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采燁（輔仁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
一、無夏之年
故事從1816年夏天講起。這是幾位英國作家串起的浪漫故事，也是一對母女學習與社會體制對抗和相處的經驗，亦是法國大革命之後的時代精神的展現。
這年是「無夏之年」(a year without summer)，北半球天色昏暗，冷雨潮濕。由於荷屬東印度（今天的印尼）的坦博拉火山(Mount Tambora)在1815年4月大爆發，大量火山灰阻止陽光到達地球表面，導致全球氣候異常，台灣《淡水廳志》紀錄：「冬十二月雨雪，冰堅寸餘」。[1]至隔年夏天，北半球地區持續出現異常氣象，新英格蘭甚至出現六月雪。
天有異象，也激發了作家們的想像力和畫家的快筆記錄。英國畫家透納(J. M. W. Turner, 1775-1851)行至英格蘭各地，畫下異常火紅的天象（圖一）。詩人派西．雪萊(Percy Bysshe Shelley, 1792-1822.圖二)，瑪麗．高德溫(Mary Wollstonecraft Godwin, 1797-1851，日後的瑪麗．雪萊。圖三) [2]，拜倫(George Gordon Byron, 1788-1824.圖四)，和外科醫師波里道利(John William Polidori, 1795-1821)旅行至思想家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 1712-1778)的出生地日內瓦。在日內瓦湖畔，天色昏暗，暴風將至，這幾位年輕人索性回到屋內，在爐火旁討論生命的源起與本質，也說起了恐怖故事。拜倫起了頭：
我做了一個夢，它不只是夢。
艷陽消失，星辰
漫步在黑暗永恆的太空，
沒有光明、沒有道路，冰冷的大地
在無月的空中盲目地搖擺，隨之黑暗。
晨光來了又走——又來了，卻沒有帶來白晝，
人們忘卻他們的慟感，在恐懼
這片荒涼中；所有的心
冷卻到自私地祈求光明……[3]
波里道利思考著人的軀體是否僅是個機械，而後寫下吸血鬼故事，瑪麗．雪萊也寫到：也許電流刺激屍體後，可以產生新生命。她隨後創造出科學狂人法蘭肯史坦因(Victor Frankenstein)，自負能夠跨越生死，在墓穴和納骨塔中觀察肉體腐朽過程，暗夜中瘋狂地做實驗，嘗試將屍骨組成力量無窮的巨人，給予屍骨生命。《科學怪人》(Frankenstein; or, The Modern Prometheus, 1818)就在異常的天候、作家瑪麗．雪萊經常性的夢魘和環繞在浪漫派詩人中誕生。
圖1 Lancaster Sands by J. M. W. Turner, 1816 藏於Birmingham Museum and Art Gallery, UK.
圖片來源：https://www.wikiart.org/en/william-turner/lancaster-sands
圖2（左） Percy Bysshe Shelley by Amelia Curran, 1819 藏於National Portrait Gallery, UK.
圖片來源：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Portrait_of_Percy_Bysshe_Shelley_by_Curran,_1819.jpg；
圖3（中） Mary Wollstonecraft Shelley by Richard Rothwell, 1840 藏於 National Portrait Gallery, UK.
圖片來源：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Mary_Wollstonecraft_Shelley_Rothwell.tif；
圖4（右） Lord Byron by Richard Westall, 1813 藏於National Portrait Gallery, 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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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母女相繫
接著來談談經常與死亡共生的瑪麗．雪萊。
她是英國作家瑪麗．沃斯通克拉夫特(Mary Wollstonecraft, 1759–1797. 圖五)的次女，誕生於1797年8月30日。沃斯通克拉夫特產後因為產褥熱於9月10日過世。她一直期待親自教養兩個女兒范妮(Fanny Imlay, 1794-1816)[4]和瑪麗，病褟上她以為能戰勝死神，可惜事與願違，[5]後事都交由丈夫高德溫(William Godwin, 1756-1836. 圖六)處理。
圖5（左）Mary Wollstonecraft by John Opie, 1797 藏於 National Portrait Gallery, UK.
圖片來源：https://en.wikipedia.org/wiki/File:Mary_Wollstonecraft_by_John_Opie_(c._1797).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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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右）William Godwin by James Northcote, 1802 藏於National Portrait Gallery, UK.
圖片來源：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WilliamGodwin.jpg
沃斯通克拉夫特留下好幾本批評性別偏見，主張女性受教權和教育方式的手冊、小說和論著。[6]沃斯通克拉夫特雖無法親自陪伴女兒成長，她的書籍一直指引女兒，以及一代又一代未曾謀面的女性。對於瑪麗．雪萊而言，母親是掛在父親書房的肖像（圖五）——1797年沃斯通克拉夫特的肖像中，腹中正懷有尚未出生的瑪麗。母親也是父親書架上的書籍作者，是家中作客的文人雅士敬佩的革命性作家，是報刊雜誌中謾罵嘲諷的受害者。1814年瑪麗．雪萊與已婚的雪萊相戀後，母親在聖潘克拉斯老教堂(St. Pancras Old Church)的墓地是兩人秘密約會的地點（圖七和圖八），兩年後私奔時也不忘帶上母親的著作，並經年與雪萊相互朗讀母親的作品。
圖7（左） Mary Wollstonecraft 之墓，Mary W. Shelley最喜歡的約會地點，St. Pancras Old Church, London, UK.
