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文華（國立陽明交通大學科技與社會研究所特聘教授）
轉眼間新冠肺炎病毒（SARS-CoV-2，Covid-19）與它的變種們已陪伴我們兩年有餘。還記得2020年二月初去香港參加研究團隊的會議，出國前中國雖已飄出疫情，但狀況未明，當局僅提醒公共場所避免不必要接觸，配戴口罩，回國後自主健康管理。但不及數日境外疫情爆發，自主管理也改為更嚴格的居家檢疫，返國前在機場偶見的郵輪新聞，是日後數起大規模感染的源起。
新冠肺炎對世界的影響無庸在此贅述。我在意的是在台灣對外堅壁清野，幸運防堵疫情的期間大家都關心什麼，歷史學家貢獻了什麼，以下簡單回顧。
先說媒體。在疫情跨出中國往東亞蔓延時，報導主軸是溯源、防堵，以及如何治療，當時新聞的關鍵詞除了現在沒什麼人再提的華南海鮮市場、武漢病毒研究所、宣稱可以治療新冠病毒的「瑞德西韋」（Remdesivir）外，還有與各種篩檢試劑的研發。
2020年六月新冠肺炎重創美國，轉進南美，世界衛生組織承認其為史上最嚴重全球衛生緊急事件，疫苗也成為搶手關鍵詞。這段期間有率先大規模施打的俄羅斯Sputnik V疫苗與中國國藥疫苗、對一般人陌生的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苗實施計劃（COVID-19 Vaccines Global Access，COVAX），還有美國國家過敏和傳染病研究所所長、白宮冠狀病毒小組的佛奇（Anthony Fauci）的評論。這些對疫苗研發進度與施打進程的評論與期待，伴隨我們進入疫情的第二年。
2021年五月台灣終於失守，造成上萬個確確診與數百位死亡個案。但在此之前我們隔岸觀火，關心的還是疫苗—不是何時施打得到，而是國產疫苗的研發與臨床試驗爭議。群聚感染後疫苗跟之前的口罩一樣成為珍稀的防疫資源，如何分配與防堵特權成為關鍵詞，而地緣政治、政府效能與政策黑箱等媒體常見話題也開始出現，挑戰聲望日隆的中央疫情指揮中心。
時至今日，當初被說成問題多多的Vaxzevria 疫苗（AZ疫苗）完成階段性任務，當初爭議不斷的高端加入追加第三劑（Covid booster dose）的疫苗陣容，也獲世界衛生組織肯定，列為「團結試驗疫苗」（solidarity trial vaccines）。原先主張疫苗需用大規模人體試驗嚴格把關者，在僅有小規模數據下開始接受各種疫苗的混合施打。當初不斷爆出的預防接種不良事件（adverse events following immunization，AEFI）大規模施打後並未等比增加，多數也是可預期的施打副作用（side effects）。不能進台灣的疫苗還是沒進來，沒承認的疫苗還是沒承認，我們似乎挺過新冠肺炎的全球肆虐，轉進「後疫情」的日常。
再來看歷史研究者的參與。從2020年四月許宏彬的〈戴口罩：一起努力正常生活〉開始，這段期間歷史學柑仔店推出相關文章，或談Covid歷史的書寫、複習瘟疫書寫的經典，或評論防疫的社會影響等，自然也包括我現在撰寫的這一篇。這些評論的品質毋庸置疑。但嚴格來說，它們比較像受當下影響所做的延伸或發想，未及用歷史來回應議題，甚或提出建言。
這是歷史介入當代議題的挑戰。陳韻如在柑仔店〈大疫流行，國家在哪：淺談宋代（960-1279）政府的抗疫措施〉的文章中反思史普與歷史研究的差異，有言：
史普平台介紹的歷史，或多或少地簡化了學術研究中的複雜論述，例如：既有的研究成果和爭論、史料年代判定的討論、對同一份史料的不同解讀、不同歷史觀間的辯論等。除了簡化研究論述外，史學普及文常佐以大量的歷史故事，希望增加讀者閱讀的趣味性。但這不代表歷史學者的工作日常就只是從史料中找故事。歷史學者作研究的目的也絕非僅止於挖掘和串聯有趣的故事，更多是外人看來嚴肅和枯燥的資料考證與分析。
