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東突，你的新疆」：維吾爾族與中國民族主義霸權

林文凱（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一、新清史與中國民族主義霸權反思

寫下這樣的一篇短文，而且是一個自己並不熟悉的主題，可以說有一些生命的偶然，但身為臺灣人對中國民族主義霸權難以視而不見，因此關心這個問題似乎也有一點必然。2008年間我得到一個獎助，到美國加州大學一個分校歷史系作一年的博士後研究，主題是以清代臺灣經濟史為例來檢討當時以至現在知名的清代新經濟史觀──加州學派學者Kenneth Pomeranz（彭慕蘭）的大分流論。[1] 因為這個機緣，我有機會閱讀到與加州學派有些關聯的新清史名家Peter C. Perd（濮德培）的名著China Marches West: The Qing Conquest of Central Eurasia,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5。這本書描繪了滿清如何征服中亞，並在1755年平定準噶爾後，將新疆（西域的一部份）納入清朝版圖的歷史過程。

這本書讓我印象深刻有兩個原因，首先，當時有朋友告訴我Perdue教授因為與十幾位學者合作書寫了一本有關新疆歷史的專書，發表不同於官方說法有關新疆之學術觀點，碰觸到中國政府的學術禁忌（另兩個禁忌是西藏與臺灣問題），而被中國政府拒發簽證禁止入境。這個事件還引發美國學術界的熱烈討論，他們擔心這一做法將造成國外漢學研究者為了避免無法進入研究田野地中國蒐集資料與進行研究，而被迫在研究寫作上自我審查以避免觸怒中國政府。[2] 我自己因為從事臺灣史的研究，熟悉中國官方對於臺灣史的教條史觀，因此不免對這本書更有興趣。

另一方面，讀了書我更清楚了解到，為什麼Perdue教授或新清史的部分研究觀點會令中國官方感到不快。原來新清史研究有兩個說法，對中國政府目前有關新疆、西藏主權的民族主義主張提出了嚴重的挑戰，一方面，這些研究反對過去中國民族主義史觀下的史學者，把清朝等同於明朝這個漢人王朝的純粹承繼者，或者把清朝當作一個純粹漢化的王朝。他們主張，清朝之所以能夠成為國土面積超過明朝一倍的東亞大帝國，正是因為他們雖然在統治中原漢人地區之時大量承繼明代的體制，但另一方面，他們對於東北、蒙古、西藏與新疆少數民族地區的征服與統治技術，顯現的是對於過去金與元朝等其他少數民族王朝傳統的繼承。而且清朝的很多統治手法，事實上是可以與同時期的俄羅斯帝國或者法蘭西帝國相類比的帝國主義與殖民主義。

另一方面，這些研究者在說明清朝如何征服統治滿洲、蒙古、西藏與新疆的過程，揭露了這些地區並不是自古以來就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他們最多就是清朝的時候才成為王朝的一部份。另一方面，清王朝與明王朝並不是單純承繼的關係，不應隨意就把清朝當作中國，或者主張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是當然繼承清朝對於邊疆地區的統治權。因為他們注意到滿清王朝作為一個多民族帝國，對於漢、蒙、回、藏族的統治態度係作為各族共主並分而治之，且除了保持滿族獨自認同避免完全漢化外，滿清皇帝也刻意避免其他幾個民族間的互動與漢化。再則，在有關族群與民族主義演變的討論中，也有新清史學者討論到清朝結束後到二次大戰結束前後，滿蒙回藏族等邊疆地區各自與中央政權分分合合的關係，或者討論到辛亥革命前後許多中國革命黨人如章太炎等人曾主張讓西藏、新疆與蒙古獨立的歷史。[3]

二、維吾爾人的歷史：東突厥斯坦與伊斯蘭信仰

說了這麼多，該進到正題：談談「新疆」或者說「東突厥斯坦」（「東土耳其」East Turkestan），以及維吾爾族與中國民族主義的歷史情仇。[4] 新疆全稱「新疆維吾爾族自治區」，位於中國的西北，正好位在亞洲的中心。面積166萬平方公里，佔中國面積的六分之一大。人口（2010年）約共2131萬人，其中維吾爾族人口佔43%約1006萬人，其次是數十年來方大量移入的漢族41%，其餘是哈薩克族、回族、柯爾克孜族等10餘個少數民族。[5]

