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宗億(國立東華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

 

 

在美國時,參加美國人的宴會,或是和幾個美國朋友在一起玩,他總覺得他自己是陌生人、局外人,不屬於他們的國家、他們的團體、以及他們的歡笑的圈外人。但是他並不覺得悲哀,因為他有個安慰自己的念頭:我在這裡不過是暫時的,暫時的圈外人,有一天回到了自己的地方,和自己的人在一起,我就不再會有這種孤獨的感覺了,因為我將是他們的一份子,和他們打成一片。可是,現在坐在豪華的第一流旅館的舞廳裡,溶在自己國家的語言和歡笑中,坐在親人中間,忽然有股難以解釋的悲哀與落寞,將他整整裹著。[1]

我沒有不快樂,也沒有快樂。在美國十年,既沒有成功,也沒有失敗。我不喜歡美國,可是我還要回去。並不是我在這裡不能生活得很好,而是我和這裡也脫了節,在這裡,我也沒有根。[2]

 

楔子

 

戰後臺灣第一代和第二代外省籍作家飲食書寫主題與內涵之變化,具體反映其離散身分認同取向之遞嬗。[3]其中,1960年代外省族群飲食書寫,尤體現濃濃懷鄉情結,可見外省離散族群藉家鄉味飲食實踐與書寫,得以想像性回歸故土而撫慰其思鄉情懷,同時透過臺灣與中國家鄉味「今非昔比」之修辭寓意異鄉人身分認同,以及預期「反攻大陸」回歸故鄉的過客心態。[4]戰後初期臺灣「域內」外省族群的小說、散文與食譜等飲食書寫表露的身分認同取向,是否也體現在同時期「域外」外省族群的自我認同呢?本文嘗試從戰後臺灣留學生文學現象切入,由1960年代留學生小說之闡述,一窺同時期留美學生身份認同之端倪。[5]

戰後臺灣海外留學於1960年代蔚為風潮後,留學生與移民人口均以美國為最大宗。[6]1954年,中華民國教育部在臺實施「國外留學規程」,加上美援以來臺灣社會普遍崇美心態,以及當時國內政治威權體制、就業不易、研究資源缺乏、外省籍青年對臺疏離感等種種因素,形成一股「去去去,去美國」的留學風潮,[7]也因而在1960年代浮現以美國為核心的留學生小說現象。所以,本文嘗試具體闡述於梨華(1931-2020)、吉錚(1937-1968)、孟絲(1936-)、白先勇(1937-)與彭歌(1926-)等外省族群留學生創作之留學生小說中所體現的臺灣留美風潮、崇拜美國心態等時代趨勢,以及留美學生面臨讀書、工作與婚姻等生活現實之苦所衍生的幻滅感與隱含其中的「失根」集體心理,並佐以劉紹銘(1934-2023)的旅美記述等紀實性素材,淺談戰後臺灣「沒有根」世代留美學生集體之身分認同取向。然而,雖1960年代留學生小說作者多屬出生於中國而在臺成長的外省族群,但其實也不乏臺灣本省族群作家,所以本文觀察對象也包括歐陽子(1939-)。

 

1960年代留學生小說作家群像

 

戰後臺灣1960年代留學生於梨華、吉錚、孟絲、歐陽子、白先勇與彭歌創作的留學生小說,屬虛構性與想像性的文學文本,但其內容也折射特定時空下之文化現象與集體心態等社會事實,可謂是傳真表達留美學生集體生命經驗、歷史情境與時代趨勢的大眾歷史書寫文本,亦為具體化並承載1960年代留美學生集體心理的文化記憶媒介。[8]

於梨華的長篇留學生小說《又見棕櫚‧又見棕櫚》(以下簡稱《棕櫚》)是深具「歷史感」質地的留美學生集體傳記,而其短篇小說集《歸》則猶如女性留學生赴美之後歷經求學與婚姻甘苦的成長日記,[9]白先勇認為《棕櫚》就像「放逐者之歌」,讓於梨華成了「沒有根的代言人」,而小說主人翁牟天磊的「沒有根」之嘆,則一語道破當時「年輕一代的處境」。[10]

 

圖1:「沒有根的代言人」於梨華(19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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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留學生小說經典《又見棕櫚‧又見棕櫚》封面(19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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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於梨華的短篇留學生小說集《歸》封面(19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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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出頭逝世的吉錚,創作了長篇留學生小說《拾鄉》、《海那邊》與短篇小說集《孤雲》,均細膩描繪兩性留美學生眾生相及其失根心理,[11]頗具自傳色彩,其寫實性連作家馮馮(1935-2007)都說他看了《拾鄉》感同身受以致難過到無法入眠,更強調作者完全表達了留美學生所看、所感與所言,甚而稱《拾鄉》寫的「好像是我的事情」。[12]

 

圖4:香港文藝書屋1973年版《海那邊》書封背面所附吉錚照片(年代不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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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吉錚創作的留學生小說經典《海那邊》封面(19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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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吉錚創作的留學生小說經典《拾鄉》封面(19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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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7:吉錚的短篇小說集《孤雲》封面(19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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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絲以留美學生與旅美華人生活為主題創作九篇短篇小說,[13]尤聚焦勾勒跨世代女留學生與旅美女性職場和婚姻之苦,非常生動描寫了女性為家庭犧牲理想而陷於失落與空虛之情,於梨華評論〈微笑的日子〉時便指出,「在美國攻讀博士學位的讀者們」一定都曾經過「之邁與芝君所經歷過」的心情。[14]

 

