藍適齊(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系助理教授)

一、誰的戰爭(記憶)?

今年是二次大戰結束70周年。從年初開始,許多國家就陸續在進行對這場戰爭相關的紀念、討論、展覽和「爭論」。特別提出「爭論」這一點,是因爲在我們身處的臺灣,近年來關於二次大戰歷史的「爭論」特別「豐富」,而且似乎有越演越烈的趨勢;單是看今年在8月到9月之間,李和連兩位老先生關於(如何紀念)這場戰爭的言論/行動所引發的討論,就相當的具有代表性。而在我們這個歷史學的平臺,我發現今年一整年下來,討論到二次大戰的文章倒是不多。自己有幸排班在2015的年底,希望藉此機會,冒著「野人獻曝」和「narcissistic(自我陶醉)」的風險,嘗試從歷史記憶的角度來回顧自己今年的一些經驗與觀察,進而思考二次大戰與臺灣的歷史意義。

學界早有共識,歷史記憶與身份認同有緊密的關聯;而無論我們喜歡也罷、不喜歡也罷,在當今的世界,「國族」仍然是影響最大的身份認同(之一?)。正也因此,放眼世界,任何一個國家/社會現在對二次大戰的歷史記憶—對這場戰爭的定義、理解、評價、反省,都反映了(也同時繼續在形塑/强化)各自的國族身份認同。而更值得注意的是,在此過程中也或多或少的對「歷史」進行了選擇:符合國族觀點的二戰歷史就是「可歌可泣」、值得大書特書;反之,那些與同質化的國族立場稍有不同的戰爭經驗或是觀點,往往被乾脆忘記。「多元」通常被視爲一件好事,但是「多元」的戰爭記憶,在許多國家都曾經引發激烈的「爭論」。有趣的是,再怎麽以「民主」、「自由」自豪的社會,歷史的爭議一遇到「國族」還是投降;美國的 Smithsonian 博物館在1995年爲了要展示 Enola Gay (1945年8月9日在廣島投下原子彈的飛機)所引發的風波就是最好的例子。[1] 結果,在戰爭紀念當中就常常出現一種情況:有某部分(人)的戰爭歷史被記得,同時也有某部分(人)的戰爭歷史被忽略



今年的5月,我有幸受邀在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系主辦的「全球視野下的歷史思維教學與研究-歷史教育國際學術研討會」上發表論文。由於自己被分在「歷史思維與人權議題」此一分組,讓我有機會重新思考如何從「人」的角度-而非「國家」或「國族」的角度-來思考紀念戰爭的意義。以此為出發點,我以臺灣在二戰期間的「戰爭受害者」-特別是在海外受到「敵國」拘留的臺灣平民-為研究對象,發表了一篇名為〈教戰爭(歷史)= 教和平:戰爭歷史與人權/和平教育〉的論文。而在寫作的過程中我也發現,在臺灣現有的關於「和平教育教材」的討論中,時常出現的「典範人物」、「歌曲」、「故事」和「電影」等各種題材也多以「平民」為主體,特別是與戰爭/二次大戰相關的歷史;例如「家在山的那一邊」、「Where Have All the Flowers Gone」、「Blowin’in the Wind」、「猶太少女(安妮法蘭克)」、「國共內戰下中國百姓的故事」、「英雄教育」、「戰地琴人」等等。[2] 這樣的和平教育的内容可以說是非常的豐富而多元;但是稍作觀察就會發現,教材内容主要都是歐洲、美國、以及國共内戰的例子,明顯的缺乏與臺灣相關的戰爭歷史。

在論文的最末,我寫下了自己今年的上半年對戰爭紀念的觀察:「與臺灣(人)相關的近代戰爭經驗,其實是學生們最能夠跟自己的生活經歷做連接的歷史,能夠透過歷史讓學生建立比較直接的感受。這些臺灣人戰爭受害者的歷史,其實正是歷史教育對今日臺灣的人權教育/和平教育能夠提供的最好的教材」。

過去幾年,我持續在關心的研究議題之一,就是在二戰的歷史記憶當中被忽略、甚至被遺忘的臺灣平民。研究的契機要回溯到,在2013年受邀參與國史館所推動的《中國抗日戰爭史新編》計劃。承蒙學界諸多前輩的支持與鼓勵,我被指派撰寫其中「戰後中國」部分的兩個段落,分別是〈戰爭的傷痕與記憶—戰犯的審判〉以及〈戰爭的終結—戰後海外臺灣人的集中與遣返〉。前文主要探討的是,在二戰結束之後受到各盟國—包括澳洲、中華民國、英國、荷蘭以及美國等國—戰爭犯罪審判的190名「臺籍戰犯」,其中大多數都是擔任非戰鬥任務的「軍屬」(例如通譯、「勤勞奉公團」成員等)。後文主要研究的是,在太平洋戰爭爆發之後(1941年12月),原來居住在荷屬東印度群島(Netherlands East Indies, 當時在臺灣稱爲「蘭印」,即今天的印尼)的臺灣人受到荷蘭殖民政府拘留的歷史;這些被荷蘭當局拘留的1千多名臺灣人—多數是老人、婦女和小孩,之後又被送往澳洲,在戰爭期間持續的被拘留在當地的集中營,直到1946年3月才被遣返回臺灣。無論是「臺籍戰犯」、還是在海外被拘留的臺灣人,他們都是在二次大戰當中受到巨大影響的臺灣平民;但是,這些臺灣(人)的戰爭歷史至今卻仍然鮮爲人知。這些研究寫作的經驗,更讓我確立以「平民」爲主體來思考戰爭(記憶)的意義。

這個小小的研究心得,在我今年夏天走訪日本的期間又得到了更多的啓發。今年暑假有幸得到位在東京的立教大學邀請,前往擔任一個月的訪問研究員。短短的一個月之間,我每一天都目睹了日本社會如何對二戰70周年進行了非常廣汎而且深入的紀念、反省、以及「爭論」。特別的是,今年又遇到了兩件非常有爭議性的事件,使得對二戰的紀念更爲熱烈。一是安倍内閣大力推動的、攸關日本未來行使「集體自衛權」的安保相關法案;該項立法引起了日本社會非常激烈的爭論,甚至出現了多次相當規模的街頭示威。二是日本推動向UNESCO(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申請將代表「明治日本産業革命遺産」的23項工業設施(遺址)作爲世界文化遺產;但是過程中,卻引發了韓國批評日本未表明其中部分的工業設施在戰爭期間曾經「强制」徵用朝鮮半島平民作爲勞工的歷史。在7-8月之間,日本的各大報紙更是每天都有好幾則有關戰爭歷史的報導。其中,有許多是非常個人式的回憶敘述;有士兵描述在戰場上的經歷,也有平民(例如戰爭孤兒或是空襲受害者)談及在國内的經驗。訪日期間我比較常閲讀的《朝日新聞》,更特別跨國採訪、作了一系列以「另一個祖國(もう一つの祖国)」爲題的連載報導,介紹了多位戰後(殘)留在東南亞各地(緬甸、越南、印尼等地)的日本士兵及其後代的故事;還有以「南方觀點(南方からの視線)」爲題的專欄,到昔日的戰場(菲律賓、新加坡、巴布亞新幾内亞、泰國等地)采訪當地社會對戰爭所做的紀念活動、以及當地人民對日本在戰爭期間占領/侵略行爲的回顧/批判。值得注意的是,特別是從「歷史記憶」的角度來看,這些報導都傾向以「平民」爲主體,來回顧、理解、同時紀念這場在70年前就已經結束、但是卻仍然深深的影響當下社會的戰爭。

