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高樹(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教授兼系主任)

 

 

坐落在今日中國北京西城區阜城門內大街的「歷代帝王廟」,(圖1-5)始建於明世宗嘉靖九年(1530),經清朝改建、重修後繼續沿用。[1](圖6-8)廟中奉祀的對象,是中國自三皇以迄於明的歷代帝王與功臣、名將;其中的帝王人數共計187位(秦以前80位,秦以後107位),則是乾隆皇帝(1711-1799,1735-1795在位)定下的規模。(圖9)但是將入祀帝王人數大幅擴充的關鍵,卻是康熙皇帝(1654-1722,1662-1722在位)

康熙六十年(1721)四月,康熙皇帝下令另議歷代帝王崇祀對象,曰:

朕觀歷代帝王廟所崇祀者,每朝不過一、二位,或廟享其子而不及其父,或配享其臣而不及其君,皆因書生妄論而定,甚未允當。況前代帝王,曾為天下主,後世之人,俱分屬臣子,而可輕肆議論,定其崇祀與不崇祀乎?……前代帝王,既無後裔,後之君天下者,繼其統緒,即當崇其祀典。朕君臨宇內,不得不為前人言也。朕意以為,凡曾在位,除無道被弒、亡國之主外,應盡入廟崇祀。

他指出決定歷代帝王廟的奉祀對象,全憑讀書人妄自議論,身為統治者有隆重前代帝王祀典的責任,故主張排除無道、亡國之君,其餘都應得到後世的供奉。這個不尋常的舉動,似透露康熙皇帝欲確保自己在將來改朝換代後,能順利入祀的意向。

 

民國建立後,歷代帝王廟逐漸破敗,一度被中華教育促進會使用。1931年,改建為香山慈幼院分院;1941年,改為北平第三女子中學,其後校名屢經變動。1979年,被列為北京市文物保護單位;1996年,被中國國務院列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北京市政府自2000年展開整建工程,至2004年竣工。

圖1  歷代帝王廟前景德街牌樓的歷史圖片(1931年攝)。圖片來源:《北京歷代帝王廟古建築修繕工程專輯》,頁190。

圖2  歷代帝王廟廟門正面的歷史圖片(1931年攝)。圖片來源:《北京歷代帝王廟古建築修繕工程專輯》,頁192。

圖3 歷代帝王廟景德崇聖門正面的歷史圖片(1931年攝)。圖片來源:《北京歷代帝王廟古建築修繕工程專輯》,頁192。

圖4  修繕後的景德崇聖門。圖片來源:《北京歷代帝王廟古建築修繕工程專輯》,頁18。

圖5 修繕後的景德崇聖殿。圖片來源:《北京歷代帝王廟古建築修繕工程專輯》,頁19。

 

嘉慶朝《欽定大清會典圖》以圖、文並呈的方式,記錄了歷代帝王廟經清朝改建、重修後的規制與空間格局。二十世紀前期出版的「北平風俗全圖」則標示出歷代帝王廟的座落位置。

圖6  (左)《欽定大清會典圖.歷代帝王廟》之一。圖片來源:《欽定大清會典圖(嘉慶朝)》,卷4,〈禮制・歷代帝王廟〉,頁4b-5a。

圖7  (右)《欽定大清會典圖.歷代帝王廟》之二。圖片來源:《欽定大清會典圖(嘉慶朝)》,卷4,〈禮制・歷代帝王廟〉,頁5b-6a。

 

圖8  北平風俗全圖。圖片來源:A Map and History of Peiping (Beijing)

 

乾隆皇帝在位期間,確定歷代帝王廟入祀帝王人數187位。

圖 9 乾隆帝朝服像
圖片來源:《清史圖典(七)・乾隆朝上》,頁5。

 

 

一、帝王廟入祀原則的更定

 

