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濟南教會檔案尋找早期台灣人信徒的身影

黃仁姿（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

今年（2026）適逢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濟南教會設教130週年的紀念。然而，若回顧濟南教會的歷史，其設教130週年的起點，應追溯至其前身——台北日本基督教會的設立。1895年日本統治台灣後，日本基督教的傳教事業亦隨之進入台灣，屬於長老教會系統的基督教派之間，並非彼此孤立，而是在台灣基督長老教會、馬偕於北部開拓的傳教事業、以及台北日本基督教會之間，逐步形成跨域的合作網絡。

1895年，細川瀏牧師等人抵達台灣後，即與馬偕牧師等人接觸，並一同在艋舺教會的場地，聚會敬拜，由細川瀏以日語向日本人信徒講道。1896年熟悉英語的河合龜輔牧師被日本基督教會選中，派赴台灣傳道，他從日本出發抵達基隆，拜訪北台灣教會的重要領袖馬偕，河合與十幾位日本人信徒在艋舺禮拜堂聚會，討論傳道事宜，最後決定要在台北設立一間禮拜堂，並由河合擔任傳道者，此為台北教會的設立由來。

其實，在台北教會設立以及在台日人的傳道事業過程中，馬偕與李春生都曾扮演重要角色。馬偕透過台灣人的教會，接觸過日本人信徒的聚會，自己住家也開放日本人信徒參觀，並向日本人信徒講道。其次，河合初抵台灣時，無論是聚會協議、禮拜場地借用或洗禮等事宜，均有馬偕的協助，儘管向在台日人傳道並非其當時的主要工作。再者，馬偕也邀請河合一同巡視北部教會，拜訪當時台灣總督府的民政長官水野遵，向他陳情北部教會遭到日軍損壞的狀況，並募款修繕。另外，馬偕與宋忠堅也透過河合及總督府翻譯官、基督徒三好重彥的引介，拜訪了總督乃木希典，針對保護台灣人信徒一事，向其陳情，乃木總督也允諾會保護基督徒。至於李春生最重要的貢獻則為對於台北教會的獻金與獻地，讓台北教會有了資金與立足之地。

不過，日本統治初期，在台灣的基督傳教事業，基本上是分流的，對於台灣人信徒的傳道，仍然持續以台灣長老教會系統為主要，而對在台日本人的傳道事業則由日本基督教會負責。

日本統治初期，台灣總督府對於日本基督教會秉持的「教化」理念並無反對，同時總督府的官員有不少是台北教會的信徒，例如以1908年的會員名簿為例，任職於台灣總督府相關單位的信徒不少，又以工事部與土木局的官僚居多，不知是否與時任土木局營繕課課長的長尾半平長老攸關。此外會員當中也包括知名的植物學家川上瀧彌、台灣總督府醫學校校長高木友枝，以及跨國豪商郭春秧的重要事業夥伴堤林數衛等人。

是故，這也成為台北教會的一個特色，亦即教會內部有不少日本上層社會階級的信徒，除了台灣總督府的官員之外，便是商界人士，以及台北帝大成立後的日籍教授信徒，如大島正滿等。因此台北教會經常給人是「統治者的教會」或「貴族教會」這樣的形象。其次，台北教會也長期被視為日人專屬的教會，但實際上仍然有少數台灣人會員在裡頭。

如前所述，今年為濟南教會設教130年週年紀念，本人由於參與紀念專書計畫團隊，得以接觸到濟南教會所典藏的檔案。濟南教會目前收藏的檔案，時間斷限從日本時代橫跨戰後，除了台北教會相關的傳道資料、使用的聖經、禮拜資料之外，尚有土地台帳、各種登記證明書類、大禮拜堂的建堂建築工事資料、日本基督教會台灣中會的資料、日本聖公會在台傳教的相關資料、上與二郎及其他人的著作、戰後的產權資料、舊照片等。在此，將透過濟南教會收藏的台北日本基督教會會員名簿，試著找尋該會早期台灣人信徒的身影。

圖1、2、3　濟南教會收藏1916年發行的聖經

查閱目前濟南教會所收藏的台北日本基督教會會員名簿及名單，最早可從1908年開始，此後則為1912-1913年，而從1916年起，迄1928年之間，共計12年（缺1918年），留有保存完整的會員名單。最後，則有一冊1940年的會員名簿、未知年份的會員名簿一冊、1944年會員名單2頁。這些會員名簿的記載格式，在不同年代略有差異。

