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仕起（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
〈扁鵲傳〉中所見醫學知識，不是扁鵲之時代，而是司馬遷之時代的醫學。
――山田慶兒，〈扁鵲傳說〉，收入氏著《夜鳴の鳥——醫學‧咒術‧傳說》（東京：岩波書店，1990年5月），頁126。
一、成都老官山三號漢墓的發現
2012年7月，中國四川成都金牛區天回鎮舊稱老官山的社區衞生站東側，因為興建地鐵的工程發現了幾座古墓。當地的文物考古部門於是組織了聯合考古隊展開搶救性發掘，發掘工作持續到2013年8月完成，總共清理出編號M1到M4的四座西漢墓。在編號M3的這座墓中，因為出土了和古代醫學有關的一批竹簡和一具漆木人俑，很快便引起了注意。2013年12月11日起，媒體開始披露這次的考古發現；12月16日負責搶救性發掘的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成都金沙博物館向媒體通報考古發掘的初步成果；[1]其後，在2013年12月19日，我們便已看到由成都文物考古研究供圖，以「成都老官山漢墓發現醫簡：確認為扁鵲學派失傳醫書」標題呈現的新聞報導。[2]而在2014年7月首度面世的考古發掘簡報中，整理者也根據墓的下葬年代、竹簡的內容和其他文物遺迹推斷，「部分醫書極有可能是失傳了的中醫扁鵲學派經典書籍」。[3]此後，學者有關該墓出土竹簡、人俑的討論不斷。[4]2022年11月，在老官山M3漢墓墓葬文物重見天日的十年後，以該墓出土竹簡及漆木人俑為主要說明對象的《天回醫簡》一書上、下兩冊終於在北京正式出版。
圖1 2013年12月19日中國新浪網轉載中國新聞網的畫面。
在《天回醫簡》一書中，整理者除了重申上述見解，又進一步指出：
天回醫簡的主體部分抄錄於西漢呂后至文帝時期，根據《史記‧扁鵲倉公列傳》的記載，倉公淳于意的行醫與授學時間與這一時期相當；墓主人下葬年代在景、武時期，其年輩應與淳于意弟子相當。從天回醫簡的內容來看，均為已亡佚的古醫書。按鄭樵「書有名亡實不亡」之例，這批醫簡的主要內容與淳于意所學所傳的醫書相關。其中《脈書‧上經》《逆順五色脈臧驗精神》保存了「色脈診」的內容；《脈書‧下經》是與馬王堆漢墓、張家山漢墓出土古「脈書」接近的經脈文獻，但包含了更加豐富的「言病之變化」的內容；《和齊湯法》是側重於「合和製劑」的經方類文獻；《犮理》是關於犮、石兩種古治法的文獻；《刺數》則是記載刺治法的文獻。重要的是，《脈書‧上經》中出現的「敝昔曰」與簡文中存在較多的齊語特徵，證明這批醫簡在學術上應源於扁鵲與倉公；至成帝時劉向等校書，編定有《扁鵲內、外經》，當與此一脈相承；又考傳世文獻，亦可證今《素問》《靈樞》《難經》乃「傳訓詁」之作。⋯⋯據《後漢書‧方術列傳》記載，東漢初有脈學大師涪翁出於廣漢，「乃著《鍼經》、《診脈法》傳於世」，其再傳弟子為郭玉，和帝時為太醫丞。這是扁鵲與倉公的「經脈醫學」由齊入蜀之後代代相傳的結果，而天回墓主人則是這一傳承過程中承上啟下的關鍵人物。⋯⋯除上述新發現外，《和齊湯法》的發現，證明了西漢時已具備成方製劑；髹漆經脈人像的發現，證明了「立象盡意」的中醫「容形之數」；與馬王堆、張家山漢代醫簡，共同證明了中國歷史上曾有真實的「三世醫學」存在。[5]
換句話說，自M3漢墓墓葬出土經初步清理，整理者便為該批竹簡和該具漆木人俑的可能淵源做了歷史定位，並在歷經八、九年的整理、討論後，再度「確認」了相關觀察。然而，這些認識究竟是怎麼形成的？相關的判斷沒有疑義嗎？在回應這兩個問題前，我們不妨先瞭解截至目前，整理者對M3這座墓出土文物情況的說明。
二、整理者對出土墓葬形制和隨葬竹簡、漆木人俑的說明
根據發掘報告，M3這座墓是一座豎穴土坑墓，葬具是單椁雙棺。墓的建造方式是先挖一個豎穴土壙，在土壙內建造木椁。木椁內髹紅、黑漆，椁再用榫卯結構拼合而成「II型」。椁內有葬具（棺）、墓主（死者）及隨葬品。棺由整樹加工成凹形槽，槽兩頭插擋板後呈長方盒形，棺與棺蓋分別作凹凸槽相扣。木椁外包裹青膏泥，防止棺椁受地下水滲漏影響快速朽壞。最後在椁室上方逐層夯土，形成封土。只是現存的封土破壞嚴重，看不清楚當初具體的形制了。
圖2 成都金牛區天回鎮的相對位置（Google Map）
圖3 成都天回老官山漢墓分布示意圖。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荊州文物保護中心，〈成都天回鎮老官山漢墓發掘簡報〉，《南方民族考古》第12輯（2016年1月），頁216-217。
M3的墓向為北向，北偏東35度。發掘過程中，在墓葬的北部和西部發現兩個盜洞，北部盜洞直徑約0.6公尺，為早期盜洞；西部盜洞係直接將槨室蓋板砍斷，可能是近現代的盜洞。這個墓葬又有底箱，也就是在椁室的底部又分隔出一層，內部再分成四個底箱，由北向南分別編號為北一底箱、北二底箱、南一底箱、南二底箱，各箱內按類別置放隨葬品。
兩具木棺作長方形盒狀，位於槨室的北部，南北向置於底箱蓋板上。一號棺位於槨室北部偏西並向西側傾倒，棺蓋斜靠於西槨壁上，棺長2.58公尺，寬0.8公尺，高0.95公尺；二號棺位於槨室北部偏東，南側的棺頭擋板已因盜洞遭破壞，棺長2.82公尺，寬0.88公尺，高0.98公尺。兩具棺木內外通體髹墨漆，兩棺內分別發現一具人骨骨架，但擾動嚴重、頭向、性別、年齡、葬式皆不明。
這座墓儘管曾遭盜擾，但仍出土各類器物共計140多件，包括陶器、漆木器、銅器、鐵器、草編器、竹編器、藤編器。陶器有甕、井、熏爐等；漆木器有耳杯、几、漆木人俑、馬、杖等；銅器有帶鈎、扣飾，鐵器有矛、杵、臼等；此外，還有「半兩」錢幣和930支竹簡。器物主要出於底箱內，椁室由於多次遭盜，只出土十餘件器物，但由於盜掘時南部底箱蓋板均被撬開，因此南部底箱內部分器物原來應是放置在椁室內的；北部底箱因蓋板上放置了兩具棺木，不易移動，因此器物保存大致較好。整理者亦因而推測，這麼墓和其他幾座墓應是具有較高身份及社會地位的人的墓。
圖4 M3的平剖面圖（紅色箭頭即發現竹簡及漆木人俑處）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荊州文物保護中心，〈成都天回鎮老官山漢墓發掘簡報〉，《南方民族考古》第12輯（2016年1月），頁221-222夾頁。
在M3漢墓出土文物中特別引起學者注意的，主要是出土於椁室北二底箱，編號M3：121的一批竹簡和M3：44的一具漆木人俑，以及出土於南一底箱編號M3：137的一批竹簡。在北二底箱M3：44的一具漆木人俑，容後再敘；M3：121出土的竹簡數量較多，堆積情況複雜，整理者清理出竹簡736支，經綴合為726支，並將其分為醫書六種、法律文書一種和散簡一支等八個部分。醫書包括整理者擬題的《脈書‧上經》、《脈書‧下經》、《逆順五色脈臧驗精神》、《犮理》、《刺數》，及《治六十病和齊湯法》。在南一底箱M3：137出土的竹簡數量較少，堆積比較散亂，整理者共清理了竹簡218支，經綴合為204支。其中完整簡56支，其餘為殘簡。整理者將其分為兩種，整理者擬題為《療馬書》及《經脈》。[6]
圖5 M3：121竹簡
中國中醫科學院中國醫史文獻研究所，成都中醫藥大學，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荊州文物保護中心天回醫簡整理組編著，《天回醫簡‧上》（北京：文物出版社，2022年11月），〈整理說明〉，頁3。
以下，即摘述整理者有關醫書和漆木人俑的說明：