對我來説比較印象深刻的,是與立教大學有關的幾項活動。第一項吸引我的活動,是由立教學院展示館(也就是該校的校史館)所舉辦的「戰爭期間,立教的日子:劇變下『自由的學府』當中的情況(戦時下、立教の日々―変わりゆく『自由の学府』の中で)」。

圖1:立教大學海報

圖1 立教大學海報:「戰爭期間,立教的日子:劇變下『自由的學府』當中的情況」
(圖片來源:http://tomagazine.jp/event/350/

從7月到9月,展期一個半月的這項展覽,透過多項主題,具體而仔細的呈現、同時也反省了二次大戰對這所學校及其師生所帶來的影響。展覽的主題包括戰爭期間「立教學生的日常生活」、立教的學生「勤勞動員(勤労動員)」和「徵召學生兵(学徒出陣)」的情況、對與立教學院有關人士「戰死者(戦没者)」的追悼等等;另外還有「專題展示」,介紹戰爭期間在該校的朝鮮人留學生。最特別的是,展覽同時也提供了一份資料清單,詳細的列出了每一項展品的來源出處;除了校史館收藏的資料之外,許多的展品都是(校友)私人的收藏。由此可以看出,這項戰爭紀念活動是以「學校」為出發點,從「平民」的角度來理解並回顧這場戰爭。

另外一項活動,則是邀請我訪問立教大學的武田珂代子教授帶我參加的「日系美國人強制收容所-小平尚道素描資料展」。這項展覽是以曾在美國擔任牧師的日裔美國人(Japanese-American)小平尚道先生個人的蒐藏作為主要的內容,特別是二戰期間小平牧師在美國的集中營當中居住3年多期間的繪畫與文字記錄。

圖2:小平尚道素描資料展

圖2  小平尚道素描資料展

1941年12月日本攻擊珍珠港以後,小平牧師與其他的12多萬名的「日本人」-其中多數是在美國出生、擁有美國籍的第二代/第三代(二世nissei/三世sansei)日裔美國人-被美國政府視為「敵國人民」(enemy alien)、進而遭受集中拘留,直到戰爭結束才被釋放。[3] 舉辦展覽的地點,是位在東京最繁華的銀座中心的一家書店「教文館」;展覽是由教文館的「基督教書籍部門」主辦,展期是7月當中的兩個禮拜。實際走訪會發現,其實展覽的空間並不大,是一個以隔板劃出的10坪左右的空間,位處於書店三樓的一個角落。四周的牆上掛著小平牧師的畫作;中間則擺著一個玻璃櫃,裏面陳列在集中營當中教會印行的刊物、集中營居民的名冊和照片等等文物。而被作為主要展覽品介紹的,是小平牧師珍惜保管的一封信:1990年,由美國的(老)布希(George H. W. Bush)總統署名,寫了這封信給小平牧師,對二戰期間美國政府不當對待日裔美國人的行為表達的歉意。[4] 這項展覽雖然規模不大,但是展出期間還舉辦了兩場的專題演講,分別是由原山浩介(國立歷史民俗博物館副教授)和小平史子(小平尚道的夫人)講「小平尚道與美國強制收容所」、以及武田珂代子(立教大學教授)講「從收容所到戰場:第二代日裔美國人語學兵的戰爭經驗」(二戰期間,美軍徵召了許多日裔美國人擔任語言方面的工作,特別是翻譯);一場演講也都吸引了約30位聽眾。

這些與戰爭相關的活動,雖然規模都不大,也絕對不是官方或是主流媒體會(大肆)報導的活動。但是從研究「歷史記憶」的角度來看,它們都發揮了一個重要的作用:「記得」/「紀念」平民與衆人的戰爭歷史。一個學校的戰爭經驗、或是一個人的戰爭經驗,都是(戰爭)歷史當中值得記錄、回顧、紀念的一部分。也就因為上述的這些紀念活動不受官方或是主流媒體的制約,而是以學校或是個人為出發點,這些活動更接近「平民」的戰爭經驗;同時,這些活動也顯示了在「國族」的框架和「官方」的觀點之外,「戰爭記憶」可以有廣大的空間、並包含著非常多元的內容。或許這些活動當中所能夠「紀念」的對象人數不多,來參觀/聽講的人數也不多;但是,對每一位被「紀念」的人、每一位主辦單位的人、以及每一位參與者,這樣的活動都代表著對「人」在歷史當中的尊重。而從研究戰爭歷史的角度來看,這樣對「人」的尊重—對每一個人平等的尊重—才能夠真正讓我們完整的認識戰爭、進而更深刻的反省戰爭。

二、在臺灣記得誰的戰爭?

回到臺灣今年的情況,先看看政府的紀念活動。中華民國官方有關戰爭的紀念活動,其實從3月份就已經開始。在3月9日,行政院舉行了「紀念抗戰勝利暨臺灣光復七十週年活動」記者會,説明:

今年欣逢抗戰勝利七十週年,為宣揚我國對日抗戰史實與貢獻,並表彰官兵抗戰期間英勇忠烈事蹟,凝聚全民國防共識及愛國信念,行政院自去年6月起,即邀集國史館、國防部、外交部及中華文化總會等機關團體共同籌劃,經過多次開會討論,將自今年7月7日起至10月25日,擴大舉辦16項系列活動。

行政院的新聞稿更特別强調,活動的目的:

除了要讓國人關注全國軍民艱苦抗戰的輝煌歷史,使年輕世代認識我國對日抗戰正確史實與對世界和平的貢獻,也要使國際社會正視我國對日抗戰史實及對二戰勝利的貢獻,積極建構我國「抗日戰爭」的歷史發言權。

