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麗娟（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兼科技部歷史學門召集人）
去年下半年，科技部刊物《人文與社會科學簡訊》曾邀請不同學門介紹「從微觀到巨觀之多元研究發展」，我因此以動物史學和環大洋研究為例，思考這些研究趨勢所反映的深層變化。[1]
動物史學所屬的「動物研究」（animal studies）可上溯至1970年代，隨著各類社會運動的興起，原來被忽略的底層勞工、被壓抑的黑人種族、被視而不見的女性、被認為是沒有自主權的兒童等等邊緣、弱勢的人群，紛紛成為公民社會維權的對象，也陸續進入研究者的視野。動物保護運動和解放運動也將受虐動物推上檯面，但當時相關研究停留在小眾，對於主流學界並未造成影響。近二十年來，「動物研究」、「人獸關係研究」（human-animal studies）、「批判動物研究」（critical animal studies）等議題形成沛然大流，根據位於北美的非營利學術組織「動物與社會研究機構」（Animals & Society Institute）之統計，在歐美高教機構內已有七十多個研究團隊、機構、學分學程與此主題有關，專門學術期刊也多達二十多種。另一方面，各大學出版社亦先後推出「動物、歷史與文化」、「動物與文化」、「動物倫理」等跨學科書系，動物史學也從而吸引愈多學者投入，晚近集大成的出版品是Routledge出版社推出的《動物人類關係史研究指南》（The Routledge Companion to Animal-Human History），在2018年出版，共560頁（圖1）。事實上，早在2007年，任教於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的女史Harriet Ritvo就已提出「動物轉向」（Animal Turn）一詞，要大家正視這個研究領域。將近十年之後，目睹如此勢不可擋的發展，美國歷史學會也在2017年初的年會選擇以「歷史學中的『動物轉向』」為題展開討論，動物史學已然成為學界不可忽略的新興領域。國內《成大歷史學報》在2020年6月推出的「動物史學專號」，明顯是此趨勢的產物。（圖2）
圖1(左) The Routledge Companion to Animal-Human History (2018)，圖片來源：Routledge
圖2(右) 《成大歷史學報》動物史學專號 (2020)，圖片來源：原書掃描
這個領域因源起於社會運動，故對改變現實狀態有較強烈的訴求，在1980年代出現的作品就指出人類與非人動物之間的親近關係，並檢討「人類為大自然主宰」這類概念形成的背景。後來的研究更直接質疑人類中心主義（anthropocentrism）與其所造成的種種盲點，指出人類/動物、文化/自然、社會性/生物性等二元對立框架長期形塑人類與動物的尊卑關係，而無視於動物對人類社會的諸多貢獻。由於推翻長期以來以人類為唯一歷史主體之敘事習慣，使得動物研究成為反省人類文明的最佳視角，並與另一個含有強烈批判意識的賽伯格（cyborg）共同作用，成為後人類主義（post-humanism）思潮的一股動力來源。
從早期的動物保護、動物倫理議題到後來探討動物與人類的關係，晚近史家更進一步希望凸顯動物在歷史中的能動性（agency），也就是以動物為主體，探討動物促成歷史改變的決定性力量。若動物有能動性，人類研究者又如何能夠呈現動物的主體經驗？如何能讓動物為自己發聲？這些問題的確是習慣以人類為主角的研究者所面臨的一大挑戰。人類認知習慣上的限制、描述語彙上的貧乏等等，都使得以動物為主體的歷史不易書寫，有時需要以極細膩、微觀的方式處理多物種交會時的共感與同情。一些不擬採取強烈批判人類中心立場的研究者則強調動物研究所促成的多元性和包容性，認為在不易讓動物來訴說歷史的情況下，史家至少可以盡量以「多物種遭遇」、「跨物種連結」的方式來重新檢視歷史重大變化。[2]例如工業革命中動物的貢獻、都市化與寵物飼養文化的興起等等議題，是目前學界嘗試的一些方向。若撇開主體性問題，從另一角度來看非人生物如何在人類歷史發揮能動性，2010年出版的《蚊子帝國》算是不錯的範例。此書以巨觀的方式凸顯昆蟲如何改變人類歷史，在此之前，我們從未想過，從非洲被帶入美洲的埃及斑蚊在加勒比海地區傳播的瘧疾和黃熱病，其實在入侵強國勢力消長和當地革命戰爭中扮演的關鍵角色，更勝於任何人為事件。（圖3）