在明朝,得入祀歷代帝王廟的帝王,只有三皇(太昊伏羲氏、炎帝神農氏、黃帝軒轅氏)、五帝(金天氏、高陽氏、高辛氏、陶唐氏、有虞氏)、三王(夏禹、商湯、周武),以及漢(高祖、光武)、唐(太宗)、宋(太祖)等15位「創業之君」。[2]滿洲入關後,攝政王多爾袞(1612-1650)於順治二年(1645)採納禮部的建議,將遼太祖、金太祖、金世宗、元太祖、元世祖、明太祖列入應祭對象,凡21帝。這次增列的帝王,主要是明朝刻意略過的「非漢」政權的開創者,[3]展現「滿洲中心」的特色。順治十七年(1660),順治皇帝(1638-1661,1644-1661在位)卻接受御史顧如華的見解,以遼、金、元三朝太祖未能統一天下,且其業績亦不及諸帝王為由,將之撤出,並納入商中宗、商高宗、周成王、周康王、漢文帝、宋仁宗、明孝宗等「守成賢君」,共得25帝,則呈現「大一統」史觀與恭儉圖治的態度,也反映出不同世代的滿洲統治階層在意識形態上的差異。

康熙皇帝晚年,(圖10)回顧即位以來的作為,自認數十年來殫心竭力,未嘗稍懈,大致稱得上天下粗安、四海承平。然而,他在披閱史書時,發現讀書人只知譏評往事,恣意指摘前代帝王,全無是非公理可言,並對此感到氣憤。雖然康熙皇帝相信子孫不致對己有所惡評,帝國臣民亦不敢妄加議論,但是根據歷史經驗法則,朝代更迭在所難免,後世對前代的論斷,則非他的能力所能控制。因此,他指示大學士等檢討歷代帝王入祀的原則。

 

康熙皇帝晚年時,下令另議歷代帝王廟崇祀對象

圖10 老年康熙帝像
圖片來源:《清史圖典(六)・雍正朝》,頁44。

 

康熙六十一年(1722)四月,禮部在無道、亡國之外,再加上「偏據一方,不入正統」的限制,這三項條件理當不構成康熙皇帝日後入祀的妨礙。只是他認為其中尚有詳細斟酌之處,特別指出明朝天下敗壞於神宗、光宗、熹宗,故三帝不應入祀;至於末代皇帝思宗,未嘗不勵精圖治,不宜與亡國之君同論,以示標準並非寬鬆、浮濫,要求再行研議。但是康熙皇帝來不及得知結論,便於是年十一月駕崩。

雍正皇帝(1678-1735,1723-1735在位)甫登基,(圖11)便依禮部之議,定入祠帝王人數;另於雍正十一年(1733)重修歷代帝王廟竣工時,親撰〈歷代帝王廟碑文〉,(圖12)說明增設為164位(秦以前80位,秦以後84位)的原由,曰:

當明初定制時,議禮之臣不能通知大體,崇祀祇創業之君,……我皇考聖祖仁皇帝,秉大公之道,折衷百代,……特頒諭旨,命廷臣詳悉從容,確議具奏。逮朕紹緒之初,廷議始上舊崇祀帝王二十一位,今增一百四十三位,……聖祖皇帝之重加釐訂,公當周詳,誠千萬世莫及之仁心,而千萬世不易之定論也。

可知完全遵循康熙皇帝的意旨,[4]並強調是秉持公道,禁得起後世檢驗的原則。

 

圖11  (左)雍正皇帝觀書像:雍正皇帝繼位之初,重定入祠帝王人數,從順治朝的21位增加到164位。圖片來源《清史圖典(六)・雍正朝》,頁172。

圖12  (右)歷代帝王廟東南碑亭碑陽,歷代帝王廟廟碑(雍正十一年,1733):雍正皇帝御製滿漢合璧〈歷代帝王廟碑文〉,說明增加入祀帝王人數的原由。圖片來源:《北京歷代帝王廟古建築修繕工程專輯》,頁204。

 

到了乾隆四十九年(1784),乾隆皇帝閱讀《大清通禮》羅列的歷代帝王位號,認為仍有無法令人滿意之處,原因在於禮部原先聲明偏安、亡國、篡弒者不入祀典,而仍入遼、金二朝,卻排除東西晉、元魏、前後五代,立場未免偏頗,將使好發議論之徒,指責本朝「區分南北,意存軒輊」,已違背康熙皇帝的本意。由於事涉歷代帝王的評價,乾隆皇帝主張自古帝王統緒相傳,易代以後的饗祀大典,當遵循「報功崇德」的原則。經大學士、九卿等再次重加詳議,將新定入祀歷代帝王人數擴充為187位。次年,乾隆皇帝於致祭後,特撰〈仲春祭歷代帝王廟禮成述事〉詩文以誌其事。(圖13)

