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文凱（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一、前言
筆者最近與幾位譯者合作翻譯了清代中國史研究名家Peter C. Perdue(濮德培)由哈佛大學出版社出版的一本清代中國史鉅著，中文書名為《中國西征：大清征服中央歐亞與蒙古帝國的最後輓歌》。[1]出版後，也受邀參加了出版社或學術界舉辦的有關此書的幾個討論會，對於此書引發的近代中國史知識的更新、或者中國史研究方法論的問題，提出了一些自己的看法。剛好最近答應要給「歷史學柑仔店」網站撰寫一篇文章，因此趁此機會把這本好書介紹給讀者，並把一些自己的想法整理一下，提供給有興趣的讀者參考。
圖1 Peter C. Perdue, China Marches West : the Qing Conquest of Central Eurasia. Cambridge, Mass.: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中譯本，葉品岑、蔡偉傑、林文凱譯，《中國西征 : 大清征服中央歐亞與蒙古帝國的最後輓歌》(新北市：衛城出版，2021)。
作為一個以清代到日治時代臺灣史研究為主要領域的研究者，之所以會動念合作翻譯這本清代中國史的專書，並且向臺灣學界介紹這本書，主要有三個理由：首先，是因對當代問題的關注，關心時事的讀者應該都會發現，當代影響臺灣國家關係與國內政治的重要因素，毋寧是海峽對岸的中國這個作為臺灣社會重要的他者，中國持續將臺灣當作其固有領土的一部分，持續以文攻武嚇方式希望能夠併吞統一臺灣。有意思的是，我們也常注意到所謂的臺灣問題，常常是與所謂疆獨、藏獨等分裂問題並列，因此我一向也對新疆、西藏問題有所關注。而濮德培這本書的主題是清朝如何征服中央歐亞並將蒙古西藏新疆併入帝國，對於我認識新疆西藏問題的歷史成因頗有幫助。
其次，我自己雖然主要從事臺灣史研究，但一向主張不能孤立地單以一國史的視角來研究臺灣史，而必須從臺灣史與東亞史(中國、日本…)及世界史的交互關聯及相互比較的歷史研究視角來研究，也就是必須考察16世紀近代早期以來臺灣歷史長期發展的過程中，與各時期的東亞及世界歷史之間的交涉關聯，方能完整掌握並了解臺灣歷史。而臺灣史不僅曾經有一段清代統治的時期，與中國史的關係長期來深厚且複雜，且濮德培這本書雖然主要處理清帝國征服中央歐亞的過程，但在書中少數地方也討論了清帝國擊敗明鄭將臺灣收入版圖的議題，因此對於我的臺灣史研究來說也是一本重要的參考文獻。
最後，我在關心中國史研究的同時，也一向對於中國史學史或中國史學研究典範的議題相當關心，我注意到濮德培這本書不僅是透過多種語言史料，對於清帝國征服蒙古西藏新疆的過程提供新的歷史圖像，而且從帝國史與世界史比較的視角整合了如歐亞相似論與新清史等晚近流行的幾個中國史研究典範進行研究，並對於傳統中國史研究觀點以及中國民族主義史學觀點提出深刻批判。所以閱讀此書，不僅可以更新對於清代中國史的認識，也可以藉以提升對於新的中國史研究典範的理解。
應該指出的是，雖然筆者對於此書從新典範出發所提出的多數修正論觀點有所共鳴，但對其部分重大主張也有些不同看法，因此本文以下將先詳細介紹本書的章節內容，然後對本書的研究貢獻與論點進行評述，最後針對不同意的論點提出商榷性意見供讀者參考。不過，為了方便讀者掌握本書的討論內容，有必要向讀者介紹一下本書所要對話或者借鑑的中國史研究典範，因此在前言最後，筆者想要先利用一點篇幅介紹一下中國史學史。
首先，中國的新史學是與中國的近代史同步展開的，晚清面對西方帝國衝擊後，傳統儒家文明為核心的學術典範也遭逢嚴厲衝擊，而這個受到西方與日本新的史學影響所建立的新史學對於清代中國史的詮釋和認識因此有著深刻的時代印記。這些印記包括帶有歐洲中心論與社會進化論的東西方歷史對比，往往將晚清落後於西方的意象回推到16世紀，主張東西方社會的分流係起始於16世紀以來的近代早期階段。中國新史學中無論是模仿自啟蒙主義的文明史學或者社會主義的馬克思主義史觀，都習慣認定16世紀以來西方社會從封建時期逐漸轉變為資本主義與民族國家的近代社會，而將16-18世紀的明清中國類比於西方中世紀的封建停滯時期。[2]並依據西方衝擊、中國反應論的觀點，將中國近代化起點，定位於受到西方衝擊後被迫開始學習西方近代化19世紀晚期。[3]
另一方面，中國新史學除了是一種模擬西方的近代文明史學或馬克思主義史學之外；同時也是一種受到西方民族國家理念與民族主義史學影響下以漢人為主體與中心的近代中國民族主義史學，這種民族主義史學不再以傳統帝王將相的歷史為主體，而是以國家、國民、群(社會)為主體的民族歷史。[4]而在這種從晚清延續到當代中國的民族主義史觀中，係把清帝國中期的最大疆域當作自古以來中國的固有領土，將滿、蒙、藏、回、西南與臺灣等區域納入清帝國的過程當作歷史的必然，是自古以來經營過領土的統一。
同時在這種漢人中心的史觀下，歷史論述的中心是漢人社會，邊疆少數民族的歷史並非討論重點，漢人與非漢民族的關係亦非分析重點，而是著重於強調其漢化或者服膺於儒家文明化的過程，以及其對於當代大一統中國與中華民族的歷史貢獻。相對於從漢人中心的立場把16世紀以來西方或俄羅斯對於中國邊疆的侵擾，當作帝國主義的侵略，這種史觀並不把清朝對於少數民族的征服當作一種帝國主義，也不將邊疆拓墾視為類似西方的殖民主義。[5]而在這種史觀下，清代中國疆域大幅擴張的功績並未得到承認，清王朝有時候被描繪為承繼明王朝並服膺儒家文明的漢化王朝，有時候則被批判為敗壞中國政治文化導致衰敗應予推翻的異族政權。
值得注意的是，1990年代美國史學界有兩種新的清代中國史研究典範發展出來，一個是以經濟史為主從世界經濟史比較視野出發，強調近代早期歐洲與明清中國在經濟體制上廣泛可比較性的加州學派之歐亞相似論，另一個是以政治史為主從世界帝國史比較視野出發，強調清代滿人征服者的中央歐亞連結對於帝國建構重要性的阿爾泰學派之新清史研究。[6]這兩種研究都不再是站在晚清回望傳統中國，不再一味關注清代中國與同時期西方的不同與落後之處，而是關注歐亞社會之間在政經體制上的類似性，並且強調東西方的分流不是在16世紀，而是在19世紀之後偶然展開；另一方面，新清史的研究從清代中國與明代中國之間的斷裂性出發，對於傳統強調漢化的清代史觀點或者中國民族主義史觀提出深刻的批判。