很明顯的,中華民國官方的戰爭紀念是完全的以「國族」以及這國族的「抗日」經驗爲出發點。事實上,我們可以說在這樣的歷史記憶之下,是國族的「抗(日)戰(爭)」定義了「國族」。而「臺灣」與這場戰爭的關係呢?在官方這樣國族式的戰爭記憶當中,「臺灣」則存在於作爲戰爭勝利的結果(「臺灣光復」)、以及曾經參與「抗戰」的臺灣人。這也反映在系列活動當中,例如在10月25日舉辦、邀請10多位臺籍「抗日」(如林獻堂、蔣渭水、莫那魯道)/「抗戰」人士(如李友邦)及後代家屬參加的「臺灣同胞與抗戰」座談會。特別值得注意的是,這樣的安排其實是把臺灣人在被日本殖民體制下的「(反)抗日(本統治)」跟中華民國在被日本武力侵略下的「抗(日)戰(爭)」混爲一談。官方「刻意曲解」歷史、進而建構這樣一種「抽離歷史脈絡」的歷史記憶,當然也是爲了形塑一個同質化的國族。

在中華民國官方的戰爭紀念當中,被記得的戰爭歷史衹有是符合「國族」的戰爭經驗:以中華民國的「抗(日)戰(爭)」爲主體,加上部分「被選擇的」、被「刻意曲解」的臺灣人在日本殖民統治下的反抗活動。那麽從歷史記憶的角度來思考,在此同時就會關注:是否也有某部分(人)的戰爭歷史被忽略?可以想見的,被忽略的就是不符合「國族」的戰爭經驗;簡單來説,被忽略的就是大多數臺灣人在日本殖民統治下「沒有」抗日的「戰爭活動」。

從戰爭當時的歷史現場來看,其實臺灣人「沒有」抗日的戰爭活動,遠遠多過臺灣人所參與的「抗戰」活動、對臺灣社會的影響也遠遠大過於「抗戰」。臺灣人「沒有」抗日的戰爭活動可以大略的分爲兩種:一種是臺灣平民在戰爭下/受到戰爭影響的生活,另外一種則是臺灣人主動/被動的參與日本帝國的戰爭活動(最有代表性的就是20多萬名被動員的臺灣人軍屬和軍人)。如周婉窈教授在1990年代所言,這些戰爭經驗在戰後的政治力量影響之下,是「被抹殺」的、「被政府、社會、兒孫聯手否定」的。[5] 所幸,從1990年代中期開始,許多學界先進投入口述歷史的工作,搶救了部分臺灣的戰爭歷史記憶。[6] 這些寶貴的記錄,爲後來的歷史研究提供了豐富的靈感與材料。[7] 這些口述歷史,可以視爲戰後的臺灣學界最早開始把「臺灣」放回「戰爭記憶」的努力。但是20年過去了,在戰爭結束的70周年,我們看到在中華民國官方的戰爭紀念活動當中,仍然忽略了在二戰期間占臺灣社會多數的戰爭經驗,無論是臺灣平民受到戰爭影響的生活、或是臺灣人參與日本帝國的戰爭活動。

那麽在2015年,臺灣的歷史學界是如何看待這場戰爭呢?

三、把「臺灣」放回「戰爭記憶」中

臺灣的學界在今年當然也對二次大戰結束70周年及其相關的議題舉辦了許多的活動,我自己也有幸參加了其中的幾場規模最大的研討會。首先是在7月7到9日,由國史館和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在臺北市的圓山大飯店主辦了連續三天的「戰爭的歷史與記憶:抗戰勝利70週年國際學術討論會」;會上邀請了來自國内外的學者專家發表了50多篇的論文。其實這項活動可以回溯至國史館自2013年就開始推動的《中國抗日戰爭史新編》計劃;計劃成果則是在今年7月的是項研討會上所發表的六大冊論文套書。之後,則是在8月15到16日,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和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在台南市合辦了「戰爭與臺灣社會」學術研討會,會上邀請了來自國内外約20位學者專家發表論文。

先談談8月的會議;從會議上發表的論文主題來看,雖然也涵蓋了1895乙未之役、國共內戰等其它與臺灣有關係的幾個戰爭,但是會上發表的論文有超過半數都是以第二次世界大戰下的臺灣為主題。論文題目包括與戰爭紀念有關的「靖國神社的臺灣人」、「台灣民間信仰中的戰爭記憶」;與戰爭下的臺灣經濟產業發展有關的「戰爭與臺灣社會的工業生產」、「戰時經濟下的纖維增產與產業發展:以棉、麻兩部門為中心」;與戰爭對平民生活的影響有關的「『喪失』在戰爭(記憶)中的家人:第二次世界大戰與臺灣平民家庭」、「在滿洲台灣人的戰後經驗」、「灣生回家――終戰後日本移民的引揚與鄉愁」等等。

從上列的這些主題可以看得出來,學界今年對二次大戰的討論已經比較明確的將重點放在臺灣社會多數人的戰爭經驗,特別是臺灣人如何參與(日本帝國的)戰爭、以及平民的生活如何受到戰爭的影響。值得一提的是,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在7月出版的館刊《觀。臺灣》與8月的會議相互呼應(輝映)。該期以「戰爭時 平常日」為「封面故事」,當中共有9篇文章,從許多不同的角度回顧二戰下臺灣平民的生活經驗、並探討二戰對臺灣平民各方面的影響;包括討論戰時農村生活的「大人打仗 農民打顫」、重現婦女生活的「戰時主婦全能特輯」、以及探討戰爭記憶的「台南空襲記憶」。

圖 3:《觀。臺灣》「戰爭時 平常日」

圖3 《觀。臺灣》「戰爭時 平常日」

其中最引起我注意的有兩篇文章。一篇是「1945年8月15日」,文中訪問了7位現在住在台南的長輩,請他們回想當天的經驗和記憶。其中有出生在台南永康,當天在屏東佳冬擔任日本警備隊守備瞭望臺任務的劉先生;有在高雄長大,戰爭中為逃避空襲而「疏開」至台南永康在當地「庄役所」任職的楊陳女士;也有在湖南省安鄉縣出生,當時人在湖南衡陽附近擔任中華民國國軍空降團技術士官的馮先生。這篇文章凸顯的是,這些今日住在台南地區的長輩們,他們的出生地點、經歷、甚至在這場戰爭當中的立場或有不同;但是因緣際會來到同一個地方居住,他們的歷史經驗在此都應該得到平等的對待、看重,也都成為了戰爭結束70年後、當今臺灣戰爭記憶的一部份。從「歷史記憶」的角度來看,這樣的歷史書寫正發揮了一個重要的作用:「記得」/「紀念」平民與衆人的戰爭歷史。更重要的是,這樣的歷史書寫呈現了一種「多元」而且「包容」的戰爭記憶,更體現了有學者在戰爭書寫的討論中所提出的一種「普世性」(cosmopolitanism) 的歷史記憶,「穿透了國族、性別、種族的界限」。[8] 

另外一篇文章是「物中風景:從馬尼拉寄來的明信片」,文中介紹了1944年10月11日柯太郎先生從馬尼拉寄給弟弟柯英傑的一封信;當時太郎是以「志願兵」的身份在菲律賓參戰,後來戰死在該地。這張明信片,柯英傑保存了一生;在他的後人將他的日記本捐給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後,才由博物館員無意間發現。這篇文章的結尾寫道:

1945年,戰爭結束後,許多從軍的台灣人葬身異域未能返鄉,一無所剩,他們的家人或許就如同柯英傑一樣,僅能睹物思人。一張來自馬尼拉的明信片,成為懷念柯太郎,追憶在亂世中失去至親的最後信物了!」

柯家的故事,其實正是二戰對臺灣最大的影響之一,也是臺灣的二戰記憶當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根據戰後日本厚生省的統計,二戰期間日本總共徵用了207,183名臺灣人充當軍人或軍屬,其中軍人有80,433人,軍屬126,750人,確定戰死的有30,300餘人;若加上生死不明者,則戰死人數高達53,000餘人(頁174)。[9] 而這樣的戰爭動員對臺灣社會帶來了多大的影響?根據1943年(昭和18年)臺灣總督府的統計資料,臺灣的總人口爲658萬。戰爭時期總共徵用了207,183名臺灣人,占總人口的3%。若非常保守的以一般三代同堂的「家庭」爲10口之家(父母、兩個孩子成家後也各自有兩個孩子)來計算,臺灣在戰爭期間約有65萬個家庭;207,183名臺灣人被徵召上戰場,表示當時每3個家庭當中就有1個家庭有家人被動員上戰場。若以確定戰死的3萬人來計算,臺灣就有3萬個家庭中有人戰死。以這樣的比例來看,二戰期間台灣人在戰場上的經驗,特別是那3萬多人的「喪生」,對台灣社會必定帶來了巨大的影響。而對台灣「平民」的戰爭記憶來說,戰爭動員的戰場經驗、甚至家人因為動員而在戰場上「喪生」,更是至為重要的一環。

在戰場上喪生的人,家裡留下了因為戰爭而造成的寡婦、孤兒、失去手足的兄弟姐妹、以及送黑髮人的白髮人(父母),這些人統稱為「遺族」。在日本,戰後於1950年代成立的「日本遺族会」,組織規模龐大、遍佈全國、而且頗具影響力;不但積極推動多項遺族「援護法」的立法、以及每年在8月15日所舉辦的「全國戰沒者追悼式」,[10] 更在1990年代促成了「昭和館」(1999年落成)的建立。[11] 但是在台灣,戰後關於「遺族」的討論-與整體的台灣二戰歷史記憶相同的情況-都受到長時間的忽略、甚至壓抑。在戰後台灣,似乎連「台灣人二戰遺族」這個概念都並不存在。提到「遺族」,在大眾論述和戰爭記憶/紀念當中提到的多是「抗戰國軍」或是在國共內戰中為國軍犧牲的士兵他們的家人。

在台灣的家人們,當然不曾遺忘喪生/喪失在戰場上、沒能回來的家人;但是對生存下來的這些「台灣人二戰遺族」而言,從戰爭當下、到戰爭結束,他們一直都有一個未竟的「渴求」。從官方、或是每一個帶有權威的組織(例如靖國神社)所提供的文件書信當中,家人得知了上戰場的家人的死訊;也許,他們還被通知了自己的家人是在何時、何處喪生。例如,陸軍軍屬楊木通的家人,根據靖國神社的資料,知道他是昭和19年9月20日,在西部新幾內亞戰死(見圖4)。[12]

圖4:原資料為靖國神社的記錄,此為高雄市的戰爭與和平紀念館轉載建檔的資料

圖4 原資料為靖國神社的記錄,此為高雄市的戰爭與和平紀念館轉載建檔的資料

對國家或政府而言,這些資訊就是對在戰場上喪生/喪失的一個人所需要的記錄。但是,對遺族而言,根據這些資訊,他們無法得知他們的親人死前最後的情況、死後如何埋葬、又埋葬在什麼地方。特別是對「台灣人二戰遺族」來說,他們喪失的親人大多數喪生在台灣以外的地方,他們完全無從想像或了解他們的親人死去的地方。例如,陸軍軍屬楊木通的遺族知道他死在「西部新幾內亞」,也許可以推想他最後被埋葬在該地;但是對他們而言,「西部新幾內亞」是一個在他們的認知當中完全不存在的地方,對他們而言楊木通最後葬身的地方是家人完全陌生、無法想像的一個地方。在台灣,家人給楊木通建的墓裡「沒有屍骨,只有衣服而已(衣冠塚)」。有些遺族,在戰後收到了死去親人的同袍帶回來的「遺骨」,但是也無從確認其真偽。有許多例子都被證明,所謂的「遺骨」不過是替代物。

遺族林招治女士(其夫林石木於昭和19年參加「臺灣第二十九回特設勤勞團」,被派往新幾内亞,而在同年12月18日在該地中彈身亡)就說到:

亡夫的戰友們帶回來一個大盒子裏面裝了四百多個類似火柴盒大小的盒子。我找到一個上面寫著我先生名字的骨灰盒,盒上貼著一張前綫死亡的證明書,這才知道:原來我先生到新幾内亞的タドタ島不到一年,就在昭和19年12月13日因爲空襲時頭部中彈(機關槍)而死亡。返家後我打開盒子(大約衹有兩個火柴盒大)一看,裏面衹裝著兩粒白色的硓估石,所以後來我先生的墳内衹葬有他的頭髮和指甲而已(是他出征時留下來的)。[13]

對這些缺乏家人如何死去的完整資訊、連喪生家人的遺體都沒有見到、也完全沒有收回任何屍骨的遺族來說,他們與喪生在戰場上的家人一直存在著「未了的關係」:一方面,因為缺乏資訊,他們未能正常的面對、接受親人的喪生/喪失,也未能做正常、妥善的處理或完結;另一方面,因為沒有遺體/遺骨、沒有喪禮、沒有埋葬、也沒有真正的墳墓(只能建替代性的衣冠塚),他們也沒有一個具體的對象/物件或是地點/空間,可以對死去的親人進行「紀念」。

也因此,遺族在戰後都持續的存有一種對紀念親人的「喪失」未竟的「渴求」。在他對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歷史記憶的研究中,Jay Winter 主張「紀念(remembrance)」是一種「與遺忘的對抗」。[14] 在缺乏關於親人如何「喪失」的完整資訊、又沒有足供紀念親人「喪失」的物件或空間,遺族將無法正常而持續的對親人的「喪失」做紀念;而在缺乏「紀念」的情況之下,他們的親人在戰爭中的「喪失」將會遲早被遺忘。因此,對前述的柯家那一封來自馬尼拉的明信片、或是對林招治女士那裝著「裝著兩粒白色的硓估石」的骨灰盒,都是最珍貴的紀念物。對遺族來說,這些物件之所以有非常重要的意義,是因為這些有型的物件滿足了他們「紀念」親人(的喪失)的需要;這些「紀念物」被視為是具體的證據-帶有一個與失去的親人明確的聯繫,即使只是透過上面的文字或刻印-足以證明親人的存在與死亡,並且讓遺族確保了他們喪失的親人會被記得。

