝王廟古建築修繕工程專輯》，頁18。
圖5 修繕後的景德崇聖殿。圖片來源：《北京歷代帝王廟古建築修繕工程專輯》，頁19。
嘉慶朝《欽定大清會典圖》以圖、文並呈的方式，記錄了歷代帝王廟經清朝改建、重修後的規制與空間格局。二十世紀前期出版的「北平風俗全圖」則標示出歷代帝王廟的座落位置。
圖6 (左)《欽定大清會典圖．歷代帝王廟》之一。圖片來源：《欽定大清會典圖（嘉慶朝）》，卷4，〈禮制・歷代帝王廟〉，頁4b-5a。
圖7 (右)《欽定大清會典圖．歷代帝王廟》之二。圖片來源：《欽定大清會典圖（嘉慶朝）》，卷4，〈禮制・歷代帝王廟〉，頁5b-6a。
圖8 北平風俗全圖。圖片來源：A Map and History of Peiping (Beijing)
乾隆皇帝在位期間，確定歷代帝王廟入祀帝王人數187位。
圖 9 乾隆帝朝服像
圖片來源：《清史圖典（七）・乾隆朝上》，頁5。
一、帝王廟入祀原則的更定
在明朝，得入祀歷代帝王廟的帝王，只有三皇(太昊伏羲氏、炎帝神農氏、黃帝軒轅氏)、五帝(金天氏、高陽氏、高辛氏、陶唐氏、有虞氏)、三王(夏禹、商湯、周武)，以及漢(高祖、光武)、唐(太宗)、宋(太祖)等15位「創業之君」。[2]滿洲入關後，攝政王多爾袞(1612-1650)於順治二年(1645)採納禮部的建議，將遼太祖、金太祖、金世宗、元太祖、元世祖、明太祖列入應祭對象，凡21帝。這次增列的帝王，主要是明朝刻意略過的「非漢」政權的開創者，[3]展現「滿洲中心」的特色。順治十七年(1660)，順治皇帝(1638-1661，1644-1661在位)卻接受御史顧如華的見解，以遼、金、元三朝太祖未能統一天下，且其業績亦不及諸帝王為由，將之撤出，並納入商中宗、商高宗、周成王、周康王、漢文帝、宋仁宗、明孝宗等「守成賢君」，共得25帝，則呈現「大一統」史觀與恭儉圖治的態度，也反映出不同世代的滿洲統治階層在意識形態上的差異。
康熙皇帝晚年，（圖10）回顧即位以來的作為，自認數十年來殫心竭力，未嘗稍懈，大致稱得上天下粗安、四海承平。然而，他在披閱史書時，發現讀書人只知譏評往事，恣意指摘前代帝王，全無是非公理可言，並對此感到氣憤。雖然康熙皇帝相信子孫不致對己有所惡評，帝國臣民亦不敢妄加議論，但是根據歷史經驗法則，朝代更迭在所難免，後世對前代的論斷，則非他的能力所能控制。因此，他指示大學士等檢討歷代帝王入祀的原則。
康熙皇帝晚年時，下令另議歷代帝王廟崇祀對象
圖10 老年康熙帝像
圖片來源：《清史圖典（六）・雍正朝》，頁44。
康熙六十一年(1722)四月，禮部在無道、亡國之外，再加上「偏據一方，不入正統」的限制，這三項條件理當不構成康熙皇帝日後入祀的妨礙。只是他認為其中尚有詳細斟酌之處，特別指出明朝天下敗壞於神宗、光宗、熹宗，故三帝不應入祀；至於末代皇帝思宗，未嘗不勵精圖治，不宜與亡國之君同論，以示標準並非寬鬆、浮濫，要求再行研議。但是康熙皇帝來不及得知結論，便於是年十一月駕崩。
雍正皇帝(1678-1735，1723-1735在位)甫登基，（圖11）便依禮部之議，定入祠帝王人數；另於雍正十一年(1733)重修歷代帝王廟竣工時，親撰〈歷代帝王廟碑文〉，（圖12）說明增設為164位(秦以前80位，秦以後84位)的原由，曰：
當明初定制時，議禮之臣不能通知大體，崇祀祇創業之君，……我皇考聖祖仁皇帝，秉大公之道，折衷百代，……特頒諭旨，命廷臣詳悉從容，確議具奏。逮朕紹緒之初，廷議始上舊崇祀帝王二十一位，今增一百四十三位，……聖祖皇帝之重加釐訂，公當周詳，誠千萬世莫及之仁心，而千萬世不易之定論也。
可知完全遵循康熙皇帝的意旨，[4]並強調是秉持公道，禁得起後世檢驗的原則。
圖11 (左)雍正皇帝觀書像：雍正皇帝繼位之初，重定入祠帝王人數，從順治朝的21位增加到164位。圖片來源《清史圖典（六）・雍正朝》，頁172。
圖12 (右)歷代帝王廟東南碑亭碑陽，歷代帝王廟廟碑(雍正十一年，1733)：雍正皇帝御製滿漢合璧〈歷代帝王廟碑文〉，說明增加入祀帝王人數的原由。圖片來源：《北京歷代帝王廟古建築修繕工程專輯》，頁204。
