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是如何被改寫的？─以北伐史為例

李達嘉（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我們通常說歷史被改寫，是指某一個發現改變了我們過去的認知，或是某一個事物的發展突破過去的紀錄等等，多半含有正面的意義。但是，這裡所說的歷史被改寫，則是指對歷史事實的扭曲和竄改。最近鬧得沸沸揚揚的抗戰問題便是最鮮明的例子，中共分明利用抗戰來發展和壯大自己，避免與日軍正面衝突，卻藉著紀念抗戰勝利七十週年，宣稱共軍是抗戰的中流砥柱，淡化國民政府和國軍的角色，這便是對歷史的掠奪和改寫。中共何以要改寫歷史呢？主要是為了政治的需要，為了強化政權的正當性和正統性。它不但把歷史視為政治宣傳的工具，也利用歷史來控制人民的思想。中共對抗戰史的扭曲，不是今天才發生，它對歷史的改寫也不限於對日抗戰，而是涵蓋了中共建立以後的整個中國現代史。本文要以國民革命軍北伐的歷史為例子，說明中共如何利用北伐來擴張力量，如何掌控歷史的詮釋權，來滿足政治上的需要。它和中共對抗戰史的改寫或曲解有許多相似之處。

一、中共藉北伐發展勢力，卻扭曲北伐的歷史意義

北伐時期的歷史，因為國共關係的複雜性，往往有不同立場的解讀。以1924年國民黨進行改組來說，國民黨說孫中山是實施「容共」政策，中共則說孫中山是「聯共」。中共使用「聯共」一詞，是把中國共產黨擡到和國民黨平等的地位。然而，中國共產黨當時是新成立的小黨，黨員人數只有數百人，發展緩慢。共產國際認為國民黨是中國最大的民主革命政黨，為了有利於推展中國無產階級革命，要求中共黨員以個人身分加入國民黨，協助國民黨進行改組。中共黨員加入國民黨以後，雖然仍保有自己的組織，但既然是「寄生」於國民黨，所謂「聯共」便不符合史實。

中共對北伐的論述亦然。北伐是蔣介石堅持之下進行的，而且是由蔣所領導。共產國際當時堅決反對國民政府北伐，其原因是蘇俄支持的國民軍將領馮玉祥在中國北方兵敗下野，無論中國情勢或國際情勢都對共產革命不利，共產國際「需要爭取喘息時間」。整個考量都是基於蘇俄發展共產主義運動的利害。共產國際的意見透過蘇俄軍事顧問季山嘉來反映，蔣與季之間的齟齬，是中山艦事件發生的原因。

圖1　北伐時期的蔣介石

蔣誓師北伐時，中共領導人陳獨秀公開發文反對。及見國民革命軍攻城掠地，軍事進展順利，基於廣州國民政府治權擴張有利於工農運動的推展，才迅速調整策略，加入北伐的行列。中共實際上是藉北伐來擴張實力，和它後來藉抗戰來壯大力量，基本上是一樣的，這是它一以貫之的策略。

從歷史現實來看，國民黨是當時革命的主體，北伐以國民革命為號召，由蔣介石領導。中共藉北伐獲取利益，其歷史論述把堅持國民革命路線的蔣介石打為革命的背叛者。這和它對抗戰史的扭曲如出一轍，都是運用歷史詮釋權來掩蓋真實的歷史，把歷史做為替政治服務的工具。

二、中共利用上海工人糾察隊攫奪北伐戰果

1927年4月12日，國民革命軍將上海工人糾察隊繳械，解散上海臨時市政府。這是蔣介石正式宣告以武力對付中共的行動，是他展開「清黨」的開端。中共將此一歷史事件稱為「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反革命」是指蔣背叛「革命」。何謂「革命」，則由中共來定義，自然指的是工人革命或無產階級革命。「政變」是指蔣以非法手段推翻合法政權，政權是否合法，也是由中共來定義。中共掌握歷史詮釋權，藉此歷史名詞建立它在中國現代革命史上的正統地位。運用簡單的文字話語，將歷史事件標籤化，烙印到人們腦中，它仍是政治的洗腦手法。

首先來看什麼是工人糾察隊，這要和工人革命連結在一起才能了解。中共建黨之初以工人政黨自居，以打倒資本家和資產階級政權，實現工人階級專政為目標。所以它認為工人是無產階級革命的主力，農民是工人的同盟軍和輔助力量，以後因為城市工人革命失敗，才轉到農村進行農民革命。中共的歷史說，北伐期間上海工人曾發動三次武裝起義，它們最初稱為「暴動」，後來改用「起義」，也是用來建立以中共和工人為革命正統的歷史觀。