因此，她認為史普文固然讓讀者以古鑑今，但「以古鑑今後，能否鑑往知來，就非歷史學之事了。畢竟歷史學者的核心研究目的是嘗試釐清過往發生之事，而非預測未來」。
基本上我認同以上看法。認為相較於即時回饋，有點「帶風向」的媒體，學者必須維持獨立性，而嚴謹的學術要求也限制其評論的尺度與角度。「張飛打岳飛」的戲碼或許精彩，但畢竟只是娛樂效果下對過去的幻想，非研究正道。
但我們畢竟是社會的一份子，很難不為當下議題牽動，這也讓歷史研究是否能提供「教訓」創造複雜的思考情境。以醫學史學者雷祥麟來說，他自承2003年的SARS經驗刺激他思考滿州鼠疫，從主權觀點寫下 ”Sovereignty and the Microscope: The Containment of the Manchurian Plague, 1910-11” 新論，而新冠肺炎下的生活經驗也讓他的研究有所啟發。但這些發想只為了學術創新，還是可以回饋社會，突破防疫策略或措施的盲點，是我關心的。學者不見得要跟隨媒體起舞，順著議題查找史料；但也不必要刻意畫地自限，限縮學者啟蒙公眾的能力。
事實上作為跨領域的書寫，醫療史希望超越科技與人文的窠臼，也積極建立過去與現代的對話。以疾病來說，醫學史家Charles E. Rosenberg提出「框作疾病」（framing disease）的概念，指出疾病從來就是「社會診斷」（social diagnosis），形塑與帶動社會的認知與當局的反應。從這個角度看，醫學史或公共衛生研究者不乏透過過往經驗（如1918年流感大流行），比較當下異同的書寫，從疾病史的經典《霍亂年代》（The Cholera Years: The United States in 1832, 1849, and 1866）到公衛學者Michael T. Osterholm的《最致命的敵人》（Our War Against Killer Germs，2017年出版，2020年增加Covid-19新版序言）不勝枚舉。
新冠肺炎也不例外。相對2020年四、五月紛紛擾擾的社區感染疑雲與「全民普篩」爭議，歷史學者孫世倫（Wayne Soon）以「From SARS to COVID-19: Rethinking Global Health Lessons from Taiwan」為題，從衛生治理的角度分析台灣度過第一波疫情的經過，清楚而精彩。
在這篇發表在《東亞科技與社會國際期刊》（East Asian 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ety: an International，EASTS）的文章中，孫世倫指出台灣在SARS疫情時中央與地方的防疫政策不同調，加上國際外交孤立，無法取得即時資訊，需要仰賴美國，讓台灣政府在第一時間對來自中國的入境者採取嚴格檢疫，並強調口罩配戴，未跟隨世界衛生組織的建議，更在2020年1月20日便成立統一事權的中央疫情指揮中心，讓防疫戰略明快透明。更重要的是，這些衛生決策的教訓並非僅來自對抗SARS或H1N1病毒的經驗，也有來自更長遠，從冷戰以降的民主化過程、外交處境與國際衛生歷程。如孫世倫的總結：「對於（各國）政策制定者來說，理解醫療社會如何隨台灣民主而互動，有助於他們在對抗Covid -19中衡量這些台灣抗疫經驗（的意義）」。
另一個歷史學家關注的課題是口罩。對此，科技與社會研究（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ety studies，STS）從技術物與物的能動性（agency）為防疫史注入新思維。早在疫情之初，醫療人類學者Christos Lynteris便投書《紐約時報》，指出東亞華人在疫情期間搶購口罩不是因為他們對染病有非理性的恐懼，而是將口罩視為公共防疫的保證，而這個保證來自二十世紀初中國東北的抗鼠疫經驗。史普網站也有口罩與公衛的歷史，如陳力航博士在「故事」的〈台灣人何時開始戴口罩防病毒？—從日本時代談起〉，雷祥麟也在台大科學教育發展中心探索系列講座以「滿洲鼠疫與防疫口罩的誕生」為題，介紹那場造就國際聲望的伍連德與口罩的防疫大戰。