圖1　中亞地圖
圖片來源：http://www.lvyou114.com/map/8/8055.html

近年新疆地區屢屢因嚴重動亂而佔據國際新聞版面，每次事件發生，中國政府就會指控是維吾爾族人受到東突厥斯坦獨立主義運動者或者伊斯蘭原教旨主義份子煽動而引發的恐怖事件。因此要了解新疆的歷史，首先就須要了解新疆的維吾爾族人，認識他們是怎麼接受伊斯蘭信仰？還有為何會有東突厥斯坦獨立運動？

新疆，因位於巴爾喀什湖—帕米爾高原一線以東的中亞地區，歷史上被稱為東突厥斯坦。新疆現存最早的原住民族是維吾爾族，人種和語言上屬於突厥語族的一支。根據歷史民族學的研究，突厥語族約六世紀興起於阿爾泰山，可能帶有匈奴的血統，突厥語族現在是中亞與西亞各國的主體民族之一，如土耳其、亞塞拜然、烏茲別克、哈薩克、土庫曼、吉爾吉斯等國，俄羅斯與伊朗也各有大量突厥語族的人口（參見圖一、中亞地圖）。這些人口現在很多都信奉伊斯蘭教。[6]

維吾爾族最初的立國，是唐朝時興起的回鶻汗國（744-846），曾助大唐帝國帝國平定安史之亂。回鶻汗國滅亡後，族人分向南與西方移動，向西方移動中有一支可能建立了黠戛斯汗國，當時來自西亞的伊斯蘭教可能最早經由黠戛斯汗國逐漸往中亞擴散。新疆地區原為佛教信仰，十到十五世紀期間新疆與其他中亞地區逐漸完成伊斯蘭教化，伊斯蘭教逐漸成為紐帶統合了這個地區，中亞地區的突厥人群與伊斯蘭宗教文化樣貌就此成形。[7]

接著，十七到十八世紀期間蒙古的一支準噶爾部崛起，控制了包括今日新疆回部在內的廣大中亞地區，並建立史上最後的游牧帝國──準噶爾汗國。但夾在北方俄羅斯帝國與南方大清帝國間的準噶爾汗國，雖未與俄羅斯帝國發生戰事，但在與南方擴張中的大清帝國爭霸中亞的過程中，經歷幾次敗仗並遭到擊敗，準噶爾人因清兵屠戮與瘟疫幾乎全滅。而當時原遭準噶爾控制的天山回部白山派首領大、小和卓（波羅尼都／霍集占），在準噶爾部敗亡後，[8] 也起兵與清朝對抗，但亦遭擊敗，新疆回部因此從1759年開始納入清朝的版圖。[9]

但逃亡到鄰近浩罕汗國等地的大和卓波羅尼都之子薩木薩克與其子張格爾等後裔，在1820到1857年間多達8次潛入天山南疆，並以復興和卓政權，奪回喀什噶爾為名發動伊斯蘭聖戰（對清朝而言則是叛亂）。[10] 到了1860年代清朝各地發生動亂，新疆回部也再次發生暴動，並請求浩罕汗國增援回疆，浩罕可汗派遣阿古柏率軍進入新疆，阿古柏隨後建立政教合一的哲德沙爾汗國（1867-1877）。雖然俄羅斯與英國都承認他的政權，但隨後清朝派遣左宗棠出征新疆，在1877年兵敗，新疆因此再次內附清朝。其後左宗棠建請清朝同意而在光緒十年（1884）建省，新疆原由本地貴族自治的伯克制遭到廢除，新疆全境開始實施與內地相同的官僚制，開始了內地化的過程。[11]

值得注意的是，19世紀新疆地區的動亂，除了新疆伊斯蘭宗教貴族和卓家族、與清帝國以及浩罕汗國等鄰近中亞伊斯蘭國家的參與外，另一個來自北方的舊帝國俄羅斯與從南方（從印度緬甸往上）新加入的大英帝國為了爭奪其在中亞的霸權，也都開始積極在新疆本地民族聖戰的過程扮演了重要角色。無論如何，新疆雖然從近代早期納入清朝統治，但那是個持續動盪反亂不斷的歷史。

