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宏彬(國立成功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

 

 

現在是2020年的4月。自從1月底臺灣禁止口罩出口並採取配給制度後,街頭各處藥局出現排隊人龍。沒口罩不能上學、不能去郵局,也不能搭乘大眾運輸工具,在城市中幾乎是寸步難行。材質不論,樣式不拘,口罩成為一種特殊的社交互動媒介,需要你我一同戴上,方能再度投身人海中和諧共游。

口罩是一種遮蔽。就疫病管控而言,口罩的使用在於隔絕病原的進出。這是傳統身體城堡意象的延伸,如果說,身體是座城堡無時無刻都在抵抗外來有害物質的入侵與傷害,那麼口罩就像是城門的防護罩一般。城門是城堡與外界交流的重要出入口,也是外來者入侵的主要管道,需要有如護城河、吊橋、身份確認等特別保護。同樣地,口鼻作為人體最主要的出入口,也需要特別的防護。

不同材質與樣式的口罩象徵不同的安全想像,但共通之處在於遮蔽。歐洲自17世紀以來常見的手持長杖、身著黑色皮衣、臉上帶著長長鳥喙面具的「瘟疫醫師」(Plague Doctor)便是如此:長杖可以避免接觸病患身體(或屍體),皮衣可以阻絕皮膚接觸外界,而長長的鳥喙面具以及放置其內的辛香草藥則讓有害的空氣難以進入口鼻。口罩是一種開放出入口的遮蔽,身體城堡的延長。

然而,口罩亦是另一種形式的遮蔽,一種保護他人的遮蔽。這是較為近代的發明,可以追溯至19世紀後期,外科醫師在手術進行中為了避免患者傷口遭感染的防護設備,與殺菌、消毒等概念一同出現的外科口罩(surgical mask)。接受手術的身體是遭強行打開出入口,無意識、無防備的身體,是已然壞損的城堡。手術進行時周遭的一切環境都可能是危險的感染來源,甚至動刀的醫師本身亦然。因此殺菌技術的出現、無菌環境的建構以及外科醫師的洗手與戴口罩等措施,都是為了保護虛弱的,不自主的開放身體。

1910-11年清國的滿州鼠疫時,外科口罩的使用便不再只侷限於外科手術了。隨著空氣傳播主張的提出,在伍連德主導的清國防疫中,他提出運用紗布來製作口罩,讓口罩成為這場疫病中人人必須配戴的防護配備。從會接觸到病患的醫護人員、清潔工、苦力,到病患的家人、鄰居等等,所有可能受到疫情影響的當地民眾,都必須配戴口罩。此時起,口罩不僅保護自己、保護病患,也是保護不特定他人,因為人人都可能被傳染,也可能會傳染給別人。戴口罩成為一種集體的責任,甚至是義務。到了1918年西班牙流感在全球大爆發時,建議或強制口罩配戴已成為世界各地常見的疫病防治策略,包括殖民臺灣與西方社會。伍連德醫師教導滿州醫護所使用的口罩,二十世紀初期也進入臺灣,對抗流行性感冒。

但這種由外傷處置用的潔白紗布所製成的口罩,除了用來應對疫病之外,也逐漸浸潤滲透至日常生活的紋理中,成為民眾熟悉的生活配件。比方說,口罩可以用來禦寒,讓殖民時期臺南佳里的小鎮醫師吳新榮在寒冬外出往診時抵禦冷風,保持口鼻溫暖潮濕。為了保暖需要,此時也有毛質口罩(還附耳罩!),或可想像成一種口腔周遭的毛衣或圍巾?口罩在戰後日常生活也扮演重要角色。比方說,我的母親(1946-)便曾提到,在她的兒時回憶中,口罩與手帕、衛生紙、漱口杯一般成為小學衛生教育中重要的一環。我問母親,什麼時候需要戴上口罩?她說,不記得老師跟家長們曾因為感冒或流感要求孩童戴口罩,最常用的場合其實是掃地時,用來阻擋風沙灰塵。戰後東亞經濟發展,日本大量種植柳杉導致林相改變,花粉症亦隨之興起。此外,隨著工廠興起,因為工業生產所衍生的空污所誘發的「東京橫濱氣喘」在1960年代引起熱議。口罩成為工人及居民防護工業污染及過敏的手段,增加了不少季節性與地域性的使用者。臺灣雖然受花粉症的影響不大,但戰後最普遍的交通工具「機車」及各種機動車輛也隨著社會發展快速增加,交通工具所排放的大量廢氣也讓許多的騎士成為口罩愛好者。最晚自1980年代起臺灣都會地區家長便開始意識到孩童氣喘與環境污染間的關係,而近年來空氣中細懸浮微粒對健康的危害更引發全民關注。於是,口罩在臺灣成為避免有害污染物質與過敏原透過口鼻進入人體的一種防護,是身體城堡防護概念的延伸與擴大。