從史學史與知識史的角度來說，前述國際學界中國史研究典範的變遷一方面有國際中國史學界內部自身權力關係與典範競爭的變遷因素，另一方面，從歷史研究與當代史及現實的關聯來說，這些典範的出現與流行也與晚近中國國力與國際地位的轉變有關。簡要來說，伴隨中國改革開放經濟發展的成功，中國不再衰弱並日益成為世界霸權後，為了重新連結歷史與當代史，並解釋中國霸權形成的歷史緣由，這兩種新的史學典範在國際學界日益成為中國史學主流典範。[7]而在當代中國學界，前一種典範因為符合當代中國民族主義史觀，也逐漸在中國學界受到歡迎有成為主流的中國經濟史研究典範的潛力；但後一種典範即新清史則因抵觸中國民族主義史觀，而遭到中共政治當局與學術界的強烈抨擊及禁制。[8]
二、《中國西征：大清征服中央歐亞與蒙古帝國的最後輓歌》一書簡介
《中國西征》一書，主要討論的是承繼明代中國的大清帝國(1644-1911)如何從滿洲崛起成立與其後擴張的歷史，尤其關切清朝在擊敗明朝控制中原地區之後，如何進一步將中央歐亞的蒙古、西藏與回部新疆等諸多非漢的少數民族納入清帝國的過程。而在分析框架上，濮德培採用的是帝國史比較的框架，透過討論清帝國擴張過程中，如何與俄羅斯帝國(1613-1917)以及準噶爾蒙古帝國(1671-1760)在中央歐亞地帶的權力競逐，尤其關注大清帝國與準噶爾蒙古之間的帝國爭霸過程。值得注意的是，本書並非單純著重於單一歷史領域面向的分析，而是一個關照整體歷史層面的帝國史比較，濮德培在討論三個帝國爭霸的過程中，同時關注其各自在軍事、政治、外交、經濟與文化活動的開展，並分析各自如何透過這些不同領域但相互關聯的活動，達成對於帝國內部各民族與人民在各層面的支配與統合，並藉以與其他帝國進行整體性的帝國爭霸。
在閱讀這本鉅著的時候，對於一般僅以漢人王朝更迭史來認識中國歷史的讀者來說，閱讀上容易產生障礙的部分應該是作為整本書討論主體的蒙古諸部之間的複雜關係，以及他們先後被併入滿清王朝的過程。為了讓讀者容易掌握這本書的歷史敘事背景，本文先以簡略並恐有誤導的方式，簡單介紹一下蒙古諸部的組成與其併入清朝的過程。首先，在元朝滅亡之後，蒙古各部先是分裂成了西蒙古瓦剌和東蒙古韃靼兩部，其中的韃靼在明朝末年又大致分裂成了科爾沁、察哈爾、土默特和喀爾喀等部，而喀爾喀被稱為漠北蒙古(即外蒙古)，因為其位於大漠，即戈壁沙漠以北。而另外三部則位於戈壁沙漠以南，所以被稱為漠南蒙古(即內蒙古)。而在後金政權(滿清王朝的前身)建立之後，先後征服了漠南蒙古三部與漠北的喀爾喀部，透過滿蒙部族聯盟的模式將這些蒙古部族納入滿人王朝的範圍內。
而明朝時形成的瓦剌部也大致分為準噶爾、杜爾伯特、和碩特和土爾扈特等部，因為其主要居住地位於戈壁沙漠以西，所以又被稱為漠西蒙古。後來準噶爾部崛起，成為漠西蒙古的首領，其它各部都受其壓制，土爾扈特部以及杜爾伯特部分西遷，進入俄羅斯帝國境內。而準噶爾在統一漠西蒙古之後還一度想連漠北蒙古也一併控制，甚至進入漠南地區追擊逃亡至此的漠北喀爾喀蒙古部族。結果這種攻勢反而迫使漠北蒙古也歸順了清朝。至於僅剩未曾降伏清朝的準噶爾蒙古，則持續在中央歐亞發展帝國勢力並與清朝對峙，後來清朝康雍乾三朝經過六十餘年的西征，擊敗與其爭雄的準噶爾蒙古，終於將蒙古草原周邊的所有蒙古諸部都併入了清朝的統治之中。而在準噶爾滅亡後不久，俄羅斯境內的漠西蒙古土爾扈特部不堪忍受沙俄的壓迫，在其首領渥巴錫的率領下回歸中國。
另外應注意的是，蒙古諸部雖然在16-18世紀的東亞帝國爭霸過程中納入成為清帝國的一部份，但在清朝滅亡之後，漠北蒙古，也就是外蒙古王公在沙俄的支持下宣布獨立，後來雖然幾經波折，但最終外蒙古還是在1945年獨立。不過，蒙古族的主體，也就是漠南蒙古以及漠西蒙古的大部份始終是中國公民，所以現代世界上的大部分蒙古族仍然生活在中國。現在中國國內的蒙古族裡，生活在內蒙古地區的主要是漠南蒙古各部的後裔，而極少數仍生活在新疆地區的則主要是漠西蒙古各部的後裔，還有少數蒙古族人生活在俄羅斯的中央歐亞地區。
濮德培這本書分成五個部分共16章，接下來，筆者簡單介紹這部作品各章的主要內容。首先，在第一部的兩章中，濮德培介紹了這本書的故事背景，說明了本書所討論的滿清、俄羅斯、準噶爾蒙古這三個中央歐亞國家的形成背景。第1章：地理環境、國家建構和民族認同，主要討論中央歐亞的地理環境、國家建構與民族認同的變化過程，分析其如何鋪陳16世紀以來明清、蒙古諸部、俄羅斯等的互動關係和各自(帝國)國家形成與社會發展的歷史背景。並強調俄羅斯、滿清與準噶爾帝國在中央歐亞的競爭，其實和同時期歐洲各國的國家建構與地緣政治(調動資源相互對抗、進行戰爭、貿易和外交)存在類似之處，同時中央歐亞區域作為本來沒有具體邊界的地區經俄羅斯與滿清帝國帝國擴張而被納入控制的過程，與18世紀美國帝國的西部擴張具有世界史的可比較性。
第2章：明朝、莫斯科大公國和西伯利亞。討論了明朝與蒙古諸部的關係、戰爭以及外交對應政策的變化，並討論了從金帳汗國下獨立的莫斯科大公國(後成為俄羅斯沙皇國)的崛起過程，以及其後俄羅斯如何往東向西伯利亞擴張的過程。第3章：中央歐亞互動和滿人的崛起1600-1670。分析了俄羅斯與東西蒙古諸部的外交互動過程，還有滿人崛起後與蒙古諸部的關係變動，以及後金政權即滿洲國家建構的初步階段，並鋪陳了準噶爾蒙古崛起前的歷史背景。
在第二部的部分，濮德培利用歷史敘事的手法，依照時間軸具體說明滿清、準噶爾與俄羅斯三個帝國的爭霸史，尤其聚焦在大清帝國康雍乾三朝西征並最終滅亡準噶爾蒙古的過程，濮德培的敘事強調這個征服過程與結果並非注定的，換言之，大清帝國征服準噶爾蒙古的歷史充滿了各種的歷史機遇及偶然性，並非如同後世中國民族主義史家所說的是天命所致的。首先是第4章：滿人、蒙古人和俄羅斯人的三方衝突1670-1690。濮德培討論康熙親政後在平定三藩之亂與征服明鄭臺灣後，如何開始處理位在中央歐亞的準噶爾問題。並討論了準噶爾首領噶爾丹的崛起過程，說明其對於喀爾喀蒙古的攻擊對於清帝國的威脅，如何引發了康熙第一次準噶爾親征，並分析滿清與俄羅斯簽訂的1689年尼布楚條約與其後1727年恰克圖條約對於滿清、俄羅斯與準噶爾蒙古三方互動的意義。
