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的「天可汗」－季歷

黃銘崇（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

父以子貴是季歷？

周王朝的建立是歷經四個世代，百年的經營，最終在牧野之戰一役扳倒商王朝；但不久即發生周武王猝逝的危機，周公聯合了姜太公、召公先穩住內部政局，接著舉國東征擊垮了武庚與東夷而支撐起周王朝。這四個世代包括大王－古公亶父、季歷、文王姬昌、武王姬發與周公姬旦。在這些建國過程裡的領導人中，太史公司馬遷在《史記・周本紀》中，文王、武王、周公的重要性自不待言，其餘兩位司馬遷一方面強調周大王－古公亶父在周建國方面的重要性，卻以季歷為「無為」的理想型過渡人物——「修古公遺道，篤于行義，諸侯順之。（《史記・周本紀》）」一句話帶過，這實是古代的「好人卡」，意思是季歷「無為」或「無作為」。《周本紀》還記載古公亶父有三個兒子，太伯、虞仲以及季歷，由於季歷的兒子姬昌——即後來的文王，從小就表現傑出，古公亶父有意讓姬昌最終繼承他的地位，欲把大位傳與季歷。太伯與虞仲知道古公亶父的意思，就好意地出走，另外建立國家，讓季歷繼承，使優秀的姬昌得以繼承周的大位（《史記・周本紀》）。換言之，在太史公的筆下季歷是「父以子貴」，而且「無為」。不過，如果這是事實，古公亶父去世時，文王應當已非嬰兒（假設五歲小孩，可以看出他未來的前景），加上根據《今本竹書紀年》，季歷在位25年，與文王本身在位50年，則文王去世時至少有80歲。繼任的武王發，據說年齡小於文王15歲，亦即，他繼承王位時已經年過65，如此則亡故時72歲。這都遠超過當時人的平均年齡。文王、武王的年齡困擾很多古代儒者，生產了很多離譜的計算；比方《禮記・文王世子》記載文王活到97歲，武王活到93歲。如果武王93歲駕崩，攝政的周公比武王年輕約4歲，攝政時年89，「老人政治」莫過於此。而且周公攝政時成王猶在襁褓，那麼武王係以八十之高齡產子，豈非奇蹟？這些說法都不合邏輯。屈萬里認為成王繼位時的年齡，雖然年輕，但是也應當有20歲以上，雖然沒有確實的證據，但卻是個合理的推測（屈萬里，1985）。

在諸多關於文、武王年齡的記載中，《今本竹書紀年》明確地紀錄武王卒時54歲（1043 BCE），這是一本晉代出土的戰國時代魏墓竹書。被認為在宋代亡佚，卻在明代的藏書家中出現。台灣的古史學者，受到王國維的影響，視《今本竹書紀年》為偽書，往往未自行閱讀與判斷就接受學術權威的說法而放棄重要史料。《今本竹書紀年》的價值，經過倪德衛David Nivison、夏含夷Edward Shaughnessy等學者的反覆討論，重新解釋其可能的來源，並且論證其史料價值，這些討論讀者可以閱讀兩位的著作，此不贅述（倪德衛，2015、倪德衛、邵東方編，2002、夏含夷，2005）。另外，以往研究古史的學者也忽略了《逸周書》的整體價值，近年由於《清華簡》中，有不少與《逸周書》相同或雷同的篇章，也讓我們重新認識此書的價值，特別是在年代的討論上，有很多關鍵的史料。以《今本竹書紀年》與《逸周書》搭配甲骨文的研究，以及罕見天文現象（如金、木、水、火、土星的五星聚）的辯證，使我們幾乎可以建構一個環環相扣的晚商－西周早期準確的年代框架。

依據這個西元年、商年與周年互鎖的年代框架，武王的出生年為1096 BCE，繼承王位時為47歲。如果依據《大戴禮記》的逸文與《漢書・律曆志》文王15歲生武王，那麼文王的生年推定為1110 BCE ，根據《竹書紀年》推演，此為季歷在位的第15年，則文王得年61，他繼位時年僅12歲，所以《今本竹書紀年》記載文王早年周方幾乎沒有動靜，可能與文王還十分年輕有關。依據同樣的算法，假設文王的十子，每一位間有兩歲差，武王下有管叔，管叔下是周公（《史記・管蔡世家》），則周公攝政的時候是50歲左右，根據《竹書紀年》，周公死於成王22年，那麼他得年約72。當時人的平均年齡，大約是40歲以下，這些人的年齡都遠超過平均年齡，周公還算得上是高壽。依此看來，在所有文獻記載武王得年中《竹書紀年》的記載是最合理的。若是，則古公亶父無緣見到他的金孫姬昌。所以，泰伯、虞仲的讓位應該與姬昌無關，甚至整個讓位之說都十分可疑。古代文獻為了「造聖（相當於現今獨裁國家政治人物的「造神」）」，不時有腦補之大作，卻不用理會是否合邏輯，可以說是一種傳給後世的「假訊息」。這種內容在漢語文獻中常見，作為現代人在閱讀古代歷史時，應當要學會如何判斷。總之，季歷因文王幼賢而得大位的說法的機率很低。

