巫毓荃(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副研究員)

 

 

講到戰後台灣精神病院史,常被問到關於政治犯與精神病的問題。不少人關心在威權體制下,政治異議思想與行動是否曾被認定為是一種精神病態?是否曾有許多異議份子被「診斷」為精神病患—或所謂「被精神病」—而監管於精神病院之中?這樣的疑問其來有自。一方面,在精神醫學與精神病院的歷史中,確實有些例子讓人懷疑它們曾自覺或不自覺的與權力共謀,或被用作一種便利的統治工具;自1960年代反精神醫學運動與傅柯(Michel Foucault)的批判以來,精神醫學更是得經常面對它本質上是否是一種社會或國家管理、懲罰與規訓異議者機制的質疑。另一方面,台灣在1960,70年代設立了幾所大型精神病院。對於當時對精神醫療尚不熟悉的民眾而言,精神病院高牆後是個神秘世界,很容易將其與肅殺的政治氛圍連結在一起,各種關於政治犯被關押於精神病院的傳言自然也不脛而走。

關於這個問題,尚有許多有待研究之處。從筆者接觸過的史料來看,雖然如錫口療養院(現桃園療養院)與玉里養護所(今衛生福利部玉里醫院)皆有保留警備總部管訓新生專用病床,確實也有政治犯因為精神疾病被送院治療,此外,也有某些曾被診斷精神疾病的人士因政治案件被判刑入獄,但是並未發現政治犯常態性、系統性的「被精神病」的證據。即便如此,從新聞資料庫中,還是可以發現幾則疑似「被精神病」—或是說嘗試利用精神病院處置「麻煩製造者」—的報導。雖然這些報導未必全面公允,很難只從新聞內容知道完整真相,它們還是透露了在台灣現代精神醫療建立早期,某些較不尋常使用精神病院的方式,也反映了某些弱勢群體的艱難處境。

 

圖1 1934年落成位於松山的「養神院」,戰後更名為「錫口療養院」,1966年再改名「台北療養院」,
1979年遷建至桃園,改名為「桃園療養院」。
資料來源: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數位典藏館舊照片資料庫。

 

一個榮軍的傷痛

 

首先是1956年《聯合報》一則分三日連載的報導。事件主角是一位四十歲左右、於1949年隨軍來台的方姓二等兵(以下稱方君)。方君原隸屬於憲兵,來台後因罹患「半身不遂症」,下肢知覺麻木,需使用柺杖才能行走。他曾於軍醫院住院,而後被送入聯勤療養單位療養。當時,汰除老弱官兵的官兵退除役計畫正開始進行。方君已被除役,而與同療養中隊約一百名的同袍正等候被轉送榮譽國民之家。他與隊中長官似乎早有嫌隙。這是因為先前隊中有幾位原本被判定應安置榮家的同袍,後因榮家收容員額限制,又被改裁定為應撥交軍方。其他同袍發起抗議請願行動,最後導致監察院對療養單位提出糾正案,而方君正是這些行動的發起人之一。此外,隊中長官也曾對方君身體症狀冷嘲熱諷,似乎對其真實性有所懷疑。

1955年冬天,行動不便的方君目睹兩位症狀與其類似的同袍先後死去,心生恐懼,希望能住院接受徹底治療。他請假至台北陸軍第一總醫院(現三軍總醫院)就診,但被告知他已除役,現隸屬國軍退除役官兵就業輔導委員會(退輔會)管轄,軍醫院無法收治。其後幾個月的時間,方君多次於隊中陳請,請療養單位出具公文讓他能於第一總醫院入院,最後甚至與療養大隊副大隊長發生肢體衝突。副大隊長明言以方君的平民身份,軍醫署不可能同意其入院。走投無路的方君遂決定要到台北找當時臺灣省政府主席兼任退輔會主任委員的嚴家淦陳情。