一、《脈書‧上經》：經綴合共有54支編號簡，簡皆殘，從殘存情況推測，形制當為兩道編繩，編繩將整簡分為三段。平均簡長推估約27.8公分，寬約0.84公分，厚約0.1公分。簡文中出現「敝昔曰」凡六次，為提綱挈領式的文句，簡文按其內容依次貫連，先後為：論呼吸與脈動，論診脈部位，論五臟，五色通天及病脈，論色脈相乘，論診法合參并總結色脈相應之理，以及論「五死」。簡文有兩種書寫風格，以簡31為界分成前後兩組。本篇未見題名，但整理者認為「敝昔」即「扁鵲」，簡的內容可與《史記‧扁鵲倉公列傳》、《難經》、《脈經》等所引扁鵲之說互證，推斷其與淳于意所「受讀解驗」的扁鵲《脈書》應出同源，因此根據《史記‧扁鵲倉公列傳》中對「《脈書》上下經」的記載，及其內容與《素問‧病能論》「《上經》者，言氣之通天也」的解題相合，將其命名為《脈書‧上經》。[7]
圖6 「敝昔曰⋯⋯」醫簡
中國中醫科學院中國醫史文獻研究所，成都中醫藥大學，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荊州文物保護中心天回醫簡整理組編著，《天回醫簡‧上》（北京：文物出版社，2022年11月），〈《脈書‧上經》彩色影像〉，頁133。
二、《脈書‧下經》：經綴合共有254支編號簡，以兩道編繩編聯，編繩將整簡分為三段。平均簡長35.8公分，寬約0.77公分，厚約10.1公分。全篇作整卷，收捲方式為自首簡捲起式，章序為「病之變化」、「十二經脈」、「相脈之過」、「閒別脈」。從書寫風格看，書寫順序是：「病之變化」篇貳號字書寫從簡1至簡125，換伍號字書寫從簡126至「十二經脈」的足三陽脈簡212訖，復換回貳號字從足三陰脈簡213寫至篇末。本篇未見題名，整理者根據其內容、體例與張家山《脈書》類同，以及《素問‧病能論》『《下經》者，言病之變化也』的解題和《史記‧扁鵲倉公列傳》的著錄，將其命名為《脈書‧下經》。」[8]
三、《逆順五色脈臧驗精神》：經綴合共有61支編號簡。竹簡皆殘，從殘存編繩看，應是以兩道編繩編聯，編繩將整簡分為三段。推測平均簡長約30公分，寬約0.77公分，厚約10.1公分。內容大體可以分為論五臧色脈診、論八風、論石犮三個部分，其簡文也似乎對應三種書寫風格。整理者認為，淳于意所傳書有《逆順》、《五色》，《史記‧扁鵲倉公列傳》淳于意診齊王侍醫遂病曰：「扁鵲雖言若是，然必審診，起度量，立規矩，稱權衡，合色脈表裏有餘不足順逆之法，參其人動靜與息相應，乃可以論。論曰『陽疾處內，陰形應外者，不加悍藥及鑱石』。」所論恰可與本篇內容相對照，可視為理解本篇之綱領。本篇簡文又有「逆順五色脈臧驗精神」，整理者認為可以概括全篇主旨，故取作題名。整理者又認為，本篇內容與《脈書‧上經》有相承關係，包括五色脈診、表裏逆順、五藏虛實、脈藏配屬及石、犮法之運用等，而語言較為通俗淺易，似為《上經》之訓詁。此外，簡文又見「石且（疽），大（太）石神，石神必已」，推測其與淳于意所傳《石神》一書可能也有關聯。[9]
四、《犮理》：經綴合共有76支編號簡，以兩道編繩編聯，編繩大致將整簡分為三段。推測平均簡長27.8公分，寬約0.84公分，厚約0.1公分。本篇內容包括「犮理」、「四時」、「五痹」、「五風」、「五死」等章，主要論述諸病診候與石、犮兩種古治法。整理者認為，其中除「四時」一章可與《素問‧金匱真言論》相對照之外，其餘多為傳世文獻所亡佚的內容，尤其是石、犮之法。整理者又指出，從簡文內容可知，其病應輸，則以犮法「犮其輸」；其病脈盛，則以石法「石其脈」。故石法應是砭法，而犮法或為灸法一「石」「犮」并論猶《倉公傳》「砭灸」合稱，兩者同為西漢以前經脈醫學所采用的主要治法。此部分簡未見題名，然形制與《脈書‧上經》基本一致，其書寫風格與《脈書‧上經》的一種字跡相近。整理者根據首章標題將本篇命名為《犮理》。[10]
五、《刺數》：本篇共有48支編號簡，其中25支為完整簡，以三道編繩編聯。平均簡長30.2公分，寬約0.8公分，厚約10.1公分。字體為接近隸定之後的隸書，很可能是這批出土竹簡中最晚抄錄者。本篇卷帙較為完整，按內容和體例可分為總論和分論兩部分，總論概述刺法的一般原則，分論則分述四十餘種具體病證的刺法。本篇未見題名，整理者根據簡文「㓨（刺）數，必見病者狀，（手＋匕）（切）視病所」，具總結性色彩，與全篇主旨相合，將其命名為《刺數》。整理者認為，「刺數」之義，見於《素問‧繆刺論》。《太素‧量繆刺》楊上善注：「數，法也」。《黃帝內經明堂‧手太陰》楊上善注：「㓨，箴也，謂以鍼刺之。」可見「刺數」即刺法之義。天回醫簡中多次出現「數」的概念，正是扁倉醫學慣用的術語，合於《史記‧太史公自序》「扁鵲言醫，為方者宗，守數精明；後世循序，弗能易也，而倉公可謂近之矣。」的敘錄。整理者又認為，其中某些刺法與《史記》所載淳于意鍼刺之法相合，所刺部位可與髹漆經脈人像體表所鑿刻的圓點相印證。[11]
六、《治六十病和齊湯法》：經綴合共有212支編號簡。以三道編繩編聯。平均簡長34.3公分，寬約0.8公分，厚約10.1公分。此部分簡未見題名，有目錄簡15支。目錄簡分四欄書寫，共錄六十種病。內容涵蓋風、痹、山（疝）、內癉、消渴、傷中、金傷、女子瘕、嬰兒癇等內、外、婦、兒各科疾病。每病之下列一方至數方不等，共計105方，包括藥方101首1，祝由方4首。整理者根據其內容主要為論述藥物的炮製與配伍、方劑的製作與服法，并參《史記‧扁鵲倉公列傳》淳于意所傳有《和齊湯法》一書，意即「和調分劑得宜，以作湯液之法」，故將其命名為《治六十病和齊湯法》。本卷的書寫情況較為複雜，從書手的書寫風格看，大概依目錄、篇首到簡50為貳號字、簡51-58為叄號字、簡59-96貳號字、簡97-111肆號字、簡112-124貳號字、簡125-173肆號字、簡174-179貳號字、簡180-198肆號字次序換了八次，其中簡192有貳、肆兩種風格，簡193、199又是貳號字。[12]
圖7 M3：137竹簡
中國中醫科學院中國醫史文獻研究所，成都中醫藥大學，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荊州文物保護中心天回醫簡整理組編著，《天回醫簡‧上》（北京：文物出版社，2022年11月），〈整理說明〉。
七、《療馬書》：本篇經綴合共有172支編號簡。以三道編繩編聯。平均簡長30.3公分，寬約0.7公分，厚約0.1公分。簡書的風格則可大致分辨出三種字迹。本篇無題名，《療馬書》是整理者根據簡文內容擬定的書名，其內容是有關馬病的理、法、方、藥的彙集，大體有十三類。整理者指出，本篇對馬病采取分類闡述的方法，每一類病先列「提綱」，列舉其證候分類；繼而分條詳述各類馬病證候之症狀表現及病因病機，頗似「經」、「傳」分疏之體例，呈現出「綱舉目張」的結構；病候之後附以療馬病藥方或其他療法，包括砭刺法、湯熨法等，給藥方式有內服和外敷，其中『灌服法』頗具獸醫治療特色。無法分類的，整理者則歸入散簡。⋯⋯此外，本篇中還出現了與馬的年齡和牙齒有關的圖表，由圖形、數位、文字三部分拼合而成，具體含義不詳，擬章節名為「馬齒表」。整理者認為，本篇內容與馬王堆帛書及《齊民要術》中的《相馬經》不同，而與《隋書‧經籍志》所載「《伯樂治馬雜病經》一卷」、「《療馬方》一卷」這類療馬病的專書相類。而《史記‧扁鵲倉公列傳》記載淳于意授學之事，其弟子中有「太倉馬長馮信」，由此可知當時醫者有兼習醫馬之術者。[13]
