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書寫者的史觀到歷史書寫的民族誌

郭文華（國立陽明大學科技與社會研究所副教授）

我的研究牽涉過去，也會提，但算不上專業研究者。雖然如此，最近課堂上被問到研究法的問題，讓我想起科技與社會研究（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ety Studies，或稱STS研究）怎樣處理當代的書寫爭議。

問到的是中研院黃彰健院士的二二八事件研究。同學翻出某政治立場鮮明的部落格，其中轉載已過世的外交官陸以正的投書，為黃院士的《二二八事件真相考證稿》抱不平。陸以正認為黃院士著作等身，晚年因「對二二八真相發現很多懷疑不解之處」，因此「以史家一絲不苟的態度，抽絲剝繭地辨明事實」，將當時文件交相比對，完成近六百頁的翻案巨著，提出彭孟緝出兵並無不當的新見解。

圖1  黃彰健院士（1919-2009）

  圖2  《二二八事件真相考證稿》書影

固然黃院士所下的功夫之勤，如其追思論文集的標題，是「二二八研究的校勘學」，但這本書評價兩極。官方褒揚其「疇咨博采，饒富新見」，部分人士也拿它支持坊間流傳的一些解釋，比方說二二八事件為日本人策動，美國人協助之類的論述。一方面學界認為黃院士學術等身，但不熟悉臺灣史研究，其成果與現有認知頗有差距。更讓陸以正感嘆的，是以黃院士的貢獻，處理過這樣重要的課題，他的紀念研討會竟無相稱的報導，是社會對學術的漠視。

我對二二八事件的研究不熟悉，當下僅提醒同學《二二八事件真相考證稿》有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的陳儀深的長文，對其歷史解釋有所評論，可以參考。但課後認真想想，歷史學者「跨界演出」臧否時事並非孤例。不談作家李敖與風騷一時的「千秋萬歲」系列，我記起同樣在近代史研究所的朱浤源研究員曾著有《槍擊總統？》一書，用類似方法分析2004年總統大選前的槍擊事件。該書搶在大選後的三個月出版，用三百餘頁篇幅比對報章資料，指出總統當選人陳水扁極可能「自導自演」，藉槍擊博取同情。雖然對此衝擊性論點朱浤源強調是「從客觀、理性、以及科學的觀點，加上研究人員的敏銳與其他的專業」，並非隨意猜測，而且他「以科際整合之法，藉力使力，來達成更高層次的研究成果」，但此書出版後同樣爭議不斷。相信其解釋者讚揚朱浤源立論精深，尋真相找公道。不相信者則質疑他的政治傾向，認為其專業不足以分析這個課題。

圖3  朱浤源研究員

 圖4  《槍擊總統？》書影

我不懷疑這兩位學者追求真相的決心，但歷史學如何將其貢獻延伸到當代，產生有意義的影響，需要方法論的考慮。如許雪姬評論《二二八事件真相考證稿》指出的，政治事件不容易研究。它們「往往受到政治與當事人、當事人子女的影響頗深，最終『信者恆信、不信者恆不信』、『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而莫衷一是」。因此，要「百分之百的還原歷史真相，並給加害者應得之罪，故替某人定罪、或替某人辯誣脫罪，可能都不是很恰當的做法」

順著這個批評，這兩本書的研究方法昭然若揭：它們為求「公平公正」，擺脫偏見，將分析素材限縮在某些資料上。同時，為了解答當下爭論（比方說二二八事件的責任歸屬與總統大選結果的合法性），它們透過大量的文字比對，特別是關鍵事件的敘述，來建構其解釋。其結果是這類作品雖說討論當代，但讀起來咬文嚼字，彷彿在談前朝遺事。另一方面它們力求中立，但卻因深陷論爭而立場鮮明。這些書寫披著厚重的學術外殼，帶著濃重的權威口吻，像法庭一樣有意無意過濾當作「呈堂證供」的資料，讓法官心證得到支持，難怪很難引起當事者共鳴。

話說回來，當代爭議不是不能納入歷史研究，但方法上需要三思。比方說像納粹這樣攸關歷史記憶的課題，研究者或許不該急於「蓋棺論定」，而是讓更多資料呈現。記得國史館張炎憲前館長指出他主持二二八口述歷史的源由，是官方資料尚未公開，而耆老逐漸凋零，他需要透過回憶與經驗來組合這段過去。而雖然1988年起官方面對二二八，但張館長的計畫依然進行，理由很簡單：文字資料無法掌握大時代裡每個當事人的獨特經驗。因此，這個計畫除了透過口述累積資料外，「讓當事人發聲」的做法也產生社會效果：許多人說出自己的故事後卸下重擔，也有人在讀其他人的故事裡找到情感的連接。