圖2　正在接受訓練，準備暴動奪權的工人糾察隊。

中共早期以策動工人罷工，在工人中組織工會來發展勢力，並沒有自己的武力。1926年9月，也就是北伐進行大約二個月以後，中共領導人陳獨秀和中共上海區委羅亦農、趙世炎等人，因為計劃在上海發動工人暴動，推翻直系軍閥孫傳芳的統治，奪取政權，開始在工人中秘密進行武裝糾察隊的組織和訓練。但是工人糾察隊人數不多，大約二百餘人，只受過簡單的軍事訓練，槍枝和彈藥又少。中共發動工人暴動的目的，不只是要打倒孫傳芳，同時要在蔣介石的勢力進入上海之前，在上海建立自己可以掌握的政權，做為無產階級革命的根據地。但是，因為中共和工人的力量皆弱，無法單獨舉事，於是要利用國民革命軍進逼上海，對孫傳芳勢力造成威脅之際，發動工人暴動達到目的。所以，表面上要迎蔣，實際上則反蔣。由於這種行動帶有極大的軍事投機性，第一、二次暴動都因為倉促舉事而失敗。

圖3　國民革命軍攻佔上海後，中共發動工人糾察隊在街上遊行，一方面慶祝暴動勝利，一方面對蔣介石示威。

第二次暴動失敗後，中共在上海設立特別委員會，做為策劃和領導第三次暴動的組織。其下設特別軍事委員會，由曾任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的周恩來領導。周恩來從北伐軍中調來黃埔軍校第一期畢業的共產黨員侯鏡如，對各區糾察隊幹部施予祕密訓練，並擴充糾察隊人員。到第三次暴動前，有1,800名工人糾察隊員可以使用武器。他們擁有近三百支槍，多數是短槍，其他為杠棒、鐵鍬、鎯頭。他們在展開暴動後攻擊警察所、警察署，收繳軍警槍械，趁機擴張武力。根據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務處的情報，暴動後中共的工人糾察隊有三千人，以閘北商務印書館工人俱樂部和湖州會館為駐所，擁有步槍一千支、三挺機槍、一些炸彈和大約一千把斧頭。工人糾察隊其實就是中共趁著上海新舊政權交替的政治空窗期建立起來的黨軍。

國民革命軍攻占上海後，中共拉攏國民革命軍第一師師長薛岳，計劃在公共租界發動工人總罷工，進行暴動，趁機以工人糾察隊「進攻蔣軍」。在共產國際反對下，計劃未行，但中共動輒聚集工人數萬人，工人糾察隊終日遊行，對蔣示威。這是中共在上海的軍事布置。

三、臨時市政府名為民選，實為工人專政的過渡政權

再就上海臨時市政府來看。在上海建立工人政權，做為無產階級革命的中心，是中共發動暴動的主要目的。但是一方面單靠工人的力量還不足以撐起政權，一方面怕工人政權引起英、美等帝國主義國家進攻，所以從第一次暴動開始，中共便極力拉攏商人資產階級，以讓商人在新政權中享有權力為誘餌。其實真正的目的是利用商人建立過渡政權，為「工人專政」舖路。中共以「市民自治」做號召，用它來和紳商建立聯合戰線。北伐期間喧騰一時的上海自治運動，表面上是紳商爭取自治權的行動，實際上是中共抵禦蔣介石勢力進入上海的布置。

圖4　中共組織上海臨時市政府，欲迫蔣介石接受。圖為市政府委員參加就職典禮後合影。

中共的這個意圖，因為前兩次暴動失敗而未能實現。上海特委會成立後，仍然將它做為最重要的政治方針。它計劃在北伐軍攻占上海之前，利用群眾的力量，造成一個中共可以控制的市民代表大會和市民政府，並取得當時遷往武漢、為蘇俄顧問鮑羅廷和中共黨員所控制的國民政府承認，迫使蔣介石不得不接受這個既成事實。上海第三次暴動展開後，中共立即宣布臨時市政府成立。臨時市政府委員號稱民選，實際上由中共內定。19名委員中，共產黨員和共青團員便佔10人，其餘則放幾個商人妝點門面，向外界塑造工商政府的形象。中共還決定組織黨團會對臨時市政府加以控制。蔣介石早已洞悉中共的企圖，對於臨時市政府自然不會加以承認。中共則不理會蔣的反對，宣告臨時市政府正式成立。此外，還有武漢中共中央聯合國民黨左派進行的迎汪反蔣運動，以及鮑羅廷授意武漢政府密令第六軍軍長程潛伺機逮捕蔣。這便是蔣介石抵達上海時所面臨的政治情勢。蔣若不斷然採取行動，國民革命將立即轉入無產階級革命階段。

就歷史事實而言，當時中共是利用國民革命軍北伐來發展實力，攫奪北伐的成果，欲趁機建立工人政權。它在現實中所進行的政治篡奪，透過後來的歷史論述加以定位和定調，以建立它在革命中的正統地位。這便是極權政治透過歷史來合法化政權，對人民進行思想洗腦的手法。

這篇文章的出發點，絕對不是為蔣和國民黨辯護，而是指出歷史應回到當時的情景來討論，不應為了政治需要而扭曲。事實上，國民黨對歷史的態度，也往往是為政治服務，至少有些人在思想上有這種傾向。中國大陸還沒有民主化及充分的學術自由，歷史書寫要擺脫政治干預還有一段路要走。台灣為自由民主國度，如果仍想運用歷史來進行思想控制，就未免脫離現實太遠。

延伸閱讀

李達嘉，《商人與共產革命，1919-1927》。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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