八、《經脈》：本篇經綴合共有32支編號簡，完整簡3支。以三道編繩編聯。平均簡長30.1公分，寬約0.7公分，厚約10.1公分。整理者指出，本篇體例與馬王堆帛書《陰陽十一脈灸經》、《足臂十一脈灸經》、張家山漢簡《脈書》，以及同墓出土的《脈書‧下經》等「脈書」類文獻大致相同，但多出相應病證的刺灸之法。其文句與存世文獻《靈樞‧經脈》篇較為接近，故擬名為《經脈》。整理者又指出，此篇竹簡殘損嚴重，（足）太陽脈、（足）少陽脈、臂陽明脈三脈為簡文中僅見的經脈名稱。將殘存內容與其他相關存世及出土經脈文獻比對，則尚存足陽明脈、足大陰脈、足厥陰脈、足少陰脈、臂大陰或少陰脈、手（臂）少陽脈六條經脈的循行及主病的內容。本篇每條經脈之後附「啟」與「久（灸）」兩種治法，相較於張家山《脈書》及《足臂十一脈灸經》所述治法更為具體，為探索早期經脈病的治法及「經脈體系」的構建提供了重要史料。此外，另有三枚殘簡記載了對應某病症而施之「除」法，其文例與《刺數》鍼方相近。[14]
圖8 「髹漆經脈人像」（左背、右正）
中國中醫科學院中國醫史文獻研究所，成都中醫藥大學，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荊州文物保護中心天回醫簡整理組編著，《天回醫簡‧下》，〈附髹漆經脈人像〉，頁162-163。
至於在南一室底箱出土編號M3：44的漆木人俑，木胚由整塊獨立的實木雕刻而成，高4.9公分，雙臂最寬處5.1公分，厚約2.6公分，乾重56克。通體髹漆，頭頂右後、枕骨左後部、右耳垂、右脅及右足尖的漆面有不同程度的破損。眉、眼、鼻、口、耳五官及體表骨性標誌大體清晰，未塑陰器與毛髮，可見胸大肌輪廓及乳頭突起。雙腳直立，雙手下垂，雙肘微曲，掌心外展，頂部俯視可見其頭部略微左傾。人像的頭面、四肢、關節、小腹、腰背處鑴刻有細小的圓點，共計110個。肩頸、胸、背、脅、肘窩、膕窩處鑴刻有銘文，計二十字。體表有縱貫全身，呈對稱分布的22條紅色漆繪線，與張家山、馬王堆出土古脈書中的十一經脈大體對應；又有41條刻劃線，與同墓出土醫簡《脈書‧下經》的十二經脈和閒別脈相關，故整理者認為，體表這些繪製和刻劃的線條可認為是經脈線，並據此將該器物命名為「髹漆經脈人像」。
髹漆經脈人像體表鑴刻的圓點，多呈正圓形，平均直徑0.1公分，除上肢及足部少量圓點外，其餘皆呈左右對稱分布。圓點多分布在刻劃的經脈線上，應比經脈線的刻劃先鑴刻在人像的體表，並和《脈書‧上經》所謂九竅（主要表現於面部）、五臟（背部）、十二節（肩、肘、腕、髖、膝、踝十二大關節部位）相關；又和《脈書‧下經》所謂經脈的「出」、「入」之所相應，既是診察病候以決死生的切脈部位，又是刺灸治療的施術部位。
圖9 「髹漆經脈人像」體表的「紅色漆繪經脈線」與「刻劃經脈線」
中國中醫科學院中國醫史文獻研究所，成都中醫藥大學，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荊州文物保護中心天回醫簡整理組編著，《天回醫簡‧下》，〈附髹漆經脈人像〉，頁169。
髹漆經脈人像體表的紅色漆繪經脈線，呈左右對稱分布，共22條，與《脈書‧下經》中描述的足太陽脈、足少陽脈、足陽明脈、足太陰脈、足少陰脈、足厥陰脈、手太陽脈、手少陽脈、手陽明脈、臂太陰脈、臂少陰脈大致相符，但缺少《脈書‧下經》所謂「心主之脈」。至於髹漆經脈人像體表的41條刻劃經脈線，則是在紅色漆繪線完成後才刻劃的。其中有24條對稱分布的經脈線與《脈書‧下經》的十二經脈相符，而22條走向與經色漆繪線基本重合，並包括2條紅色漆繪線所未及的「心主之脈」。此外，相較於22條紅色漆繪經脈線，刻劃經脈線在胸腹、背、腿、足等處多出了19條，和《黃帝內經靈樞》所稱的支脈、別絡類近。不過，臂大陰脈、臂少陰脈、足厥陰脈、足少陰脈四條陰脈在四肢起始的位置與紅色漆繪線有所不同。而上述兩種經脈線，或與這批醫簡中所見的刺、灸、除、啟、犮、石等諸種治法有關。
圖10 「髹漆經脈人像」上的銘文
中國中醫科學院中國醫史文獻研究所，成都中醫藥大學，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荊州文物保護中心天回醫簡整理組編著，《天回醫簡‧下》，〈附髹漆經脈人像〉，頁169。
髹漆經脈人像上又鑴刻了銘文，共有20字，應當是在刻劃經脈線完成後再行鑴刻的，字體屬漢初的篆隸。這些銘文依其分布包括：一、兩側腋下脅正中的「夾淵」，似即《犮理》簡20的「夾營」或簡26的「夾淵」，可能讀作「腋淵」，而與《黃帝內經》中之「淵腋」通；二、兩側鎖骨的「夬盆」，見於《脈書‧下經》簡208、229、246，或與《黃帝內經》「缺盆」相通；三、雙乳連線偏右0.5公分處的「虛」，可能與《犮理》簡4「匈倀虛盈」、簡31「二虛二谷」，《逆順五色脈臧驗精神》簡1「二虛四逆」中的虛有關；四、雙側骨髀上的「谷」，或與《犮理》簡31「二虛二谷」及《逆順五色脈臧驗精神》簡1「二谷四谿」的「谷」有關；五、肘窩兩側附近及膕窩兩側下緣的四處「奚」，或與《逆順五色脈臧驗精神》簡1「二谷四谿」的「谿」有關；六、背部脊柱上由上至下的「心、肺、肝、胃、腎」，近乎後世醫經的「背腧穴」，其次第或與心（火）、肺（金）、肝（木）、胃（土）、腎（水）之五行相勝之序有關。[15]
以上，即整理者對老官山M3漢墓出土，與古代醫學相關的竹簡及漆木人俑的說明。事實上，基於不同整理階段的認識和參與討論者的考量，這批竹簡和漆木人俑的命名曾經歷多次變化，晚近也已有學者提出反思與建議，但因事涉複雜，這裡就暫置不論了。[16]以下，我們便集中就整理者對出土資料歷史脈絡的判斷做點討論。
三、幾個尚待斟酌的問題
（一）墓主的年輩
整理者認為，該墓的下葬應當介於西漢景（157-141 BCE在位）、武（141-87 BCE在位）之際，並偏向武帝前期。判斷的依據包括：一、M3和M2、M4都出土了西漢半兩錢，尤其是M3中出土的若干半兩錢具武帝前期特徵；二、M2、M3和M4墓葬的棺椁形制、出土陶罐、陶甕等器物和同屬漢景、武年間的成都鳳凰山木椁墓非常接近；三、M3的髹漆經脈人像和四川緜陽雙包山2號漢墓出土的經脈漆雕木俑形態類似、年代相近。[17]。總之，和一般考古發掘透過比較墓葬形制、出土器物類型、文本內容或字體特徵的作法無異，整理者推定M3漢墓下葬的年代在漢景、武之間，疑義不大。
圖11 四川成都鳳凰山1號漢墓平、剖面圖
徐鵬章，〈成都鳳凰山西漢木槨墓〉，《考古》，1991年5期（北京，1991年5月），頁418。
圖12 四川綿陽雙包山2號漢墓出土人體經脈漆雕（右）及線繪圖（左）
何志國，〈西漢人體經脈漆雕考：兼談經脈學起源的相關問題〉，《故宮文物月刊》，150期（1995），頁63-64。
不過，整理者因此判斷M3漢墓墓主「年輩應與淳于意弟子相當」，則恐怕仍有斟酌空間。理由如下：一、淳于意的生卒史無明文，但可依《史記‧扁鵲倉公列傳》推估，約當高祖二年（205 BCE）至景帝中元年（？150 BCE）之間。[18]下距景、武之際，不過十年。如果墓主之一確在景、武之際該墓下葬前終壽，那麼，說墓主「年輩應與淳于意弟子相當」儘管合理，但要說與淳于意年相彷彿，似乎也並非全不可能。二、M3漢墓的發掘報告已明白揭示，這是一座單椁雙棺墓，和同一時期下葬，1983年發現的成都鳳凰山1號西漢木椁墓形制類似。鳳凰山1號西漢墓的雙棺主人，經成都中醫學院解剖教研組研究，其中一位為男性老人，年齡在56歲以上，另一位則為女性，年齡為40歲左右。[19]相對於此，老官山M3漢墓雙棺主人的遺骸因殘損過甚，已難辨性別與墓主終壽之年，兩位棺中的主人是否同時壽終或屬同一年輩，時至今日已無從確知。因此，能不能因老官山M3漢墓這座單椁雙棺墓的下葬年代，即直接判斷墓主「年輩應與淳于意弟子相當」？答案應當不言可喻，需要重新斟酌。
（二）醫簡的抄寫年代與來源