三、維吾爾族人的近代：兩次東突厥斯坦建國運動

新疆維吾爾與中國的關係，並沒有在辛亥革命（1912）清朝滅亡後結束。中華民國成立後中央動盪不安，各地軍閥割據，無力將統治權擴張到新疆，新疆先由新疆都督兼布政使楊增新主宰近十七年。1928年楊增新親信金樹仁發動政變，控制新疆五年。1933年間新疆發生維吾爾族叛亂（參下文），金樹仁因而被迫離開新疆，盛世才接著控制新疆。盛世才早年留學日本時期，接觸並信仰馬克思主義，主政初期主要親蘇聯，並透過蘇聯的協助穩定了新疆的政局，另一方面他也拉攏中國共產黨，藉以對抗國民黨中央的壓力。可以說楊增新等人都獨霸了新疆的統治，但僅是逃避中央的控制而未宣布獨立。

不過，到了抗戰後期1942年，中國抗戰勝利似乎有望，國民政府開始積極規劃規復新疆時，蘇聯被德蘇之戰拖累無力支援，盛世才感受到壓力因而開始謀劃投向國民政府。盛世才因此開始驅逐蘇聯駐軍與人員，並遵從中央指示，處死不少新疆共產黨人。1944年中盛世才將新疆政權交還國民政府。國民政府先後派吳忠信、張治中、麥斯武德等人擔任新疆省主席。

值得注意的是，在中華民國時期，發生了兩次「東突厥斯坦獨立事件」，這兩個事件再次顯示，多數維吾爾族人對中華民國並不認同。不過，這兩次的獨立事件與白山派和卓家族已無關聯，而是與19世紀後期在中亞興起的泛伊斯蘭主義與泛突厥主義有所關連，當時有些維吾爾人在與奧斯曼土耳其或喀山韃靼等突厥人與伊斯蘭教徒接觸的過程中，學習到新的民族主義與宗教建國理念，以及民主、憲法與共和等觀念，因此開始興起了東突厥斯坦獨立建國的運動。

第一次的東突厥斯坦獨立運動發生在1933年，當時有留學土耳其經歷的學校教師動員學生支持這個運動。1931年金樹仁主政期間，為了擴張權力推動改土歸流，觸動了維吾爾舊有貴族階層的特權，但同時金樹仁的軍隊壓榨一般民眾，民族對立嚴重。1931年初，維族各階層聯合起來在新疆南部哈密發動了起義，殺害了大量漢族移民。這個運動後來擴張到新疆各地，各地叛亂此起彼伏，釀成了持續數年的大動亂，並提出了「突厥斯坦是突厥人的故鄉，當然要變其為突厥人的地區」這類的口號。最後在1933年11月12日成立了東突厥斯坦共和國， 但這個運動因為內部上層的對立，導致共和國在1934年4月瓦解而失敗了。

這個運動除了有消滅漢族的民族壓迫、脫離中國統治之外，主導的沙比提・大毛拉等受過近代教育的知識分子，也提出了一些帶有近代化意義的建國綱領，希望改革伊斯蘭社會，因此這個運動也有推動維吾爾族近代化的面向。另一方面，這個有不同地區不同階級與利益團體的維族人所響應的運動，最終之所以能統合起來，則是透過伊斯蘭教的大義名份，因此東突厥斯坦獨立運動的另一個重要的組織特徵，是透過伊斯蘭聖戰的口號來號召維族民眾。[12]

1944年第二次東突厥斯坦獨立運動爆發。前面提到盛世才在1944年決定將蘇聯勢力驅逐，並將新疆的統治權交回給國民政府，因此蘇聯在該年11月7日提供人員、武器、物資的援助，協助維族人發動了伊寧起義。並在同年11月12日宣告成立了東突厥斯坦伊斯蘭共和國。這個運動與前次獨立運動的主要內涵並 無不同，一樣是推翻中國對東突厥斯坦的統治，同時也利用了宗教領袖權威的方法，打出了伊斯蘭聖戰的口號。