從研究「紀念物」的觀點來看,我們對「台灣人二戰遺族」在戰後對某些事物的反應就會有新的理解。例如,前述多位遺族提到親人在上戰場前留下的「頭髮和指甲」,在親人死後就成為了唯一的物質證據,證明親人的存在(與死亡),並用以滿足「紀念」親人(的喪失)的需要。前述的楊木通的遺族,也講述了一個相關的故事。根據後人的描述,戰爭期間楊木通與鄰居黃朝枝在南洋戰地的一個海灘分開。黃朝枝因為受傷加上個性較不合群,決定一個人留在海灘上等死;而楊木通則跟著日本部隊往山裡走。他們分開前,各自撿了一個貝殼給對方,並互相囑託,如果能活著回台灣,要把貝殼帶回給彼此的家人。後來黃朝枝意外遇上日軍的船,活了下來;而楊木通則從此沒有下落。這個由黃朝枝從戰場上帶回來的貝殼,就成為了少數楊木通留下來的「遺物」,之後則被放在楊家家中「公媽」(神主牌)旁。

這樣的故事,在(紀念)臺灣「平民」的戰爭歷史當中其實非常的豐富,更代表著戰爭對臺灣的人們最深刻的影響。但是在戰後的臺灣,直至今日,這些與臺灣(人)最爲相關的近代戰爭經驗、也是戰後的幾個世代「最能夠跟自己的生活經歷做連接的歷史」,卻長期受到忽視。過去的幾年,我有多次機會在國內外不同的場合發表關於臺灣的二戰記憶的論文,特別是關於「台籍日本兵」的歷史記憶。每一次發表之後,只要聽眾裡面有臺灣人,一定會有「台籍日本兵」的家人/後人-包括「台灣人二戰遺族」-來找我,告訴我他們家人的戰爭經驗。但是,大多數的時候他們也告訴我,關於家人的戰爭經驗並不是直接從當事人口中所聽到的;當事人在世的時候,很少、甚至從未談過自己參戰的經驗,以至於許多人一直都不知道自己的家人在二戰中曾經上過戰場。許多「台籍日本兵」的家人/後人,往往是在當事人已經往生以後,透過家中其他的長輩轉述才會知道這一段在戰後的政治氛圍之下「無法言說的」戰爭歷史。[15] 從今年的各種戰爭紀念活動來看,雖然在中華民國官方的戰爭紀念當中,被記得的戰爭歷史仍然衹有是符合「國族」的戰爭經驗;但是,學界很明顯的對臺灣「平民」的戰爭歷史已經有了更多的關注。如同上述的「戰爭與臺灣社會」學術研討會、以及《觀。臺灣》當中回顧臺灣平民在二戰下的生活經驗的多篇文章,都顯示著學界已經在從許多不同的角度,更進一步的把「臺灣」放回「戰爭記憶」的討論當中。

再回過頭來談談另一場7月的會議。以「戰爭的歷史與記憶:抗戰勝利70週年國際學術討論會」為名的該項大型會議,主軸是(中華民國的)「抗戰(勝利)」。會上發表論文的主題,也多以此為焦點。例如,在開幕後首先進行的「專題演講」是哈佛大學柯偉林(William Kirby)教授的「中國站起來:抗戰時期中國所打下的強國基礎」;之後所進行的3天論文發表,主題則包括「重看七七盧溝橋事變」、「中日開戰與俄械東來」、「國軍於徐州會戰撤退過程再探」、「探問汪精衛的最後心情」、「二次世界大戰時的中印關係」、「重慶、上海與浙南:文本視角的戰時中國」、「中國抗日戰爭中的草根階層:山東鄒平縣」、「戰爭、洪災與飢荒:1938年至1947年河南省的生態環境」、「上海審判,1946」、「三寸金蓮之變:戰時中共根據地區域女性身體與政治」等等。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7月的會議同時也安排了「紀念館類」的論文發表,邀請國內外學者針對世界各地的檔案館以及戰爭紀念館的收藏展示內容做深入的介紹分析。其中遠道而來的有:上海市檔案館館長談「上海市檔案館藏抗戰檔案史料述略」、日本國立公文書館亞洲歷史資料中心主任談「日軍在中國戰場的『勝利』與『戰敗』的記憶」、美國紐奧良國家二戰紀念館資深研究主任談「中國二戰-不再遺忘的戰爭」、韓國國史編纂委員會研究員談「國史編纂委員會所藏日帝監視反日人物卡資料」、德國歷史博物館研究員談「二次世界大戰展覽:德國觀點」、以及波蘭華沙軍事博物館的代表談「二次大戰期間波蘭武裝軍隊對抗軸心國的貢獻」等等主題。這些論文,讓此項會議討論到範圍從紀念「抗戰」擴大至紀念「第二次世界大戰」,也從「戰爭歷史」擴大到「戰爭的歷史記憶」。

綜觀7月的會議中所發表的50多篇論文的題目,涵蓋了有關歐洲、亞洲、美洲等地的國家人民與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歷史,可謂視角廣闊。論文內容從南京談到北京(盧溝橋)、從山東談到河南、徐州到上海、更從重慶談到「中共根據地」,也可謂「全國」動員。在地理上,遠及俄國、波蘭和印度;在政治立場上,對在戰爭期間/戰後對立的雙方-「同盟國」與「軸心國」、重慶政府與南京的汪精衛政權、或是國民政府共產黨-也同樣都給予關注。充分的顯示這場會議所追求的,是要從多國/多元的視角來探討二次大戰的意義。而在此研究的脈絡之下,臺灣與這場戰爭的關係當然也是論文的主題之一;其中有3篇論文的主題與臺灣/臺灣人有關。一篇談的是抗戰時期在中國領導「臺灣義勇隊」、出身於蘆洲的李友邦將軍。另外兩篇則是以臺灣平民的戰爭經驗為主題:一篇是分析三位臺灣人作家(楊基振、吳新榮、陳蕙貞)在二戰時期的日記和小說的「離散與跨境:論臺灣作家的『抗戰』」;另外一篇是以二戰結束後在香港被英國當局拘留、而後受到遣返的台灣人為研究對象的「『被殖民者』的遭遇,『帝國』(不負)的責任」。

