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雅如（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助研究員）
當個人事務成為政治事務，同時政治事務也成為個人事務的時候，一定有其重大意義。人們就是透過日常生活中那些瑣碎的事務，而捲進他們那個時代的政治漣漪以及大風大浪。
——茉莉．安德魯斯《形塑歷史：政治變遷如何被敘述》
六月開始，陸續在網路上讀到多篇關於戒嚴生活的回憶短文，驚覺時光飛逝，台灣解除戒嚴，至今已過了30個年頭。30年足以讓當年出生的嬰兒長成青壯。但事實證明，未能落實「轉型正義」、對過去缺乏深刻的反省，台灣社會至今猶未完全擺脫戒嚴時期的後遺症。
我出生於1974年，應該屬於戒嚴晚期的世代。70年代後期到80年代初，台灣陸續發生美麗島事件（1979年）、林宅血案（1980年）、陳文成命案（1981），這些影響台灣社會的重大事件，我都是在90年代以後才逐漸知曉。戒嚴時期最初感受的政治「騷動」，應當是1984年發生在家鄉新竹市的市長補選。
1982年「黨外」陣營的施性忠當選新竹市長，當時新竹市還是縣轄市，同年升格為省轄市與新竹縣分家，施性忠就成為縣市分家後的第一任新竹市長。施性忠一上任，將市民代表會主席違規借用的座車拖吊回市府歸建，又要求市府員工公事公辦，不得接受議員請託，議員介入工程發包的特權也被打破。於是市府與市代會衝突不斷，關係形同水火。向來被編入市府預算的國民黨地方黨部民眾服務社津貼，施性忠也一筆刪除，又禁止市轄各單位人員於上班時間參加國民黨召集的會議、開會更不得假藉公假名義，否則一律撤職查辦。施性忠最讓新竹市民記憶深刻的，應該是拆除新竹火車站前的違建。據母親回憶，那些違建屬於某位國民黨籍的省議員家族所有，20多年來沒人敢拆，火車站前廣場拓寬遲遲無法進行。施性忠挑戰權貴勢力、大刀闊斧掃除違建，市民都叫好。
戒嚴時期，國庫通黨庫、黨國不分、國民黨權貴耍特權的情況，極為普遍；施性忠向其挑戰，不免引來國民黨的反撲。市代會將市府慶祝升格省轄市的預算全部刪除，施性忠自行募款，被市代會檢舉涉嫌貪瀆，1983年8月施性忠被新竹地檢處以侵占、圖利等罪提起公訴，同年12月被法院判處有期徒刑，省政府不待施性忠上訴，隨即將他停職，以官派代理市長取代民選市長。
圖1 《中國時報》報導施性忠被提起公訴。
那個年代，國民黨經常用司法手段對付「黨外」出身的公職人員，非國民黨籍的地方首長多有官司纏身，例如楊金虎、余登發、許信良。施性忠一上任，調查局新竹調查站就開始搜集施性忠的資料，虎視眈眈。據母親回憶，當時新竹民眾多認為施性忠的貪瀆案件是國民黨陷害，「說伊歪哥，現在毋記得多少錢，反正很少，要貪、貪這麼少？」母親又說：「那時大家不敢在外面講政治，怕警察會來厝內訪問；但是私下還是會講，朋友來找你爸爸開講，你爸爸也會跟我說。（母親以閩南話陳述）」戒嚴時期國民黨一手掌控黨政軍警、司法、媒體；雞蛋看似無縫，但只要出現一點點裂痕，終究會破裂。
由於當時的地方自治法不甚「完備」，嫻熟法律的施性忠為了促成市長補選，不斷出奇招，與太太離婚又結婚入贅、戶籍改遷彰化，以造成市長出缺超過一年半必須舉行補選的條件。幾經波折，成功逼使國民黨政府於1984年6月23日舉行新竹市長補選，官司尚未定讞的施性忠也是候選人之一。當天投票結果，令國民黨顏面掃地，施性忠以64301票大勝國民黨推出的候選人，三位敗選者的總票數加起來都不及他一人。黨外雜誌《前進》當期以「施性忠當選——64301位法官的判決」為封面標題，認為施性忠背負官司卻再度高票當選，代表新竹市選民肯定施的人格。