 

乾隆五十年,乾隆皇帝親臨歷代帝王廟致祭,特撰〈仲春祭歷代帝王廟禮成述事〉詩文並立碑以誌其事。
圖13 歷代帝王廟東南碑亭碑陰,歷代帝王廟禮成述事碑(乾隆五十年,1785)
圖片來源:《北京歷代帝王廟古建築修繕工程專輯》,頁205。

 

根據康熙皇帝統計的歷代帝王人數,自黃帝以降,稱帝者300有餘;從秦始皇至明朝,稱帝而有年號者211人。因此,古來君王有超過半數在清朝得以入廟;秦以後的皇帝們在雍、乾兩朝受供奉者,則分別佔總數的39.8%、50.7%。對於身為少數且係外來的統治者竟如此尊崇歷代帝王,學者常從「漢文化中心」的角度,賦予「文化認同」、「族群融合」的意義,卻未必能解釋康熙皇帝的動機與目的。

 

二、康熙皇帝能否入祀

 

康熙皇帝在位期間,撤三藩、治黃河、綏蒙古、定西藏、移風俗、興文教,文治、武功並盛,如果選拔歷史上的「好皇帝」,應能輕易脫穎而出,但是改朝換代之後,卻未必能入祀歷代帝王廟。因為按照明朝立下的標準,康熙皇帝並非「創業」的「太祖」,也非如元世祖是蒙古入主中國的關鍵,資格自然不符。其次,依順治年間所定的「守成賢君」的原則,尚賴後人的評判,一切猶在未定之天。只有他生前所放寬的入祀標準,才有可能,因為他統治的國家並非偏安,臨終前既無篡逆,也未亡國。

事實上,康熙皇帝去世後,獲得超越其他帝王的尊榮。當時,群臣恭擬廟諡,曰「聖」,曰「仁」,雍正皇帝則薦用「祖」。依前代諡法,「行道化民」、「窮理盡性」者曰「聖」;「蓄義豐功」、「慈民愛物」、「克己復禮」、「貴賢親親」者曰「仁」。雍正皇帝也以「論繼統,則為守成;論勳業,實為開創」,闡明只有用「祖」作為廟號,方能彰顯他的豐功偉業。換言之,清朝給予康熙皇帝的歷史地位,既是守成之主,也是創業之君,完全符合入祀歷代帝王廟的原則。然而,此一評價係來自「當時」,而非「後人」。

能代表後世政權對康熙皇帝的評價,目前只有民國初年刊行(1928)的《清史稿.聖祖本紀.論》,曰:

聖祖仁孝性成,智勇天錫。早承大業,勤政愛民。經文緯武,寰宇一統,雖曰守成,實同開創焉。聖學高深,崇儒重道。幾暇格物,豁貫天人,尤為古今所未覯。而久道化成,風移俗易,天下和樂,克致太平。其雍熙景象,使後世想望流連,至於今不能已。傳曰:「為人君,止於仁。」又曰:「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於戲,何其盛歟!

「論」的內容闡述康熙皇帝無論經國治民、道德文章,都超邁今古,不僅延續清朝官方的基調,更以和樂昇平令人傳頌不已,來形容他所統治的時代。

因此,即便用最嚴苛的標準來甄選,康熙皇帝也能順利入祀歷代帝王廟,甚至應該晉身歷代帝王廟中的「名人堂」。

 

三、不畏當時而畏後人

 

對康熙皇帝而言,入祀歷代帝王廟的問題本質,關乎個人的歷史評價。康熙四十三年(1704),康熙皇帝對正在進行中的官修《明史》發表意見,指出元人修《宋史》、明人修《元史》都遭到後人非議,乃提醒修史官員應本著「公論不可不採,是非不可不明,人心不可不服」的精神,完成一部能接受公評的官修正史。他在意的是後世的批評,故云:「不畏當時而畏後人」,不但史書品質如此,個人的歷史定位也是如此。

