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文華(國立陽明大學科技與社會研究所副教授)

今年春天讓同學看荷蘭黃金時代畫家維梅爾(Johannes Vermeer,1632-1675)在台灣民主紀念館(原中正紀念堂)中正藝廊的展覽「珍珠之光―透視維梅爾」(7月2日起移展高雄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這位畫家傳世作品不多,散在世界各地。因此,這個展覽不展出真跡,而是以複製技術讓作品「聚在一起」。如主辦單位強調的,這項展覽「用各種不同的教育角度、最新數位印刷技術、多樣的操作體驗,透視維梅爾這位謎樣的畫家」。

當然,許多人慕名前來,從影像裡「深入了解維梅爾的一生,也探索十七世紀荷蘭黃金時代豐富的歷史與藝術知識」。不過也有到現場後,發現是複製品,認為受騙上當者。也因此,主辦單位不但在展場註明該展覽為教育性質,不是真跡,還在網站上辯誣,指出能用此低價欣賞如此用心的展覽已屬難得,更何況「時尚精品動輒數萬元以上、美食大餐上千元乃常事,……眾多藝術愛好者,可曾想過:平均票價兩百餘元的藝術展覽,要如何能支撐起動輒數千萬元乃至上億元的成本支出呢?」


我不創作藝術也不經營展演,不評論展覽是否值回票價。不過,我好奇如果人們這樣在意作品真偽與展覽價值,那為何對市面上東抄西撿,索然無味的「山寨」資訊卻又如此寬容?我們可以想像有些結構性的狀況:頻道供應商的限制讓消費者無從選擇,用市場機制淘汰不適格的電視台;許多「新聞分析」節目透過議題設定與名嘴搭配,主導論述的進行。不過,有識之士儘管疾呼改革,但一般人似乎不以為意,放任大新聞吃掉小新聞,辣謠言吃掉平實報導。於是,無差別行兇蓋過服務貿易協定與自經區條例爭議,而這些爭議又蓋過去年的政黨內鬥。

作為人文研究者,在芸芸「山寨」資訊裡,我會特別在意它們援用歷史的敘述手法。這些手法有時以政權交替為界,將社會民主發展簡化成線性的上升與下降,並將它與某種分期連在一起,比方說,「經濟不景氣的現象,確實來說,是在XXX上台後(端看敘述者的政治偏好)之後就發生了……」。或者是用比較的手法,將一些人物與過去的類似人物做比較。比方說,「這種支持率,如果是XXX(端看敘述者的政治偏好)的話,早就羞愧下台了,根本不要人催……」。現今的科技發達,人肉搜索的能力又高,因此要進一步「以彼之道還治彼身」或者是「以過去否定現在」看起來也非難事。

從歷史研究的角度看,這類援用「過去如何如何」的論述看似中立,但基本問題都是「斷章取義」,也就是對特定時空脈絡的任意拆解。儘管論述者以正義之士自居,以全知全能的口氣,咄咄逼人的姿態引經據典,卻往往在遣詞用句之間暴露了自身觀點的偏挾與扭曲。

既然本文是刊在「歷史柑仔店」上,那麼就讓我們回到過去,說個故事吧。記得2002年陳水扁總統夫人吳淑珍第一次赴美訪問時,所到之處僑民皆熱情歡迎,給足第一夫人面子。不過某報卻獨排眾議,以「請夫人慎言」為題,指出吳淑珍發言不當。它是這樣說的:「在外交場合,直率坦然與粗鄙、口無遮攔之間,只有一線之隔,如何掌握分寸、表現得體,可是一門藝術。例如,吳淑珍到美首次談話,說她比江澤民的太太有地位、她是有民選基礎等。坦白說,這番話聽了總覺得『怪怪』的。為了強調台灣的民主成就,吳淑珍多強調『她的丈夫』有民選基礎,以對比對岸的專制政體,問題不大。但,說到自己這個第一夫人有民選基礎,好像 ……這有點扯吧!民眾投票選總統、可沒有投票選第一夫人吧?」這段話口氣酸腐,用字輕挑,直白點說就是指這對夫婦經驗不足,沐猴而冠,表現不出泱泱的民主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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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9月吳淑珍拜會國會山莊(右)與在洛杉磯僑社演講(左)
(資料來源:「大紀元」兩則網路新聞〈吴淑珍在美国国会山庄致词〉與〈吴淑珍离开洛杉矶返抵台湾〉,http://www.epochtimes.com/gb/2/9/26/n218689.htm與http://www.epochtimes.com/gb/2/9/30/n219515.htm