圖2 《前進出版社．每週一書：施性忠當選——64301位法官的判決》封面。
當這些事情發生的時候，我的認知當然完全不是那麼一回事。那一年的補選，在風城鬧得沸沸揚揚，還是小學生的我，也聽到父親和朋友在家裏談論選舉，確切的內容已經不記得了，只記得父親罵了國民黨，支持施性忠。戒嚴時期的學校教育及電視媒體，總是將愛國等同於服從領袖、支持執政黨，而領袖永遠姓「蔣」，執政黨也永遠是「國民黨」。在我的小腦袋裏，蔣總統非常崇高偉大，偶然聽到父親以閩南話叫蔣經國「阿國仔」，我非常驚訝，嘴裏不敢說，心裏默默生氣，覺得父親很不「愛國」。施性忠因「貪污」被判刑，不只是新竹的地方事件，全國民眾都收看的電視新聞也有報導，讓我覺得新竹市好丟臉；但最驚訝的是，父母竟然還打算繼續支持施性忠，令我不禁懷疑自己的父母難道不是「正派」的好人？選舉結果出來，施性忠再度當選，年幼的我覺得新竹市好倒楣，選民亂七八糟，怎麼不像其他縣市選出國民黨的縣市長。
除了投給「黨外」讓我曾經懷疑父母人格，小時候父親鼓勵我們講閩南話，也讓我覺得「很沒水準」。父母都是本省人，母語是閩南語，雖然他們也會說「國語」，但最熟悉流利的還是閩南話。受到學校教育及社會氛圍的影響，我和姊妹在家裏幾乎都以「國語」交談，雖大致聽得懂閩南話，但不太會說。父親曾經為此感到憂慮，提出給零用金的獎勵手段，要我們在家說閩南話。但是不懂事的我，只覺得父親很奇怪，明明講「國語」才是愛國、有文化的表現，老師要求大家不講「方言」，怎麼父親卻要反其道而行。由於我們「不受利誘」消極回應，父親試圖「搶救」母語還是失敗。至少一直到90年代初期，如果有人誤以為我是出身外省家庭的孩子，心裏會升起小小的喜悅，覺得那是一種讚美，代表自己的談吐氣質、文化教養受到肯定。後來才知道，本土文化在戒嚴時期刻意被壓抑，大眾傳媒對本土文化呈現的視角也有嚴重扭曲。過去社會存在外省文化優於本土文化的心態，隨著解嚴以後，民主自由、多元社會逐漸開展，這種偏狹扭曲的文化觀點才逐漸消失。
戒嚴時期，教育與主流媒體不斷鼓吹忠黨愛國，社會必須團結一心，擁護領袖、支持執政黨，國家才能安定。於是「黨外」人士經常被抹黑成別有居心、破壞社會安定的份子；戒嚴既然剝奪人民集會、遊行、講學、出版等自由，國民黨剷除異己，自可振振有詞抬出「依法行政」。在這套框架中成長的我，也很自然的對「破壞」社會團結的異議人士，違反法令、上街頭衝撞政府的人抱持反感。雖然自1987年7月15日起，台灣結束戒嚴，但戒嚴時期培養成形的認知框架、價值觀、心態，並沒有隨著解嚴就得以自動解放。
記得剛上高中時，班上有位同學頭腦聰明，個性活潑大方，很讓人喜歡；但有一次在教室外的走廊聽到她稱讚民進黨的陳婉真、批評國民黨，我心裏對她的好感頓時消去大半。因為當時在我心目中，支持民進黨的都是沒水準的人，「沒想到她這麼聰明，卻沒有是非觀念」，惋惜之餘只好跟她保持距離。1989年中國大學生在北京天安門廣場發起學運，要求政治改革，我每天守著電視，衷心盼望學運成功，中國能走向民主化、自由化。但是當1990年3月台北發生野百合學運，大學生要求解散「萬年」國民大會、廢除動員勘亂時期臨時條款，我卻依然對這樣的抗爭抱持著「與生俱來」的反感，覺得學生應該好好讀書，不要被有心人士利用，要「相信政府」有其「苦衷」，隨便出來抗議，會破壞社會「安定」。
圖3 1989年北京天安門學運。
圖4 1990年台北野百合學運。
