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兆安（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直到1905年廢止為止，一千三百多年間科舉一直是授予社會地位、進入官僚體系的正統管道。當然，沒有人會覺得科舉是完美的制度。對於它的弊病，我們耳熟能詳，無論是把知識框限在儒家經典裡的考試內容、明清時期那惡名昭彰的八股文體、以至考生與考官的各種舞弊作假等，各種教科書式的歷史敘述已經所在多有。然而，幾乎沒有現代的批評者懷疑過科舉這套制度的穩定性。儘管缺乏可量化的評分，而且文章品味與對經書的解釋常常因個別考官而異，標準並非恆定，科舉仍然穩定產出了一批共享經典與文學知識的官員候選人。無論對科舉的影響抱持何種看法，史家們大多假定：一套能夠運作如此之久的制度，大致上應該運作得順暢而穩定。
然而，身處其中的人感受完全不同。在明清時期，對於科舉的考生與考官，還有一眾渴望參與科舉的識字男性人口而言，考試的過程與結果難以預測，近乎亂數。固然他們明白，科舉應考人數龐大，錄取名額極少，因此若看到學術與文章傑出的士人落選，並不會太過意外。但科舉的結果還是有各種沒有說服力的地方，其中更令人難以接受的，莫過於繁複考試流程中的種種試務疏失。明清科舉考卷數量龐大，閱卷時間短促，考官往往只是隨機抽取考卷閱讀，其他棄置不顧，或稍作句讀以顯示曾經過目。此外，鄉試會試中，考卷經歷複雜的傳遞過程。晚期帝制的科舉分三場，三場考卷分批到達考官手上，隨到隨審。每場的答題，也就是考生所作墨卷，都會被送到謄錄所，由抄寫員轉錄為硃卷，並在對讀官確保抄寫無誤之後，才送到考官手上。後世的史家從條文來看，會認為這些匿名以防止舞弊的措施細緻而嚴密。但正如當時人所認知到的，多一重手續，就是多一個變數，也更可能讓考卷的傳遞發生差錯，明清時期流行的各種遺失考卷故事，就是由此而來。雖然，明清的考官常會單憑第一場四書八股文決定錄取人選，但若無法湊齊三場的卷子，還是無法完成評卷程序，進入填榜階段。因此，某一場卷子遺失，讓本來中式的士人在最後一刻失去功名，就成為這種「科場意外」故事的常有套路。綜上所言，明清的考生應該無法像後世的研究者那樣，把科舉視為一套穩定而一致的制度，預期它會順利運作。
考場的另一端，掌握評鑑之權的人同樣也為無法控制科舉結果而沮喪。皇帝和他的考官都無法確定中式者能符合特定的期待與需求。科舉的內容已是人人都能習得的經典，其考試文體更是壓縮了援引經典以外特定知識的空間，讓考生的表現往往趨於相似，因此科舉判別度有限，尤其無法甄別專門的知識與技能。科舉在制度上的配置，更進一步削弱了朝廷與考官對結果的掌控。首先，應考者乃是以廣大的男性識字人口為基礎，從自願投考而來，並非一個受邀而封閉的圈子。其次，科舉採用了精密的手段隱藏考生身分。這意味著，若無額外的協助，或對制度漏洞的操弄，幾乎不可能在龐大而匿名的考生群中，找尋出特定想要錄取的考生。換言之，考卷被匿名處理是為了防止舞弊，但對於朝廷與考官來說，這種制度設計也意味著，他們難以確保錄取的人出自自己偏好的學術或社會背景。
因此，對許多晚期帝制中國人來說，科舉的評鑑並不比探籌抽籤來得準確可靠。明末知名學者黃宗羲的一段話，最能概括這種對科舉不可預測性的挫折感：「假使探籌較其長短而取之，行之數百年，則功名氣節之士，亦自有出於探籌之中者，寧可謂探籌為取士之善法邪？」這番話針對的，是一種長久以來為科舉正當化的樸素邏輯：不論科舉多壞也還好，畢竟眾多有成就與道德操守的人，都是從科舉錄取而來。黃宗羲認為，這種效果不過是機率的幻覺。如果直接以探籌，即是抽籤的方式取士，長期以來，也會有功名氣節之士出自這項制度。同時代的顧炎武，也把同一段話收在他的《日知錄》裡面，他顯然也深深同意科舉的隨機性。
探籌之喻，以及對科舉隨機與失序的不滿一直延續。兩個世紀之後，它出現在晚清呼籲全面改革的著名政論之中。在成書於1861年左右的《校邠廬抗議》裡，馮桂芬斷言「近二三十年來遂若探籌然」，作答的文章「極工不必得，極拙不必失」，「繆種流傳，非一朝夕之故」，因此提出不應該再以科舉取士。最後，在1905年促成立停科舉的〈奏請立停科舉推廣學校摺〉中，張之洞與袁世凱這兩位晚清最有權勢的漢人大臣，也延續著這種看法。奏摺中說，科舉的「暗中摸索，最足為世詬譏」。所謂暗中摸索，也是一種抽籤的意象。從後見之明來看，現代學者多半驚訝於這套制度長期的穩定；而他們在晚期帝制中國的前輩，卻一直認為自己受困於科舉的各種混亂與無常。
