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鵑窩裡的雀鳥：怎麼看精神醫學的政治濫用史

吳易叡  （香港大學李嘉誠醫學院、醫學倫理及人文學部助理教授）

半年前從燠熱的南洋，回到時間更迭明顯的亞熱帶。研究計畫一一交了出去之後，面對窗外臨暗的沙灣，和剛才清空的辦公桌。那些沉於硬碟底端，無法簡單運用組合的醫學文獻和訪談片段又再度浮上心頭。心想著，過去幾年醉心於精神醫學發展的跨國性研究，如今回到離家五百哩處，是否該重新讓這些斷簡殘編撥雲見日，設法重現煙塵底下依然詭譎的戰後台灣心靈圖像？

一、神秘的後山

一月十六日，總統和國會選舉投票當天，《聯合報》突然刊了一則報導：〈花蓮玉里醫院「政治犯病友」凋零中〉。文章劈頭就說：「衛生福利部花蓮縣玉里醫院的「政治犯病友」，及台北榮民總醫院玉里分院的老榮民精神病友，均凋零待[誤]盡，此次大選「乏人問津」，醫護人員樂得「沒有壓力」。」[1] 文章的重點在於，以往被藍綠政治人物大力抨擊，帶有政治目的的精神醫學濫用，如今已如過往雲煙，不必再提了。

五年前從英國回台，曾經短暫在清幽的玉里小鎮受訓。短短不到三個月的時光裡，每天清晨騎著腳踏車，到縱谷裡被霧氣圍繞的醫院上班，那是決定離開臨床跳入學術火坑之前好不愜意的一段光景。有朋友甚至煞有其事地問我：「你去玉里，該不會另有目的吧？」事實上，那是個陰錯陽差的生涯規劃。原以為在繁華盛景的對角線蝸居，可以好好寫作，誰知大學來了資格考沒通過的通知，只好壯士斷腕辭職。一面專心寫好博士論文，一面訪談精神科的前輩醫師們。

玉里關著政治犯的確時有所聞。但到底兩間超大型醫院收容著患了精神病的政治犯，還是利用精神病院取代監禁管訓，從來沒有人說得清楚。零星破碎的新聞報導總是雷聲大、雨點小。捕風捉影的傳聞總是大於實際證據，後續追蹤也闕如。八零年代末的閱聽氣氛逐漸開放，媒體批露了台大社會系陳光中教授到當時的玉里養護所進行的田野研究。研究結果在高雄醫學院的一場有關健康政策的研討會上發表。論文做出的其中一項結論，認為部分並非精神病患者的「病人」不應被留置於養護所。

當時，引起軒然大波的是被認為可能是保安份子的和政治犯的「安」與「新生」註記。玉里醫院隨後澄清了病患的多重來源，台視新聞也在事後訪問了陳教授。螢光幕前的陳教授在鏡頭前澄清他的研究，並沒有提到「政治犯」三個字。[2] 即便如此，研討會結束之後，為了消除社會疑慮，人權團體夥同立法委員與院外的精神科醫師進入養護所訪視。調查團體做出了可預見的否定結論，但精神醫學與政治偵防的曖昧關係，卻從此在輿論之間蔓延開來。

二、精神醫學諜對諜

精神醫學在政治上的濫用可大抵這麼定義：挪用精神醫學的診斷，或利用精神醫學裏管束性的介入手段，侵害「病患」的基本人權，達到撻伐異己的政治目的。在小說、電影裡，類似惡行早已不是新鮮事。但在能夠被視為「史實」在陽光底下談論的，卻仍然少之又少，問題不外涉及「病患」隱私的史料來源，和難亙古以來在正常與異常之間難以劃清的那道界線。

斑斑劣跡的曝光，往往帶著某種要為受害者「翻案」的味道。一般人最能瞬間聯想的，莫過於蘇聯對於異議份子的貫作非為。一九七三年索忍尼辛的《古拉格群島》，根據自己在集中營的體驗和兩百七十位受訪者的證詞，為群島上慘絕人寰的疲勞審問、從肉體到精神摧殘黑幕開出了發隱擿伏的第一槍。二十世紀的下半葉，關於蘇聯政府如何利用精神醫學對異議者進行政治清算的研究，成果還算豐碩，包含史達林如何親筆竄改醫學文件，把著名的巴弗洛夫理論和李森科的無稽之談混為一談；策動精神科醫師們進行文革式的自我批判；還有創造「遲滯性精神分裂」的診斷條目，用來「治療」出現或潛在反動思想的異議份子等等。