從小「相信」國民黨政府在台灣推行民主政治、台灣是「自由中國」，卻不知道有人因為批評領䄂、不滿國民黨的施政，就被監控、刑求，做牢，甚至槍斃。以為國家五權分立，達到權力制衡，卻不知連「法院都是國民黨開的」（請參考林雨蒼「這些歷史文件告訴你，為何法院曾是國民黨所開）。長期以來透過媒體的扭曲，誘導民眾只看表相，不追究根本的問題。高一的我從電視新聞看到老國代白髮蒼蒼、吊著點滴，還被在野黨抗議推擠，心中「十分不忍」；卻不去思考一任四十幾年的民意代表如何代表民意，四十多年不改選的國會是否大有問題？我只看到黨外或民進黨在國會打架，在街頭與警察對峙；卻不知國民黨牢牢掌握權力，對政治改革推三阻四。後來才認識到，解嚴初期許多惡法並未修改廢除，如果不是在野人士不斷抗議、衝撞，所謂「解嚴」，也不過是一個名詞、一紙具文。
有形的桎梏容易去除，無形內化的觀念價值若缺少根本性的反省，戒嚴狀態很可能依然在內心延續。很多人以為自己「親身經歷」了戒嚴時期，卻似乎不曾想過在戒嚴時期看到、認知到的「事實」可能只是某種假象，因為在一個人民自由被剝奪、訊息不透明、各種權力高度集中於一黨的時代，對國民黨統治不利的面向，可能大多被掩蓋、扭曲；而不斷放大宣傳的則是國民黨統治帶來「經濟繁榮、社會安定」的論調。威權體制下的一言堂，讓民眾看到聽到的未必是「真相」。回頭看高一時候的我，國民黨長久以來洗腦民眾的說詞，像植入頭腦的晶片，在解嚴之後繼續指揮我的眼耳鼻舌身意，而我也不過在戒嚴時期生活了13年。
如果我們不能重新認識過去被掩蓋、扭曲的歷史，不去理解政治受難者及其家屬在戒嚴時期的遭遇，不去思考人權的重要性，不認真檢討政府犯了什麼錯、如何防止錯誤再發生，台灣社會就沒有真正解嚴。
年少時，我曾看輕自己的父母、丟棄了母語、錯失和一個好女孩成為朋友的機會；以為政治離我很遠，其實卻嚴密控制了我的身心。
參考文獻
[1] 茉莉．安德魯斯（Molly Andrews），陳巨擘譯，《形塑歷史：政治變遷如何被敘述》，台北：聯經出版事業有限公司，2015。
[2] 《學動。運生：臺灣戰後學運回顧特展手冊》，台北：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2015。
[3] 周婉窈，《島嶼的愛和向望》，台北：玉山社，2017。
[4] 《新竹市志．卷六．選舉志下》，新竹市政府編印，1997。
[5] 張明貴、李雅卿，〈新竹市府會相爭、陷入僵局 以整體利益為歸、才是正道 施性忠消除特權用意雖好、作法態度值得商榷 市議員監督市政應該公允、務求摒棄私人恩怨〉，《中國時報》1983年1月3日，第三版。
[6] 李奇，〈施性忠案中案探奇〉，《前進廣場》第二期（1983.8）。
[7] 諸葛真人，《無法法師——施性忠的政治傳奇》，台中：政海書系編輯委員會，1985。
[8] 林正杰等著，《前進出版社．每週一書：施性忠當選——64301位法官的判決》，台北：前進出版社，1983.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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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雅如 / 昨日當我年輕時
引自歷史學柑仔店( https://kamatiam.org/昨日當我年輕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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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防法與防滲透法－意欲何在？