到了乾隆四十九年(1784)，乾隆皇帝閱讀《大清通禮》羅列的歷代帝王位號，認為仍有無法令人滿意之處，原因在於禮部原先聲明偏安、亡國、篡弒者不入祀典，而仍入遼、金二朝，卻排除東西晉、元魏、前後五代，立場未免偏頗，將使好發議論之徒，指責本朝「區分南北，意存軒輊」，已違背康熙皇帝的本意。由於事涉歷代帝王的評價，乾隆皇帝主張自古帝王統緒相傳，易代以後的饗祀大典，當遵循「報功崇德」的原則。經大學士、九卿等再次重加詳議，將新定入祀歷代帝王人數擴充為187位。次年，乾隆皇帝於致祭後，特撰〈仲春祭歷代帝王廟禮成述事〉詩文以誌其事。（圖13）
乾隆五十年，乾隆皇帝親臨歷代帝王廟致祭，特撰〈仲春祭歷代帝王廟禮成述事〉詩文並立碑以誌其事。
圖13 歷代帝王廟東南碑亭碑陰，歷代帝王廟禮成述事碑(乾隆五十年，1785)
圖片來源：《北京歷代帝王廟古建築修繕工程專輯》，頁205。
根據康熙皇帝統計的歷代帝王人數，自黃帝以降，稱帝者300有餘；從秦始皇至明朝，稱帝而有年號者211人。因此，古來君王有超過半數在清朝得以入廟；秦以後的皇帝們在雍、乾兩朝受供奉者，則分別佔總數的39.8%、50.7%。對於身為少數且係外來的統治者竟如此尊崇歷代帝王，學者常從「漢文化中心」的角度，賦予「文化認同」、「族群融合」的意義，卻未必能解釋康熙皇帝的動機與目的。
二、康熙皇帝能否入祀
康熙皇帝在位期間，撤三藩、治黃河、綏蒙古、定西藏、移風俗、興文教，文治、武功並盛，如果選拔歷史上的「好皇帝」，應能輕易脫穎而出，但是改朝換代之後，卻未必能入祀歷代帝王廟。因為按照明朝立下的標準，康熙皇帝並非「創業」的「太祖」，也非如元世祖是蒙古入主中國的關鍵，資格自然不符。其次，依順治年間所定的「守成賢君」的原則，尚賴後人的評判，一切猶在未定之天。只有他生前所放寬的入祀標準，才有可能，因為他統治的國家並非偏安，臨終前既無篡逆，也未亡國。
事實上，康熙皇帝去世後，獲得超越其他帝王的尊榮。當時，群臣恭擬廟諡，曰「聖」，曰「仁」，雍正皇帝則薦用「祖」。依前代諡法，「行道化民」、「窮理盡性」者曰「聖」；「蓄義豐功」、「慈民愛物」、「克己復禮」、「貴賢親親」者曰「仁」。雍正皇帝也以「論繼統，則為守成；論勳業，實為開創」，闡明只有用「祖」作為廟號，方能彰顯他的豐功偉業。換言之，清朝給予康熙皇帝的歷史地位，既是守成之主，也是創業之君，完全符合入祀歷代帝王廟的原則。然而，此一評價係來自「當時」，而非「後人」。
能代表後世政權對康熙皇帝的評價，目前只有民國初年刊行(1928)的《清史稿．聖祖本紀．論》，曰：
聖祖仁孝性成，智勇天錫。早承大業，勤政愛民。經文緯武，寰宇一統，雖曰守成，實同開創焉。聖學高深，崇儒重道。幾暇格物，豁貫天人，尤為古今所未覯。而久道化成，風移俗易，天下和樂，克致太平。其雍熙景象，使後世想望流連，至於今不能已。傳曰：「為人君，止於仁。」又曰：「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於戲，何其盛歟！
「論」的內容闡述康熙皇帝無論經國治民、道德文章，都超邁今古，不僅延續清朝官方的基調，更以和樂昇平令人傳頌不已，來形容他所統治的時代。
因此，即便用最嚴苛的標準來甄選，康熙皇帝也能順利入祀歷代帝王廟，甚至應該晉身歷代帝王廟中的「名人堂」。
三、不畏當時而畏後人
對康熙皇帝而言，入祀歷代帝王廟的問題本質，關乎個人的歷史評價。康熙四十三年(1704)，康熙皇帝對正在進行中的官修《明史》發表意見，指出元人修《宋史》、明人修《元史》都遭到後人非議，乃提醒修史官員應本著「公論不可不採，是非不可不明，人心不可不服」的精神，完成一部能接受公評的官修正史。他在意的是後世的批評，故云：「不畏當時而畏後人」，不但史書品質如此，個人的歷史定位也是如此。
從儒家講求的「修齊治平」之道，檢視《清史稿》對康熙皇帝的評價，修身、治國、平天下大概無可挑剔，至於「齊家」的部分，則略而不談。究其原因，當在於康熙皇帝二立二廢太子，及其衍生的諸皇子兄弟鬩牆，是他無可規避的家庭糾紛，也是教子無方、處置失當必須承擔的後果。歷史學家孟森(1869-1938)以「盛明缺失」評之，猶未為過。