第二次運動的重要因素雖然是維族人基於泛突厥與泛伊斯蘭主義，希望推翻中國的統治，但這個運動明顯是建立在蘇聯為了保持對新疆的影響力而協助推動的，因此運動的成功與否就建立在蘇聯的支持態度上。到了第二次大戰將結束時，在國際各國外交的磋商下，中國同意承認外蒙古獨立以及蘇聯在東北的特權，導致蘇聯放棄對東突厥斯坦的協助，並承認新疆問題是中國內政問題，同時轉而逼迫東突厥斯坦共和國與中國談判簽定和平條款，並最終放棄了獨立建國的夢想。[13]

四、新疆近年來的騷亂：兩種對立的解釋

1949年中共建政到文化大革命期間，雖然初期仍有不少東突厥斯坦獨立為目的的起義事件，但因推動激烈的社會主義革命──即反革命鎮壓與階級鬥爭，當時社會主義意識形態與政治經濟體制分化了維吾爾族內部各階層，也據以相對統合了新疆社會。另一方面，在這個期間，中共在新疆成立「生產建設兵團」，大量引漢人進入新疆開墾，大大改變了新疆的人口結構。[14] 新疆漢人的人口從不過5%快速增加到目前約41%，成為僅次於維吾爾族的第二大民族。維吾爾族作為新疆主體民族的地位日漸被削弱。

1976年文化大革命結束改革開放以來，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弱化，社會經濟與文化變遷則造成維吾爾族與漢族矛盾日益加大，維吾爾族日益感受到經濟弱勢、族群文化受到威脅。這個期間，東突厥斯坦獨立思想與運動再次復興，1980年代蘇聯解體中亞各國獨立，更鼓舞了東突獨立運動。1980年代以來新疆發生大大小小各種暴動，這些暴動可能只是維漢衝突或者政治經濟不公所引發，未必直接與東突獨立運動相關，但民族衝突與暴動和東突獨立運動呈現相互加強的態勢。最嚴重的一次為2009年7月5 日發生的烏魯木齊事件，根據中國官方統計197人死亡、1700多人受傷的大規模暴力事件。[15]

面對這些騷亂事件，中共的解決辦法不是針對問題根源，改變統治政策，並解決維吾爾族所感受到的政治、經濟與文化的不公，而是將一切歸諸於三股勢力──暴力恐怖主義、民族分裂勢力與宗教極端勢力連結。尤其911事件後，中國利用國際對於伊斯蘭恐怖主義的關注，積極發動宣傳將東突主義運動與中亞的伊斯蘭恐怖主義連結起來，藉以正當化自己對於新疆騷亂事件的鎮壓作為，並相當程度切斷了西方民主國家對於新疆獨立運動的同情與支持。但這種做法，卻也讓孤立無援看不到有和平訴求空間的維吾爾人，更可能與這些恐怖主義勢力連結在一起。[16]

另一方面，中共近年來繼續強化在新疆的政治高壓管控、經濟發展與文化語言同化政策，除了對任何泛突厥與泛伊斯蘭主義等有害思想與運動嚴厲鎮壓威嚇外，另外希望透過經濟發展提升維吾爾族對於中共統治的認同，並加強語言與文化的漢化來加強文化統合。但經濟發展政策即使有利於一般維族人經濟水平的提升，但主要有利於新疆的漢人社群，且反而強化了維吾爾族群的相對剝奪感；而包含對於伊斯蘭與維族文化的打壓在內的漢化政策，則更加激化了他們對於自身民族與文化的認同。[17] 此外，在監控維吾爾族與中亞國家人民交往的部分，近年來中共也通過所謂的一帶一路政策，希望在通過新疆與中亞各國的傳統絲路上擴大經濟的投資與交往。這個計畫除了希望擴大中國西部的開發，以及發展其在中亞國家的經濟外交勢力外，還有一個不能說出口的秘密是，希望用經濟投資與利益交換中亞國家不要支持東突厥斯坦獨立運動，並協助監視這些他們所謂新疆分裂分子。[18]