2017-05-06 國際社會主義前進 作者:矛盾
在三月初，調查局推出的「保防法」引發社會譁然，其法案內容賦予國家部門可以任意調查盤問、扣留文件物資及至定罪判刑其認為「危害國安」之組織，被抨擊為民主倒退、白色恐怖復辟。但民進黨「英系」立委並未就此放棄，隨後又拋一個新的「防滲透法」，聲稱要防範假新聞、維護國家安全、防範敵國滲透。英系立委陳明文亦說：「自520新政府就職以來，由中國資金發起成立假新聞網站群不斷地對台灣內政發動攻擊。」但這一切都只是為了給國家監控的強化予以一種國族主義的正當性。
台灣統治階級意識到，經濟危機愈來愈嚴重，階級矛盾將愈來愈激烈。工人階級的反抗越來越積極，統治階級的憂慮加深。而這些年間工運帶來的鼓舞作用，加之民進黨的親工人假面被自身的實踐揭穿，台灣的統治階級中有部分派別認識到，需要強化國家機器對社會的監控，準備在未來的日子打擊工人運動的成長。
我們可以看到，台灣的政治真空不斷在擴大，群眾普遍的憤怒與不滿情緒並未隨著政黨輪替而消退。藍綠兩黨不斷在失去來自基層的支持，更多的是基層群眾對於兩黨金權政治的怨憤。這不是台灣統治階級樂見的狀況，一方面它們試著支持與影響新面孔來填補政治真空，另一方面盤算著加強國家機器的武裝。
過去國民黨一黨獨裁時期，所謂白色恐怖首先是為了鎮壓在台的地下共產黨人，及至是一切左翼分子與一切反政府勢力。「反共防諜」的維穩宣傳遍及整個社會、扎入生活的各個細節，強化了國民黨對台灣社會的控制，維持了當時的軍事獨裁體制。
而中共今日淪為資本主義一黨獨裁的政體，中國政府用「防範外國勢力」這種民族主義的說詞來推行鎮壓群眾運動、維持獨裁的政策，維穩經費至14年已達8000億台幣。而這樣的套路並非首例。美國政府亦透過「反恐戰爭」的說詞來強化對於美國國內的全面監控，反恐只是名義，實質是對內監控反政府的力量。
而今時，「防範共諜」也成為台灣統治階級可利用的工具，因著中國多次發表強硬的言論與軍事恫嚇，這給了台灣統治階級一個強化國家監控的理由。過去蔣介石以此維持獨裁，今日台灣統治階級試圖以此來給反政府勢力扣上一個「共諜」的帽子。利用群眾對中國政治控制的憂慮感，推行反人權、反民主的政策，這是統治階級為打壓群眾運動所做的準備。我們社會主義者反對中國對台的政治控制，同時也反對台灣政府任何反民主的政策！
部分統治派別，他們以「中國因素」作為恫嚇人民的籌碼，同時指控台灣國內遍布中國間諜與「假新聞網站」，但實際上它們最主要針對的並非中國、而是未來國內的階級鬥爭。早在過去扁政府八年，就有部分民進黨人將工人運動抹黑成「國民黨與中國政府的陰謀」，試圖藉此分化工人、打壓工運。
近年日本安倍政府設立《特定秘密保護法》，而引起十多萬群眾抗議。香港政府也將為《國家安全法》立法，相信引發五十萬人抗議。既有的民主權利不是從天而降，是群眾鬥爭的成果。同樣的，當資產階級的統治受到挑戰之時，它也會想剝奪掉這有限的民主權利，包括工會組織權利、抗議集會權利、新聞自由等；只要有需要，他們可以把工人運動的活躍分子丟到監獄裡。而這取決於未來階級鬥爭的發展與力量對比。工人階級若能捍衛這些權利，對於反對資本主義的抗爭將會更為有利。
國際社會主義前進反對保防法和防滲透法，反對一切的政治審查，捍衛言論自由和新聞自由，主張打倒維護本國統治階級權力的台灣國安部門。我們要求中共與其他帝國主義的情治人員滾出台灣，但這只有一場獨立於統治階級以外、聯合兩岸群眾的團結鬥爭才能做到。