第5章：嚙雪──噶爾丹走向滅亡1690-1697。濮德培敘述了1696與1697年康熙三次親征與噶爾丹的滅亡，並分析西征過程的後勤補給難題，以及雙方的戰術戰略與外交運用，還有喀爾喀蒙古與準噶爾之間的分裂內鬥(蒙古諸部致命的個體主義)問題。第6章：過度擴張的清帝國和奮力求存的準噶爾1700-1731。濮德培依序分析了清帝國與準噶爾蒙古爭霸過程的一些重要階段與過程：1697-1727年間策妄阿拉布坦崛起並擴大準噶爾勢力的過程；1717年策凌敦多布殺死拉藏汗控制西藏；1720年清軍(胤禵)平定西藏；1723年雍正朝平定庫庫淖爾羅卜藏丹津；1731年雍正朝西征的挫敗。在分析過程中，濮德培並透過滿洲特使圖理琛/蘇格蘭人貝滿/俄羅斯人溫科夫斯基的旅行紀錄，從不同視角呈現了該時期滿清、俄羅斯與準噶爾三個帝國的爭霸圖像。
第7章：最後一擊1734-1771。主要分析了大清帝國與準噶爾蒙古最後的爭霸過程，以及準噶爾蒙古的滅亡。濮德培依序討論了1734-45年間噶爾丹策寧的貿易努力與國家維持。1745年噶爾丹策寧死亡後準噶爾繼承問題，如何引發準噶爾領袖策妄多爾濟那木扎爾、喇嘛達爾扎、達瓦齊、阿睦爾撒納之間的長期內鬥。1757年喀爾喀蒙古青滾雜卜反叛與準噶爾蒙古阿睦爾撒納的平定。1759年回部大小和卓之亂平定。以及土爾扈特1770年從俄羅斯帝國境內伏爾加河的回歸。
接著，在第三部帝國的經濟基礎的討論，濮德培詳細分析了清帝國在中央歐亞區域的屯田、糧政與商貿政策，如何奠定帝國西征所需的後勤，與之後穩定經營所需的經濟基礎。第8章：駱駝背上的火炮：生態結構與經濟局勢。濮德培討論了準噶爾與滿清各自面對中央歐亞的生態結構，如何透過國家行動試圖建立有助於自身(帝國)國家建構的經濟局勢。分析了準噶爾蒙古如何從牧業經濟進展到定居經濟，發展農業商業與礦業，並透過外交關係等取得戰略武器與情報，以便與清帝國在中央歐亞相互爭霸。同時也分析清帝國如何透過青海蒙古的併吞控制蒙古諸部，並在甘肅等西北地區建立行政、財政與軍事機構，確立起其後西征準噶爾的後勤基礎，還有如何藉由與準噶爾貿易關係的控制與操弄，來遏止準噶爾經濟勢力之擴張。
第9章：拓殖與屯田。濮德培討論滿清如何透過拓殖與屯田試圖解決在西北軍需與糧食穩定的需求，分析了穀物市場與商人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在中央歐亞進行拓殖屯田過程所面對的困難，最後分析了這些經濟發展過程如何促成了中央歐亞的開發與城鎮發展，及其與內地的商業連結。第10章：守成與賑濟。濮德培討論了中央歐亞的農業狀況，以及滿清如何透過糧價收成雨水情報的呈報系統，和常平倉設置與捐納等賑濟體制來維持中央歐亞糧食市場與軍需民需的穩定。第11章：貨幣與商業。介紹討論了滿清在中央歐亞的三個重要的貨幣與商業政策，一、貨幣政策的軍事動機，二、在貨幣流通中所展示的，高度地方化的市場與跨地域貿易共同存在。三、國家政策對邊疆的貨幣整合所造成的影響。並說明清帝國如何透過這些經濟政策與發展奠定其統合與控制中央歐亞的經濟基礎。
而在第四部，濮德培主要討論大清帝國西征完成後，如何透過各種文化建設來對於帝國西征相關的空間與時間秩序進行控制，並透過這些文化統合機制來穩固邊疆。第12章：橫越大地。濮德培注意到17-18世紀歐洲民族國家的形成中，各個國家的領土範圍、邊界劃定與領土內權威的確立是國家建構的普遍過程。他強調同時期的俄羅斯、中國與鄂圖曼帝國的帝國發展過程中，有著類似的國家建構作為，即試圖清楚的劃定空間疆界、限制人口的移動並簽署相關的邊界條約。濮德培詳細分析清朝統治者與學者們在西征過程與完成後，如何透過繪製地圖、資訊收集與歷史、戰爭征服碑文、朝貢儀式和旅行書寫的計畫，以便將邊疆空間與地方資訊攤開在帝國權力的全面凝視之下。並指出清帝國也嘗試標準化行政地景，以便官僚們可用統一與簡化的規則來處理邊疆多元的地方特殊性。
第13章：帝國如何標誌時間、撰寫歷史。濮德培檢視清朝如何透過生產邊疆征服的權威紀錄，以及被征服民族的官方歷史書寫，像佔據領土與劃定邊界一樣地占領時間與歷史領域的詮釋權，他強調這些歷史書寫計畫作為帝國文化統合事業，與前述的清朝在經濟整合與政治軍事整合的努力一樣是帝國征服事業的重要部分。濮德培一方面承認清帝國利用統一的敘事來包容多重土地與民族是令人瞬目的成就，但也注意到這種歷史詮釋的文化整合並不完全，因為潛藏在帝國統一表面下的多樣性與矛盾，限制了帝國統合一切的努力。正如地方行政各地差異很大，市場交流的聯繫並不完全，所以歷史敘事不可能解決所有歧異或排除所有另類說法。
最後在第五部，相對於前述四部分，針對具體時空下重要事件的歷史敘事，第五部三章的內容，濮德培透過與其他研究觀點的整理與對話，詳細地提出本書的主要研究發現，可以說是這本鉅著的複雜結論。
第14章：書寫征服的民族史。濮德培首先討論魏源與龔自珍等19世紀的漢人經世學者，如何認同滿清的邊疆征服經驗，並將滿洲的中央歐亞征服描繪為「昭昭天命」，將邊疆的擴張範圍描繪為過去歷史已經預設的自然邊界的完成。魏源等人的這些歷史書寫，說明清帝國西北征服的完成其實重構了「中國」與「漢人」的認同，替19世紀晚期中國民族定義設定了歷史框架，並構成了其後中國民族主義歷史書寫的基礎。其次，濮德培進一步檢討晚清以後經歷清朝敗亡與西方帝國主義侵略的中國民族主義歷史書寫，如何一方面承繼清帝國官方與漢人菁英如魏源等人的歷史書寫，將清朝的領土擴張視為理所當然，並將其當作中國文化與力量興起的自然結果；另一方面，又將滿洲人視為異族，否定清帝國領土擴張的獨特過程與特徵，並批判滿人的專制阻礙了團結中華民族的力量，弱化了中國在世界上的地位。
此外，濮德培更進一步批判近代中國、俄羅斯與蒙古國的民族主義史學對於16到18世紀三個帝國有關中央歐亞爭霸史的描述，指出其皆體現了民族主義歷史書寫的四種特徵，包括1、目的論：預設了一個獨立於個人行動的潛在歷史進程；2、道德評價，堅持自民族行動的正當性，而將他者視為道德上的惡者；3、自然邊疆，將領土邊界預設為自然且預先決定的，且非常接近於當代的國家邊界；4、本質化的認同，將族群認同認定為自然化且本質的、固定不變的。相對於此，濮德培強調其前述有關中央歐亞帝國爭霸史的歷史，顯示真實的歷史過程乃是：1、充滿偶然性並應避免時代錯置；2、應該採取客觀的立場，給予包括失敗者或敵人等所有行動者同樣的重要性；3、應該把邊界意識當作演化與建構的，而非自然固定的。4、族群與部落的界定同樣是偶然互動的歷史產物，並非「自古以來」就存在。