筆者以為古公亶父的擘劃，現在看起來應該如下：太（泰）伯繼承了原有豳附近的土地，在彬縣、武功一帶。文王的領銜賢臣－泰顛，應該就是泰伯之後。虞（吳）仲則繼承虞地，虞國後來與同屬姬姓的芮國發生過一次著名的土地糾紛，需要文王仲裁。芮國在西周中、晚期的地望，根據考古發現在陝西澄城、韓城一帶，往前推延，早期地望在更西；虞國的土地應當與它相鄰，才可能有土地糾紛，其地望當在陝西東部瀕臨黃河附近，也許更往西一點。而季歷則繼承周原附近的土地，季歷的能力強，能夠統合全局，使得周的發展較快，成為姬姓的核心國家。這種繼承的模式可以比擬契丹與東丹，也頗有草原畜牧者與狩獵採集者所形成的政體的風格。

自竄於戎狄之間

據說周的始祖后稷的後代，從不窋開始「自竄於戎狄之間」（《國語・周語上》），或「犇於戎狄間」（《史記・周本紀》）。用現代的話就是混跡於草原的戎狄之間，或不再從事農業，或以農業生產服務於戎狄之間。當時戎狄的樣貌，簡而言之，就是眾多以畜牧維生的小群體，貴族們以馬車為身份象徵，尚未進入騎馬的遊牧階段。必須一提的是，針對遊牧與畜牧的專門研究，畜牧或遊牧並非一種完全獨立的生計模式，必須自己有少部分人口從事農業，提供其他人口所需的穀類作物（內部分工），或者與鄰近農業地帶的農耕者進行交換甚至搶奪（Johnson, 1969）。華北現今的農牧交界地帶，在全新世大暖期曾是相當好的溫帶森林草原，甚至是溫帶森林。但是在3000 BCE以後開始變得乾燥，乾燥度高於現代的平均值，到了2000 BCE以後，又逐漸變冷。因此，有大量森林草原轉變成草原。「草原技術叢」原本是印歐語系人群開發出來的生活技術與文化，整套文化從牧牛、羊、馬，到食用畜獸肉、乳酪、牛、羊奶，與其相應的工具，製造牛車與單轅馬車，還有以馬車為身份象徵，使用特殊的青銅工具，最後入列的則是騎馬。利用這整個技術叢最終發展而形成遊牧社會。原本發源於烏拉山附近，由於東方新的草原逐漸浮現，橫亙歐亞大陸的草原之道整個連結起來，有一部分人自西向東來到因為環境變乾、變冷而新浮現的東亞草原。他們帶來了新的技術，在農業與狩獵採集漸趨困難的時代，這些利用草原資源的新技術存活了許多人，周人的祖先改變生計方式必須從此一角度理解。王明珂的《華夏邊緣》對此種改變的過程，有很好的描述，讀者可以自行研讀（王明珂，1997）。

在此一區域的人種，按照語系區分，原有的突厥－烏拉爾語系（單倍群N）、通古斯－蒙古語系（單倍群C）與漢語系（單倍群O-M122），以及屬於其他較小語系的人群（如：單倍群Q）等。在環境變遷的壓力下（ca. 2000 BCE），經由印歐語系（單倍群R）人口東來並傳播畜牧與小麥種植技術。使得這些人口，從以採集堅果為主食的狩獵採集型態，轉為畜牧為主，狩獵採集為輔，並有小部分穀類農業。在此一階段，騎馬放牧的技術尚在發展當中，遊牧技術叢（nomadic technology complex）尚未完備，草原地帶還是以步行為主的小規模畜牧為主要生計方式，所以聚集的群體都不大。從季歷在一次戰役俘虜西落鬼戎20翟王，即可知道一個群體的統治範圍有限，小區域內各有其首領。他們的主要特徵是採用青銅環首、獸首刀劍與管銎鉞，並且有銅匕以舀取乳酪是幾種主要工具（圖一）。周貴族習用的「輕呂劍」或「徑路刀」（下詳），可能就是在混跡於戎狄時養成的習慣。杜正勝從這些北方系青銅器在關中地區的出現與分佈，指出周、秦文化具有「戎狄性」（杜正勝，1998），這是很具穿透力的見解。而且，「戎狄性」不止於物質文化層面，還進入周貴族的行為與思想層面，以下會進一步解釋。