整理者認為，M3中八部醫書的抄寫年代互有先後，可能從西漢呂后主政時期（188-180 BCE）到接近武帝時期，其判斷依據則主要是竹簡書寫風格的差異。整理者指出，竹簡字體的書寫風格的判定，主要和筆劃粗細、連筆書寫習慣、字形結構、體勢特點，及字的間距等差異有關。當然，同一人書寫的簡文可能因毛筆不同、蘸墨濃淡或書寫時的情緒變化有所不同。此外，古人在傳錄竹簡時，可能也會將內容較多的書分成若干部分，交由不同的書手抄寫，有時甚至偶會出現同一支簡上出現兩種不同字跡的情況。但整體而言，整理者認為，M3：121的簡書可以分為八種風格，M3：137的簡書可以分為四種書寫風格，並指出：
一、《療馬書》的書風最為古樸，和湖北江陵張家山247號漢墓出土竹簡《脈書》介於秦、漢之間顯露隸書筆意的篆文相近，且不避漢惠帝（劉盈）、文帝（劉恒）及景帝（劉啟）之諱，其抄寫年代下限或在呂后時期。
圖13 湖北江陵張家山247號漢墓竹簡《脈書》紅外線掃描影像
張家山二四七號漢墓整理小組編，《張家山漢墓竹簡〔二四七號墓〕》（北京，文物出版社，2001年11月），圖版，《脈書》，頁75。
圖14 四川成都天回老官山3號漢墓竹簡《療馬書》紅外線掃描影像
中國中醫科學院中國醫史文獻研究所，成都中醫藥大學，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荊州文物保護中心天回醫簡整理組編著，《天回醫簡‧上》（北京：文物出版社，2022年11月），《療馬書》紅外線掃描影像，頁99。
二、與《療馬書》同在M：137的《經脈》，書風則與之迥異，已有隸書筆意，且不避「盈」、「啟」之諱。
三、《犮理》、《治六十病和齊湯法》和《脈書‧下經》則有書風相近之字，與湖南長沙馬王堆3號漢墓出土《天下至道談》（年代下限為168 BCE）及山東臨沂銀雀山1號漢墓《孫臏兵法》（年代下限為漢武帝初）相似，且不避惠帝「盈」字諱，以「常」字替代「恒」字，而《犮理》簡326及《治六十病和齊湯法》簡146均有「勶」字，不避武帝諱，可以推測上述三書應抄成於武帝之前，而疑其或成於文帝年間（180-157 BCE在位）。此外，前文已引述整理者有關《犮理》的說明指出，其形制與《脈書‧上經》基本一致，其書寫風格與《脈書‧上經》的一種字跡相近。
圖15 湖南長沙馬王堆3號漢墓竹簡《天下至道談》
裘錫圭主編，《長沙馬王堆漢墓簡帛集成》（北京：中華書局，2014年6月），貳，頁219。
圖16 山東臨沂銀雀山1號漢墓竹簡《孫臏兵法》
銀雀山漢墓竹簡整理小組編，《銀雀山漢墓竹簡〔壹〕》（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9月），圖版，頁25。
圖17 四川成都天回老官山3號漢墓竹簡《脈書‧下經》紅外線掃描影像
中國中醫科學院中國醫史文獻研究所，成都中醫藥大學，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荊州文物保護中心天回醫簡整理組編著，《天回醫簡‧上》，《脈書‧下經》紅外線掃描影像，頁35。
四、《逆順五色脈臧驗精神》、《刺數》的書風則近乎成熟的漢隸，抄寫年代則應接近墓主下葬的景、武之間。
圖18 四川成都天回老官山3號漢墓竹簡《逆順五色脈臧驗精神》紅外線掃描影像
中國中醫科學院中國醫史文獻研究所，成都中醫藥大學，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荊州文物保護中心天回醫簡整理組編著，《天回醫簡‧上》，《逆順五色脈臧驗精神》紅外線掃描影像，頁43。
圖19 四川成都天回老官山3號漢墓竹簡《刺數》紅外線掃描影像
中國中醫科學院中國醫史文獻研究所，成都中醫藥大學，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荊州文物保護中心天回醫簡整理組編著，《天回醫簡‧上》，《刺數》紅外線掃描影像，頁65。
書寫風格作為簡書抄寫年代的一種繫年依據，大體基於個案的數量和學界積之有年的經驗，整理者強調這批醫簡抄寫於呂后時期到接武帝時期，「倉公淳于意的行醫與授學時間與這一時期相當」，問題不大。但整理者同時，又總結指出：「以簡文的語言而論，天回醫簡中存在較多的齊語特徵，我們因此推斷這批醫書成書並抄錄於齊地，西漢文帝以後才流傳至成都地區。」[20]
這批醫書是否可以因抄寫年代的估定、內容富於齊語特徵，便推斷「與淳于意所學所傳的醫書相關」，又是否係「成書並抄錄於齊地，西漢文帝以後才流傳至成都地區」呢？這是一個缺乏確鑿證據、難以討論的複雜問題。整理者之所以提出這類判斷，推測當有三項基本預設：一、老官山M3漢墓出土竹簡和漆木經脈人像是扁鵲脈學的遺物；二、扁鵲出身齊地，其學亦源於齊地；三、扁鵲學說的流傳，只能與見諸史傳的齊地淳于意及其門人有關。因此，在整理者看來，位在成都的老官山M3漢墓墓葬的年代既屬景、武之間，其物肯定是齊地於漢文帝之後輸入的，想當然爾也是淳于意弟子帶來的。
扁鵲是否出身齊地，其學是否源於齊地？歷史資料可以討論的內容其實很分歧（詳下文）；古代醫學文本如何在異地之間流傳的途徑，截至目前的出土資料也還不到可以細緻論證的時候。這裡，我們僅試以《史記‧扁鵲倉公列傳》中與淳于意醫學的相關內容為例做點初步討論。
根據倉公淳于意為皇帝做的報告，他說：
自意少時，喜醫藥，醫藥方試之多不驗者。至高后八年，得見師臨菑元里公乘陽慶。慶年七十餘，意得見事之。謂意曰：「盡去而方書，非是也。慶有古先道遺傳黃帝、扁鵲之脈書，五色診病，知人生死，決嫌疑，定可治，及藥論書，甚精。我家給富，心愛公，欲盡以我禁方書悉教公。」臣意即曰：「幸甚，非意之所敢望也。」臣意即避席再拜謁，受其脈書上下經、五色診、奇咳術、揆度陰陽外變、藥論、石神、接陰陽禁書，受讀解驗之，可一年所。[21]
又說：
文王病時，臣意家貧，欲為人治病，誠恐吏以除拘臣意也，故移名數，左右不脩家生，出行游國中，問善為方數者事之久矣，見事數師，悉受其要事，盡其方書意，及解論之。[22]
淳于意是高后八年（180 BCE）得以見事老師陽慶的，齊文王則是漢文帝十六年（165 BCE）病殁的。上文可以說明，因為淳于意自少愛好醫藥之術，他師事陽慶之前、之後，習醫的對像或運用的文本其實一直都不侷限於單一的個人或少數的家派。在老師陽慶授予他的「禁方書」中，儘管如司馬遷所說，扁鵲是當代「為方者宗」的一個「言醫」代表，但扁鵲之書顯然也只是其中部分，而非全部。我們不要忘了，在淳于意的自述裡，還有鼎鼎大名的黃帝。
圖20 瀧川龜太郎《史記會注考證》書影
這點，我們可以再舉倉公「診籍」中的一個例子看：
齊王侍醫遂病，自練五石服之。臣意往過之，遂謂意曰：「不肖有病，幸診遂也。」臣意即診之，告曰：「公病中熱。論曰『中熱不溲者，不可服五石』。石之為藥精悍，公服之不得數溲，亟勿服。色將發臃。」遂曰：「扁鵲曰『陰石以治陰病，陽石以治陽病』。夫藥石者有陰陽水火之齊，故中熱，即為陰石柔齊治之；中寒，即為陽石剛齊治之。」臣意曰：「公所論遠矣。扁鵲雖言若是，然必審診，起度量，立規矩，稱權衡，合色脈表裏有餘不足順逆之法，參其人動靜與息相應，乃可以論。論曰『陽疾處內，陰形應外者，不加悍藥及鑱石』。夫悍藥入中，則邪氣辟矣，而宛氣愈深。診法曰『二陰應外，一陽接內者，不可以剛藥』。剛藥入則動陽，陰病益衰，陽病益箸，邪氣流行，為重困於俞，忿發為疽。」意告之後百餘日，果為疽發乳上，入缺盆，死。此謂論之大體也，必有經紀。拙工有一不習，文理陰陽失矣。[23]