第15章：比較歐洲與亞洲的國家創建。濮德培批判過去歐洲中心論的比較史觀，往往認為西方民族國家的創建開始於16世紀，而東亞的國家創建與民族形成則是發生在19世紀西方衝擊之後的一個衍生性現象，他主張歐亞國家在16-18世紀經歷了類似的國家創建過程。他首先引用了Charles Tilly有關歐洲國家體系形成的模型來重新進行歐亞國家建構的比較，但他不同意Tilly的分析觀點，主張其實俄羅斯與滿清帝國的帝國建構，都一樣符合Tilly所說的在英國與法國所體現的那種「資本化強制」(即資本化與強制力共同發展)的國家形成模型，他認為透過這樣的相似性分析，我們才能適當解釋俄羅斯與滿清帝國在16-18世紀的帝國建構與其成功擴張。其次，濮德培透過對於游牧帝國理論重新檢討，並援引狄宇宙(Nicola Di Cosmo)的觀點，強調必須透過歷史的/演進的與外在論的角度，並結合其在分析俄羅斯與清朝時所關注的商業資源與武力奪取資源問題，才能適當說明準噶爾蒙古的游牧帝國之創建，並且使我們能夠用前述Tilly的同一個國家形成模型來比較分析準噶爾與其他歐亞大陸國家的創建。
濮德培進一步探問的是，清帝國的征服與擴張的歷史，與「歐亞相似論」(明清時代的社會經濟制度與歐洲制度的可比較性)與「阿爾泰學派(新清史)」(強調清代征服者的中央歐亞連結)這兩個新的清代中國史解釋典範的關聯為何？他透過清帝國在西征過程的後勤與戰略文化的討論，詳細說明如何整合這兩個理論典範來解釋清帝國為何不同於無力對應西部邊疆威脅的明朝，而能達成西征的偉業並穩固邊疆。
他認為如同歐亞相似論所言，清代與同時期歐洲類似的社會經濟制度以及(歐亞相似論所未曾關注的)清代國家對於經濟運作的積極干預，支撐了帝國內地與邊疆市場經濟的擴展，使得帝國可以籌集支持帝國西征或防衛邊疆動亂所需的後勤資源，並維繫邊疆的社會秩序穩定。另一方面，如同阿爾泰學派所說清代國家的中央歐亞起源與連結對於清帝國如何能夠超越明帝國完成中央歐亞征服至關重要，換言之，如同新清史研究所所描述的，清帝國作為一個滿人建立的多民族帝國，除了以儒家聖君的形象、承繼明朝的官僚制度與儒家文化來統治中原地區外，其更承繼了中央歐亞的政治制度與文化傳統，如八旗制度、與蒙古部族結盟、藏傳佛教等因素方能有效擴張帝國，並以不同的統治者形象與行政制度來分別控制滿人本族與蒙藏回疆等區域的各民族。
最後一章，第16章：邊疆擴張對清代盛衰的影響。針對17-18世紀如此興盛的清帝國，為何在19世紀開始衰敗，並最終敗亡於西方帝國主義衝擊與內部革命動亂的問題，濮德培的答案簡單說就是清帝國在18世紀中葉中央歐亞擴張的完成。他認為：「(清)帝國官僚效率的關鍵轉捩點發生在大約十八世紀中期，正當邊疆擴張終止之時。邊疆軍事挑戰的結束，讓很多活力從帝國的官僚體制中消退，降低其改革自身的誘因，也鬆懈其控制腐敗的意志。由此可見，帝國西北邊疆擴張完成與十九世紀中國一連串的社會秩序混亂之間，其實有所關聯」。濮德培進一步指出：「導致十九世紀清帝國衰落的關鍵原因有四：意外的地緣政治時機、誤將西北政策用在南方的環境、作為「協商國家」的清朝與地方社會的權力平衡，以及商業化對社會團結的衝擊，四者皆與帝國征服有關。儘管邏輯上相互獨立，但彼此相結合之下最終卻偶然(但不必然)導致中國最後一個王朝的崩解」。
首先，濮德培主張，英國人在1780年代帶著擴張鴉片貿易的要求抵達華南海岸時，正好在清朝軍隊剛完成大勝並迎回土爾扈特人之時，與剛擊敗的蒙古人相比，清朝沒有將英國當作一個嚴重的威脅。其次，清朝對於西方帝國的衝擊回應緩慢的原因，則在於清朝官員誤用他們在西北蒙古的成功經驗來對應英國，沒有注意到那些回應策略並不適合用來對應東南地域新的地緣政治挑戰。其三，濮德培認為清代創建國家的方式，尤其是在邊疆環境下，是透過在集權與地方分權之間保持平衡，清朝透過賦予邊疆民族的地方菁英權力的方式，來維繫邊疆統治的穩定，但這個平衡在19世紀之後逐漸瓦解，地方權力擁有者開始轉向去中央集權，導致帝國控制的崩解。其四，16世紀以來的商業化，促成了社會市場經濟的發展，並支撐了清帝國的邊疆征服與社會發展，但西北邊疆的移民與進一步的市場經濟發展，則導致了族群的衝突，並導致對社會團結與地方對中央忠誠的衝擊，日益引發了邊疆與內地社會的動亂。
三、《中國西征》一書觀點的重要貢獻與幾點商榷意見
對筆者來說《中國西征》一書的閱讀，對於有興趣於中國史的讀者來說，至少有以下幾方面的重要提示：首先，相較於晚清以來漢人中心的中國民族主義書寫，本書從帝國史與世界史比較視角來看待中國的歷史，超越了傳統的一國史史觀。這種世界史比較所採取的世界各地交互關聯的視角，有助於我們體認到在近代早期清代中國史的確立過程中，其與周遭世界其他地域人群的互動關聯的重要意義；另一方面，本書的討論不僅以清代中國史為討論主體，同時也深刻觀照比較了俄羅斯帝國、準噶爾蒙古帝國的歷史，同時部分章節更試圖與同時期鄂圖曼帝國、歐洲民族國家的發展歷程進行概念性的比較，透過這樣的相互比較過程，我們不僅更能認識清代中國史的普遍性與特殊性，也同時加深了我們對同時代世界史的理解。
其次，前言中我們提到傳統中國史研究典範的特徵之一是，將19世紀晚期清朝面對西方帝國主義的無力抵抗，誤置歷史脈絡地回推套用到16到18世紀近代早期的清代歷史，從而以封建停滯或傳統落後的視角來認識清代歷史發展的意義。本書的重要提示就是，應跳脫晚清以來傳統中國史觀的視野，重新回到近代早期的世界史脈絡，透過與幾個帝國史及與西方民族國家歷史發展的比較，來重新認識清代中國史的歷史圖像。而這種分析的重要意義，不僅在於從世界史與長期近代性發展的角度，修正中國歷史的傳統分期，要求我們重新認識16-18世紀近代早期中國史與19世紀晚期近代中國史分期的意義；同時也會要求我們放棄傳統過於簡化的歷史解釋，更深刻的反思近代早期與其他國家平起平坐的清代中國，為何會在19實際晚期陷入西方與俄羅斯及日本帝國主義宰制的困境？
其三，除了前面兩點外，本書對於近代中國民族主義史觀還進行了幾個層面的深入解構，一方面本書透過清帝國領土擴張過程，以及其對中國民族主義歷史形構影響的分析，有力地解構了中國民族主義論述的目的論、道德評價、自然邊疆與本質化認同的問題，從而提供我們重新認識當代中國的領土範圍與多民族組成的歷史過程。更重要的是，相較於傳統漢族中心的中國民族主義的史觀，並未真正觀照從清代到當代中國非漢民族的歷史，這本書透過對於帝國主義擴張與非漢民族納入中國秩序過程的分析，毋寧是以尊重多元民族及賦予主體性的方式，還原呈現了這些四百年前方被納入中國秩序的非漢民族的重要歷史。而對於這一段歷史的理解，也有助於我們認識當代中國政治有關新疆獨立、西藏獨立等重大問題的歷史由來，並且能從不同於漢族中心的中國民族主義的角度來深入理解這些問題。