口罩是一種隱藏。這陣子在路上,常會認不出朋友來。遠遠地看到朋友走過來,直覺揮手致意。朋友放慢腳步、一臉狐疑,露出「你是誰啊?我認識你嗎?」的表情。這不是第一次了。這段日子來,隨著口罩使用的增加,路上感覺滿是難以辨識的陌生人。不僅朋友認不出我,我也常常懷疑著,對面走過來的那個人,就是某某嗎?有時你看我,我看你,很想打招呼又怕太唐突,兩人就在這尷尬的情況下默默低頭擦身而過。又或者,由於彼此都有口罩遮掩,我們就可以光明正大的假裝不認識迎面而來的那個人,應酬式的打招呼太累人。

除了肢體、言語及眼神之外,我們總是透過微妙的臉部表情來傳達不同的情緒與訊息給周遭的人。「嘴角上揚」、「歪嘴」、「齜牙咧嘴」、「撇嘴」、「抿嘴」、「撅嘴」、「咬嘴」、「捂嘴」,「咧嘴大笑」,光是嘴部的變化就可以傳達出這麼多種微妙的情緒變化。口罩對社交活動的障礙,影響最深的莫過於以唇語來解讀世界的聽障者了。近來受到疫情影響的商家,也有部分是聽障者,當每位顧客都因應防疫的需求戴上口罩時,老闆就無從理解客人的需求與情緒為何了。

就如同早期隨身聽剛問世時,在流行文化中戴上耳機會傳達某種拒絕聆聽,主動停止與周遭環境互動的姿態,進而讓家長與教育團體開始焦慮一般,戴上口罩也有主動隱藏自身表情,乃至於情緒的意圖。在沒有疫情,人們不常戴口罩的時候,選擇戴上口罩這件事即是選擇刻意隱蔽自身口鼻與聲音,突兀地阻礙了社交活動。這時候,人們總會問,「你怎麼了?生病了嗎?還是今天空污嚴重讓你過敏了?」

如果說,人們是透過臉部表情的活動,來展示參與社會互動的意願,那麼,選擇在人際互動的視線中央「戴口罩」這件事,難道不是一種對人際互動最直接且強烈的抗拒?如此,難道不會強化了某種自我與他者的區隔,進而增強了原本隱而未見的刻板印象與污名?或許,污名並非來自於口罩,而是口罩所遮蔽的溝通與互動,再次召喚並強化了人群對人群的刻板印象。於是,許多在西方社會的亞洲臉孔因為口罩而被視為帶原者,遭到嚴峻的排擠與欺壓,彷彿回到種族歧視的過往;同樣地,在臺灣的外籍人士也因在大眾運輸工具上不戴口罩而感到壓力與敵意,彷彿是記憶中西方極度個人主義、自私自利的化身再現。然而,不要忘了,即使遮掩了口鼻,我們還是有聲音、雙眼與肢體可以與社會互動溝通,傳達訊息。雖然聲音可能會因為口罩稍微模糊不清,需要重新調整發音,但正因如此,或許眼神會更為生動有力,肢體語言也會更加豐富。要對抗污名與歧視,我們需要讓封閉、隔離且焦躁的社會能夠重新互動,讓人們願意彼此理解。口罩之外,一個心領神會的眼神、手勢或姿態,各種無聲交流的可能,都需要我們放慢腳步細心體會。

