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其瑞（彰化師範大學歷史學研究所副教授）
前言：什麼是對讀？
「對讀」（aligned reading）是一種比較史料的方法，透過設定好的錨點（anchors）將錨定好的史料彼此連接起來並藉此進行史料間的比較，透過這樣的方法，一方面可以辨別出不同史料的差異，另一方面也可以藉此作為探討史料真偽的線索，進而發現史料之間被隱藏的真相。事實上，這種研究方法在傳統的史學研究中屢見不鮮，在數位的時代裡，數位人文工具的加入將使對讀的方法變得更為快速而簡單。
杜維運先生在《史學方法論》一書指出，司馬光在修《資治通鑑》時都會先製作「長編」以歸納史料；而後人受司馬光的影響，在修史的時候也都用上了這個法子。杜先生舉李燾在寫《續資治通鑑長編》時，先準備了十個木櫃，每個櫃子裡放二十個可以抽換的匣子，每個匣子都用甲子紀年的方式做標記。然後，當他在整理史料的時候，凡是當年發生的事情就將資料放入匣子裡，並且依照日、月的先後順序排列，整理得井井有條。這樣的方法不僅「編年體」史書適用，就是吳炎和潘檉章等人在編紀傳體的《明史》時，也採用了這種方法。吳、潘兩人也是先從「長編」開始，把朝代內的各種文獻彙集起來，再加以分類整理；有的按照事情分類，有的按照人物分類，把材料分條列出、逐件繫聯，將各家的說法並列在一起[1]。
當修史者或研究者將史料依據這些方法整理起來後，史料之間的不同與相同之處自然就會顯現出來；再經過互相比較、參照、考訂，使內容更趨近於事實。杜先生繼續舉司馬光寫給協助編纂《資治通鑑》的范祖禹信中提到，在編修《長編》的時候，必須根據每個條目下面所記載的內容，把新舊史書的「紀」、「志」、「傳」以及各種雜史、小說、文集等史料，盡量找出來閱讀一遍。如果碰到記載的是同一件事，但文字說法不同，那就選擇其中一個寫得最清楚、最詳細完備的版本進行收錄；如果各家記載彼此之間有的詳細、有的簡略，那就把它們互相參酌吸收，加以綜合整理、編排次序，並且用自己的文字加以修訂潤飾；但要是不同史料之間，在年、月、事件經過上有互相牴觸、不一致的地方時，那就選取其中證據最明確、情理上也最接近事實的一種，寫入正文；至於那些不同的說法，則註明在下面，並且還要說明為什麼採用這一種、捨棄另外那些說法。[2]由此可見，傳統的史學家先透過史料的歸納進行整理，再用對讀來分析史料間的異同，最後運用史家自身的功夫評判史料的真偽，並且負責任的將不同的史料並存以供後人在這個基礎上繼續探究。
「異源史料」的對讀
可以對讀的史料種類很多，特別是具有相同「錨點」的史料。前面提到不論是吳、潘二人依據「事情」或「人物」進行分類，或者李燾用「時間」作為錨點，都是可行的方法。歷代的史家曾從不同文本來進行史料的對讀，杜先生稱這是「異源史料的比較」。像是：《史記》與《漢書》的比較、《舊唐書》與《新唐書》的比較、《舊五代史》與《新五代史》的比較、《南史》可以和《宋書》、《齊書》、《梁書》、《陳書》相比較；同樣，《北史》也可以和《魏書》、《北齊書》、《北周書》、《隋書》相比較，至於《宋史》、《遼史》、《金史》、《元史》的互相比較自然也不在話下。舉個例子來說，趙翼的《廿二史剳記》本身就是一部宏觀的「異源史書」對讀的成果。在書中〈宋金用兵須參觀二史〉這篇裡，趙翼很快就看出了「兩國交兵，國史所載，大抵各誇勝而諱敗」的原則，因此，對於本朝歷史的戰事記載多半都會隱諱敗績而誇大勝利。如在《金史》裡，編纂者刻意隱藏了許多金軍失利的記載，但從其他同時期的傳記來看，仍可證明《宋史》當中所記宋軍在河南一帶的勝績大概也不是空穴來風的。[3]透過戰事的對讀，便可以從史料記載的勝負與有無來進行史實的推論。
同樣也是戰事的記載，天津南開大學歷史學院的王文隆副教授曾發表的〈國共兩黨黨營媒體所報徐蚌會戰之勝敗〉一文，就是以《中央日報》與《人民日報》作為主要材料，並搭配檔案管理局所藏的國軍檔案、國史館的蔣中正總統史料、中國國民黨黨史館的中央宣傳部資料，以時間作為主要的錨點進行對照，以徐蚌會戰中實際戰場的情況與國共雙方作為宣傳的報刊文字進行對讀，以探討戰爭期間不同陣營間的訊息操弄與假新聞。[4]