從儒家講求的「修齊治平」之道,檢視《清史稿》對康熙皇帝的評價,修身、治國、平天下大概無可挑剔,至於「齊家」的部分,則略而不談。究其原因,當在於康熙皇帝二立二廢太子,及其衍生的諸皇子兄弟鬩牆,是他無可規避的家庭糾紛,也是教子無方、處置失當必須承擔的後果。歷史學家孟森(1869-1938)以「盛明缺失」評之,猶未為過。

歷經兩度廢太子之後,康熙皇帝的身心大受影響,健康狀態每況愈下,以致對個人生命、政權前途充滿不確定感,乃於康熙五十六年(1717)十一月發布一份篇幅極長的上諭,預先為自己的一生做總結。[5](圖14)主要的內容,可歸納為:

一、作為秦、漢以降在位最久的帝王,卻無法預知身後世人將如何評價,為此感到驚惶不安。

二、自認即位以來,兢兢業業,其間的勞苦艱辛實非常人所能想像,議論者卻極盡醜化、挑剔之能事。

三、強調凡事親力親為、未雨綢繆,憑藉的是強健的體魄與自律的生活,以杜後人縱情聲色、親暱小人之譏。

四、自覺年邁體衰,深恐辛勤經營的業績,因心神耗減而無法保全,前車之鑑,歷歷在目。

 

康熙五十六年十一月,康熙皇帝發布的長篇「上諭」,預先以此作為一生的總結。
圖14 《清實錄.聖祖仁皇帝實錄》書影
資料來源:《清實錄.聖祖仁皇帝實錄(三)》,卷275,頁697。

 

中國歷史上,久居其位的帝王晚年多諱言死亡,而執迷於追求長生;康熙皇帝似乎能坦然面對生死,卻執著在同樣是無法掌握的後人議論。他採取主動出擊的對策,亦即與其身後被動接受評價,不如生前自我評判,使後人不至踰越他所劃定的底線。另一方面,他透過廣納歷代帝王入祀的方式,預先為自己在帝王廟中安排一個位子。然而,皇權終究有其極限,統治者企圖操縱後世的評價,無疑是狂妄地將皇權做無限度的膨脹。[6]

1912年,改朝換代,康熙皇帝入祀歷代帝王廟的「時機」到來。豈料,民國的政權總是強調推翻「腐敗的滿清政府」,而袁世凱(1859-1916)稱帝、(圖15)張勳(1854-1923)復辟又相繼失敗,(圖16)不會有人願意肯定清朝、不能容許有人恢復帝制,也就不再理會祭祀歷代帝王了。

 

圖15  (左)袁世凱像:1915年12月,中華民國大總統袁世凱宣布改明年為「洪憲元年」,準備即皇帝位,籌建「中華帝國」。1916年3月,袁世凱發布「撤銷帝制令」,並於5月同意自大總統之職退位。圖片來源: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A2%81%E4%B8%96%E5%87%AF(2020/6/18)

圖16  (右)張勳像:1917年,時任安徽督軍的張勳,趁大總統黎元洪和國務總理段祺瑞發生「府院之爭」,擁立前清遜帝溥儀復辟,重建帝制。張勳被任命為議政大臣兼直隸總督、北洋大臣。這次事件前後僅十餘日,張勳便為段祺瑞率領的「討逆軍」擊敗,溥儀退位。圖片來源: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C%B5%E5%8B%B3 (2020/6/18)

 

 

 

 

 

本文改寫自〈康熙皇帝的焦慮――立儲、開邊和歷史定位〉,《臺灣師大歷史學報》,第54期,臺北,2015.12,頁45-94。

 


註腳

[1] 致祭歷代帝王並建廟之舉,始於唐朝。明太祖時,立帝王廟於南京;迨世宗朝,在北京建廟,後並罷南京廟祭。關於祀典的形成及其政治文化意涵,有系統且詳盡的討論,可參見廖宜方,《王權的祭典:傳統中國的帝王崇拜》(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20)。

[2] 明洪武六年(1373),太祖初立帝王廟,致祭帝王另有周文王、唐高祖、元世祖;旋以「周文王終守臣服,唐高祖由太宗得天下,遂寢其祀,增祀隋高祖」,計17位。又洪武二十一年(1388)罷隋文帝、二十四年(1391)罷元世祖,共15帝,遂為明朝定制。