進一步來說，近代早期以來臺灣就與清代以及其後的中國秩序產生密切的關聯，臺灣作為1683年方被清帝國納入版圖的東南海疆，與不同時期中華帝國的關係，有很多方面可以跟當今的中央歐亞邊疆的蒙、回、藏等區域相比較。至今臺灣作為中國民族主義亟欲統一的最後對象，仍與這個發展中的中國霸權仍然有著複雜的關係，因此，這本書對於臺灣歷史發展有興趣的讀者來說，應該也是一本很值得閱讀的好書。
筆者以為這本書對於臺灣史研究，可以提供兩方面的比較史觀點的刺激：首先，這本書有關清帝國透過軍事政經文化等制度征服中央歐亞並穩固統治的歷史，跟清帝國征服臺灣以及其後統治臺灣的歷史，在很多方面都可以比較。一方面，17世紀初期荷蘭殖民臺灣、明鄭擊敗荷蘭立足臺灣，以及其後明鄭與清帝國之間的對峙戰爭，顯然不能如同中國或解嚴前臺灣學界的中國民族主義史觀那樣，放在傳統明清中國王朝交替的一國史角度來分析，而是應該探究在近代早期東亞秩序的整體變動過程中，臺灣這個原來不屬於中國秩序一部份的南島原住民島嶼，是如何進入中國秩序的過程？[9]
另一方面，清代臺灣移入的滿漢中央與地方政權在臺灣社會的治理，以及漢人移民對於臺灣原住民的殖民宰制和土地拓墾歷程中，滿清王朝如何操弄族群分化政策，試圖透過漢人、平地原住民與山地原住民的相互牽制來維繫帝國在臺灣的統治穩定，或透過旅行文學或各種文化言說來正當化對於原住民的支配與進行邊疆的文化統合，又或在清代統治期間臺灣海疆的社會動亂與統治失靈等問題，顯然也有很多可以跟本書的討論觀點進行有意義的對話。[10]
最後，筆者雖然基本同意本書的多數分析觀點，但針對濮德培所主張清帝國的社會經濟制度及(帝國)國家創建與16世紀以來歐洲如英法等民族國家相似，以及清帝國在18世紀晚期到19世紀初發展落後於西方，並導致帝國瓦解的解釋觀點，筆者有一些不同的看法。
首先，針對濮德培借鑑於彭慕蘭等人所強調近代早期東西方社會在社會經濟制度上相當類似的歐亞相似論，或他自己透過Charles Tilly分析觀點的批判性重構所提出的東西方社會在國家創建上的歐亞相似論，筆者雖然同意一部份，但認為其誇大了這些相似性，從而忽略了從國家與社會關係以及國家統治理性演變比較的角度來說，歐亞社會從16-18世紀的發展形態上的一些重要差異。筆者一方面同意，歐亞社會因為16世紀第一波全球化以來的相互關聯，在廣域的帝國秩序重組過程中，歐洲的民族國家的市場經濟發展、國家創建與東亞清帝國的社會經濟發展及國家創建有很多類似的部分，譬如清帝國在漢人中原核心區與邊疆新墾地的市場經濟的確有顯著擴展，並發展出新的跨地域經濟的連結；或者為了邊疆征服與控制邊疆地區，清帝國在中央集權的官僚體制建構上有一些重要的新發展。
然而，這些相似的發展，並沒有辦法否認歐亞在國家與社會關係上的重大發展型態的差異。一方面，如同Charles Tilly、M. Mann、F. Fukuyama以西方社會史長時段演變為例的經典著作為例，[11]西方社會從16-18世紀的近代早期到19世紀近代時期的經濟與政治體系的演變，也就是農業、商業到工業資本主義經濟發展與近代民族國家科層官僚體制的創建過程是一個連續的長期演變過程。筆者以為近代早期的西歐英、法等民族國家的農業與商業資本主義經濟與國家官僚體制的政治發展來說，是從缺乏市場經濟與官僚體制的封建社會體制逐漸建立市場經濟與民族國家；與此相對，明清的農業與商業市場經濟的發展及國家官僚體制的發展有其長遠的歷史基礎，雖然有著起起伏伏的變動發展，但並非如西方一樣有點是從頭發展起來，因此其經濟與政治發展的確並沒有辦法超越同時期晚明與清代的社會經濟與政治之發展。從這個角度來說，主張近代早期歐亞社會在經濟體制與政治體制上呈現類似性，的確有言之成理之處。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相比於西方民族國家的市場經濟發展與政治發展之間的密切關聯，清代的市場經濟發展的動力跟形態，其實跟西方社會的發展型態並不相同，在西方的發展過程中，因應歐洲封建體制的整體崩解，西方各民族國家在因應戰爭及政治經濟競爭的過程中，為了動員政經軍事力量，國家不僅持續進行近代科層官僚體制的創建，並持續干預境內市民社會的市場經濟之發展，造就了民族國家內部的跨地域經濟的整合與對外國際貿易的擴張。
相對於此，若比較歐亞的政經發展體制，會發現清朝雖然在清帝國創建初期為了征服與控制邊疆地區，國家體制上發展了一些新的中央集權官僚體制(如軍機處、理藩院)，並創設糧價呈報、常平倉等制度，但整體的中央與地方官僚體制尤其中原漢人核心地區的政治體制其實缺乏變動，雖然清初到晚清人口依照不同估計有了4到7倍的明顯增長，但行政機關與官員編制基本不變。相對於西方社會在人口增長與經濟發展過程中，持續透過正式官僚體制與管理領域的擴張來規範人口與社會經濟秩序；清帝國因為原額主義的財政與行政文化，僅能維持低成本的行政機關，無法擴張正式官僚體制來規範持續增長的人口和社會經濟，而是持續倚賴各種血緣、地緣、業緣、族群與民間信仰的中間團體來支撐人口與經濟發展所需要的地方公共財，並維繫地域社會的基本秩序。
進一步來說，清代中國這種缺乏政治體制擴張而倚賴民間社會中間團體的間接統治模式，雖然可以支撐人口增加與社會經濟的顯著增長，並支持地域性經濟發展與社會秩序維護的需求，但也引發地域社會內部充斥各種中間團體之間的嚴重對立衝突，從而導致社會內部持續的動亂衝突，也導致跨地域的政治經濟整合不易達成，以及社會與經濟互動成本的持續上升，並導致整體社會秩序的日益紊亂。與此相對，近代早期以來西歐社會的長期持續發展，雖然在16-18世紀無法超越東亞中國、日本等政治經濟體，但在19世紀初期，伴隨農業與商業資本主義在政經文化(科技)體制複合因素的支撐下，在英國首先發展出工業革命並快速擴散到西歐各國，並且發展出成熟的近代科層官僚體制，各民族國家內部跨地域的政治與經濟整合程度都因此提升，社會與經濟互動的成本持續下降，各國的政治與經濟總體力量因此逐漸超越東亞持續停留於近代早期發展型態的中國與日本等國。[12]