以1908年的會員名簿而言，首先是載明教會役員名單，包括牧師、傳道師、長老、執事等姓名，其次為教會會員及客員之統計資料，統計內容包括居住於當地、他鄉以及住所不明之會員人數，亦會分別記載男性、女性、兒童會員之人數等。這類資訊屬於「教狀報告」的概括性統計，對於理解教會的傳教事業發展，具有參考性。

其次，在會員名簿及名單的記載方面，按照姓名索引，記載居住於台北、台北以外、日本「內地」、海外在住、住所不明的會員及家族姓名。1913年則進一步出現大致按照居住區域，劃分為城內西組、城內東組、城南街組、古亭庄組、大稻埕組、艋舺組等的名單。比較特別的是，1908年的會員名簿尚記載會員的原籍府、縣名，以及在職單位、職業等，對於瞭解台北教會的會員，其工作職業、身份、動態等，有所助益。

圖4　1930年教狀報告

圖5　1913年會員名簿

圖6　1908年會員名簿（左）
圖7　1922年會員名簿（右）

本人翻閱濟南教會現存的台北教會會員名簿及名單後，整理這些記載於會員名簿的台灣人信徒，其姓名詳見附表1。從會員名簿來看，台灣人會員每年最少約有2位、至多時約有5-6位。台北教會設立十年後，1906年的會堂建築費月額獻金表中，出現兩位台灣人的名字，一位是廖煥章、一位是陳德義。這兩位早期台灣人信徒是誰？來自何處？又有何背景？

根據1908年台北教會調查的會員名簿，台灣人會員有三位，分別是來自台南，寄宿在台北醫學校宿舍的陳德義、在屏東執業的吳克己，以及在斗六的廖煥章醫師。陳德義為陳鶴鳴之子，陳鶴鳴為前清秀才，曾獲得紳章，1901年時被選為保正，陳鶴鳴的三位兒子：陳德義、陳德禮、陳德智均為醫師。陳德義1908年畢業於台灣總督府醫學校，為第七屆畢業生。畢業後，在總督府醫院實習、任職於台北赤十字醫院，後返鄉於台南開設人和醫院執業，1915年由於急性腹膜炎病逝。

吳克己出身於屏東知名的基督教家庭吳葛家族，為吳葛的四男，他畢業於台灣總督府醫學校，1904年醫學校的基督徒學生成立「台北醫學校基督教青年會」，吳克己曾經擔任過青年會的幹部。吳克己在會員名簿的住在地登記為阿緱街仁安堂，仁安堂為他的長兄吳臥龍、三哥吳希揚合開，而吳希揚為萬丹李家的女婿，知名小提琴家李淑德、李淑淨的姑丈，吳家與李家同為屏東地區兩大知名的基督教家族。吳希揚的眾多兒女當中，吳振坤畢業於京都帝國大學哲學系，後來擔任台灣大學圖書館閱覽組主任、長榮中學教務主任，並前往美國耶魯大學神學院進修，回國後在台南神學院擔任教授。吳希揚的其他兒子，如吳再成，擔任過台北馬偕醫院的院長，還有一子吳振南和西螺廖家的廖文毅（廖承丕之子）曾合組「台灣共和國臨時政府」。吳家的婚姻網絡尚包括南投教會的謝斌家族，吳葛的女兒吳上忍與創辦大同醫院的謝斌結婚，受到吳上忍的影響，謝斌也成為基督徒，知名的謝緯醫師即為其子。

廖煥章出身於雲林西螺廖家，其父為廖龍院，廖龍院的岳父程立早於1879年受洗為基督徒，是西螺地區非常早期的基督教徒。廖煥章的長兄為西螺當地知名仕紳、曾擔任西螺區長的廖承丕。廖承丕受到其妻陳明鏡的影響，成為基督教徒，並在西螺興建教會。廖煥章1902年進入台灣總督府醫學校就讀，1906年畢業，為台灣總督府醫學校的第五屆畢業生。畢業後，他前往京都帝國大學醫學部就讀，完成學業後，返回台灣執業，先後在台南以及斗六同仁醫院任職。

圖8　1908年會員名簿：吳克己、廖煥章

從1908年至1920年這段期間，台灣人信徒除了陳德義、吳克己、廖煥章之外，還有李延禧、朱青松、王心適等人。來自嘉義的王心適，1919年畢業於台灣總督府醫學校，為本科第18屆畢業生，在1919年的會員名簿當中有其會籍，不過1922年他任職於嘉義醫院時，由於診視天花患者，遭到感染而殉職。朱青松來自台中，1920年入學台灣總督府醫學專門學校， 1924年畢業，成為醫專的第三屆畢業生，畢業後到台東的醫院服務。