圖3 Mosquito Empires: Ecology and War in the Greater Caribbean, 1620–1914 (2010)
圖片來源： Amazon
這類研究也讓我們認識，我們所謂的「人類世界」，其實一直是多物種共存的世界，不同物種之間以或近或遠的方式連結互動，即使是現代化都市都不能完全排除其他物種的存在，史家因此被賦予重新以多物種共生的眼光來觀照歷史的責任。
在動物史學這類有時可能採取微觀方式來書寫的領域興起的同時，另一群史家著眼的則是相對巨觀的環大洋研究。此類環大洋研究與一般習稱的海洋史不同，而是以地中海、大西洋、印度洋、太平洋及其沿岸地帶為主角的研究。相關研究最早或可溯至法國年鑑學派史家布勞岱的作品《菲利普二世時代的地中海與地中海世界》（法文初版於1949年問世）（圖4）。將地中海與周邊世界視為是歷史主體來分析，布勞岱的研究確實啟發了後來的大洋研究，但晚近在北美學界興盛的環大西洋史、環印度洋史還各有其促成因素。《美國歷史評論》期刊為了反映這一新發展，曾在2006年6月號以「歷史的海洋」（Oceans of History）為題推出論壇，參與的作者還順勢提出「新海洋學」（New Thalassology）的口號。
圖4 La Méditerranée et le monde méditerranéen à l’époque de Philippe II (1949)
圖片來源：pinterest
這些大洋研究之共同主張是，打破國別史與冷戰時代所劃定的區域研究（area studies）的框架限制，視大洋為通道，檢視環大洋地區因探險、貿易、宗教、殖民征服等等情境所造成的人流、物流、金流、知識流、疾病流的歷史，以及這些歷史條件在大洋沿岸所形塑的新社群和文化。這因此是將地理環境和歷史文化同時納入思考而形成的一個有自身意義的分析範疇，與原有的海洋史作法因此不同，反而跟世界體系、地緣政治等議題對話較為頻繁。
以美國發展出來的大西洋史為例，[3]主要推動者，也是晚近過世的哈佛大學教授貝林（Bernard Bailyn, 1922-2020）認為，將環大西洋周邊國家視為擁有共同利益的整體，這樣的看法最早可回溯至第一次大戰期間，為督促美國加入歐洲保衛戰的論者所提出，之後在二戰期間及戰後還有更多人支持這樣的看法。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和其他相關推動組織可說是在這樣的概念下成立。此後有一段時間，相關研究都著重在美國與歐洲宗教、歷史、思想的連結，以及以歐美為代表的西方文明研究。這些研究所標榜的民主自由價值，亦有與冷戰時期的共產集團相抗衡的意味。從研究成果出現時間來看，1950年代，法國史家休努（Pierre Chaunu, 1923-2009）夫妻檔推出以西班牙帝國在拉丁美洲擴張為著眼點的大西洋史十二冊，並且因為受到布勞岱的影響，他們也著重在探討長期結構和中期局勢對於跨洋貿易的影響。這份研究雖未被翻譯成英文，但從其所獲的英文書評來看，應有助於將大西洋史從國際政治考量帶往專業史學的範疇。（圖5）
圖5 Séville et l’Atlantique (1504-1650)
圖片來源：Bnf Gallica
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在1970年代初推出Program in Atlantic History and Culture，算是美國大學首次以大西洋史為題的課程，在1974到2000年之間，培養出102位史學博士和21位人類學博士。哈佛大學在貝林的領導下，於1995年成立大西洋史國際研討班（International Seminar on the History of the Atlantic World, 1500-1825），每年以不同子題來主導，鼓勵年輕博士生和博士後投入此領域。