[3] 據禮部奏言,明洪武年間立廟時,將元世祖入廟享祀,而遼、金之帝則無此待遇,殊不合理。由於宋曾向遼納貢,亦向金稱姪,宋朝與遼、金分統南北天下,實不應遺漏;且元世祖之有天下,是元太祖之功,故仍應追崇元太祖。至於金世宗入祀的原因,清朝官書並未提及,可能是:一、維護女真舊俗,深受清太宗皇太極(1592-1643,1627-1643在位)推崇。二、在位期間,史稱:「南北講好,與民休息」,可藉以向南京明福王政權宣揚清朝致力和平的立場。

[4] 值得注意的是,廷議所謂「舊崇祀帝王二十一位」,係依順治二年之制,究其原因,順治十七年的入祀標準包括「守成之君」,但此涉及後世對前代帝王評價的問題,且排除遼、金、元三朝的太祖,形同否定「非漢」政權的開創者,不免與本朝的立場有所牴觸。

[5] 這份上諭的結尾,曰:「爾等大小臣鄰,念朕五十餘年太平天子,惓惓丁寧反復之苦衷,則吾之有生考終之事畢矣。此諭已備十年,若有遺詔,無非此言,披肝露膽罄盡,五年內朕言不再。」史景遷詮釋此篇,認為康熙皇帝將之視為一生的總結。分見[清]馬齊等修,《清實錄.聖祖仁皇帝實錄(三)》(北京:中華書局,1985),卷275,頁697下,康熙五十七年十一月辛未條;史景遷(Jonathan D. Spence)著,吳根友譯,《中國皇帝:康熙自畫像》(上海:上海遠東出版社,2001),頁202。

[6] 精神科醫師大衛.歐文認為,一個政府領袖在位越久,那些可能導致他被診斷為狂妄症候群(Hubris Syndrome)的諸般行為症狀也會越來越顯著,他列出14項指標,其中第9項:「相信他們要面對與負責的不是由同僚與公眾輿論所構成的世俗法庭,而認為自己真正要面對的法庭是更偉大的:即歷史或上帝」。康熙皇帝試圖操縱個人的歷史評價,無疑是陷入一種政治領袖所獨有的權力狂妄的情境。參見大衛.歐文(David Owen)著,區立遠譯,《疾病與權力:診斷百年來各國領袖的疾病、抑鬱與狂妄》(新北:左岸文化事業公司,2011),頁30-31。

 

 

 


參考書目

[清]鄂爾泰等修,《清實錄.太宗文皇帝實錄》,北京:中華書局,1985。

[清]卾爾泰等修,《清實錄.世祖章皇帝實錄》,北京:中華書局,1985。

[清]馬齊等修,《清實錄.聖祖仁皇帝實錄》,北京:中華書局,1985。

[清]卾爾泰等修,《清實錄.世宗憲皇帝實錄》,北京:中華書局,1985。

[清]慶桂等修,《清實錄.高宗純皇帝實錄》,北京:中華書局,1985。

[清]托津等奉敕纂,《欽定大清會典圖(嘉慶朝)》,收入《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第71輯,第701冊,臺北:文海出版社,1992。

[民國]趙爾巽等撰,《清史稿》,北京:中華書局,1989。

大衛.歐文(David Owen)著,區立遠譯,《疾病與權力:診斷百年來各國領袖的疾病、抑鬱與狂妄》,新北:左岸文化事業公司,2011。

史景遷(Jonathan D. Spence)著,吳根友譯,《中國皇帝:康熙自畫像》,上海:上海遠東出版社,2001。

孟  森,《明清史講義》,北京:中華書局,1981。

廖宜方,《王權的祭典:傳統中國的帝王崇拜》,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20。

北京歷代帝王廟圖書編輯委員會編,《北京歷代帝王廟古建築修繕工程專輯》,北京:文物出版社,2008。

朱誠如主編,《清史圖典(六)・雍正朝》,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2。

朱誠如主編,《清史圖典(七)・乾隆朝上》,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2。

Dorn, Frank, A Map and History of Peiping (Beijing)  Tientsin-Peiping: The Peiyang Press, Ltd., 1936.  https://www.davidrumsey.com/luna/servlet/s/5kt08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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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高樹/ 康熙皇帝與歷代帝王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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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修改日期: 2020-0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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