圖8:擅於刻畫旅美女性的留學生小說家孟絲近照(約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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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9:《生日宴》(文星出版社,1967)收錄了孟絲創作的六篇短篇留學生小說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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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0:《吳淞夜渡》(三民書局,1970)收錄了孟絲創作的三篇短篇留學生小說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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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廣島而於戰後隨家人回臺的歐陽子,創作了兩篇留學生小說,首先發表於《現代文學》,分別側寫留美女學生與旅美華人二代遭遇身分認同困境的心境,白先勇認為歐陽子的小說作品深具「成熟精微的人類心理之分析」的特質,而其創作意識就在於「自我身分」的確定與印證。[15]其中,〈考驗〉以臺灣本省籍女留學生美蓮與美國大學生保羅間的異國戀情為情節主軸,呈現1960年代臺灣留學生群體的強烈中國認同,但同時也印襯出美蓮對中國身分認同的疏離;〈秋葉〉則描寫旅美華人啟瑞以中式服飾與飲食維持中國身分認同的執著,也生動刻畫其子混血兒敏生作為旅美華人第二代的身分認同困境。[16]

 

圖11:《現代文學》時期的歐陽子(洪智惠)(擷取自現代文學編輯委員會合影照,1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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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2:歐陽子的留學生小說作品收錄於《秋葉》(晨鐘版封面,1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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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先勇的留學生小說如〈芝加哥之死〉與〈安樂鄉的一日〉,分別折射留學生的失根心態,以及華人第二代的身分認同混淆;〈芝加哥之死〉描寫臺灣留學生吳漢魂在芝加哥大學攻讀文學學位,最終卻因心靈空虛在取得博士次日跳密西根湖自殺的故事;〈安樂鄉的一日〉則描寫依萍、偉成與女兒寶莉住在紐約郊區一個純美國人社區的故事,其中依萍不但無法融入美國社會,還與女兒寶莉之間爆發語言與身分認同的衝突。[17]

 

圖13:《現代文學》時期的白先勇(擷取自現代文學編輯委員會合影照,1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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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4:《寂寞的十七歲》收錄了白先勇創作的〈芝加哥之死〉、〈上摩天樓去〉、〈安樂鄉的一日〉、〈謫仙記〉與〈謫仙怨〉等短篇留學生小說作品(遠景初版封面,1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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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歌的留學生小說如《從香檳來的》也高度寫實,再現「留學生在美國的全貌」,夏志清因而稱之為「傑出的留學生小說」。[18]相較於白先勇及其留學生小說主人翁吳漢魂所投射的失根情懷與身分認同危機,彭歌本人及其小說人物如《從香檳來的》中的鍾華,在性格上更為正向、熱情而積極,身分認同也顯得明確而堅定,還顯露回歸臺灣為國服務的決心,[19]由此可見戰後臺灣留美學生群體及其身分認同的差異性與多元性。

 

圖15:留學生小說作家彭歌(姚明)(1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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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6:彭歌的留學生小說經典《從香檳來的》封面(1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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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崇拜美國」到「沒有根」

 

1960年代留學生小說體現同時期臺灣留美學生的生命經驗、歷史情境與時代趨勢,包括留美風潮與崇美心態,以及留學生赴美後面臨諸般苦悶而伴隨的失望、失落與失根的心理歷程,相當傳真寫實。在眾多留學生小說人物中,《棕櫚》中旅美十年生活暫時回鄉的牟天磊,或最具代表性,而其某夜在臺北街頭的經歷,便具體而微地體現了1960年代以來臺灣社會跟留美風潮相繫的崇美現象,以及留美學生在旅美與返臺時的雙重失根心理。

某夜在洗塵餐宴後回到家,天磊循著讓他喚回「大學時代的回憶」的按摩人笛聲,快步走到巷口尋找來源未果,卻循著「燒餅夾著油味的香氣」走向油條攤,而老闆一看天磊走來便「堆下一臉的笑」喚:「牟少爺,還沒睡?吃副油條燒餅吧?」天磊感到驚訝,老闆怎會知道他的身分,善於觀色的老闆接著表示天磊父親常來他的小攤吃燒餅,還曾「笑得合不攏口」跟老闆說天磊「在美國多少年,讀了多少書,賺了多少美金」,而且還在「在美國教大學堂」當「美國人的老師」,但如此誇大不實的說辭卻只讓天磊感到窘迫。同時,油條攤旁的幾個車夫也「滿臉的欽羨」看著天磊。接著,老闆忙著將燒餅油條放在天磊面前,而「見大家都站著吃」的天磊,也站著咬了一口燒餅夾油條表示大家都辛苦了,這麼晚還在做生意。其中一車夫無奈表示因為要養一家六口,並問天磊家「有幾位少爺小姐」?老闆聞言回「人家牟少爺」還沒有媳婦,這次回臺就是要結婚,之後就要「回到」美國去啦!另一車夫則表示「好多留洋的人」都回臺探親,還說某家兒子帶回一個「眼珠子那麼大」的鑽戒,而且「在美國一年賺的錢」在臺灣「可以過一輩子」,甚而堅決表示「那怕我把這雙腿蹬斷」,也要想法子把兒子「送到美國去賺大錢」。此刻,心虛的天磊再也吃不下燒餅油條,匆忙付完帳隨即「忙忙的走了」,且「走得很急」,好似「走得快就可以把那些話早點忘記」。[20]

由此段情節讀者應可深刻感受到油條攤老闆和車夫對「牟少爺」的崇敬與欽羨之意,也傳真表達了1960年代以來臺灣社會的崇美心態。然而,這卻讓天磊感到窘迫,因為他不但沒帶回「眼珠子那麼大」的鑽戒,在「美國一年賺的錢」也不能在臺灣過一輩子,還被當成是要「回去」美國的美國人,不禁感慨自己出國的目的,同時吐露美國生活之苦:

當時自己出國的目的是什麼呢?……只因為大家畢了業都出國,出國就成了一種時髦?……那麼他為什麼還要急急的出去?出去後,和他同期畢業沒有出國的同學,……當然負著重重的生活擔子,可是他們也過著平順的生活呀!……發現完全不是那麼回事的幻滅的煩惱。也許那些同學們在心裡羨慕他衣錦榮歸,他的博士及他的成就。

可是誰能猜測到這些是支付了全部的青春活力去換來,……雖然換來了這些只能給與安全而不能給與快樂的榮耀,而他所感覺到的只是一個「空」字呢?何況,十年來在國外所受到的不能避免的種族歧視,自己的辛苦,以及讀文科所受的種種生活與學業的挫折以及無窮無盡……這份「空洞」他是沒有辦法向人解釋的,沒有人能懂的……[21](此引文中的引號均為本文作者所加。)

這段自白清楚呈現天磊自覺因出國的「時髦」才「急急的出去」,並發現「沒有出國的同學」雖肩負現實重擔,但仍「過著平順的生活」,而自己留美之後,才「發現完全不是那麼回事」,而不知真相的同學也只「羨慕他衣錦還鄉」和「他的博士及他的成就」,卻不知他為這些付出了「全部的青春活力」,且這些「榮耀」也只讓他感到「一個空字」,更無人知曉他經歷種族歧視、文科的挫折、無窮盡的寂寞所造成的心理「空洞」。

1960年代留美學生面對臺灣社會崇美心態下不解美國生活之苦的感嘆,也出現在吉錚的《拾鄉》之中。旅美十餘年回臺的之怡在參加親友為她設的洗塵宴時,竟發現連「以前經常給她買烤魷魚吃的魯伯伯」,都以「您」相稱,只因她是「美國回來衣錦榮歸的貴賓」。面對如此崇美心態,之怡的內心獨白說明了崇美心態深植當時臺灣人心的因素:「大家要相信的是美國客的不同凡響,要知道的是美國的富貴榮華,沒有人知道一個留學生苦讀掙扎、和血帶淚的經歷,沒有人要聽一個異鄉人有家歸不得的迷失」。[22]

天磊與之怡隨留美風潮而旅美經歷的生活之苦,以及由此衍生的挫折、寂寞與幻滅之感,也可見諸其他留學生小說。在孟絲的〈倦鳥〉中,一名旅美十年的留學生在回鄉半年而即再返美之際,也驚覺自己是「隨著洶湧的人潮」而「去美國」,但卻並「沒有什麼特別的理由」,但若有人「叫他留下來」,他也「不會甘心」。[23]這是「倦鳥」版的牟天磊,在留美熱潮下旅居他鄉,但卻一方面感嘆不知為何出國,另一方面又同時不甘於留在家鄉。

在留學生小說中,由於崇美風潮而留美,但因留學生活之苦而選擇以結婚為歸宿的女留學生時常可見,以結婚為手段旅美的女性也有之。彭歌的《從香檳來的》中的鍾華,其女友陳露因留美熱潮與鍾華相約一起「到外面去」,還常說「大家都要走」,甚至「連有毛病的人」也設法要出去讀書「賺幾個美金」。然而,女友先留美之後,在臺服兵役的鍾華卻收到陳露來信,發現她為了「安全感」選擇了一位「好心照顧」她的男子。[24]在孟絲的〈艾瑪〉中,留學生韻梅讀完高中就留美,而且「大學沒唸完就結了婚」,之後變成「十足的少奶奶」,不但「住得摩登」,還「用得考究」,因她的丈夫「在中國城開了家禮物批發店」。[25]在〈春墜〉中的亞莉,因讀大學時「耳濡目染的儘是『出國』的光采」,便覺「唸書的目的就是出國」,而出國也是「最風頭」且「最體面的人」會做的「最流行的事」,但始終「考不取留學考試」的她,只好與華僑趙金木結婚實現赴美夢想。[26]

乘出國熱潮赴美並非年輕學生的專利,已婚中年女性或男性同樣趨之若鶩。例如,孟絲的〈花旗國〉中年過四十的郝太太,即使離開丈夫和孩子也要到美國,雖面對「丟下孩子丈夫不管」的嘲笑,卻認為批評者都是「酸葡萄」心理;[27]天磊與家人同遊臺東時遇到一位積極設法去美國中餐館工作的廚師,天磊便驚嘆從大學生到廚子都想「往美國跑」,真是令人「想不通」的奇怪現象,並與自己寧願旅美吃苦也不願回臺的心理對比:「在這裡,即使是不苦,還是想出去,在那邊即使是太苦,還是不想回來……」。[28]

臺灣如此崇美,以至於連留學生父母都希望子女旅美而不要回國。某日,天磊向妹妹天美說他考慮留臺工作,卻只收到「行不通」的回應,原因是天磊的父母會感到失望,而且不論天磊「對他們怎麼形容在美國的種種」,他們還是會認為「回美國」才會「有前途」。再說,天磊女友意珊的父母也不會贊成,因他們慫恿意珊和天磊通信,就是期盼她可以「嫁一個留美博士」。[29]

臺灣廣泛崇美心態竟也表現在飲食上。有回意珊問天磊美國是否有小吃店?天磊表示有,但每個小吃店都是吃熱狗與肉餅。意珊則回應,臺北圓山動物園附近有個地方可以吃「美國熱狗」,而且「好多人去吃」。天磊問味道怎麼樣?意珊卻回答:「不怎麼樣。但是生意卻很好。」天磊聞言馬上「忍不住笑了」,並表示「那是因為熱狗是美國東西」,並表示一般人崇美心理已到了「畸形的程度」,凡事「只要沾上美國」就都是好的。[30]