圖5  張炎憲前館長（1947-2014）

圖片來源：Facebook炎憲粉絲專頁

 圖6  《噶瑪蘭二二八》（228事件66週年紀念新版）書影

在這個前提下，作為歷史閱讀者的我們或許不是督促研究者盡快確立「史觀」，而是把歷史書寫當作社會實踐，思考如何在不斷湧出的新資料與新觀點中嘗試理解對過去的詮釋，我稱為「歷史書寫的民族誌」。對此，任教於加州戴維斯大學（U.C. Davis）的科技與社會研究學者Joseph Dumit的成名作《描繪人格：腦部造影與生醫的身份認同》（Picturing Personhood: Brain Scans and Biomedical Identity）中，示範對過去的理解如何塑造對當代的認知，值得我們參考。

不同於單純描述某個偏遠民族的過往，Dumit引用人類學者Deborah Gewertz「民族誌歷史」（ethnohistory）概念，鼓勵學者「徹底關照人們如何理解過去的事件如何建構，與他們建構過去的方法」（頁31）。科技固然有其普遍性，但即便是科學家，研究看似客觀的自然，對如何確立現象做出解釋，如何研發與開展應用依然有各自的詮釋，需要批判性的處理。當然，從George Sarton（1884-1956）到孔恩（Thomas Kuhn，1922-96），科學史家不斷透過歷史案例反省科學本質與發展，但對於尚未「蓋棺論定」的發現（比方說「重力波」或者被稱為是「上帝的粒子」的希格斯玻色子），要如何書寫它們便成為大挑戰。

《描繪人格》並不是科學史。它追蹤新興的正子斷層掃描（positron emission tomography, PET），看這個儀器如何發展，其影像在製造與使用的過程如何在各種情境中流傳與討論，逐漸與被攝影的人產生認知上的互動與互換，因此是醫療影像的社會分析。雖然它大部分都在分析這些情境，比方說實驗室、法庭、大眾媒體等，但作為「新技術」的故事，作者還是得先交代PET為何。

圖7  《描繪人格》書影

 圖8  Joseph Dumit與他的另一本著作Drugs for Life

圖片來源：Dumit提供

讓我先引用和信治癌醫院由游冬齡醫師撰寫的衛教網頁，說明一般人如何得到PET的資訊：

正子電腦斷層掃描（PET-CT）是核子醫學科的一項檢查，是以標記有正子放射的葡萄糖（18FDG）注射入人體，再以正子電腦斷層掃描儀器進行掃描的檢查。醫師可以藉由這種影像資訊來評估病人體內葡萄糖的代謝狀況，並據以診斷腫瘤。在接受PET-CT檢查前，病人必須禁食4個小時以上。檢查時放射師會經由靜脈注射18FDG正子放射藥物，之後靜躺約1小時後再利用正子電腦斷層掃描儀進行掃描，掃描的過程約30分鐘。PET-CT檢查可偵測肺癌及食道癌淋巴結轉移及遠端器官如肝臟、骨骼…等轉移的病灶，因此可做為腫瘤分期評估的檢查。除了分期評估，PET-CT檢查也可做為肺癌及食道癌治療結果的評估，提供臨床醫師做為後續治療的依據。另外臨床上懷疑腫瘤復發時臨床上懷疑腫瘤復發時例如腫瘤標記指數升高或臨床上有異常症狀，PET-CT檢查可全身偵測而找出可能的復發的病灶，同時可做為腫瘤復發時再分期的評估。

以上說明對PET的原理與應用都有觸及，但沒有交代這個技術從何而來，因此要據此分析PET的社會意義還不夠。讀者需要知道它的前世今生，也就是「歷史」，好讓他們與當代現象相連接。Dumit知道這個需要，因此安排獨立的一章探討PET的歷史。

