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宗謀(中央研究院法律學研究所副研究員)

 

 

你還會買紙本書來看嗎?還會買紙本書的讀者,在台灣可能越來越少。不過若是說到去日本觀光,相信有此經驗的人數是有增無減。曾經在日本逛過書店(-無論是新書或是二手書)、甚至是只要在日本大都市使用過軌道運輸工具的人,對於「文庫(本)」應該都不陌生。

「文庫(本)」的外型特徵明確:第一是未必輕薄、但一定短小,幾乎都是105 × 148(公厘)的A6大小;第二是很容易用書脊的顏色,來判斷一本書是哪一家出版社刊行,以及屬於哪一個系列。除此之外,想必也有人看過尺寸略大於「文庫(本)」的「新書」。新書的尺寸與漫畫相近,各家出版社略有不同,但大致是比「文庫(本)」長了25公厘左右。

 

圖1 文庫本書架示意圖
LWYang, CC BY 2.0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2.0>, via Wikimedia Commons

 

大小相當於今日智慧型手機的袖珍書,歷史遠早於日本的「文庫(本)」與「新書」。國立故宮博物院曾經在2018年底到2019年初,舉辦過《古人掌中書—院藏巾箱本》特展。[1]根據故宮引用的文獻記載,最晚在南齊時代(西元5世紀末)的中國,就已經有人製作可以放進頭巾箱中的書;這種大小的書也因此有「巾箱本」之名。自明末清初時起,「袖珍」這個詞逐漸取代了「巾箱本」。日後又有「口袋書」、「掌中書」這些別稱。也有文獻按照現代印刷對印刷品幅面大小的用語「開本」,稱這種書為小開本。[2]

如同上述特展的展品所示,袖珍書有很多種內容。其中年代較久遠的是儒、釋經典;北宋、南宋之交,印刷術應用更加普及以後,科舉考試用書,字書、韻書等類書,乃至於醫藥、旅遊用書,以及各種個人文集也都被印成袖珍書。[3]漢文的袖珍書從17世紀起也陸續被引進台灣。雖然相對於當時的中國大陸,台灣的印刷與出版產業規模小、成本高,但是道光初年成立於台南的松雲軒也逐漸打響名號。其經營者盧崇玉慣用大約123至145公厘高、約88公厘寬的版框印製袖珍書。整體而言,當時在台灣印製的袖珍書多為實用性的日用類書,或是善書等宗教書籍。[4]

 

圖1 《古人掌中書—院藏巾箱本》特展首頁

 

1450年左右,古騰堡(Johannes Gutenberg)成功開發出具有量產潛力的活字印刷技術。此後西歐社會也有許多袖珍書四處流通。其中流行於法國鄉村的《藍皮文庫》(bibliothèque bleue)曾經獲得深入研究。[5]《藍皮文庫》並不是特定出版社的某一種書系,而是泛稱用包糖磚的無字藍色紙張當作封面與封底的書。這種書的大小接近今日的A5尺寸、即148 × 210(公厘)。這種書的內頁用紙,與其封面一樣質劣價廉,印刷使用的活字往往老舊而磨損嚴重,圖版則是很少使用,或者是回收再利用的舊版木。在德語世界的Volksbuch(1970年代後被「散文傳奇」(Prosaroman)的名稱所取代),或是英語世界的chapbook,也有類似的特徵。《藍皮文庫》的名產地是法國東北部的特魯瓦(Troyes)。當地出版商在16世紀印行《牧羊人曆》這種日用書獲得成功之後,轉而開發這種平價書的市場。[6]這種書由行腳商人帶到法國各地鄉村。雖然《藍皮書庫》的材質不耐保存,但是在拿破崙三世統治期間,高階警政官員Charles Nisard為了進行言論檢查,「意外」從市面上大量蒐集,他本人甚至成為這種書籍最早的權威研究者。[7]

 

圖3、4 1529年特魯瓦Nicolas le Rouge版《牧羊人曆》扉頁(左);
1684至1738年間特魯瓦Garnier版《幸運老頭》(Fortunatus)扉頁(右)

 

