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恒安（國立成功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
前言：神主牌作為擋箭牌
這個故事恐怕有點無聊，得試試放大絕，拿神主牌當擋箭牌，看看讀者是否能多少將頁面往下滑。這裡要談的是一本科學史哲小書裡有關梅毒的小故事。梅毒在書中是個重要案例，但這本書到底有多神，值得柑仔店讀者滑動手指？寫下《科學革命的結構》的孔恩，在1962年原書的序中表示他讀過此書，且表示作者「預見了許多我的觀點。」〔1〕 啟發經典的前經典，究竟是什麼樣的小書呢？真是令人感到好奇。順著孔恩留下的訊息往前者，我們會發現，原來這本書就是波蘭學者弗萊克 (Ludwik Fleck) 於1935年以德文出版的《一個科學事實的發生與發展：思維樣式與思維集體學說導論》(Entstehung und Entwicklung einer wissenschaftlichen Tatsache: Einführung in die Lehre vom Denkstil und Denkkollektiv)。
因有主場優勢，所以歐洲學者似乎比其他地方的學者還常提到弗萊克的著作。自己當初對弗萊克產生興趣，是因為弗萊克與我論文主角德國生物學家哈特曼 (Max Hartmann, 1876-1962) 那截然不同的科學哲學立場。同時代，又同屬德語區的兩位生命科學家的哲學差異，常令我陷入「當希波克拉底說是，蓋倫說不是」的拉扯狀態。另外，值得一提的是，20世紀初期的科學家的守備範圍似乎都很廣，他們除了科學論文外，經常發表探討科學或學科本質的理論文字。這兩位先生也屬此類，除了科學論文外，他們的科學哲學論文出版都只能以本，而非以篇計。老實說，我曾幾度想翻譯這本小書，無奈學術塵緣難了，偷懶藉口又太多，現在剛好有這個好機會，想說多少試著說一些。
一、那麼，允許我先從介紹弗萊克先生開始吧！
1896年7月11日弗萊克誕生於當時屬波蘭，但今天屬烏克蘭的利維夫(Lwów)。1922年弗萊克在家鄉UJM大學 (University of Jan Kazimierz) 選讀醫學，熱衷微生物學。從1920年起，他便待在波蘭著名班疹傷寒專家魏格(Rudolf Stefan Weigl, 1883-1957) 教授身邊擔任助理。取得醫學學位後，弗萊克前往維也納進修細菌學。可惜，在1939年之前，弗萊克一直沒有機會取得大學教職，只好棲身不同衛生單位，負責細菌學相關實驗研究工作。(沒錯，是「只好」。大學教職在當時被認為是最理想的研究工作)。二戰爆發，Lwów初為蘇聯統治，UJM大學更名為烏克蘭獨立醫學學院，弗萊克被任命負責微生物學部門。
到了納粹勢力東擴至利維夫後，弗萊克被迫離職，全家被遷往猶太區。不過由於擁有微生物學特長，弗萊克得以繼續在區域醫院從事研究工作。期間，弗萊克嘗試研發從班疹傷寒病患尿液中生產疫苗。後來納粹政府得知此項成果，於1942年逮捕弗萊克全家，要求弗萊克於指定藥廠從事疫苗生產。隔年全家又被送到波蘭的奧茲威辛(Auschwitz)集中營，弗萊克首先被安排在第10區的衛生所，負責以血清學檢測來診斷梅毒、班疹傷寒等疾病，之後又被遷往今日德東區的布痕瓦爾德(Buchenwald)集中營，於第50區納粹黨衛軍的衛生所研發班疹傷寒血清。
因微生物專長而從集中營倖存下來的弗萊克，在大戰後的1945年到1952年間，擔任波蘭盧布林(Lublin)瑪莉居禮大學醫學院微生物研究所所長。1952年至首都華沙從事微生物學研究，專研感染與壓力下的白血球行為。1954年獲選為波蘭科學院士。1946年至1957年是弗萊克醫學研究進行最密集的時期，他指導了大約50位博士生，先後發表87篇學術論文。〔2〕1956年弗萊克心臟病發，同時罹患淋巴肉瘤 (lymphosarcoma)，因此他決定全家遷回猶太人的祖國以色列。1961年，不會說希伯來語的弗萊克於第二次心臟病發後逝世。
圖1 2016年獲得以Ludwik Fleck命名獎項的學術著作。