張景森民事訴訟案及其他
2017年8月1日 清大彭明輝的部落格 彭明輝（國立清華大學退休教授）
張景森撤銷刑事訴訟案時，我曾PO一文告知讀者。後來為了息事寧人，以及因為對政治的徹底失望而不想再跟政治有任何關涉，因此撤去該文。
後來張景森又提民事訴訟，我在調解會上也以「捍衛憲法保障的言論權」為前提，而盡可能地讓步，可惜張景森執意要告到底。但是我一秉「厭惡政治，不涉入政治」的原則，並沒有在網路上告知關心的讀者。
週一（昨天）台北地院宣布張景森敗訴，我也沒打算「公告周知」。但是今天自由時報的報導讓我很不滿意，所以只好在此公布法院宣判的全文及重點，順便補充一些個人說明。
一、台北地院新聞稿
台北地院的新聞稿PO在司法院的《司法最新動態》這個網站裡，只要在該網站的「查詢條件」欄位內輸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有關被告彭明輝106年度訴字第866號損害賠償事件新聞稿」，就會找到判決全文。
不要緊的細節我且略過，整篇判決基本上都是在探討兩個關鍵問題：（1）被告（彭明輝）是否有在其能力所及的範圍內善盡查證事實的義務，（2）被告（彭明輝）是否有表現出想要傷害原告（張景森）的「真實惡意」。
由於我在〈在柯P身上看見陳水扁的影子〉一文中所舉證有關張景森的事實都是以可靠的新聞報導為基礎，所以法官認定我有在能力範圍內善盡查證事實的義務；此外，我基於事實所作的推測都有其合理之基礎，看不出有惡意的成分，因此法官認定我沒有「真實惡意」。基於以上兩大認定，法官判決張景森敗訴。
法官的判決書條理分明且面面俱到，我覺得是值得欣賞的佳作。而沒有碰到恐龍法官，則是我的幸運（雖然我不知道在台灣碰到恐龍法官的機率到底有多高）。
二、我對張景森的了解
我對張景森的了解遠遠超過他所能想像的——他的老師和學弟中有好幾位是我長期從事台灣社會改革運動過程中認識的朋友。
戒嚴時期我厭惡政治，李登輝統治期間我厭惡（看不起）檯面上的政治人物——我一向是只關心弱勢人權和台灣土地，而極端厭惡政治人物的人。
1995年起，我陰錯陽差地捲入新竹所有的社會改革運動——如同一位記者後來滿臉訝異地問我：「老師，為什麼1990年代新竹有關文化、社會總體營造與環保的議題都跟你有關，而且你都好像是主導者？」
1999年擔任中華民國社區營造學會理事之前，我早就已經跟台北無殼蝸牛運動「生下來」的NGO團體（社區營造學會、Ours、溫州家園、崔媽媽無住屋協會等）的許多成員稔熟（裡面許多人是張景森的老師和學弟），也早就持續地在關注台北市14、15號公園預定地遷移案，並且對張景森的背景與為人聽聞甚久，也跟張景森的博論指導教授（夏鑄九）開過好幾次會。
很不幸的是，一捲入台灣的社會改革運動，就會捲入民進黨的各種外圍組織。
三、從關心台灣到（再度）厭惡政治
我對民進黨的認識遠遠超過許多把我扣上「統派」的深綠、淺綠人士所能想像的——長期從事社會改革運動的人，身邊總會有些直通民進黨權力核心的朋友。
1997年劉守成跟廖風德競選宜蘭縣長時，我被朋友抓去站台助選，「沒空氣吸會死人」這句當時許多宜蘭人耳熟能詳的口號就是我當時用來反駁廖風德「運動公園只能踢石頭、吸空氣」的。那一次的舞台操控是陳文茜負責，我第一次親自看清楚這是一個怎樣的女人。
2001年蔡明憲參選台中市長時，我被邀請加入他的智囊團，不過婉拒擔任學術顧問團團長。那是我涉入政治最深的一次，經常參與他們的決策會議，也常睡在蔡明憲的辦公室裡。不過，也是那一次的經驗讓我看清楚民進黨許多人的噁心嘴臉，以及卑劣的競選手段。