另一方面，濮德培在討論歐亞社會的國家創建時，還誤置或者忽略了西方社會史家有關統治理性的微觀權力概念。首先，濮德培在討論清帝國對於邊疆空間支配的權力時，引用了James C. Scott在《國家的視角》等書中用來討論20世紀近代國家統治所提出全景凝視或者國家權力的概念，但卻忽略了這個概念的時代性質，誤以為在近代早期的西歐王權國家與清帝國已經發展出這種近代統治形態。[13]實際上，如同與J. C. Scott此一概念密切相關的M. Foucault的規訓權力(disciplinary power)與統治理性(governmentality)的概念所示，西方社會的權力型態與國家統治理性雖然從16世紀的民族國家發展過程中逐漸有所發展，但最初在民族國家發展的絕對王權時代的統治並不是一種全景凝視的近代國家權力，新型態的規訓權力與統治理性主要從18世紀開始發展出來，並在18世紀末與19世紀初的近代時期伴隨科層官僚體制與各種近代學科知識的發展下，近代規訓權力與統治理性方才成熟，並且體現在近代國家對於社會安全、領土與人口的統治之上。[14]
濮德培在討論清帝國有關邊疆的繪圖活動與行政文化所體現的帝國凝視權力時，一方面忽略了在西方民族國家，該種權力的體現雖然在16、17世紀的國家理性相關的哲學著作中有所體現，但該種權力型態的成熟運用需要各種政經與文化體制和科學技術的配合，必須在18世紀晚期方才逐漸成熟。另一方面，他也忽略了康熙皇帝雖然利用耶穌會教士完成皇輿全覽圖等最新地圖，但這種地圖技術並未在中國真正生根，而且未如同時期的西方國家一樣成為國家進行領土與空間行政管理的利器，清代國家直到晚清受到西方衝擊開始學習西方繪圖技術之前，在軍事與行政運用上的地圖，一直都仍然是傳統山水畫式的地圖。[15]另外，濮德培也誇大了清帝國在17世紀的領土與邊界觀，和同時期西方近代民族國家的類似性，實際上康熙與乾隆時期雖然與俄羅斯簽訂了邊界條約，並藉由耶穌會士的協助繪製了邊界相關的地圖，但不僅如前所述這些繪圖技術並未傳承入清代的國家或者民間；事實上，正因為對於邊界和領土缺乏近代的知識和主權觀的認識，晚清19世紀中葉進一步西化的俄羅斯帝國，才能利用英法與清朝的鴉片戰爭等機會，並利用清帝國對於東北與西北邊界缺乏認識與領土控制的疏漏，透過璦琿條約等多個條約，大量侵占了清帝國的東北與西北領土。[16]
其次，濮德培在引用Charles Tilly的理論來討論歐亞的國家形成時，也忽略其理論對於國家形成的分期以及國家統治從間接統治到直接統治轉變的重要意義。Tilly把西元990 年以來的國家形成分成四個階段：一、世襲制(patrimonialism) 階段：在此時期（直到1400，在歐洲的大部分地方）部落、封建兵勇、城市民兵和類似的常規力量，在戰爭中起著主要作用，君主通常從直屬控制下的土地和人口，以貢賦或租金的形式榨取他們所需的資本。二、經紀人制(brokerage) 階段：在此時期（大約1400年到1700年）歐洲一些重要地方由承包人招募的僱傭兵在軍事活動中占主要地位，統治者主要依靠獨立的資本家提供貸款、管理營利性企業、建立和徵收稅賦。
三、民族化(nationalization) 階段：在此時期（特別是1700 年到1850 年左右）歐洲大部分國家逐漸從自己的民族人口中招募人員，創建龐大的陸軍和海軍。此外，統治者直接把武裝力量納入國家管理機構，並以類似方式接管財政機構，大大削減獨立承包者的參與。並透過科層官僚體制的建構，國家對社會的支配逐漸從間接統治轉變成直接統治。四、專門化(specialization) 階段：在此時期（大約從十九世紀中葉到近年）軍事力量成為民族國家政府強有力的專門化部門，財政活動和軍事活動的組織性分離增強，軍隊和員警之間的勞動分工加劇，議會機構開始對軍費開支有重大影響，國家機構逐漸承擔起範圍大大擴展了的分配的、常規的、補償的和司法裁決的活動。[17]
濮德培並沒有注意到他所分析的清代國家雖然承繼了明朝中國的官僚體制，並在邊疆社會擴展了官僚體制，但其官僚體制並非18世紀末19世紀初西方那種發展成熟的科層官僚體制，而是一直停留在M. Weber所謂的家產官僚制的層次。[18]同時，清代國家不僅如濮德培所說在邊疆地區是一種協商國家的間接統治，實際上如同前述所說，即使在中原核心區，在傳統原額主義的財政與行政體制下，國家權力也是無法直接滲透到縣以下的地域社會，而是透過賦予各種民間團體的頭人也就是地方菁英權力的方式間接統治地方社會。[19]
透過以上16-18世紀歐亞的國家與社會關係，以及歐亞國家官僚體制、權力型態與統治理性的比較，我們可以發現清帝國的確承繼了明朝科舉考試制度為基礎、具有中央集權意義的中央與地方官僚體制，也在中央新設軍機處、理藩院等重要行政機構，並在邊疆地區發展出帶有更多封建身份制色彩的地方官僚制，譬如統治滿蒙藏回疆等區域與民族的八旗制度、伯克、札薩克、喇嘛等制度。但就這些官僚體制本身的性質來說，其以家產官僚制為主體的國家創建並未有所升級發展。與此相對，雖然歐洲從16-18世紀的發展過程，因為歐洲的諸民族國家係從封建分立逐漸發展出民族國家，所以最初相當落後於明清中國，但在16-18世紀長期民族國家競爭的國內外壓力下，超越於中國家產官僚制的科層官僚體制持續發展，並在18世紀晚期與19世紀初期確立下來，國家不僅因此壟斷社會武力，並持續干預擴大管理社會事務。因此，我們可以說16-18世紀歐亞的國家形成有許多的類似性，但在這種一方僅有橫向擴展但缺乏轉變，而另一方持續擴展並經歷深度的轉型下，東西方社會在國家形成上從18世紀晚期開始已經有了明顯的分流。
前面提到，濮德培主張清帝國在18世紀晚期與西方民族國家的分流，係因為18世紀中期帝國擴張停止，並導致帝國官僚體制的鬆懈與創新活力的消失；同時，伴隨帝國擴張停止的同時，18世紀晚期的意外的地緣政治時機、誤將西北政策用在南方的環境、作為「協商國家」的清朝與地方社會的權力平衡瓦解、以及商業化對社會團結的衝擊等因素，共同造成了清帝國與西方發展的大分流與其後受到西方帝國主義的宰制。但從筆者以上分析的視角來說，這個在18世紀晚期的國家形成的分流與清帝國在18世紀中央歐亞邊疆的征服完成並無太大關係。[20]清帝國在16-18世紀在與俄羅斯帝國和準噶爾蒙古的爭霸中，其所具有的國家創建、後勤文化與社會經濟體系的確具有競爭力，並能因此完成帝國的西征霸業；但在19世紀之後面臨英國為首的帝國主義衝擊時，之所以無力抵禦這種衝擊，乃是因為當時英國的國家形成已經更為成熟，原本就已經無力抵禦，與濮德培所說的意外的地緣政治時機或者將西北政策誤用在東南沿海並無關聯。
另一方面，濮德培說明19世紀以來作為「協商國家」的清朝與地方社會的權力平衡的瓦解、以及商業化對社會團結的衝擊兩個因素的確可以部份說明晚清社會的普遍失序與帝國政治整合的崩解。但這兩個因素的出現與其所謂的帝國征服事業完成也沒有特別的關係，而是如前述係因16-18世紀清帝國的國家與社會關係的變化及國家統治理性的邏輯，本就潛藏著伴隨人口增長與社會經濟發展後容易引發的社會失序與帝國崩解危機。與此相對，歐洲民族國家在16-18世紀伴隨農業與商業資本主義與民族國家的發展，人口與社會經濟同樣有顯著的增長，但其國家與社會關係的變化及近代國家統治理性的發展與清帝國的模式並不相同，因此不僅可以進一步發展出工業資本主義，同時可以發展出科層官僚體制有效管理社會秩序，因此未出現如同清帝國一樣的社會秩序紊亂與帝國崩解的問題。
