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高樹(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清朝旗人可經由科舉、恩蔭、捐納或議敘等方式入仕,其途徑與漢人相同;另有內閣中書(dorgi bithesi)、部院筆帖式(bithesi)等七至九品的旗人專缺,則須通過特有的繙譯考試,始能任職。這類須具備滿、漢文繙譯能力的職位,除中書、筆帖式之外,還有掌管庫房事務的庫使(ulin i niyalma),八旗都統衙門的外郎(wailan),八旗官學的助教(aisilame tacibure hafan)和教習(tacibukū),以及內繙書房的繙譯官(ubaliyambure hafan),等,員額在二千二百至二千六百名之間,約占官員總數的十分之一。

以考試選補中書、筆帖式的辦法,始於康熙十年(1671),原本是進用單位自行考取,其後改由吏部負責考選,相關事例雖見於《大清會典》,但過於零散,不易了解其梗概。惟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內閣大庫檔案》,存有一件題名為〈為廣成頂替覆試交部審擬由〉的禮部移會,(圖1)可用來說明繙譯考試的規定。

 

從戶部左侍郎高杞具奏的「廣成頂替覆試」案,可以了解繙譯中書考試的相關規定。
圖1:〈禮部.禮部為廣成頂替覆試交部審擬由〉(局部)。
資料來源:《內閣大庫檔案資料庫》,登錄號:159237-001,嘉慶六年二月二十四日。

 

「廣成頂替覆試」案始末

 

「廣成頂替覆試」案是一起「陰錯陽差」的考試弊案,係由案件關係人戶部左侍郎高杞(g’aoki,鑲黃旗滿洲,1749-1826)具奏,略為:嘉慶六年(1801)二月十二日,考試繙譯清字中書,高杞臨時奉旨更換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繼善(gišan,正藍旗滿洲)入闈監試。彼時考生完卷出場者已過半,高杞仍查出考生中有姪孫德陞,即以「迴避」之例令其出場。對於先行出場者,由於試卷已「彌封」送考官閱看,即使事後核對取中「團案」,卻因只列座號,不註姓名、旗分,無法詳查身分。

他深恐已交卷者中仍有親族,乃與眾考官商議,決定等「覆試」時再行查看。迨十五日覆試,高杞逐一查閱,場內並無親族;至十六日,吏部拆去彌封,始見取中鑲藍旗第五名西拉布竟是親外甥。

經高杞詢問其親姊,據云:西拉布交卷後,方聞高杞入場,惟旋即感胃風寒病倒。及團案公布,適西拉布的妹夫披甲廣成前來探視,對西拉布因病不能覆試感到可惜,認為「覆試不過查對筆跡,非代作文字可比,我與西拉布同學繙譯,筆跡相同,莫若我替他入場覆試」,且聽說「考試中書與鄉、會試大場不同,可以無庸迴避」,遂代為覆試。對於高杞未認出廣成,其姊也有一番解釋,曰:「廣成雖係我女婿,係汝在外任時所結之親。及汝來京,伊又以家寒,並未與汝走動,所以汝亦不能認識」。

高杞也力陳與廣成並不認識,並指伊等「實屬糊塗已極」,故不敢隱諱。嘉慶皇帝(顒琰,清仁宗,1760-1820,1796-1820在位)乃裁示:「西拉布考取繙譯中書,藉稱病倩廣成頂替覆試,其正場試卷恐亦非西拉布所作」,著交刑部嚴查。至於高杞,因自行查出具奏,皇帝認為尚屬秉公,著加恩寬免。

 

案件所見的考試規定

 

上述案件,呈現部院衙門繙譯考試的種種規定,與科舉考試類似。科場迴避之例,由來已久,清朝定有親屬迴避、籍貫迴避、閱卷迴避、磨勘迴避、命題迴避等五種。部院衙門繙譯考試的迴避規定,始於乾隆四十七年(1782),略為:閱卷大臣、監試御史、校閱司員有子弟、宗族、姻親考試者,應行迴避,不准與試;其中姻親,包括翁婿、甥舅、姊妹之夫、妻之嫡兄弟等。

按高杞的說詞,雖依迴避規定認真執行,仍有疏漏;當他得知西拉布中式,因「未能事先覺察」,故「聽聞之下,不勝駭異」。他也藉廣成之口,說明西拉布誤信考試中書「無庸迴避」的傳聞,並非明知故犯,才會有後續的覆試代考事件發生。