另一種易於進行對讀且有明確錨點的史料則是日記。由於日記多有明確的日期，透過不同記主所撰寫同一天的紀錄，一方面可以拼湊出事件的全貌，一方面也可以藉此考證記主記載內容的真實性。以發生在1936年12月的西安事變為例，至今留有的相關日記包括《蔣中正日記》與《宋子文西安事變日記》。依據邵銘煌教授所寫的〈宋子文西安事變日記〉一文，作者透過對兩本日記內同一事件描述的比較，發現兩者之間在許多事件的時間點、事件中人物的描述，甚至是對於張學良所稱，蔣中正已答應的相關條件記載也有所出入。[5]由於日記以「日」為錨點，因此很容易在跨日記的對讀過程中找到出入之處；相反地，運用跨日記的對讀，我們也可以在當中看到同一個時期中的集體記憶、生活共感，乃至於我們這幾個月來可能都共同感受到的「油價問題」、「機票變貴」，或是「買不到塑膠袋」等百姓日常。
數位人文時代如何進行史料對讀？
進入到數位人文的時代，我們該如何利用數位技術來協助史料文本的對讀呢？前面提到，異源史料的對讀要先找到「錨點」；史料中可以作為錨點的元素很多，最普遍的也最容易的應該就是時間了。《史記》的作者司馬遷在撰寫〈表〉的時候就運用了時間來作為對讀的錨點。舉其〈六國年表〉為例，司馬遷以秦國的紀年為對應的基礎，將秦以外的楚、燕、齊、韓、趙、魏的歷史紀錄依照年來進行對讀，從秦厲王共公元年，至秦二世胡亥自殺，共計兩百七十年的歷史用〈六國年表〉進行了「實體性」的對讀。在僅只有七年左右的〈秦楚之際月表〉中，對讀的基準更縮短成以「月」作為最小單位的對讀，對讀的基準則以楚的紀年為依據。
司馬遷的〈表〉，代表了傳統史學家進行對讀的嘗試；在數位時代的我們也可以運用數位工具來達成。最簡單的對讀方式就是運用大家熟悉的 Excel 試算表來進行對讀。然而，試算表的對讀雖然容易製作，但是如果遇到對讀文本彼此篇幅不同的時候，在閱讀上就會遇到困難；若是遇到三個以上文本對讀時，就更加難以操作。
由臺灣大學資工系趙睿開發、賴思頻改版重建的「春秋三傳對讀系統」可以視為是具互動功能的數位人文對讀系統成果案例之一。「春秋三傳」指的是為《春秋》作傳的《春秋公羊傳》、《春秋穀粱傳》與《春秋左氏傳》。由於《春秋》是編年體史書，因此每個段落都有清楚的紀年資訊。而由《春秋》所衍伸出來的「春秋三傳」也同樣是以《春秋》的紀年做為參照依據，因此，這個系統透過提取文本中的時間資訊做為對讀的錨點，將同一年月的事件並排在一起閱讀。系統同時具有連動性，可以在閱讀任一文本的任一段落時，透過點選該段落而將其他文本中有同樣錨點的段落拉入同一畫面裡進行對讀。在數位工具的協助下，讀者可以「更加容易比較出春秋三傳之間的差異，包括不同觀點對歷史的詮釋、不同作者的理念思想，甚至作者周圍政治環境對其文字影響的分析」。[6]
圖1 春秋三傳對讀系統
基於「春秋三傳對讀系統」的設計，賴思頻以「DocuSky數位人文學術研究平臺」的標準為依據，設計了「文本對讀工具」，讓使用者可將想要對讀的文本進行格式轉換與對讀標記之後，就能導入工具中進行如同「春秋三傳對讀系統」一樣的對讀體驗，下文所舉的「四福音對讀系統」就是個好例子。
以「四福音對讀系統」作為對讀研究的案例
「四福音對讀系統」是利用上述「文本對讀工具」所創建，以《聖經‧新約》當中〈馬太福音〉、〈馬可福音〉、〈路加福音〉與〈約翰福音〉（以下簡稱「四福音」）作為對讀文本的公開系統。「四福音」記載的主軸都是以耶穌基督的生平為主，並由不同的作者撰寫而成。在這個系統中，我們採用的是以「事件」作為對讀的錨點，我們運用《聖經》（和合本）當中的分段與段落標題進行了正規化處理，使同樣「劇情」的事件可以作為系統連結的依據（align key）。
由於「四福音」的作者不同、觀點相異、寫作目的也各有其著重的觀點，甚至在神學詮釋上的意義也不盡相同，所以我們可以將其視為四部可以拿來進行對讀的典型「異源史料」；透過對讀工具的協助，就可以快速地在不同福音書中進行比對與議題討論。必需要強調的是，「四福音」因為寫作時間有所差異，自然彼此之間也存在著「傳抄」與「增補」的不同寫作手法，受限於篇幅，或者可在未來其他的作品中做更進一步的探討，在此就先不贅述了。下文將僅就「事件時間點的差異」、「隱藏史實的還原」與「異源史料的整合」三項舉例說明。