Ludwik Fleck獎是Society for the 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於1992年創立鼓勵科技與社會研究學術著作的獎項。
此學會簡稱4S，每年的年會都有許多台灣學者參與，熱鬧非凡。
二、不是明星科學家的話，怎麼會被人文社會學界注意到呢？
弗萊克之所以在今天被稱為社會建構理論的奠基者，或許是拜孔恩《科學科命的結構》一書大賣之賜。孔恩的影響，間接促成了《一個科學事實的發生與發展》英譯本於1979出版，甚至德文版也在1980年重新刊行。在英譯本中，孔恩在自己撰寫的5頁前言中，再次提到他與弗萊克的因緣。這次，孔恩多透漏了一些，表示是透過萊興巴哈 (Hans Reichenbach, 1891-1953) 的《經驗與預測》(experience and prediction, 1938) 的註腳，才注意到弗萊克這本小書。
因有這層關係，因此有學者認為，多數讀者都是透過閱讀孔恩而認識弗萊克，只認識了孔恩哲學架構下的弗萊克。無論此說是否公允，至少顯示出英語世界弗萊克思想的接受發展史的重要線索。在這段落中，我不打算，也做不到細緻分析弗萊克思想的接受史。我只想提供一些台灣讀者可能比較少接觸的，非英語系歐洲學界關於盧弗萊克的研究發展概況。近年來不斷出現的弗萊克研究，雖然還遠遠無法被稱為Fleck Industry，但多少可以讓我們知道，弗萊克思想其實還未成為過去式。
底下僅簡單列舉一些自己之前追蹤的學界研究，譬如，瑞士蘇黎世聯邦理工大學 (ETH Zürich) 強調科技與人文社會學科對話的Collegium Helveticum於2005年受贈弗萊克遺物，成立「弗萊克中心」，除整理成弗萊克檔案，並提供研究對話平台。2005年匯集11篇論文為中心專書出版〔3〕。同年於波蘭 Słubice「波蘭學院」(Collegium Polonicum)舉辦「從科學事實到知識生產：弗萊克對探討德國與波蘭知識、文化與權力的意義」研討會，發表23篇論文 (19篇德文、4篇英文)，2007年集結出版〔4〕。2003年法語譯本發行，2005年再版，法國STS學者拉圖(Bruno Latour)為新版撰寫刊後語。2008年三版。2007年西語版問世。除此之外，亦有許多單篇論文與學位論文陸續發表，可見非英語世界興起一小波弗萊克研究熱潮。
中文學界對弗萊克並非完全陌生，但是截止目前為止，似乎還未出現以弗萊克及其理論的研究專著，僅有少數初探弗萊克哲學思想的論文。〔5〕 近年來科學社會學乃至科技與社會研究(STS)等具有建構色彩的理論也逐漸影響中文學界，許多學者將《一個科學事實的發生與發展》視為重視科學實作研究傳統的重要參考文獻之一。〔6〕但是這些資訊是否能引起中文學界進一步深入研究弗萊克思想，未來還值得觀察。
圖2 2012年發行的英文版本封面
圖3 1980年重新刊印的德文版
三、弗萊克書中的經典案例：瓦瑟曼梅毒測試
當代學者普遍認為弗萊克將科學知識、科學事實給歷史化與社會化了。簡單說，實驗科學家弗萊克認為科學認識並非主體與客體之間的直接關係，必須透過集體或者社會作為媒介。在這裡，我想簡單介紹一下弗萊克如何利用科學史來談科學事實，特別是以他那有名的，有關德國細菌學家瓦瑟曼 (August von Wassermann, 1866-1925)梅毒檢測歷史分析為案例。
弗萊克提醒讀者，瓦瑟曼梅毒檢測技術這樣科學事實的誕生，絕非僅是「我來、我見、我征服」的科學發現史，即：科學家觀察研究梅毒現象，經實驗研究找到梅毒病源，進而發展出相應檢測技術。為了呈現出他心目中那個複雜的、動態的梅毒疾病圖像，弗萊克擬定了幾條軸線加以討論。
首先，弗萊克想表示的是「社會心理氣氛」會影響大家對特定疾病的關注程度。為了說明想法，弗萊克回溯了15世紀末遭受嚴重流行病侵襲的歐洲歷史。他發現，當時人們慘遭疾病蹂躪，但是出於現實需求，加上隨手可得的素材 (病人)，醫療人員便開始研究疾病，並逐漸發展出屬於當時的梅毒概念。另一方面，也因為梅毒患者多由性行為感染疾病，而且症狀常出現在生殖器周遭，所以「社會心理氣氛」很容易將梅毒定位為性病，並將因罹患梅毒而腐爛的皮膚視為上天懲罰肉慾的罪證。病例眾多加上社會高道德的推波助瀾，順勢造成梅毒在治療上享有優先被社會處理的位置。梅毒不會像肺結核，雖然影響人類社會深遠，但卻擁有奇妙的「浪漫」特質。〔7〕 (不容易想像偶像劇男主角因罹患梅毒，進而與女主角交織出一齣純情浪漫生死愛情劇吧？)