從上文看，借今天的話說，齊王侍醫遂和倉公淳于意顯然都是「扁鵲粉」，但倉公卻不是死讀扁鵲書而已，他所謂「然必審診，起度量，立規矩，稱權衡，合色脈表裏有餘不足順逆之法，參其人動靜與息相應，乃可以論」，就是衝著「扁鵲雖言若是」來的。他和扁鵲抬槓的依據，除了是自己診治疾病的實務經驗，為什麼一定不可能來自他從老師陽慶那兒「受讀解驗」的黃帝書？在淳于意所謂「病名多相類，不可知，故古聖人為之脈法，以起度量，立規矩，縣權衡，案繩墨，調陰陽，別人之脈各名之，與天地相應，參合於人，故乃別百病以異之，有數者能異之，無數者同之」的論斷中，[24]黃帝又難道不比扁鵲更適合坐上「古聖人」的位子嗎？換言之，扁鵲脈學誠然是淳于意醫學的重要成分，但顯然未必是所有的成分。他，如同齊王侍醫遂和其他方者，也不應當被視為扁鵲之學的唯一或正統的傳人。因此，在缺乏確鑿證據的情況下，我們不必為成都老官山出土的這批醫簡對號入座，認定他們一定來自倉公之門、一定與淳于意「所學所傳的醫書相關」，或只有淳于意及其門人才有資格或機會流傳扁鵲之學。
最後，在結束這小節前，我們還可以看看「淳于意所學」、陽慶所授「禁方書」的傳抄年代，這批「禁方書」的寫錄應當不會晚於淳于意得見陽慶的高后八年（180 BCE），甚至應當溯及公元前三世紀後半葉的戰國晚期，[25]而不會是呂后時期到接近武帝時期的產物。倘要論及「禁方書」形成的時代，恐怕更要早到陽慶所稱的「古先道」的時代去了。
（三）敝昔是誰？
整理者認為，《脈書‧上經》有「敝昔」，「敝昔」當即「扁鵲」之音轉。根據前文引述的報導，2013年12月19日，整理團隊之一的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即已供圖給中國新聞網，傳達了「成都老官山漢墓發現醫簡：確認為扁鵲學派失傳醫書」的意思。整理小組成員之一的武家壁先生，2014年7月初也在武漢大學的簡帛網發布論文，進一步從音韻的通假論證「敝昔」即「扁鵲」。[26]
關於「敝昔」是否可以音轉通假等同於「扁鵲」這個議題，已有學者提出反省，只是未獲充分注意。[27]然而，針對音轉假借之說，一個簡單的問題是：為什麼抄寫年代約當西漢景、武之際的《脈書‧上經》，竟要捨棄使用戰國至漢早已為人耳熟能詳的「扁鵲」一名，而非採「敝昔」一稱不可？
司馬遷在〈太史公自序〉中曾明言「扁鵲言醫，為方者宗」，可以反映在他撰作《史記》的時代，同時也是《脈書‧上經》抄錄的時代，「扁鵲」受到方者崇奉的盛況；「扁鵲」之名或故事之一再見於〈高祖本紀〉、〈趙世家〉和〈扁鵲倉公列傳〉，也可以說明「扁鵲」故事不論是否屬實，至少是傳頌有時或家喻戶曉的人物了。[28]不僅如此，戰國至兩漢之交，舉凡《戰國策》、[29]《鶡冠子》、[30]《韓非子》、[31]陸賈（？-170 BCE）《新語》、[32]韓嬰《韓詩外傳》、[33]賈誼（200-168 BCE）《新書》、[34]枚乘（？-140 BCE）〈七發〉、[35]劉安（179-122 BCE）《淮南子》、[36]《列子》、[37]桓寬《鹽鐵論》，[38]或劉向（77-6 BCE）《新序》、《說苑》，[39]也都可以看到論者一無差忒地稱引「扁鵲」之名或故事。更值得一提的是，來自蜀郡成都的揚雄（53 BCE-18），不但在所著〈解謿〉中稱「子徒笑我玄之尚白，吾亦笑子之病甚，不遭臾跗、扁鵲」，反映他對良醫扁鵲的形象並非毫無認識，又在《法言》中提出了「扁鵲，盧人」的見解，可見扁鵲傳說的多樣性。[40]換言之，《脈書‧上經》的撰作者或抄寫者，有什麼理由故隱「扁鵲」之名，而另又託之「敝昔」？或者，我們有沒有可能另作思考，「敝昔」就是「敝昔」，而不是「扁鵲」？
事實上，主張老官山M3漢墓出土醫簡、漆木人俑係扁鵲脈學遺物，和倉公師弟子關係密切最力的黃龍祥，早在《天回醫簡》尚未正式出版前，也已有很細緻的分辨，他說：
在辨識老官山出土醫簡與扁鵲醫籍的關係時，不能以是否見有「敝昔曰」字樣作為鑒定的主要或唯一依據，哪怕「敝昔」二字確定無疑為「扁鵲」二字的假借字。因為書中出現「扁鵲曰」字樣可以有2種不同的情況：其一，「扁鵲曰」三字乃扁鵲書中原有文字，後人抄錄時依舊照抄；其二，扁鵲原書中沒有「扁鵲曰」字樣，後人在引用其文字時在句首冠以「扁鵲曰」字樣以示文獻出處。但古籍引文不用引號，這種情形很可能是全書或全篇只有文前冠以「扁鵲曰」的文字出自扁鵲醫籍，其他文字或引自他書，或出自編者之筆，皆與扁鵲醫籍無關。此外，還有另一種情形，扁鵲原書就無「扁鵲曰」字樣，後人抄錄時也依舊抄錄，這時就不能因為文中沒有「扁鵲曰」之字而否定其出自扁鵲醫籍之實，更不能因為在這樣的抄本中或出現幾處「黃帝曰」文字而輕率將其定為「黃帝醫籍」——全書可能只有標註「黃帝曰」的文句出自黃帝書，其他文字則皆抄自扁鵲醫籍。[41]
黃龍祥的上述觀察說明，古代醫書的形成、傳寫或分合，樣態相當複雜；古代醫學的傳承、流布，也不容易是所謂「一脈相承」單線發展的。「敝昔」可能就像臨菑的陽慶或淳于意，是一位雅好醫學、勤於蒐集醫方的人，或竟是蜀地傳誦一時的在地名醫，只是像陽慶「家富，善為醫，不肯為人治病，當以此故不聞」，又告訴弟子淳于意：「慎毋令我子孫知若學我方也。」[42]
（四）「一脈相承」或「覽觀雜學」？
整理者認為，《史記‧扁鵲倉公列傳》中的扁鵲醫療故事與倉公「診籍」載錄的診治個案，以及託名扁鵲的醫學文獻《難經》及《脈經》，可以說明老官山M3漢墓出土醫書、漆繪經脈人像與扁鵲脈學的聯繫，倉公淳于意對扁鵲脈學的繼承，以及其淳于意門人在流傳扁鵲醫籍上的可能角色。[43]此外，力主此說的黃龍祥也主要根據上述傳世文獻論述了扁鵲脈學的特徵，它們包括：一、血脈理論與色脈診。前者指從「脈行血」、「脈行血氣」到「血氣周身循環」說的建構；後者則是判定血脈「治」與「亂」的手段與途徑，強調脈形、脈色與五色診相應、彼此參照；同時，標本診法、三部九候法、人迎寸口法、獨取寸口法、尺寸診法及診血脈法等診法皆出於不同時期的扁鵲脈法。二、陰陽與藏象學說。其中重點又有「陽明屬心，重陽之象」、「太陰主胃，合土氣，為五藏之一」、「少陽主肝」。三、針灸診療。扁鵲醫學治療的兩大利器是「毒藥」與「砭石」，針灸以砭灸為主，刺法以刺血為主。有關刺灸「盛則寫之，虛則補之，不盛不虛，以經取之」的原則也源於扁鵲醫學。[44]
確實，從目前的研究來看，這批醫書中存在不少內容可與《史記‧扁鵲倉公列傳》、《難經》及《脈經》的部分內容相互呼應。然而，就像我們可以在《黃帝內經》中發現扁鵲脈學的遺迹，我們也可以在這批醫簡中發現非扁鵲脈學獨有的內容。比如，《脈書‧上經》指出：「敝昔曰：人有九竅、五藏、十二節，皆朝於氣」，又說：「五色通天，脈之出入與五色相應。」[45]類似的論述見於《黃帝內經素問‧生氣通天論篇》：
黃帝曰：「夫自古通天者，生之本，本於陰陽。天地之間，六合之內，其氣九州、九竅、五藏、十二節，皆通乎天氣。」[46]
《黃帝內經靈樞‧邪氣藏府病形》也記載：
黃帝問於岐伯曰：「余聞之，見其色，知其病，命曰明。按其脈，知其病，命曰神。問其病，知其處，命曰工。余願聞見而知之，按而得之，問而極之，為之奈何？」岐伯答曰：「夫色脈與尺之相應也，如桴鼓影響之相應也，不得相失也，此亦本末根葉之出候也，故根死則葉枯矣。色脈形肉，不得相失也。故知一則為工，知二則為神，知三則神且明矣。」[47]
那麼，面對上述現象，我們應當將《黃帝內經》的相關論述視為源於《脈書‧上經》，也就是扁鵲脈學被採入《黃帝內經》的後續演變呢？或是說，也可以承認古代醫學一旦形諸文字後，就開啟了像黃帝教導雷公誦讀《脈經‧上下篇》，應「覽觀雜學，及於比類，通合道理」的學習型態，[48]以及基於學習與實用需要一再分合文本的動向呢？
