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紹理（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日記是個人逐日將自己感受、行事寫成文字保存而成，特殊性在於紀錄的是記主當日的告白，在時間上更貼近當下的心境，更保留了當事人當時的看法，並清楚呈現社會變遷的軌跡，反映記主所處時代的種種面向，是從事個人、家族史、經濟社會政治史研究的重要參考素材」[1]
這是《臺灣日記知識庫》網站首頁開宗明義的說明，很貼切地說明日記所具有的時間性：「當日的告白、當下的心境、當時的看法」。日記的內容的確充滿了「當下」面對即逝之過去的「告白、心境、看法」，不過，仔細想想，這樣的陳述也隱匿了「未來」在日記中的角色。未來是否在每日生活及記錄生活的日記中缺席？我們如何從過往的日記裡覺知體會時人對於如煙往事、紛瑣當下和幻影未來的看法？我們自己又如如何面對同樣的問題？這個疑惑讓我聯想到德國史學家Reinhart Koselleck（1923-2006） 的兩部重要作品《面向過去的未來》（Futures Past）和《概念史的實踐》（The Practice of Conceptual History）。
圖1 德國史學家Reinhart Koselleck（1923-2006）
圖片來源：http://www.rai.ox.ac.uk/node/540
圖2 Reinhart Koselleck的作品《面向過去的未來》（Futures Past）
圖片來源：http://cup.columbia.edu/book/futures-past/9780231127714；http://www.sup.org/books/cite/?id=1598
圖3 Reinhart Koselleck的作品《概念史的實踐》（The Practice of Conceptual History）
圖片來源：http://cup.columbia.edu/book/futures-past/9780231127714；http://www.sup.org/books/cite/?id=1598
Koselleck一直在思索歷史學中的時間性質，藉以建立歷史學知識的理論框架。他觀察語言和語意的流變，指出日常生活和歷史記錄中最重要的幾組關鍵字：經驗（experience）和期待（expectation）；以及由這兩個關鍵字延伸出來的「經驗的空間」（space of experience）和「期待的視域」（horizon of expectation）。
一般人對於「經驗」的看法，總以為是人們「經歷過」的各種事情就叫做「經驗」，例如我們常會說：「這個人經驗老道」、「以我的經驗來說」，在這種語意下的「經驗」，預設了人只是「被動」接受了各種外在刺激或事物。Koselleck則從語源挖掘出希臘文中「經驗」一字實指人們因「驚訝、驚異」而產生的探究，以期解答「為何會發生這種過去不曾經歷之事」的疑惑，亦即「經驗」既包含了「已發生且讓人驚訝」之事，也包含了人們為了解答「何以讓人驚訝」的各種思考、探索，並且將思考過程和結果記錄下來，「歷史」（historeien）也就成了希臘語中「經驗」的第二層意思，因為，人們之所以面對發生之事感到驚訝、意外，正是「過去」的經歷中不曾發生過這樣的事情，是以所有的「驚訝、意外」都寓含了「習知的過去」和「無知的現在」的對照。以上所說都只是以「個人經驗」為例來說明，個人經驗和群體經驗有何關係？這就是Koselleck提出「經驗空間」的主要用意，他指出個人經驗會透過間代傳承累積，最後會因歷史反思而被人們回顧式地捕捉到這些經驗。
「經驗」涵括了我們「現在」面向「過去」的探究，因此Koselleck也將經驗稱為「現下的過去」（present past）。但是否「未來」在這經驗的探究中無足輕重？Koselleck認為正好相反，看似隱形且難以捉摸的未來，往往是形塑現在及過去最重要的基礎，他認為「期待」（expectation）並不只是我們希望將來會發生什麼事，期待是曲折的，是「投射於過去的未來」（futures projected in the past），他導入了Gadamer 「視域」（horizon）的概念以說明「期待」的複雜性。人的視野的最大限度就是天地之交的地平線（horzion），在Gadamer看來，由歷史所形成的「地平線」決定了一個人理解的視域。對Koselleck而言，人對過去經驗的探索也因此會形塑並投射成為他對未來的期待。換言之，人們視域中出現的未來地平線，會與他個人過去的人生經驗、他的社會位置（以及他對這個位置的認知和這個位置對他自己的期待）有密切的關係。