另外，呼應STS研究對基礎建設（infrastructure）的重視，醫療史新銳玄在煥（Jaehwan Hyun）在《東亞科技與社會國際期刊》籌組「Masked Societies in East Asia」論壇，擴大與深化口罩與東亞的歷史關聯。這個論壇涵蓋中國、日本、台灣、新加坡與韓國，跨越十九到二十一世紀，更標舉「口罩的物質社會史」（socio-material history of face masks）取徑，希望用案例「凸顯當代口罩的物質力量，得力於歷史上各個社會口罩論述與物質實作的混成」。的確，作為貼身用品，防風保暖的口罩在過去不與特定衛生理論掛勾，也不見得只掩蓋口部，更別說要用醫療級材料來製作。如玄在煥主張的，口罩在東亞社會的定著是「技術物、科學、文化、政治與社會」的纏繞，要用文獻考古的方式細細耙梳。
雖然這些作品觸及防疫的社會動員、疾病偏見與具有東亞特色的口罩，對2020年的話題，或者說防疫「上半場」的防堵、溯源與傳染途徑等議題拉出歷史縱深，但相對於此，或許內容過於技術性，或許題材不易發揮，研究者對防疫「下半場」主角的疫苗著墨不多，[1] 與媒體的關注有所落差。
這個落差在2021年五月時特別明顯。當時相隔121天無本土確診案例的紀錄破功，更出現無法確認感染源的病例，當局也將防疫升高為三級警戒。此時，疫苗儲備量不足，施打率偏低的狀況成為話題。媒體指出政府護航國產疫苗，專家會議透明度不夠，更質疑當局未預備充足疫苗，置民眾於染疫風險之中。但相對於2020年對口罩國家隊的讚嘆，研究者除了「疫苗猶豫」（vaccine hesitancy），呼籲或質疑防疫共同體外，似乎找不到切入點。[2]
到底在疫苗爭議中醫療史可以貢獻什麼？在文章後半部我想用日本為例，談歷史如何「超前部署」。日本科學史學會歷史悠久，到2021年已有68年，而該年年會的主題可想而知是防疫。會中有相關發表，更有主辦方策畫的「如何思考新冠肺炎？科學史的直球對決」論壇，由歷史學者塚原東吾、瀬戸口明久（先後擔任《東亞科技與社會國際期刊》副主編）與哲學家田中祐理子擔綱籌畫。論壇進行方式行之有年，先呈現問題背景（話題提供，以這個論壇來說是醫學史學者，研究十九世紀防疫的小川眞里子），之後是討論或評論。其中，學者以過往案例為基底，與不同領域與專長的學者延伸開展議題，評論現況又不致過於發散。
而科學史的對外場域是綜合性的人文思想刊物。以《現代思想》（Revue de la pensée d’aujourd’hui）來說，它創刊於1973年，長期引介各種思潮，規劃專輯，為時事提供深度分析與介紹理論，類似台灣過去的《當代》或者是現在的《思想》（2022年初該刊也推出「記疫共同體」專輯）。我所關注的醫療史、科技史、科學哲學或者是科技與社會研究等，有時也透過相關主題的討論在此與其他領域對話。
在新冠肺炎期間，《現代思想》光是2020年就用五期篇幅討論（一期緊急策劃、三期特輯，與一期增刊），十分投入。這些專輯基本上跟隨日本的防疫腳步，先是緊急因應，中間是隔離生活的適應與「在宅閱讀」，接下來是高等教育如何繼續，之後是疫苗。以第一期（2020年五月號）來說，它翻譯哲學家Antonio Agamben與Slavoj Žižek對新冠肺炎的評論、飯島涉討論中國史上的流行病，還有科技與社會研究學者住田朋久從人類學角度對口罩歷史的分析。這些是東亞東亞特有脈絡（人與動物、中國與東亞世界、口罩文化）下產生的課題。
圖1 《現代思想》雜誌封面。
圖片來源：http://www.seidosha.co.jp/book/index.php?year=2020&cat_id=11