1956年3月7日,於省府門口等候的方君在嚴家淦下班登車前欲上前陳情,被警衛阻攔未果。此時退輔會一位組長趕到,約方君明日到退輔會,將安排他到軍醫院或省立醫院住院。隔日,方君抵達退輔會,其療養大隊的大隊長已在等候,告知方君將安排其到省立醫院接受檢查,並雇車與方君一起來到位於松山、當時台灣唯一一所公立精神病院「省立錫口療養院」。據報導,當車子抵達錫口療養院大門時,方君「看見這所漂亮的房子,優美的環境,以及門口掛著療養院的招牌,心〔中〕真是說不出的高興,」「以為這一下子真的要讓他養病了。」然而,就在要進入病房前,方君瞥見護理站名冊自己名字下方寫著「精神病」三個字,知道「事情已大為不妙」。當一位「男護士走了出來,把禁閉瘋人的形同監獄的病房鐵門打開,」要他進去時,他「感到無限的恐懼,他把雙手握住門上的鐵柵,死也不肯進去。無〔耐〕男護士又來了數人,邊推邊拉,最後用他的木拐子壓在他的喉頭上,」他終於被制伏,而住入了錫口療養院的第三病房。

作為官兵退除役計畫醫療計畫的一部份,當時的錫口療養院正在籌劃增建兩百床的榮民專用病床。據記者後來採訪當日收治方君的曹啟華醫師,曹醫師當日曾告知送方君入院的療養大隊大隊長「此人不像有精神病」,但是大隊長堅持其「很像精神病,請留院觀察,」並表示「這是嚴主席的意思,」醫師不得已只得將其留下。而後,曹醫師也曾請來院洽公的退輔會官員轉告療養大隊請他們將方君帶回,但皆無下文。所幸方君於療養單位的同袍見方君北上陳情多日未歸,唯恐他因先前陳情抗議事件遭到長官報復,四處打聽,終於得知他被送入精神病院,而於3月30日為方君辦理出院。在錫口療養院住了二十二天的方君,出院前也得到一紙證明其「沒有精神病」的診斷證明書。

回到療養單位的方君依然不得安寧。隊中長官警告方君當日是嚴家淦親自下令將其送到精神病院,斥責方君若「沒有神經病就是反動派,」勒令方君寫悔過書,並威脅他若再作亂就要將其送到「火燒島或保安司令部」。方君及其同袍應是擔心遭受報復,尋求記者協助公開此事。據記者報導,在報紙揭露方君遭遇之後,「引起三軍戰士一致共鳴」,紛紛投書支持方超獲得妥善安置。方君也隨即被安排住入中山北路二段的軍人招待所,等候轉送台大醫院住院治療。此外,監察委員也介入調查,並於同年六月通過對於當日將方君送入精神病院的退輔會官員與療養大隊大隊長的彈劾案,譴責他們不但未盡力治療方君,還將其「誘送精神病院,堅請留醫,嗣經主治醫師託請領回,竟又置之不理,令方員羈押於非常處所,達廿餘日之久,」將他們移送公務員懲戒委員會依法懲治。

 

白宮旅社

 

第二起事件也是發生於1956年。根據多家報紙應是引用檢察官起訴書所做的報導,當年5月6日台灣省保安警察第二總隊經理組一位何姓組員,攜帶贓款一千兩百元及部分證據向台南市警察局自首,檢舉該總隊集體貪污,請求將其移送台灣省警務處。此事為保二總隊得知,該隊龍姓總隊長命令下屬向台南市警察局聲稱此何姓組員為精神病患者,要求將其交回保二總隊送醫治療。5月8日台南市警察局派員護送何員北上,一出火車站,保二總隊人員隨即上前,不顧何員掙扎抵抗,強行將其押解上車,帶至台北市「白宮旅社」軟禁。

軟降期間,先是有保二總隊人員偽裝警務處專員向何員騙取口供,以得知其檢舉內容,並向何員謊稱此案已交由保二總隊自行辦理。此期間保二總隊人員曾帶何員前往仁濟醫院與台大醫院精神科就診,試圖開立診斷書以證明其確實患有精神疾病。5月12日,由於台南市警察局已將此案件通報警務處,警務處向保二總隊索提何員以進行調查。保二總隊為了規避警務處提訊,遂將何員帶至台大醫院精神科住院,並在入院前,以精神病房對病人所帶物件須經檢查為由,將其所攜贓款與證據帶走銷毀。何員在台大醫院精神科病房一直住院到5月21日,才由警務處至台大醫院內接管何員,並將全案移送檢察機關偵辦。同年9月26日,台北地方法院檢查處以妨害自由罪嫌起訴保二總隊龍姓總隊長以及另外幾位參與軟禁何員的保二總隊人員。此案審理時,幾位涉嫌人仍堅稱何員確實為精神病患者,送其入院是為了保護其安全,而非軟禁,但何員也到庭指控,堅決否認自己患有精神病。由於未找到相關判決書,無法得知最後判決結果。