老實說,當初讀到這裡我也是覺得「怪怪」的,但等到直接看了訪問,才知道這句話原文如下:「我的地位比江澤民夫夫人高,因為我們是民選的」。而前後文是有記者問起對即將來訪的江夫人的看法,吳淑珍以此回應,並說明她這樣說的原因是因為陳水扁在台灣是有民意基礎的國家領袖,與中國並不相同。原來,問題是出在「我們」這個字眼上:這位主筆顯然把「我們」的意思先從「台灣」曲解成「總統夫婦」,再把這個想法塞到吳淑珍嘴巴裡來修理。啊,高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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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圖為Carl Djerassi(資料來源:wikipedia);
右圖為小說Cantor’s Dilemma封面(Penguin Books,1991)。


從我熟悉的技與社會研究領域來看,這種語言曖昧的問題並不少見。科學家與科普暢銷作者 Carl Djerassi(1923-)在小說 Cantor’s Dilemma 中便指出科學活動,特別是英語中對「我們」這個辭的濫用與浮用。的確,「我們」是值得討論的概念。但我在這裡倒不想談科技與社會研究怎樣看「我們」(比方說對於集體作者的討論),而想從政黨輪替再往回拉,談可能是戰後台灣第一個提出「我們」的場景。巧的是,這個場景也與某位第一夫人有關。

猜到了嗎?是的,是「永遠的第一夫人」蔣宋美齡女士。作為戰後第一個非國民黨總統的夫人,當時媒體也常拿吳淑珍與蔣宋美齡相比,認為前者的言行舉止遠不及後者。不過,以下要分析的不是蔣宋美齡1943年在美國國會的傳奇演說(演講實況錄音與相關影像可見YouTube),而是1950年1月8日她離美前夕在美國廣播公司的演說(演講稿參見《蔣夫人言論集》)。這是她在長島避居數年後第一次公開露面,也是她公開表明將去台灣的重要談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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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宋美齡在美國國會的演講(影像出處:1943年3月1日的 Life Magazine)。


如同在其他場合,在演說中她以一貫優雅與抑揚頓挫的語調,訴說國民黨與共產黨的戰爭是一場全世界「為真理,為自由,終必獲勝的戰爭」。而對中國人來說,它是「解放異族」的戰役:「只要我們一息尚存,只要有異族盤踞中國的領土,我們就要憑藉一個地方,無論其為臺灣一樣的海島,抑或其為山間的要塞,來繼續我們的鬥爭」。

在把國共內戰無限上綱成與世界自由,中國未來生死與共的偉大聖戰後,蔣宋美齡推銷蔣中正,這位當時已經下野,自稱「一個國民」的大忙人與反共專家。她這樣說:「我的丈夫領導他的人民從事反共鬥爭,已有二十幾年的歷史。一九二六年的國共決裂,就是由他單獨負責的。……蔣總統是世界政治家中首先揭發共產黨徒陰謀的第一人,也是著手反共的第一人」。

在這樣的脈絡下這篇演講達到高潮。蔣宋美齡用英國史上的反抗情景,激昂地呼籲大家支持她與她的丈夫蔣中正:「我們的朋友們!我的國家受了屈辱,我的政府孤懸在海外的島上,蘇格蘭的布魯斯從由山洞出來和他的人民站在一起,我們也要從島上出來和我們的人民在一起。」

到這裡,才出現我們所關心的「我們」。而它有何玄妙?讓我們看前後文。乍看之下它只是昭告台灣將出來拯救大陸人民而已。但是,博學如蔣宋美齡者,用的比喻怎可能如此簡單?仔細再看,所謂「蘇格蘭的布魯斯」指的是十二世紀蘇格蘭王 Robert一世或者是 Robert the Bruce(1274-1329)。他於1306年殺死英格蘭王指定的繼承人 John Comyn(死於1306年),並奪取其王位,但是英格蘭出兵鎮壓,視其為叛亂者。在妻子受俘、兄弟處死的情況下,他避居愛爾蘭北部的 Rathlin 島。一年後,他返回蘇格蘭,整合各派系,領導他們抵抗英格蘭人。經過數場戰事,1314年,他在 Bannockburn 大敗英格蘭,終於迫使英國承認其王位,也間接承認蘇格蘭的獨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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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圖為Robert I(影像出處:Wikipedia);右圖為Bannockburn 戰役(影像出處:Wikipedia)。