圖1  長城內外出土的早期北方系青銅器的類型包括兵器、工具、儀仗、裝身具、與車馬器。

圖片來源：

經過了幾代到了公劉之世，他帶領族人移民，來到了豳，復歸於旱作農業為主（《詩經・大雅・公劉》），當然也引入了畜牧文化的一些內容與好處。豳的所在，在今天陝西涇河上游的彬縣－長武一帶，考古學家早就注意到此處考古學文化與周文化的淵源，而在此進行了調查與發掘，企圖辨識何者方是姬周的本體文化（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2007）。由此地往北通慶陽，往西到涇川、靈台，甚至到平涼、固原。往東南到順涇河下淳化、涇陽、咸陽一帶。是一個草原畜牧文化與農耕文化交接處的控制點（圖一），對於一個熟悉畜牧與農耕兩種文化的族群，此地有絕佳的「風水」，既可大力發展農業，養活自身人口，甚至創造剩餘糧食，與鄰近草原畜牧者換取牛、馬、羊等畜產品，建立雙贏機制。這很可能就是周人的祖先選擇的生計模式。公劉的後代就在豳居住下來，自公劉起經過了若干世代（《史記・周本紀》），一直到古公亶父（ca. 1150 BCE-1125 BCE）之時，據說受到草原族群（戎狄）的壓迫，再度往更好的農業地帶移動，而來到岐山下的周原（《周本紀》）。草原族群給予古公亶父的族群何種壓力？凡是研究遊牧的學者都知道，遊牧或畜牧不是一種完全的生計模式，必須依賴自己群體內有人耕種，或與其他人交換或自他人處搶奪而得。如果自己耕種足夠或換得到，就不會搶，因為搶奪會有風險。他們也對於佔領可耕農地並沒有太大興趣，因為農地並非最佳牧地。他們但求交易或搶得到糧食（黃銘崇，2000）。古公亶父之族的祖先曾經是草原族群的一部分，且選擇居住農牧交界地帶，其實完全熟悉此種運作模式對於草原族群的意義。從考古遺跡來看，周方並沒有放棄原來的地盤——豳，因為豳地的考古學文化在商代晚期到西周早期並未改變，我們認為「豳公」或泰顛，就是此地的首領；所以古公亶父的遷徙其實是地盤的擴張，而非遷徙，事實上在此一世代周擴張的地域不只周原，應當還有吳（虞），後來成為虞的領土。古公亶父率領族人來到周原，娶在地姜姓女為妻，占卜定宅，建築家室、宗廟與城牆。據說使得玁狁無法侵入，而遠走他處（《詩經・大雅・緜》）。實際上是周方有更充足的農產，其剩餘足以提供給鄰近的草原部落，以交換牛、馬、羊等畜牧產品甚至戰車，且擴大他們對草原部落的影響力，並且強化己方的軍力。這時候的周開始接觸到商王朝，也就開始他們的「翦商」—也就是邁向他們取代商王朝成為東亞大陸霸主的發跡史。古公亶父因為他的這段功業，被周人追封為「大王」（《詩經・魯頌・閟宮》），以他為中心的廟稱為「大廟」。金文中顯示在周（周原，《免簋》（04288-4291））、宗周（豐鎬，（《同簋》（04270）））、成周（洛邑，（《敔簋》（04323）））都有大廟，太伯、虞仲出走所至的吳（即文獻中的虞，非春秋時代的吳國），也有吳大廟（見《師酉簋》（04288-4291），西周中期），因為吳（虞）國是大王之後，也可以祭祀「大王」，故有其廟。

古公亶父最終的根據地「周原」，在金文中稱為「周」，相對於後來在豐、鎬興建的宗周，以及在洛陽興建的成周。周為其聖都，是獲得天命的文王（金文中稱為周王）之都，所以，在金文中文王有時候也稱為「周王」，以文王為祭祀中心的廟系統稱為「周廟」。周原的所在考古學家認為在陝西的岐山、扶風一帶的周原遺址，其面積由先周時期的600萬平方米，擴張到西周早期的1500萬平方米，西周中、晚期還在穩定成長。比較殷墟遺址晚期的3600萬平方米，鄭州商城的2500萬平方米，周原顯然也具有農業大國都城的規模。而且有鑄銅、玉器、骨器、石器、陶器等作坊，也有相當多的大型夯土建築，與後世的宮殿類似，出土過好幾次屬於周的甲骨文（曹瑋，2002, 2003），有些顯示周特殊的數字卦系統，有些展現複雜的商周關係（張光直，1983）。還有很多青銅器窖藏，出土大量精美的銅器，分別屬於不同的家族，因為犬戎入侵逃難而匆匆埋藏，卻未能再回來取出。這一帶北望岐山（雙山）南臨渭水，渭水北側支流自山上而下，是相當豐美的旱作農耕地帶，正是《詩經・大雅・緜》所謂「周原膴膴，菫荼如飴。」這就是周方的發祥地，聖都「周」的所在（圖二）。