以下我想聚焦談這個系列的最後一期，也就是疫苗專輯（ワクチンを考える―免疫をめぐる思想と実践）。這期以疫苗施打的技術（側重政策與政治，非研發細節的討論）、社會與倫理來主軸，討論全面施打疫苗要注意的社會課題。專輯分為幾個討論項目，[3] 每個項目下面有相應的過往歷史事件與討論。以下的兩個案例來自於這個專輯，可以說明歷史如何能帶動議題，超前部署。
第一個案例是小兒麻痺的疫苗研發與國際關係。[4] 1948年病毒學家J. F. Endes、T.H. Weller及F.C. Robbins成功分離出小兒麻痺病毒， 1955年日本也開始跟進，1959年將其列入法定傳染病，將疫苗研發列入政策，並從美國進口12萬劑疫苗進行施打。當時大多數國家使用去活性的沙克疫苗（Salk vaccine，IPV），日本也不例外，但與此同時用減毒原理（attenuation）所製作的沙賓疫苗（Sabin vaccine, OPV）也在蘇聯進行研發，各有所長。[5]
對日本政府來說，疫苗的研發去向需要考慮。日本有自主研發能力，但是否要打穩根基，讓國內先能自產沙克疫苗，還是追上潮流研發「次世代」的減毒疫苗，是政策焦點。雖然當時國立預防衛生研究所學者北岡正見提議發展新疫苗，但政府考量研究人力，加上傳統技術比較成熟，因此主要經費還是配置在去活性疫苗上。
但病毒不會等待。1959年七月青森縣發現本土群聚感染，美國也因疫苗不足無法進口。此外為了讓更多人獲得免疫，當局將疫苗以兌水稀釋施打，曝光後群情譁然，讓情勢雪上加霜。於是，在當地深耕多年，投身農運的岩淵謙一醫師發起自救，透過新日本醫師協會、日蘇協會、全日本民主醫療 機關聯合會跟蘇聯要求兩萬人份的沙克疫苗，為之後的「活性疫苗獲得」（生ワクチン獲得）運動埋下伏筆。
岩淵醫師之舉固然凸顯健康不容妥協，醫療應不分國界，但實務上這些還在試驗中的疫苗既未獲當地衛生機關背書，而在冷戰對峙的脈絡下，這樣突兀的動作讓原訂1960年簽署的第二次日美安全保障協定增添變數。於是，政府一方面以蘇聯疫苗未受檢驗為由拒絕進口，並在數天後以緊急許可方式進口一批效期將屆的美國疫苗。
然疫情並未終止。1960年北海道疫情再起，全國病例超過兩千人，讓政府推出緊急對策要綱，預定1961年大規模施打。但這一年蘇聯已經透過全蘇聯勞働組合中央評議會要捐贈十萬劑疫苗，八月新日本醫師協會、日蘇協會、日本勞動組合總評議會組成「小兒麻痺疫苗輸入促進」協議會，向厚生省施壓。厚生省不僅要考慮放行蘇聯疫苗的政治效應外，就技術面而言活性減毒疫苗如何定價，國產去活性疫苗如何處理等也都是難題。
在厚生省支持下，日本病毒學會於1960年12月組成「減毒小兒麻痺疫苗研究協議會」（弱毒性ポリオウィルスワクチン研究協議会），相關經費也大幅調整，讓主管機關、政府與學界公開面對民眾需求。疫苗是醫療資源，但也是未測試的新藥，不能貿然進口，因此協議會中專家分成推進派與慎重派。公衛官員認為保衛健康重要，進口標準可以有彈性。藥政官員則謹守規範，對率爾通過疫苗進口有所保留。在會外製藥業也有意見。之前沙克疫苗進口時為了保護國產疫苗，藥廠將進口疫苗的售價拉高，賺了一筆，自然希望協議會施壓延後開放活性疫苗，讓去活性疫苗減少競爭。這些紛紛擾擾讓病毒專家川喜田愛郎不得不撰寫專書，坦承從去活性疫苗轉到減毒疫苗有困難的科學考慮，也有政策的究責考量，「不能說沒有政治的性格」。
官學的意見僵持引發更多民怨。1961年起「活性疫苗獲得運動」聲量大起，各地以「守護幼兒」之名要求引進蘇聯疫苗，免費提供，迫使厚生省動用事態緊急使用權，核准加拿大與蘇聯共1300萬劑疫苗進口。對這些藥品尚未通過檢定，厚生省大臣古井喜實表示：「平常時候不能這樣做，但現在是非常時期，進口疫苗的責任就讓我一肩扛起」。大規模施打是另一個大工程。從當年七月先在各地試驗與追蹤後起全國施打，一個月病例減少，1962年起疫情獲得控制。再過兩年國產減毒疫苗順利接手，定期接種全國實施，疫苗的新藥爭議與短缺問題也逐漸消失。