以上總總討論的歸結是「現代性」，Koselleck 考察歐洲不同時期對於經驗和期待的討論後，指出歐洲在近世以來逐漸發展出一套時間／歷史論述，影響之一，即是以一種新的概念看待過往，意圖將許多單一孤立的事件及其記錄（histoire） ，放置到更長的時間之流中，求其常、變之軌，以探尋其能揭示的意義與目的，此乃近代「歷史」（Geschichte）最重要的特性；影響之二，則是過去既不再是常經常軌反覆不停的教訓，時間流逝，滄海桑田，過去既不與現在相銜，政治的行動和語言再也無法將過去的資源投射於未來；而政治社會的行動卻也愈來愈傾向「未來和預測」，而不再與過去有關。
這些概念式的討論，也許有些艱澁，但對我而言卻有相當大的啟發，這篇短文就是試圖想透過Koselleck提供的「經驗／期待」的框架來閱讀日記。因為，從某個角度來看，《日記知識庫》卷頭語的說明，日記記載「當下」（present），正好表現出Koselleck所說，當下常指涉「現下的過去」，而期待則表現出遠眺地平線之往復交錯的視線
那麼，日記裡的「當下」，包含了什麼樣日記主人的「經驗」與「期待」？我們又用什麼樣的眼光（視域）看待日記？日記所錄者，為日日所見之「記錄」（histoire）或者也有日記主的「歷史」（Geschichte）？
「正義如不滅，良心遍世界」、
「患者少、讀書多。」[2]
「愛子前日同其父母往逗子賃屋，兩個月間二百六十円，蓋將往避暑也。午後藤井夫婦及下女靜子運搬家具先往安頓，並交其帶去家賃全數，愛子將於土曜日率諸孫往焉」、
「今朝接號外報道，零時天津駐屯軍在蘆溝橋演習，被支那兵不法之射擊因而戰死。我軍死者十餘名，支那軍死廿餘名，傷者不下六十名，支那側豎白旗請停戰云。」[3]
以上四段文字分別是是吳新榮和林獻堂在1937年7月7日、8日兩日的日記內容。吾人均知，這一天是「七七事變」或「中日戰爭」或者「抗日戰爭」的起點。然而，回頭看兩人的日記，他們對戰爭開啟那一剎那的態度和認知卻頗為不同。從七七事變開始一直到8月24日，林獻堂時旅居東京，他每天都很關心戰局戰況，並且將重要新聞抄錄於日記中，直到8月24日他才在日記中言「余和文之力量不充分，翻譯頗為費事，自本（8月24日）起欲用此時間以研究國語」；然而，吳新榮日記對於時局幾乎沒有任何記錄，直到8月13日，他才寫下令人玩味的一段話「不關心天下事、不讀社會書；默默獨圖生，日日依然舊」。這段期間，《臺灣日日新報》對於戰爭的報導雖然較實際進展慢，例如《臺灣日日新報》在蘆溝橋事變三天後才以「日支兩軍交戰」為標題，報導了這次磨擦和衝突。但不論如何，臺灣並未封鎖這些消息。因此吳新榮顯然有意讓日益嚴竣的中日戰爭在他的日記中缺席。他們兩人對戰爭的反應，其實可以看到兩種「經驗」與「視域」的差異。讓我們先順著林獻堂的視線，觀看映入他眼簾的地平線。
誠如《臺灣日記知識庫》所言，林獻堂的日記大多時候都在記錄當日發生之事：幾時幾分乘坐何種交通工具，到達何處參加何種集會，會議成員有哪些人，集會何時結束…，至於會議中討論了什麼具體的細節，往往不在記錄之列，有時會記下自己的發言內容，他人的意見則較少詳述；或者今日幾時某某人來訪，某某人接踵而至，某某人因為某件事希望林獻堂捐款贊助…等等，這幾乎是《灌園日記》的基本內容。在這個基本的構圖中，所記錄之事均非Koselleck所謂的「令人驚異」之事，反倒是許多例行事務；真碰到讓林獻堂驚奇之事時，他的日記中也未必會記錄他想要探尋「何以如此」的思索或解答。不論如何，上述日記的基本構圖都是「當下」面向「過去」的記錄。不過，「未來」的事務也未必完全在日記中缺席，例如他規劃何時去關仔嶺洗溫泉、何時要出發去日本或回臺灣；也規劃他所經營投資事業未來的財務；每年陽曆新年，他也會對著族人說一些期許的話語，這類的「未來事務」其實也都屬「例行」的生活中，可見、可掌握的「未來」。然而，對於不可知的未來，林獻堂有任何的「遠眺」？仔細翻閱日記，林獻堂並不會沒事就「遠眺」未來，我發現有兩種場景在「鍛煉」著他遠眺地平線的能力。一是某些情境、訊息觸發他的遠眺，「新年」這個特定的節日是重要的觸媒，而1937－1938年的新年又是頗不尋常的兩年。例如1937年元旦，林獻堂在日記中寫道：「今朝降雨係自昨日連續而來，…，余實初逢，若以迷信而言，今年國家或較多事也。」這種無端憂慮卻一語成讖，是年七七事變爆發，中日開戰，至年底時，林獻堂在日記裹寫道：「一九三七年終於今日，且看來年，若不與英、米、蘇衝突，實日本之大幸也，恐未必如是焉」，隔日1938年元旦，他仍憂心地說：「蘆溝橋事變起於去年七月七日夜半，日、華兩國遂以干戈相見，去十二月南京、杭州、濟南相繼陷落，戰事可云一段落矣，聞說不久又將攻廣東，若然，定必與英國衝突。一九三八年真可謂非常時之年矣，此後事態未知如何惡化也。」這一段文字不僅透露他心中的不安。比對1927年以來的日記，將可發現在此之前的新年，林獻堂很少以「回顧」、「展望」的方式，總結前一年並推測即將來的這一年，但是戰爭無常的變化，卻促使他開始對未來有了更多的表述。
