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達嘉（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一、什麼是統戰？統戰如何進行？
「統戰」一詞，大家耳熟能詳，但是多數人對什麼是統戰？統戰工作如何進行？恐怕認識模糊。統戰是統一戰線（united front）的簡稱，又稱為「聯合戰線」，它最初引進到中國來時，多半稱為聯合戰線。本文在敘述上將兩個名詞並用。先談聯合戰線的理論源頭，以及它在中國最早的實踐。
聯合戰線的概念是由馬克思、恩格斯最早提出來的，他們號召全世界無產階級聯合起來，共同對抗資產階級。列寧則將聯合戰線的理論付諸實踐，除了建立工人、農民和小資產階級的聯盟外，並且進一步提出要和殖民地及落後國家的資產階級民主派結成臨時聯盟，以打倒帝國主義。中國共產黨建立後，共產國際立即將聯合戰線策略引進中國，最初希望與國民黨建立黨外聯合形式的聯合戰線，但是被國民黨總理孫中山嚴詞拒絕。孫只允許中共黨員加入國民黨、服從國民黨，而不接受黨外聯合。共產國際為求共產主義運動在中國順利發展，不得不改弦易轍，要求中共黨員加入國民黨。中共中央不敢違抗共產國際的命令，遵循其指示，採取黨內聯合的方式。這便是聯合戰線在中國的最早實踐。
中共黨員加入國民黨，幫助國民黨改組，雖然使國民黨有如注入新血，氣象一新，但是它真正的目的，不是要為國民黨作嫁，替國民黨當「苦力」，而是從一開始便抱定要藉國民黨來壯大自己，發展無產階級革命。它表面上對國民黨員和社會大眾宣稱共產主義不適於中國，以釋除疑慮，私底下則汲汲於擴張勢力。1922-1923年間，中共中央對黨員明白指示，要在國民黨內「保存我們的組織」，並且要「漸漸擴大我們的組織」，同時要「努力站在國民黨中心地位」。1925年更挑明了說，它把國民黨僅僅視為「一個重要工具」。這些都是中共中央的秘密文件，國民黨員無從知悉，甚至連黨內有哪些人是共產黨員都搞不清楚。
圖1 1924年1月，孫中山實施聯俄容共，改組中國國民黨，開啟「第一次國共合作」。圖為孫中山等人步出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會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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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和蘇俄顧問在國民黨內採取聯合與分化的策略，將國民黨員分成左派、右派，其手段是聯合、扶植左派，打擊、排斥右派。這個策略要讓國民黨感覺中共是誠心協助國民革命，並且讓左派享受權力的滋味。他們扶植有「政治尤物」之稱的汪精衛為左派領袖，汪也確實與中共合作無間。這種聯合分化策略，使國民黨內部產生矛盾，中共便利用這種矛盾來發展。它對聯合戰線策略的運用從一開始便得心應手，如果不是操之過急，讓新興的軍事領袖蔣介石警惕國民黨有被蘇聯顧問和中共黨員操控的危險，而發動中山艦事變，國民黨在1926年已落入中共手中。
聯合或聯盟其實都不是新的概念，人類歷史上早已出現，在我們生活的週遭也可以看到各種形式的聯合。不過，多數的聯合都是短暫性的，只有短期的目標，而且沒有政黨的直接操控。共產黨的聯合戰線則不同，它首先確立終極的目的是無產階級專政，聯合戰線只是達到這個目的的過程和手段。它將聯合戰線視為一種工作，對如何執行這項工作也有一套辦法，並且隨時因應情勢調整，但是總目標不變。1926年中共中央發給黨員一本小冊子《我們今後怎樣工作》，告訴黨內同志說：「聯合戰線之意義，不但是要他們讓步向我們聯合，我們也不得不讓步向他們聯合。我們向他們讓步，自然是一個損失，然而如果我們有革命的計劃，在革命進行過程中，為革命進行而讓步，為擴大及鞏固革命的群眾勢力而讓步，這便是有價值的讓步，不算是損失。」這是聯合戰線的重要精義之一。中山艦事件後，共產國際決定對蔣介石讓步，便是體現這個思惟，他們稱之為「戰略性的撤退」，其原因是盱衡情勢，若與蔣硬幹將陷於不利，因此暫時退卻，「以便贏得時間和做好準備除掉這位將軍」。