在說明了社會心理氣氛的影響之後，弗萊克進一步指出，臨床治療經驗對疾病概念形成具有關鍵影響力。弗萊克發現，當時許多人對梅毒的理解，主要來自醫療實務經驗。他認為梅毒概念與水銀治療法之所以產生「聯結」(Koppelung)，並非出於科學家的邏輯推論，而是來自臨床經驗。西方的醫師根據長期以水銀治療慢性皮膚病所累積的經驗，其實相當清楚水銀可能造成中毒，但是因為水銀具有「療效」，因此還是普遍使用。譬如，14世紀的內科醫師，就經常開水銀處方來治療病人的疥癬。也就是說，在醫師不斷以水銀治療梅毒的漫長過程中，一個具有特定症狀的疾病單元、專用治療藥物，以及是否復原的判斷標準等，逐漸被整合起來形成一組指導醫療行動的經驗圖像。
1498年的梅毒患者與治療。
右上方那位先生手中拿的可不是燒瓶，而是在體液學說底下尿診學的重要儀器。
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另外，弗萊克又觀察到，人們對梅毒的理解與新興細菌學、微生物學實驗知識的「聯結」又是另一條必須回溯的歷史軌跡。弗萊克分析說，梅毒的症狀雖然表現在皮膚表面，不過根據傳統「體液學說」(humoral theory)的說法，問題卻出在血液上。也因此，弗萊克進一步推論，瓦瑟曼一開始之所以選擇血液，與其說是從觀察進而推導出結論，倒不如說是受過去歷史文化中所存在的元概念 (Uri-, Präideen) 影響。畢竟，根據西方醫學史，梅毒一直被認為是與血液品質有關的疾病，甚至到了20世紀還被稱為「壞血」(bad blood)。〔8〕在書中，弗萊克甚至斷言，無論瓦瑟曼團隊最初的目的為何，他們的工作似乎都滿足了西方自古以來的社會願望，即：證明梅毒是一種血液壞掉的疾病。
梅毒與血液的關係從上面的元概念或許可以獲得解釋，但是細菌學與微生物學又如何加入這個關係網絡中呢？弗萊克從學科發展或學科興趣的角度找到了觀察點，他認為，到了19到20世紀，醫界興起對「疾病本體」的探索風潮，激發出大量關於痲瘋、疥瘡、天花、下疳、淋病的病原研究與疾病分類研究。梅毒作為歷史悠久的疾病，當然也是這時病原學所欲解決的重要課題之一。所以，弗萊克才會說，瓦瑟曼團隊很自然地在傳統認為是問題所在的血液中，尋找病原(微生物)的蹤跡。
弗萊克進一步說明微生物學的知識內容的影響，他認為學界一般所稱「蒼白螺旋體 (Spirochaeta pallida)〔9〕導致梅毒 (syphilis)」這樣的因果陳述，是傳統「梅毒性血液變化」(alteration sanguinis luetica)的現代詮釋版本。因為他指出，以20世紀初期的醫學標準來看，血液性質變化，諸如腐敗的血、憂鬱的血、過熱的血，或濃稠的血這些概念，根本無法作為診斷基礎。因此，弗萊克同意瓦瑟曼等科學家以細菌學與微生物學語言取代體液學說質性描述的作法。只是，弗萊克卻也不忘提醒讀者，血液變化這個元概念的確具有啟發研究方向的作用，雖然它可能在梅毒概念發展的後期失去原有的蹤跡。對弗萊克來說，20世紀初期細菌學、原生生物學以及病原學的興起，使當時的梅毒研究者能將長期以來被視為問題的血液與病原學與細菌學等聯結在一起，〔10〕才有機會發展出後來的出梅毒血液測試。
如果，我們跟著弗萊克回溯幾條不同的歷史軌跡，便可以發現瓦瑟曼檢測之所以成為梅毒測試的標準，主要是因為梅毒作為血液疾病的元概念、社會心理因素、醫界對疾病本體的時代興趣、以及後來細菌學發現蒼白螺旋體這幾個因素的相互作用。這幾條軌跡中的各種因素不斷相互形塑，相互證實 (觀察、猜測與實驗操作)的過程，促成了梅毒科學「事實」的發生。
對弗萊克來說，「梅毒」並不是獨立存在的，穩定的非歷史性疾病實體。瓦瑟曼時代的梅毒概念，夾雜著歷史上種種遺跡，所以梅毒是「神話—倫理」的疾病、是「經驗–治療」的疾病，也是「病理與病原學」的疾病。