圖片來源：作者拍攝；
圖8（右） St. Pancras Old Church, London, UK.
圖片來源：作者拍攝
由於十九世紀初英國輿論嚴厲批判激進政治女性，瑪麗．雪萊沒有張揚地寫出對於沃斯通克拉夫特思想的支持，然而在書信往來中，她依舊關心與支持十八世紀末以來的激進共和、政治革命和女性議題。此外，瑪麗．雪萊終其一生的簽名，大多會寫下母親姓氏的縮寫W。
瑪麗．雪萊曾寫道：
對於我母親的記憶一直是我生命中的驕傲和快樂……她的偉大靈魂和我父親的聰明才智永遠提醒我，我應該盡可能的少從他們給予我的生命中墮落……我的主要優勢始終來自於我周圍這些美好的人的榮耀，再來是我對於這些優秀的人們的熱情，和對於奉獻於公共利益的人們的熱烈欽佩。[7]
她的全名「瑪麗．沃斯通克拉夫特．高德溫．雪萊」，集合了十八世紀末最激進的思想家於一身。瑪麗．雪萊沒有受過學校教育，不過她接收了十八、九世紀最激進的思想：她的母親倡導女性受教權和公民權，支持法國大革命與激進共和理念，父親批評傳統英國政治體制和教會，主張以理性與平等社會取代階級制度，家中來訪的友人中既有激進政治改革者，也有第一代浪漫文人沃茲華斯(William Wordsworth, 1770-1850)和柯利茲(Samuel Taylor Coleridge, 1772-1834)，與第二代浪漫文人雪萊，不滿既有政府與教會制度，追求自由。
瑪麗．雪萊從小熱愛閱讀和寫作，個性獨立而直言，不是溫順乖巧的女兒。高德溫作為思想家，吸引許多激進或浪漫作家，但是他不是體恤人心或嘗試去了解孩子的父親。高德溫在1801年12月與鄰居瑪麗．珍．克萊蒙特(Mary Jane Clairmont, 1768-1841)再婚，連同新妻的一雙兒女一同帶入高德溫家中。儘管高德溫的文人朋友和瑪麗．雪萊對這位繼任的高德溫夫人的才智和個性評價不高，[8]高德溫的書信中透露出兩人始終感情融洽。這個事實，讓年幼的瑪麗．雪萊惱怒，感到被取代、甚至被拋棄。她在1834年時回顧這段幼年痛苦經驗，當時高德溫的再婚，威脅了她和父親的親密情感。[9]她對於繼母的反感和排斥，更加惡化了童年時與父親的關係。[10]這個繼親家庭中，沒有兩個同父同母的手足，他們以不同的方式爭寵，並受到傷害。然而，這也揭露出繼母往往成為教養問題的歸責者，而父親但凡選擇不遺棄孩子，就是好父親了。
瑪麗．雪萊對於原生母親的緬懷，則是日益強烈。她羨慕同母異父姊姊范妮有幸與母親相處，而且母親在《瑞典，挪威和丹麥短居書簡》(Letters Written During a Short Residence in Sweden, Norway, and Denmark, 1796)留下范妮嬰孩時期的溫暖紀錄，一歲多的嬰孩紅潤的臉頰，滿足安詳的睡顏，或是沙灘上留下的小腳印。[11]沃斯通克拉夫特在挪威港口處理事務時，因為女性的身分而受人非議，[12]不禁感慨天地之大，女性卻總是被設定為依附或受壓迫的處境，難有容女性自處的空間，為自己、更為女兒感到心痛。她想要依她的理念去教育女兒，但是又害怕范妮無法適應這個世界，或是將來為了適應社會而不得不妥協。[13]這些經驗和書籍都影響瑪麗．雪萊對於美好家庭的渴望。
三、私奔與旅歐
1812年11月，二十歲的青年雪萊成為高德溫座上賓，言談間熱愛自由，批評當道，以年輕英俊、渴望自由、批評當道的形象出現，對於高德溫家中的女孩而言，雪萊就有如年輕而激進時期的高德溫，格外有魅力。當時瑪麗15歲。時至1814年6月，雪萊天天造訪高德溫家，時常與瑪麗散步至沃斯通克拉夫特的墓地，在墓園朗讀文學作品。當時雪萊已婚，高德溫嘗試說服女兒結束這段關係，無果，瑪麗更於1814年7月28日凌晨5點，在繼妹克萊爾．克萊蒙特(Claire Clairmont, 1798-1879)陪同下，與雪萊私奔至歐陸。瑪麗．雪萊在十二年後回憶到當年的雀躍與浪漫情懷：即使經濟窘迫，而且不被雪萊與高德溫兩家所接受，旅途中「每一個不便，都被視為我們旅行羅曼史的新篇章。」[14]她期待在法國這片土地上，重拾自由，在旅程中創造有安全感的家。