圖2 四福音對讀系統
1. 相同事件的時間點差異
舉例來說，根據「四福音」的記載，耶穌曾進入猶太聖殿，並將許多在聖殿中兌換銀錢的人都趕出去，這段故事被稱為「潔淨聖殿」，並且在四部福音書中都有記載。不過，在〈馬太福音〉、〈馬可福音〉與〈路加福音〉中，這件事情都記載在耶穌最後一次進耶路撒冷城之後，也就是所謂「受難週」（Passion Week）之間發生的事情；但獨獨〈約翰福音〉卻將這件事情記錄在耶穌開始活動的早期階段。[7]透過對讀系統點選任一卷福音書的「潔淨聖殿」段落就可以將其他三本福音書的同樣段落拉進同一頁面，使用者也能立即發現異源史料之間時間點上的不一致，進而可以探討究竟是〈約翰福音〉的作者記憶上與其他三人相異，又或者是類似的事件其實發生了兩次？正如杜先生所言，對讀工具能夠在異源史料彼此間的記述不同時，除了展示較合理的史料外，也要保留相異者的說法以利進一步的研究。
圖3 「潔淨聖殿」的對讀
從前面三卷福音書段落顯示章節可知，事件發生在中後段的章節，但〈約翰福音〉則是紀錄在相當前段的第二章。
2. 找出異源史料間的沒有被記載的史實
使用對讀工具時最有趣的，就是透過對讀來發現文本間隱藏的事情。例如，耶穌共有十二個門徒，其中最早加入團隊的四個人分別是彼得（又稱西門）、安得烈、雅各與約翰。在〈馬太福音〉與〈馬可福音〉中，這四人是一起（或者前後沒有差太久的時間）加入的，〈路加福音〉也有記載，但是沒有記載到安得烈。有意思的是，〈約翰福音〉只提到了彼得和安得烈兄弟倆，而且按照約翰的記載，這兩兄弟原本是施洗約翰（非〈約翰福音〉的作者約翰）的門徒。而若回頭看〈馬可福音〉，在這件事情之前記載的是施洗約翰被捕下獄。因此，結合〈約翰福音〉來看，彼得與安得烈從施洗約翰的門下轉為耶穌的門徒，是否是因為施洗約翰的下獄而將門徒交給耶穌的一種「託孤」之舉？隱藏於文本間的資訊，透過異源史料的對讀反倒被顯露出來。
圖4 「耶穌召四徒」的對讀
只有〈約翰福音〉提及西門與安得烈原是施洗約翰的門徒
第二個例子是耶穌運用五個餅和兩條魚餵飽了五千人。這個神蹟被稱為「五餅二魚」，並且同樣都被記載在四福音中。在〈約翰福音〉中的故事以「這事以後」為起首，[8]而如果探究「這事」是「何事」時，讀者卻無法從前一段落去找到答案；因為前一段是關於「基督論」的神學講論，而再往前看則是有關安息日治病的記載。但是我們運用對讀工具去看其他三本福音書就會發現，五餅二魚的神蹟是在前述施洗約翰被捕下獄之後、被希律斬殺死亡的接續記載。也就是說，〈約翰福音〉所講的「這『事』以後」的「事」，應該就是施洗約翰被殺的事情。很有可能的是，作為「開路先鋒」的殉道者施洗約翰被斬殺以後，耶穌做出了一項相當具體、難度很高，且影響層面很廣的神蹟，背後的動機頗值得玩味。
圖5 「五餅二魚」的對讀
只有〈約翰福音〉沒有提及該事件與施洗約翰被殺有關連。
3. 整合異源史料中分散的片段
杜先生說：「中國史學家，寫史有一種藝術，某事諱之於本紀，而散見其事於列傳」。因為《本紀》很受重視、很顯眼，如果有些事情犯了忌諱，直接在《本紀》裡照實寫出來，往往很難被接受；但如果完全不寫，真實的歷史又會失傳。所以只好改在比較不那麼受注意的《列傳》裡，用比較婉轉的方式把事情透露出來，而唯有將這些史料進行比較，才「可以發現歷史的真面目」。[9]學者鄭曉時在〈漢初「誅呂安劉」政變的過程與歷史意義〉一文中提到了類似的發現，作者認為，司馬遷把這一段「滅呂氏、安劉氏」的政變大量經過，打散隱藏在〈齊悼惠王世家〉、〈陳丞相世家〉、〈絳侯周勃世家〉以及〈酈生、陸賈列傳〉等世家與列傳當中，因此稱司馬遷的《史記》其實是一部「陰陽史」；透過散見在「世家」與「列傳」史料的重組，作者將整個政變的過程依照時間的序列重建起來。[10]與此相類似的是，耶穌被釘十字架的時候，在四福音中共記載了耶穌所說的七句話，這七句話被稱為「十架七言」（The sayings of Jesus on the cross），在神學上有著許多的詮釋與討論。