天美聽到天磊嘲諷崇美心態,立馬質疑他出國「不也是崇拜美國嗎」?天磊雖不否認,但卻強調正因他嘗過在美的「辛酸」,才覺得崇美是個「錯誤」。聽到天磊提及留美的辛酸,天美不可置信地追問天磊他到底「吃了些什麼苦」,天磊馬上回應,到美國「和美國人在一起」,只感到「你不是他們中的一個」,而且「不管你個人的成就怎麼樣」,最終「你還是外國人」。[31]天磊的「辛酸」,是一種身為局外人的苦,一種缺少心理歸屬的疏離感。

既然無法融入美國社會,不如「就和自己人在一起」?針對此,天磊解釋,在美國的中國人分成「很成功」、「平常」和「不成功而又沒有家可以躲藏」三種群體,其中「很成功」者都「自成一派」;「平常」的中國人,若已結婚就「把心寄託在家」,沒有結婚者便只想著「組織家庭」,到處「找女孩子」、「追女孩子」;「不成功而又沒有家可以躲藏」者,只能「躲在別的不成功的人的友誼里」,或從事「低賤的工作」,沈浸於「豪賭狂飲」而「忘了自己」。天磊坦言自己是「既沒有失敗也沒有成功,既沒有家,也沒有一群人,也無法失掉我自己的那一種」中國人。[32]

既然在美國沒有根,那麼回到臺灣如何?《棕櫚》中一段天磊與意珊在「喜臨門」跳舞的情節,具體呈現天磊在臺灣也「沒有根」的心理狀態。當時天磊在舞池發現意珊「在人羣中扭轉」,而「別人也在扭動」,且「形成一致的旋律」,而意珊「就是這個旋律的一部分」,而天磊卻是「站在漩渦之外的陌生客」。此景此情,不禁讓天磊聯想到他在美參加美國人的聚會,或和美國友人一起時,總覺得自己是「不屬於他們的國家」的「陌生人」和「局外人」,但當時並不覺得悲哀,因為他有天會回到「自己的地方」,跟「自己的人在一起」,成為「他們的一份子」。然而,當他回到臺灣,「溶在自己國家的語言和歡笑中」,也「坐在親人中間」,卻反而「有股難以解釋的悲哀與落寞」,深覺雖回到「自己的地方」,卻仍像個「圈外人一樣」,疏離地看著「別人的歡樂」。[33]可悲的是,他最終發現自己在臺灣也「沒有根」,同時雖又「不喜歡美國」,卻還是「要回去」。[34]

天磊的雙重「失根」狀態,因天美一句「你不會不回去的」獲得確證。天美認為,雖有些人「讀完學位都回來了」,但認為回來的人是因為「在此地有根」,而自己和天磊其實「不屬於」臺灣,因為他們「只是在這裡寄居」,總有一天「會重回家鄉」,所以在臺並「沒有根」。天磊聞言,馬上感嘆「我們這一代」是「沒有根的一代」。[35]外省籍天磊兄妹自認在臺「沒有根」的心理,正反映戰後初期臺灣外省族群的身分認同取向,而此也同樣呈現在1960年代臺灣「域內」外省族群飲食書寫在「反共抗俄異鄉人過客懷鄉」時期的心態。[36]

因此,天磊在美國與臺灣均「沒有根」的雙重失根心境,但卻仍在取得學位後選擇旅美的抉擇,正符合1960年代僅一成留學生回國的時代趨勢。關於此,蔡雅薰引黃重添之論,稱此時臺灣留學生「漂泊在太平洋的彼岸」,不但「有『無根』的苦惱」,也有「『斷根』的絕望」,更有「『尋根』的熱忱」。[37]趙淑俠與葉石濤也認為,留學生到美後最終留而不走,乃由於當時臺灣外省族群第一代與第二代對臺灣土地無法生根的疏離感所致。[38]

 

美國夢之幻滅:男性與女性留學生之苦

 

生活現實之苦,讓留美學生浮現失望與幻滅之感,甚而強化了失根情結。在《從香檳來的》中,陳露先於鍾華留美,在其寫給鍾華的信中清楚表露讀書與打工之苦,並對留學夢感到懷疑與徬徨,深覺「到了紐約才知道世界之大」,也才真正知道「人世的艱難」,且雖實現出國美夢,但卻「覺得十分之茫然」,甚而認為「以前的想法都錯了」,因為「升學,出國,拿學位,真吃力呀」。[39]

除了讀書之苦,不論在現實中,或留學生小說中,留美臺灣留學生忙於餐館打工的艱辛,相當常見。[40]例如,剛到美國西雅圖的劉紹銘,便在中國餐館當侍者,每週末兩天,每天十小時,時薪一元二角,加上小費,每小時「可賺兩元左右」,一個月大概可拿到60元至80元小費,加上薪水後大約170元;[41]《海那邊》中的趙士元還沒有獎學金時,就在美式餐廳洗餐盤;[42]《拾鄉》中的之怡,也曾趁聖誕假期到一個美國同學在奧斯汀的親戚家打工渡假,幫那家「闊氣的律師太太洗滌碗碟和清理廚房」;[43] 在〈芝加哥之死〉中,吳漢魂住在「通常租給窮學生或者潦倒的單身漢住」的「地下室」,在留美期間,也因剛開始沒有獎學金,「每天下午四時到七時」要到「中國洗衣店送衣服」之餘,到週末還要到「城中南京飯店去洗碟子」。[44]

 

圖17:《現代文學》時期的劉紹銘(擷取自現代文學編輯委員會合影照,1960)
圖片來源:https://reurl.cc/D48eEe,擷取日期:2024年2月22日。