 

圖2 1956年9月26日報紙報導的標題。
資料來源:國立公共圖書館數位典藏服務網。

 

女性

 

接著是幾則關於女性「被精神病」的報導。與前兩起事件不同,這些新聞皆較簡短,較難窺知細節;而且大多只有單一報紙報導,無法藉由比較各家報紙內容推敲真相;因此在閱讀詮釋上需要更為謹慎。但是即使如此,這些事件似乎仍有一些值得探究的共通性。

首先是一則一位二十五歲女性控訴警察分局長遺棄並將其關入精神病院的新聞。據報導,這位王姓女子在警察局任職工友期間,與單身上任的已婚分局長相戀而與其同居,生下兩女。而後,這位分局長調往其他縣市擔任分局長。一開始,兩人仍維持緊密關係,但隨即男方似乎又有了新情婦,並生下一男,而開始疏遠王女。王女多次前往其任職地,但男方皆不理睬,還曾發生肢體衝突。最後一次,這位分局長更將王女載至台中,將其送入宋尚德醫師於台中市中心開設的精神病院「宋醫院」住院近兩個月之久。王女出院後,其母向警察機關申訴。經上級介入調解,這位分局長同意付予王女一萬元以斷絕兩人關係,但卻遲未支付。王女遂向台中市婦女會陳情,事件才由報章揭露。記者表示,王女陳述整起事件經過時,不但「絲毫沒有精神病跡象,而且頭腦十分清楚。」記者曾至宋醫院探詢王女病情,但醫師以病人隱私為由不願透露。據記者報導,事件見報後,連日有多人致函台中市婦女會慰問,請婦女會主持正義,並譴責宋醫院罔顧事實,擅予強留正常人住院達兩個月之久,呼籲當局予以注意。甚至有人附上照片,請託婦女會介紹,希望能與王女先友後婚。至於那位分局長,據報導原本正要升任督察長,但在事情見報後已提出辭呈,警務處也已介入調查。

第二則新聞是關於一位二十七歲的呂姓女子。據報導,這位呂女原本與一外籍男性同居。最近因為同居男子離台返美,亟需生活費用,故向其兩位兄長索討幾年前的貸款帶本帶利共約七萬元。兩位兄長只願歸還本金,彼此發生爭執。兩位兄長指其有「精神病」,將其送進位於和平東路的私立「台北精神病院」住院,並取走其家中重要家具、台幣、美金與金鍊等財物。呂女後來從醫院「逃出」,並向警察機關與省婦女會提出控訴。

第三則新聞則是關於一起疑似因信仰引起的家庭糾紛。這對居住於嘉義的曾姓夫妻已結婚十七年,育有兩子,分別為七歲與九歲。曾太太在事發前一年開始信仰基督教,「經常步行數小時到教堂聽洋人講道。」曾先生原本支持太太的新信仰,還曾買一台新腳踏車供其代步。但逐漸兩人開始因為太太的信仰發生衝突。有一天,太太把家中供奉的菩薩與祖先牌位丟入水溝。曾先生兩位弟弟非常氣憤,要找嫂嫂算帳,曾太太也不認錯,堅持基督徒只信仰耶穌,之所以會丟棄菩薩與祖先牌位,「是因為那天拜拜,丈夫要她做菜,她認為那些沒有五臟六腑的泥菩薩有什麼好拜的?因之一怒把它們扔掉。」兩人為此事激烈爭執,曾先生更以「暴力」將曾太太送進精神病院,但後來曾太太「駁倒了醫師」,才得以「證明無病出院」。之後,教會傳教士與村中其他人士介入調解,達成協議,即女方不得拒絕為拜拜作菜,且家中金錢需由男方掌管。但曾先生隨即又因不堪爭吵,堅持要離婚,並赴婦女會要求調解,而使此事見報。記者表示以他赴曾家訪問所見,曾家似乎比鄰家更為乾淨整潔,他認為這或許是因為「曾太太在教會學了些現代生活的方法,」但他感嘆這也破壞了家庭與村落的舊秩序。他認為提倡家宅清潔是好事,配合著傳教而行,日久會受歡迎,但若是到了像曾太太這樣荒廢主婦工作、丟棄祖先牌位的地步,無怪乎曾先生會覺得太太「無聊神經和生活都有些不正常」,而「忍不住將太太送進精神病院,」「甚至覺得不離婚,就無法在村子裡生存。」