另一種鍛煉他「遠眺」未來的場景，則出現在在生活中常面臨日本特務要求他「表態」預測事務的場合，林獻堂常會小心翼翼地記下他的應答，以為日後之用，這種情況下的「預測」多半都四平八穩，或者技巧地避開關鍵的問題。例如，就在1938年元旦過後，林獻堂仍在東京滯留時，1月18日，就有特別高等警察的人來詢問林獻堂對朝鮮、臺灣實施治安維持法以及志願兵的態度，林表示「此為當然」；特高警察又問林對「事變之感想，曰：不知何時方能收局，不敢妄為憶〔臆〕測。」這兩種場景在往後八年中經常交錯，尤其是到了1945年，林獻堂似乎看到了日本在戰爭中的疲態，因此會與友朋親人猜測日本會戰敗，但是沒有人能知曉戰爭何時會結束。只是，若再反覆閱讀這些對未來充滿不確定的語詞時，我們似乎還是看到這些未來表述的「缺角」：對於自己未來生活及人生安排的缺席。當我們對照吳新榮日記時，這個缺角就會比較明顯。
圖4 《吳新榮日記》
吳新榮日記的風格與林獻堂十分不同，自然地情感表露無疑是兩者之間最明顯的差異，然而，兩人表現出的時間意識也不盡相同。吳新榮並非日本殖民政府的政治異議分子，因此他的日常生活中不會有像林獻堂那般三不五時就要接受特務「鍛煉」（刺探）對時局的看法及預測，吳新榮雖然活躍於鹽分地帶，也相當積極地投入臺灣史上最初的地方議會政治活動，戰爭伊始，他對中國也抱持著同情與支持之心，不過根據曾士榮的分析，到了1938年底，隨著日本在中國佔領區的擴大，吳的政治認同似乎開始轉向，開始投入皇民化運動並且也配合殖民政府的戰爭動員。或許在政治上未表現出異議，因此他不必時時接受殖民政府對他政治忠誠的測試。吳新榮對時局的分析和認識，有相當大比例來自於他廣泛閱讀政論雜誌和歷史書籍，戰爭期間，他曾大量閱讀日本人所寫的中國史書籍，從中產生他由同情中國處境到支持日本「東亞聖戰」的認同轉折。
吳新榮的歷史「癖」不僅表現在閱讀，他的日記中也經常有「三省吾身」的內容，包括年末時除了結算一年收支外，他也會定時回顧自己的作為，並且從此一回顧中規劃自己的未來人生，或者設想自己在戰亂中的自處之道。例如1941年2月17日，吳新榮聽廣播，發現國際情勢漸趨緊張，他想著「明天就應開始在花園西側挖防空壕」。珍珠港事變前兩個月，他在日記中寫道：「以國內或國際的觀點而言，可說一切都漸漸進入臨戰狀態，一旦戰事爆發，不是說身為知識分子就沒有恐懼，然而只要以超越生死的思想來面對，則萬事就變得簡單。既然戰爭不可避免，則不如早日爆發，期待早日知其結果」；而聽到日本攻擊珍珠港的消息時，吳新榮說是歷史尚未曾有過的決定性的一個大事件，「大家都極度的緊張」，他不但開始預測往後日軍進擊的方向和順序，更開始設想如何在戰局中安頓家人： 「派佣人到六甲去護送雪芬母子回佳里，其次切實做好家庭防空避難設備，檢視天窗、燈火。」一直到1942年3月日軍攻下巴達維亞時，吳新榮日記中三不五時都記載戰局變化和他對戰爭動向的推測，戰火尚未蔓延到臺灣的間隙中，他也忙著拓展醫療版圖、文學活動和地方政治。直到1942年3月27日，他的妻子毛雪芬因子宮外孕失血而亡，這個重大的事件，改變了往後一年間日記的主軸，那些外在的、公領域的事務都暫時消失，吳新榮陷入了自己的內在時間之中：
因雪芬的死，今年似乎在我生命過程中，也有一個明顯的分界線。試把我的年代分段如下：
少年時代（臺南商專[1]為止── 十九歲為止） 19
留學時代（東京醫專[2]為止──二十六歲為止） 7
建設時代（雪芬去世為止── 三十六歲為止） 10
飛躍時代（？）
我已過了三個時代了，把下一個時代假定為飛躍時代，尚不知以何方式飛躍。對我人生而言，沒有比今年更重大的了。
當吳新榮用這種「歷史分期」的概念來看待他過往的人生時，已顯露了他的時間意識，已有別於林獻堂。