其次,清朝科舉覆試之制,始於順治十四年(1657)丁酉科順天府鄉試。是科爆發考生賄賂考官案,順治皇帝(福臨,清世祖,1638-1661,1644-1661在位)為清查弊情,令禮部將中式舉人速傳來京,親行覆試,嗣後漸成定制。繙譯考試覆試的規定,係出自大學士鄂爾泰(ortai,滿洲鑲藍旗,1677-1745)於乾隆八年(1743)奏請,以防換卷、代考之弊,但僅限於內閣中書,其他繙譯職缺則未實施。由於中書考試必須覆試,而有仿科舉縣試將初試合格者的名單寫成圓圈,以示不分次第的作法,於初試後先發布取中者座號的團案;三天後舉行覆試,再正式公告榜單。高杞認定廣成將覆試的目的曲解為「不過查對筆跡,非代作文字可比」,以致誤蹈法網。

科舉考試為防止考官認出試卷出自何人之手,除將試卷彌封外,又有謄錄制度。然而,乾隆皇帝(弘曆,清高宗,1711-1799,1736-1795在位)認為,「滿洲字與漢字不同,筆跡難於識認,本無弊可防」,即如廣成所說的「同學繙譯,筆跡相同」,故繙譯考試並無謄錄的規定。案中廣成、西拉布顯然將覆試、謄錄混為一談,且誤解謄錄用意,高杞則以兩人「功名念切,頓忘頂替入場之罪」,將犯行導向無知之過。

 

繙譯考試的試題

 

關於部院衙門考試繙譯的試題,早期多視職缺性質而有不同的題型。以考試筆帖式為例,乾隆元年(1736)監察御史舒赫德(šuhede,正白旗滿洲,1710-1777)指出,(圖2)「數年以來,俱用上諭為題,以致竟有重複數次者」,建請「量為改定,使考試之人不得蹈襲揣摩,以專心研究於繙譯」,進而主張從典籍內「選擬為題」。大學士等則認為,考試筆帖式應以文義是否通暢為主,遂議准「於新到通本內,酌定一件考試」。

 

舒赫德,筆帖式起家,旋授內閣中書、軍機章京等職,以「善譯」聞名,號稱乾隆朝無能出其右者,官至大學士。
圖2:舒赫德像
資料來源:http://www.battle-of-qurman.com.cn/e/list.htm(2023/11/26)

 

「通本」是地方總督、巡撫所上奏報公事「題本」的別稱,因規定須先送通政使司檢驗看是否符合格式,故稱「通本」。繙譯公文書是筆帖式的主要工作,將命題範圍從「上諭」改為「新到通本」,當是著重其實務應用的能力。又舒赫德提出從典籍內選擬試題的方式,則是比照雍正朝(1723-1735)以文科舉為藍本所創設的「繙譯科考」制度,其繙譯童試,「將《四書直解》內,限三百字為題,繙滿文一篇」;翻譯鄉、會試則考繙譯一篇、清字論一篇,取中者授予功名,即可等候部院衙門選補,亦得參加部院舉辦的繙譯考試。

現存部院衙門的繙譯考試題目為數不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有乾隆年間題名為〈上次考試助教欽命繙譯試題一道〉的摺件,題文闡述《書經》「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的意義;(圖3-1)另有論題「見其大則心泰」,(圖3-2)則出自宋儒周敦頤(1017-1073)《通書》。考試助教的題型與繙譯鄉、會試類似,則是和助教負責教導八旗官學生研習滿文、繙譯,以應繙譯童試有關。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乾隆年間考試助教的繙譯題和論題,是目前所見較早的繙譯考試試題,其命題形式與繙譯鄉、會試類似。
圖3-1:乾隆年間考試助教繙譯試題
圖3-2:乾隆年間考試助教論題
資料來源:《國立故宮博物院圖書文獻數位典藏資料庫.宮中檔奏摺》,文獻編號:041606,乾隆無年月。

 