 

討論

 

以上是1950、60年代幾則疑似「被精神病」的新聞。另外還有多則報導,由於篇幅有限,在此就不收錄。首先,必須指出在此時期的台灣,精神病院還是一個正在發展中的社會機構,關於精神病院的制度、實作與文化都未確立成熟。在日治時期,精神病院並非民眾熟悉的機構。唯一一所公立精神病院養神院直到1930年代中期才設立;雖有如仁濟院、養浩堂、愛愛寮、靜和醫院以及台南愛護寮與高雄慈惠院附設的精神病床等私立精神病院,病床數都不多,且多數屬慈善救濟性質;整體上,此時期精神病院與民眾日常生活並無太大交集。這個狀況在戰後二十年間逐漸發生改變。在這個時期,公立精神病院數並未顯著增加。除了由日治時期養神院改名而來的錫口療養院,以及1960年成立的高雄療養院(今凱旋醫院)之外,就只有軍方的台灣總醫院北投精神神經科病房(今三軍總醫院北投分院),以及收容退除役精神病官兵的玉里榮民醫院(今台北榮民總醫院院玉里分院)。然而,私立精神病院數在這段時期有著相當顯著的成長。各種不同規模與設施完備程度不同的私人精神病院陸續於各縣市設立,例如上述新聞中曾提到的台中「宋醫院」、「台北精神病院」;至於嘉義那位曾先生則可能將其太太送到「太和醫院」、「仁和堂醫院」、台南的「養和醫院」或是嘉義救濟院附設的精神病床。此時,日治晚期頒佈的「精神病者監置法」已經失效,新的「精神衛生法」則要等到1980年才公佈施行,因此對於強制精神病患住院並沒有特定法律規範。一方面,這讓想將「病患」送入精神病院的親友或關係者與醫院醫師享有較大彈性;另一方面,這也讓他們置身風險之中。事實上,除了上述新聞可見輿論對於醫院或醫師的批判之外,這段時期也不乏親友、關係者與醫師因強制「病患」住院,而受調查甚至被依妨害自由罪嫌起訴的案例。

 

圖3 1960年代早期,在警備總部指示下,台灣省警務處提案設立一所大型精神病養護機構,
最終成立的台灣省玉里養護所一開始乃是由台灣省衛生處、社會處與警務處共同監督指導。
資料來源: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原件: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典藏號:00501078111。

 

在這樣的背景下,我們閱讀以上新聞事件時,不應太快從今日觀點作出批判,也不能輕率的以陰謀論解讀相關者動機。在這個時期,關於什著是精神病、誰適合、應該與必須在精神病院住院以及精神病院的角色與功能等問題,並沒有制度化而受大家公認的答案。對於在精神病院住院,入院者自身、其親友或關係者與醫師之間,常存在不同、甚且相互衝突的感受與看法,每次住院、出院都必須經過一個協商過程,以尋求各方的最大公約數。不僅如此,鄰里、社會公益團體、新聞記者、監察委員、檢察官與法官等第三方,也時常加入協商,甚至擁有相當的主導力量與解釋權,而讓整個過程更為複雜。因此,在這個精神病院仍在建制化並逐漸融入社會文化的時期,除了今日主流的醫療與人權觀點之外,對於精神病院還存在許多其他的看法、想像與期待,而且被認為具有一定程度的合理性與正當性。

即使如此,從上述新聞看來,在1950、60年代,精神病院確實曾經被用來作為處置「麻煩製造者」的手段。考量到這些事件之得以見諸報端,乃是被害者奮力抗爭的結果,我們甚至可以懷疑它們不過只是冰山一角,在此之外還有更多沉默的受害者,曾經被短暫或長期的監置於精神病院之中。