然而，「十架七言」卻散見在四福音的不同位置，透過對讀，我們將「父啊，赦免他們！因為他們所做的他們不曉得。」（路加福音23:34）、「我實在告訴你：今日你要同我在樂園裡了！」（路加福音23:43）、「母親，看，你的兒子！看，你的母親！」（約翰福音19:26-27）、「我的神！我的神！為什麼離棄我？」（馬太福音27:46、馬可福音15:34）、「我渴了。」（約翰福音19:28）、「成了！」（約翰福音19:30），以及「父啊，我將我的靈魂交在你手裡！」（路加福音23:46）等七句話整合在一起，以數位的方式跳脫了紙本載體的閱讀。
圖6 「十架七言」的對讀
小結
杜維運先生在《史學方法論》中強調史料的比較方法，無論是在異源的史料裡比較異同之處，或者是在同源史料裡找出歷史的真相，將不同的史料放在一起進行比較，對讀是一個很適合的方法。畢竟，歷史的記載往往不是只有一個聲音；同一件事情，也會因為記錄者的立場、目的、身分與時代環境不同，呈現出不同的樣貌。透過對讀，我們不只是看到「誰寫了什麼」，更能進一步理解「為什麼這樣寫」、又「哪些內容被強調了，哪些內容被省略了」。
在數位人文的時代裡，這種原本需要耗費大量時間、心力與紙本整理工作的對讀方法，都可以藉由「文本對讀工具」而變得更容易上手且更有效率。無論是傳統史書、報刊、日記，甚至像四福音這種彼此相關卻各有觀點的文本史料，都可以透過設定錨點與系統的互動性，讓讀者更清楚看見文本之間的差異、互補與隱藏訊息。這不僅提升了研究的可能性，也讓閱讀史料增加了更多的趣味與挑戰性。
數位人文與史料對讀的結合意義，不只是讓研究資料的整理變得更快更方便而已，更重要的是，它賦予研究者更多彈性整理史料的自主性，讓最熟悉史料的研究者可以依據自己對於史料的認識、分件、內容排比自行處理，再藉由錨點的賦予在不同的史料中進行對讀，探索史料間的關連脈絡；在依循傳統史學方法的脈絡下，讓數位人文時代裡的史學研究者可以從更多元的視角進行史料的探索，開闢更多研究的新取徑。
徵引書目
- 《聖經》，和合本，神版，臺北：財團法人臺灣聖經公會，2014。
- 王文隆，〈國共兩黨黨營媒體所報徐蚌會戰之勝敗〉，發表於「操控媒體：明以降中國的新聞與『假新聞』國際學術研討會」，國家圖書館，台北，2018/06/07-08。
- 杜維運，《史學方法論》，台北：三民書局，1989。
- 邵銘煌，〈宋子文西安事變日記〉，《近代中國》157 (2004): 181-190。
- 鄭曉時，〈漢初「誅呂安劉」政變的過程與歷史意義〉，《台灣政治學刊》8:2(2004)：185-244。
- 賴思頻，〈以DocuXML 格式實現多文本間的對讀〉，《數位典藏與數位人文》，9期(2022)：65-88。
[1] 杜維運，《史學方法論》（台北：三民書局，1989），頁81。
[2] 司馬光，《答范夢得書》，轉引自：杜維運，《史學方法論》，頁66。
[3] 杜維運，《史學方法論》，頁96-99。
[4] 王文隆，〈國共兩黨黨營媒體所報徐蚌會戰之勝敗〉，發表於「操控媒體：明以降中國的新聞與『假新聞』國際學術研討會」，國家圖書館，台北，2018/06/07-08。
[5] 邵銘煌，〈宋子文西安事變日記〉，《近代中國》157 (2004): 181-190。
[6] 賴思頻，〈以DocuXML 格式實現多文本間的對讀〉，《數位典藏與數位人文》，9期(2022)：68。
[7] 關於這段記載，可見於：〈馬太福音〉21:12-17；〈馬可福音〉11:15-19；〈路加福音〉19:45-48；而〈約翰福音〉是在2:13-17。
[8] 見：〈約翰福音〉6:1。
[9] 杜維運，《史學方法論》，頁90。
[10] 鄭曉時，〈漢初「誅呂安劉」政變的過程與歷史意義〉，《台灣政治學刊》8:2(2004)：185-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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