從1995至2010計畫結束時，逐年子題包括：「人群移動」、「帝國的概念、政策和殖民地治理」、「大西洋沿岸社會和文化遭遇」、「大西洋世界的經濟」、「概念環流」、「大西洋革命」、「殖民社會的結構」、「跨大西洋網絡」、「變動中的大西洋世界」、「原住民文化」、「基督教傳播」、「美洲抗爭」、「大西洋作為戰場」、「歐洲科學與醫學進展中的美洲角色」、「司法正義：美洲裡的歐洲」。據其官網數字，研討班運行的十五年間共有366位年輕史家參加並發表論文，其中202位是美國大學的學生，164位為他國學生。這個研討班還以每一至二年舉辦工作坊和研討會的方式，邀集歐洲、南北美洲、非洲的資深學者來一起討論研究方法與理論，至此，大西洋史研究可說是真正脫離國際政治論述而進入專門獨立研究，在二十一世紀初形成期刊論文、論文集、專書如井噴般湧現的現象。同時，各出版社亦推出與大西洋史有關的叢書系列，大學也陸續設置相關的學程和學位，跨領域的電子期刊《大西洋研究》於2004年出現。
在此過程中，學界意識到過去大西洋史過度以白人為中心，忽略跨洋貿易裡最重要的非洲黑奴買賣以及其在美洲所造成的長期效應，與黑奴販賣研究結合的黑色大西洋（the Black Atlantic）因此一躍成為許多學者積極投入的領域。以顏色為靈感，另也有以愛爾蘭人之沿海擴散為主題的綠色大西洋，以及無產階級國際主義之傳播為題的紅色大西洋。這些集結讓原本從事帝國史、殖民史、黑奴史，甚至環境史的史家也嘗試將大西洋史的視野帶入，其所獲成果又反過來擴增大西洋史研究的豐富性和細緻度，使得這個大洋研究成為現今英美史學界極興旺的領域。例如現在被視為是環境史經典作品的《哥倫布大交換》一書在1972年出版時並未得到太多迴響，但在2003年再版時卻已是大紅大紫，此現象多少也反映這個趨勢。（圖6）
圖6 《哥倫布大交換》
圖片來源：博客來
相較於大西洋史，印度洋史研究被認為遭到長期遺忘，原因之一就是戰後的區域研究視野，將印度洋這個從好望角到澳洲連成一氣的海上通道割裂，使得至少從西元前三千年就開始有規律環洋活動的印度洋歷史之整體意義未得到充分研究。例如《橫渡孟加拉灣》一書作者，出生於東非肯亞、晚進從哈佛轉到耶魯任教的年輕教授Sunil S. Amrith就指出，孟加拉灣曾一度是全球歷史的中心，就像是印度與中國之間的海上公路，見證過人類現代史中最大規模的遷徙之一，但因為二戰後的區域研究框架將「南亞」和「東南亞」分開，劃分的界線就在此海灣中間，使得此區的興衰史從未被完整訴說過。這樣的情境多少也是整個印度洋的縮影。（圖7）
圖7 《橫渡孟加拉灣》
圖片來源：博客來
其實印度洋史的研究從1960年代開始就有模里西斯的Auguste Toussaint（1911-1987）和出生於東非的James de Vere Allen（1936-1990）等學者在推動，不過直到晚近因中、印、非的經濟實力被看重，加上1995年，時任南非總統的曼德拉在拜訪印度時提出環印度洋地區合作聯盟（The Indian Ocean Rim Association, IORA）的主張，此區域的整體性才重新受到學界關注。（圖8）
圖8 Auguste Toussaint (1911–1987)
圖片來源：Le Mauricien
Toussaint曾掌管模里西斯的檔案館，由此開發出許多與印度洋諸島嶼以及航海帝國往來的歷史。Allen為肯亞出生的澳洲學者，在牛津大學受教，曾在馬來西亞、烏干達、肯亞等地任教。他早期從事與英屬馬來亞有關的研究，後來則以深化東非斯瓦西里（Swahili）歷史研究為志業。（圖9）在1974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所舉辦的一場國際會議中，兩人被視為是印度洋研究的先驅。該場會議亦見王賡武的參與，將「鄭和下西洋」的史事再次帶入國際印度洋研究的視野。（圖10）
圖9 Swahili Origins: Swahili Culture and The Shungwaya Phenomenon (1993) 為James de Vere Allen (1936-1990) 生前最後論著
圖片來源：Ohio University Press