口罩是一種轉換。在西文的語意中,mask(口罩)其實還有一個意涵,就是面具。與口罩相較,面具的文化意涵更為深遠且豐富,在世界各地的宗教儀式、戲劇表演與節日慶典中都普遍使用。除了隱藏身份之外,面具還有彰顯或轉化身份的作用。在漫畫或電影世界中,無論是英雄或者惡棍常常都需要某種面具(或裝扮),來保護自己日常生活的真實身份不受干擾,並彰顯其想要傳達的角色形象。在早期階級分明的威尼斯,盛大的狂歡節化裝舞會讓所有參加人們可以透過面具,擺脫現實身份的束縛,與不同階級身份的人親密接觸共處。但面具在威尼斯不只有隱藏與轉化的意涵,同時也是重要的彰顯身份與地位的工具。十八世紀的威尼斯人一年之中會有六個月都戴著面具,特別是去劇場時。因為劇場龍蛇雜處,面具象徵上流階級的保守矜持,反而是種另類的身份展現。

在威尼斯不遠處的維洛納(Verona)就是十六世紀末莎士比亞創作經典愛情劇作《羅密歐與茱麗葉》的背景城市。為什麼兩位出身敵對世仇家族的青年男女,會有機會相遇並相戀呢?化裝舞會及面具在其中亦扮演關鍵角色。在故事中,經不起朋友的一再慫恿,羅密歐戴著面具大方參加世仇家族所舉辦的化裝舞會,並與茱麗葉相遇。面具無法完全遮掩羅密歐的身份,很快就被茱麗葉的表哥所識破,表哥誓言要好好教訓這個不知天高地厚,膽敢闖入自家舞會的小子。但也正是面具與化裝舞會具有遮掩真實身份,甚至不予追究真實身份的特質,讓茱麗葉的父親阻止表哥的衝動,羅密歐才得以繼續參與舞會。於是,面具遮蔽、保護並轉換了羅密歐的身份,在這對原本因家族身份制約無法彼此接觸的年輕人間,建立起不曾有過的連結與橋樑,讓他們得以跨越家族的隔閡與鴻溝,相知相戀。

同樣都是掩蓋臉部,口罩是否也具備某種轉換身份的特質呢?在1910-11年的滿州鼠疫中,伍連德所倡議的紗布口罩除了是簡易阻隔病菌的個人防護配備之外,也將晚清的滿州居民從無知迷信的大眾,轉換成文明且具集體公衛意識的人口。口罩不但成功的阻止了滿州鼠疫的擴散,也彰顯了晚清具有治理滿州正當性的科學主權。如今走在街上,當我們看到帶著黑色口罩的年輕人時,不也在眼前浮現「五大訴求、缺一不可」,不屈的香港人身影?今日,戴口罩成為臺灣社會集體參與的活動,塑造了彼此相互體貼彼此照應的信賴氛圍。當臺灣的口罩政策(口罩國家隊及口罩捐贈)成為國際上成功防疫與有效治理的象徵時,那不僅是外交上的突破,也形塑了臺灣民眾新的集體感、形象與認同。於是,口罩不僅是防疫口罩,也是轉化並彰顯臺灣主權與臺灣認同的口罩。於是戴上口罩的臺灣黑熊不是孤立的、弱勢的外交孤兒,而是驕傲的、互助的,願意與世界攜手協力的熊仔。  

 

圖1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must include Taiwan to fight cross-border diseases

圖片來源:Taiwan in Hamburg臉書 https://www.facebook.com/photo/?fbid=2597379423922458&set=a.1986613774999029 (2020/4/24)

 

口罩是一種儀式。我尊敬的幾位醫師及科學家長輩從不戴口罩,每次看到我戴口罩都會笑著搖頭說,那其實一點用也沒有。從學理上來說,這些口罩的孔隙都太大,跟臉部的密合度也差,防病毒無用,防細懸浮微粒也沒用。除非是N95,不然一般口罩無法阻絕這些細小的病原或顆粒進入你的身體,都是「戴心安的而已」。我知道。我想很多人也知道,但還是會繼續戴口罩出門。那種心情,與其說是戴心安的,也可說是戴心酸的。不然還能怎樣呢?我還能做些什麼呢?