第二個案例是由香西豊子所撰寫的牛痘疫苗的副作用爭議。[6] 在天花防治史中日本算亞洲的模範生。甚至這樣說，在現代化過程中牛痘與生物醫學相互為用，造就一批擁護西醫的衛生專家，也讓疫苗接種普及全國，反映在相關法條，比方說1874年制訂的「種痘規則」（1885年修訂）、「天然痘預防規則」（1876年），以至於1909年的「種痘法」與戰後的「預防接種法」（1948年）上。這些法確立強制接種的政策方針，也配合疫苗的學理進展更新規定，讓對種痘有不良反應或體質不合者免除施打。也因為這樣的政策態度，早在世界衛生組織對天花宣戰前，日本就已經沒有本土案例。
但值得注意的是，疫苗是防疫的雙面刃。全面施打疫苗固然形成群體免疫，但無可避免地會產生接種不良事件，也就是所謂的「種痘禍」。這樣的個案一年雖然只有約10個，但始終存在，讓接種疫苗成為「既期待，又怕受傷害」的非自願行為。
對此，香西豊子沒有人云亦云，直接批評疫苗接種政策，而是引導讀者思考接受疫苗與反疫苗之間，日本人究竟不能接受什麼。事實上，在牛痘發明前人類已有很長接種人痘的歷史。因此日本人並非無法接受種痘，而是對接種異物種的牛痘有所抗拒。根據傳統漢方理論，人痘的痘末不是「毒」，而是喚起命門（右腎裡）的痘毒的刺激物。痘末透過肺達到命門，讓痘毒反向回到體表，以發疹終結。換句話說，日本醫家認為人痘百發百中，是因為它將痘毒做適度的發散。種人痘不見得沒有問題，但人們認為問題不出在疫苗，而出在接種者。這些人身體虛弱者，固有天命，無法讓毒發散，以致得病，與痘苗無關。
正是以上的解釋讓牛痘引發爭議。從一般疫苗史看牛痘似乎是人痘的延伸，因為都是刺激免疫。但對日本醫家而言牛痘與人痘完全不同，是否有效與安全都需要重新理解與消化。因此在明治時期之後，是否接受牛痘有推進派與反對派的論爭。反對派的代表人物池田瑞仙認為牛痘來自與人類不同的物種，在未究明牛痘性質前就貿然用「毒」的刺激物來偷渡其療效，是有問題的。反對派更引用臨床案例，指出接種牛痘者有類似痙攣與意識喪失的現象，一些人甚至死亡。因此，只用理論推演而忽略這些臨床上的不良反應，無法說服牛痘安全。
這個爭議背後還有對醫療專業的認知差異。傳統醫家盡力救治患者，但順隨「天命」，不強求體質虛弱者必須戰勝天花（類似古人「藥醫不死病，佛度有緣人」的說法）。相較於此，牛痘接種違背這樣的醫學倫理，企圖帶入不安全的牛痘來拯救所有人，讓醫者陷入「不仁」的處境。如有因接種而造成的死亡，責任應歸咎於施打疫苗的醫師。
從事後看，牛痘的反對派如同其他文化捍衛者一樣，在全面導入西醫後逐漸淡出。但這裡要注意的不是哀嘆傳統的棄守，而是現代化過程中疾病與疫苗的風險的概念如何轉換。歷史學家祝平一在〈藥醫不死病，佛度有緣人：明、清的醫療市場、醫學知識與醫病關係〉一文中指出機緣與果報是明清醫生與病人理解疾患意義的中介，也是操弄自由醫療市場的幕後推手。「種痘禍」的副作用論述也有相似之處。在國家與科學介入後，疫苗以群體免疫之名取代「天命」，藉由接種點出不適合者。更弔詭的是，是否「不適合」也由國家與科學認定，不由得當事人作主。如祝平一在〈藥醫不死病，佛度有緣人〉的提醒：「明、清的醫療世界因而不僅是醫學知識的問題，也是現世道德訓誡和社會秩序的一環」。在疫苗成為「打不打」的是非題後，人們也只能自求多福，用自己的方式理解自己與世界。
總結這篇文章。我們常說歷史是「現在與過去永無止盡的對話」，但多數研究者既不離群索居，也不常隨波逐流；要保有思考自由，又要擔下社會責任。正是這樣看似矛盾的要求，讓歷史不能脫離當代，但更要保持距離，才能主動創造議題。此外要讓歷史「超前部署」還要學術社群的支持，與珍惜言論公器、獨立自律的交流空間（例如歷史學柑仔店）。唯有如此，歷史才不會只活在過去，我相信這是我們開拓疫情專區的原因：讓歷史研究成為亂世明燈，而非人云亦云的獵巫探照燈。