雪萊在1814年7月14日寫信給妻子哈麗特(Harriet Westbrook Shelley, 1795-1816)，說明他要幫助瑪麗逃離家庭「對她施加的暴政」，希望哈麗特能體諒瑪麗的痛苦。——1811年夏天，雪萊曾以相同的理由帶著當時十六歲的哈麗特私奔，逃離原生家庭的暴政。[15]瑪麗與派西．雪萊的旅行過程中，共同留下日誌，寫下旅行見聞，如同母親的北歐紀行，他們表現出多層次的出遊過程，小我世界的浪漫經歷，並觀察法國大革命戰爭和拿破崙戰爭後的歐洲社會，以及各地風土人情。最後瑪麗．雪萊整理了1814年7月28日至9月13日間的日記，並於1817年出版，名為《六週遊史：法國、瑞士、德國和荷蘭部分地區》(History of a Six Weeks’ Tour through a Part of France, Switzerland, Germany, and Holland)。[16]
沃斯通克拉夫特曾寫道，「旅行的藝術……也是一種思考的藝術」。[17]對她來說，旅行不該是漫無目的，純粹娛樂；旅行也不僅是去見證書中的世界或是釐清書中的謬誤；沃斯通克拉夫特認為，旅行應該是出入國界時去反思自身認同感，個人或社會發展的可能性。她曾提醒女性同胞們，當她們到國外旅行時，不應該無目的的行走，或是僅將注意力集中在衣著打扮上，[18]在這方面，她認為，保持記日誌的習慣就是發展思辨能力最好的方式。[19]這些旅行好習慣，都可以在瑪麗．雪萊身上看到。
沃斯通克拉夫特曾在1792年底獨自來到巴黎，停留至1795年中，她在法國見證了革命轉向激烈和充斥暴力的恐怖時期，也度過了讓她瀕臨崩潰的戀情與獨自為人母的時期。1795年夏，她為了挽回伊姆雷而回倫敦，又為了挽救伊姆雷的生意挫敗，獨自與幼女和保姆行至北歐，從英格蘭一路往北追尋伊姆雷失落的訂單物件，行經丹麥、瑞典和挪威，旅行經驗中她將個人高昂或悲傷的情緒寄於壯美的冷冽大地，描述了北國自然與人文風景，也冷靜地觀察各地社會民情，反思法國大革命理想在歐洲其他地方實踐的過程和缺失，最後出版了《短居書簡》。此書是瑪麗．雪萊最喜歡的書籍之一。瑪麗．雪萊這次與派西．雪萊的私奔，行李箱中就帶著此書，而《科學怪人》中的故事主軸——痛苦的主角和怪物互相追擊，一路往北至冰封世界——也呼應了《短居書簡》的主線路。
1814年，法國大革命戰爭和拿破崙戰爭已經打了23年。在1790年代初，英國激進分子期待法國大革命能夠實踐自由與平等理想，建立完美政治體制。然而法國大革命帶來了戰爭、社會失序、物價飆漲、意識形態對立和不得不的政治認同宣示。這些政治和社會的變化都讓英國激進分子一再檢視自身思想。沃斯通克拉夫特在巴黎見證了法國恐怖時期的風聲鶴唳，她的法國友人因為政治惡鬥而被處死，英國朋友也因爲敵我對立被監禁。十八世紀末，在倫敦高德溫家中，文人談論著文學與社會改革，政治與革命，他們曾經期待拿破崙(Napoleon Bonaparte, 1769-1821)是革命之子，結果帶來的仍是戰爭與破壞。
拿破崙在1798到1805年間沿著法國海岸建立軍事防線，計畫征服英國。時至1810年，拿破崙軍隊幾乎打敗所有歐洲列強。生活在這個時代的人們不知道接下來會發生什麼事，他們無從確知自己是否會逃脫拿破崙的征服——拿破崙看起來永遠不會倒下。也因此，無論英國人以前的政治立場如何，拿破崙都成為他們憎惡的對象；拿破崙戰爭期間，英國人普遍相信拿破崙雖然擊潰專制政權，取而代之卻是另一種專制暴政。這也導致了1814年至1815間英國人的旅法遊記中，英國人的敵意未必是針對法國，而是批判拿破崙和拿破崙統治下的社會，而且文辭中帶有刻薄的語氣。
身在革命世代，瑪麗．雪萊期待來到法國一探究竟，揭開經過了「偉大和非凡事件」之後的法國社會的真面目。[20]瑪麗．雪萊不僅繼承了父母對於法國大革命的同情，也展現出歷經世紀之交政治變化後對於抽象理性的不信任。她也閱讀了英國思想家柏克(Edmund Burke, 1729-1797)和法國耶穌會士巴瑞爾(Abbé Augustine Barruel, 1741-1820)等著名的批評法國大革命的保守立場著作。[21]實際探訪後，無論是容貌骯髒、言行粗鄙、對時事冷漠的村民或是曾經繁榮而今已破敗殘頹的城鎮，都讓瑪麗與派西．雪萊感到失望。[22]旅途中，一名法國婦女提醒她，一定要提防最近解散的拿破崙軍隊，這些無所事事的軍人時常騷擾地方村民，甚至強暴婦女的事件也時有所聞。[23]當他們在艾胥米(Echemine)準備晚餐時，村民容貌「令人作嘔又野蠻」，這些「污穢卑劣」的景象毀了他們的胃口。革命和戰爭使得村民「與世界其他地方完全脫離」，甚至不知道拿破崙在1814年4月6日已退位。[24]瑪麗在私人日誌中寫道，即使這個村莊被哥薩克人徹底摧毀，她實在很難同情這些無知的人。[25]萊茵河沿途風景美不勝收，可惜途中同處一個船艙的「吸菸喝酒的下層德國人」破壞了瑪麗．雪萊的心情。若能除去這些令她不愉快的「人的景觀」，萊茵河是「世上最可人的天堂」。[26]