以學術研究在探索的「歷史現場」來看,中國的「抗戰」與日本統治下的「臺灣」所參與的戰爭是處在一種「國際」的脈絡中;而立足今日,中華民國在臺灣紀念「二次大戰」,臺灣的戰爭經驗則當然應該是「國內」的「戰爭記憶」當中(最重要)的一部份。也就是說,無論從「國內」或是「國際」的角度,中華民國紀念二次大戰都能夠-也應該-更明確而深入的探討臺灣與二次大戰的歷史和歷史記憶。事實上,就如同在上述的8月會議上所發表的諸多論文題目,臺灣的二戰歷史還有太多值得探討的課題。如果我們參考以上所列舉的一些7月「抗戰」會議中的論文題目,我們可以擬出許多臺灣的二戰歷史中值得探討的新題目:「中日開戰與臺灣軍備武器部署的變化」、「臺灣軍屬與日軍在新幾內亞撤退的過程」、「探問臺灣文人的最後戰爭心情」、「二次世界大戰時臺灣與東南亞的關係」、「臺北、臺中與高雄:文本視角的戰時臺灣」、「臺灣在戰爭中的草根階層」、「戰爭與糧食生產:1938年至1947年臺灣的生態環境」、「上海審判中的9名台籍戰犯,1946」、「三寸金蓮之變:戰時臺灣的女性身體與政治」。舉出這些未來值得發展的題目,只是希望說明:臺灣本身也有非常豐富的二戰歷史,更值得、也應該把「臺灣」放回「戰爭記憶」的討論當中

四、從二次大戰的「歷史記憶」開始臺灣的「歷史和解」

有趣的是,如果比較上述這兩場分別由不同的單位在7月和8月所舉辦的會議,雖然同樣以戰爭(紀念)為主題,卻有些微妙的差異。從會議的名稱來看,各自會議的「重點」或是「主體」似乎也略有不同;7月的會議,「重點」放在「抗戰(勝利)」;相比較之下,8月的會議「主體」則是「臺灣社會」。比較兩場會議參與的學者名單,也幾乎完全不同;僅有2位學者,在兩場會議都與會發表。而如果從「戰爭紀念/歷史記憶」的角度來看的話,會議舉辦的「日期」更有其特殊意義;兩個會議分別在7月7日(到9日)和8月15日(到16日)舉辦,當然是有意識、有目的的選擇結果。7月7日所代表的,是1937年(或者比較符合該史觀的,應該說「民國26年」)7月7日發生的「盧溝橋事變」,象徵著中華民國/中華民族對日「抗戰」-以及8年之後、中國最終的抗戰「勝利」-的開始。8月15日則是1945年日本投降、也是整體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的日子;這個立場,可以說是比較接近當時台灣人普遍的戰爭經驗。

以此看來,7月和8月的兩場會議似乎顯現了當今臺灣學界-同時也是廣大的臺灣社會-對同一場戰爭(第二次世界大戰)不同的觀點。但是,從歷史研究方法學的角度來看,這兩場會議(及其主辦單位)其實是有「交集」的。首先是,不約而同的這兩項會議都特別以戰爭的「歷史記憶」為研討的主軸。8月的會議,在「徵稿說明」中就特別舉出了「戰爭與歷史記憶」作為主題之一(另外兩項是「戰爭與政治」和「戰爭與社會」)。而7月的會議,除了以「戰爭的歷史與記憶」為名之外,會後國史館更迅速的先挑選了會議論文中的16篇「代表作品」、在8月集結成冊出版了《戰爭的歷史與記憶》一書。以戰爭記憶為討論和紀念二次大戰的主軸,表示臺灣學界在思考這場戰爭的歷史意義方面,是有開創性、更有歷史縱深的從「戰爭歷史」談到「戰爭的歷史記憶」。

而這本論文集的內容,也明確的要把「臺灣」放回「戰爭記憶」的討論當中。論文集由張玉法院士領銜談「戰後中國的新局與困局」,再加上美國哈佛大學柯偉林教授的「專題演講」、北京大學王奇生教授談「抗戰初期的『和』聲」、日本防衛廳防衛研究所岩谷將主任研究官談「日本陸軍眼中的汪精衛和平運動」、英國劍橋大學方德萬(Hans van de Ven)教授談日本的「一號作戰」及其影響、(我的恩師)美國芝加哥大學艾愷(Guy Alitto)教授談抗日戰爭中山東鄒平縣的草根階層等論文,可謂集各國觀點於一書中。而特別的是,書中也收錄了前述的兩篇在7月會議上發表、以臺灣平民的戰爭經驗為主題的論文,分別是日本愛知大學黃英哲教授寫的「離散與跨境:論臺灣作家的『抗戰』」、以及政治大學藍適齊寫的「『被殖民者』的遭遇,『帝國』(不負)的責任」。如前所述,7月的會上共有50餘篇論文發表;雖然僅有3篇主題與臺灣/臺灣人有關的論文,但是當中就有2篇被選擇作為該會議的「代表作品」、進而收錄在8月出版的論文集中。國史館未來還將以這50餘篇論文為基礎、出版論文篇數較多的完整會議論文集;但是,在16篇率先出版的「代表作品」中,選擇了2篇在會議中其實是「少數」的以臺灣/臺灣人為主題的論文,代表的正是把「臺灣」放回「戰爭記憶」的討論當中

更值得注意的是,國史館在這戰爭結束70週年的年末,更舉辦了名為「戰爭的省思」的系列演講來做對此戰爭/戰爭紀念最後的回顧。系列共安排有8場的演講,其中有3場是與臺灣的戰爭經驗或戰爭記憶有關。11月28日進行的第一場演講,是由日本近畿大學教授近藤正己以「殖民地軍隊與臺灣人兵士」為題,討論了日本在統治臺灣初期(1897-1902年)曾經募集臺灣人擔任「護鄉兵」和「軍役志願者」等培養殖民地兵士的制度,以及其後對在臺灣的殖民地兵役義務以及兵役制度的長期影響。

圖5:近藤正己-演講海報

圖5 近藤正己-演講海報

近藤教授在將近二十年前所著的《総力戦と台湾:日本植民地崩壊の研究》(刀水書房,1996年),一直是研究二戰下的臺灣的學術經典,也終於在2014年以《總力戰與臺灣──日本殖民地的崩潰》(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為名在臺灣出版中譯本。近藤教授-以及他以「臺灣」的戰爭歷史為主題的研究成果-在國史館所舉辦的「戰爭的省思」系列演講中領銜,代表的正是把「臺灣」放回「戰爭記憶」的討論當中

接下來第二場在12月1日舉辦的演講,是由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薛化元教授談「國際法上二次大戰的結束與臺灣」;而第四場在12月7日舉辦的演講,是由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的陳靜寬副研究員和黃裕元研究助理共同主講「戰爭做為一種流行:從商品文物看臺灣本土社會的戰爭觀」。這兩場演講的內容都奠基於稍早在台南舉辦的8月會議上發表的論文,分別是「國際法二次大戰的結束與台灣」和「戰爭做為一種流行—從商品與流行文化看戰爭的臺灣社會意義」。因此,作為國史館「戰爭的省思」系列演講當中的這幾場的演講,更呼應了我先前提出的,臺灣歷史學界在把「臺灣」放回「戰爭記憶」的討論這方面其實是有「交集」的。