 

圖18:劉紹銘的《吃馬鈴薯的日子》是重要的留學生自傳性紀實作品(晨鐘版封面,1975)
圖片來源:https://reurl.cc/L4ZVgK,擷取日期:2024年2月22日。

 

《棕櫚》中的天磊留美期間的經驗談,可一窺留學生在餐館打工的心理效應。有次天磊回到家鄉吃寧波湯糰當宵夜時,看到小吃店老闆工作的模樣,不禁憶起他在美國中餐館當侍者對客人的怨恨心理,但最終每日還是得「在臉上堆著笑」,繼續「侍候那批沒有古老文化」且「把錢看得比天還大的美國佬」。[45]留學生在餐館打工,心理易生不平,因自認是高學歷者,有些人還從小嬌生慣養,赴美後卻為微薄工資或小費,而卑躬屈膝、強顏歡笑。[46]

因此,讀書與打工之苦,常讓留學生對留學夢感到失望與幻滅。在於梨華的〈三束信〉中,向華寫信跟好友抱怨,稱自己到美國才「兩星期就想回台灣」,且連三強調「我想回家」,並感嘆「做了四年的出國夢」,到美國兩週卻在「人家的廚房洗碗」,所以「夢醒了」,也覺得「很失望」,感到「又驚又氣」,卻又「莫奈何」。[47]在《從香檳來的》中,女留學生蘭煙面對留美之苦,也感嘆她之前「沒到美國」,便「拼命想要來」,但真到美國之後,卻才發現「也不過如此」。[48]

在《拾鄉》中,之怡和昭谷的旅美生活,更具體而微地呈現留美學生奔波於讀書、工作與婚姻之間的苦悶。在之怡與昭谷造訪老友子平期間,子平問昭谷是否曾回到他與之怡初識的奧斯汀,昭谷卻表示因為他「天昏地暗」地「忙著唸書」,所以「什麼也顧不得」,而之怡「忙著做事養家」,因此什麼地方也「去不成」。兩人續聊昭谷的新工作,他卻繼續回憶留學生的窮困與忙碌:「這些年,我真窮夠了,加大五年,我每星期光在實驗室裏至少工作四十小時以上,他們一個月給我一百五十元,吃不飽,餓不死,若非之怡有份收入,孩子送到臺灣去,日子根本沒法過。」[49]

子平憑碩士學位在美工作,也歷經職場歧視之苦。由於他的上司「沒有念過大學」,因此「特別不能容忍書本上的學識」,故「一向歧視」擁有碩士學位的昭谷,而他為了每月「五百元的薪水」,只能「敢怒不敢言」。因此,在之怡的扶持之下,昭谷決心辭職前往加大讀博士,但期間甚至「沒有一晚睡過六小時以上」,因擔任研究助理,除了課業和實驗室工作之外,還要時時從事自己的研究。由於緊湊的生活節奏,以至於他和之怡在加大五年期間,「生活裡沒有一點色彩」,甚而感嘆他們住在加州,卻從來沒有去過「全美景色最宜人的幽森美地公園」、「世界上最大的小城雷諾」或「海濤潮聲情緻逸人的蒙特瑞」。[50]

昭谷艱辛求學的忙碌生活,應是大多數留學生的集體經驗,而〈芝加哥之死〉中的吳漢魂則是較為極端的例子。〈芝加哥之死〉中的臺灣留學生吳漢魂在芝加哥大學攻讀文學碩士與博士,最初因沒有獎學金,只能住在「空氣潮濕」且「光線陰暗」的地下室,為賺取學費和生活費,每天下午幫中國洗衣店送衣服,週末還得去南京飯店洗碟子。留學前虛弱的母親曾對漢魂說,趁她還在的時候,三、四年間一定要回去看她一次,但他在美一待六年,忙於讀書與打工都沒回去過,終於捱到博士學位考試時,在考前收到舅舅發來寫著「令堂仙逝,節哀自重」的急電,他拿著電報發呆半天,雖猜得到內容也不敢看,最後將它「塞到抽屜的角落裏」。[51]在考試前一天又收到舅舅來信,他也沒有拆開,直接「塞到抽屜裏去」。考完試之後,他才終於發現信上說她母親因腎臟流血而不治身亡,又說因他在考試,所以他母親說「不准通知他」。[52]吳漢魂因功課繁重且工作緊湊而沒時間及精力參加社交活動,最終因母親之死與心靈空虛,在取得博士學位後跳湖自殺。

女性留學生的生活之苦,較男性留學生更為艱辛,尤其為扶持家庭與丈夫而犧牲個人理想的失落。《拾鄉》中的之怡,因見昭谷在職場受歧視而不得志,因此甘願放棄工作跟昭谷去加大,並繼續工作貼補家用,甚且將女兒辛西亞送回臺灣給母親扶養。然而,在昭谷取得博士學位並找到工作之後,生活雖富裕而舒適,但旅美近十一年的之怡,卻感覺到「沒有更空虛過」,突然發現她和昭谷之間竟「什麼也沒有」。原來,七年來之怡與昭谷都「生活在未來的寄託裡」,但當「未來就是現在」,兩人卻發現「不知道如何處置」,一段賭城之旅更讓之怡感到「徹心澈骨完完全全的孤獨」,因她驚覺這世界中「沒有屬於她的」,而她「亦無所屬」,便疑惑自己該「往哪兒去」。因此,之怡最終心裏浮現「不如歸去」的意念,她想回「久離的」、「臺灣的」、「國內的」家。[53]

