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平一（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
寫在文前
本文緣自上世紀的一個委託計畫。計畫完成後，書稿一直待在電腦裡。年輕時，總以為一個受過博士訓練的人，只要花時間，在大致相同的領域，沒有什麼不能做的。年紀大了以後，發現機會成本越來越高，我便沒再修訂這本書稿。近年來臺灣漁業史有不少新的研究，我也沒跟上腳步。本文只是修訂文字，並補入程一岳的口述資料。趁網上出版之便，若讀者發現有誤，尚祈不吝賜正。
「密士失必」……「是一艘童話中的船。船上設有無線電話……餐房中正有幾個男女洋人在快樂地大碗喝酒、大塊吃肉。」
這是1947年九月五日，一位名為菱舟的記者在《台灣新生報》所寫的報導。乍看之下，讀者會以為「密士失必」號可能是什麼豪華遊輪。那時臺灣甫經歷二二八事件，氣氛肅殺；物價的騷動未止。人們卻在台灣看見如此夢幻不實的景像。更令人吃驚的是，「密士失必」號竟然只是條漁船：
這種漁船每條都有三個外國人，他們的待遇很優厚。一個船長除了每月九百元美金的薪金外，每次回來他們三個人還可分到十分之四的驚人紅利。」
原來這是上海「漁業善後物資管理處」(Fisheries Rehabilitation Administration, FRA 簡稱漁管處)撥來台灣的百噸漁船。後來在漁管處當船長的簡點，在中華民國政府戰敗撤臺時，再度見證了風雨飄搖時的臺灣漁業「神話」：
漁管處除了美援船之外（美援船動力是內燃機），從上海帶出十數艘船，三艘蒸氣大單拖。大陸撤退時，上海的船又跑出一批。當時有的船長自上海復興島牽了很多船出來。先把船駛到揚子江口，由陸路進去，再開一艘出來。因此有的人一人帶兩艘出來。這些人是從漁訓班畢業，還是實習船長，就去上海把這麼多船開出來。漁管處當時能有三、四十艘船，就是有漁訓班這些人拼命的結果。當時船舶最多的就屬漁管處。美援船一艘價值約十三萬美金，我們每一艘船出海一年的漁貨價值約兩百五十萬台幣，合約六十萬美金。可以說我們出去捕半年的魚，就可把船的造價賺回。我們出去拼命捕漁，漁管處因此蓋了大樓，建了冷凍廠，造了五百噸的釣船。當時的漁船公司有兩個系統：台灣水產公司及漁管處。台灣水產公司接收日本人的鐵殼船，船的規模有一二、五六、三七噸，都是兩艘一組，也都很賺錢。漁業收入方面船員得到百分之十，船長在百分之十中佔百分之十八，船員是百分之十八中的百分之六。當時一個月差不多出海兩次，舊曆初四出海，回來剛好是漁貨需求最多的十五。再處理後出海，準備初一、二出售的漁獲。每次出去船員約可得一萬多元，當時公務員一個月約三百多元而已。我們紅利不算，在漁管處一個月就有八百八十八元的薪水。
夾在國共內戰之間的漁管處究竟是何來歷﹖戰後初期的國民政府（以下簡稱國府, 1925-1948）如何接收並利用日人留下的臺灣漁業資源﹖這篇小文只是抛磚引玉，期待更多研究者去發掘。
1945年日人戰敗後，臺灣移交給了國府。當時日人較重要、資本額較大的產業，由國府接收，成為公營企業。其他規模較小的產業則交由省營或縣市經營；難以經營的，則予以處分。這些沒入國營的日產，成了日後國府在臺國家資本的基礎。然而當時內戰方酣，國府由臺灣搜括而來的資源，大都挹注在內戰上，再加上大陸所輸入的惡性通貨膨脹，使得臺灣的經濟雪上加霜。1949年底，國府戰敗，逃入臺灣，並從大陸移入了大量的人口和資源。然而，由於產出未能立刻增加，通膨壓力依舊。臺灣的經濟紊亂，政局不穩。從1945到1950，臺灣經濟，日漸衰頹，景氣要到1950年韓戰爆發後才開始有改變。在這樣的情勢下，漁業無法自外於大環境所帶來的政治和經濟上的風暴。而上述漁管處的夢幻風景則顯示了戰後美國力助全球復員，在國共內戰間所投入的資源。