共產黨的聯合戰線，不是只以國民黨為進行的對象，同時也深入社會群眾。它認為聯合戰線必須是群眾的，在工人革命階段，為了避免工人陷於孤立的危險，必須替他們尋找同盟者，建立工農商學聯合戰線。他們成立各種團體，藉以在群眾中發展勢力。1920年代以後，中國社會出現各種各樣的團體，如各界對外協會、農工商學聯合會、國民會議促進會、雪恥會、救國會等等，表面上看來是單純的社會團體，有許多其實都由中共在背後操控。中共以各種社會團體做掩護，進行統戰工作。
毛澤東曾經說：「統一戰線、武裝鬥爭、黨的建設，是中國共產黨在中國革命中戰勝敵人的三大法寶。」統一戰線可以說是三大法寶中最重要的一個。中共不僅在革命的過程中依賴統一戰線，建國以後仍將它視為法寶。舉個例說，1950年代成立的工商業聯合會，便是統戰組織，負有對工商界統戰的任務。我們可以相信，現在中國大陸的台商協會也是中共對台商進行統戰的組織。中共的統戰工作滲入各團體，透過各團體，黨的力量可以滲入社會各個層面，統戰其實是構築極權政治的要素和手段。在全世界都認為中共已是資本主義經濟最發達的地區時，中共還宣稱自己是社會主義國家，其部分理由在此。
二、民族主義是中共統戰最重要的工具
統一戰線的實際運用，是極為複雜而且多層面的。共產黨和國民黨的目標不同，社會上不同行業的人彼此利害不同，究竟要如何將他們聯合起來構成同一戰線呢？很重要的一個方式，便是提出一個概括而模糊的口號，做為統合的工具。以中共最早從事的工人運動為例，工人中有男工、女工，紗廠工人又分粗紗車、細紗車、外部工人等，其他還有絲廠、煙廠、碼頭等各行業工人，他們工作的內容和待遇不同，中共要在工人中發展勢力，必須提出一個可以滿足多數工人的訴求。當時中國產業落後，工人待遇差，工作時間長，所以中共最早提出的口號，是增加工資、縮短工時。它帶有人道主義的色彩，又替工人爭取利益，中共希望藉著這個訴求，在為數眾多的工人中建立聯合戰線，開展工人運動，建立群眾基礎。但是，中國工人知識水平低落，沒有階級鬥爭的意識，加上農村貧窮人口太多，勞動力過剩，工人進行罷工抗爭，要求增加工資、縮短工時，必須冒被廠方開除而失業的風險，所以中共早期工人運動的發展有限。
中共真正能夠發動大規模同盟罷工，是在日本工廠掀起的，主要靠的是反日民族主義。到了上海五卅慘案發生，掀起全國性的反帝國主義運動，中共在工人間的勢力因而得以急速成長。中共的反帝國主義包含反資本主義在內，但是因為怕嚇跑商人，刻意隱蔽反資本主義的訴求。工人和一般民眾並不了解什麼是反帝國主義，只不過跟著搖旗吶喊，真正發揮作用的是民族主義，它可以把利益不同的工商學界人士納入旗下。民族主義便是中共最早用來建立工商學聯合戰線，掀起大規模群眾運動的主要工具。中共得以在短短幾年之內快速茁長，主要便是靠與國民黨建立聯合戰線以及民族主義的運用。
圖2 毛澤東題字：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萬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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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以民族主義和統一戰線求發展，另一個更為成功的事例，是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建立。從1930年以後，國民政府採取先安內後攘外的政策，欲先剿滅中共，再來對付日本的侵略。在國民政府軍隊的圍剿之下，中共中央屢經播遷，走了大約二萬五千里，在貧窮的陝北落腳，部隊只剩下5,000人。1935年12月，中共在面臨被國軍剿滅的危機中，提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策略，一方面加強抗日宣傳，另一方面加強對地方實力派、民主人士的統一戰線工作。張學良發動西安事變，逼迫蔣介石停止剿共，共同抗日，便和中共的宣傳攻勢以及統一戰線工作有關。中共因此獲得喘息的機會，與國民黨展開第二次國共合作。中共發表〈共赴國難宣言〉，承認國民政府抗戰的領導權。1939年7月7日，中共紀念抗戰兩週年發表宣言，指出「國共團結乃民族統一戰線的骨幹，三民主義乃民族統一戰線的政治基礎」，聲言「堅持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與國共合作，力求進步，徹底實行三民主義，建立獨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國」，並高呼「擁護蔣委員長，擁護國民政府，抗戰到底！擁護三民主義，擁護國共合作，精誠團結！」暗地裡則採取「一分抗日、二分應付、七分擴大」的策略，利用抗日民族主義起死回生，並壯大自己的力量。因此能在對日抗戰結束後，打敗國民政府軍隊，奪得政權。