前述的這6位台灣人會員，除李延禧之外都是醫師。這可能是因為地理位置之故，由於台灣總督府醫學校鄰近台北教會（後來的幸町教會），再加上醫學校的日籍教授亦有基督徒緣故，例如醫學校的校長高木友枝，本身就是台北教會會友，後來台北帝大成立後，有些帝大和醫專的師生們仍在幸町教會參加聚會、作禮拜。

至於李延禧，他是李春生之孫，後來赴美留學，是早期留學美國的台灣人代表。1913年已見於台北教會的會員名簿，他娶同為基督徒的總督府官員三好重彥之女三好百合子為妻，三好重彥亦為台北教會會員。由於李延禧後來創設大成火災保險公司，因此台北教會留有不少大成火災的保險證明書類。

圖9　李延禧家族會員名簿

圖10　大成火災保險相關書類

1921年會員名簿上首度出現台灣人女性信徒的名字——林秀。林秀為林紹基之女，家裡經營藥行、藥材等生意。她擔任台北蓬萊女子公學校的教師時，透過該校校長中野及總督府技手李如保的作媒，與中壢醫院的院長吳鴻森結婚，當時兩人的婚姻還由於高額聘金的消息，連續被刊登於新聞版面。林秀婚後搬到中壢居住，從會員名簿可見其住家地址之變更。

圖11　林秀與吳鴻森的婚禮新聞（左）
資料來源：〈結婚ロマンス　聘金六千圓の花嫁　月下水人中野校長の保證附　親孝行で模範敎員〉，《台灣日日新報》，1923年11月16日，版7。
圖12　林秀的會員資料（右）

此外，還有新富町的林佛樹也是會友。林佛樹是萬華人，畢業於關西大學經濟科，1920年代參與蔣渭水的台北青年讀書會，1921年台北教會的會員名簿已見其姓名，1931年進入《臺灣新民報》經濟部工作，著有《台灣經濟要覧》等著作，專攻糧食經濟新聞，戰後任職於《民報》負責營業部，後來開設報社，發行《台灣經濟日報》，並擔任台北市第八信用合作社理事主席、台灣合作金庫理事等職。

最後以濟南教會的董大成長老為例，他出生於1916年，屏東人，後來搬到高雄。高雄中學畢業後，1933年進入台北醫專就讀，與董大成親近的班上同學有同樣來自高雄中學的黃任善，以及同為基督徒的謝經，謝經是謝斌與吳上忍之長男。

董大成原本並非基督徒，是因為進入台北醫專就讀後，也在日籍教授及同學的影響下，開始接觸到教會，跟著去日本人的教會——幸町教會作禮拜。因為受到教會第四任牧師上與二郎的照顧，喜歡上牧師的傳道方式，「讓你自己想」，比較冷靜、理性的信仰方式，以及友人上謙二郎（上與二郎牧師之子）的帶領，所以一起聚會。再加上他自己閱讀賀川豐彥牧師的著作後，得到感動，於是信仰基督教、成為初代信徒。

上與二郎牧師自1918年擔任教會牧師以來，直至戰後1947年才卸任離開幸町教會，返回日本，因此他在任時間將近三十年，可以說是教會任期最長的一位牧師。1933年，由於教會想擴大向台灣人傳福音，故在大稻埕設立「太平町傳道所」，後來被稱為「太平町教會」，董大成也到那裡參加聚會及禮拜。

1940年，教會的會員名簿尚可見一些台灣人的紀錄：吳新泉、住御成町的陳秋貴及陳李（氏）明招、住太平町的李木土、李超然及高慈美夫婦。李木土是醫師，開設李內科醫院，1935年台灣首度舉行地方選舉時，曾出馬角逐台北市會議員，1925年會員名簿已經有其姓名，他後來也活躍於太平町教會。李超然和高慈美則是在幸町教會結婚。

簡言之，台北教會（幸町教會）由於其地理位置因素，吸引不少醫學校及台北帝大的師生於此聚會，這樣的特色，直至戰後依然持續著。

附表1、台北教會的台灣人會員

資料來源：濟南教會檔案

後記：本文內容，部分摘自筆者即將出版的拙文，該文將收入濟南教會設教130週年紀念專書，預計由八旗出版社出版。

參考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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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盧啟明，〈發芛上青（Hoat-ín Siōng-chhin）：日治到戰後的TKC前史〉，《新使者》，https://www.newm.app/blog/hoat-in-siong-chhin-tkc。
8. 蘇淑芬，〈日治時代臺灣醫生廖煥章在上海的焦慮書寫－以詩詞為例〉，《東吳中文學報》，28期（2014.11），頁213-244。
9. 賴永祥長老史料庫。
10. 濟南教會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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