回到歷史能為防疫有何貢獻的問題。我們知道「前事不忘，後事之師」，但要能言之有物，還是得發揮歷史學的特性，有幾分證據，說幾分話。從日本小兒麻痺與種痘副作用的案例中我們看到一些行動者或者是利害關係者（國內與國外藥廠、政府、病人團體）、知識的開展與差異（如活性疫苗與傳統醫學）與社會動態（如陳情與專家委員會）。在抽象的防疫討論人人都重要，也希望方方面面都顧到，但唯有透過實證研究，才知道特定時空下哪些行動者更為關鍵，那些因素需要多加審酌。這也是Rosenberg強調疫病的社會協商的多層次性與複雜性，包括「（疾病的）學科與認知、機構與公共政策的回應，與特定個人與家庭的調適」的原因。
同時，研究者也必須謹守史學書寫的道德，重視社會脈絡與文化情境的同情理解，時時反省個案的特殊性。當然，像疫苗這類的晚近史（recent histories）課題不像其他事件一樣可以用後見之明，從容得到教訓。但也正因為有這樣的不確定性，研究者才能挑戰自我，激發更精彩的研究。
在截稿之際，Omicron變種病毒直逼城下，對台灣不斷叩關，每日均有數十位本土案例，境外者防不勝防。雖然當局指揮若定，但疫情山雨欲來，防堵的疫苗也尚未就位，一切似乎回到2020年。歷史學者是否能超前部署，看到「與病共存」的經驗，開發之前還沒有觸及的課題，如中藥抗疫、篩檢與治理、老藥新用等，以嚴謹研究導正視聽，端賴大家的努力。
最後列出本文所提到的書目給各位參考，望大家新春開卷得益，平心靜氣看待疫情，尊重專業，與大家共勉。
註腳
[1] 例如我2020年的小文〈正視口罩，放下口罩：如何面對新型冠狀病毒的持續戰？〉，在文末稍微帶到疫苗，而STS學者陳嘉新在2022年也以「共同生產」或者說是「共構」（co-production）的概念，詮釋台灣從口罩到疫苗的社會意識轉變。
[2]事實上，台灣在B型肝炎疫苗的引進與推動全面接種，是很值得探究的疫苗史課題，也有一定研究，如楊玉齡與羅時成合著的《肝炎聖戰：台灣公共衛生史上的大勝利》（特別是第5與第6章）、林崇熙的，與陳宗文的〈權力的技術與技術的權力：台灣疫苗採用的歷程分析〉。
[3] 該期內容項目有「開発をめぐる最前線」、「予防接種行政をめぐって」、「リスクと倫理」、「ワクチンをめぐる人類学」、「現場から捉える」、「反ワクチンとは何か」，與「免疫をめぐる思想」。
[4] 以下內容主要來自西沢いづみ，〈ポリオワクチンをめぐる争いが問いかけるもの〉。小兒麻痺症的醫學學名稱為「急性脊髓灰白質症」(poliomyelitis)，罹患該症的患者主要是兒童，因此一般稱為「小兒麻痺」(infantile paralysis)。
[5] 相較於需要注射的沙克疫苗，沙賓疫苗雖然使用活性病毒，但只要口服，使用方便，預防效果也持久，不但會產生抗體，也在咽頭及腸管產生局部免疫，預防野生株病毒的繁殖及排泄，更可以透過接種後的小孩大便排泄，散佈到周圍沒有免疫的人，使他們得到間接免疫。
[6] 以下案例的內容主要來自香西豊子，〈「一〇〇分の一」の倫理〉。
參考文獻
Hyun, Jaehwan ed. Forthcoming “Masked Societies in East Asia” forum. East Asian 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ety: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Volume 16.
Lynteris, Christos. 2020. “Why Do People Really Wear Face Masks During an Epidemic? To fend off disease, but also to show solidarity”.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20, 2020. https://www.nytimes.com/2020/02/13/opinion/coronavirus-face-mask-effective.html