或許我們可以再描述一下這個互動過程，以方便我們想像弗萊克對科學事實發生與發展動態性與複雜性的概念。譬如，我們可以發現科學研究過程必須投入許多人力，如生物學者、化學研究者、醫療人員、實驗室人員、病人、病人家屬；也必須投入其他物質設施，如實驗室研究與教學設備；更必須擁有細菌學等學科的發展成果；當然也不能不考慮社會大眾對性、罪惡、懲罰、身體的觀念，以及社會政治對梅毒重視的程度。
不過，無論弗萊克的概念如何，當時瓦瑟曼檢測的確為學界與醫療界所接受，甚至促使血清學 (Serologie) 成為一門自主的學科。甚至從當時醫界日常習慣將此反應直接稱為「血清檢測」(serologische Probe) 便可見其重要性。〔11〕 即使如此，弗萊克還是提醒我們，就算是醫界已經以蒼白螺旋體 (Spirochaeta pallida) 的存在與否來定義是否染上梅毒，但不可忘記細菌學上物種概念仍有模糊之處，而且免疫學檢測存有偽陽性的現象。也就是說，以細菌學與免疫學來定義疾病，並不見得具有更高的確定性！最後，弗萊克基於他爬梳歷史案例中顯現的複雜過程，大膽宣稱梅毒不是「客觀的」(objective) 存在，用以突顯當時醫學在認識論上的「危機」，弗萊克說道：〔12〕
梅毒作為特殊疾病概念的發展尚未結束，也不會結束，因為它涉入病理學、微生物學、流行病學說的發現與創新。它的特徵不斷改變，從神秘主義到經驗主義，從一般病理發生學到專門的病原學。在此期間，我們並非僅僅豐富細節，也同時失去古老學說的許多細節。所以我們今天很少或者甚至，學不到也不教氣候、季節以及病人一般體質與梅毒的關係。而在古老的著作中，可找到許多相關的觀察紀錄。隨著梅毒概念轉變，新問題與新知識領域誕生，因此【概念發展】本來就不會結束。
最後，簡單再補充一下，為什麼弗萊克雖然覺得細菌定義仍有模糊處，卻仍將瓦瑟曼梅毒檢測視為「科學事實」。因為，他認為此反應深入人心，因此足以代表大家接受的「科學事實」。也因此他才會「選擇發展最完備的醫學事實，也就是所謂的瓦瑟曼反應與梅毒相關聯的事實」，〔13〕作為《一個科學事實的發生與發展》中最重要的，歷史化科學事實的案例。
結語：動態、發展與創造的人類真理
弗萊克在書中的歷史分析部分指出，梅毒並非真實存在的「疾病單元」(Krankheitseinheit) 或「疾病本體」(disease entity)。也就是說，梅毒並不是在某特定時刻，被某偉大科學家掀開遮掩之物後而「發現」(dis-cover)的事實存在，而是複雜社會與科學過程的產物。
弗萊克認為當代科學之所產生問題，根源之一便是科學家不願面對科學知識動態複雜的本質，只想把科學當成事業，在社會發展中成為機會主義者。他建議的藥方自然是放棄穩固僵化的科學真理觀(scientific truth)，而迎接一個「動態的、發展的、創造性的人類真理」(dynamic, developing, creative human truth)。〔14〕 在無法清楚地描述何為動態的、發展的、創造性的人類真理前，弗萊克似乎只能先回到科學史的研究，利用梅毒測試的案例，嘗試描繪一個梅毒檢測科學事實的發生與發展的複雜過程。至於他如何將科學知識社會化，又如何從這些案例推論出他的科學哲學觀點，就有待下次機緣再寫了。對了，若對弗萊克從歷史角度談疾病概念有興趣的話，也可以看看糖尿病可以怎麼談，請參考《從醫療史談實證醫學的小危機》。
影片1 紀錄片NHD 2015 Documentary: The Buchenwald Typhus Vaccines: Leadership and Legacy of Dr. Ludwik Fleck
註解
[1] 孔恩著，程樹德等譯，《科學革命的結構》，頁37。
[2] 作為主要作者與共同作者，
[3] Rainer Egloff. Tatsache—Denkstil—Kontroverse: Auseinandersetzungen mit Ludwik Fleck. Zürich: Collegium Helveticum, 2005.