然而，利用醫學做他途之用，何止於「萬惡的共產黨」？在最近出版的《納粹之心》一書裡，歷史學者兼精神分析師Daniel Pick透過新史料的爬梳，講出一段耐人尋味的故事。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正當計算機鬼才亞倫．圖靈在布萊切利園的同盟國軍情中心腸枯思竭，想要破解德軍的密碼系統時，另一個團隊也企圖用精神分析和精神醫學，想要了解犯下滔天罪行的納粹黨重大惡性的本質。他們選中的目標是希特勒的副手魯道夫・赫斯（Rudolf Hess）。[3]

圖1　歷史學者兼精神分析師Daniel Pick的著作《納粹之心》（The Pusuit of The Nazi Mind）

一九四一年五月，赫斯前往英國從事的秘密任務的動機，宥於機密史料的限制，一直到今天目的依然不明。人們只知道他在降落之後，迅即遭到英方拘留。希特勒片面宣布赫斯精神失常，同時解除他所有的職務。赫斯在牢中受到嚴密監視，一直到他在紐倫堡受審之前，所有獄卒和警衛都被禁止和他有任何往來。了解他的，大概只有時任塔非史托克診所（Tavistock Clinic），後來擔任世界心理衛生聯盟主席的精神科醫師約翰．李斯（John Rees）。赫斯在日記裡說，他在監禁的四年期間，李斯常到監牢裡探望他，還試圖下藥毒害，甚至想要以男色迷惑這位壓抑的納粹大臣。想當然，極端法西斯意識形態的「病理機制」最終並未被透徹掌握。但Pick在書中生動地描述，李斯為了卸除赫斯的心防，的確無所不用極奇。光是帶進監牢裡的藥，除了類鴉片製劑、阿斯匹靈、阿托品、巴比妥酸鹽、甲基安非他命，甚至還有一堆順勢醫療用物。

戰後的精神醫學隨著冷戰的分裂版圖，在兩個敵對的陣營分庭抗禮。除了索忍尼辛對古拉格的指控，眾口鑠金的傳言莫過於蘇聯針對美軍戰俘所發展的「洗腦技術」。「洗腦」這個詞彙是借來的。一九五零年，邁阿密新聞社的記者Edward Hunter在的報導中用了這個源自於中國毛澤東政權的概念。此時，心理技術不但可以用來窺探一個人的心智深層，更可用來改變一個人甚至一群人的思想，以達到順從自己指令的目的。透過主流媒體指證歷歷的重製與再現，洗腦變成了共產黨的代名詞。一九五九年的電影小說《滿州候選人》（The Manchurian Candidate）就以韓戰為背景，描述一群被蘇聯綁架的美國士兵，在中國的滿洲進行洗腦，腦中被置換了虛假的記憶和全新的意識形態回到美國，預備參選公職。

影片1　《滿州候選人》（The Manchurian Candidate）

然而歷史學上並無有力的史料能佐證蘇聯對美軍戰俘進行洗腦。在讓人惶惶不可終日的滿州候選人輿論席捲美國之前，美軍其實早就發布了調查報告，說其實「洗腦」這個概念是宗「流行的誤解」（popular misconception）。精神醫學學者則認為，洗腦假使存在的話，應該和蘇聯在自己國家境內所進行的思想改造計畫和強制勸說（coercive persuasion）相關，就算有，效果也是暫時而有限。

反而同一時間的北美洲，惹人非議的是一位才華洋溢的精神科醫師。一九八八年，英國記者Gordon Thomas紕漏了包含曾任美國精神醫學會會長的艾文．卡麥隆（Ewen Cameron）在內的醫學和藥理學專家，協助中情局的科學情報部長達二十年的MKUltra計畫，鑽研有效控制心智的方法。五零年代中期被台大派至加拿大麥基爾大學進修的葉英堃醫師，目睹了這位讓人畏懼三分的系主任設計的各種治療。除了密集的電痙攣治療、大量的抗精神病藥物計畫，還有著名的「精神誘發」（psychic drive）頭盔。參與研究的病人們頭戴著播放著錄音帶的頭盔，有的還必須穿戴著裝置躺在「催眠房」（sleep room）的床上連續好幾個小時。[4] 許多參與「催眠房」計畫的人，在日後跳出來指控這個計畫的不人道。除了他們被施打或餵食大量的藥物之外，還必須忍受讓人不堪其苦的身體限制與感官剝奪。有的病人因此產生尿失禁，記憶力快速衰退的現象，有的最後無法脫離機構生活。