但PET的起源尚無定論。就書寫範圍而言，PET不是孤立技術，描述它的發展要不就限縮範圍，只談與PET直接相關的研發，要不然就得擴大範圍，耙梳核子醫學的緣起與發展、相關的研發機構、科學社群與社會脈絡。就書寫技術而言，這種歷史有兩種處理方法。一種是平鋪直敘整理人物與事件，指出爭議但不介入，把它當背景介紹。另一種是大張旗鼓，用大篇幅處理技術研發中的衝突與波折，正面與這些爭論對話，但這樣或許會失焦，讓這本書既不像歷史又不是社會分析。

圖9  PET電腦斷層室

圖片來源：wikipedia

在標題為「PET的多重隱喻、歷史與視野」（metaphors, histories, and visions of PET）的第二章裡，Dumit選擇了第三條路。他介紹PET的過去，但目的不是讓當代讀者了解過去，而是透過三個被稱為「PET之父」的回憶，用民族誌手法分析他們對這個技術的誕生想像，讓這些想像成為了解PET當代參與的背景。

當然，在進入民族誌前Dumit提供一個PET歷史的描述性版本。事實上，這是他為某科學儀器百科全書撰寫的條目。在這個不到千字的條目裡他交代PET的字義，運作原理，研發過程裡牽連的技術部件、學科（比方說放射線同位素、放射性影像技術，與適合追蹤生理作用的核種）、政策與研發單位（如原子能委員會、國衛院與華盛頓大學）、相關事件（如EMI公司研發電腦斷層掃描），與主要研發公司（如EG&G Ortec、通用電器與西門子公司）等，最後以該技術的使用狀況與費用總結。之後出現的主角，華盛頓大學醫學院的研究員Michael E. Phelps，領導PET原型機開發的Michel M. Ter-Pogossian，與實現腦中多巴胺（dopamine）吸收影像的Johns Hopkins大學研究員Henry N. Wagner Jr.也出現在這個故事裡—雖然Dumit提醒我們他們不過是眾多參與PET誕生的當事人中的三個而已。

圖10  三個「PET之父」（由左至右）：Michael E. Phelps、Michel M. Ter-Pogossian，與Henry N. Wagner Jr.

圖片來源：Wikipedia

這個民族誌由對敘述性書寫的反省展開。Dumit自曝他愈深入這個領域，愈發現值得訪談的人物很多，不做不行，但這些人對過去的詮釋卻如此不同，知道愈多愈無法歸納。要掙脫這個書寫的兩難，他發現關鍵在書寫：研究者不用急著藉由定調過去，反而應該「還原」這些不同觀點的敘事，邀請讀者從過去的多重理解中看到當代科技的複雜性。

這裡賣個關子，先不談Dumit重建當事人觀點的技術。透過他的巧手編織，這三個「PET之父」呈現可以對比與分析的民族誌歷史。其中，Michael E. Phelps從技術者出發，將PET當作超越極限的技術突破（他用運動當比喻）。它不但獨特，而且具有開啟醫學影像可能的歷史地位。也因為如此，Phelps認為PET遇到的障礙不止是技術本身，相同要緊的是說服科研機構相信這樣的新技術有實現可能。相對於Phelps，作為研發團隊領導人的Ter-Pogossian看到影像技術在各學科的累積與在PET研發的匯聚。他認為科學不是天外奇想，而是科學社群長期努力的結果。因此PET不算突破，它不過是在關鍵時刻被各專家認定為重要課題，方能水到渠成。當然，在這個意義上誰「發明」PET便很清楚。Ter-Pogossian用血緣的方式做比方：一個技術可以有很多「父親」，甚至沒有父親，但母親可只有一個。

從醫師科學家的角度，Henry N. Wagner Jr.並不把PET當作創新，而只是一個醫療影像的新工具。對他來說技術是次要的，它們只有服務臨床問題時才有意義。訪談中Wagner搬出「實驗醫學之父」Claude Bernard（1813-1878），指出他如果在世也不會在床邊枯等技術突破，而是透過觀察找尋解決問題的角度。因此，Wagner反覆強調PET與其他影像技術，比方說單光子電腦斷層掃描儀（Single-photon emission computed tomography, SPECT`沒什麼不同，它們都是為了讓醫師尋求臨床解答的眾多事件中的一環而已。