圖2 周的發展，從豳，到周，到程，最後到與程隔渭河相對的豐、鎬。以及義渠之戎、西落鬼戎的位置，虞國的所在地只是推測。

圖片來源：

周在古公亶父到文王階段所控制地域不只周原遺址附近，根據近年的探索，在周原遺址西邊，沿著岐山山麓，從東向西有岐山孔頭溝遺址（種建榮等，2007）、周公廟遺址、西勸讀遺址、鳳翔水溝遺址（辛怡華，2019）、賈村遺址、蔣家廟遺址等，一系列沿山勢建造城牆所包圍的聚落，城牆外圍也有居住區、作坊與墓地，其規模不如周原大，也沒有太多紀念性建築，但有規模不小的墓葬。這就是史念海提出的大周原的概念。學者推測這些城可能是周方到周王朝大名的采邑。周公廟遺址很早就有學者推測可能是周公家族的采邑（曹瑋，1993、張天恩，2005）。主要發現有一圈延著山勢修建，不規則形的城牆。在城牆外有六處墓葬區，其中有一區有帶兩條墓道的大墓（徐天進，2006，種建榮、雷興山，2005）。還有兩個甲骨坑，其中一片的文字為：「⋯⋯叔卜，周公貞，⋯⋯」另一片為：「⋯⋯新邑⋯⋯」顯示這個遺址的確與周公家族關係匪淺，因為在第一片上周公擔任「貞人」的工作。「新邑」則是在洛邑成周正式掛牌以前的暫名，而周公是成周營造的規劃設計者。另一片：「⋯⋯馬二百兩⋯⋯」「兩」是數詞，一車兩馬，所以「兩」本為車的數詞，等同於後來的輛，用於馬的數詞「兩」是指兩匹，所以「二百兩」是「四百匹」，顯示周方大名的馬匹是以數百計。擁有大量拖拉戰車的馬，這是周方在牧野之戰中獲勝的主要原因之一，也是周文朝在車戰時代的早期能夠縱橫東亞地區，擴大領土的主因。周公廟以西的西勸讀遺址面積有50萬平方米以上，再往西水溝遺址也是一座不規則形城址，周長4.2公里，面積140萬平方米。這些城的規模都不小，在緊急的狀態下，可以容納不少百姓，倉庫建在城中，也可以確保農作不被戎狄搶奪，保證他們與戎狄的關係是一種以農產換取草原物資或合作的模式。在山腳下的城池南邊，則有生活的社區、各種作坊等。沿河則為旱作農地。

最早的天可汗——季歷

《史記・周本季》把季歷描寫成一個過渡型的「無為」人物，而且「父以子貴」，前面已經分析應當是子虛烏有之事。其實，季歷相當傑出而且有文獻的支持。在《竹書紀年》我們看到季歷的真實面貌，這段文字絕大多數都引在《後漢書・西羌傳》中，應該不是後人杜撰的。季歷在位25年，期間發生的重要事件，按照時間順序，他先向東取畢與程（咸陽一帶）（《竹書紀年・武乙二十四年》），這一帶原來是商系文化的分佈範圍（商文化壹家堡類型），取得此地，關中地區大體已成為周方的囊中之物。程、畢一帶原本雖然不一定是商王朝的國土，但是原屬於商系文化，可能是與商王朝比較友善的小型政體。取了程、畢以後，周方的農業基礎更加穩固。