再以老官山M3漢墓整理者熟知的倉公淳于意的習醫、業醫經驗為例。淳于意向皇帝說明過自己是怎麼進入醫藥方伎這個領域的，說過：「自意少時，喜醫藥，醫藥方試之多不驗者。」當皇帝問淳于意，他又是怎麼知道老師陽慶這號人物的好歹的？意則回答說：「臣意不聞師慶為方善也。意所以知慶者，意少時好諸方事，臣意試其方，皆多驗，精良。」[49]這些說法反映，至少在淳于意活動的臨菑一帶，不齊的醫方文本是在醫學市場中流動的。
師資的流動恐怕亦然，淳于意向皇帝交代過自己曾「出行游國中，問善為方數者事之久矣，見事數師，悉受其要事，盡其方書意，及解論之」，因為自己自少便喜醫方藥，聽到哪兒有「善為方」的，就前往師事之，務必完整地受訓、學習方書的要義。這也是為什麼淳于意在師事公孫光之後，為了進益其學，更由公孫光推薦他給「善為方，吾不若，其方甚奇」的兄長陽慶。[50]但判斷誰「善為方」、哪類醫藥方「多驗，精良」的準據是一致的、客觀的嗎？我們聽得到淳于意自述之外的聲音嗎？
除了文本、師資，醫學知識的流動不僅存在師徒間，如淳于意和他的老師公孫光、陽慶或知名不具的「善為方」者，以及淳于意授學的臨菑人宋邑、濟北王太醫高期、王禹、菑川王太倉馬長馮信、高永侯家丞杜信或臨菑召里唐安固無庸論，更反映在對文本、對診治現場的不同解讀、論辯上。如淳于意和齊侍醫遂就「扁鵲之言」所做的辯證、和醫秦信（「齊淳于司馬病」）及「眾醫」（「齊郎中令循病」、「陽虛侯相趙章病」、「齊北宮司空命婦出於病」、「齊北宮司空命婦出於病」、「齊丞相舍人奴病」、「濟北王侍者韓女病」、「臨菑氾里女子薄吾病」、「齊王故為陽虛侯」）意見相左的判斷，或是與「宦者平」對齊丞相舍人奴病情的討論，[51]不論得失成敗，都相當程度展現了對話的各方不拘於文本的主體性，和因爭競、敵對等不同形式的對話促成的相互抄襲、挪用或修正等多元樣貌。換言之，「覽觀雜學」不論是否出於主觀意願，在古代醫學的變遷過程中反而更像一種客觀實態。
至於，老官山M3漢墓出土的這批醫學相關文物，是不是淳于意的弟子從齊國帶到蜀地的扁鵲脈學遺物？《後漢書‧方術列傳》所載涪翁、程高到郭玉的，又是不是這批文物和他們的主人在蜀地開枝散葉的後勁呢？從臨菑到成都，我們究竟能不能找到「一脈相承」的線索？我還不知道。
註腳
[1] 梁繁榮主編，《揭秘敝昔遺書與漆人：老官山漢墓醫學文物文獻初識》（成都：四川科學技術出版社，2016年10月），〈前言〉，頁3。
[2] 該則報導之末，並有「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供圖」的識記。見2013年12月19日10:19「新浪新聞網」轉引自「中國新聞網」的報導（網址：http://collection.sina.com.cn/yjjj/20131219/1019137540.shtml?from=wap，2023年7月4日擷取）。在2014年7月發掘簡報出版前，反映類似認識的一般報導已經不少，除前引《揭秘敝昔遺書與漆人》一書〈前言〉所示，又有如：華西，〈成都老官山漢墓考古發掘中醫一批扁鵲學派失傳醫書〉，《中醫藥管理雜誌》，2013年12月（北京，2013年12月20日訊），頁1367；中共四川省委，〈四川漢墓出土醫簡〉，《四川黨的建設（城市版）》，2014年1期（成都，2014年1月），頁9；未著撰人，〈四川成都老官山漢墓出土重要文物〉，《藝術品鑑》，2014年2期（西安，2014年1月），頁201；未著撰人，〈成都老官山漢墓出土一批竹簡醫書〉，《山東中醫雜誌》，2014年2期（濟南，2014年2月），頁85；單守慶，〈扁鵲與扁鵲餅〉，《家庭中醫藥》，2014年2期（北京，2014年2月），頁56-57；滕楊，〈扁鵲學派失傳醫書出土〉，《科學大觀園》，2014年4期（北京，2014年2月），頁49-50。
[3] 見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荊州文物保護中心，〈成都天回鎮老官山漢墓〉，《考古》，2014年7期（北京，2014年7月），頁69-70；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荊州文物保護中心，〈成都天回鎮老官山漢墓發掘簡報〉，《南方民族考古》，第12輯（成都，2016年1月），頁244。
[4] 如前揭梁繁榮主編的《揭秘敝昔遺書與漆人：老官山漢墓醫學文物文獻初識》一書，集結了整理小組成員的相關討論；李建民，《扁鵲別脈：反思中國早期醫學的歷史》（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0年9月）就老官山的發現提出反思。
[5] 中國中醫科學院中國醫史文獻研究所，成都中醫藥大學，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荊州文物保護中心天回醫簡整理組編著，《天回醫簡‧上》（北京：文物出版社，2022年11月），〈天回醫簡的發現與整理（代前言）〉，頁6。
[6] 中國中醫科學院中國醫史文獻研究所，成都中醫藥大學，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荊州文物保護中心天回醫簡整理組編著，《天回醫簡‧上》，〈天回醫簡的發現與整理（代前言）〉，頁1-6；〈整理說明〉，頁1-17。另參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荊州文物保護中心，〈成都天回鎮老官山漢墓〉，頁59-70；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荊州文物保護中心，〈成都天回鎮老官山漢墓發掘簡報〉，頁215-246；中國中醫科學院中國醫史文獻研究所、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荊州文物保護中心，〈四川成都天回漢墓醫簡整理簡報〉，《文物》，2017年12期（北京，2017年12月），頁48-57。整體來看，《天回醫簡‧上》中的相關報導已就其前的2014年、2016年及2017年相繼發表的「發掘簡報」、「整理簡報」內容做了相當的修正與調整。因此，這裡的摘述以後出的《天回醫簡》為準。
[7] 梁繁榮主編，《揭秘敝昔遺書與漆人：老官山漢墓醫學文物文獻初識》，第四章〈三種診法書的主要內容和學術價值〉，頁86-113；中國中醫科學院中國醫史文獻研究所，成都中醫藥大學，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荊州文物保護中心天回醫簡整理組編著，《天回醫簡‧上》，〈整理說明〉，頁7；《天回醫簡‧下》，釋文注釋，頁4-16。
[8] 任玉蘭等，〈成都老官山漢墓出土醫簡《十二脈》《別脈》內容與價值初探〉，《中華醫史雜誌》，47卷1期（北京，2017年1月），頁37-40；中國中醫科學院中國醫史文獻研究所，成都中醫藥大學，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荊州文物保護中心天回醫簡整理組編著，《天回醫簡‧上》，〈整理說明〉，頁9-10；《天回醫簡‧下》，釋文注釋，頁18。
[9] 中國中醫科學院中國醫史文獻研究所，成都中醫藥大學，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荊州文物保護中心天回醫簡整理組編著，《天回醫簡‧上》，〈整理說明〉，頁15；《天回醫簡‧下》，釋文注釋，頁54。