在臺北還沒有捷運時,我曾經在永和住過一段時間。就跟其它大學生一般,我每天騎摩托車上下福和橋、永福橋,往返永和、古亭、公館上課打工。不誇張地說,每次在橋下等紅綠燈時,前後左右都是機車長陣,噗噗噗噗的廢氣瀰漫聚散。到了學校或回到住處,脫下安全帽手隨便往臉上一摸,發現都是黑的。因此,我蠻常戴著布口罩騎車。在還沒有細懸浮微粒PM2.5跟有機揮發物概念時,布口罩讓我感到舒適且安全,至少我知道進入身體的廢氣變少了,臉也乾淨多了。

現在想來,知道有些事情是自己做得到,可以有效保護自己,是種久違的安心。今天,我們知道一般口罩無法阻絕那些肉眼看不到的細小微粒或病毒進入口鼻,穿透血管,崩壞身體。但這些伴隨著現代文明而來的新興風險,已經綿密交織在現代生活的每道紋理之中,要如何去改變,如何去防護,如何去避免呢?這就好像是在問,要去哪裡可以找到沒有污染,沒有過敏原,又可以負擔得起的生活方式?哪裡又可以找到沒有病毒,沒有無症狀感染者,又可以正常生活的地方?空污無國界,病毒亦然。即使不斷的疾呼、倡議,甚至改變政權,我們可以期待不久的將來臺灣的空污可以改善嗎?各種柴油車、火力發電廠跟高污染工業都在臺灣消失,在東亞消失,在地球消失嗎?同樣地,即使全世界都因為這場大疫按下暫停鍵,但我們還是不知道防疫的破口何時會出現,社區感染何時會發生,疫苗與藥物何時會開發成功,以及群體免疫何時會達到,最終讓這次疫情可以過去。即便這次疫情因此得以緩解,當全世界的人類與物種再次頻繁且親密的互動交流時,我們還是不知道下一波新型傳染病會何時會來,從何而來。

這種無處不在、無法預期,卻又無從迴避的風險讓人感到無比荒謬。我們不是已經遠離迷信愚昧,是科學的,現代的,文明社會嗎?雖然做什麼感覺都很徒勞,但什麼都不做令人更焦慮。是的,身體城堡的延伸防護已不再能夠保護你我,既有的官僚機構的作為也進退失序、緩不濟急(世界衛生組織是最鮮明的例子),我們每個人都只能反求諸己,彈性地組裝身邊的一切資源,來因應風險。於是,身邊有過敏兒的朋友恨不得在每個房間(甚至學校教室)都擺上空氣清淨機,天天吸塵曬棉被。這些日常生活的新常規難道不也扮演著某種儀式的功能,減低人們的焦慮,給人安定的力量,讓我們得以繼續正常生活?口罩亦然,洗手亦然。於是,我們用最大的耐性排隊買口罩,最大程度地配合政策戴上口罩。透過這些集體儀式,我們各自創造出自己口鼻間專屬的微小空間以安定身心,再與旁人一同重新打造社會互動的合宜方式。如此,我們才能繼續在這無常且荒謬的大疫中,一起努力正常的過日子。

 

 

 

本文參考以下研究者的心得:Christos Lynteris (2018), Adam Burgess and Mitsutoshi Horii (2012), James H. Johnson (2011), Emily Martin (1994), Erving Goffman (1982, 1986)及陳力航(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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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宏彬/ 戴口罩:一起努力正常生活
引自歷史學柑仔店( https://kamatiam.org/戴口罩:一起努力正常生活/
)


 

最後修改日期: 2020-0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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