瑪麗．雪萊在此遊記和後來的小說中，對底層人民沒有太多同情。相較於此，她的母親沃斯通克拉夫特較具改革熱誠和理想，認可政治改革帶來的好處。例如沃斯通克拉夫特在瑞典時，她發現因法國大革命的緣故，皇室現在更加謹慎，「貴族在各地受到的尊敬已減少」，農民也「不再盲目崇拜封建領主，反而是以男子漢之姿訴說被壓迫的情形。[27]挪威雖然政治上臣屬於丹麥，卻不像是被統治的省份，反而是她見過最自由的地區。在這裡，人們的地產被分配成小農場，耕種者擁有土地所有權，這造成一定程度的獨立和平等。[28]換言之，沃斯通克拉夫特相信人都有可完美性，端看政治改革與教育狀況。
四、創造《科學怪人》
瑪麗．雪萊的旅歐觀察和反思，也寫入《科學怪人》中，表達她對於「理性」和「政治革命」的看法。科學家法蘭肯史坦因原本的理想源自此時期科學家一直在討論和實驗的願望，從死亡中再造生命，克服人類對於死亡的恐懼。根據小說中敘事者沃頓(R. Walton)描述，法蘭肯史坦因舉止高雅，神情憂鬱，聰明而雄辯滔滔。[29]如同沃頓一樣，法蘭肯史坦因為了執行「計畫」，不惜拋棄財產、性命和親情，不顧他人勸說，燃燒靈魂般地探究天地間的奧秘，相信能夠突破生死界線，成為「造物主」，掌握大自然的力量（沃頓）或生命的力量（法蘭肯史坦因）。[30]法蘭肯史坦因和沃頓是小說中一體兩面的人物，其人物設定源自於高德溫和雪萊：冷靜而溫文儒雅的哲學家，高貴英俊的浪漫詩人，都雄辯滔滔，熱切追求自由，無人能擋。
但是他們都是自負而缺乏責任感的父親，滿口高遠理想卻不知自省。[31]當法蘭肯史坦因看到他創造的醜陋物體睜開黃色大眼，黃色皮膚勉強遮住肌肉血管，嘴唇青黑，手腳痙攣，高達八英尺，身為父親的科學家熱情瞬間消散，取而代之的是無比的厭惡，馬上逃跑，並在往後的劇情中，一再拒絕養育它，也不願意與它對視和對話。怪物經歷春夏秋冬，流浪各地，它沒有得到人類社會的同情，無論小孩、婦女、年長者見到它就驚嚇的逃跑。但是它超強的學習能力和適應力，學習了人類的語言、知識、愛與感情，也了解了痛苦。怪物自比亞當，但亞當得到上帝的細心保護，它悲訴道：
既然連創造了我的你都討厭我，那麼我怎能去期待你那對我不負任何義務的同胞愛我呢？[32]
神滿懷慈悲，把人造成美麗、可愛地像他自己，而我的模樣卻是你髒污的典型。[33]
在無情的社會中，怪物被驅使成不受控、暴力且無情的殺人兇手。它生命力無窮，永不為奴，「我不會像順從的奴隸那樣屈服」；[34]它要引發創造者恐慌，讓創造者悔恨。「我的惡德是被我最討厭的孤獨逼迫出來的結果」，若能得到同情，「我的美德就必然會產生」。[35]怪人不斷向法蘭肯史坦訴苦：
我本來是既慈悲又善良的，可是困苦卻把我變成了魔鬼。[36]
怪人的命運與法國大革命有諸多相似處。創造者法蘭肯史坦因自信滿滿要改變現狀，自比上帝，能超越既有生命狀態，有如野心的政治理論家或拿破崙，口才絕倫，以自由之名「解放」歐非世界。而怪物本來也是良善的，力量無窮，無視現存法律制度，如同以民主和理性為名的新政府。但是怪物沒有創造者的用心養育，沒有溫暖的家和寬容的社會，苦難折磨使他們成為暴力怪物，如同法國的革命歷程中也出現了羅伯斯比爾(Maximilien Robespierre, 1758-1794)的恐怖統治。[37]
創造「新的人」和「新的政府」本意雖是突破現狀、實踐理想，但是因為空前未有，未經教育和歷練，加之創造者的逃之夭夭，死不認錯，最終結局也注定是「怪物」的報復和一連串的災難：
你這個奴才……你要記住，我是具有力量的，雖然你相信自己是悲慘的，不過我有能力可以把你變悲慘得連陽光都痛恨。你是我的創造者，但我是你的主人——照我的話做！[38]