在嘉慶、道光(1821-1850)年間,坊間出現《翻譯考試題(ubaliyambume simnehe timu bithe)》,該書未註明編印者、刊刻時間,也無目次,一函三冊,一冊為漢文,收錄考試筆帖式、助教、秀才等繙譯試題三十道;兩冊為滿文,則是試題的「參考答案」,大約是「繙譯考試考古題大全」之類的考試用書。(圖4-1、圖4-2)滿文日記《閑窗錄夢》的作者穆齊賢(mucihiyan,鑲藍旗滿洲另檔包衣,1801-?)在京城歷代帝王廟賃屋開設教授滿文、繙譯為主的學堂,他在道光十年(1830)「至護國寺書肆以六十文買《考試題》一卷」,(圖5)其性質可能與《翻譯考試題》類似。

 

《翻譯考試題》收錄各類繙譯考試漢字試題及其滿文參考答案,從書中「繙譯」一詞漢文皆寫作「『翻』譯」,而非雍正朝官方習用的「繙」字,可推知大約是清中期坊間刊印的考試用書。柏林國家圖書館、哈佛大學皆有藏本,內容相同,可在線上閱覽,惟哈佛大學藏本係殘本,且滿文部分為抄本。圖4-2上方滿文轉寫羅馬拼音作「juwan ningguci(第十六)」,是指此題為本書的第十六道題目。
圖4-1:柏林國家圖書館藏《繙譯考試題.第六次考試翻譯秀才題(滿文解答)》(局部)
圖4-2:哈佛大學藏《繙譯考試題.第六次考試翻譯秀才題(滿文解答)》(局部)
資料來源:《翻譯考試題》,https://digital.staatsbibliothek-berlin.de/(2023/11/26)
《翻譯考試題》,https://hollis.harvard.edu/(2023/11/26)

 

 

 

大阪大學藏穆齊賢的滿文日記《閑窗錄夢》,記載在北京的生活、社交情形,是了解道光年間京師旗人社會、經濟、文化的重要史料,現已翻譯成漢文,其中有他在繙譯會試、繙譯童試、筆帖試考試三次進場為人代考的記錄。
圖5:滿文日記《閑窗錄夢》書影
資料來源:[清]松筠(穆齊賢)記,趙令志、關康譯,《閒窗錄夢譯編》,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2011年。

 

《翻譯考試題》收錄考試筆帖式的題目,並非選自「通本」。例如:〈初次翻譯考試筆帖式題〉,(圖6-1、圖6-2)先引述經書章句,再加闡釋;〈二次翻譯考試筆帖式題〉,(圖6-3、圖6-4)則為綜合經書義理,申論要旨。對照考試繙譯生員的〈初次考試翻譯秀才題〉、(圖6-5)〈二次考試翻譯秀才題〉,(圖6-6)其題文都不見於《四書直解》,而是以《四書》為範圍,將不同的章句或注疏重新組合,實與筆帖試考題相近。

 

《翻譯考試題》收錄的考試筆帖式題目,與繙譯童試(秀才)的題型相近,都是根據儒家典籍改寫而成。
圖6-1:〈初次翻譯考試筆帖式題〉題文(局部)
圖6-2:〈初次翻譯考試筆帖式題〉滿文解答(局部)
圖6-3:〈二次翻譯考試筆帖式題〉題文(局部)
圖6-4:〈二次翻譯考試筆帖式題〉滿文解答(局部)
圖6-5:〈初次考試翻譯秀才題〉題文(局部)
圖6-6:〈二次考試翻譯秀才題〉題文(局部)
資料來源:《翻譯考試題》,https://digital.staatsbibliothek-berlin.de/(2023/11/26)

 

另一種題型,則是從典籍中摘錄一段。例如:〈翻譯考試教習題〉節錄《小學.題辭》,(圖7-1)〈志書館考試翻譯官題〉出自《御纂朱子全書.讀書法》。(圖7-2)值得注意的是,繙譯鄉、會試的繙譯題也採相同形式,例如:光緒十九年(1893)癸巳恩科陝西駐防繙譯鄉試題目,(圖7-3)選自《御選古文淵鑑.勸學詔》;道光二十五年(1845)乙巳恩科繙譯會試題目,(圖7-4)則為《御纂性理精義.凡例》。部院衙門繙譯考試命題方式與繙譯科考趨於一致,或許可以理解為國家對旗人教、考、用三個系統的整合。

 