然而今日的「文庫本」要到19世紀後半才出現。德國雷克拉姆(Reclam)出版社自1867年起發行持續至今的《大千文庫》(Universal-Bibliothek)。英國卡塞爾出版社在1886年也推出了《卡塞爾國民文庫》(Cassell’s National Library),在英、美皆有販售。這些系列以劃一的規格,對大量讀者提供品質較高的內容。《大千文庫》的開本最初是100 × 158(公厘),日後改為110 × 180(公厘)。《卡塞爾國民文庫》則是一律每本192頁,但分為102 × 145(公厘)的精裝本、與97 × 140(公厘)的平裝本兩種。受到言論檢查的影響,這兩個系列的書都以較晚近的文學作品為主。

受到這兩個系列的影響,日本在明治16(1883)年起,多家出版業者都開始銷售袖珍書。[9]進入20世紀以後,新潮社在大正3(1914)年到大正6(1917)年間發行第一期的《新潮文庫》,以翻譯西方名著為主;昭和3(1928)年以同一名義繼續發行。岩波書店則是在昭和2(1927)年發行《岩波文庫》。兩者都明言要效法雷克拉姆出版社的大千文庫。不過由於當時日本的印刷規格尚未確立,在日本政府由上而下推動新規格以後,業者也沒有意願花大錢汰換印刷機器,因此這兩個袖珍本系列,都經過一些變化才確立今日的開本大小。[10]《新潮文庫》最初是精裝,也比目前的「文庫本」略小。《岩波文庫》最初是110 × 152(公厘),在昭和16(1941)年才形成今日的A6大小。此外,岩波書店在昭和13(1938)年推出了《岩波新書》系列,以英國企鵝出版社在1937年推出的鵜鶘鳥叢書(Pelican Books)為藍本,採用接近黃金比例的105 × 173(公厘)外型,內容也不像《文庫》刊載古典著作,而是刊行未曾發表的新作。這使得「新書」日後成為日本出版市場上另一種袖珍本的類型。

值得附帶一提的是,中國的商務印書館在王雲五的規劃下發行了《萬有文庫》,採取約100 × 190(公厘)的四十開本,於1929年首度發行。[11]《萬有文庫》的目標,與歐美與日本的類似書系僅考慮銷售給一般讀者有所不同,還包括了成為公立圖書館的基本館藏,因此更重視分類的系統性。在當時國民政府內政部與教育部的要求下,地方政府成為《萬有文庫》最大的客戶。到1936年時已售出3,679套。[12]也正因為有這樣的目標,雖然訓政中國同樣有言論檢查,《萬有文庫》的規劃卻是從一開始就不限於古典著作與各種文學,而是包括了人文、社會、政經、科學、技術等主題。

 

圖5 萬有文庫《西班牙文學》(1931)封面

 

以下本文要集中介紹的《我知道什麼?》(Que sais-je?)文庫,在距離上海數千公里外的巴黎,呼應了商務印書館出版知識類袖珍書的路線。

《我知道什麼?》是由法國大學出版社(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PUF)發行。不同於其他縮寫的前兩個字母同樣是PU(某某「大學出版社」)的法國出版社,PUF並不是任何一所大學成立的出版社,而是一個專門經營大學用書的企業。PUF是由四家不同出版社在1939年12月合併而來。這一家新出版社選擇了知識之神阿波羅駕著四馬戰車的意象作為其象徵。然而新出版社使用了其前身之一的名稱。原本的PUF是由多位大學教師在1921年仿效英、美大學出版社成立的學者出版合作社所經營的,同時兼營出版、印刷與實體店面。至今也已經滿1世紀了。這個實體店面是自 1920 年起設在索邦廣場(Place de la Sorbonne)西南角、聖米歇爾大道(Boulevard Saint-Michel)49號的書店。合併前的PUF在1922年時接手。這所書店位於自從十二世紀以來因為文風薈萃而被通稱為拉丁區的巴黎文教區,又在主要幹道上,地段絕佳。合併後的新PUF也繼續經營這一家書店直到1999年年底為止。店面本身早已成為巴黎的重要地標。然而店面本身虧損嚴重,PUF 在當時在巴黎市政府市長提貝利(Jean Tibéri,同時也是書店座落地第五區長年的區長)斡旋下,將店面轉手給聖米歇爾大道上另一家重要書店品牌吉貝喬瑟夫(Gibert Joseph)。儘管如此,書店的營業額下跌了40%,當時每年虧損達到25萬歐元。2005年底,吉貝喬瑟夫的後手經營者還是選擇了轉售店面。

 

圖6 PUF店面原址(PUF Facebook頁面提供,年代不詳)

 