Oshinsky, David M. 2006. Polio: An American Stor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sterholm, Michael 與 Mark Olshaker著，潘震澤譯，2021，《最致命的敵人：人類與殺手級傳染病的戰爭》（Deadliest Enemy: Our War Against Killer Germs）。春山出版。
Rosenberg, Charles E. 1987. The Cholera Years: The United States in 1832, 1849, and 1866 (2nd editi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Rosenberg, Charles E. and Janet Golden (eds). 1992. Framing Disease: Studies in Cultural History.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Soon, Wayne. 2020. “From SARS to COVID-19: Rethinking Global Health Lessons from Taiwan”, East Asian 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ety: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14(4): 647-655.
西沢いづみ，2020，〈ポリオワクチンをめぐる争いが問いかけるもの〉，《現代思想》，48(16)：135-144。
林崇熙，1997，〈AIDS、省府虛級化、與B型肝炎疫苗：科學知識在臺灣的一種社會建構歷程〉，《新史學》，第8卷第1期（1997年3月），頁 89-134。
祝平一，2010，〈藥醫不死病，佛度有緣人：明、清的醫療市場、醫學知識與醫病關係〉，《近代史研究所集刊》，68期（2010年6月），頁1 – 50。
香西豊子，2020，〈「一〇〇分の一」の倫理〉，《現代思想》，48(16)：82-88。
陳宗文，2013，〈權力的技術與技術的權力：台灣疫苗採用的歷程分析〉，《台灣社會學》，第二十五期（2013年6月），頁45-87。
楊玉齡、羅時成，2016，《肝炎聖戰：台灣公共衛生史上的大勝利》（再版），天下。
雷祥麟，2020，〈國家主權與顯微鏡：滿洲鼠疫的遏制，1910-1911〉（Sovereignty and the Microscope: The Containment of the Manchurian Plague, 1910-11），《科技醫療與社會》，31期（2020年10月），頁213 – 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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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文華/議題創造歷史，還是歷史帶出議題？歷史的超前部署與疫苗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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