[10] 中國中醫科學院中國醫史文獻研究所，成都中醫藥大學，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荊州文物保護中心天回醫簡整理組編著，《天回醫簡‧上》，〈整理說明〉，頁7；《天回醫簡‧下》，釋文注釋，頁66。
[11] 任玉蘭等，〈成都老官山漢墓出土醫簡《刺數》的內容與價值初探〉，《中華醫史雜誌》，46卷6期（北京，2016年11月），頁355-358；中國中醫科學院中國醫史文獻研究所，成都中醫藥大學，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荊州文物保護中心天回醫簡整理組編著，《天回醫簡‧上》，〈整理說明〉，頁13-14；《天回醫簡‧下》，釋文注釋，頁78。
[12] 葉瑩等，〈成都老官山漢墓出土醫簡《諸病（一）》的內容與價值初探〉，《中華醫史雜誌》，47卷3期（北京，2017年5月），頁165-168；中國中醫科學院中國醫史文獻研究所，成都中醫藥大學，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荊州文物保護中心天回醫簡整理組編著，《天回醫簡‧上》，〈整理說明〉，頁9；《天回醫簡‧下》，釋文注釋，頁92。
[13] 中國中醫科學院中國醫史文獻研究所，成都中醫藥大學，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荊州文物保護中心天回醫簡整理組編著，《天回醫簡‧上》，〈整理說明〉，頁14-16；《天回醫簡‧下》，釋文注釋，頁130。
[14] 中國中醫科學院中國醫史文獻研究所，成都中醫藥大學，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荊州文物保護中心天回醫簡整理組編著，《天回醫簡‧上》，〈整理說明〉，頁14-16；《天回醫簡‧下》，釋文注釋，頁148。
[15] 梁繁榮等，〈成都老官山出土經穴髹漆人像初探〉，《中國針灸》，35卷1期（北京，2015年1月），頁91-93；梁繁榮主編，《揭秘敝昔遺書與漆人：老官山漢墓醫學文物文獻初識》，第二章〈老官山漢墓出土的針灸漆人〉，頁31-50；黃龍祥，〈老官山出土西漢針灸木人考〉，《中華醫史雜誌》，47卷3期（北京，2017年5月），頁131-144；張乙小等，〈老官山漢墓出土經穴髹漆人像手陽明經脈循行演變研究〉，《中醫雜誌》，60卷23期（北京，2019年12月），頁1985-1992；張雷，〈老官山漢墓文物所見腧穴問題初步研究〉，《中醫文獻雜誌》，2021年1期（上海，2021年2月），頁4-7；中國中醫科學院中國醫史文獻研究所，成都中醫藥大學，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荊州文物保護中心天回醫簡整理組編著，《天回醫簡‧下》，〈附髹漆經脈人像〉，頁161-184。
[16] 關乎這批醫簡命名變化的討論，有李繼明等，〈老官山漢墓醫簡的種類和定名問題探討〉，《中華醫史雜誌》，46卷5期（北京，2016年9月），頁303-306；柳長華等，〈四川成都天回漢墓醫簡的命名與學術源流考〉，《文物》，2017年12期（北京，2017年12月），頁58-69。相關反思可見劉春語、張媛，〈成都老官山漢墓醫簡命名芻議〉，《出土文獻綜合研究集刊》，第10輯（重慶，2019年），頁50-57。
[17]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荊州文物保護中心，〈成都天回鎮老官山漢墓〉，，頁69；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荊州文物保護中心，〈成都天回鎮老官山漢墓發掘簡報〉，頁243-244；四川省博物館，〈成都鳳凰山西漢木槨墓〉，《考古》，1959年8期（北京，1959年8月），頁413-418；徐鵬章，〈成都鳳凰山西漢木槨墓〉，《考古》，1991年5期（北京，1991年5月），頁417-425；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綿陽博物館，《綿陽雙包山漢墓》（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年3月），伍〈結語〉，頁144-146。
[18] 依淳于意回覆皇帝問話，最早可能發生在文帝十四年（166 BCE）上推三十九年，淳于意生年的上限或在高祖二年（205 BCE）；意從其師陽慶受方之年在呂后八年（180BCE）；他的「診籍」所錄個案年代，下限當在隨陽虛侯入朝之年，即文帝後元三年（161 BCE）；淳于意經「詔獄」案獲釋後，「家居」期間受皇帝詔問的年代下限可能在七國事亂前夕，即景帝三年（154 BCE）。見金仕起，《中國古代的醫學、醫史與政治》（台北：政大出版社，2010年9月），第四章〈「聖人預知微」的期待：《扁鵲倉公列傳》撰述意旨析論〉，頁229-234。
[19] 徐鵬章，〈成都鳳凰山西漢木槨墓〉，頁419。
[20] 梁繁榮主編，《揭秘敝昔遺書與漆人：老官山漢墓醫學文物文獻初識》，第三章〈老官山漢墓出土醫簡概況〉，頁51-56；第九章〈醫簡的文字和符號研究〉，頁267-305；中國中醫科學院中國醫史文獻研究所、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荊州文物保護中心，〈四川成都天回漢墓醫簡整理簡報〉，頁52-56；和中浚等，〈老官山漢簡的書法特點及在隸變分期中的早晚〉，《中醫藥文化》，15卷1期（上海，2020年2月），頁54-64；中國中醫科學院中國醫史文獻研究所，成都中醫藥大學，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荊州文物保護中心天回醫簡整理組編著，《天回醫簡‧上》，〈整理說明〉，頁16-17。
[21] 司馬遷撰，《史記》（北京：中華書局新校標點本，1959年9月），卷一百五，〈扁鵲倉公列傳第四十五〉，頁2796。
[22] 司馬遷撰，《史記》，卷一百五，〈扁鵲倉公列傳第四十五〉，頁2814。
[23] 司馬遷撰，《史記》，卷一百五，〈扁鵲倉公列傳第四十五〉，頁2810-2811。
[24] 司馬遷撰，《史記》，卷一百五，〈扁鵲倉公列傳第四十五〉，頁2813。
[25] 杜正勝，〈形體、精氣與魂魄：中國傳統對「人」認識的形成〉，《新史學》，2卷3期（台北，1991年9月），頁30-32。
[26] 武家壁，〈成都老官山漢墓醫簡「敝昔」為扁鵲考〉，《簡帛網》（武漢：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2014年7月6日19:13:44發布，2023年7月10日擷取：http://m.bsm.org.cn/?hanjian/6223.html）。
[27] 錢玉趾，〈新發現《敝昔醫論》中「敝昔」的辨析〉，《文史雜誌》，2014年2期（成都，2014年4月），頁24。
[28] 司馬遷撰，《史記》，卷八，〈高祖本紀第八〉，頁391-392；卷四十三，〈趙世家第十三〉，頁1786-1789；卷一百五，〈扁鵲倉公列傳第四十五〉，頁2785-2820；〈太史公自序〉，頁3316。
[29] 劉向等輯，《戰國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3月），卷四，〈秦二〉，「醫扁鵲見秦武王」，頁147；卷二十八，〈韓三〉，「或謂韓相國」，頁1019。