圖1 鷹攫試卷
那麼，科舉是如何、又在何時被想像成一套穩定運行的評量制度？我認為1926年是一個少受注意的關鍵時刻。自從1900年代晚清新式學制建立以來，至此也累積了眾多的不滿──當時教育者，包括公認最偉大的教育家蔡元培，都認為現代學校培養出的學生，不僅學習水準低下，甚至根本是社會亂源，是所謂的「高等遊民」，而教育的狀況，則是「教育破產」。這些不滿種下重新評估科舉的思想因子，再加上1926年所發生若干偶然的學術史事件，最終促成一種新的科舉想像：一套管理穩定、近乎標準化的制度。此後，這種假設形塑了二十世紀科舉史研究的典範。在這個典範之內，當代學者往往無法理解──或至少無法認真看待──明清科舉運作中的不可預測性，只能把它們當成軼事式記載（anecdotal）中的零散例外。
必須指出的是，新教育制度下產生的新觀念與新不滿，並未立即帶來對科舉的正面重估。整個1910與1920年代，科舉的經典內容，以及它把學問與仕途綁在一起的方式，持續受到文化與社會改革者的抨擊。同時，關於評鑑不可靠的記憶依然鮮明：不只由親歷清末考場的人一再述說，也在反傳統的論說中不斷被複製。這種情況要到1926年才有所改變。當時《晨報副刊》──1919年五四運動以來最受歡迎、鼓吹新文化價值的文學副刊之一──刊出一篇題為〈論科舉為智力測驗〉的文章。作者張耀翔畢業於哥倫比亞大學師範學院，是留美的教育心理學家，也是這門新興學科第一個專業團體中華心理學會的會長。這篇文章構思並不周密，論證也頗為脆弱，當時招致不少嚴重的批評。在往後的歲月裡，它卻漸漸從根本上改變了人們理解科舉的方式。
張耀翔主張科舉是一種可靠的智力測驗，這個說法其實出於一連串事件的巧合。在《晨報》那篇文章之前，張耀翔恰恰是最不可能為科舉辯護的人。作為智力測驗最早的推動者與實踐者之一，他自1924年起發表過多場演講，廣為報刊報導，主題正是論文式考試（包括科舉的八股文）在評分上缺乏客觀標準。他呼籲改革測驗的方法，並認為方法比所測的內容更重要。因此，改革的關鍵，就是要從不準確的論文式考試，改為標準化測驗的題型，也就是有確定答案的是非題與選擇題。在張耀翔與一批教育心理學同儕的推動下，師範學校與大學——包括北京高等師範、北京大學與東南大學（後來南京的中央大學）——陸續引進相關的培訓課程與教科書，時人稱之為「測驗運動」。
然而，到了張耀翔著手研究清代人才的地理分佈時，卻轉向完全相反的立場。清代人才地理分佈並不是張耀翔個人發掘的題目，而源自一場梁啟超在稍早之前帶起的討論。在1922年前後，梁啟超開始提倡「歷史統計學」，把歷史上的現象化為數據，予以較為宏觀的分析。他關於「歷史統計」的文章，來自一場在東南大學這個測驗運動的重要基地的演講，後來再於《晨報副刊》刊登。歷史統計學的實際操作，則是1924年發表在《清華學報》創刊號的〈近代學風之地理的分佈〉。這篇文章以統計的新方法，重訪梁啟超本人1900年代對於中國學術與地理大趨勢的論說──其中包括有名的〈論中國學術變遷之大勢〉與〈中國地理大勢論〉（1902）。經過二十多年後，梁啟超參考多種史書中留名的學者與學派名錄，以之作為統計單位，統計各省學風的升降，嘗試讓「大勢」這抽象的想法，變得具體而可以討論。梁啟超的方法受到其交遊圈子內外的注意：在內的，有著名地質學家丁文江；在外的，除了張耀翔以外，還有留美的教育統計學者朱君毅。他們都認同統計分析在歷史研究上的潛力，但對用什麼單位來衡量各省的學術表現，或是所謂的「人才」多少，則意見分歧。丁文江的〈歷史人物與地理的關係〉以在《二十四史》存有傳記作為傑出人物的定義；朱君毅則嘗試找尋更貼近當代人的定義，他所設定的清代傑出人才範圍，取自李桓同治年間所編纂的《國朝耆獻類徵》。但對於張耀翔來說，無論是朝代結束後編寫的正史，還是同朝代人所編集的群傳，都是經過後來作者或編纂者所篩選的名單，終究依賴後見之明的判斷與分類，無法產生可靠的結果。作為人才的定義與統計單位，最好的替代方案是清代進士的名單——這些人在一套由當時標準所決定的競爭制度中勝出。
圖2 梁啟超，〈講演歷史統計學（十一月十日為東南大學史地學會講演）〉，《晨報副刊》，1922年11月28日。