近年來各界對於緩和與解決新疆衝突的期望日益悲觀，知名的維族學者中央民族大學副教授伊力哈木・土赫提一直反對新疆獨立的主張，並希望以經常呼籲中國當局落實民族自治，解決維吾爾族的不滿情緒，以避免新疆的暴力事件。伊力哈木主張：「在新疆面臨著民族矛盾激化危險、討論民族問題時觀點容易極端化的大環境下，用我們理性、健康的聲音與極端化的聲音爭奪觀念的市場，影響社會情緒向好的方向發展，是我認為最重要的任務和使命之一」。他在2013年間撰寫了一篇〈當前新疆民族問題的現狀及建議〉，但尚未完稿就在2014年1月被捕，並被以分裂國家罪的罪名判處無期徒刑。論者以為中國政府這樣的做法，等於將所有對於新疆統治有意見的溫和人士，推向伊斯蘭極端主義的恐怖主義陣營。[19]

五、維吾爾族與中國民族主義霸權

許多中國知識分子對於新疆的未來感到極度憂心，著名作家王力雄在其有關新疆問題的書中，透過他與一位維族朋友穆合塔爾的對話，我們可以從書中深入瞭解到維吾爾族人的心聲，並發現新疆維吾爾族對於漢人種族仇恨之強烈，以及新疆人民族獨立的強烈渴望。王力雄雖然透過理性的分析希望說服他的朋友穆合塔爾新疆獨立在現實上的不可能性，期望他們能接受高度自治之類不那麼極端的解決方案，但他也悲哀地了解到中國政府的高壓政策使得這些理性的分析與建議顯的無用與無力，他擔心「族群仇恨的『精神原子彈』」那一天會讓新疆出現如同波士尼亞那樣的種族屠殺悲劇。[20]

最後，我想說的是，中國的民族主義近百年來的歷史，充分顯示民族主義作為一種國民統合工具所可能具有的兩面性。五四運動以來逐漸穩固成形的中國民族主義，曾經是對內團結同胞（主要是漢族）、對外抵抗外國帝國主義的重要武器。但數十年來、尤其是改革開放以來，卻日益變成鎮壓境內少數民族（維吾爾族、藏族），對外壓迫可說兄弟之邦臺灣的民族主義霸權。

如果穆合塔爾（贊成獨立）與伊力哈木（贊成高度自治）這兩位溫和派的維族知識分子的想法有他們的代表性的話，目前維族知識階層儘管同意伊斯蘭教作為新疆宗教文化核心成分的重要性，但其實對於伊斯蘭基本教義派的政教合一體制相當保留，認為那不是好的社會體制，他們希望建立的是政教分離、資本主義與共和（或自治）的民主政治文化。但令人憂心的是，中共對應新疆問題的高壓作法，正在讓這些進步主義者的溫和主張失去吸引力，而且驅趕維吾爾青年們走向伊斯蘭暴力恐怖主義。我們僅能無力地呼籲中國在還來得及的時候，儘快改變政策採取對話態度，以免讓新疆成為如同中東一樣的另一個亞洲火藥庫。

參考書目

[1] 參見Kenneth Pomeranz, The great divergence : China, Europe,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economy, Princeton ; Oxford :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0. 對這個理論觀點，我部份同意但也有部分有疑慮，不過這裡非討論這個問題的好地方。

[2] 有關這個事件的始末，請見以下網頁：https://www.insidehighered.com/news/2008/07/14/china。

[3] 當然，新清史的研究者並未有挑戰中國政府目前民族主義說法，或是質疑中國邊疆統治正當性的政治意圖，不過他們的研究因為揭露了真實的歷史過程，的確劃破了中國政府數十年來「自然化」（naturization）統治正當性的「國王新衣」。有關新清史研究的一些基本觀點與重要著作，可以透過Joanna Waley-Cohen（衛周安）撰寫的一篇書評大致掌握，〈新清史〉，《清史研究》1（2008.02）：109-116。