前董事長兼總經理保羅.昂古爾豐(Paul Angoulvent, 1899–1976)促成了這四家出版社的合併,並且主持新生的PUF直到1968年。他就任後縮減了產品線,將經營方向集中在當時成長中的大學用書市場,於是在人文社會學科、經濟學、以及法學類教科書、專論、與期刊中取得了近乎壟斷的地位。

《我知道什麼?》系列是昂古爾豐在1941年推出的商品。接受商學院教育的昂古爾豐針對學生族群進行市場調查以後,歸納出他的新商品必須是當時出版市場上不存在的形式、容易收藏、也不花太多時間閱讀。外在的限制則是這個系列誕生於物資受到管制的德軍占領與維琪政府時代。為了儘量節約用紙,壓低成本,《我知道什麼?》系列使用 120 公分乘 160 公分的用紙,經過雙面印刷,摺6次成為4台各 32 頁,每一本的封面與封底採取相同版型,以便大量印刷。於是誕生了《我知道什麼?》系列的標準樣式,即115 × 176(公厘)開本(略小於B6)、共 128 頁;封面正中央的長方塊,以指南針與北極星作為標誌;第一號封面中央的長方塊是白色,其餘則是粉紅色,日後曾經因為不明原因更換過其他 8 種不同顏色的組合。這個系列的特性設定,是以低廉的價格(1941 年時售價是 12 法郎,1970年代的幣值下是 6.5 法郎,今日則是 9 歐元),在 128 頁的篇幅內,以可讀性高的散文、而非綱舉目張的教科書形式,構成一套可以自由選擇的百科全書,提供最大多數人關於某一個主題的基本知識。代表這個系列的名稱「我知道什麼?」,相傳則來自蒙田(Michel de Montaigne, 1533–1592)在1576年選擇、並且在1588年的《隨想錄》(Les Essais)第二卷第十二章提及的座右銘之一。

 

圖7 圖書館架上的《我知道什麼》系列Sylvain Machefert拍攝並上傳至Wikipedia

 

《我知道什麼?》系列推出後大受歡迎,成為幾乎所有法國人可能都至少讀過一本的標準參考書。尤其高中生與大學生更是重要的讀者群。在法國各地的公立圖書館,幾乎也都將這個系列從分類架上集中起來,以方便使用者查找。當然在拍賣網站上,也總是找得到待售的《我知道什麼?》舊書。尤其在距離公立圖書館較遠的小城或鄉村,這些書經常是賣家的父母、甚至祖父母買來之後,伴著下一代成長到例如參加中等教育會考(baccalauréat)為止。《我知道什麼?》系列涵蓋的主題,過去曾經分為17個領域,目前則整合為歷史與藝術、法律與政治學、社會學與教育學、心理學與精神分析、經濟、科學、哲學、文學、宗教以及無分類等十大領域。PUF 不僅成功邀請到了法語學界的許多權威執筆,還有慧眼找來尚未成名的學界新秀、以及學界以外的專業記者加入寫作陣容。例如第 802 號、1958 年初版的〈阿爾及利亞社會學〉,作者是當時才剛出道不久、沒沒無聞的布爾迪厄(Pierre Bourdieu, 1930–2002)。這使得《我知道什麼?》系列做到了雅俗共賞,同時在商業與學術這兩個可能互斥的方向上都有斬獲。這個系列兼顧了內容的正確性與權威性,以及對非專業讀者的吸引力。不僅坐在咖啡廳的一般讀者能隨手一本、輕鬆閱讀,學術論著的作者們也樂於在其中擷取名家畢生功力的精華。

如前所述,刊載知識性內容的袖珍書並非PUF首創。然而《我知道什麼?》除了定位更明確,也享受了一些後發優勢。當然較晚出版的書容易受惠於知識的進展。但是PUF在合併過程中放棄了其中一家合夥出版社原本經營的古典與文藝類書目,受到比較穩定的著作權法制保護,並且僅在1941年到1944年間受到維琪政府的言論檢查。相較於此,政府打壓言論的背景,使得1830年代末期到 1848、1849年革命期間刊行不少針砭政治或宗教書籍的雷克拉姆出版社,在革命失敗、時局趨於保守以後,出版不惹麻煩的人文類書籍;並在 1837年11月9日德意志邦聯決議的著作權保護最長期限30年屆滿後第2天,也就是1867年11月10日,出版了歌德的〈浮士德〉上下兩卷作為《大千文庫》的第一號與第二號。模仿《大千文庫》的《岩波文庫》第一號則是《新訓萬葉集》。日後《大千文庫》與《岩波文庫》也是傾向於刊行(或翻譯)經典著作。