經過這兩次的接觸之後，我知道民進黨變質得非常厲害，早已不是黃信介他們那種懷抱真誠情感與理想，而是到處都有「為個人利害不習犧牲同志與台灣社會」的政治新星。
最粗略的描繪大概是這樣：民進黨內年紀越輕的政治明星越噁心、卑劣，沒有熱情與理想而不擇手段，而且他們地位越高越噁心、卑劣，而不擇手段（例外的是有，但是不多）。其實，這也大致上就是台灣運動圈內的變化趨勢。
於是，我再也不願意碰政黨和政治，而專注地於 NGO 團體。很不幸地，只要你關心台灣，願意真心地付出時間與心力，就總會捲入「披著羊皮的狼群裡」。
我以為社區大學是一個超黨派、跨黨派的改革組織，卻很不以為然地發現全國促進會一再利用民進黨的政治力量來加速組織的發展。很久後我才知道黃武雄是蘇治芬的先生，而全國促進會裡更有很多人根本就是民進黨的樁腳、甚至外圍組織負責人——雖然也很慶幸地有像老林這樣無私的老左派。
NGO 團體如果跟政黨過從過密，就會有裁判（NGO本應該是監督團體與倡議團體）兼球員（而且還是被政黨指使的低階球員，跑龍套的那種）的疑慮，以及欺騙支持者的疑慮（表面上宣稱是超黨派、跨黨派，實質上偏袒特定政黨）。但是，從 2000年民進黨執政之後這種問題層出不窮。
921 之後，我更發現有些著名的 NGO 團體一方面拿行政院的災區活動補助，另一方面則出面打擊那些敢於批評民進黨執政的 NGO，儼然已經變成民進黨的外圍組織。
農陣是把我擊垮的最後一根稻草，裡面有人是超黨派的，有些人根本就是拿著「土地正義」當幌子在盼望民進黨「恩賜」的權力。但是絕大多數核心成員都搞不清楚NGO是監督團體，也不擔心它淪為特定政黨的外圍組織。
我再也不想跟台灣的政治、NGO團體有關連。
四、蠻橫的、霸道的、無限上綱的台獨基本教義派
台獨有很多種，光譜最寬廣的「天然獨」裡幾乎什麼樣的立場都有，不過我覺得最重要的分類是「理性台獨」與「非理性台獨」。
理性台獨是站穩「台灣人自主地決定內部事務」的前提下，有彈性、有策略、有階段性目標地思索經濟、社會、文化、國際、頂尖人才出路等課題，以「對台灣土地、人民與社會發展最有利」為前提下，務實地思索兩岸的關係與短中長程變化。
非理性台獨是不在乎兩岸會不會有戰爭，即便犧牲台灣人民與土地的利益，斷絕台灣技術升級與經濟發展的各種契機，減損年輕人的出路與就業機會，窄化台灣人的文化與國際視野，也要蓄意激怒對岸的非理性力量，以便繼而操作成「強國欺壓台灣人」的印象，藉此激化兩岸立場來鞏固自己在島內（或特定政治團體內）的利益。
可惜的是，理性台獨在台灣的網路世界裡沒有市場，而欠缺獨立思考能力的人都看不見綠營媒體如何通過各種操作在激化、加速兩岸的對立，並製造台灣在經濟、社會、文化發展上的各種困境。
網路上很多人罵過我，其中有一部分人單純只是要藉此搏點閱率，換取知名度和網路上的經濟利益。
另一部分人語焉不詳地批評我「文章品質低落」、「以前像洪蘭，現在更像洪蘭」。其實，他們真正的不滿是我違背「台獨基本教義派」的信念與綱領，甚至會損及「非理性台獨」的發展目標與利益——因為我一再提醒台灣人：目前兩岸關係中，統獨不是最急切的問題。搞好台灣的產業、經濟與財富分配等實質民主問題，以及有國際宏觀視野的開放性文化等實質社會發展問題，才是更要緊的事。
五、網路世界：太多的激情，太少的理性
既然網路世界的屬性如此，堅持理性的人只好退隱到網路上非理性力量到不了的角落，不浪費時間去跟非理性力量糾纏。
我仍然厭惡政治與政治人物，不願意沾染到這些東西的穢氣，所以本文會在一週內撤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