圖2　美國精神醫學會會長的艾文．卡麥隆（Ewen Cameron, 1901-1967）

讓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許多人對卡麥隆教授的行徑深感不齒，但他的同事及學生卻依然對他十分愛戴。哈佛大學科學史的Rebecca Lemov教授曾經撰文評價卡麥隆的生涯和實驗動機。首先，她無法證明這位惡名昭彰是否直接接受中情局資助，甚至也合理地懷疑卡麥隆並不知道他的贊助機構：人類生態調查學會（Society for the Investigation of Human Ecology）背後的政治結構。此外，五零年代的精神醫學深受盛極一時的行為主義影響。「精神誘發」裝置的設計，其實只是順應當時許多矯正偏差行為的意見和方法，其中微不足道的一個。精神醫學史學者Edward Shorter甚至信誓旦旦地認為，就算當時中情局沒有出資，我行我素的卡麥隆還是有可能會獨力發展出同樣的實驗。[5]

影片2　根據卡麥隆的實驗改編的電影The Sleep Room

三、中國的被精神病

至於「洗腦」一詞的來源國呢？在中國，其實洗腦一詞指的並不是一項專門而具體的技術或是治療方法。舉凡國家意識形態的建立和宣傳、一條鞭的學校乃至於國民教育、藉由勞動對政治犯進行的思想改造，都被稱為洗腦。而濫用精神醫學進行政治清算或操作的例子，雖然不能說沒有，是否有如眾多人權工作者和政治學者所指稱的那麼普遍，也難加以定論。原因在於在幅員如此廣大的中國，現代精神醫學從十九世紀末到二戰之後發展的零星貧瘠，和文革期間完全停滯的心理以及精神醫學研究，使得「精神醫學是什麼」這道認識論的問題，還尚待詳細追問。

文革期間，北大三院的精神病房被改制為「五連」；安定醫院被命名為「紅衛醫院」。文革結束後，更有一系列的「安康」醫院落成，完全隸屬警察機關。根據Human Rights Watch的特派專員Robin Munro，在他調查期間，被留置於這些醫院裡的病患，約有百分之十五屬於異見份子和宗教狂熱者。據稱，在這些為政治服務的醫院裡，醫生們奉行的是被史達林一派修正過的精神醫學，許多在現代精神醫學和傳統中醫的治療像是針灸，都被拿來當成酷刑的工具。揭發蘇聯和中國濫用精神醫學情事不遺餘力的荷蘭籍政治學者Robert van Voren甚至認為從文革期間以降，中國為政治目的濫用精神醫學的情形比以往的蘇聯更為普遍而嚴重，他尤其同情九零年代開始，法輪功學員在精神病院裡的遭遇。[6]

同樣地，曾經在中國進行田野研究，或是長期以來在中國境內執業的精神科醫師，卻對如此的指證相當不以為然。他們的理由很簡單：根據自己和中國精神科醫師們共事的經驗，情形根本沒有如人權工作者所指控那麼誇大。千禧年初，在《美國精神醫學與法律雜誌》（Journal of American Psychiatry and Law）和《哥倫比亞亞洲法律雜誌》（Columbia Journal of Asian Law）上的爭論，掀起了一股討論中國現況的熱潮。受迫於人權團體的壓力，世界精神醫學會也曾計畫進到中國境內進行實地調查，但最後卻因種種因素未能成行。讓這番爭論最終仍是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

而晚近甚囂塵上的「被精神病」又是怎麼一回事？簡單來講，這四個字泛指正常人被有意或無意誤診為精神病患，接受精神醫學治療或是遭受精神機構收治的經驗。雖然和九零年代異見份子的遭遇不無關係，但這四個字的寓意其實早已和精神醫學的惡意濫用逐漸脫離了關係。三年前，我開始蒐集「被精神病」者的陳述，和維權工作者來往，與中國的精神科醫師進行訪談，才發現這個現象的主因，不外乎中國極度不平均發展的軟硬體基礎建設，包含醫療機構不完備、精神醫學專業訓練的落後、法律系統的未臻完善，和受到經濟型態轉型而改變的家庭親序關係，使得真正的病人無法獲得治療，不應受到治療，只是一時聒噪的雀鳥反而淪落在杜鵑窩裡。[7][8]