怪物不會死，怪物反過來控制了創造者的情緒，成為創造者的主人，揭示了糾纏十九世紀之後人類政治社會的各種怪相。瑪麗．雪萊毫不保留地寫出了光明人性的黑暗面，抽象理性造成的不確定力量，以及在沒有適當約束和指導的情況下，貿然實踐民主或科學的危險性。
熟悉沃斯通克拉夫特著作的讀者，應該在瑪麗．雪萊這部小說中，看到母親著作的影子。在《短居書簡》中，沃斯通克拉夫特感嘆外在環境好壞和教育對於人事成敗影響之大。她寫道，一個膽大的惡人，若處在良好社會環境中，他曾有機會「成為社會中有用的人」。[39]個人的不正義行為不只是個人的錯，是周遭的人，或是整個社會都對他不義、不寬容，一步步將此人逼向不正義之路。易言之，任何強人皆可能是慈善的，但是在沒有理性和德性的社會中，或是在壓迫扭曲的社會裡，強者的力量很可能轉為血腥暴力的報復工具。[40]沃斯通克拉夫特對於人類可完美性和社會環境的討論，都出現在《科學怪人》中。
回看沃斯通克拉夫特在法國的觀察，也可以看到她雖然肯定共和價值和自由的重要性，卻一再批評革命人士的素質：「許多偽愛國者演說其公共改革，其實是出於利己之目的」。這些人強調其行為是為了「公共的善」，事實上是實踐個人野心，成就自己的名聲，不具更深沈的愛人之心。[41]沃斯通克拉夫特反省在巴黎所見，寫道：
法國人之性格在深根柢固的專制主義中已經墮落腐化，即使在攻下巴士底監獄這樣的英雄精神中，吾人也看到了相似的性情。這樣令人眩目的野心導致接踵而至的愚蠢和犯罪行為。即使在最充滿公眾精神的行動中，名聲、個人榮耀才是最主要的目的，而不是全法國人的幸福。[42]
她對於革命推動者的批評，就像是在檢討「法蘭肯史坦因」。她認為，革命者應當學習政治哲學，放棄個人利益，逐步而緩慢地實現政治改革計畫。[43]瑪麗·雪萊呼應母親的政治反思，再好的理論也不可以冒然實行。
不過，瑪麗．雪萊雖然描述了墮落張狂的怪物，她對它的命運依舊抱持同情。當怪物呼喊著：「全人類都對我一再地犯罪，卻只把我一人當成是犯罪者，這是對的嗎？」[44]瑪麗．雪萊真正譴責的，是科學家法蘭肯史坦因，是不負責的「父親」，是狂妄的野心家。她依舊同情政治改革和自由理想——雪萊一行人在1816年時拜訪日內瓦，就是為了緬懷代表自由與共和精神的盧梭，並留下這段話：
（盧梭）的著作促使這場革命成熟，儘管它被暫時的流血和不公正所玷汙，它對人類產生了持久的好處，這些成就不是政治家的詭計，或甚是國王的大陰謀，可以化為烏有。[45]
五、書寫與自立
瑪麗與派西．雪萊在1816年9月回到倫敦，生活始終顛沛困頓。1816年10月，范妮自殺身亡，12月中，雪萊的妻子哈麗特投河自盡，而瑪麗．雪萊的孩子接連出世，也接連死亡。1822年7 月，雪萊在義大利船難過世。瑪麗．雪萊毫無經濟支援，雪萊的父親提摩西．雪萊爵士(Sir Timothy Shelley, 1753-1844)提出，以瑪麗放棄監護權為條件，才願意支助孫子派西．佛羅倫斯(Sir Percy Florence Shelley, 1819-1889)。[46]瑪麗．雪萊迫於情勢回到倫敦，透過各種法律交涉和朋友幫忙，保住自己的監護權，以及兒子的繼承權和經濟來源——不過她岳父始終百般刁難瑪麗．雪萊。高德溫這邊也是讓她難為，先是拒絕接受雪萊與女兒的婚姻，在1819年更寫信嚴詞譴責女兒因為喪子而陷入憂鬱。[47]高德溫在1820年後不斷寫信向雪萊要錢，雪萊死後，高德溫轉向初為寡婦的女兒要求經濟援助，直到高德溫過世為止。雖然瑪麗．雪萊重回高德溫社交圈，有助於自己的寫作和出版，然而兩方家族的龐大父權壓力（無論是排斥或不願放手），都讓她幾欲帶著兒子前往義大利。她喜歡義大利，在那邊即使孤獨卻不寂寞，而且義大利氣候和社會環境更適合兒子成長，[48]但是「親情」壓力她不得不待在英格蘭，也讓她常感到無比寂寞。
此外，曾經瑪麗．雪萊著迷於雪萊的自由不羈，日後也是自由不羈讓她感到疲憊和痛苦。雪萊時常與男女友人出遊，忽視家庭生活與日常情感。[49]從1815年到1822年間，瑪麗．雪萊的書信表達出對於雪萊自由戀愛的苦惱、憤怒或沮喪，以及她對於雪萊的依賴、焦慮、失望與期待。她反覆掉入痛苦境地，又再次學習獨立與處理家庭和經濟上的處境。雪萊過世後，25歲的瑪麗．雪萊堅持依靠自己的能力，執筆寫作和編輯出版雪萊手稿，從不選擇再婚這個較容易的維生方式。她在脆弱時刻展現出高度勇氣，以及獨立自主的個性，就如她所寫：「在我年輕的時候，悲傷降臨到我身上……我甚至失去了所有的希望。我唯一的解脫是鍛鍊我的思想，提高知性和知識」。[50]她也寫道：「我可以，也願意，孤獨的生活；我可以獨立於他人的意見行事。」[51]