國史館的此一系列演講也持續了8月的會議所強調的方向,從多國/多元的視角來探討二次大戰的意義。當中,安排了一場談德國(「戰後七十年間德國學政界的歷史反省」),一場談英國(「我們的生活,我們的記憶,我們的戰爭:英國對二戰的記憶與反思」),一場談少數民族/回教(「翻越『民族國家』高牆的『回教圈』幻影:宗教鏡像中的『中日戰爭』」)。另外,在系列演講的同時也舉辦了一項名爲「紀念抗戰勝利暨臺灣光復七十週年─戰爭的省思」的論壇,邀請來自國内外的多位學者,分別從「戰爭與社會」和「戰爭的記憶」兩個主題來討論「抗戰」、「南京大屠殺」、以及「戰後日美關係」等議題。值得注意的是,此「論壇」當中安排了由暨南大學的李盈慧教授談「戰爭與族群互動:太平洋戰爭中的華僑、臺灣人和東南亞原住民」,更進一步的從跨國的脈絡中把「臺灣」放回「戰爭記憶」的討論。

更值得關注的是,「戰爭的省思」系列演講安排的最後兩場,講題都是以「戰爭記憶」為中心;分別是12月30日由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的張隆志副研究員(現在同時也擔任國立清華大學人文社會學院學士班副教授兼系主任)談「戰爭記憶、認同政治與公共歷史:從當代東亞歷史教科書問題談起」,以及12月31日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的汪宏倫研究員談「戰爭與社會:對『二戰結束七十週年』的回顧與反思」。在截稿我還沒有機會聽到這兩場演講;不過,根據兩位教授最近的相關研究來看,可以期待演講的內容將會以教科書當中的「記憶、認同與和解」問題、[16] 以及「戰爭遺緒」對當今東亞許多國際爭端的影響等作為主題。而對這些議題的討論、以及到目前為止已有的研究成果-例如汪宏倫主編的《戰爭與社會:理論、歷史、主體經驗》(聯經,2014)一書,代表的都是臺灣學界從不同的角度把「臺灣」放回「戰爭記憶」的努力。

幾年前,周婉窈教授曾經寫道,受到戰後政治環境的影響,「臺灣人的戰爭經驗近乎『原封不動』地保存在當事人的記憶裡」。[17] 但是經過許多前輩學者多年來把「臺灣」放回「戰爭記憶」的努力,以今年的情況來看,臺灣人的戰爭經驗已經逐漸成為公眾討論的一部分。隨著對臺灣的戰爭歷史越來越多的關注和公開的討論,這段歷史離我們不再遙遠。面對70年前結束的那場戰爭,現在的情況依照張隆志教授的觀察是,「在二次大戰結束七十週年的台灣,正充斥著不同的歷史記憶的競逐乃至衝突」。在日本專門研究臺灣的早稻田大學若林正丈教授,對今年臺灣的情況也有類似的觀察。在以「2015年-台灣的兩個『70週年』」為題的文章中,若林教授分析了今年臺灣由官方所舉辦的「抗日戰爭勝利70週年」、以及由民間團體「台灣教授協會」主辦的「台北大空襲資料特別展」以及系列座談會活動;他的結論是:「『抗戰』和『終戰』這兩個『70週年』的紀念活動背後,有著兩種迥異的對待日本的戰爭態度……這些紀念活動的舉行,顯示出在現代台灣,存在著這兩種日本觀既共存、又相互競爭與對抗的狀況」。[18]

而我自己今年的觀察,結論更為樂觀:「抗戰」和「終戰」所代表的不同歷史記憶容或有競逐、甚至有時會出現相互對抗的情況;但是對把「臺灣」放回「戰爭記憶」這個目標,其實臺灣的各方是有交集的。特別是,當我們以「平民」或是「人」的角度出發來理解、回顧、紀念這場戰爭,不同的戰爭經驗之間的立足點是一致的,對歷史的理解也就不會再受到「國族」的限制。從這個角度出發,當我們紀念在臺北大空襲當中受害的平民,同時也紀念在重慶大空襲當中受害的平民;紀念在二戰期間被日軍俘虜、而後送往巴布亞紐幾內亞(Papua New Guinea)被迫從事勞務工作、甚至因而命喪該地的中華民國國軍戰俘,[19] 同時也紀念被日軍徵召送往該地服務、負責管理這些戰俘因而在戰後受到盟國戰犯審判(甚至處決)的「台籍戰犯」,[20] 以及同樣在該地從事戰鬥任務的「高砂義勇隊」成員;[21] 探討「抗戰」如何重新塑造了中國女性的角色,也討論「太平洋戰爭」對臺灣女性角色的影響。在7月的會議上,一位專研中國近現代史的前輩在演講中就提到:台灣戰後有兩個「傳統」或是「史觀」,一個是中國的「抗戰」,另一個則是台灣曾經為日本的戰爭效力;而我們在今日,兩者都必須面對。這些過去曾經被視為彼此無法相容、甚至對立的戰爭經驗,其實都是臺灣的「歷史記憶」的一部分,如今也應該被同等的對待、重視。因此,在紀念「抗戰勝利」和「臺灣光復」的同時,應該也要紀念「終戰」和臺灣的「戰爭經驗」;而回顧二次大戰(及戰後的戰爭記憶)對臺灣的影響(例如「身份認同」),也要同時反思「抗戰」對中國的影響。否則,臺灣的歷史記憶永遠會受「國族」的綁架、也永遠是殘缺的。

過去的10幾年間,分別在歐洲和亞洲,曾經在二戰中對立、戰後又因為「歷史認識」問題而更深化對立的幾個國家,都已經努力的在促成彼此之間的「歷史和解」。從「歷史記憶」的角度來看,「歷史和解」的主要内涵就是努力的要「記得」衆多「平民」的戰爭歷史,才能夠「穿透了國族、性別、種族的界限」、建立對「人」尊重的歷史記憶。而也唯有以此爲基礎的歷史教育,才能夠真正讓我們完整的認識歷史、認識戰爭、進而反省戰爭的意義。在臺灣,也應該有我們自己的「歷史和解」。由於臺灣特殊的歷史背景與多元的戰爭經驗,唯有以「平民」為出發點來理解戰爭歷史、進而追求超越「國族」的歷史記憶,才能達到真正的歷史和解。期待未來有更多把「臺灣」放回「戰爭記憶」的努力,讓我們對這場戰爭-包括在其中臺灣人作為被害人或加害人的角色與戰爭責任、日本帝國在戰時與日本社會在戰後對臺灣殖民地人民的戰爭責任、以及戰後建構的「戰爭記憶」當中對臺灣的戰爭經驗曾經有過的遺忘和再記憶-進行更為深刻的「反省」。


註解:

[1] 關於這個事件,可以參考Edward Linenthal and Tom Engelhardt, eds., History Wars: The Enola Gay and Other Battles for the American Past. (New York: Metropolitan, 1996); Kai Bird and Lawrence Lifschultz, eds., Hiroshima’s Shadow: Writings on the Denial of History and the Smithsonian Controversy (Story Creek: Pamphleteers Press, 1998); Lisa Yoneyama,”For Transformative Knowledge and Postnationalist Public Spheres: The Smithsonian Enola Gay Controversy”, in Takashi Fujitani, Geoffrey M. White, and Lisa Yoneyama, eds., Perilous Memories: The Asia-Pacific War(s).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1), pp.323-46. 另外,美國的 Lehigh 大學提供了一個資料非常豐富的網站: http://digital.lib.lehigh.edu/trial/enola/about/ (2015年11月19日下載)。

[2] 田耐青,〈和平教育教學資源分享〉,收在甄曉蘭編,《和平教育:理論與實踐》(臺北:國家教育研究院,2013),頁288-293。

[3] 相關的研究請參見Brian Masaru Hayashi, Democratizing the Enemy: The Japanese American Internment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4); Tetsuden Kashima, Judgment without Trial: Japanese American Imprisonment during World War II(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04); Peter H. Irons, Justice at war(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3); Bill Hosokawa, Nisei: the Quiet Americans: the Story of a People (Niwot, Colo.: University Press of Colorado, 1992); Gary Y. Okihiro, Whispered Silences: Japanese Americans and World War II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96); Michi Nishiura Weglyn, Years of infamy: the Untold Story of America’s Concentration Camps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96)。

[4] 在1980年代,美國政府針對此事進行了大規模的調查,並在1988年對當時被拘留的人做出了道歉與賠償,參見United States. Commission on Wartime Relocation and Internment of Civilians, Personal justice denied: Report of the Commission on Wartime Relocation and Internment of Civilians: Report for the Committee on Interior and Insular Affairs by George Miller, Chairman (Washington: U. 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92)。值得一提的是,美國的國會圖書館(Library of Congress)還為此段歷史特別設置了一個網站,提供相關的第一手與參考資料, http://www.loc.gov/teachers/classroommaterials/primarysourcesets/internment/ (2015/12/5點閱)。

[5] 參閲周婉窈,〈歷史的記憶與遺忘―「臺籍日本兵」之戰爭經驗的省思〉,《當代》107期(1995):34-49;周婉窈,〈日本在臺軍事動員與臺灣人的海外參戰經驗(1937-1945)〉,《臺灣史研究》,2卷1期,1995年6月(1996年4月出刊),頁85-125。

[6] 參閲周婉窈主編,《臺籍日本兵座談會紀錄并相關資料》(臺北:中研院臺史所籌備處,1997年);蔡慧玉訪談、吳玲青整理,《走過兩個時代的人──臺籍日本兵》(臺北:中研院臺史所,1997年初版,2008年再版)。

[7] 我自己關於臺灣(人)戰爭記憶的研究就深受啓發,參見Shichi Mike Lan, “(Re-)Writing History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Forgetting and Remembering the Taiwanese-native Japanese Soldiers in Postwar Taiwan”, positions: Asia Critique, Vol.21, No.4, Fall 2013, pp.801-852。

[8] Viet Thanh Nguyen, “Remembering War, Dreaming Peace: On Cosmopolitanism, Compassion, and Literature,” Japanese Journal of American Studies, no. 20 (2009): 150, 152.

[9] 蔡慧玉,〈臺灣民間對日索賠運動初探:「潘朵拉之箱」〉,《臺灣史研究》,第三卷第一期,1996年,頁173-228。英文的研究參見Hui-yu Caroline Ts’ai, “The War Never Ended: The War Compensation Movement in Taiwan,” in David P. Barrett and Larry N. Shyu, eds., China in the Anti-Japanese War, 1937-1945: Politics, Culture, and Society (New York: Peter Lang, 2001), pp.207-228.

[10] 相關的討論可以參照,田中伸尚,田中 宏,波田永実,《遺族と戦後》(東京:岩波書店,1995); Franziska Seraphim, War Memory and Social Politics in Japan, 1945-2005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06),特別是其第二章:“Fashioning National Heroes: The Japan Association of War-bereaved Families”。

[11] 詳細的過程請參見 Kerry Smith, “The Showa Hall: Memorializing Japan’s War at Home”, The Public Historian, 24:4 (Fall 2002), pp.35-64.

[12] 楊木通先生的資料由其後人楊文喬先生提供,在此銘謝。

[13] 蔡慧玉編著,《走過兩個時代的人:臺籍日本兵》(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1997),頁452。

[14] Jay Winter, Remembering War: The Great War between Memory and Histor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6), p.12.

[15] 周婉窈,《臺灣歷史圖說 增訂本》(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09),頁296。

[16] 參見張隆志,「二次世界大戰結束70週年紀念專刊:戰爭記憶、認同政治與反思史學:從戰後日本的教科書論爭談起」,《人社東華》(電子季刊)(2015年第7期),http://journal.ndhu.edu.tw/e_paper/e_paper_c.php?SID=109(2015年12月6日下載)。

[17] 周婉窈,《臺灣歷史圖說 增訂本》,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09,頁299。

[18] 若林正丈,「2015年──台灣的兩個『70週年』」,http://www.thinkingtaiwan.com/content/4441(2015年12月6日下載);原文題為〈異なる歴史観が混在する「親日」台湾の諸相〉,刊載在日本外務省發行的《外交》雜誌第32號,2015年7月。

[19] 參見陸軍聲、曾曉雯主編,《南洋英烈:二戰期間巴布亞紐幾內亞境內國軍將士紀錄》(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2009年)。

[20] 關於「台籍戰犯」與中華民國國軍戰俘,參見藍適齊,〈戰犯的審判〉,收入呂芳上主編,《中國抗日戰爭史新編》,第六編-戰後中國,第三章-戰爭的傷痕與記憶,第二節(臺北:國史館,2015年7月),頁210-247。

[21] 關於「高砂義勇隊」和臺灣原住民的戰爭經驗,最近一部精彩的研究成果是蔡政良教授寫的《從都蘭到新幾內亞》(臺北:玉山社,2011);蔡教授在2014年又前往新幾內亞進行了名為「高砂的翅膀」的研究計畫,成果參見「【南島中心】「高砂的翅膀」計畫成果分享」, http://cas.nttu.edu.tw/files/14-1008-27475,r1013-1.php?Lang=zh-tw (2015年12月6日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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藍適齊 / 把「臺灣」放回「戰爭記憶」:從二次大戰的歷史記憶開始臺灣的「歷史和解」
引自歷史學柑仔店(http://kam-a-tiam.typepad.com/blog/2015/12/把「臺灣」放回「戰爭記憶」:從二次大戰的歷史記憶開始臺灣的「歷史和解」.html)


最後修改日期: 2019-0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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