簡而言之，濮德培這本鉅著的確更新了我們對於16-18世界東亞世界的整體認識，並且提供我們認識清帝國征服中央歐亞的歷史，從而了解近代早期中國秩序的重大變動，以及當代中國秩序內在重大問題的諸多歷史根源。但從16世紀以來東西方近代性長期比較這個重大的歷史認識問題來說，筆者以為與其如同濮德培一樣強調歐亞社會在近代早期政經發展的類似性，而把歐亞社會在18世紀晚期到19世紀初的大分流，歸諸於清帝國西征的完成以及各種偶然性因素，不如重新探究歐亞社會在16-18世紀類似的政經發展後面，國家與社會發展邏輯潛藏的一些重大差異。
註腳
[1] Peter C. Perdue, China Marches West : the Qing Conquest of Central Eurasia. Cambridge, Mass.: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中譯本，葉品岑、蔡偉傑、林文凱譯，《中國西征 : 大清征服中央歐亞與蒙古帝國的最後輓歌》(新北市：衛城出版，2021)。
[2] 有關近代中國社會進化論的史觀，參見王汎森，〈近代中國的線性歷史觀－以社會進化論為中心的討論〉，收錄於氏著《近代中國的史家與史學》(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0)，頁29-68。承紅磊，〈從「宗法社會」到「軍國社會」：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嚴譯社會階段論〉，《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61(2015-07)：213-244。有關馬克思主義對於傳統中國為封建社會史觀的影響，參見A. Dirlik，翁賀凱譯，《革命與歷史：中國馬克思主義歷史學的起源1919-1937》 (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 2005)。
[3] 有關西方衝擊/中國反應論，參見J. K. Fairbank(費正清)編，《劍橋中國晚清史：1800-1911年》(北京：中國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5)。不過費正清的此一觀點，在1980年代受到其學生輩新一代中國史研究者的批判，參見P. A. Cohen(柯文)，《在中國發現歷史：中國中心觀在美國的興起》(北京：中華書局，1989)。從衝擊反應論到中國中心觀，雖然是一個重要的中國史研究典範的轉變，但因該觀點傾向於文明相對主義論的一國史分析，與本文以下希望討論的2000年代以來帝國史與世界史比較觀點下的清代中國史論無關，因此本文略過不論。
[4] 有關晚清以來中國民族主義史學的建構過程，參見王汎森，〈晚清的政治概念與「新史學」〉，收錄於氏著《近代中國的史家與史學》(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0)，頁1-28。羅志田，《亂世潛流：民族主義與民國政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5] 這種強調大一統的中國民族主義領土觀與民族觀，除了以下本文將介紹的濮德培《中國西征》一書第14章檢討的一些中國民族主義史學重要著作外，另可參見顧頡剛、史念海，《中國疆域沿革史》(北京：商務出版社)，頁218-223。葛劍雄，《中國歷代疆域的變遷》(北京：商务印書館，1997)；葛劍雄，《統一與分裂：中國歷史的啟示》增訂版(北京：中華書局，2008)。蘇維新，〈中國民族主義思潮下的中國近代史研究：郭廷以、王聿均、黃嘉謨、李毓澍為例〉，《政大史粹》31期 ( 2017-03) , 121-174。
[6] 有關加州學派的歐亞相似論觀點，主要參見王國斌 (Wong, R. Bin)，李伯重、連玲玲譯，《轉變的中國：歷史變遷與中國經驗的局限》(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8)。彭慕蘭(Kenneth Pomeranz)，黃中憲譯，《大分流：現代世界經濟的形成，中國與歐洲為何走上不同道路?》(臺北：衛城出版，2019)。有關新清史的重要研究學者，包括羅友枝(E. Rawski)、歐立德(M. C. Elliott)、柯嬌燕(P. Crossley)、米華健(J. A. Millward)對於過去清代史研究漢化論與儒家中心論的批判，並從比較帝國論的角度分析滿清與歐亞近代早期帝國建構的類似性。這些學者的重要作品很多，在此不一一羅列，有興趣掌握新清史研究脈絡的讀者，可以參看以下幾篇整理得不錯的介紹性文獻。歐立德(Mark C. Elliott)，〈滿文檔案與新清史〉，《故宮學術季刊》24 (2)(2006)：1-18。衛周安(Joanna Waley-Cohen)，〈新清史〉，清史研究 2008年第1期。張瑞威，〈誰是滿洲人？西方近年滿洲史研究評述〉，《歷史人類學學刊》第4(1)(2006-04），頁93-112。
值得注意的是，其實日本明清史學界在與美國中國史學界前述兩種典範開展的同一時期甚至更早，就已經有兩種類似觀點的新典範之發展。其中與歐亞相似論相近但也有所不同的近代早期歐亞歷史的比較，參見清代經濟與社會史家岸本美緒的近世論分析，岸本美緒，〈發展還是波動？中國「近世」社會的宏觀形象？〉，《臺灣師大歷史學報》36(2006-12)：31-52；至於日本新清史的研究，參見岡田英弘、片岡一忠、中見立夫、石橋崇雄、楠木賢道、柳澤明、石濱裕美子、岡洋樹和杉山清彦等人在戰後承繼戰前日本滿蒙史研究所開展清史研究典範，有關這些研究的簡單整理，參見岸本美緒，“The Ch’ing Dynasty and the East Asian World,”Acta Asiatica 88 (2005), pp.87-109.