在這些被精神病者中,不服從家父長權威的女性可能佔了相當部分。有關女性與精神疾病在各個層面上的複雜關係,已有許多研究。至於這幾個個案,可以說是父權較為赤裸、暴力的呈現。上述三位被送入精神病院的女性,分別是一位不甘被拋棄的情婦,一位可能較有自主性而被新聞描述為「嫁做洋婆」且與兄長有金錢糾紛的年輕女性,以及一位因信仰基督教而與傳統信仰及家庭權力秩序產生衝突的家庭主婦。精神病院成為威嚇、壓制與懲罰這些女性的處所,而她們挑戰家父長權威、被視為「離經叛道」的行為,也讓她們暴露於被認定為「精神病」的風險之中。值得注意的是,從日治時期到戰後二、三十年間,「歇斯底里」與「歇斯底里精神病」都還是精神科門診或住院病患常見的診斷之一。若能就這些病患進行更深入的研究,或許還可以發現更多類似案例。

至於前兩則新聞的疑似受害者,則分別是反抗上級的底層榮民與底層公務員。對於他們的長官而言,以精神疾病解釋其行為,將他們送入精神病院以掩飾、解決他們造成的困擾,並推託自身責任,似乎是個便利可行的手段。在這兩則新聞中,台大醫院與錫口療養院這兩所當時專業地位最高的精神醫療院所,對於來自官方的要求,似乎採取了被動但大致配合的態度,這顯現政治權力凌駕於專業之上,專業並無力制衡對於精神疾病診斷與精神病院的不當使用。此外,在第一則新聞中,方姓榮民的長官曾斥責他「沒有神經病就是反動派」,並威脅他若不送精神病院就送「火燒島或保安司令部」,但即使如此,他在處理方君抗爭時最先採用的手段還是將其送入了精神病院。這似乎暗示相較於「政治犯」,將某些抗爭者視為「精神病患」處置更為簡易可行。考量到1966年省立玉里養護所的成立,即是出自警備總部基於國安理由所做的指示,或許在較寬鬆的定義上,此時期政治犯與精神病患之間的關連,還有一些可以探究之處。

最後,雖然難以澄清證實,方君的「症狀」以及他所面對的整體艱難處境,讓人聯想起一次大戰期間及戰後出現的「驚彈症」(shell shock),以及今日的「壓力後創傷症候群」(PTSD)。如既有研究所示,PTSD於1980年代成為精神疾病正式診斷,背後有著美國榮民團體的倡議推動。在1950、60年代,精神創傷並不像今日是個主流、流行的概念,底層榮民於戰亂中所經歷的精神創傷,無論在政治、社會或是醫學研究與實作上,更難以受到關注討論。根據國防部於1950年代的統計,在當時八萬多名待退除役官兵中,有近兩萬名病患,其中有一千兩百名精神病患。這一千兩百名病患除役後被集體安置於玉里榮民醫院。除此之外,錫口療養院也以美援增設了兩百床的榮民專用病床。一方面,這近兩萬名官兵傷患中,有多少人其症狀可能與精神創傷有關?另一方面,在那些被以「精神病」名義安置於精神病院的榮民中,有多少比例是一般所謂的重大精神病患者?多少比例其精神症狀可以追溯到戰場或流離經驗?他們之中又有多少人可以對於自身去處具有發言權,或是只能無奈甚至受迫配合?方君的傷痛故事,可能是更為普遍的現象。無論如何,即使不訴諸今日的PTSD或創傷概念,這群「病患」的生病與生命經驗也值得我們再重新審視。

 


延伸閱讀

  1. 巫毓荃,〈專業、國家、美援與民間社會〉,《新史學》,第33卷第3期(2022):87–150。
  2. Young, Allan, The Harmony of Illusions: Inventing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7).
  3. Micale, Mark S. and Lerner, Paul (eds.), Traumatic Pasts: History, Psychiatry and Trauma in the Modern Age, 1870–193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4. 中村江里著,陳令杰譯,〈日本『隱形』的戰爭創傷:醫學、社會與軍陣精神傷患〉,王文基,巫毓荃編《精神科學與近代東亞》(台北:聯經出版社,2018),頁305–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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巫毓荃/戰後二十年間幾則疑似「被精神病」的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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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修改日期: 2024-0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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