四、以古鑑今

隨著精神醫學的歷史和科技社會研究在台灣的蔚為風潮，已有研討會論文就「玉里關著政治犯」這件事的歷史意義進行細密的爬梳。[9] 另外，展讀白色恐怖受難者的證詞，已經過世的陳英泰回憶道：「有一個比我們晚被抓的本省籍名許席圖的政大學生，因在學校組織學生社團統一社被抓而於被監禁時發瘋，後因家人不願承受他、照顧他，他被關到玉里瘋人院去，久而久之幾乎被社會遺忘。」[10]言下之意，因為統中會事件被囚禁於綠島的許席圖，似乎在收容於玉里養護所前，就已經出現了精神症狀。在同一章節裡，陳英泰其實也寫道，許多人在監禁的過程中出現了精神問題，而監獄的處理方式既不專業又草率，甚至充滿「不被當人看」的虐打情形。這也意味著對於許席圖而言，進到玉里實際上是個人道的舉措，和精神醫學的政治濫用恰恰相反。

意義較難釐清的，大概是國家媒體批露異議份子尋求精神醫學協助的動機。一九八九年，鄭南榕因為追求言論自由而自焚。以《聯合晚報》為首，眾多媒體第一時間便形容他的「瘋狂狀態」，讓人「膽寒」的「狂徒」行徑。然後報道他曾經因為失眠問題到台大精神科就診的過往經歷。鄭南榕的例子或許是個零星事件，但如果和其他戰後東／南亞新興極權國家一併觀之，不難發現利用精神疾病的指涉去概括持不同意見者的思想行為，在台灣並非特例。例如獨立不久的新加坡國防部，便透過媒體批露「共產黨外圍組織領袖」林清祥，在拘禁時與同僚發生觀點不同的爭執時出現精神不安，隨後入板橋醫院治療的新聞。這和在司法精神醫學裡之中，運用精神醫學獲致刑事免責目的不同：這個做法可被視為人道介入，但隨後出現的「轉機構化」（trans-institutionalization）現象亦無可避免。[11] 運用國家媒體「病理化」意識型態的歧見，讓「狂徒」們的言行失去法律效力和邏輯性，這種細膩的操作，後果不能等閒視之。

而要是精神科醫師親自參與政治偵防和調查，或是參與治療因嚴刑拷問發生的精神障礙呢？許多精神醫學的前輩們也相信，在白色恐怖的年代，相關例子的發生並不是沒有可能。[12]只是年湮人遠，許多當時可能發生的憾事，完整的來龍去脈已難以考究。和彭明敏與魏廷朝發表〈台灣人民自救宣言〉而入獄的謝聰敏，一生致力於研究酷刑。他在著作裡寫道：「台大附屬醫院的精神科醫生[…]與特務機關合作，提供精神病患者使用的針劑。精神科醫生常常使用針劑，讓患者說出潛意識裏所隱藏的故事，尋求精神病的病因。特務機關的醫生就用這種針劑注射政治犯的血管，讓政治犯胡言亂語，透露心理極力隱藏的東西。」[13] 這段話裡講的針劑，便是在一九五、六零年代蔚為風潮，被用來卸除被施打者的心防，廣泛用於刑事拷問的「吐真劑」Amytal。這種也被稱為「紅中」的巴比妥酸鹽，由於耐受性強，產生欣快感的劑量和致死量接近，後來更被視為毒品。不過，在《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神經精神科廿五週年紀念刋》裡的發展史一覽表，卻也白紙黑字地登載著，在一九五一年：「使用narcoanalysis並發展犯罪精神醫學」。[14] 足見這宗如今惡名昭彰的治療，在時地脈絡裡充其量只是順應當時的科學研究的普遍興味。

作為精神醫學史的學徒，首當其要的自知之明，即是精神醫學相對於其他專科醫學而言，發展的歷史也不過短短的兩百年。在如此俄頃的時間內，理論的出現與瓦解、治療的挪用與揚棄，隨著它的功能和目的劇烈地變換消長。精神醫學自從在歷史登場以來，便舉著的人道與規訓兩面大纛。時刻必須警醒自己的是時代雖然已經進步，我們仍面臨著使人從疾病中解放（emancipation）和社會控制之間巨大的兩難。[15] 面對它是否為政治服務而遭到濫用的難題，和轉型正義工作所面臨的煎熬類似：除了涉及隱私權的第一手資料難以取得、風燭殘年的口述者逐漸凋零之外，還有牽涉了許多參與其中，仍和我們共同生活的人，他們甚至是德高望重的師長之輩。

做為歷史的學徒，與其洞悉精神醫學的本質，不如領悟精神醫學在歷史社會脈絡中如何被使用，如何被當時的集體心態所投射的身份位置；理解所牽涉的所有人事物，如何在機構、人際網絡之間與政治結構中如何施為行動。在真理難尋的年代，說書人的任務乃搜索黑夜中的明火，通過一則又一則「人」的故事，探究我們的心靈是曾經如何被禁錮，又曾經如何渴望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