父執輩的朋友曾向瑪麗．雪萊說到，她和母親之相像，不僅是外貌，更是言行舉止等氣質。[52]瑪麗．雪萊在26歲時堅定地告訴朋友：「我可以維持自己的生活」。[53]她母親在28歲時堅持成為「新一類」人，以專業作家身分獨立維生，[54]兩人獨立性格如出一轍。雖然瑪麗．雪萊與母親沒有相處過幾天，她的思維方式繼承了母親的獨立不依從的特色，不過，當生活經驗和原本的理念相違背時，她們都願意暫停、反思和修改。
瑪麗．雪萊將母親這句話活得淋漓盡致：「你知道我不是生來循舊路而走，我本性中一股奇特的決心驅使我前進」；[55]她展現出十九世紀之後，嘗試走出新道路的女性的沈重人生和英雄氣質。沃斯通克拉夫特和瑪麗．雪萊都是父權時代下沒錢沒官位沒權勢的女性，一生捍衛母職，甚至因母職而死。但她們在法國大革命的時代精神激盪下，寫了幾本後勁十足的書，留下一些特立獨行的事蹟，啟發了下個世代的人們，延續她們的勇氣與精神走下去。
註腳
[1] 參考陳培桂等，《淡水廳志》，臺灣歷史文獻叢刊，據1963年臺灣銀行《臺灣文獻叢刊》影印（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1993），方志類16，卷14，頁348。
[2] 瑪麗．高德溫在1816年12月30日和派西．雪萊結婚後，其簽名改為瑪麗．沃斯通克拉夫特．雪萊(Mary Wollstonecraft Shelley)，書信書最常見的簽名是Mary W Shelley。本文為了避免混淆，此後直接稱她為瑪麗．雪萊(Mary Shelley)，她的丈夫則只寫其姓雪萊。
[3] George Gordon Byron, Darkness, in The Works of Lord Byron: Poetry, vol. 4, edited by Ernest Hartley Coleridge (7 vols., London: John Murry, 1905), 42-43. 本文摘錄的原文為：
“I had a dream, which was not all a dream.
The bright sun was extinguish’d, and the stars
Did wander darkling in the eternal space,
Rayless, and pathless, and the icy earth
Swung blind and blackening in the moonless air;
Morn came and went—and came, and brought no day,
And men forgot their passions in the dread
Of this their desolation; and all hearts…
Were chill’d into a selfish prayer for light”
[4] 范妮是沃斯通克拉夫特和伊姆雷(Gilbert Imlay, 1754-1828)的非婚生女，在法國出生，年幼時曾隨母親前往北歐(1795年6月至9月)，1796年秋沃斯通克拉夫特和伊姆雷分手。1797年沃斯通克拉夫特過世後，高德溫收養范妮。然而她生長在無親生父母的家庭中，孤立感相當強，最後在1818年服用過量鴉片酊身亡。
[5] William Godwin, Memoirs of the Author of a Vindication of the Rights of Woman (1798), in A Short Residence in Sweden, Norway and Denmark, and Memoirs of the Author of the Rights of Woman, edited by Richard Holmes (London: Penguin Books, 1987), 266-267.