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日人統制漁業生產，成立了「南日本漁業統制株式會社」。當時有大小船隻181艘，製冰冷凍工場24所，冷藏庫21所，罐頭工場3所，機器造船工廠一處。1944年盟軍空襲花蓮港，南日本漁業統制株式會社亦受重創。日人投降後，國府於1945年十一月一日接手總督府水產課的業務，開始水產方面的接收工作。十一日十五日接收「南日本漁業統制株式會社」，改稱「臺灣水產株式會社」。移交當時只有大小船隻31艘，其中待修者23艘；製冰工場15所，產能只有205噸；冷藏庫16所，毀損過半；罐頭工場2所。當時該社以現存設備繼續營業至1946年四月十五日，並籌設省營水產公司。1946年四月陳同白(1901-1984)來臺，次日交接臺灣水產公司業務。同年十一月一日「臺灣水產公司」正式成立，接收了日人的「臺灣水產株式會社」、「臺灣水產販賣株式會社」、「開洋興業株式會社」、「葛原工業所」、「高雄水產加株式會社」及「東港製冰株式會社」。當時有1363名員工，以日籍留用者最多，其詳如下：
其後日人陸續回國，不少職員乃由國府人員接任。
不過在接收日產後，人事之磨擦，已見端倪。「臺灣水產公司」基隆支社的陳鵬社長於1947年被免職。據陳同白的自傳，陳鵬「既非漁業人才，且不聽總公司指揮，徒仰日人鼻息」。陳同白並謂日人先後於1947年初返國，且以而陳鵬留用人員的身分，何能指揮社長﹖雖然當時雙方鬥爭的理由為何，今已難以究詰，但他們顯然不僅是對於水產公司如何管理而已，還有臺、日、中情結的衝突。陳同白是廣東人，為留美的水產品加工專家。他接受美國的水產教育，不諳日文，應也不知臺語，這也許是在交接過程中，人事齟齵的原因之一。由於難以和在地人溝通，他頗喜接引廣東人，如其後陳任用廣東來的程一岳為副理。不過，程亦因無法久任而辭職。他所用的人亦不乏操守不端者，如高雄支社之社長鮑應中，便挪用公款，潛逃香港。鮑為陳之舊部，陳亦承認鮑之素行不良，終於出事。事後，陳亦自承，如果當時能善用本省的漁業人才，成效或許會比從大陸找人好；人才任用是他任職漁業公司時的一大敗筆。
當時臺灣水產公司主要以單拖與雙拖漁業為主，鰹鮪釣次之。以往日本時代水產公司之產量約佔全臺60%，至此時只剩30%。產量銳減的原因，除了沒船，便是沒人。當時本省籍船員只有72人，在日籍幹部船員回國後，人員真空，即使當時「上海漁業物資管理處」轄下的「漁業管理分處」，也無法向美國取得更多的漁船。甚至當時漁管處的美國漁船仍由美國船長和船員在掌控，才會有前文記者所見的景像。1947年三月，農林處成立「台灣省農林股份有限公司」，臺灣水產公司成為該公司之水產分公司。1952年，在「耕者有其田」的政策下，其股票釋出給地主，而逐漸民營化。
戰後另一重要的國家水產資源為聯合國救濟總署 (United Nations Relief and Rehabilitation Administration, UNRRA 簡稱聯總) 設在行政院下的「行政院善後救濟總署」(China National Relief and Rehabilitation Administration，簡稱「行總」)之漁管處，其主要任務為：接收並保管漁業善後物資、訓練使用新式輪船人才、實驗及推進中華民國新漁業。該處於1946年八月成立，並於1947年五月十三日成立閩臺分處，處長亦為陳同白兼任。由於漁管處和水產公司的主管都是陳同白，在漁管處籌備期間，水產公司的人員常支援漁管處。漁管處獨立後，這種現象才逐漸消失。陳同白也因為在戰後同時接掌兩個漁業資源最重要的單位，並由於其留美的背景，使他成為日後農復會漁業組組長的不二人選。這些重要的經歷使陳成為戰後漁業界最具影響力的人物之一。
據程一岳的口述，「漁管處」的資金最後核定為2800萬美元。該處從美、澳購買新式漁輪，並認為所有漁輪都是外國最新式的產品，非有高度航海技術的人員不能勝任，藉此聘請大批外國技術人員，指導漁業技術，同時協助訓練中國漁業技術人員。但是，外籍和本籍人士分開管理。他抱怨這些依照聯總最高規格任用的外籍人員，根本是另一個階級。不過，從上述簡點船長的口述，亦可知在其中任職的本籍人士，待遇也不差。1948年後，漁管處人員也漸由本籍人士接管，外籍人士從200 餘人減至9人。當時停泊在基隆港中的漁船大部分破舊不堪，只有漁管處的「洋漁船壯麗堂皇」。比起台灣省農林公司水產分公司，「漁管處」不但船隻新，待遇高，並隨物價調整，成了人人覬覦的肥缺。