[30] 黃懷信編，《鶡冠子彙校集注》（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10月），卷下，〈世賢第十六〉，頁332-340。
[31] 韓非撰，陳奇猷新校注，《韓非子新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10月），卷七，〈喻老第二十一〉，頁440-444；卷八，〈安危第二十五〉，頁526-529。
[32] 陸賈撰，王利器校注，《新語校注》（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8月），卷上，〈術事第二〉，頁44；卷下，〈資質第七〉，頁110-111。
[33] 韓嬰撰，許維遹集釋，《韓詩外傳集釋》（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6月），卷第十，第九章，頁345-349。
[34] 賈誼撰，閻振益等校注，《新書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00年7月），卷第一，〈大都〉，頁43。
[35] 枚乘，〈七發〉，收入蕭統編，李善注，《文選》（北京：中華書局，1977年11月），卷第三十四，七上，〈枚叔七發八首〉，頁478-479。
[36] 劉文典撰，《淮南鴻烈集解》（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5月），卷十一，〈齊俗訓〉，頁362；卷十八，〈人間訓〉，頁587；卷二十，〈泰族訓〉，頁680。
[37] 楊伯峻撰，《列子集釋》（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10月），卷第五，〈湯問篇〉，頁173-175。
[38] 王利器校注，《鹽鐵論校注》（北京：中華書局，1992年7月），卷二，〈非鞅第七〉，頁95；卷三，〈輕重第十四〉，頁179-180；卷五，〈相刺第二十〉，頁255；卷十，〈大論第五十九〉，頁604。
[39] 劉向編，石光瑛校釋，《新序校釋》（北京：中華書局，2001年1月），卷第三，〈雜事〉，「扁鵲見齊桓侯章」，頁236-241；劉向撰，趙善詒疏證，《說苑疏證》（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85年2月），卷十八，〈辨物〉，二十八，頁552-555。
[40] 班固撰，顏師古注，《漢書》（北京：中華書局新校標點本，1964年11月），卷八十七上，〈揚雄傳第五十七上〉，頁3513；卷八十七下，〈揚雄傳第五十七下〉，頁3571；揚雄撰，汪榮寶義疏，陳仲夫點校，《法言義疏》（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3月），十三，〈重黎卷第十〉，頁317-320。
[41] 黃龍祥，〈老官山出土漢簡脈書簡解讀〉，《中國針灸》，38卷1期（北京，2018年1月），頁104-105。
[42] 司馬遷撰，《史記》，卷一百五，〈扁鵲倉公列傳第四十五〉，頁2815。
[43] 主張這批醫書和扁鵲關係最力的當屬黃龍祥，見氏著，〈扁鵲醫籍辨佚與拼接〉，《中華醫史雜誌》，45卷1期（北京，2015年1月），頁33-43；〈扁鵲醫學特徵〉，《中國中醫基礎醫學雜誌》，21年2期，（北京，2015年2月），頁203-208；〈經脈學說與扁鵲脈法的血緣〉，《中國針灸》，35卷5期（北京，2015年5月），頁517-523；〈老官山出土西漢針灸木人考〉，《中華醫史雜誌》，47卷3期（北京，2017年5月），頁131-144；〈老官山出土漢簡脈書簡解讀〉，《中國針灸》，38卷1期（北京，2018年1月），頁97-108；〈老官山漢墓出土針方簡解讀〉，《中華醫史雜誌》，48卷2期（北京，2018年3月），頁67-84。其他學者的見解，可參劉小梅、李繼明，〈老官山漢墓醫簡中的色診內容初探〉，《中醫藥文化》，2016年6期（上海，2016年12月），頁29-32；〈老官山漢墓醫簡中脈診理論學術思想初探〉，《中醫藥文化》，2017年1期（上海，2017年2月），頁4-6；王一童等，〈《敝昔診法》的診斷理論探析〉，《中華中醫藥雜誌》，32卷5期（北京，2017年5月），頁2276-2279；陳星、王一童、李繼明，〈老官山漢墓醫簡石法探析〉，《中醫藥文化》，2017年3期（上海，2017年6月），頁14-17；柳長華等，〈四川成都天回漢墓醫簡的命名與學術源流考〉，《文物》，2017年12期（北京，2017年12月），頁58-69；林棟等，〈扁鵲經脈醫學古今變遷探析〉，《江西中醫藥大學學報》，30卷2期（南昌，2018年4月），頁5-8、11；顧漫、柳長華，〈天回漢墓醫簡中「通天」的涵義〉，《中醫雜誌》，59卷13期（北京，2018年7月），頁1086-1091；廣瀨薰雄，〈談老官山漢簡醫書中所見的診損至脈論〉，見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編，《出土文獻與傳世典籍的詮釋》（上海：中西書局，2019年11月），頁156-173；又收入氏著，《簡帛研究論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9月），頁517-539；袁開惠等，〈也談老官山漢墓醫簡所載「損至脈」〉，《中醫藥文化》，14卷4期（上海，2019年8月），頁75-82。
[44] 黃龍祥，〈扁鵲醫學特徵〉，頁203-208。
[45] 中國中醫科學院中國醫史文獻研究所，成都中醫藥大學，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荊州文物保護中心天回醫簡整理組編著，《天回醫簡‧下》，釋文注釋，《脈書‧上經》，頁5-15。
[46] 郭靄春主編，《黃帝內經素問校注》（北京：人民衞生出版社，1992年9月），卷第一，〈生氣通天論篇第三〉，頁35。
[47] 龍伯堅、龍式昭主編，《黃帝內經集解‧靈樞》（天津：天津科學技術出版社，2004年1月），卷二，〈邪氣藏府病形第四〉，頁1357-1358。
[48] 郭靄春主編，《黃帝內經素問校注》，卷第二十三，〈示從容論篇第七十六〉，頁1141-1148。
[49] 司馬遷撰，《史記》，卷一百五，〈扁鵲倉公列傳第四十五〉，頁2796、2815。
[50] 司馬遷撰，《史記》，卷一百五，〈扁鵲倉公列傳第四十五〉，頁2796、2814-2816。
[51] 司馬遷撰，《史記》，卷一百五，〈扁鵲倉公列傳第四十五〉，頁2796、2799、2803-2804、2806-2807、2808-2809、2809-2812、2816-2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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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仕起/扁鵲、倉公與成都老官山三號漢墓
引自歷史學柑仔店(https://kamatiam.org/扁鵲倉公與成都老官山三號漢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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