當然,德軍占領與維琪政府下創辦的《我知道什麼?》系列,免不了受到言論檢查的氣氛壟罩。這個系列的第一號是動物學者寇勒里(Maurice Caullery, 1868–1958)所寫的〈生物學發展階段〉(Les Etapes de la biologie)。第 10 號《行會》(Corporation)更被認為是迎合維琪政府意識型態的馬屁之作。相傳日後享譽國際的政治學者杜偉傑(Maurice Duverger, 1917–2014)在他寫作的《我知道什麼?》系列第164號〈法國諸憲法〉(Les Constitutions de la France)中,稱維琪政府是一個「事實上而非法律上的政府」,因而民兵團(Milice)在1943或1944年曾經嘗試到印刷廠去查扣剛印好的書。這個事件的真偽成謎,甚至有人懷疑是杜偉傑掩飾自己政治上選錯邊而捏造出來的傳說。無論如何,政治性的言論檢查並未持續太久。1944年盟軍就奪回了巴黎,維琪政府垮臺。往後法國的表現自由問題進入了一個新階段。

戰後的理念激盪、時局衝突、與經濟發展,賦予了《我知道什麼?》系列絕佳的發展機會。法國大學出版社的選書既反映、也影響了法國學術界的動向。1941年創辦時,這個系列僅發行了56號,就衝出了意外的20萬本的銷售量。據說每一號平均要賣出一萬本,才能損益兩平。這個目標在戰後越來越容易達成。這個系列在1970年代一度為法國大學出版社每年創造四分之一的營業額。1975年,也就是20世紀法國經濟黃金三十年(Trente glorieuses)的最後一年時,《我知道什麼?》系列中已經有26號的銷售量都突破了10萬本大關。本系列、也是該出版社史上最暢銷的一本書是皮亞傑(Jean Piaget, 1896–1980)與茵奈爾德(Bärbel Inhelder, 1913–1997)合著的〈兒童心理學〉(第369號,1966年初版),共計18版、賣出了32萬餘本。此外,勒斐夫爾(Henri Lefebvre, 1901–1991)的〈馬克思主義〉(第300號,1948年初版),拉嘉時(Daniel Lagache, 1903–1972)的〈精神分析〉(第660號,1955年初版),以及皮亞傑獨著的〈結構主義〉(第1311號,1968年初版)的銷售量也不遜色。不過在整個系列中,1975年時,自然科學類的主題數量最多。與當代法國社會密切相關的主題,無論是科技的創新,東西冷戰局勢下的美蘇情勢,或是進行中的歐洲整合,也比較受到讀者青睞。根據 PUF 的正式說法,《我知道什麼?》系列總計已經售出了將近兩億冊。

這一套書的成功進一步引起了外國出版同業的興趣與模仿。目前《我知道什麼?》系列已經被翻譯為44種語言,數量最多的是日語,其次是西班牙語版。由白水社發行的日語版《クセジュ》文庫已經譯出了第1022號(2018年7月)。西班牙語版也超過了800號。在2018年臺灣冤獄平反協會促成《誤判-法國冤案事件簿》出版之前,似乎所有的華語譯本都是在法國外交部的資助下,由中國商務出版社出版的簡體字版本。[13]而法國國內的大出版社也在1980年代陸續推出了類似的商品。這些產品開始對《我知道什麼?》系列產生了威脅。

在鼎盛時期,《我知道什麼?》系列每個月會推出15號新作、並且修訂或新刷35號舊作。然而系列的規模龐大到既不利於銷售,也拖累了策畫選題。當這個系列介紹完了大主題以後,自然而然導致新作的主題傾向於專門化與小眾化,也分散了銷售量。〈科學計量學〉(第2727號,1993年初版)、〈應收帳款承購業務〉(第2747號,1993年初版)、〈精子〉(第2820號,1994年初版)、〈俄羅斯形式主義〉(第2880號,1994年初版)、〈皮膚科與美容治療用的雷射〉(第3429號,1998年初版)、以及〈土地徵收史〉(第3580號,2000年初版)都是一版之後無疾而終的冷門書。由於《我知道什麼?》系列過去不是以編輯委員會主導的方式運作,又相當倚重學界作者,這使得學界蠶食了出版社的選題權力。雖然這個系列是書店必備的商品,然而小眾書的增加也拉高了書店端選擇如何進貨的難度。