1947年行政院善後救濟總署改名為「善後事業保管委員會」(Board of Trustees for Rehabilitation Affairs, BOTRA)。次年初於上海舉行漁業救濟物資分配會議，臺灣方面參加者有陳同白和楊基銓(1918-2004)。據陳的回憶，當時物資分配的爭議相當激烈。程一岳的口述也應和了陳的記載。原本漁管處的物資是為了補助戰時中國沿海各省的漁民損失，但為了物資分配，許多官辦的漁業團體應運而生，以爭取物資。例如造船木材原本是為添造新船和修理舊船之用，但因各地爭吵未果，便就地整批出售後，分派給江、浙、閩、粵、冀、魯、臺七省，自行救濟漁民。經過各省的諸種漁業團體分派後，漁民拿到多少，「只有天曉得了」。
1949年，國共戰局吃緊，陳同白再次前往上海參加漁管總處會議，會中決定將漁管處改為「中華民國漁業開發公司」，並將基隆和高雄成立的漁管處臺灣分處改為該公司的籌備處。就在陳同白回臺後不久，善後事業保管委員會在臺成立了臺灣辦事處，以任顯群(1912-1975)為處長，隨即和陳同白展開了一場鬥爭。由於漁管處所分配到的物資已於當年一月運送來臺，並決定標售處分。任顯群派劉永愨接掌陳之職務，但陳以其職並非任顯群所任免，拒絕交接。後來任顯群檢舉陳同白，陳因此身陷囹圄，其後雖透過關說而獲釋，卻因此暫時失業。劉則從1952年至1962年間擔任漁業局局長。這段插曲相當程度地顯示了國共內戰之際，來臺大陸人士間的卡位和資源爭奪。
據陳同白的回憶，在其任職其間的漁管處相當難管理。一方面在大陸的總處體制不健全，處長不能久任，且時常干涉分處的人事。尤其在國共內戰，局勢不隱之際，更派了許多對漁業毫無認識的冗員。再加上外籍船員由並非漁業專家的美籍顧問直接指揮，且大陸總處的漁船常來臺售漁，更添船員管理上的困擾。此外，行總、聯總在臺視察人員眾多，花在交際應酬上的工夫甚大。這些因素，使得臺灣的漁管分處經營不易。另外，臺灣水產公司對漁管處亦時有怨言，因為漁管處成了水產公司的競爭對手。
1950年三月，基隆漁管處改組為「臺灣漁業善後物資管理處」，九月「善後事業保管委員會」結束，漁管處改隸經濟部。其後，以這些戰後救濟物資成立了國營的「中華民國漁業公司」（簡稱中漁公司）。
除了漁管處外，「臺灣區漁業救濟物資處理委員會」（簡稱漁救會）於1948年成立。1949年初，屬於臺灣省的漁業救濟物資運達，其價值估計約30萬美金，因通膨之故，約值60億臺幣。其後農林廳標售部份漁救物資，以償還借款及造船費。截至1950廢止以前，「漁救會」獎勵改良漁船、製造漁具、辦理水產實驗、及其他漁港之公共投資。據當時參與其事的楊基銓回憶，漁救會的資源對於戰後漁業復甦有相當大的貢獻。當「漁救會」廢止後，其資源則由農林廳水產課接收。
總結以上的討論，二次世界大戰後，國府的漁業資源主要來自兩部份：一部份是接收日產；另一部份來自聯合國的救濟物資。以這兩部分的資源為基礎，先後成立了兩家公營的漁業公司。最後兩家漁業公司皆因負有政策性任務，而營運不佳，兩家公司也因而先後消散。這些資源，除了一部分用於公共投資外，其他運用這些資源的所得則充國用，除了僱員外，和一般漁民的利益可能沒有太多關係。
參考文獻
陳同白，《從事漁業工作五十年》（基隆：中國水產協會，1977）。
菱舟，〈水產事業一角：看管處和水產公司〉《台灣新生報》（1947/9/5），頁4。
內藤春吉，《臺灣漁業史》（臺北：臺銀經濟研究室，1957）。
楊基銓撰述，林忠勝校閱，《楊基銓回憶錄》（臺北：前衛出版社，1996）。
簡點船長口述訪問，1998, 1, 17。
程一岳口述，遜膺整理，〈美帝把持下的”漁管總處”及“廣東漁管分處”〉http://59.41.8.205/gzws/cg/cgml/cg8/200808/t20080826_3877_1.html( 9.4.2020查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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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平一/ 戰後台灣漁業資源之接收（1945-1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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