他接著收服了義渠之戎（《竹書紀年・武乙30》），歷史地理學研究認為在甘肅地區涇河上游與寧夏固原一帶，距離周的舊地豳不遠。2017年在寧夏彭陽（屬於固原市）姚河塬發現一個從商代晚期到西周中期的聚落與墓葬遺址，聚落規模達84萬平方米，有左右兩城，並且有鑄銅作坊。城內還有兩組墓葬區，有規模不小的墓葬，而且有不少馬坑，還埋了不少馬匹（馬強，2020a, 2020b）。其中一座墓還出土與當地的行政內容有關的甲骨文（傅強，2019）。當地此一時代的考古學文化還包含了先周的劉家文化—有不少學者以為是周文化中的姜－羌系統，也有先周的碾子坡文化－對應姬姓周系統，而鑄銅工匠則屬於商文化，還有當地的寺洼文化——或許就是被周方收攏的義渠之戎（劉治立，2017）。學者以為此乃周王朝經略西北的「前哨基地」（李伯謙，2018），我們看到春秋秦國的擴張的重要步驟同樣是收服義渠之戎，其行動與周方之擴張如出一轍。義渠在秦興之際再度出現也說明周方並未將它「殲滅」，而是一種「收攏」，所以寧夏彭陽姚河塬的解讀不一定就是周的「封國」，而可能是一個與周方互利，受周的封賞，成為周方「爪牙」的義渠或其他草原族群。可惜此一遺址的墓葬區有不少盜掘，使得許多寶貴資訊流失，希望完整的報告出版以後，有更多材料以供進一步討論與解讀。

季歷繼續征服草原族群，這回是商王朝的大患鬼方（西落鬼戎）（《竹書紀年・武乙35》），其地望可能在洛河流域，在涇河流域東邊，擄獲二十個翟王。商王武乙察覺周方擴張的動機，其反應當是又愛又怕，愛周方打擊鬼方，減低它對商王朝的威脅。怕的是周方打敗鬼方之後勢力壯大，會再繼續擴張，終極目標很可能就是商。為了羈縻季歷，商王朝以其族氏「摯」一位世系群「壬（妊）」的女性嫁給季歷，後來生下文王。商王朝並賞季歷以土地、玉器、馬匹等（《竹書紀年・武乙34》）。此一賞賜可能正值季歷征伐西落鬼戎有部分成果之際，西落鬼戎——可能是鬼方的一支，被認為在陝西的洛水流域附近活動，部落眾多。這場對鬼方的戰役，長達三年，獲得最終勝利，在取得初步成果時就獲得商王朝賞賜（《竹書紀年・武乙35》、《易・未濟・九四》，徐中舒，1936）。但兩國間的緊張關係並未解除，因為在季歷在位的第14年，也就是商王武乙35年，在周方對鬼方取得勝利以後，商王武乙在河渭田獵，應當是武力展示，卻被大雷震死（《竹書紀年・武乙35》）。武乙之死，死因頗為可疑，此事可比擬周昭王南征不復，質問楚國，楚國把它推給漢水。從周方的的角度看，武乙是一位暴虐的王，他最有名的事件是「射天」，用皮囊盛血，名之為「天」，以箭射之（《史記・殷本紀》）。在商末，「帝」是商人的至上神，而「天」則是周人的至上神（Creel, 1935），所以武乙的行為從商的角度是一種厭勝之術，對商國內有象徵意義。不過，從周方視角是侮辱他們的神祇，暴虐至極。

武乙之死並未讓季歷停止擴張行動，他又伐燕京之戎，楊寬以為在山西靜樂、祁縣、鄔縣之間，也就是跨越了黃河往東、余吾之戎，在山西屯留西北的余吾鎮一帶（楊寬，1999）。繼位的商王文丁不得已而封他為「牧師」，就是一方諸侯之長（《竹書紀年・文丁4》）。緊接著他又經營程邑，使它成為面對商的前進基地（《竹書紀年・文丁5》），附近的畢就是周方大軍駐紮的所在。在此一階段季歷可能就有把都城遷往程的想法，但是終其一生並未實現，可能因為他所收服的草原族群的軍事行動都是遠距，曠日費時，拖延了他在本土的建設與運作。接著再伐始呼之戎（《竹書紀年・文丁7》）與翳徒之戎（《竹書紀年・文丁11》），筆者認為他們的位置分別在滹沱河流域上游，以及毉巫閭山脈到北京、天津、河北北部一帶。因為掌握了晉北汾河以西，又掌握晉東南偏北的余吾（徐無），邏輯上下一步就是再往東推進。這一帶在商代晚期，也都是草原族群活躍的地帶。這些戰役，絕大多數都是周方獲勝。至此，季歷已經把東亞與農業地帶有所接觸的北方草原族群幾乎整個收攏羅織於旗下，跨越陝西、山西與河北北部。季歷在伐翳徒之戎後，俘虜三酋，可能是受到文丁的召喚，前往大邑商獻捷。文丁先是賞賜他，但畢竟放心不下，終於把他囚禁致死（《竹書紀年・文丁11》、《呂氏春秋・首時》）。不過，至此收攏（vs. 征服）草原族群的工作已經大致完成了，由於在此一階段草原族群的群體都不大，收攏的工作十分繁瑣，實際上被收服者的數量可能遠比《竹書紀年》記載的要多。