之怡的心路歷程,是許多步入婚姻的留美女學生之心理寫照。在孟絲的〈微笑的那天〉中,以留美為理想的芝君,有天早晨突然「覺得不自在」,原來女兒「小薇」來了,而之後「小慧又接踵而至」,最終她只能「把夢拋開」,開始「隱忍地做起主婦來」。芝君最終放棄讀書而將時間奉獻給丈夫和小孩,青春也因此「悄悄地溜走了」。[54]

像之怡與芝君一樣因步入家庭而放棄自我理想,最終落得一片寂寞與虛空的心理歷程,非常具體地呈現在〈三束信〉中向華寫給立蘋的信裡:

如今出國已三年,夢一個一個地化為泡影……嫁了人,放棄了雄心,實實在在地做起妻子來,不久即將做起母親來。想起從前我們坐在一起批評人家為人妻母的庸庸碌碌,對自己目前情形是多大一個諷刺!進大學後日夜夢想的出國實現了,人人口上掛著黃金國也看見了,想要而不見得非要不可的學位也得到了……到頭來還是落入這個被我們輕視,而對我們暗笑的羅網來。四壁是我們的聽眾,圍裙是我們的密友,丈夫是我們的靈魂——這個家的羅網!昔日的壯志宏願隨著晨昏廚房的炊煙,冉冉而去,再也不回來了。[55]

在向華看來,出國以來夢一個個「化為泡影」,因「嫁了人」,只得「放棄了雄心」,做起「妻子」與「母親」,最後成為自己批評的對象。她雖實現了出國夢,也見了「黃金國」,得到了「學位」,但卻陷入家庭的「羅網」,「四壁」成了「聽眾」,「圍裙」成了「密友」,「丈夫」成了「靈魂」,昔日的「壯志宏願」只得「隨著晨昏廚房的炊煙」一般「冉冉而去」。

正由於在美國生活之苦與空虛之感,許多女留學生以寫作為出口。在《歸》的〈自序〉中,於梨華坦言在短暫返臺一年後即將再度回美之際竟感到不安,因為「再度赴美後的生活,必會恢復往時的忙碌」,而且「將仍然回到那種矛盾的生活」,亦即「在忙于家庭瑣事時憎恨著生活的乏味」。不過,於梨華慶幸在此矛盾之苦下有一個出口:「在任何艱辛的環境下寫作都要比不寫作快樂」。[56]

同樣的心境,也出現在《棕櫚》中的黃佳利身上。黃佳利從臺大畢業後出國留學,拿到碩士後嫁給陸伯淵。[57]某日天磊一起到佳利家晚餐,佳利開始聊到她來美國以後讀書、結婚到生子的心路歷程,感嘆「出國的時候」立志「要擠進美國的文壇」,然而她「讀完了書」,就「忙忙的結了婚」,又「忙忙的生了孩子」,在孩子上學前,自己的希望也「一個個破滅」,之後出現「一大堆空的時間」,但卻「已沒有當年打天下的雄心」,只好「把自己的牢騷和希望用筆寫下來,好像洩恨,又好像找個事情做做」。[58]因此,寫小說成為佳利面對理想破滅與空虛生活的出口,而她臺大畢業赴美留學之後步入婚姻而最終成為小說家的歷程,像極了於梨華的生命經驗。

 

小結

 

1960年代臺灣美國留學生小說涉及兩性留學生旅居異鄉讀書、打工、戀愛與婚姻的甘苦與困惑,也觸及旅美華人和後代的生活、苦悶與焦慮,更反映留美風潮中臺灣社會的崇美心態,以及留學生和旅美學人在他鄉的身分認同危機與回歸臺灣的抉擇和掙扎,寓意外省族群第一、二代無法在臺灣土地生根的「沒有根」集體心理。然而,如歐陽子的留學生小說作品所示,在外省族群執著的中國身分認同取向之外,亦可見本省族群留學生對中國身分認同之疏離態度,抑或如彭歌的留學生小說作品所透露,並不乏在身分認同與回歸臺灣抉擇上展現熱情而堅決態度之人,雖然較為稀少。即便如此多元性,本文所述戰後臺灣1960年代留學生小說文本,不僅是承載1960年代留學生集體心理的文化記憶媒介,也是同時期留學生小說作者傳達留學生集體生命經驗、歷史情境與時代趨勢的傳真性大眾歷史書寫文本。

本文嘗試呈現1960年代留學生小說透過虛構性與想像性人物與情節,傳真表達1950年代美援以來臺灣普遍存在崇美心理驅使下,外省籍二代年輕人隨留美風潮遠渡太平洋赴美讀書並多數選擇長期旅美而不回歸臺灣的時代趨勢,並由天磊、漢魂、之怡、昭谷、之邁、芝君等兩性人物的故事,再現男、女留學生到美國之後因讀書、打工與婚姻等生活現實之苦而衍生挫折、寂寞與幻滅之感,進而滋生且互為強化的失望、失落與雙重失根等心理歷程,從中亦女留學生或旅美女性藉讀書、婚姻或工作等途徑,終於實現美國夢卻遭遇生活之苦的情愛歸宿抉擇與陷入婚姻羅網的心理空虛和鄉愁情結,而也正因此般心理歷程,猶如《棕櫚》中的黃佳利,許多留學生小說與歷史現實中走入家庭為丈夫與子女犧牲的女留學生,都以寫作為心理出口。

那麼,1960年代之後以及歐亞等地區的留學生與留學生小說所鏡射的留學生身分認同取向呢?這便是後續幾篇要談的問題了!…to be continued……

 

 