原來如此。所謂「我們」不是台灣或是台灣人民,而是國母的蔣宋美齡與「我的丈夫蔣介石」。也因此所謂「出來」指的是蔣介石目前避居臺灣,但應該復位,繼續執掌政權,而且他會像 Robert一世一樣,帶著他的人民打回大陸。在蔣宋美齡「以國為家」的心態下,「我的國家」或「我的政府」不是字面上的歸屬關係,而是擁有關係──台灣不是「我們」,而是他們的東西。而只有從這樣的觀點,才能妥適解釋蔣宋美齡傳頌一時的呼籲:「我將回到臺灣蔣總統那裡,去和他同甘共苦,只要一島尚存,我們便要繼續和共產主義作戰」。

如同蔣宋美齡一樣,許多人帶著「我們」的想法來台灣,但不覺得台灣是「我們」的一部份。他們不知道的是,台灣的知識人在日本統治下早已體會過各種各樣,十分複雜的「非我族類」的關係,並且從裡面企圖活出「我們」的意義。這是歷史給不管先來後到的台灣人民關於自我與異己的嚴肅課題,但他們卻還沒來得及去反省與處理。時至今日,固然每到選舉便出現「命運共同體」或「族群融合」之類的說法。不過,相互瞭解與包容,有愛有恨,與日常生活名實相符的「我們」還沒有產生。

對此,營造想像共同體的媒體原應扮演關鍵角色,但它終究自失立場,帶著社會沈淪。以政治評論來說,作家柏楊表示中國漫長的歷史中只有由上到下的文字獄,卻不見上面對下面批評的容忍。而民主化的台灣竟讓這樣不可能的事發生,而且發生得很極端。只因對象是李登輝,國民黨可以在一夜間讓黨員上街頭痛快羞辱尚未卸任,前一天還像神一樣擁戴的黨主席。而站在正統黨員這邊的改革派市長,在接掌黨主席後卻讓黨重回拍手通過,鞏固中心的老路。如不是「我們」的想法作祟,何以泱泱大黨會有如此不可解的反應?

與此同時,政黨輪替意外解救解嚴後惶惶不知所之的媒體。陳水扁上台後,原先支持政府的媒體恣意玩起「由下而上」的第四權把戲,以煽情手法輔之以教化語氣,卯起來教訓看不爽的政治新貴。用他們所熟悉,蔣宋美齡式的「我們」拿來誤讀吳淑珍發言,進而批評她的「失言」,不過是例子之一。這些年下來,不止是新聞製造者,連不少閱聽者也習慣這樣的評論路數。他們可以快樂地看大悶鍋,認為這是政治幽默,可以舒緩壓力,但認為給我報報之類的專欄過於「政治」,讀起來不舒服。

對此,批評者往往稱這類節目有雙重標準,但媒體也反駁說它們只有專業,沒有藍綠。在我看來,與其說這些綜藝化的新聞台不中立,還不如說它們沈迷在「我們」的鬼影之中,失去媒體該有的格調。十幾年前玩弄文字遊戲,臧否人物的報紙這樣操作,十幾年後的今天除了多了新媒介、更多現場直播、更多辛辣用語外,招數沒太多改變。它們或許也跟某些政治人物一樣,用八點檔式的劇情來穩住幾近於零的收視群,但閱聽者得到的可是無盡的廢文資訊,沒營養的評論與分析。它們煞有介事,看似認真,但沒有太多內容;新聞台跟著報紙跑,報紙跟著週刊跑。大家每天被不用心的仿製品、複製品所環繞,別說沒有真跡,更談不上教育意義,跟「透視維梅爾」根本不能比。

所以請別濫用過去,自以為是地創造「我們」,把大家逼上內耗政治的山寨中。放下「我們」,放了我們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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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文華 / 政治的山寨
引自歷史學柑仔店(http://kam-a-tiam.typepad.com/blog/2014/07/政治的山寨.html)

 


最後修改日期: 2019-0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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