如果，以上記載沒有太多問題，那麼季歷應當是東亞史上第一個跨越農業與草原族群，征服廣大領域的領袖，可以說是畜牧者世界最早的「天可汗」。首度統合多族群，多語言群體；整合不同生計方式——農耕、狩獵採集、與畜牧——的人群，領域橫跨從甘肅、寧夏、陝西、晉北、冀北、京津、內蒙古、到遼西的農牧交界地帶的雄主（圖三），在周方的發展上至為關鍵，絕非司馬遷眼中無作為的過渡性人物。

圖3 季歷所「收攏」的草原族群的地理位置，與考古出土的「北方系青銅器」分佈圖套疊。

圖片來源：

值得注意的是周方與商王朝面對草原族群的不同之處：是商王朝打敗草原族群時會把俘虜帶到殷墟，平時作為勞動的奴隸，有祭祀場合時則用之於殺殉，殷墟西北崗有一類祭祀坑稱被史語所前輩為「刀斧葬」，至少有80座，每座有十具無頭的人骨架，每具骨架的腰間都有草原風格的一件小刀、小管銎鉞與一件礪石，這是草原族群的隨身工具組，掛在每個身軀的腰部（高去尋，1967）。頭顱被砍下後則被以10個一排放置在商王大墓的墓道上；總之，落入商王朝手中的草原畜牧者命如草芥，隨時都有可能被用來祭祀的恐懼。

相對地，周方處置被「征服者」的方式與商不同，嚴格地說不能稱為征服，而是「收攏」－一個草原的傳統。在草原地帶兩個群體戰爭的目的不在俘虜與殺戮，而是分出勝負，負者被勝者收攏，兩者合併以後，再去收攏其他人群。人與人之間的仇恨，只及於當事者，不會無限延伸。從考古證據看，有不少草原族群酋長可能選擇被收攏而變成被周方賞賜的對象。例如，在陝西甘泉閻家溝出土一座墓葬，附近地區在此一時期屬於草原族群的活動範圍。此墓出土禮器16件，包括4鼎、5簋、甗1、尊1、卣2、罍1、觚2。更重要的是它同時出土兩件銅馬、鈴首劍、鈴首匕、成排乳釘紋三銎刀、幾何紋筒形器、幾何紋劍鞘、金質半月形胸頸飾（王永剛等，2007）。後面所列這些非禮容器類型都是典型北方系青銅器，墓主當是草原族群的豪酋。而其他青銅器方面，有學者認為這是西周克商以前即存在的「列鼎制度」的重要證據（張懋鎔，2010）。換言之，這是一位草原族群的貴族，在克商以前既已歸附周方，並且接受周方的厚賞。此種例子在周方鄰近地區也有，比方淳化黑豆嘴有一群墓葬，出土不少北方系青銅器，可能也與草原貴族有關，可惜多被擾動與盜掘，無法識別與近一步解讀。又如位在甘肅靈台白草坡的「涇伯」、「爰伯」墓，依照商代晚期或西周早期的慣例，「伯」是非周系統的族群領導者的稱謂，墓中也都有相當數量的北方系青銅器，可能也是被收攏的草原酋長。另外在天津、北京、河北北部附近有一群墓葬，墓中同時有周、商與草原的特徵。墓主可能是草原族群的貴族，因為他們常戴耳環、臂釧，佩帶獸首刀劍、鈴首刀劍等草原風格的器物（見圖一），銅器銘文則常見商人的日干、族徽，但是銅器的組合卻是周式的－以鼎、簋為主，沒有或極少爵、觚。這可能是參與克商或後續清剿商遺貴族行動的草原貴族，有賞於周王朝，最終埋入墓中，筆者稱為「草原友邦墓」（黃銘崇，2012, 2013）。也就是說，有草原畜牧者帶領部隊加入克商的行動，他們也成為協助邢侯、楷侯等姬姓諸侯看守擁有大量殷遺貴族的燕、㠱等國的平衡力量之一。

周方在克商以前由於收服大量草原族群，可以交換得大批的牛羊，使周方人民的蛋白質來源更加充足，人民的健康狀況更佳。相對地，草原族群則穀類的來源充足，提供人口成長的基礎，同樣也蒸蒸日上。因此，收攏的結果基本上是互利。草原畜牧者專長的製造馬車的技術，以及充分的馬匹供應（Linduff, 2003），也成為後來武王克商的關鍵因素之一。