張耀翔將進士頭銜視為是人才定義的作法，不僅與科舉不可靠的歷史記憶衝突，也等於推翻他自己關於論文式考試缺乏客觀性的主張。果然，〈中國人才產生地〉一文刊出後不到兩星期，《世界副刊》上就出現一篇筆名「伯山」的反駁文章，其立場可說是明清以來科舉無憑的觀點，加上測驗運動對於傳統論文式考試的批判。「主持這種『學問試驗』的人，都憑主觀見解衡文，漫無標準，所以往往遺真才，錄倖進。我們在筆記小說中，常看見名士落第的記載，我們聽父老相傳，科舉時代信命不信文。此種考試當然不公平，此種非科學的測驗法，所得結果，不能作我們的標準。」此外，張耀翔後來在《晨報副刊》上的文章〈論科舉為智力測驗〉，亦引來當時活躍的文人歐陽蘭與其進行更直接的來回論辯。歐陽蘭總結認為，無論是科舉考試的內容，即是四書、五經、八股文，還是評鑑的過程本身，都充滿了不準確之處，根本無法判定誰的能力更強。更要者，隨著當時各種被歸類為心理學的議題流行──張耀翔在這方面正是潮流的帶動者──歐陽蘭等批評者也注意張耀翔混淆先天智力與後天能力的區別，也擱置了環境的影響。所謂「科舉是智力測驗」，在新舊各種意義下，都不是一個討好的論點。
圖3 張耀翔講〈中國人才產生地〉，《晨報副刊》，1926年11月24日。
面對這些質疑，張耀翔早已有一個並不嚴密、卻在修辭上頗具力量的說法，這說法不僅為他當時的研究辯護，也意外地為科舉量化研究開出道路。首先，張耀翔把人才與競爭連結起來，將人才定義為在相同條件、相同規則下的競爭中勝出者所展現的客觀能力。
處同一樣境遇，能與一般人競爭，此種競爭能力，謂之智慧；處同一樣境遇，競爭而長能勝一般人，此種特別能力，謂之聰明。勝人愈多者，其聰明則愈大；或聰明愈大者，勝人則愈多。故人之聰明大小，可以所勝之人數多寡計算之。（張耀翔，〈論科舉為智力測驗〉）
據此，即使科舉的內容已經過時，但能在文章的競爭中勝出，就是在同一境遇中勝過一般人，這種能力仍然是客觀的。另一方面，對於評鑑過程中的誤判與程序疏失，張耀翔援引的是一個統計概念來排除問題。他承認科場中確實存在錯誤、誤判與意外，但認為相對於制度運作的整體常態，這些只是小樣本的異常。他訴諸類似大數法則（law of large numbers）的想法，主張這類個別的變異不足以扭曲我們對整體趨勢的把握。透過這種特殊的「智力」概念，張耀翔夾帶科舉是「同一處境的競爭」的預設，並以「少數例外」為理由，把種種對科舉不穩定與失序的批評一舉打發。他的多項宣稱，其實都沒有充分的經驗證據支持，但作為一種科學的修辭，卻相當有力。
後續的研究採用進士人數作為量化研究的可靠單位，卻不再重新討論張耀翔那些大膽的假設，以及其中蘊含的根本問題。在張耀翔與後來的量化科舉研究之間，居於橋樑位置的是潘光旦。這位對統計特別感興趣的優生學家，先是在1935年清華大學的《社會科學》期刊創刊號上發表〈近代蘇州的人才〉一文，其中直接承認受到張耀翔的啟發。潘光旦和張耀翔一樣從統計進士數目方法著手，似乎也就同意科舉評鑑的不確定性已再沒有討論的必要。多年後，潘光旦與人類學家費孝通合作，於1947年發表關於中國科舉與社會流動的論文。在文中，兩位作者的論點走得更遠，他們直接把張耀翔的假設，當成廣為接受的事實。文中並未直接提到張耀翔，但說「現代心理學家」已經同意「八股文在某種程度上是一種智力測驗」。彷彿科舉是智力測驗，已經是客觀事實，而不是個別學者的意見。到1962年，何炳棣出版那定義「科舉社會流動」研究的名作《明清社會史論》The Ladder of Success in Imperial China，事實上也延續了同樣的假設──至少認為這已經是不需要討論的問題。經過三十多年的傳遞與轉化，原本備受爭議的主張變成了無須明言的常識。然而，仍留下抹不去的痕跡：《明清社會史論》所徵引最早的當代研究，正是張耀翔當年的統計資料。
圖4 何炳棣 The Ladder of Success in Imperial China 封面，及頁96 表8。Ho, Ping-ti. The Ladder of Success in Imperial China: Aspects of Social Mobility, 1368–1911. New York: John Wiley & Sons, 1964.