《翻譯考試題》收錄的考試教習、繙譯官題目,與繙譯鄉、會試的題型相同,都是自典籍中節錄一段作為試題,這些典籍在康、雍年間都已譯為滿文,並頒發八旗官學作為教材。
圖7-1:〈翻譯考試教習題〉(局部)
圖7-2:〈志書館考試翻譯官題〉題文(局部)
圖7-3:光緒十九年(1893)癸巳恩科陝西駐防繙譯鄉試題目
圖7-4:道光二十五年(1845)乙巳恩科繙譯會試題目
資料來源:《翻譯考試題》,https://digital.staatsbibliothek-berlin.de/(2023/11/26)
《國立故宮博物院圖書文獻數位典藏資料庫.軍機處檔摺件》,文獻編號:408018552,光緒十九年。
《內閣大庫檔案資料庫》,登錄號:106029,道光二十五年。

 

繙譯考試的防弊

 

部院衙門繙譯職缺考試,視需要辦理,並無固定時間;為避免頻繁舉行,在雍正年間便有「預為取中」之法,按成績依序補用,待「將次用完之時,再行照例考取」。就應試人數而言,筆帖式「為文臣儲材之地,是以將相大僚,多由此途歷階」,每次考試人數在五百至八、九百人之間;內閣中書雖然地位卑下,卻因長官皆為當朝權貴,隨時可能飛黃騰達,旗人對此職更趨之若鶩,每次應考者多在千人上下。由於這兩類的考生眾多,考試地點也從午門改至禮部貢院。(圖8-1、圖8-2)

 

貢院是禮部會試的考場,也供繙譯考試之用。明遠樓在貢院中軸線上,兩側是「號舍」,係分配給每位考生考試的小屋。光緒三十一年(1905),廢除科舉考試,貢院也隨之荒廢。《閑窗錄夢》的作者穆齊賢在代考筆帖式考試之後,偕同友人登貢院明遠樓,並記下「登二樓極高處,四外眺望,九城及妙應寺大白塔皆可見,甚是宜人」。
圖8-1:部院衙門繙譯考試地點由午門改至貢院
圖8-2:北京貢院明遠樓(1906年)
資料來源:《京師全圖》,https://hollis.harvard.edu/(2023/11/26)
〈北京貢院〉,https://zh.wikipedia.org/zh(2023/11/26)

 

隨著應考人數增多,自乾隆二十七年(1762)起,試務行政由辦理八旗科舉童試、鄉試,以及繙譯科考經驗豐富的順天府負責。每屆考期,形式上一如科舉考試,由皇帝親派閱卷大臣、監試御史,開缺部院會同吏部司員先期一日,齊進貢院彌封料理。至考試之日,點名、散卷、封門、收卷等流程,統聽派出的御史稽查辦理。同時,行文步軍統領,著派營弁在外圍巡邏;為防止頂冒等弊,亦行文各該旗都統,分派參領、佐領各一員,查驗入場。

雖然有種種防弊規定,但考試舞弊的問題層出不窮。例如:乾隆十七年(1752),吏部奏稱,前次考試繙譯筆帖式有夾帶、代繙等弊,此次又查獲盛京禮部庫使殷登額、官學生德克進在蠟燭內夾帶,據彼等供稱,漢字文底係德克進之父筆帖式明善煩求助教鄧保住所作。再訊問送燭家人小牛兒,又牽扯出蠟燭係由開原倉官存柱和其家主庫使葉布坑額指使高柱兒購買交與等情,卻不查出繙譯試卷來源。

乾隆五十五年(1790),禮部右侍郎鐵保(tiyeboo,正黃旗滿洲,1752-1824)奏陳考試中書、筆帖式等易生弊情之處,及其處置之道:一、應考者動輒數百或千餘人,「僅委之監試御史,以皂役數人,諭令其安坐本號,勢所不能。一經紊亂,互相代倩,百弊叢生」,建請嗣後一切考試俱照八旗生童之例,奏派搜檢大臣數員、彈壓都統一員,先於貢院前嚴行搜檢,入場後遇有越號亂走,不守場規之人,即行拿究,以絕代倩之弊。二、「場中承辦考試人員與士子甚近,其往來奔走,又皆該衙門書役,聲氣易通」,主張考試繙譯中書,不得派滿中書入場;考試筆帖式等項,不得派筆帖式入場,以防弊竇。三、「點名從容,搜檢不得草率。於次日黎明出題,盡一日之長,概不准給燭,則白日耳目易周,又有都統防範,可杜絕外傳之弊」。顯然頂冒、徇私、夾帶等,是應繙譯考試者慣用的作弊手法,實則亦屢見於科場,朝廷始終無法有效杜絕。當然,承辦試務官員的漫不經心、怠忽職守,也難辭其咎。