根據《清華簡・耆夜》，周方在武王掌政的第八年（可能是受命八年，受命之後周方的執行長一直是武王），攻打黎（或稱耆、楷，在山西黎城），黎是當時豫北、河北地區到山西地區的交通要道上的重鎮，由於太行山阻絕，自安陽到山西，必須由武安、涉縣、黎城、長治再跨越山嶺到臨汾盆地，臨汾盆地有商王朝佈下的重兵，比方浮山橋北、靈石旌介、臨汾龐杜等遺址，都有重要的商王朝貴族駐守，武力不弱，還可以彼此支援。黎城位在兩條河所夾的地帶，相對孤立，但到大邑商的距離卻很短，容易造成商邑居民的恐慌。唯一出兵而不引起商王朝的注意，也不需要面對介於周方與黎之間的商朝封國，應當是在陝西的北部由西往東，穿越黃河，跨越草原族群的領域，再以羊皮筏由漳河順流而下，然後在黎城登陸，出其不意地攻擊黎，進而造成商王朝的大恐慌。周方能夠伐黎，主因是北方草原所有族群在季歷在位時均已經為季歷所收攏了。

「戎狄性」與其遺產

圖4  周貴族使用的輕呂劍，是從草原族群的工具刀劍變化的，有木柄，常有裝飾精美的鏤空紋飾之劍鞘。

圖片來源：

回到周的「戎狄性」與其重要性，「戎狄性」反應在物質層面上例如周人使用「輕呂」（《逸周書・克殷》），「輕呂」就是匈奴人使用的「徑路」（《漢書・匈奴傳下》），根據學者的研究，這應該是獫狁（匈奴）語言（屬於突厥－烏拉爾語系）稱他們日常使用的雙刃手刀為kingrak的音譯（張永言，1983）。在考古上周人墓葬中都會有一種短劍，有著不同的紋飾，可能就是「輕呂（圖四）」。而且，「戎狄性」更不止於物質文化層面，在思維模式上的戎狄性對於周貴族有相當深遠的影響。周方對草原的的擴張，從文獻上與考古上整體看來似非以殲滅或俘虜為目標，而是在「收攏」，也就是打仗目的是決定勝負，負者被「收攏」之後變成「朋友」，一起去面對其他的對手。此一模式在後來遊牧民族每次的擴張中都不斷地重演。它與純粹農業國家的商王朝比較起來，不同之處是它是跨文化的，跨畜牧、農業、與商業；而且它是多元種族的，操用不同語言的人們都不會被排斥。因為畜牧族群，本來就包含各種語系的族群（杉山正明，2014）。也就是說，熟悉草原的生活模式與思維方式，使他們收攏大量非商的團體，包含使用同樣語言與使用不同語言者。

收攏對手是基於一個可能是從草原帶來的觀念——「朋友」。商王朝的辭典裡沒有「朋友」一詞，可是進入西周以後，卻不斷地出現在金文中；而且朋友與婚媾經常相聯。婚媾是更進一步以婚姻關係進行族群間的鏈結。周貴族不像商貴族是一個巨大的群體，有10個世系群，原則上在群體內部婚姻。勢力單薄的姬姓周人為了面對龐大的商王朝，自草原學到的「收攏」原本敵對勢力的方式，轉成互利。加上「朋友」的概念，運用於草原以外的族群，這對於周方的擴張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即使在克商以後，也以同樣的概念面對商遺貴族。

周方在克商戰役中，以具有半戎狄背景（有不少學者認為劉家文化是羗文化）的姜子牙為師，就是軍隊的主帥。他在兩軍接觸的一刻，採取以三百輛戰車衝殺，跟隨著三千名專業戰士－執干（盾牌）戈的虎賁，再跟隨大量的執矛的士兵清理戰場的系統戰術，夏含夷指出這是東亞地區首見，其震撼效應使得大量的商族氏往回逃逸，但後方的族氏又往前移動，造成商軍自相衝撞、踩踏，死傷慘重。被虎賁砍殺，加上幾萬的士兵補槍，幾乎全軍覆沒。紂王與妲己在殘兵保護下逃到南單之台，眼見大勢已去，遂引火自焚。周方的勝利方程式，最關鍵的元素，在季歷的世代就已經形成了，在文王的世代，基本上是量能的累積。司馬遷與過去的史家忽略草原因素，完全以農耕國家的模式考察周方，使得季歷這個整合草原力量的關鍵人物，在農耕者史觀之下完全被埋沒。我認為用「最早天可汗」來理解季歷，雖未能「若合符節」，但雖不中亦不遠矣。

參考文獻

屈萬里，〈西周史事概述〉，《中國上古史待定稿・第三本》（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85），頁27-52，相關討論見頁33-34。

倪德衛，《竹書紀年解謎》（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

倪德衛、邵東方編，《今本竹書紀年論集》（台北：唐山出版社，2002）。

夏含夷，《古史異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此書很多章節與《今本竹書紀年》的來龍去脈有關。

Douglas L. Johnson, The Nature of Nomadism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Department of Geography Research Paper No.118, 1969), pp. 11-13. 