延伸閱讀書目

一、專書

朱芳玲,《流動的鄉愁:從留學生文學到移民文學》,臺北:國立臺灣文學館,2013。

許擇昌,《從留學生到美籍華人—以二十世紀中葉台灣留美學生為例》,臺北:財團法人海華文教基金會,2001。

蔡雅薰,《從留學生到移民:臺灣旅美作家之小說析論,1960-1999》,臺北:萬卷樓圖書,2001。

劉紹銘,《吃馬鈴薯的日子》,臺北:晨鐘,1975。

二、期刊論文

陳玉箴,〈從溝通記憶到文化記憶: 1960-1980年代臺灣飲食文學中的北平懷鄉書寫〉,《臺灣文學學報》,25(2014年12月),頁33-68。

潘宗億,〈瑪德萊娜時刻:以戰後臺灣飲食書寫中的食物記憶為例〉,《中國飲食文化》,12:1(2016年4月),頁91-176。

潘宗億,〈一九六〇年代臺灣留學生小說中的食物記憶與身分認同〉, 《中國飲食文化》, 19:2(2023年10月), 頁179-225。

 


註腳

[1] 於梨華,《又見棕櫚.又見棕櫚》(臺北:皇冠,1967),頁73-74。

[2] 於梨華,《又見棕櫚.又見棕櫚》,頁145-146。

[3] 臺灣飲食書寫之發展可追溯至戰後初期,並在1990年代漸成主流,相關學術史討論與研究成果,參閱:張巍騰,《臺灣當代飲食散文的流變(1949-2008)》(臺中: 靜宜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09);潘宗億,〈瑪德萊娜時刻:以戰後臺灣飲食書寫中的食物記憶為例〉,《中國飲食文化》,12:1(2016年4月),頁91-176;陳玉箴,〈從溝通記憶到文化記憶: 1960-1980年代臺灣飲食文學中的北平懷鄉書寫〉,《臺灣文學學報》,25(2014年12月),頁33-68。

[4] 詳參:潘宗億,〈瑪德萊娜時刻〉,頁132-143。

[5] 所謂留學生文學,意指由1960年代至1990年代從臺灣旅美而以華文書寫的留學生與學人作家,在臺灣出版或美國華文報章刊載的小說與散文等文學創作,而其寫作題材包括留學生生涯、打工戀愛甘苦、旅美學人生活、海外華人群像,以及隨時代政局與文化風潮下的臺灣旅美華人故事為主,相關定義與學術史之討論可參閱:蔡雅薰,《從留學生到移民:臺灣旅美作家之小說析論,1960-1999》(臺北:萬卷樓圖書,2001),頁35-39;潘宗億〈一九六〇年代臺灣留學生小說中的食物記憶與身分認同〉, 《中國飲食文化》, 19:2 (2023), 頁185-188。

[6] 根據官方統計,1950至1960年代,臺灣留學美國人數佔所有留學生82.06%,且他們取得學位之後多選擇旅居美國,回臺灣者不到一成,參閱:許擇昌,《從留學生到美籍華人—以二十世紀中葉台灣留美學生為例》(臺北:財團法人海華文教基金會,2001),頁21-23;至1980年代,留美學生仍佔臺灣海外留學生人口88.64%,雖日本、加拿大等地區留學人口逐漸增加,但比例上仍以美國為大宗,相關統計可參閱:行政院青年輔導委員會,《二十年留我國留學教育之研究》(臺北:行政院青年輔導委員會,1981),頁2;其他歷年相關統計數字可詳參:中華民國教育部國際及兩岸教育司,「民國39年至78年出國留學生人數統計表」,http://ws.moe.edu.tw/001/Upload/userfiles/39-78(1).pdf,擷取日期:2022年12月1日。

[7] 相關詳細討論可參閱:許擇昌,《從留學生到美籍華人—以二十世紀中葉台灣留美學生為例》(臺北:財團法人海華文教基金會,2001),頁31-47; 麥禮謙,《從華僑到華人——二十世紀美國華人社會發展史》(香港:三聯,1992),頁429-430。

[8] 相關學理探討以及於梨華、吉錚、孟絲、白先勇與彭歌的生命與創作史和特色之詳細闡述,可參閱:潘宗億〈一九六〇年代臺灣留學生小說中的食物記憶與身分認同〉, 頁190-201。

[9] 於梨華,《歸》(臺北:大林書店,1973 [1963]);於梨華即曾坦言《歸》收錄的作品,都是其在美生活結晶:「短短的幾篇,長長的幾年。九年,從一個把夢頂在頭上的大學生,到一個把夢捧在手中的留學生,到一個把夢踩在腳下的女人——家庭主婦。」於梨華,〈自序〉,《歸》,頁1。

[10] 白先勇,〈流浪的中國人——臺灣小說放逐主題〉,《第六隻手指》(臺北:爾雅,1995),頁112。

[11] 吉錚,《拾鄉》(臺北:皇冠,1976 [1967]); 吉錚,《海那邊》(臺北:純文學,1986 [1967]); 吉錚,《孤雲》(臺北:大林,1977 [1967])。

[12] 吉錚,〈寫在『拾鄉』出版前〉,《拾鄉》,無頁碼。

[13] 九篇小說分別為〈唐人街的故事〉、〈花旗國〉、〈嬌車遲暮〉、〈彼岸的悒鬱〉、〈微笑的那天〉、〈倦鳥〉、〈小紅屋〉、〈雨夜話鬼〉、〈生日宴〉,其中前三篇收錄於《吳淞夜渡》,後六篇則收錄於《生日宴》。孟絲發表於1980年代的《楓林坡的日子》則觸及華人移民家庭生活之種種,參閱:孟絲,《生日宴》(臺北:大林書店,1973 [1969]); 孟絲,《吳淞夜渡》(臺北:三民,1970); 孟絲,《楓林坡的日子》(臺北:中央日報社,1986)。