歷經兩度廢太子之後，康熙皇帝的身心大受影響，健康狀態每況愈下，以致對個人生命、政權前途充滿不確定感，乃於康熙五十六年(1717)十一月發布一份篇幅極長的上諭，預先為自己的一生做總結。[5]（圖14）主要的內容，可歸納為：
一、作為秦、漢以降在位最久的帝王，卻無法預知身後世人將如何評價，為此感到驚惶不安。
二、自認即位以來，兢兢業業，其間的勞苦艱辛實非常人所能想像，議論者卻極盡醜化、挑剔之能事。
三、強調凡事親力親為、未雨綢繆，憑藉的是強健的體魄與自律的生活，以杜後人縱情聲色、親暱小人之譏。
四、自覺年邁體衰，深恐辛勤經營的業績，因心神耗減而無法保全，前車之鑑，歷歷在目。
康熙五十六年十一月，康熙皇帝發布的長篇「上諭」，預先以此作為一生的總結。
圖14 《清實錄．聖祖仁皇帝實錄》書影
資料來源：《清實錄．聖祖仁皇帝實錄（三）》，卷275，頁697。
中國歷史上，久居其位的帝王晚年多諱言死亡，而執迷於追求長生；康熙皇帝似乎能坦然面對生死，卻執著在同樣是無法掌握的後人議論。他採取主動出擊的對策，亦即與其身後被動接受評價，不如生前自我評判，使後人不至踰越他所劃定的底線。另一方面，他透過廣納歷代帝王入祀的方式，預先為自己在帝王廟中安排一個位子。然而，皇權終究有其極限，統治者企圖操縱後世的評價，無疑是狂妄地將皇權做無限度的膨脹。[6]
1912年，改朝換代，康熙皇帝入祀歷代帝王廟的「時機」到來。豈料，民國的政權總是強調推翻「腐敗的滿清政府」，而袁世凱(1859-1916)稱帝、（圖15）張勳(1854-1923)復辟又相繼失敗，（圖16）不會有人願意肯定清朝、不能容許有人恢復帝制，也就不再理會祭祀歷代帝王了。
圖15 (左)袁世凱像：1915年12月，中華民國大總統袁世凱宣布改明年為「洪憲元年」，準備即皇帝位，籌建「中華帝國」。1916年3月，袁世凱發布「撤銷帝制令」，並於5月同意自大總統之職退位。圖片來源：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A2%81%E4%B8%96%E5%87%AF(2020/6/18）
圖16 (右)張勳像：1917年，時任安徽督軍的張勳，趁大總統黎元洪和國務總理段祺瑞發生「府院之爭」，擁立前清遜帝溥儀復辟，重建帝制。張勳被任命為議政大臣兼直隸總督、北洋大臣。這次事件前後僅十餘日，張勳便為段祺瑞率領的「討逆軍」擊敗，溥儀退位。圖片來源：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C%B5%E5%8B%B3 (2020/6/18)
本文改寫自〈康熙皇帝的焦慮――立儲、開邊和歷史定位〉，《臺灣師大歷史學報》，第54期，臺北，2015.12，頁45-94。
註腳
[1] 致祭歷代帝王並建廟之舉，始於唐朝。明太祖時，立帝王廟於南京；迨世宗朝，在北京建廟，後並罷南京廟祭。關於祀典的形成及其政治文化意涵，有系統且詳盡的討論，可參見廖宜方，《王權的祭典：傳統中國的帝王崇拜》（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20）。
[2] 明洪武六年(1373)，太祖初立帝王廟，致祭帝王另有周文王、唐高祖、元世祖；旋以「周文王終守臣服，唐高祖由太宗得天下，遂寢其祀，增祀隋高祖」，計17位。又洪武二十一年(1388)罷隋文帝、二十四年(1391)罷元世祖，共15帝，遂為明朝定制。
[3] 據禮部奏言，明洪武年間立廟時，將元世祖入廟享祀，而遼、金之帝則無此待遇，殊不合理。由於宋曾向遼納貢，亦向金稱姪，宋朝與遼、金分統南北天下，實不應遺漏；且元世祖之有天下，是元太祖之功，故仍應追崇元太祖。至於金世宗入祀的原因，清朝官書並未提及，可能是：一、維護女真舊俗，深受清太宗皇太極(1592-1643，1627-1643在位)推崇。二、在位期間，史稱：「南北講好，與民休息」，可藉以向南京明福王政權宣揚清朝致力和平的立場。