[6] 例如《女教論》(Thoughts on the Education of Daughters, 1787)、《女性讀者》(The Female Reader, 1789)和《真實生活的原創故事》(Original Stories from Real Life; with Conversations Calculated to Regulate the Affections, and Form the Mind to Truth and Goodness, 1788)，和最著名的《為女權辯護》(Mary Wollstonecraft, A Vindication of the Rights of Woman, 1792)。她的小說也呈現出女性在家庭和父權社會下的困境：《瑪麗：一篇小說》(Mary: A Fiction, 1788)，和《瑪利亞：女性的受罰》(Maria; or, the Wrongs of Woman, 1798. 死前尚未完稿)。
[7] “Mary W Shelley to Frances Wright,” 12 September 1827, in Mary Wollstonecraft Shelley, The Letters of Mary Wollstonecraft Shelley, vol. 2, edited by Betty T. Bennett (3 vols., Baltimor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3), 3-4.
[8] 轉引自Anne K. Mellor, Mary Shelley, Her Life, Her Fiction, Her Monsters (New York; London: Roultedge,1988), 7.
[9] “Mary W Shelley to Maria Gisborne,” 30 Oct – 17 Nov 1834, in Shelley, The Letters, vol. 2, 215.
[10] “Mary W Shelley to Percy Shelley,” 27 Oct 1814, in Shelley, The Letters, vol. 1, 3.
[11] Mary Wollstonecraft, Letters Written During a Short Residence in Sweden, Norway, and Denmark (1796), in A Short Residence in Sweden, Norway and Denmark, and Memoirs of the Author of the Rights of Woman, edited by Richard Holmes (London: Penguin Books, 1987), 69, 127. 往後簡稱為《短居書簡》。
[12] 在1795年5月19日，伊姆雷在一份文件受授權「我最要好的朋友與妻子(Mary Imlay my best friend and wife)」全權處理他在北歐的海運事務，參見 Mary Wollstonecraft, “Wollstonecraft to Gilbert Imlay,” Hull, 10 June 1795, editor’s note, in Mary Wollstonecraft, Collected Letters of Mary Wollstonecraft, edited by Ralph Wardle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79), 290. 伊姆雷在挪威的船運事業在1795年陷入更嚴重的困境。他希望沃斯通克拉夫特能夠以他的妻子和特使的身分出使北歐四個月，幫助他解決生意上的問題。參閱 “Wollstonecraft to Gilbert Imlay,” 22 May 1795; “Wollstonecraft to Gilbert Imlay,” 27 May 1795; “Wollstonecraft to Gilbert Imlay,” 10 June 1795, all in Wollstonecraft, Collected Letters, 287-288, 288-289, 289-290.
[13] Wollstonecraft, Letters Written During a Short Residence, 96-97.
[14] Mary Wollstonecraft Shelley, “The English in Italy,” Westminster Review, 6th series, 326(1826), in Claire Clairmont, The Journals of Claire Clairmont, edited by Marion Kingston Stocking (Cambridge, Mass., Harverd University Press, 1968), Appendix A, 442.
[15] 轉引自Miranda Seymour, Mary Shelley (London: John Murry, 2000), 94.
[16] Mary Wollstonecraft Shelley, History of a Six Weeks’ Tour through a Part of France, Switzerland, Germany, and Holland, in The Novels and Selected Works of Mary Shelley, vol. 8, edited by Jeanne Moskal (8 vols., London: William Pickering, 1996). 往後簡稱為《六週遊史》。
[17] Mary Wollstonecraft, Analytical Review (1790), in The Works of Mary Wollstonecraft, vol. 7, edited by Janet Todd & Marilyn Butler (7 vols., London: Pickering, 1989), 277.
[18] Mary Wollstonecraft, A Vindication of the Rights of Woman: an Authoritative Text Backgrounds and Contexts Criticism (1792), edited by Deidre Shauna Lynch, (3rd ed., New York; London: W. W. Norton, 2009), 65.
[19] Wollstonecraft, Letters Written During a Short Residence, 79.
[20] Shelley, History of a Six Weeks’ Tour, 21.
[21] 關於瑪麗和派西．雪萊的閱讀書目，參考Gerald McNiece, Shelley and the Revolutionary Idea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9), 10-41.
[22] Shelley, History of a Six Weeks’ Tour, 22.
[23] Shelley, History of a Six Weeks’ Tour, 19.
[24] Shelley, History of a Six Weeks’ Tour, 22.
[25] Mary Wollstonecraft Shelley, The Journals of Mary Shelley, 1814-1844, vol. 1, edited by Paula R. Feldman and Diana Scott-Kilvert (2 vol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87), 13.
[26] Shelley, History of a Six Weeks’ Tour, 36.
[27] Wollstonecraft, Letters Written During a Short Residence, 78.