走筆至此，我們當可見到林獻堂和吳新榮日記風格的差異，或許是個人家世、經歷、個性等因素不同所造成，不過，我認為除了這些「個人」因素外，其實也透露了「世代」之別，以及他們對於「歷史」思考模式的差異。就「面向過去」而言，林獻堂及其同世代人（如張麗俊）的日記幾乎沒有像吳新榮（或連溫卿）那般以近代「歷史」（Geschichte）知識的方法反省自己的傾向和表現。就「未來」意識而言，林獻堂在戰爭開始後，因關心時局而顯現他對未來戰局的憂心和預測，但他的日記中少有對自己未來人生的安排。相反的，吳新榮的日記中既有對戰爭的種種推測，又有對自己人生的種種夢想。在我看來，這似乎顯示了兩個不同世代人的時間意識，我初步的看法是：我們或許可以從「未來」在「公」／「私」兩個領域的滲透來看待林獻堂和吳新榮的差異。對於未來的發展，林獻堂和吳新榮雖然都極為關注，但是林獻堂日記中只表述了他對「公共領域」之未來發展的關切與預測，而幾乎沒有他自身未來的想像；吳新榮在「公共領域的未來性」與林獻堂有相似的傾向，但他卻經常且顯著地表現出他自己未來人生的夢想和規劃。這個「私有領域未來性」的「隱性／顯性」的差異，或許是個性差異，但更有可能也是世代差異的表現。
不過，兩人在「公共領域未來性」面向的相似傾向，其實是戰爭所構成的。1937-1945年間的中日戰爭及隨後而來的世界大戰，讓所有人的生活都處在一種無時無刻都接觸到國家宣傳的「未來世界」：唯有透過戰爭，才能帶來和平，然而，戰爭卻也讓這看似美好的和平充滿不確定性。戰爭就有如Koselleck所說的，帶給所有人一個遠方的地平線，讓人志願地或被迫地，他們都得時不時地遠眺那遙不可及的終點。如果說「未來」這個概念得以滲透到每一個人的腦海，戰爭的「確定又不清晰」的毀滅性，是植入「未來性」最重要的機制。
註解
[1] 《臺灣日記知識庫》網站：http://taco.ith.sinica.edu.tw/tdk/首頁。
[2] 吳新榮著，張良澤主編，2007，《吳新榮日記》（台南：國立台灣文學館），1937年7月7日、8日。
[3] 林獻堂著，許雪姬主編，2000，《灌園先生日記》第9冊（台北：中央研究院臺史所、近史所），1937年7月7日、8日。
延伸閱讀
[1] Reinhart Koselleck, Futures Past: on the semantics of historical time, translated by Keith Tribe,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1985.
[2] Reinhart Koselleck, The Practice of Conceptual History: timing history, spacing concepts, translated by Todd Samuel Presner and other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3]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臺灣日記知識庫》：http://taco.ith.sinica.edu.tw/tdk/首頁。
[4] 許雪姬，〈「臺灣日記研究」的回顧與展望〉，《臺灣史研究》，22卷1期（2015年3月），頁153-184。
[5] 曾士榮，From Honto Jin to Benching Ren: the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Taiwanese National Consciousness,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2009.
[6] 陳偉智，〈戰爭、文化與世界史：從吳新榮〈獻給決戰〉一詩探討新時間空間化的論述系譜〉，柳書琴主編，《戰爭與分界：「總力戰下臺灣、韓國的主體重塑與文化政治》（臺北：聯經，2011年），頁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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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紹理 / 日記裹的過去、現在與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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