[7] 值得注意的是，這種當代社會變遷間接促成歷史解釋典範的轉變，並非僅在中國史學界發生，1970年代伴隨日本戰後資本主義發展成功之後，日本史學界為了解釋明治維新與戰後資本主義發展的成功，開始放棄傳統馬克思主義(勞農派與講座派)的政治與經濟史觀點，否定德川日本鎖國或者封建停滯的傳統史觀，轉而開始利用非馬克思主義的各種新史觀來解釋德川日本的本土近代性，或者德川日本作為歷史基礎，如何奠定日本近代化的快速成功。參見速水融、宫本又郎編，《経済社会の成立. 17-18世紀》(東京都：岩波書店，1988)。永積洋子編，《「鎖國」を見直す》(東京：日本歷史學會，1999)。
[8] 歐亞相似論在中國學界最重要的推廣者，是與王國斌及彭慕蘭密切交流的知名明清經濟史家李伯重，參見其自己的一系列研究，這些研究有日益取代傳統的封建停滯論、資本主義萌芽論以及晚近曾位居主流的黃宗智的內捲化論(過密化論)的趨勢。另外，新清史因為反對清朝漢化論並對中國民族主義多所解構，以及將清朝描繪為一個帝國(參見本文以下討論)，因此遭到中國政界與學界的抵制，認為其帶有分裂中國國土的政治意圖。參見劉鳳雲, 劉文鵬編，《清朝的囯家認同：”新清史”研究與爭鳴》(北京：中囯人民大學出版社，2010)。另外，臺灣史學界也有部分持有中國民族主義史觀的中國史研究者，對其展開嚴厲的批判，參見汪榮祖編，《清帝國性質的再商榷：回應新清史》(中央大學出版中心、遠流出版社，2014)。
[9] 有關近代早期臺灣這段時期的歷史，晚近有些著作跳脫中國民族主義與一國史觀，從世界史視角所作的研究也很值得參考，如鄭維中著，蔡耀緯譯，《海上傭兵：十七世紀東亞海域的戰爭、貿易與海上劫掠》(新北市：衛城、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21)。T. Andrade(歐陽泰)著，陳信宏譯，《決戰熱蘭遮 : 中國首次擊敗西方的關鍵戰役》(台北市：時報文化，2017》。不過，歐陽泰一書中對於對於17世紀東西方軍事史比較的歷史修正主義討論，與本書以下對於濮德培一書的修正主義論點類似，有些誇大了當時歐亞軍事革命的類似性，而忽略了其內在機制的重大差異，筆者有機會將另文討論。
[10] 濮德培在本書中，少數比較討論到清代在臺灣邊區統治時，主要引用了兩位清代臺灣研究者的著作，J. R. Shepherd (邵式柏)著，林偉盛等譯，《臺灣邊疆的治理與政治經濟(1600-1800)》上、下冊(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E. Ten (鄧津華)著，楊雅婷譯，《臺灣的想像地理：中國殖民旅遊書寫與圖像 : 1683-1895》(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8)。但對濮德培參照以上兩人研究提出的有關清朝統治臺灣的比較觀點，筆者有些不太能同意，有機會將另文進行討論。
[11] C. Tilly，《強制、資本和歐洲國家（公元990-1992年）》(上海：上海人民，2007)。M. Mann，《社會權力的來源：從開端到1760年的權力史》(上海：上海人民，2002)。M. Mann，《社會權力的來源：階級和民族國家的興起（1760-1914）》(上海：上海人民，2007)。F. Fukuyama，《政治秩序的起源：從前人類時代到法國大革命》(桂林：廣西師範大學，2012)。F. Fukuyama，《政治秩序與政治衰敗：從工業革命到民主全球化》(桂林：廣西師範大學，2015)。
[12] 在濮德培一書中，認為歐亞社會在16-18世紀的政經發展本來類似，但18世紀晚期工業革命出現因為各種偶然性因素的耦合出現後，西方的政經勢力方才逐漸超過清帝國，而清帝國則剛好因為西征結束(偶然性因素)，帝國官僚因此腐敗並缺乏活力與創新的偶然性因素，從而造成歐亞社會政經發展的分流。但筆者認為雖然歷史發展中偶然性因素有其重要性，但無論歐洲國家工業革命的發展與擴散，或者18世紀晚期清帝國面對西方帝國衝擊的漠視與其後的失敗等重要問題上，雖然偶然性因素扮演一定的角色，但筆者以為上述歐亞社會發展邏輯的結構性差異應該更為重要的。
[13] J. C. Scott ，《國家的視角：那些試圖改善人類狀況的項目是如何失敗的》(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4)。
[14] M. Foucault，《安全、領土與人口：法蘭西學院演講系列1977-1978》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M. Foucault，《生命政治的誕生：法蘭西學院演講系列，1978-1979》(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M. Foucault，《規訓與懲罰》(修訂譯本)(第4版) 劉北成等譯 (上海：三聯書店，2012)。
[15] 參見C. D. K. Yee(余定國)著，姜道章譯，《中囯地图学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頁199-244。
[16] 陳維新，〈同、光年間中俄伊犁邊界交涉探討：以中俄訂定之條約及界圖為例〉， 《故宮學術季刊》，27卷1期(2009.9)，頁179-225。承志，〈尼布楚條約界碑圖的幻影─滿文《黑龍江流域圖》研究.〉，《故宮學術季刊》29(1)(2011年秋季號) (2011-09)：147-236。
[17] 參見C. Tilly，《強制、資本和歐洲國家（公元990-1992年）》。
[18] 有關家產官僚制與科層官僚制的比較，參見M. Weber，《中國的宗教：宗教與世界》(桂林：廣西師範大學，2004)。M. Weber，《支配社會學》(桂林：廣西師範大學，2004)。韋伯對於中國歷史的比較概念分析，因為歐洲中心論的影響的確有很大的錯誤，譬如他從西方近代轉型的判準來看待明清社會，從而忽略了16-18世紀清帝國發展所具有的世界史意義。但筆者認為其從支配類型的概念討論出發，對傳統中國科舉官僚體制所作的家產官僚制定位仍有其參考意義。
[19] 以上有關近代早期歐亞社會發展型態的比較討論，請參見筆者一文，林文凱，〈清帝國在台灣的早期現代統治理性：對東、西方現代性演變的再思考〉，湯志傑編，《交互比較視野下的現代性：從台灣出發的反省》(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社，2019)，頁269-324。
[20] 對筆者來說，濮德培主張清朝1759年征服準噶爾之後，王朝因為西征完成帝國穩固已無重大威脅，因此官僚體制鬆懈腐敗的說法，並無說服力。事實上乾隆皇帝自許其任內(1736-1795)平定的十大戰爭中，準噶爾蒙古不過是初期的兩次戰役，其他8次戰役中有7次帝國重大戰爭都發生在1759年之後，其中多次耗費軍費並不少於兩次準噶爾之役的戰爭，對於帝國政權的威脅也與準噶爾蒙古類似。因此把帝國的鬆懈，說成是帝國邊疆威脅或重大戰役消失的說法，並不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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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文凱/從世界史比較視角重新認識「清代中國史」：評Peter C. Perdue著， 《中國西征：大清征服中央歐亞與蒙古帝國的最後輓歌》
引自歷史學柑仔店(https://kamatiam.org/從世界史比較視角重新認識清代中國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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