[4] 試著了解新疆的歷史之後，我才知道「新疆／東突厥斯坦（東土耳其）」這組詞彙。有時候代表著一種政治態度，使用新疆一詞表示認同新疆屬於中國的一部分，維吾爾人否定新疆屬於中國，因此喜歡使用東突厥斯坦一詞。中國政府近年來特別嚴格通令，不准使用東突厥斯坦一詞。不過，本文為了討論方便，還是暫時使用讓維吾爾族人不快的「新疆」這一華人世界的通用說法。

[5] 參見維基百科條目：「新疆維吾爾自治區」。

[6] 參見維基百科：「突厥人」。

[7] 今谷明，《中国の火薬庫―新彊ウイグル自治区の近代史》（東京：集英社，2000），頁9-66。

[8] 和卓為伊斯蘭教中宗教長者的尊稱。新疆的和卓家族係指16世紀中亞蘇菲派領袖瑪哈圖木・阿雜木的後裔，其後裔先後到南疆喀什噶爾傳教創立黑山派與白山派教團，逐漸在喀什噶爾地區擴大統治勢力，明末清初兩派不斷展開激烈爭鬥。清朝統治新疆後，因大小和卓之亂，扶植黑山派，打壓白山派，持續分化兩派。

[9] 這個歷史過程，參見P. Perdue, China Marches West: The Qing Conquest of Central Eurasia。

[10] 參見佐口透，《18-19世紀東トルキスタン社会史研究》（東京都：吉川弘文館，1963)。

[11] 費正清、劉廣京編，《劍橋中國晚清史》下卷（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3），第四章。

[12] 王柯，《東突厥斯坦獨立運動：1930年代之1940年代》（香港：中文大學，2013），頁33-53。

[13] 王柯，《東突厥斯坦獨立運動：1930年代之1940年代》（香港：中文大學，2013），頁125-324。

[14] 有關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在新疆推動的過程，參見劉學銚，〈第三章 再論新疆生產建設兵團〉，《正視紛爭下的新疆問題》（台北市：致知出版社，2014）。不過，這個作者帶有強烈的中國民族主義史觀，並不認為這個政策侵犯了維吾爾族人的生活空間，反而謳歌這個政策是保衛新疆避免分裂的正確政策。

[15] 歷年來新疆獨立運動的事件，請見維基百科：〈新疆獨立運動〉。不過，該條目的撰寫方式與解釋觀點，明顯傾向於中國政府的立場。

[16] 不過中國的宣傳有效，或許不完全因為西方國家相信這些指控，而是因為美歐等國家為了有效應對中東的伊斯蘭恐怖主義，需要中國的合作，因此不願直接干涉新疆問題。但是外國媒體對於中國將新疆騷動等同於中東與最近歐洲伊斯蘭恐怖活動的解釋並不願全盤接受，最近有一位長期駐華的法國記者高潔（Ursula Gauthier）因為撰文主張新疆的騷動，與去年巴黎的恐怖襲擊「沒有絲毫共同之處」，而被中國政府驅逐出境。這一事件引發法國社會對中國人權與新聞自由的批評。高潔強調新疆的暴力活動是中國政府的新疆政策所引起的，她寫道：「人權組織稱，新疆的暴力活動更多是由年輕人的激進化造成的，維吾爾人在生活的方方面面──文化、語言、宗教、受教育機會、工作、甚至護照──都遭到無情壓制，導致這些年輕人走向極端」。參見紐約時報中文網2015.12.27報導，傅才德〈中國宣布將驅逐法國記者，指其同情恐怖主義〉。

[17] 針對新疆騷亂事件，中國民族主義者與同情新疆維吾爾族者在原因解釋與解決辦法上的對立看法，可分別參見以下兩本書劉學銚，《新疆暴恐活動真相》（台北市：致知學術出版社，2014）；張昆鵬，《新疆恐怖》（香港：內幕出版社，2014）。

[18] 所謂「一帶一路政策」，參見維基百科：「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

[19] 伊力哈木的事蹟參見，維基百科，「伊力哈木」。伊力哈木〈當前新疆民族問題的現狀及建議〉全文內容參見，張昆鵬，《新疆恐怖》，頁283-331。

[20] 王力雄，《我的西域、你的東土》（台北：大塊出版社，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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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文凱／「我的東突，你的新疆」：維吾爾族與中國民族主義霸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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