為什麼「科舉是智力測驗」這個起初古怪的論點，會贏得潘光旦這類一流學者的支持？主要的推動力，包括對清末學制按部就班之成效的不滿，以及對短期、明快之評量的渴望。當時的人追求簡化、一次性的評量，同時認為現代學校按年級循序漸進，不過是低效率的藉口。此外，在張耀翔之前，擱置經學與八股的考試內容，轉而強調科舉在制度上的優點，已經是逐漸獲得認同的觀點。其中最重要的是孫中山的考試論。在1920年代的五權憲法學說裡，孫中山主張科舉作為一種考試制度本身並無問題，需要革除的只是過時的內容。孫中山的考試論也支持了1920年代流行的一種主張：考試可以拯救教育。史家呂思勉與李宗吾這兩位背景截然不同的考試論者，都援引孫中山的學說，設想一套簡單明瞭的校外考試制度。
張耀翔「科舉為智力測驗」說的特殊位置，在於他以現代科學的語言，把科舉重新包裝成一個光榮的歷史先例。把科舉比擬為智力測驗，蘊含一種「一次測量即可決定結果」的簡化思維。張耀翔對於智力那頗為空泛的定義，其重要性則在於把先前被認為最重要的各個問題，一舉丟開。強調「相同條件下的競爭」，等於把內容的問題擱在一旁：只要在條件一致、參與者足夠多的競爭中勝出，就算是展示了客觀的智力。這種以結果推論的方式──競爭證明智力──也繞過了先天與後天、種族與地理等心理學的重要問題，傾向於從社會現實中抽離。至於評鑑過程「如何」進行的問題，以及考試內容是否真的讓不同社會背景的考生站在對等條件上競爭等疑問，在這套智力測驗的修辭裡，都被正當地擱置。
後來，社會流動研究成為科舉史的典範，到近年，隨著數據處理的技術更為普及，陸續有更多更長時段的相關研究出現。但技術演進所沒有改變的，是對於科舉所產生之數據（例如中式者人數與社會背景）的重視，並有略過檢視考核過程的傾向。跳過考核過程，科舉運作中的種種不可預測性受到淡化，我們於是被引導去假定科舉大體上運作順暢。其中，大數法則的思維，尤其容易讓我們顛倒事情的因果。無論科舉史的研究如何精進，研究者還是傾向於仍然把成文的法規當作常態。科學的語言使研究者得以把許多這類個案──它們通常記載在軼事性的文本中──當作無足輕重的少數例外而排除。最終，我們認為科舉制度本身，已經無需太多新的研究，因為成文的規章已經把制度運行的「常態」描述清楚。但這種「多數常態」與「少數例外」的關係，至少在明清人的眼光來說，其實可能是相反的：典章中的秩序是例外，科場中眾多混亂與變數才是常態。
這種假設不僅妨礙了進一步的歷史理解，也在我們思考教育、評量與社會秩序等問題時製造盲點。其中最根本的盲點，是我們容易忽略一件事：制度可以帶著嚴重的缺陷與積弊長期運作下去。此處挪用宋代陳亮的說法，很多制度，其實一直處於「牽補度日」，並不是因為它穩定而相對完備，才長期存在。
參考資料
Chu, Shiuon. “Ambiguous Objectivity: The Standardized Test Movement (1920–1937) and the Remaking of Chinese Examination Discourse.” Twentieth-Century China 44, no. 3 (October 2019): 345–3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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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兆安 / 從探籌到智力測驗：現代科舉史研究的起點
良醫多在隱逸之間？引自歷史學柑仔店(https://kamatiam.org/從探籌到智力測驗：現代科舉史研究的起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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