[4] Bożena Chołuj, Jan C. Joerden (Hrsg.) Von der wissenschaftlichen Tatsache zur Wissensproduktion. Ludwik Fleck und seine Bedeutung für die Wissenschaft und Praxis. Frankfurt am Main: Peter Lang, 2007.
[5] 張成崗，〈弗萊克學術形象初探〉。我自己多年前也寫了一點弗萊克，也曾有中國研究生寫信請求提供資料，這位先生應該已經畢業多年。台灣也有位研究生撰寫相關論文，但是似乎在博碩士論文網還查不到。一點有關弗萊克的文字，請參閱陳恒安，《20世紀後半葉台灣演化學普及知識的思維樣式》的第二章〈弗萊克與「科學普及」〉。
[6] 雷祥麟，〈劇變中的科技、民主與社會：STS（科技與社會研究）的挑戰〉。特別是註腳68。台灣STS社群新近編輯出版的「STS普」書籍《科技渴望參與》，在頁383中亦將此書視為「台灣較常討論STS研究者的著作」。
[7] 肺結核的疾病隱喻請參考蘇珊‧桑塔格，《疾病的隱喻》。
[8] 簡單的「壞血」事件介紹，請參閱陳恒安，〈以科學之名–塔斯吉克梅毒研究〉。
[9] 後稱蒼白密螺旋體，梅毒螺旋體 (Treponema pallidum)。
[10] 當時學界中除了蕭丁 (Fritz Schaudinn, 1871-1906) 提出蒼白螺旋體 (Spirochaeta pallida) 之外，還有屬於「相同思維集體與思維樣式」的西格爾 (John Siegel) 的梅毒小體 (Cytorrhyctes luis)。無論最後因為什麼原因學界接受蕭丁的蒼白螺旋體，兩者都顯示以細菌學方法在血液中尋找病原這一現象。蕭丁與西格爾兩者之間的競爭，請參閱Lindenmann, “Siegel, Schaudinn, Fleck and the etilogy of syphilis”; Lindenmann, “Discussion: Siegel, Schaudinn, Fleck and the etiology of syphilis: a response to Henk van den Belt”; Van den Belt, “Ludwik Fleck and the causative agent of syphilis”
[11] Fleck, Entstehung und Entswicklung einer wissenschatlichen Tatsache. Einführung in der Lehre vom Denkstil und Denkkolletive, p. 22.
[12] Fleck, Entstehung und Entwicklung einer wissenschaftlichen Tatsache. Einführung in die Lehre vom Denkstil und Denkkollektiv, pp. 28-29.
[13] Fleck, Entstehung und Entswicklung einer wissenschatlichen Tatsache. Einführung in der Lehre vom Denkstil und Denkkolletive, p. 2.
[14] Fleck, “Crisis in sc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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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恒安 / 梅毒：一個科學事實的發生與發展
引自歷史學柑仔店(https://kamatiam.org/梅毒一個科學事實的發生與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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