[4] 值得注意的是，廷議所謂「舊崇祀帝王二十一位」，係依順治二年之制，究其原因，順治十七年的入祀標準包括「守成之君」，但此涉及後世對前代帝王評價的問題，且排除遼、金、元三朝的太祖，形同否定「非漢」政權的開創者，不免與本朝的立場有所牴觸。
[5] 這份上諭的結尾，曰：「爾等大小臣鄰，念朕五十餘年太平天子，惓惓丁寧反復之苦衷，則吾之有生考終之事畢矣。此諭已備十年，若有遺詔，無非此言，披肝露膽罄盡，五年內朕言不再。」史景遷詮釋此篇，認為康熙皇帝將之視為一生的總結。分見［清］馬齊等修，《清實錄．聖祖仁皇帝實錄（三）》（北京：中華書局，1985），卷275，頁697下，康熙五十七年十一月辛未條；史景遷（Jonathan D. Spence）著，吳根友譯，《中國皇帝：康熙自畫像》（上海：上海遠東出版社，2001），頁202。
[6] 精神科醫師大衛．歐文認為，一個政府領袖在位越久，那些可能導致他被診斷為狂妄症候群（Hubris Syndrome）的諸般行為症狀也會越來越顯著，他列出14項指標，其中第9項：「相信他們要面對與負責的不是由同僚與公眾輿論所構成的世俗法庭，而認為自己真正要面對的法庭是更偉大的：即歷史或上帝」。康熙皇帝試圖操縱個人的歷史評價，無疑是陷入一種政治領袖所獨有的權力狂妄的情境。參見大衛．歐文（David Owen）著，區立遠譯，《疾病與權力：診斷百年來各國領袖的疾病、抑鬱與狂妄》（新北：左岸文化事業公司，2011），頁30-31。
參考書目
［清］鄂爾泰等修，《清實錄．太宗文皇帝實錄》，北京：中華書局，1985。
［清］卾爾泰等修，《清實錄．世祖章皇帝實錄》，北京：中華書局，1985。
［清］馬齊等修，《清實錄．聖祖仁皇帝實錄》，北京：中華書局，1985。
［清］卾爾泰等修，《清實錄．世宗憲皇帝實錄》，北京：中華書局，1985。
［清］慶桂等修，《清實錄．高宗純皇帝實錄》，北京：中華書局，1985。
［清］托津等奉敕纂，《欽定大清會典圖（嘉慶朝）》，收入《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第71輯，第701冊，臺北：文海出版社，1992。
［民國］趙爾巽等撰，《清史稿》，北京：中華書局，1989。
大衛．歐文（David Owen）著，區立遠譯，《疾病與權力：診斷百年來各國領袖的疾病、抑鬱與狂妄》，新北：左岸文化事業公司，2011。
史景遷（Jonathan D. Spence）著，吳根友譯，《中國皇帝：康熙自畫像》，上海：上海遠東出版社，2001。
孟 森，《明清史講義》，北京：中華書局，1981。
廖宜方，《王權的祭典：傳統中國的帝王崇拜》，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20。
北京歷代帝王廟圖書編輯委員會編，《北京歷代帝王廟古建築修繕工程專輯》，北京：文物出版社，2008。
朱誠如主編，《清史圖典（六）・雍正朝》，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2。
朱誠如主編，《清史圖典（七）・乾隆朝上》，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2。
Dorn, Frank, A Map and History of Peiping (Beijing) Tientsin-Peiping: The Peiyang Press, Ltd., 1936. https://www.davidrumsey.com/luna/servlet/s/5kt08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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