PUF在2000年改組經營與編輯陣容,大幅調整經營方針。新團隊的首要工作之一就是重新確立讀者導向的經營方針。《我知道什麼?》系列不僅有了編輯委員會,選擇21世紀的法國讀者關心的大主題,將整個系列的規模逐漸縮小為過去的三分之一,僅保留700號左右的實體書,每月只出版5號新作,修訂或新刷10號舊作,並且推出了封面的新設計。不過由於已經開始提供電子版,截至本文完成為止,在官方網站上銷售的《我知道什麼?》系列仍然有1,707號,其中1,130號為再版。除此之外,《我知道什麼?》系列下也新增了《100字》子系列,將內容改為以詞條方式來呈現。

最後應該提醒青年學子。如《我知道什麼?》系列這樣的知識性袖珍書,無論作者如何權威,內容如何精闢,它的定位仍然是「高級懶人包」,或是提供讀者方便的版本而已。因此寫作論文、報告時,原則上不宜拿來當作參考文獻。至於大量閱讀這種袖珍書的讀者,無疑有熱烈的求知慾,但是若是以此讚美他人「博學」,馬屁可能就拍到馬腿上了。自述在青少年時期曾經收藏700多本《岩波文庫》的前總統李登輝,想必聽過很多次這種令人尷尬的話。

 

本文部分改寫自吳宗謀,〈導讀〉,收於:雅各.韋爾捷思(Jacques Vergès)著,陳瑩雪譯,《誤判:法國冤案事件簿》(臺北:新學林,2018年),頁(23)–(50)。

 

 


註解

[1] 國立故宮博物院,古人掌中書—院藏巾箱本特展,https://reurl.cc/Y821Mo(最後造訪2023年5月9日)。

[2] 蔡承豪,〈品閱袖珍–世代變容下的臺灣小開本轉貌〉,《故宮文物月刊》432(2019年3月),頁18–32。國家圖書館特藏組,《以古通今:書的歷史》(臺北:國家圖書館,2011),頁106。https://reurl.cc/3O0LrL(最後造訪2023年5月9日)。

[3] 國立故宮博物院,前註2,各頁面(最後造訪2023年5月9日)。

[4] 楊永智,《明清時期臺南出版史》(臺北:臺灣學生,2007),頁284–90、293、301。蔡承豪,前註3,頁21–26。

[5] 參見秦曼儀,〈書籍史方法論的反省與實踐–馬爾坦和夏提埃對於書籍、閱讀及書寫文化史的研究〉,《臺大歷史學報》41(2008年6月),頁272–86。

[6] 另可參見研究文獻中摘錄的圖檔:Denis Hüe, “Le Calendrier et Compost des bergers, Un vade-mecum populaire,” essay, in Lire, choisir, écrire, eds. Violaine Giacomotto-Charra and Christine Silvi (Paris: Publications de l’École nationale des chartes, 2014), 71–96. doi :10.4000/books.enc.4042.

[7] Charles Nisard, Histoire des livres populaires ou De la littérature du colportage, 2 ed. (Paris: Dentu, 1864), https://reurl.cc/ykpg1l.

[8] Fortunatus是一個流傳於歐洲各地的經典故事,主人公有一個像聚寶盆一樣的錢包,以及一頂像是任意門的帽子。參見British Library, The History of Fortunatus, https://reurl.cc/6N1lV6(最後造訪2023年5月9日)。

[9] 蔡承豪,前註3,頁28。

[10] 北田聖子,〈「最良」の判型とは:判型の規格化と絵雑誌「子供之友」〉,《デザイン理論》50(2007年5月),頁17–20。

[11] 國家圖書建置的臺灣華文電子書庫收錄了25本萬有文庫,同為商務出版的《小學生文庫》,以及同時期如中華書局的《初中學生文庫》等其他袖珍本。

[12] Christopher A. Reed, Gutenberg in Shanghai: Chinese Print Capitalism,1876–1937 (Vancouver, –BC: UBC Press, 2004), 224–5.

[13] 雅各.韋爾捷思(Jacques Vergès),前註1著,陳瑩雪譯,《誤判:法國冤案事件簿》(臺北:新學林,201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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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宗謀/《我知道什麼?》:袖珍本雜談
引自歷史學柑仔店(https://kamatiam.org/我知道什麼袖珍本雜談/)


最後修改日期: 2023-0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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