王明珂，《華夏邊緣：歷史記憶與族群認同》（台北：允晨出版公司，1997）。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南邠州・碾子坡》（北京：世界圖書公司，2007）。

黃銘崇，〈山彪鎮一號墓的歷史座標〉，《古今論衡》3(2000): 2-16。

杜正勝，〈周秦民族文化「戎狄性」的考察－兼論關中出土的「北方式」青銅器〉，《周秦文化研究》（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1998），頁513-542。

曹瑋，《周原甲骨文》（北京：世界圖書公司，2002）。

曹瑋，〈周原新出甲骨文研究〉，《考古與文物》2003.4: 43-49。

張光直，〈殷周關係再檢討〉，《中國青銅時代》（台北：聯經出版公司，1983），頁91-119。

種建榮、張敏、雷興山，〈岐山孔頭溝遺址商周時期聚落性質初探〉，《文博》2007.5: 38-43。

曹瑋，〈太王都邑與周公封邑〉，《考古與文物》1993.3，輯於《周原遺址語西周青銅器研究》（北京：科學出版社，2003），頁1-8。

張天恩，〈周公廟遺址發掘涉及的主要問題〉，《文博》2004.5: 17-18。

徐天進，〈周公廟遺址的考古收穫及所思〉，《文物》2006.8: 1-8。

種建榮、雷興山，〈周公廟遺址西周大墓與夯土圍牆發現記〉，《文博》2005.3: 68-73。

種建榮、雷興山，〈周公廟遺址甲骨坑H1發掘記〉，《文博》2005.1: 90-95。

李學勤，〈周公廟卜甲四片試釋〉，《西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5.3: 89-91。

辛怡華，〈鳳翔水溝遺址發現記〉，《大眾考古》2019.7:  69-75。

馬強，〈周王朝西北邊疆的新發現——寧夏彭陽姚河塬西周遺址〉，《大眾考古》2020.2: 19-24。

馬強，〈寧夏彭陽縣姚河塬遺址鑄銅作坊區2017～2018年發掘簡報〉，《考古》2020.10: 30-52。

傅強，〈寧夏彭陽姚河塬西周墓葬M13出土甲骨文考釋〉，《殷都學刊》2019.1: 30-32。

劉治立，〈義渠滅國後的義渠戎人〉，《尋根》2017.6: 85-89。

李伯謙，〈周人經略西北地區的前哨基地——姚河塬遺址〉，《黃河・黃土・黃種人》2018.4: 3-6+9。

顧立雅 Herlee Glessner Creel，〈釋天〉，《燕京學報》18(1935): 59-71。

徐中舒，〈殷周之際史蹟的檢討〉，《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7.2(1936): 。

楊寬，《西周史》（台北：商務印書館，1999），頁62。

高去尋，〈刀斧葬中的銅刀〉，《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37(1967): 355-381+plates 1-7。

王永剛、崔風光、李延麗，〈陝西甘泉縣出土晚商青銅器〉，《考古與文物》2007.3: 11-22。

張懋鎔，〈西周重食文化新認識——從甘泉縣閻家溝新出青銅器談起〉，《古文字與青銅器論集（第三輯）》（北京：科學出版社，2010），頁 146-154。

黃銘崇，〈從考古發現看西周墓葬的「分器」現象與西周時代禮器制度的類型與階段〉，《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83.4(2012): 607-670+84.1(2013): 1-82。

Linduff, Katheryn M., “A Walk on the Wild Side: Late Shang Appropriation of Horses in China,” in Prehistoric Steppe Adaptation and the Horse, edited by Marsha Levine, Colin Renfrew & Katie Boyle(Oxford: McDonald Institute for Archaeological Research, 2003), pp. 139- 162.

張永言，〈「輕呂」和「烏育」〉，《語言研究》1983.2: 134-135。

杉山正明、周俊宇譯，《顛覆世界史的蒙古》（新北：八旗文化，2014），頁43。

本文採用 創用CC 姓名標示-非商業使用-禁止改作 3.0 台灣版條款 授權。

歡迎轉載與引用，但不得為商業目的之使用，亦不得修改本文。轉載、引用本文請標示網址與作者，如：

黃銘崇／最早的「天可汗」－季歷
引自歷史學柑仔店（https://kamatiam.org/最早的天可汗季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