 

繙譯人員的素質

 

嘉慶、道光年間,考場弊案頻傳,取中者的清字、繙譯能力不免受到質疑。例如:各衙門筆帖式有三年考試的規定,「原以考驗其繙譯之優劣,俾知勸懲」,嘉慶二十二年(1817)應接受考試者一千五百餘員,赴考者僅只三百八十餘員,「其餘率註患病、出差,顯係藉詞規避」,嘉慶皇帝下令「嗣後概不准託故不到,並於考試時嚴加查察,如查有槍代等弊,即行參奏」。嘉慶二十四年(1819),御史李遠烈奏請嚴禁各衙門繙寫清字稿件私攜出署,嘉慶皇帝認為,「顯係倩人替代,且恐有私行洩漏情弊」,乃通諭各部院堂官,遇有「筆帖式將文稿私攜出署,及書吏擅送私寓者,立即革職,呈堂參奏」。

雖然皇帝和官員都察覺筆帖式辦事態度散漫,還不至於懷疑彼等全係濫竽充數。比較嘉慶二十四年御史喻士藩揭露繙譯鄉、會試弊情,曰:「往往倩人鎗替,而通曉繙譯者,因此牟利,轉終身不願中式」。嘉慶皇帝表示:「此事朕亦頗有風聞,近科繙譯取中之人,竟有不能清語者」,遂下令嗣後繙譯鄉、會試一律覆試,期能「杜倖進而核真才」。可知繙譯科考作弊問題嚴重,甚至驚動皇帝,也無法達到有效舉才的目的,而部院衙門考試繙譯在此時尚未完全敗壞。

造成擔任繙譯事務者能力下降的原因,道光朝御史扎克丹(鑲藍旗滿洲,1777-?)指出,中書、筆帖式考績保列一等者,「內則題陞主政,外則補授同知,洊擢而至京堂者甚多。入此選者,必須繙譯通順、當差勤慎,方克厥職」,近來「以奔競獲此選者,亦復不少。追溯其原,皆由平日不修本業,專以驅走為能」。可見繙譯人員素質低落,不盡然是因考試作弊僥倖取中所致。

清朝定滿洲語文為「國語」,又以統治下的蒙古、漢、藏、維吾爾諸民族的語文為官方用語,國家日常公文行政既以多種文字並行,以滿洲語文為中心的文書繙譯,便成為維持政務運作的關鍵。繙譯人員的素質隨著時間每況愈下,與其認定考試作弊所致,不如從其任職後態度荒怠來思考,設若維持文書運作的繙譯官吏多屬冒濫,則國家機器早已陷入癱瘓狀態。

 

 

本文改寫自〈清朝部院衙門的翻譯考試〉,收入王宏志主編,《翻譯史研究2016》,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7年,頁1-39。


參考書目

《內閣大庫檔案資料庫》,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國立故宮博物院圖書文獻數位典藏資料庫》,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

《翻譯考試題(ubaliyambume simnehe timu bithe)》,清刻本,東京:東洋文庫藏。

國史館校註,《清史稿校註》,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9年。

[清]托津等奉敕撰,《欽定大清會典(嘉慶朝)》,收入《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第64輯,第631-640冊,臺北:文海出版社,1991年。

[清]托津等奉敕撰,《欽定大清會典事例(嘉慶朝)》,收入《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第65-70輯,第641-700冊,臺北:文海出版社,1991年。

[清]松筠(穆齊賢)記,趙令志、關康譯,《閒窗錄夢譯編》,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2011年。

[清]福格,《聽雨叢談》,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

[清]陳康祺,《郎潛紀聞.初筆》,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

魏秀梅,《清代之迴避制度》,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2年。

葉高樹,〈清朝的旗學與旗人的繙譯教育〉,《臺灣師大歷史學報》,第48期,臺北,2012年12月,頁71-154。

葉高樹,〈清朝的繙譯科考制度〉,《臺灣師大歷史學報》,第49期,臺北,2013年6月,頁47-136。

關  康,〈《閒窗錄夢》研究〉,北京:中央民族大學歷史文化學院碩士論文,20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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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高樹/從「廣成頂替覆試」案看清朝部院衙門的繙譯考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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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修改日期: 2023-1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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