[28] Wollstonecraft, Letters Written During a Short Residence, 102.
[29] 以下關於《科學怪人》的引文，為求與中文翻譯本一致，皆出自瑪麗．雪萊，齊霞飛譯《科學怪人：現代的普羅米修斯》，(台北市：志文，2000)，頁42- 43。
[30] 《科學怪人》，頁80-81.
[31] 小說尾聲，法蘭肯史坦因至死前依舊勸沃頓的船員要拋卻一般情感、不畏危險和恐怖，完成北極計畫，「你們必須成為一個男人，成為男人中的男人，要緊緊抓住目標，要像岩石那樣堅定」。法蘭肯史坦因只剩一口氣，仍堅持自己「沒有任何應該責備的地方」，他「創造了合理的動物」。《科學怪人》，頁407-408.
[32] 《科學怪人》，頁146.
[33] 《科學怪人》，頁187.
[34] 《科學怪人》，頁209.
[35] 《科學怪人》，頁212.
[36] 《科學怪人》，頁146.
[37] 關於瑪麗．雪萊的政治思想與《科學怪人》政治層面的研究，可參考Mellor, Mary Shelley, 70-88; Pamela Clemit, “Frankenstein, Matilda, and the legacies of Godwin and Wollstonecraft,” in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Mary Shelley, edited by Esther Scho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26-44.
[38] 《科學怪人》，頁239.
[39] Wollstonecraft, Letters Written During a Short Residence, 168-169.
[40] Wollstonecraft, Letters Written During a Short Residence, 169.
[41] Mary Wollstonecraft, An History and Moral View of the Origin and Progress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and the Effect It Has Produced in Europe (London, 1794), 219.
[42] Wollstonecraft, The French Revolution, 252.
[43] Wollstonecraft, The French Revolution, 293; Wollstonecraft, Letters Written During a Short Residence, Appendix.
[44] 《科學怪人》，頁313.
[45] Shelley, History of a Six Weeks’ Tour, 46.
[46] 雪萊死後的1820年代，瑪麗．雪萊和雪萊社交圈通信，幾乎都與爭取兒子的繼承權有關。例如“Mary W Shelley to Lord Byron,” 25 February 1823, The Letters of Mary Wollstonecraft Shelley, vol. 1, 314-315, and footnote 1.
[47] 轉引自Anne K. Mellor, “Reflections on Writing Mary Shelley’s Life,” in Mary Wollstonecraft and Mary Shelley: Writing Lives, edited by Helen M. Buss, D. L. Macdonald and Anne McWhir (Waterloo, Ont.: Wilfred Laurier University Press, 2001), 235.
[48] “Mary W Shelley to Thomas Jefferson Hogg,” 28 February 1823, in Shelley, The Letters of Mary Wollstonecraft Shelley, vol. 1., 316-319; “Mary W Shelley to Jane Williams,” 3 March 1823, in Shelly, The Letters of Mary Wollstonecraft Shelley, vol. 1, 320-323.
[49] 瑪麗與派西．雪萊私奔到結婚的八年間共懷孕五次，生了四個孩子，最後一次發生嚴重流產。各孩子生卒年：長女（不知名）1815年2月22日至3月6日，長子威廉(William)1816年1月24日至1819年6月7日，次女克拉拉．艾維納(Clara Everina)1817年9月2日至1818年9月24日，次子派西．佛羅倫斯生於1819年11月10日，僅次子活到成年。瑪麗．雪萊時常擔心、害怕派西．佛羅倫斯也活不長久， “Mary Shelley to Mary Stow,” 29 September 1822, in Shelley, The Letters of Mary Wollstonecraft Shelley, vol. 1, 283.每次孩子死亡後，瑪麗．雪萊的信中都清楚記下孩子臨死過程和死後的夢魘和痛苦。
[50] “Mary W Shelley to Thomas Jefferson Hogg,” 28 February 1823, in Shelley, The Letters of Mary Wollstonecraft Shelley, vol. 1, 318-319.
[51] “Mary W Shelley to Jane Williams,” 7 March 1823, in Shelley, The Letters of Mary Wollstonecraft Shelley, vol. 1, 320.
[52] “Mary W Shelley to Leigh Hunt,” 18th August 1823, in Shelley, The Letters of Mary Wollstonecraft Shelley, vol. 1, 376.
[53] “Mary W Shelley to Jane Williams,” 7 March 1823, in Shelley, The Letters of Mary Wollstonecraft Shelley, vol. 1, 321.
[54] “Wollstonecraft to Everina Wollstonecraft,” 7 November 1787, in Wollstonecraft, Collected Letters, 164.
[55] “Wollstonecraft to Everina Wollstonecraft,” 7 November 1787, in Wollstonecraft, Collected Letters, 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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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采燁/母與女：瑪麗．沃斯通克拉夫特與瑪麗．沃斯通克拉夫特．雪萊
引自歷史學柑仔店(https://kamatiam.org/母與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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