圖10 Historical Relations across the Indian Ocean: Report and Papers of the Meeting of Experts Organized by UNESCO at Port Louis, Mauritius, July 1974 (1980)
圖片來源：原書掃描
相較於大西洋和太平洋史大致上是從哥倫布和麥哲倫大交換談起，環印度洋史的起點並無定論。對於南島語族的歷史有所關注的研究者來說，大約是西元前五千年前，印度洋已經是南島民族擴散的一個主要通道。不過若說是將印度洋作為通道而且形成規律的環洋貿易體系，一般觀點認為可追溯到西元前三千年，當美索不達米亞文明、印度河流域文明和埃及尼羅河文明都達到巔峰的時期。另一種觀點是從西元前三世紀以印度為中心的貿易網絡和以佛教、印度教建立起的大印度文化區著眼，討論印度洋世界的「南亞化」。第四種觀點則是以七世紀左右，伊斯蘭教的傳播以及穆斯林政治經濟網絡的擴張開始談起。而十一世紀則見到印度洋分為三個主要部分：阿拉伯海、孟加拉灣、南中國海，各自的沿岸都有世界級城市（world-cities）的興起。到了十三世紀末、十四世紀初，此地區可見穆斯林從海洋到陸地的交通網絡將歐亞連成一個世界貿易體系。第五種談法則是以十五世紀晚期歐洲人進入印度洋所帶來的變化為核心，論者關注的有歐洲人與當地不同政權在軍事、政治方面的衝突與合作，以及歐洲如何介入印度洋既有的經濟體系。但更重要的是美洲白銀被歐洲帝國大量輸入，使得此區域從此受到全球規模的衝擊，儘管區域內某些久遠形成的連結互動仍然存在。至此，以印度洋沿岸為統合主體所形成的歷史劃上句點。
從事印度洋史研究的學者認為將印度洋作為一種方法，可以對過往以大西洋模式討論的奴隸販賣、離散族群、克里奧化（creolization）等議題更加複雜化，而非單純以殖民/被殖民等二元對立的框架來看待。因為在印度洋，多種族群和多種宗教相遇的歷史更久，混雜和平共處的情況更多，而且契約移工與一去不返的黑奴販賣所形成的社群亦不相同，過於簡化的理論無法反映其中不同層次的歷史情境。另一方面，印度洋研究與目前新興的「全球南方」（Global South）的概念有更多可以相互滋養的部分，因此也是許多學者認為還有待開發的領域。
受到布勞岱模式的影響，這類大洋研究強調歷史地理上的結構性因素、長時段的波段變化，以及許多貿易量化數據所形成的整體史，雖然可以反映出一個地區長時段的變遷，但個人在歷史上的能動性相對地被降到很低的程度。為了平衡這種過於巨觀的框架，晚近研究也試圖以跨洋移動人物的觀點來重述此大洋歷史。例如印度聖雄甘地從政生涯的開啟，有很大一部份與他在南非的經驗有關。
以此二研究趨勢來看，動物史學從同情實驗室受苦的動物出發，最後成為挑戰「人為萬物之靈」的利器；環大洋研究原本將整個大洋通道視為主角，晚近卻也開始從移民個人生命史的角度來說大洋的故事，可見微觀或巨觀取徑並非一成不變。歷史學工作者在探討不同主題時，唯有嘗試揣度其所涉及的意義系統，才能在微觀與巨觀之間，找到最適合的分析尺度。
註腳
[1] 本文最初的版本可見：戴麗娟，〈從動物到大洋：歷史主體的轉移與再定位〉，《人文與社會科學簡訊》23.1（2021.12）：15-20。本文乃前文之增修版。
[2] 見李鑑慧，〈一篇多物種遭逢的故事—十九世紀倫敦史密斯菲爾德活畜市場搬遷爭議〉，《新史學》32.1(2021)：53-116。
[3] 有關美國學界的大西洋史研究，可見陳思仁，〈大西洋史：一個史學史及其生態研究考察〉，《成大歷史學報》41(2011)：103-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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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麗娟/從動物史學到環大洋研究：微觀與巨觀的對話
引自歷史學柑仔店( https://kamatiam.org/從動物史學到環大洋研究微觀與巨觀的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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