讀過這三個故事後或許有些人有點失望，覺得這本書名過於實。確實，口述史不乏受訪者對同一事件的不同詮釋，而Dumit的處理似乎「不及格」。他沒有追查所有人，搜出所有資料，也沒有檢視這些「PET之父」的史觀。但如果把學科成見先擱在一邊，將書寫主題從人物與事件轉移到「非人」的科技上，會發現Dumit的處理蘊含巧思：這些解釋聚焦在PET的技術性與跨領域性，顯示傳統敘事手法處理「物的文化史/社會史」的侷限。而從科技史的角度這三個人的現身說法也非老生常談。他們揭示的幾個研發關鍵（技術的想像、多學科的共識與問題帶動研發的觀念），給予學者詮釋與反省科技發展模式的可能。

對於以上詮釋一些人用所謂「內外史」的框架理解。簡單說，針對科學內容所做的歷史分析，需要一定的科技知識與整理，常被稱為「內在史」，以與探討社會、政治經濟與文化氛圍等的「外在史」區分，但這不是Dumit撰寫此章的目的。之前提到這本書是對PET在各個情境的科技與社會分析。因此作為這些情境的敘事背景，這一章強調的不是「PET有這樣的發展，因此有以下各章的事件與爭議」。相反的，透過精心的整理與排比，Dumit挑出當事人使用的隱喻，呈現不一致，好像逗不起來的過去，刺激讀者思考如何繼續消化本書的其他各章。簡單說，它不是簡單的「科學知識建構史」，也不是「PET的社會史」，而是從對象到理論都反省與質疑，具有煽動性的影像民族誌。

要達到這個目的，Dumit不但要處理所謂田野的範圍，關照各種與PET產生有意義互動的人與事物，更要面對這些人事物用怎樣的方式在敘事上連接－科學、大眾文化、技術、社會。他不只要找出這些影像所引發對人類本質的討論，更要定位這些「隱喻過多與不足，時時變動的爭議所在」（頁12）。這是敘事與閱讀的競逐。作為科學文化的參與者，Dumit不想只以學者身份對生物醫療作壁上觀。在所謂「PET影像的虛擬田野」（virtual community of PET brain imaging）裡，他分析敘事的移動機制，不勻稱的散布，對立的各種存在，與它們落在PET影像上的衝突。對他來說歷史不是PET故事的終點，它的「民族誌」才是反省當代的起點，他稱之為PET的「史學」（historiography）。

他這樣自問自答：歷史研究者怎樣處理這些資料？他要相信Wagner，忘記PET，改寫核子醫學發展的故事，還是選擇相信Phelps，認為PET是兼具技術創新與科技說服力的儀器。或者，歷史學家應該要從Ter-Pogossian的觀點出發，將重點放在科學社群的政治性與組織性。讀者或許好奇Dumit最後認同何者？事實上，他的書寫已經回答這個問題。我們不知道Dumit對這三個科學家的親近程度，花多少時間訪談，但從這一章的書寫來看，他沒有將PET當作不可變動的事實，讓它的創造者去描述。相反的，Dumit把它當作深入當事人生活世界的引子，企圖掌握他們如何將自己投射在過去的敘事中。這裡沒有「PET的歷史」，而是這些人在「PET歷史書寫」的民族誌。

圖11  環繞在PET的人事物所構成的虛擬田野（virtual communities），《描繪人格》，頁12。

回到當代。如同文章開頭提到的，目前一些事件的資料依然有限，需要繼續收集，而一些爭議事件也不是有官方出面或者有調查報告就立馬平議。即便像PET這樣看似沒有政治性，當事人還多半在世的技術物，都還對其過去有不同看法，就不用說像二二八這樣的歷史大事。更值得注意的是，在當事人經驗還沒充分呈現的狀況下，這類爭議並不是光靠幾位有心人對資料咬文嚼字來釐清，或者是輕易質疑他們的用心，認為其「史觀」有偏差就可以解決。事實上，對目前這些爭議歷史書寫的民族誌有其意義。它可以反省與分析這類敘事，理解書寫者對過去的多元想像。

最近有句流行語「也許我們沒有共同的過去，但一定可以有共同的未來」。作為落實現代與過去的對話的學術專業，歷史研究者不會輕易接受一個可以統括所有經驗的過去。但從科技與社會共同轉化的角度看，對多重過去的呈現與書寫分析卻是打造「共同」未來的基礎。且讓我們擱下「心證」，敞開心胸，挽起袖子，從資料著手，從反省出發，在過去中看到當代，從眼下展望屬於我們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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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文華／從書寫者的史觀到歷史書寫的民族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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