三、習馬會的統戰意義
中共利用統一戰線的策略，使國民政府政權易手，對蔣介石、蔣經國父子來說，是刻骨銘心的慘痛經驗。國民黨撤退到台灣以後，中共始終不放棄對台統戰。鄧小平提出「一國兩制」的主張，是1970-1980年代最具新意的政治口號，說穿了還是以民族主義為訴求，希望用民族主義以及「祖國統一大業」做號召，將社會主義制度與自由民主制度統合在一個屋簷下。蔣經國曾經留俄，父子都和中共有多年交手經驗，對中共統戰伎倆了然於胸，自然不會輕易入彀。蔣對中華民族的感情應該較他後繼政治領袖更深，他卻謹守「有所為，有所不為」的原則，認清局勢，努力建設台灣，以厚植國力。
從前面簡略的歷史回顧來看，中共以一個新建立的小黨，利用統一戰線策略迅速成長，並且幾乎取得革命的領導權。在中國對日抗戰前夕，中共幾乎瀕臨絕境，卻利用統一戰線策略翻身，進而取得政權。中共在以往處於劣勢、沒有多少籌碼可用的時期，尚且能運用統一戰線策略扭轉局面，如今掌握軍事和經濟優勢，對台進行統戰的管道更加裕如。在經濟上它喊出對台「讓利」的口號，實際上藉由虛而不實的「讓利」，將手伸入台灣，箝制台灣的經濟。在政治上，它仍然運用民族主義對台進行統戰。今年9月3日在北京天安門舉行的紀念抗戰勝利七十週年閱兵大典，便是宣揚民族主義及展示國力的統戰大戲。但是它只拉攏到幾個台灣已經過氣的政治人物，多數台灣人民卻無所感。
11月在新加坡的習馬會（或馬習會）是推陳出新的統戰戲碼。習近平早已深悉馬英九的政治能力以及在台灣的民意支持度，願意與馬相會，目的有四：一是藉兩岸領導人首度見面建立歷史地位；二是藉由這次會面將手伸入台灣政治；三是以馬英九為棋子制約美國；四是向世界各國宣示兩岸問題是中國自己的事務。就第四點而言，習近平特別強調兩岸的中國人有能力和智慧解決自己的問題，不容任何力量介入。但是，新加坡總理調處兩岸，並安排兩岸領導人在其地會面，難道不是外力介入嗎？說穿了，如果有助於中國實現統一台灣的目標，任何外力的介入，中共都歡迎。它所反對的是任何足以妨礙中國統一大業的外力，主要是說給美國聽的。其中的矛盾，中共並不在意，因為它一向都是靠矛盾來發展的。美國在台協會台北辦事處前處長包道格表示，習馬會是歷史性的一刻，可以作為後冷戰時期國際秩序管控衝突的典範。這是不了解中共的統戰思惟和策略。
圖3 2015年11月7日，習近平和馬英九在新加坡首度會面，是1949年以後中國大陸和台灣的領導人首度會面，馬英九被認為對這次會面沾沾自喜。
圖片來源：Bloomberg/Getty Images ，網址：http://time.com/4104494/china-taiwan-relations-summit
中共對馬進行統戰實易如反掌，因為馬有濃厚的中華民族情懷以及一個中國情結。馬很早以前便表露他要和習近平見面的熱切期待，他更希望藉此得到歷史地位。兩岸領導人見面並非壞事，不過，中共的統戰有其戰略思考，馬去會習，除了得到個人見到偶像的小確幸、喜不自勝之外，實在看不出對台灣有何重要的意義。
中共以民族主義對台統戰的傳統手法，效益在逐漸遞減中，因為許多台灣人民，尤其是所謂的太陽花世代，他們心中的中華民族意識和中國情懷已經淡去，甚至對這種訴求產生強烈反感。習馬會並不能扭轉這種現象。台灣的民主自由已經沒有辦法被中共的民族主義統合吸納，中共勢必改絃易轍，從經濟面下手，威迫利誘，既聯合又鬥爭，達到併吞的目的。這是台灣朝野要深知警惕的。
延伸閱讀
1.陳永發，《中國共產革命七十年》（台北：聯經出版公司，2001）。
2.李達嘉，《商人與共產革命》（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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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達嘉 / 從中共統戰歷史看習馬會
引自歷史學柑仔店(https://kamatiam.org/從中共統戰歷史看習馬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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