[14] 於梨華,〈序〉,孟絲,《生日宴》,頁3。

[15] 白先勇,〈序〉,收錄於歐陽子,《秋葉》(臺北:爾雅,1980),頁3。

[16] 歐陽子的留學生小說作品皆先發表於《現代文學》,分別為1964年的〈約會〉與1969年的〈秋葉〉,之後皆收錄於1980年出版的短篇小說集《秋葉》,其中〈約會〉於1970年改寫並易題為〈考驗〉;歐陽子,〈考驗〉,《秋葉》,頁89-104;歐陽子,〈秋葉〉,《秋葉》,頁201-229。

[17] 白先勇,〈芝加哥之死〉,《寂寞的十七歲》(臺北:遠景,1987 [1976]),頁221-238;白先勇,〈安樂鄉的一日〉,《寂寞的十七歲》,頁265-277。

[18] 夏志清,〈志士孤兒多苦心:彭歌的小說〉,收錄於張素貞編,《彭歌》(臺南:國立臺灣文學館,2015),頁257-258。

[19] 蔡雅薰,《從留學生到移民》,頁279。

[20] 於梨華,《又見棕櫚‧又見棕櫚》,頁98-100。

[21] 於梨華,《又見棕櫚‧又見棕櫚》,頁100-101。

[22] 吉錚,《拾鄉》,頁191、196。

[23] 孟絲,〈倦鳥〉,頁103。

[24] 彭歌,《從香檳來的》,頁76、78-79。

[25] 孟絲,〈艾瑪〉,頁107。

[26] 吉錚,〈春墜〉,頁91-92、97、104-105。

[27] 孟絲,〈花旗國〉,頁76。

[28] 於梨華,《又見棕櫚‧又見棕櫚》,頁313。

[29] 於梨華,《又見棕櫚‧又見棕櫚》,頁174-175。

[30] 於梨華,《又見棕櫚‧又見棕櫚》,頁144-145。

[31] 於梨華,《又見棕櫚‧又見棕櫚》,頁145。

[32] 於梨華,《又見棕櫚‧又見棕櫚》,頁145。

[33] 於梨華,《又見棕櫚‧又見棕櫚》,頁73-74。

[34] 於梨華,《又見棕櫚‧又見棕櫚》,頁145-146。

[35] 於梨華,《又見棕櫚‧又見棕櫚》,頁176。

[36] 戰後外省族群第一代和第二代作家飲食書寫在食物記憶主題與內涵上的變化,具體呈現其離散身分認同變遷,並可區分為1950至1960年代的「反共抗俄異鄉人過客懷鄉」、1970至1987年的「異鄉人在臺想像中國」與1988年至2000年的「鄉關何處與多重認同危機」等三個時期。「反共抗俄異鄉人過客懷鄉」與「異鄉人在臺想像中國」階段的飲食書寫,是外省族群離散經驗與國民黨統治政權「中國化」政策宏觀脈絡下的產物,而外省族群在「鄉關何處與認同危機」階段的飲食書寫,則是臺灣解嚴以來民主化與臺灣化過程中外省族群邊緣化的結果,相關討論可詳閱:潘宗億,〈瑪德萊娜時刻:以戰後臺灣飲食書寫中的食物記憶為例〉,頁130-161; 陳玉箴,〈從溝通記憶到文化記憶: 1960-1980年代臺灣飲食文學中的北平懷鄉書寫〉,頁33-68。

[37] 蔡雅薰,《從留學生到移民》,頁171。

[38] 蔡雅薰,《從留學生到移民》,頁83。

[39] 彭歌,《從香檳來的》,頁78-79。

[40] 許擇昌,《從留學生到美籍華人》,頁60-61。

[41] 劉紹銘,《吃馬鈴薯的日子》(臺北:晨鐘,1975),頁21、27-28;劉紹銘所創作的《二殘遊記》以幽默風趣的風格呈現旅美學人生活甘苦,參閱:二殘,《二殘遊記》,第一集 (臺北:洪範,1986 [1976]); 二殘,《二殘遊記》,第二集 (臺北:洪範,1987 [1977]); 二殘,《二殘遊記》,第三集 (臺北:洪範,1989 [1977])。

[42] 吉錚,《海那邊》,頁78-79。

[43] 吉錚,《拾鄉》,頁24。

[44] 白先勇,〈芝加哥之死〉,頁221-222。

[45] 於梨華,《又見棕櫚‧又見棕櫚》,頁179-180。

[46] 許擇昌,《從留學生到美籍華人》,頁61。

[47] 於梨華,〈三束信〉,頁80-81。

[48] 彭歌,《從香檳來的》,頁138。

[49] 吉錚,《拾鄉》,頁23、26-27。

[50] 吉錚,《拾鄉》,頁33、38-39。

[51] 白先勇,〈芝加哥之死〉,頁221-223。

[52] 白先勇,〈芝加哥之死〉,頁223-224。

[53] 吉錚,《拾鄉》,頁35、55、56-57、65-66。

[54] 孟絲,〈微笑的那天〉,頁135、136、138。

[55] 於梨華,〈三束信〉,頁115。

[56] 於梨華,〈自序〉,《歸》,頁3。

[57] 於梨華,《又見棕櫚‧又見棕櫚》,頁85-87。

[58] 於梨華,《又見棕櫚‧又見棕櫚》,頁103-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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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宗億/去去去.去美國?:戰後臺灣一九六〇年代留學生小說中的身分認同與雙重失根情結
引自歷史學柑仔店(https://kamatiam.org/戰後臺灣一九六〇年代留學生小說中的身分認同與/)


最後修改日期: 2024-0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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